《列朝诗集·齐王孙承采传》：“万历甲辰秋，开大会于金陵，会合四海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投简，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缉笔墨，理弦歌，修容指拭，以次宴集。若举子之望吉锁院。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称之。”明代后期，是个相当物质的时代，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盛行大江南北，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 通常是这样，物质多了，精神就少，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名利是非场中，文人们会是一个什么德行了？金饼多重，不得而知，三斤白银，价值不菲，一镒银锭，至少也值千儿八百。以今观古，那些得不着奖的诗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块了。所以，对于文人来讲，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将名利视为过眼浮云，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名之大小，位之高低，利之多少，得之厚薄，在乎得要死，计较得要命，并不是很能想得开的。 作家有如月球，你很容易看到他的正面，而很不容易看到他的背面，所以，那些表面文章，嘴上花活，那是信不得的。 说到底，一个名，一个利，这才是中国文人的生命线。 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浮沉文坛的故事。虽然已是相距遥远的事情，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坛，在文人相轻这一点上，不能豁达，或者，不肯豁达，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但这个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实为若敖蚡冒。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列朝诗集》）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初被踢出局的，飙升得快，下沉得也快，连他自己也措不及防。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代的文人，却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攀龙和王世贞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羽毛尚未丰满时，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这样层次的诗人沙龙，靠谁？等到名气有了，知名度高了，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见者一脚蹬了。不领情，还只罢了，搞了一次“苦迭打”，将诗社原先的组织者李伯承，生给政变掉了。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伯承，也太想不开。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至于嘛，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吗？ 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非拉这个打那个，才觉得活得有意思的。 好了，李伯承出局，回到山东济南游千佛山，赏大明湖去了。这两位，也就是李攀龙、王世贞，琢磨着下一步，该把谢榛从诗社里“开”了。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中外古今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列朝诗集》），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的豁达和完全的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中，王世贞稍有一点灵韵外，就比较欣赏这位老戴墨镜的谢先生了。因为他的文学观点，要比强烈复古的李攀龙，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 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频繁，变化匆促。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因缘际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有的人，狗屁不是，文集出了好几大卷。有的人，学富五车，只能坐冷板凳。高下之分，前后之别，宠辱之异，爱憎之变，遂构成文坛的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 明朝中叶的诗文流派。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复古，而且到了不可理喻的顽固程度。 在文学活动中，切忌绝对地主张什么，实行什么，中国文人好拉小圈子，一旦团契化地要推广什么，贯彻什么，那就必然走进死胡同。这使人想起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汤》：虽然，他和他老伴烧的汤里，有鲈鱼片，有肚片，有鲟鱼片，并不难喝，但一碗一碗地非要客人老福卡喝，喝到倒胃口了，还给他不住地端上来，这就实在不敢恭维。无奈的老福卡，只好夺门而出，落荒而走。 如果这个主义，那个方法，这个风格，那个流派，强要人家接受的，只不过是一盆泔水，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老农的一句“听拉拉蛄叫唤，还不种地呢”，便是对这班文学教师爷的最好态度。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长安。