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这封加急电报，我怔住了。 一看表，这趟列车再有半个小时就要进北京站了。电报上再三强调必须到车站去接，因此，我不得不赶快往地铁车站奔。这位老爷子啊！还是他那个脾气，而且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发出电报的地点，不是省会，却是离省会很远很远的山区里的我那家乡S县。天哪，这位省纪委的负责同志到那偏僻的山沟里，会去处理什么案子呢？ 肖林同志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不仅教过我书，还带领我们很多同学参加了革命。所以，过去这样称呼他，现在仍是这样叫。不光我如此，其他同学至今也未改口。我想，也许是他的高风亮节使人敬慕吧？尽管他那驳壳枪式的脾气，我们都领教过；譬如这封突如其来的加急电报。但我们这些随着那支驳壳枪的指挥，闻过几天火药味的人，始终尊重他，信任他。否则也不会急如星火奔赴北京站了。 去年春天，报社总编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写一写这位省纪委的副书记。其实，我也算是一个跑不大动的记者了。但总编面露难色，大有劳您驾的歉疚之意，因为先前去的两位记者都给碰了回来。我知道，让一个绝口不肯谈自己成绩的老爷子，讲他怎样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正义，维护党的利益，同那些败坏党风党纪的人斗到底的过程，是件绝顶困难的事情。但，我还是答应了，也许，老爷子不会给他的学生尝闭门羹吧？ 人上了岁数，常常嘴碎，爱唠叨，言语的逻辑性不强，而且记忆力衰退，说了后头，忘了前头。但肖林同志尽管马上就要跨入古稀之年了，可一点也没有那种老年人的糊涂，头脑清醒，处事冷静。他简直不怎么费力，就把四十年前他教过的那个班的全体同学的名字，一个挨一个地说了出来。真遗憾，其中有的人我都记不得了。 “肖老师，我印象里最深刻的，莫过于你那支拴着鲜红缨子的驳壳枪了！” “不是鲜红颜色——”他给我校正着，“作家就爱夸张！” 也许儿时的记忆总是最鲜明的事物，才会永志不忘。我记得那是鲜红色的，这可能和我们贫瘠的S县太缺乏色彩有关联吧？那支驳壳枪和他火急火燎的性格，简直成了传奇。因此我在设想，如果可能——谁知道总编会不会同意我这样充满浪漫色彩的抒发呢！——从这支驳壳枪来开始写这位铁骨铮铮的纪委副书记，那是再准确、再形象不过的了。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采访任务，而且我当然要把话题转到我需要的方面来。但是，我也看出他知道我所为何来，看出他故意和我绕圈子，离得十万八千里地谈天说地。假如我索性挑明了，毫无疑问，他那驳壳枪脾气会把我轰出去。可是，我也觉察到，他倒希望我宁可闭嘴不谈正题，省得他驳壳枪爆炸。无论如何，我是远道来看望他的学生，尽管我算不得是他的得意门生。 于是，我们俩很像下围棋似地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话题自然而然地集中到那白云深处的S县。因为我想了解的有关他的纪检工作，他不肯讲；面对记者、作家、艺术家，这位老爷子又抱有一种君子远庖厨的辞谢态度。“你们这些个文化人哪！你们这些个耍笔杆子的啊……” 所以，他在赞叹根据地的小米，特别是我们S县山沟沟里那种狗尾巴黄的谷子，不仅养育过革命，而且还很能出息革命人材的时候，掰着手指计算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谁在搞上天的事业，谁是某项大工程的主持人，谁当了外交官，谁已是军区的参谋长……就是不谈我和小顾。 老爷子啊！你也太偏颇了一点吧？ “我们国家，我们党，多么需要栋梁之材啊！” 言外之意，我这个记者，顾康那样有点名气的艺术家，都不能算在栋梁之列，真让人感到窝心。我倒还罢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不过，我很为小顾抱屈，据内行说，他的书画篆刻，堪称三绝哩。我决非替我的同学吹嘘，他的书法作品在国外展览时，售价以平方厘米用日元和美金计算的。外交官也好，参谋长也好，闻其大名者能有几许？