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生之中少有乐趣。 他与我共用一张绘图桌，少说也有二十年了。每当我在桌面上，当然是桌角上啦，钉了几枚图钉，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起下来，在手心里攥一会儿，藏到我再也找不着的地方。然后就把他自己花钱买的一卷透明胶纸带，成心留在绘图桌的小抽屉里。这用意是明显的，是让我用胶纸带粘图纸，而不要用图钉，免得把桌面钉坏。还有，如果我粗心地在小抽屉里落下了铅笔、橡皮、三角板之类的文具，他就不再使用这个小抽屉了，而且还悄悄地替我把每一支铅笔都削得尖尖的……这些无言的小动作，只有他和我知道。正是由于这些细微小事，才引起了我对他的某种兴趣。 在同一个农机研究所里共事二十多年，我极少发现他会笑。也许他根本就不会说说笑笑，连别人成心开他的玩笑，他都听不懂。工余饭后，他独自在小树林里遛个弯，就缩回单身宿舍，洗洗衣服，翻译一点儿英文或俄文的技术资料，直到眼皮打架，上床睡觉。除了这些，他个人生活中还有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回想起来，“文革”中两派群众激烈辩论的场合，从未见过他的身影。现在，打倒“四人帮”三年多了，电影、小说、球赛等文体活动日渐丰富，他也从不问津。除了工作，就是散步、洗衣服、搞点翻译。唉，这个枯燥的人！ 最近，研究所提拔了一批工程师，有他，也有我。这可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授予职称呀，许多科技人员脸上增添了笑容，彼此以张工、李工相称，而他呢？依然故我，毫无欢笑。也许他心眼里高兴，不善于表露罢了。这是我的揣度。我这种猜测多少有点儿根据，因为他是个公认的“内向人”。此中有个小笑话：“文革”当中，常开会，把大伙儿开腻了，纷纷溜号，所以工宣队长要点名。他的名字叫芮向仁。工宣队长不认识这个芮字，读成了内，他不肯答应，惹得队长发了脾气，大声呵斥，“知识分子真是酸溜溜的，明明姓内，还非要加上个草字头不可！耍什么花招？”大家憋不住地笑了，芮向仁也苦笑了一下。谁说他不会笑？苦笑也是笑嘛。从此以后，同志们就成心叫他“内向人”。而北呀，也确确实实是个内向的人。 当了工程师之后，大家就称他为内工。他也无可无不可地点头应承了。其实，这内工二字毫无贬意，他学业功底很厚，又从不炫耀自己，岂不是一种“内功”么。 一天，司机小陈开车，把我和李工、内工送到了怀柔县他部的深山区，调查山地农机具的使用情况，住在个小小旅店里。晚上，小陈掏出一副扑克牌，要玩一会儿。可是内工不会打扑克。小陈央告着： “不会桥牌，打百分也行啊！怎么，您连抓王八也不会吗？” 内工一个劲地摇头。我们三缺一，胡乱玩了一阵子，索然无味，就收了摊儿。 “内工，您会玩啥呢？”小陈不甘心地问。 “我……玩？……我不会。” 小陈不满意这种笼统的答复，就举出不少例子，一项一项地问：“下象棋？围棋？弹琴？唱歌？打球？游泳？看小说……？” 内工一一摇头。忽然，他眼睛一亮：“从前，我父亲逼着我读过《文心雕龙》！” 李工笑了：“那可不是小说！” 我也跟着敲边鼓：“令尊大人用错了药，这本书一定倒了你的胃口！” 内工的眼神又变得灰朦朦的了：“可能，反正我也没看懂。” 芮向仁刚刚四十五岁，由于身体虚弱，白发过早地长满了双鬓。他常年伏案制图，胸脯凹了进去，背也有点驼了，细密的鱼尾纹布满眼角，望上去象个年近花甲的老夫子。当年，他曾经是清华园里一名绝顶聪明的高材生。十七岁就考上了大学，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机研究所当技术员，没想到如今身体垮成了这般模样。我熟知他每天走上四楼绘图室时都喘着气擦汗的样子。无论冬夏，他一上楼准出虚汗……他患了什么病吗？没听说过。我只知道他常去医院拔牙，前两年已经换成了满口假牙。有天大清早儿，我到单身宿舍去叫他一起下乡，猛然看见他摘掉假牙和深度近视眼镜正在洗脸的相貌，哎呀呀，我真的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撞见了一位老太婆。我痛心地询问他为何衰老得这么早？他什么话也没说。 在山区小小的旅店里，司机小陈玩不成扑克牌，已经蒙头先睡了。李工是出名的夜猫子，刚九点钟，无法上床，就抽着烟看《红与黑》。那电灯泡最大不过25瓦，黄乎乎的，我不愿挤到跟前去看书，就只能跟这位不会说笑的内工聊天了。其实，他连聊天也不会。 “你真的没看过小说？……不识字的农民还听人说书哩。”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谁知道他是啥意思。 “三言二拍，五才子，总看过吧？” “什么五才子？” “《红楼梦》，《西厢记》，《封神榜》……”没等我说完，他就频频摇手，不愿我再往下说了。 “无论如何，《西游记》总是看过的吧？……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个筋头十万八千里！连这也不知道，还算个大学生吗！” “听说有个孙猴子。可我没看过《西游记》。也不相信一个跟头能翻那么远……没有科学根据。” 我感到震惊了。望着他疲倦的面容，连聊天也难以继续下去。但我还是想探索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又问：“难道你从来就不玩？我是说娱乐。除了工作之外，你就一点儿乐趣也没有吗？