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邵博的随笔集《闻见录》里，记载了苏轼的一则故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千年以后，重温大师这一席话，也能体会到大师的关爱之心，体贴之情。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因为大师对自己拥有足够的自信，这自信，包括看人和看己的准确性上。

    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创作状态，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创作的始创期，鼎盛期，衰微期三个阶段。一旦到了写不出，即使写出也写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别人好过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辈超越自己，这种类似妇女更年期的折腾现象，也是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病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听，“您是属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即使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了，这作家招牌也不会放下的。历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从古至今，只有“江郎才尽”这成语，而无其他张郎李郎王郎赵郎才尽这一说。

    所有挂着作家招牌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才华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实际并非如此，作家与世间万物一样，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会衰老的。虽然这种老化现象与年龄并无一定的关系，有些高寿的作家，照样才华洋溢，笔力雄健；有些年纪尚轻的作家，也可能中气不足，未老先衰。问题就在于想写和能写，写得出与写得好，并非依主观意志而定。欧阳修对苏轼的避路精神，我们为之大声喝彩的同时，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让出一头地。苏轼托黄庭坚婉转告诫晁载之，坦陈文章妙诀而无任何保守，也是因为他对自己信心十足。有些前辈，唯其不自信，才对年轻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欧阳修虽然说，三十年后，我就没戏了，但实际上他到今天还是有戏；与时下文坛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要不朽，或已经自觉不朽的作家，人还未死，作品已亡的状态相比，便知道大师二字，不是随随便便，像萝卜白菜一样论堆卖的东西。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无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但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看不大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