而知道顾康书法的人，海内海外都很多咧！否则，他那个小四合院，也不会门庭若市了。 我和小顾——他永远那样短小精明——虽然同在北京住着，倒并不怎么来往。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一种既不算隔阂，也不算亲近的关系。尤其他脱颖而出，成为名流以后，应酬、宴会、办展览、陪外宾、讲课授学、即席挥毫，我就更不好意思去耽误他的宝贵时光了。有一次，报社总编突然风雅起来，央我求他治一方闲章。我接连拨了好几天电话，才把这位忙人找到，还未等我把话说完，他那里已经不耐烦了。不过，看在老同学面上，倒没拒绝，但也未曾答应。只是告诉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位外国副总理、两位大使，几位美洲侨团领袖的章，压着来不及刻呢！” 像顾康这样知名的艺术家，肖林都不看在眼里，那我就更自惭形秽了。 等我赶到火车站，一看钟楼，不由一惊，已经过点，看来，老爷子这顿训斥是非挨不可的了。我连忙买了张站台票，朝出口处冲去。谢天谢地，列车晚点半个钟头，我这才长长出了口气，把心放下。 肖林同志是最早在S县开辟工作的前辈之一，所以他对我们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一谈起来，他并不像一般老年人那样用常有的那种怀旧情调，回忆自己当年的黄金时代，而是总觉得对我们家乡还欠着什么似的。那次去采访他，他就很有歉意地说：“这么多年，我自打离开，至今也没去过。听说，好像那块老革命根据地进展不大，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咧！我收到一封信，他们对烈属各方面的照顾——”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喑哑了，沉默了好久，才冒出一句：“总有一天，我要去的。” 难道他会为这些事去S县么？不过，他老人家的脾气是很难捉摸的。 因为谈话中提到了烈属，就回忆起那次难忘的战斗，肖林同志关切地问：“那块汉碑，后来我就不晓得下落了！” “现在被历史博物馆收存，顾康告诉过我，算得上是馆藏珍品了！” 他感慨地说：“为了那块残破不全的汉碑，不被鬼子抢到东洋去，我们可是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可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鲜血，是怎样润湿了这块汉碑。我记得我们把他和那块夺回来的碑石，用担架撤下火线的时候，他那失去控制的鲜血，点点滴滴地汇聚在碑刻的笔划之中，那几个似乎是血写的红字，现在回想起来，也仍旧触目惊心。 可是，如今在博物馆参观的人，是再也瞧不见那斑斑血迹了。“肖老师，其实我跟顾康建议过，他应该跟收藏部门去交涉，至少，把保护这块碑石的历史，告诉给观众。” “干什么？”他不以为然地反问，“因为我流过血，所以我有权利得到大家的仰慕，赞扬，鼓掌？你呀你呀！你把我看成放印子钱的人啦！过去我下过本，今天我就应该收回利息么？” 他把问题想得太偏执了，面露不悦之色。我连忙对他解释：“其实，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什么正常？应该做的工作，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呢？怪事！”他指着我的鼻子——顿时，使我想起他那支驳壳枪，似乎还在他手里握着。那喷火的枪口和火一样燃烧的红缨，在我眼前闪烁。“我告诉你，因为是老朋友，请你喝杯清茶；要是采访，对不起，我可不奉陪！你干吗写我呢？难道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大一个省份，就找不到比我更值得写的人吗？你干吗揽下这份差使——”看来，这老爷子不但不糊涂，而且很有心机，因为看透我的来意，所以陈谷子烂芝麻翻起旧账，敢情是让我明白他那驳壳枪的性格。他老人家这辈子一个很重要的信条，就是尽量把自我的欲念，压缩到最低或者最小的程度。因此，他很看不惯，甚至憎恨，进而深恶痛绝那些只知道自己，为自己张罗而忘乎所以的人。他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过，肖林同志还是看在我是他学生的份上，没有轰我出去，而他，一甩袖子把我撇了！ 