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生活在上流社会，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文化精英，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因此，他在这个圈子里面，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 谢榛实力雄厚，比那个气回山东的李伯承要神气些，一，年纪居长；二，成名较早；三，创社元老；四，估计他颇有公关能力，能够拉来一些赞助，能够在前门外某家酒楼，开个新诗朗诵会，找几个歌星到场助兴，能够在厂甸某家书铺，来个签名售书，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场，这点银两，他口袋里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李伯承走后，他顺理成章当了社长和法人代表，那时不用选举，几个人一合计也就行了，估计王世贞一开始会依附于他，王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轻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而弄得老父系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但好景不长，马上受到李攀龙的排揎，这个其实也是贫寒出身的诗人，由于系正途熬到这份功名，是个有级别的厅局干部，很看不上一没文凭，二没职称，三没职务的谢榛和他的江湖气。加之谢榛时不时地对他的作品指指点点，倚老卖老，口无遮拦，他很恼火，一气之下，愤而与之绝交。王世贞马上掉头站在李攀龙一边，也对谢榛加以摈斥，于是，兴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晋，再游燕、赵，遂不知所终地客死于出游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谢榛的这个感喟，既是自绝，更是自弃。我在想，此公最后的抉择，更多是对于文坛的厌倦，倒具有一点豁达的意思了。 《列朝诗集·谢山人茂秦传》：“济南李于麟，吴郡王元美，结社燕市，茂秦以布衣结牛耳。时人论五子诗，首茂秦而于麟次之。既而于麟之名益盛，茂秦与论文，颇相飧责，于麟贻书绝交。元美诸人，咸右于麟，交口以排茂秦，削其名于五子七子之列。茂秦有杂感寄都门旧知曰：‘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即为于麟隙末作也。” 元美，即王世贞，在文学上可称大师，在为人上却绝对不够君子。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提到他以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情分，向其求官，“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人才见忌，自古忆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 因此，与这样一个权欲极强，官瘾十足，见风使舵，事大凌弱的诗人共事，谢茂秦是不会很开心的。 作为“后七子”的第一首领李攀龙，也是谢榛难以相处的人物。此人的领袖欲太强，总觉得自己才高学广，无所不擅，在文学上，复古成癖，“高自位置，矜视侪辈，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汉以降，誓不污其毫素”，所以，他的诗一乏灵韵，二乏精神，其实是个志大才疏，不安于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多有“抉摘”的。连王世贞也认为：“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 一个只能像描红临帖，少有生气，缺乏想象，难得精神的诗人，非要把谢榛压下去，也真是令人气短。 看来，为名作家，却无名作品，有高位置，却无广为人知的文学声望，古已有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官位，却记不住他写了哪些诗篇。凡这类作家和诗人，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从来不会脸红，真了不起。不过，他有一首写谢榛的诗，题为《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倒还可读，而且可以看到他与谢榛没有全“掰”之前，一些还算融洽的情景。 凤城杨柳又堪攀，谢朓西园未拟还。 客久高吟生白发，春来归梦满青山。 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 闻道鹿门妻子在，只今词赋且燕关。 李攀龙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与谢榛还能谈得来，尚可以坐在一起喝酒吟诗。世家子弟王世贞，自然也是相当会凑趣的人物。如果，仔细品味诗中的语气，李的口气中有一点酸味，或许就埋伏了将来绝交的征兆。 题中提到的谢茂秦，即谢榛；元美，即王世贞。李攀龙写此诗时，谢榛正是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李和王都得仰着脸看他，就像当代新进、自封的文学大师，从西欧、北欧、北美放洋归来，那腰板倍儿硬，那脸色倍儿酷，许多人来不及诚惶诚恐趋前问候一样。明代的谢榛，虽然眼睛只有一个，可有资格比他们更牛，因为，与谢茂秦来往者，可不是外国的瘪三汉学家和三流出版商，而是正经八百的藩王。藩王者谁？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请到紫禁城里坐龙椅的候补天子。 他的诗，可唱，他的歌，即诗，所以，这些王爷，都把他当作上宾礼遇。 “谢榛，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歌，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明史》）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朝野异闻录》） 根据以上这些史料，此公当是一位快活人。 赵穆王，赵康王，有可能是两个人，但也不排除为同一人。按谢榛的能量、诗情、机敏、活动能力，兼两份差，拿两份薪水，同时担任两位王爷府上的贵宾，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不也一方面写出长诗《鲁克丝丽受辱记》，讨好他的恩主扫桑普顿伯爵；一方面将其十四行诗集，献媚地题献潘布罗克伯爵吗？用词赋去公关，去干谒，去拍官方的马屁，这种无伤大雅的阿谀，这种不失低级趣味的奉迎，还是可以原谅的。 明代中央高度集权，分封世袭的王爷们闲得没事干，声色犬马之余，附庸风雅，弄几个文人清客在身边凑趣，还得算是品味够高尚的休闲活动。加之明代后期淫佚成风，色情事业发达，歌女乐伎，弦索唱吹，有一个需要流行歌曲的大市场，适逢其时的谢榛，得其所哉，也不足为奇。 因此，这位独眼龙诗人，畅销歌词作者，能够受到多个特权阶层关照，名片上印着这个王府的文学顾问、那个王府的文学侍卫等等头衔，也蛮唬人的。书斋里有秀色可餐的美女，为其弹奏琵琶，活得相当滋润，是毫无问题的。难怪同是诗人的李攀龙，心里怪不是滋味，要写出这首酸溜溜的诗了。清人沈德潜评点李的这首诗，“诵五六语，如见茂秦意气之高，应求之广”，连隔代的沈老夫子也对谢榛之火、之红、之快活得令人眼馋，有微言焉，李攀龙能受得了？ 公安、竟陵派出，主张性灵、童真、本我，又把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彻底粪土。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谈到：“邸中偶与袁中郎谈诗，其攻王（世贞）李（攀龙）颇甚口而詈，于麟尤苦。”“渠所最所推尊，为吾浙徐文长，似誉之太过。抽架上徐集，指一诗云：‘三五沉鱼陪冶侠，清明石马卧王侯’，谓予曰：‘如此奇怪语，弇州一生所无。’