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一说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帮助，恐怕又是一个言而不尽的话题了。而且因为可说的话题太多，恐怕还会有无从谈起的麻烦。就像我们站在某一个起点上，面对的不是一条直达终点的路，而有无数条的路线，你反而迈不开步子了。要想在这个言不能尽而且无从谈起的起点出发，尽快地走到终点，就必须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不左顾右盼地选择其中的一条路，还必须注意扬长避短，别选了自己不熟悉的路去走，结果迷失方向。 我不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我是一个写多于读、坐多于走的人，因此常常会有朋友劝我，书还是要读的。我有时候在学校的文学社和热爱文学的学生们谈读书，也说一样的话，开卷有益，至少，读你喜欢读的书。话虽是这么说，但我却知道自己读书很少，读外国的书尤其少，与许多打骨子里热爱外国文学的同行们相比，我几乎是无地自容的。他们随口说出来的，某某克斯，某某德拉，某某什么，我经常是闻所未闻的。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灵魂和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振聋发聩的经典作品，我却是硬着头皮也读不下去。在这样的时候，我只能紧紧闭上嘴巴，不让怯意和无知从嘴里跑出来。 说实在话，除了在早些年，刚刚开始有书读的时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等等的作品，我是读了不少，也很读得下去，像《基督山恩仇记》读起来算得上是如饥似渴，甚至好像已经身临其境，恨不得能够帮上基督山一臂之力呢。但到了后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来了，先锋派的外国文学来了，现代派的外国文学来了，后现代派的外国文学来了，后后的什么什么也都来了，而且还在不断地来到，但我的外国文学阅读却渐渐地少起来，不再如饥似渴，也不再有很多身陷其中的感受。即使有时候逼着自己读一读，常常会觉得疙涩（这个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将疙瘩和干涩合起来），读得咬文嚼字仍不知所云，因为难以卒读，渐渐地就知难而退了。如果这时候，恰又读到本土的某一部好作品，尤其是那些语言特别好的作品，那些细微的感觉能够一直传达到神经末梢的作品，就不由自主地傻想，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到底是中国文学好还是外国文学好呢？又想，不读外国文学，就不能当中国的作家吗？喝牛奶能长大，喝米汤也能长大，如果喝了牛奶拉肚子，喝了米汤长膘，那么喝米汤也是可以的吧。这么想着的时候，却又不免绝望而伤心起来，觉得我与外国文学越来越远了。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是错的，我从来没有远离过外国文学，这是我想远离也远离不了的，人类的艺术，原本就是沟通的，横竖都是贯穿的，又是互助的，是胶着的。 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有人说，哇，你是意识流。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什么是意识流。在我写了至少四五篇被称作意识流的东西后，我还没有读过意识流。于是我急急地去寻找意识流。在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多少意识流作品被介绍被翻译过来，介绍意识流的文章也很少，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普鲁斯特的“小玛德兰点心”，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前者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后者是作者的第一篇意识流作品，我读了它们，又看了一些评价的文字，我仍然不是很明白什么是意识流，但是有一点我知道了，那就是：我的作品不是意识流。 这样一看，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就倒置过来了，人家是先阅读，再收益，从而提升自己的境界，我呢，是先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是意识流的孩子，再去寻找老祖宗，结果发现不对头，以为无师自通，实际上不是那回事。但这是一次意外的相逢，收获就是，我读了意识流作品。 其实无师自通的事情也是会有的，我们慢慢往前走，是会发现的。 这是一次意外的相逢。 意外的相逢经常出现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之间。 艺术本身是相通的，也许不一定非要通过什么桥梁，他在他那里写，我在我这里写，写出来也许会是很相像的东西。 但是，如果有一座桥梁，把这两者连到一起，那是再好不过了，会惊讶，会倍受鼓舞，会出现奇迹。 记得有一回看意大利电影《木鞋树》，看过之后，随手写下以下这些东西： 《木鞋树》（法国）（注：这是当时的笔误）（上下集） 中世纪法国农村生活。