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本饶有兴味的书，题名《没有家园的灵魂》，写的是发生在深圳特区的一件特大贪污案。作者杨黎光，为《深圳特区报》记者，也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从侦破这个案件开始，到最后将案犯押赴刑场枪决，一直锲而不舍地追踪采访。所以，写得生动、全面、深刻，富有文采。我是不大读报告文学的，但这件震惊全国的贪污大案，先前曾有所耳闻，后来拿到这本书，便手不释卷地读完了。

    贪污、腐败是列入当今中国人十分反感的不良现象之一。多次社会调查、民意测验，都把这种丑恶现象，放在首位，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党和政府一贯反腐倡廉，对贪污罪也是严惩不贷。为什么这种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以致出现像深圳这样的一个千万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读后掩卷，不觉沉吟，看来把权交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手里，是值得每个高层领导者认真思索的呀！

    这个原深圳市计划局的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当法庭宣判他死刑的时候，他喊出了“冤枉”二字，恐怕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学经济管理的高材生，一个据说很有能力的干部，走到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地步，他自己也心有不甘吧？如果，我们的机关，在使用干部、提拔干部上，能够严格把关，任人惟贤，他也许爬不到这个审批外汇的位置，也许不会一千多年，不被怀疑；如果，制度严密，规章健全，把篱笆墙扎得很紧，他也无计可施，只能望钱兴叹；如果，监察得力，检查认真，管理上无疏漏松懈之虞，他想作恶也会马上被捉住双手；如果，党内生活健全，经常进行教育，领导头脑清醒，严格要求下属，他也不敢以身试法；如果，发现蛛丝马迹，立刻采取措施，遏制于萌芽状态，一是损失不会这样巨大，二是他也不至于酿成杀身大祸。他喊这声“冤枉”，对造成他今天的这个下场，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吧？

    虽然，王建业罪有应得，但我们的政权机关，若是事事处处，都能做到未雨绸缪的话。至少，要是他的上级心明眼亮的话，即使王建业一开始就包藏祸心，也未必有空可钻。如果偶尔得逞，恐怕在早期就会发现，被处理了。所以，贪污犯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可以用来交换金钱的权力；二是可以钻空子的不健全制度；三是最少不了的，那就是麻痹失察的上级官员。这三者，缺一则贪污不成。

    也许作者觉得这是题外话，也许作者为长者讳，也许是难以启齿的别的原因，我们只好想象，深圳市已经将这些把“牧羊”的任务，交给了“狼”的有关人员，按照党的原则精神进行了处理。我想为了防止再生出一个王建业来，深圳市值得总结一下这个教训。

    王犯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贪污了1000多万元。这对我们尚未小康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据书中介绍，王建业走上犯罪道路后的逐渐变化，领导最后也察觉到一点，并准备将他调离这个重要岗位，但是，政治敏感大大落在了群众的觉悟后面。直到王建业案发被捕，才发现机关里养着一条狼，张着血盆大口，吞噬国帑。此时悔之，也为时已晚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有个情妇，是蛇口石化公司的业务部副经理。近年来，这个叫史燕青的女人，一改往日朴素形象，高消费得令人起疑。于是，检察机关收到了一封只有27个字的匿名信，提出了疑点。正是这封检举信，把这两个贪污犯，送上了审判台的。在查她的住处时，不但发现了王和史的洪都拉斯护照、香港的银行账号和几十万元现金。还在这个时候，王建业出现，遂也一并落网。这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的侥幸，并不表示我们工作效率和必胜的把握。接着，居然在拘留期间逃逸，也说明防范上的诸多疏漏。该犯经云南偷越国境，隐藏在泰国，后被我方发现其踪迹，引渡回来。

    由于这个案件，故事曲折，情节跌宕，该文先在报纸连载时，便轰动鹏城，顿时间，案件的进展，是深圳，也是南中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当然是与杨黎光作为记者，同时又是作家的职业敏感、政治嗅觉、观察能力和写作技巧分不开的。记者着重于事实的描写，作家倾向于人性的开掘。他拥有两者结合的优势，便使这部书成为近年来报告文学中抢手的佳作，《十月》和《中华文学选刊》竞相刊载，也算是一时盛况了。

    有的作品，令人感动；有的作品，则令人思索。这篇《没有家园的灵魂》，给人启发，它肯定能给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机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以警醒的教益，不妨认为是一份为政之道的生动教材。应该怎样识别眼皮子底下那些类似王建业式人物，防止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换，贪赃枉法，聚敛无度的勾当，纯洁我们的政权机构，具有参考价值。虽然贪污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流行病，按说和我们共产党是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在商品社会中，经不起考验的共产党干部，难逃物质诱惑而堕落腐化，也是在所难免。所以，通过这个特大贪污案，值得汲取的教训，也真是太多了。