……就算现在不爱玩，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唱一支歌吗？” 他若有所思：“我五音不全。” “懂啦，耳音不准。” 我再也没话可说了，只好洗脚上床。 深夜，芮向仁突然坐起来，凑到我的耳边，郑重其事地相告：“想起来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玩过弹球！你别笑，是真的，那种小玻璃球儿，有透明的，有带花的，我弹得很准哩……后来，上了初中，我还喜欢另一种玩意儿。就是把英文单词写在小纸片上，很多小纸片儿，有点像扑克牌，也是硬纸的，就是比牌小得多，装在衣兜里，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掏出来，一张一张地背单词儿。先是放在左边兜里，一张一张往外掏，背了之后就塞进右边兜里去，很有趣的呀！原先左边的衣兜儿是鼓的，走完几条小胡同，右边的衣兜就变成鼓鼓的啦……谁说我从来就不会玩？只可惜这种玩意儿没个名称，也不能跟别人一块玩。” 经过这次聊天之后，我下决心再也不跟他聊天了。但是，“内向人”也是人哪！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吧？一丁点儿喜怒哀乐都没有的人，大概并不存在吧！我怀着某种好奇心，进一步观察他了。 有一天，内工主动给我们讲了个故事，讲得十分开心，眉开眼笑。原来，是他在西郊菜区发现了一台秋菜播种机，这台机器有个部件叫“空心橡皮镇轧辊”，那设计过程中有了使他大感兴趣的事儿。 “播种秋菜——大萝卜、大白菜的时候，正是咱北京地区的雨季。菜田土壤含水量很高，很黏。播种机的镇轧辊总是粘土，哈，把刚播下去的菜籽儿又粘跑啦！哈哈，任何金属的辊子，表面光洁度再高也克服不了这个难题儿。可是，有个农村的小媳妇想出了个好办法，她发现马车的胶皮轱辘不粘土——不是不粘，而是胶皮轱辘有弹性，转动的过程中反复变形，粘了一层土，胶皮一变形，土就自动脱落了！哈哈哈，这个小媳妇真有心眼儿，提了个合理化建议，技术员就做成了空心橡胶镇轧辊。难题儿就解决啦！这些农民真是发明家！哈哈哈哈!” 自此之后，我对内工改变了看法。谁说他没有乐趣哩？原来他的乐趣在这里呀！可是，当他把故事向我们反复讲过多次之后，我又有点儿替他难过了——这居然是他唯一的乐趣啊！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我们研究所开了一次欢送会，欢送内工调到华北一个油田的施工队去工作。这哪儿是欢送呀，简直是“哭送”！老芮在会上哭了，我们也流了泪。 事情很简单，却令人心酸。原来是国庆节期间，村里正忙着使用播种机抢种秋分麦，领导上有意照顾芮向仁，便派他下乡去了解机播小麦的情况，顺便回家住几天，与妻儿老小团聚，还可以每天发给他三毛钱下乡补助。可是下乡回来之后，老芮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 内工要求改行，调出北京，这消息一传出来，便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所里引起了许多议论，也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零星回忆：芮向仁的家在京郊平谷县农村，在深山沟沟里。他妻子是个民办小学教员，带着两个孩子，长期与丈夫分居。老芮的父母都六十多了，虽然参加劳动，却挣不了多少工分。一家六口，主要靠他夫妻二人每月总共八十四元的工资过活，捉襟见肘，所以老芮每月只给自己留下十六元生活费，其余的全都寄回家。 “这十六块钱，怎么安排衣食住行？” 在研究室里，在宿舍、食堂、楼道里，大家都在算这笔细帐。 “这得用电子计算机才能求出最佳方案！” “除了吃饭、穿衣，买点牙粉、肥皂，当然不能再买烟、酒、茶……” “也不能买电影票，更别买小说。” “二十年哪，他月月都拿自己的面票跟别人换粗粮票，为的是每吃一个窝窝头就比白面馒头节省两分钱……” “没错！二十年哪，他吃的副食基本上是咸菜。” “他只有两双鞋：一双棉鞋，一双塑料凉鞋——一年两大季，脱了棉鞋换凉鞋，脱了凉鞋换棉鞋。他自己说过，这叫做‘不配套’！” “可惜呀，研究所的领导并没有注意过……” “调到油田去，就好了吗？” “这次，他回家，遇见了一个本家兄弟，在油田施工队当队长，说是油田很缺技术人员，只要他肯去，不但可以把老婆也调到一起，而且每月还有三十六元外勤补助，干得好，年底还有百十块钱的奖金哩！” “要是真的，我也想去！” “别凑热闹啦，你也走，我也走，这研究所还办不办？” 应该承认，我们研究所是个“清水衙门”。从所长到大家，谁也舍不得内工走，可我们也没法资助他这每月三十六元的津贴啊！我们这事业单位不准发奖金，只能年底发一个带奖字的搪瓷杯子，我们每人都得过三只奖杯了，凑起来足够开个茶馆！我们更无力将她妻子调到一块来。 能说的话，会下都说过了。开欢送会，却是鸦雀无声。我们只能流着眼泪“欢送”他走！以使他不再一天三顿儿吃咸菜…… 芮向仁却哭着说：“我是学农机专业的，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设计新的农机具……我将失掉自己唯一的乐趣了！” 写于1980年春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无广告、全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