于是，我和前两位记者的遭遇一样，空着手回报社向总编复命：“实在无能为力，碰了钉子！” “顾康说对了，那老头很怪！” 总编怎么和我老同学联系上的？还未等我感到诧异，他先说了，“过去，我们报纸文化版，对这样知名的艺术家注意很不够。”他好像对我，也对我家乡S县抱歉似地，“真没想到深山里的小县份，也能飞出一个凤凰来！” 当时，我为我的老同学感到荣光，也为我的老师那古板的，似乎不合时宜的性格，觉得有点遗憾。 晚点的列车终于进了北京站，肖林老师一下车，我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枣花蜜的香味，和我那缺煤少柴的家乡烧的枯艾野蒿的烟味，马上判明，他老人家是直接从S县来的。 “老天，你去那山沟沟里干什么？” 他笑了：“我离休了，你不知道？”也许我瞪圆了的眼睛和那惶惑的脸色，使他明白了我没有讲出的话，在月台上毫不在意地大声指责我：“你们这些个文化人哪！总是把正常的事情，看成不正常，而把不正常的事情——”也许他觉得自己讲话的声音太响，引得月台上的旅客都掉过头来打量他，面露惊诧的神色，便把话咽住。然后，他朝我身后找寻什么人似地绕了一圈，问我：“小顾呢？” 肖林老师在北京的学生不少，而他的战友、部属、同事、故旧就更多，其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一次来北京，单单打电报让小顾和我来接，又有什么蹊跷呢？ “怎么回事？顾康为什么不来？”老爷子不高兴了。 我赶紧给他解释，这位艺术家是如何的忙；尽管兼的都是虚职，什么美协啊，书协啊，国画研究会啊，金石学会啊，当个理事或是委员，会议是少不了的。所以，据我们总编透露，求字求画求治印的，已经把明年都排得满满的了。时间对他来讲，是多么宝贵！“你还是别怪罪他吧！” “走！先找他去！再忙也得给我让路，我是特地赶来找他的。真没想到，一个人写写画画，会出这么大名。” 看来，我这位老师也在修正他过去对文化人的看法。在出租汽车里，我问他：“怎么？你也在收藏当代名家书画？”这大概也是一种风气，譬如我们那位总编，就入迷地搜集这些东西。文化版已经发了两篇有关顾康艺术成就的文章了，好像那块印章至今还没到手。 “乡亲们瞧得起他，指名道姓，非要他这个本乡本土的书法家写的字不可。” “干什么？” 老头子沉重地叹一口气：“你还记得为汉碑而牺牲的几位同志么？” “当然！” “能说出他们的姓名么？” 在肖老师严厉的目光底下，我惶然了。年代久远，不但他们的姓名，连面貌都很模糊了。 “这些年，我们记住了一些不应该记住的东西，而忘掉了更多不应该忘掉的东西，所以有些人才只顾自己活着吧？”他显然心情很激动，把头仰靠在后座上，久久不语。 我记得那次战斗，如果当时挥舞着驳壳枪的肖林同志，在队伍中叫我，或是叫顾康出列，随他冲上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说不定倒成了别人脑海里一个不很清晰的影子。尤其顾康，倘不是别人为了护卫他被迫击炮弹片打死，那他也不会成为现在有名气的艺术家，至少也要残废了。活下来的人所感到的幸福和责任，只有在不忘记死者和过去的基础上，那才是实实在在的。 “乡亲们准备在原来立过汉碑的地方，修一座烈士纪念塔，把那几个牺牲了的同志姓名刻上去。我想这是件好事，别的我做不来，跑跑腿倒还力所能及，就急急忙忙来了！” 汽车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停了下来，艺术家的门也真是难敲开，半天，才拉开一点缝，露出一张不知是他的秘书，还是学生，或是妻子的脸。还没问明来意，劈头就说：“顾老只在星期三、五的下午两点以后会客！” “你说什么？”肖林同志哈哈大笑，声震屋宇，“狗大的年纪也敢称老？”说着，不顾这个似乎是秘书，是学生，又是妻子的女人的阻拦，挤进了门，一路朝收拾得十分雅致清静的小院走去，一路嚷着：“我不兴师问罪，就算小顾的福气了！” 顾康到底掀起北屋的竹帘迎出来了。他拱手抱拳，直朝肖林同志表示歉意，并延让我们进屋。那斯文的样子，那艺术家的气质，那种被名声和恭维捧得自在陶然之色，已经和S县山乡里那个行军总掉队，不算怎么出息的战士，毫无共同之处了。他一个劲儿地叫肖老师，递烟送茶，显得十分谦卑。