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语有何佳处，且想头亦欠超异，似非文长得意语。’袁苦争以为妙绝，则予不得其解。” 文人应该以文为主才是。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栈，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所以说，文学之争，有多少究竟纯属于文学性质的论争，是大有疑问的。归根结底，无非两者，名的升沉，利之多寡而已。在名上，升者怕沉，沉者要升，升者要长升，就得使别人老沉，沉者要上升，就得使升者往下沉；在利上，多者总嫌少，少者不怕多，多者想多，必须使别人少分一杯羹，少者要多起来，必须要不择手段将嘴伸到别人的碗里。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角力态势。 所以，日子过得很快活的谢榛，心灵深处却豁达不起来，因为，李攀龙认为这个独眼龙挡他的道，弄一些抬轿子、吹喇叭，圈子里造空气，圈子外放风声，弄得谢榛很郁闷，于是，一甩袖子，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后来，他客死大名。在一个没有真正对手的竞争中，李攀龙终于如愿以偿，登上龙头老大的位置。不过，《明史》不怎么肯定他：“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因此，文学史上视他为明代伪古文潮流中的李梦阳第二，这就更不是什么正面的评价了。 因为李攀龙要当这个沙龙的龙头老大，“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明史》），无论这三位诗人，友好的时候，亲密无间，好到恨不能同穿一条裤子，分手的时候，互为仇雠，恨到不咬一口就死不瞑目的程度；也无论这三位诗人，怎么扛过文坛的大鼎，怎么“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地对文坛起到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文学史上，也只能是属于一笔带过的人物，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是很令今日兴致冲冲者气冷的。那些自认为主导潮流，气横宇内者，那些自以为文学领先，已经不朽者，其实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但上帝不怎么支持这位挤对别人而得意的诗人，很快使其离开这个世界。他想不到，剩下来的王世贞，独领风骚。“攀龙殁，（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如果，李攀龙不死，还把持着诗坛，王世贞也断不了要跟他掐的。 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载：“王李七子起时，汪太函虽与弃州同年，尚未得与同列，太函后以江陵公心膂骤贵，其副墨行世，暴得世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称无美伯玉。而七子中仅存吴明卿、徐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尽有合处，至碑版纪事之文，时援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扞格不通，其病大抵与历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初因汪得张居正重用，连忙拉他入列七子，后因为张居正垮台，便大批汪之文章，首鼠两端，令人齿冷。 又载：“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诞辰，弇山、大函，俱有幛词，谀语太过，不无陈咸之憾。弇山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颂矣。太函垂殁，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王世贞的这一副小人嘴脸，便暴露无遗。 文人的心迹，总是讳莫如深，很难探知究意，但文人的行径，不经意间也能露出一点端倪，更何况时间这试金石呢，那尾巴，那马脚，早晚总会显现出来的。 现在，除了研究明代诗的专家学者，还有谁去关注“前七子”，或“后七子”呢？ 随行就市的时值，文学史是不会认账的，因为文学史不可能无限制地装进去只具有相对时值的作家和作品。时愈远，值愈低，甚至在当时很有名，超过王世贞和李攀龙的谢榛，一直到明末清初，这位独眼龙诗人，仍不断受到评家称誉。陈子龙评曰：“茂秦沈煉雄伟，法度森严，真节制之师也”；钱谦益评曰：“茂秦今体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七子五子皆不及也”；沈德潜评曰：“四溟五言近体，句烹字煉，气逸调高，七子中故推独步”。但文学的淘汰，说来也真是无情，如今，即使如谢榛者，几乎不大为普通读者所知悉。而李攀龙，而王世贞，甚至还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人疵议了。 公安袁弘道对王世贞、李攀龙的清算，最为彻底：“唐自有诗，而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亦皆有诗，而不必盛唐也。欧苏陈黄，亦乃有诗，而不必唐人也。唐人之诗，无论工与不工，取而读之，其色鲜妍，今人之诗虽工，拾人饾订，才离笔砚，已成陈腐，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摹拟，所由来者异乎？”“中郎之论一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以涤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 这位袁弘道还有一句名言：“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便是时下那些腰板硬，脸色酷的伪大师们的最好描写，也是那些春风得意，功夫全在文学外的准不朽者的最佳形容。 在这个舞文弄墨的圈子里的男女老少，无论是暴得大名者，浪得虚名者，或者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者，甚至还包括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东放一屁，西嚼一蛆，搞点小耸动，冀获微名者，对淡淡的旁观者来说，即使不从文学史的角度衡量，这班货色，充其量，秋风落叶，总是要随风而逝的。 文学，终究是文学；文学以外的东西，终究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想到这里，也就顿觉豁达多了。 不过，到了王世贞晚年，病重卧榻，有人去探望他，看见这位誓不看唐大历以后书的文坛领袖，枕头旁边，放着一本《苏子瞻集》，他自己也一百八十度地变化了。而他的儿子冏伯，就完全否定他的文学主张：“冏伯之论诗文，多与弃州异同，尝曰：‘先人盖弇山园，叠石架峰，但以堆积为工，我为泌园，土山竹树，池水映带，取其空旷而已。’予笑曰：‘兄殆以园而喻家学欤？’冏伯笑而不答。”（《列朝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