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常听我那已经故世的姨娘说：有一年，她从百里之外赶到我家看望外婆。风尘仆仆刚进家门，看见我坐在小凳上翻一本厚厚的小说。她喊了我一声，我迷迷瞪瞪站起来，既没有表示惊讶，更没有表示欢迎，只把那本小说举在手里，问她：“你看过这本书吗？”那一年我是七周岁，上小学二年级。我看的那本小说叫《野火春风斗古城》。

    如今这么大的孩子大概再没有谁还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了。然而在我的童年以至整个少年时代，对金环银环以及杨晓东和他母亲的敬仰一直在我心中占据着很大的地位。小时候我的理想之一是当间谍，最好是国际间谍，在敌人心脏里出生入死，窃取情报，想起来无疑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那段时候我还看了很多别的书，记得有《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什么的，不知道怎么都不及金环银环的故事使我喜欢。

    那时候我是个很寂寞的孩子。我向来不善于交友，更不喜欢玩耍，觉得这一切都不如书本里的世界来得有趣。我的面容因为看书太多的缘故显得早熟，十来岁时便像个非常懂事的大姑娘。我常常终日不说一句话。为了这个母亲很不喜欢我，说我太“冷”，太没有“热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很敏感、很容易激动、很有主见、也很能够理解一切的孩子，只不过那时候小说抓去了我的全部灵魂，我所有的感情都在看小说的时候用光了，用得一点不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像一个苍白寡味的木偶。

    11岁那年，“文化革命”的浩劫开始了。那一年我正好小学毕业，正是到了求知欲非常旺盛、嗜书如命的年岁。父母因为害怕招来灾祸，把家里所有的小说和杂志都卖到了烧腊店里。于是我读地理，读历史，读政治教材，读母亲的“初中语文”、“高中语文”及教学参考材料。凡是家里能够找到的、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我都找来读过了。有一次偶然发现家里的碗橱后壁糊了一层旧报纸，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已经黄得发黑，而且是颠倒了糊上去的。我精神大振，搬了一张椅子放在下面，爬上去，把腰弯成90度，歪着脑袋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我走在街上，就留神街头巷尾有没有一张半张飘落的书页，要是有，我一定要蹲下去看完才走。想起来，那时候真有点“饥不择食”的样子。不过，正因为小时候看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考大学时我的地理和历史考分特别高，倒是沾了不少光。现在，在我自己拥有一橱又一橱各种门类的书籍之后，不知怎么我却再没有了当年看书的热情。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总有些说不出来的歉意。

    那时候，我家住在一个教师大院里，院里有一帮同龄的孩子。有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学里原来的工会主席，有一天他把学校图书馆里属于“横扫”对象的小说偷偷带回家一箱子。这一来全院的孩子们如同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只恨爹妈没有多生出一对眼睛来。所有的书在伙伴们中间轮番传阅，然后再以这些书为资本，从院外别的孩子手里以书换书，直至换到最后不知道书的真正主人是谁。这一切活动又都瞒着各自的父母，因为父母们都是虔诚的“革命派”，教育学生不要看“毒草”的同时也严禁自己的子女沾边。那一段日子我们过得快活无比。看的到底是些什么书，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我已经全然记不起来了。然而看书时的那种兴奋，那种陶醉，那种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的神情，却是怎么也不能忘记。

    有一天，我记不清从谁手里借来了一本《迎春花》。可巧那段时候报纸上正在批判这本小说，说它有“黄色内容”。这个字眼儿对于一个12岁的情窦未开的小姑娘来说，显然是过于艰深了。但是从大人谈论这个字眼时用的语气和眼神，我似乎又模模糊糊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当时借到这本书后，我兴奋至极，一口气从头翻到尾，想要看看“黄色小说”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不知道是我真的不懂还是别的原因，我觉得很失望，我没看出这本书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记得书中写了这么一段：女主人公因为长得漂亮，一天晚上地主恶少企图强奸她，她又羞又怕，拼命脱身回家，在水缸里舀了冷水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已经睡下去的父亲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不好对父亲讲，支吾了几句。或许这就是书中“黄色”的地方？我搞不明白。然而那时的我偏偏又有股不屈不挠的劲儿，把这一章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总想琢磨出一点什么来。那一天下午我母亲去学校之前，嘱咐我晚上烧开水下面条，我心不在焉，傍晚的时候烧了一大锅稀饭。又因为埋头翻书，稀饭开锅之后溢了出来，满地米汤横流，煤球炉也被汤水浸得奄奄一息。要不是母亲正好回家，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母亲当时大为恼火，一看令我如此着迷的是《迎春花》，更加不肯饶恕。在那时的母亲心目中，报纸上批判的小说绝不是好东西，看了会“中毒”。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书，塞进了正在燃烧的煤球炉里。我放声大哭，发疯一样地扑向炉子，伸手把书抢了出来。然而书的后面已经被烧掉了几页。我又气又怕，担心被烧坏的书无法还给人家。后来好像是搭了我自己的另一本什么书才勉强还掉。很多年后我跟母亲讲到这些事，母亲总是说：“那时候还不是为你好吗？怕你看了书上当学坏。”我无言以答。