散状的，非常优秀的影片。 六个孩子没有父亲的家庭，母亲洗衣支撑着。 新婚女子的家庭。 小学生上学的家庭。 在应该有一点表情的地方就是没有表情。爷爷卖了早熟的番茄也不会买面包圈，小女孩的手指在隔着店的窗玻璃抚摸面包圈，实在让人忍不住要给她买一个面包圈，但是不可能。爷爷出来时，篮子是空的，牵着女孩的手，一路回家，女孩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丧和不快。 永远是平静。 新婚之夜的平静，第二天早起的平静，不是因为在教堂的原因，因为本身的平静。看不出一点激动，但是有激动。 因为偷砍木鞋树替上学的儿子做鞋被农场主赶走。默默地搬，邻居默默地看，让人希望发生些什么，比如从马脚底下发现那块金币，但是绝不能发生，发生就完蛋了。从感情上说，希望看到一点亮色，但又让人担心这一点亮色的出现，因为一出现就破坏了整体。到底是高级，不可能出现。 极其耐得住看的好片子。 好的小说是很难写出内容提要的，好的电影也一样。 想到自己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光圈》、《还俗》《文火煨肥羊》等，也是这样一种结构法，也是这样一种情状，至少是在向这种状态努力，写一种或许多种感觉而不是一种结果。 这段散记没头没脑，不成文，但意思是明白的，是在意外的相逢中的意外的惊喜。对艺术相沟通的惊喜。后来我又看到博尔赫斯说的话：“写小说……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永远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再说说黑色幽默。 先抄录一段关于黑色幽默的评说：“黑色幽默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的主要内容在于表现世界的荒谬。面对荒诞，唯一可做的事仅仅是玩世不恭地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以便暂时舒缓一下痛苦不堪的心情。正因为他们以幽默的人生态度与惨淡的现实拉开了距离，所以一改以往荒诞文学作家的惊愕、困惑、愤懑的心态，而是把荒诞当作一种合理的存在，然后进行从容地描绘，在绝境中保持心理平衡。” 我写过很多小说，但从来没有人（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读者或是别的什么人），把我的小说和黑色幽默沾上一点点边，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自己每读一点黑色幽默小说，或看到类似的评价，都会激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一部分小说，像《失踪》、《错误路线》《出门在外》等，与黑色幽默是近亲，就算够不上黑色幽默，也至少是灰色幽默，在本质上，有着很相同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中感受到荒诞，然后是无可奈何。所不同的是，许多黑色幽默小说是采用荒诞的形式去表现荒诞的内容，抛弃传统小说的叙事原则，打破一般语法规则，采用夸张、悖论、反讽的手法和克制性冷漠的叙述进行创作，以喜写悲，场景奇异超常、情节散乱怪诞、人物滑稽可笑、语言睿智尖刻。而我的小说，以平淡写悲，场景、情节、人物、语言都是正常的，但骨子里是荒诞的，“从容地描述，在绝境中保持心理平衡。” 比如我的短篇小说《失踪》，写两个中年妇女突然失踪，丈夫要寻找她们，却记错了她们的衣着、身高，甚至长相等等。而这两个妇女，失踪归来的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失踪过，好像家里根本就没有闹得天翻地覆过，好像失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切仍旧平平淡淡。写人与人之间的不沟通，不关爱，甚至出了失踪这样的大事件后，仍然没有改变，漠然的日子依然如故。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小说，写一个年轻的很老实的农民进城打工，被人所骗，他在寻找骗子的过程中，渐渐地发现，城里人都在说谎，最后他自己也突然而至地产生了骗人的念头。 小说正在进行中，但我的思绪是迷迷糊糊的，往前走的时候是犹犹豫豫的，正在这时候，我翻开了凯尔泰斯的小说《英国旗》，凯尔泰斯在小说中写道：“当我翻看一本庸俗小说的时候，忽然捕捉到一个突如其来的闪念：我根本不在乎到底谁是杀人犯。在这个充满杀戮的世界里绞尽脑汁地琢磨‘到底谁是杀人犯’，这不但使人困惑、使人恼火，而且还毫无意义，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杀人犯。” 凯尔泰斯点亮了我的这一篇小说。我依样画葫芦地想：是呀，在一个充满欺骗的世界，苦苦地去追寻一个骗子的行为是很滑稽的事情。 不是说我差不多达到了凯尔泰斯的水平，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只是想说，小作家和大作家、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无论环境的差别有多大，水平的距离有多远，但他们的灵魂如一片片的树叶，在无限的空间飘浮着，飘着飘着，说不定，其中的一片与另一片，在某一时空的交叉点上就不期而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