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老师并不像当年那样谦恭，至少，也不像我这样敬服。这大概就是知名艺术家和普通记者的不同身份之故了。 “您别急，肖老师，您的命令我敢不遵从么！”说着，他让另一个不知是秘书，是学生，还是妻子的女人，去把因为是肖林老师的面子而优先处理的急件取来，并且用自诩的口气表示出不堪其扰的情绪，“有什么法子呢？两位外宾、汉学家，没完没了地缠着，结果害得我没能到车站去接您，罪过罪过——” 肖林老师笑了笑，指着壁上的镜框：“顾康，洋人没有问你那拓片从何而来么？” 我和小顾不算过从甚密的朋友，这间正厅虽来过数次，但从来还不曾注意到琳琅满目的书画中间，有这么一块拓片。待我仔细看去，那几个仿佛用鲜血写出的字突现在我的眼前。天哪！这不正是那付出鲜血和生命才夺回的汉碑么？这个顾康打哪儿搞来的拓片？那块严重风化，已经斑驳的汉碑，每拓印一次，都会减少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寿命。难道我们牺牲了好几位同志抢夺回来，就为了这样糟踏，给后世留下一块像泰山李斯封禅碑一样的什么也辨别不出的石头么？ 肖林老师虽然老了，双耳重听，说话不由自主地提高嗓门。但是，他的目光仍旧像当年瞄准驳壳枪那样锐敏。现在，那双眼睛已经不那么愉快了。但是顾康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用不着在乎：“那次我去交涉，想把我们当年夺碑的英勇事迹公之于众，谁知馆方是看在我和这块汉碑的历史因缘上呢，还是由于我这点小小名望，总算没有驳我面子，给我当场拓了一张。”他转过脸来对我说，“听说，从那以后，下了死命令，连拍照都不许可。我这张拓片，不算稀世奇珍，也称得上海内孤本啦！”这时，老爷子从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站起，掐灭了烟。那双冒火的眼睛意味着，这种在顾康认为极其正常的话，他是再听不下去了。正好，那另一个似乎是秘书，是学生，又是妻子的女人，把写好的烈士纪念塔碑刻样书捧来了。尽管卷着，我也能从反面看出他那妩媚遒劲，力透纸背的顾体——已经形成一体了的带来古风的书法。 “肖老师，请您指教！”他示意打开。 “不用了！”肖林老师已不想在这间屋子多待，挟着那卷子纸，挑起竹帘往外走去。 “干吗那么着急？难得你来一趟！”顾康以一种不过分的热情挽留着老爷子，但半点也不肯赏脸的肖林老师径直往外走。就在他们走留的争让之中，那第一个给我们开门的妇女，请我到院子的另一边，似乎很难以启口地说：“一般地，顾老写的字，而且盖上钤印，总是要收一点润笔之资。否则，这个例一开，将来不好办，求字的人还不得踩破门槛！” 我真没料到这一手，又怕肖林同志听见：“大概需要多少钱？” “昨天给一位港商写了块祖茔上的墓碑，收了五百元。这次一是老师的面子，二是家乡的情分，顾老交待过的，就象征性地收一点吧！一百块钱，不至于有什么困难吧？” 我摸了摸口袋里瘪瘪的钱夹，只好低声说：“我回头给你送来好不好？” 没想到耳背的老爷子，却走了过来，问清了钱数，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沓拾元票，数了十张交给她，便匆匆离开了那磨砖对缝的四合院。尽管顾康在他家门口直是抱歉，谁知他讲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听清，只是跟着这位前辈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过行人稀落的胡同，来到大街上。 终于，走得很远很远，他才站住了。然后，一句话也没讲，就把那卷字纸，扯了个粉碎，塞在路边的垃圾桶里。 “老师——” 他掸了掸手，似乎拭去一些灰尘似的。然后，他那双锐敏睿智的老人眼睛，凝望着晴朗天空下那暗蓝色的西山影子，谁知他老人家的心，是回到我的家乡S县去了，还是回到遥远的难忘的岁月里去了呢！ 沉默了许久许久，他终于字斟句酌地告诉我：“你知道么？我现在多么想念那支张嘴就响的驳壳枪啊！” 跟随老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父亲一辈的老人，流下了一滴滴痛心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