    1975年，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期间，因为发表过几篇小说，有幸被借调到《雨花》杂志搞编辑工作。我欣喜若狂，以为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小说书总是少不了我看的。谁知道去报到的第二天，我大失所望。在编辑部唯一的那个小书橱里，稀稀拉拉歪着二三十本小说。看看书名，除了红极一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之外，记得还有《红旗谱》、《山乡巨变》、《春种秋收》之类，清一色是农村题材的中国当代小说。我心想，真见鬼，这些书我十年之前就看过了！

    《雨花》当时的主编对我很好，知道我喜欢看书，有时会偷偷塞给我一本外国小说。有一回，他交给我书的时候神情有些异样，像是激动又像是兴奋，如同将要把一件珍宝展示在我面前一般。那书也是用报纸包着的，扎得严严实实。他悄悄说了一句：“《基度山恩仇记》。一个星期内要看完还我。”我没听清那个古怪的外国书名。那时候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本外国小说，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本书的魅力。当晚回到宿舍，我开始看书。一开头觉得平常，故事进展似乎太慢，有关拿破仑政权和法国王朝的故事令我似懂非懂。然而看到主人公在古堡里结识了那个长老之后，我便完全完全被故事情节抓住了。我兴奋，激动，心跳异常，浑身的血流都在加快，仿佛自己也跟着作者进了那个阴暗、潮湿的古堡，在听那个智慧的长老分析一切、交待一切。我从天黑看到天亮，一口气把书看完。我知道这本书仅仅是第一部，下面还应该有更精彩的报恩报仇的故事。第二天我去问主编，他说这本书一共有四部，下面三部借不着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来，浑身冰凉。此后的日子我始终没有忘记这部未能看完的小说。我跟好多人讲过这本神奇小说的开头，也向好多人打听过有没有关于这本书的线索，终是未能如愿。

    几年之后，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在北大图书馆浩瀚的书海面前感到一种升华，是生命的升华。在我领到了大红塑料面子的借书证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去借一套完完整整的《基度山恩仇记》。遗憾的是，知道这本书精彩的人绝不止我一个，因此我也一直没有能借到手里。借书处的老师总是抱歉地告诉我，这套书从来就没能回到书库。

    一年之后，18—19世纪的很多文学名著开始在国内大量出版、发行。我不止一次排在海淀新华书店前长长的队伍里，为买到一本《牛虻》或者《悲惨世界》挤断了书包带子。终于有一天我辗转托人买到了一套《基度山恩仇记》。我把这套书放在桌上，嗅着那里面新鲜的油墨味，不知怎么想到了过去十几年的读书生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天哪，从此以后我可以痛痛快快看书了，可以爱看什么就看什么了！

    我坐在书桌前，从从容容地、认认真真地看着这套渴慕已久的书。看完第四部的最后一页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一种由失望伴随而来的痛苦缓慢地袭上心头，我突然之间觉得想哭。这就是当年那样令我激动、令我神魂颠倒的《基度山恩仇记》吗？它精美的艺术在哪里？它的思想内涵又在哪里？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出它的动人之处了？

    我把这套书包起来，放在箱底，从此再没有碰过。少女时代的快乐和盼望烟消云散，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美丽的幻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虚幻的假象。

    然而我喜欢看小说的嗜好至今不变。读大学时，哪怕在期末考试最紧张的日子，只要手边有一本好书，我的眼睛便总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往那书上溜，该看的功课再也看不下去了，直到推开功课拿起书来看完罢休。当了专业作家也是如此，交稿期限可以置之不顾，精彩的小说还是要看的，而且看得忘记白天黑夜。遗憾的是，似乎能够这样吸引我的小说越来越少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看峻青《黎明的河边》看得泪如雨下，现在看书却很少为那些悲壮的场面感动。我常常怀疑这是因为自己看得太多而变得迟钝的缘故。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看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盘缠在一起的毒蛇》，另一次是看美国一个女作家的《拓荒者》和《哦，我的安东尼娅》。看完这两本书以后，有好几天我只愿意一个人独自呆着，静静地，不说也不笑。书中描绘的一切浸透了我的灵魂，我只觉得心里憋得喘不过气来。

    看别人的小说能启发自己的灵感。在写完一部作品而又不知道下一部该写什么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本接一本的看书。看着看着就来了冲动，书往旁边一扔，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坐回到书桌前去。

    最喜欢的读书时刻是在冬天，夜晚，夜深人静时。脱去笨重的冬衣，拥被而坐，怀里抱一个热水袋，就着床头台灯的圆圆的光圈，靠着女儿温暖的小身体，无声无息。如果窗外添一点凛厉的风声或者洁白的雪花，便觉得更有诗意。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时刻更让我愉快的了。旅游、逛街、欢宴、跳舞、聊天，甚至跟丈夫的耳鬓厮磨，那是另一种快乐，跟冬夜读书不能相比。

    多愿意永远有这样的愉快，而不要有童年和少年时代读书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