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犀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一般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文字狱。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阎锡山、龙云、冯玉祥这些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竖民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在了解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后，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国军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病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属于奴隶主，本应什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嫌疑”的罪名下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是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他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