    第一，对于党和人民所赋予的这份权力，交到什么样可靠的人手里，必须是慎之又慎的事。像王建业这种貌似忠谨、心怀叵测，看似干练、天性贪酷的人，有他的欺骗性，很容易以韬晦赢得领导之心，以伪善蒙住群众眼睛。因为我们谁也不是神仙，无法预知一个人在握权以后的变化。故而在交给一个人权力以前要考察，这倒是我们组织部门很在意的事情。但在交给权力之后，也不应停止对其政绩的考察，这就常常被忽视和放松了。因为，权力这东西，对于把握不住自己，意志薄弱的人，犹如鱼放在猫的嘴前那样，要他不受诱惑是不可能的，必然由小而大，由浅入深，走上犯罪道路。

    第二，如果对掌握了权力的人，不加以任何外在的制约，任其为所欲为，听之任之，没有监督，毫无约束，也等于为这个人的滥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王建业就是一个例子，权力的膨胀、欲望的升腾、财色的诱惑、行贿者的千方百计，使他一步步堕落下去。所以，个人的品质、素养、党性和自制能力，这自然是很重要的。但客观上，必须要有起作用而不是摆设的检查机构，要有一定的对权力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核查的制度，要有以经常性的民主评议干部的措施，要有群众和舆论的公开监督。这样，即使王建业有信手一批就是若干万美元的权力，但也有严格的制约手续和监督力量，他还敢那样肆无忌惮吗？

    第三，一个干部长期在同一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天长日久，有其驾轻就熟的便利，也有因循守旧的可能，有其相对稳定的优势，也有积习成弊的惰性。所以，轮岗就保证了源头活水的常新态势。最近提出来的公务员轮岗制度，不但有现实意义，也是及时的积极之举。王建业从吉林南下深圳，开头是谨慎的，表现也还可以，但在这位置上时间长了，便经营成为自己的地盘。因此，久握权力，必致腐化的说法，虽是不全面的，但也有一定道理。权力和腐败，并不构成必然的联系，但权力，对意志薄弱的人，确实是种可怕的诱惑。所以，像王建业这种蜕化变质干部，多年来，一直让他盘踞在这个拥有审批外汇权的岗位上，自然要形成一个受贿索贿，利益相关，彼此勾结，以致事发后能够庇护他逃亡的圈子。如果，早有预防措施，工作有变动的话，他也不会在泥淖里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第四，从这次特大贪污案，起于一封群众的匿名信来看，不明来源的财产，是观察干部是否廉政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反贪污受贿的一个突破口。因为王建业的情妇，突然拥有一辆自己的漂亮小轿车，这才使人产生疑点而检举的。如果她和他的上级部门，不是那么十分糊涂，稍稍具有普通老百姓的那种敏感，对于这些握有权力的干部，他们的消费水平，超过其工资十倍、数十倍者，如无正当来源，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诡秘，提高一点警惕的话，那么，也不致让小小处级干部，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总是把这些苗头，看做生活小节，或视若无睹，或不以为奇，于是百丈之堤，溃于蝼蚁之穴。

    于是，我不禁想起《资治通鉴》里，唐德宗与宰相陆贽的一段对话。帝曰：“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天，展转滋甚，鞭靴水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皇帝劝手下的宰相，收受礼品，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实属荒唐。这种现象，和我们今天某些干部，一掷数万，数十万元地装修房屋，建造小楼；花钱如流水地宾馆包房，餐厅大嚼。甚至像桑拿、卡拉OK，也绝非区区工资能负担得起的高消费。他们的上级主管，倒未必劝他的部下“受亦无妨”，但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看不见的。

    陆贽说得好，你今天收下了鞭子和靴子，下一次就该要人家的金子和钞票了。所以，要杜绝贪污现象，加强办案力度，使王建业这样胆敢贪污者伏法，是一个方面。防微杜渐，防范于未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使得那些心怀不轨之徒明白，像陈老总那首诗中所写：“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样，政治生活、社会风气才能健康地发展。

    这部书受到欢迎，在于作家，把握住“民心所向”，写出了人民群众对于贪污现象的切齿痛恨。另外，书中政论文笔的犀利锋利，批判语言的尖锐深刻，描写王建业和史燕青的欲望膨胀，堕落变质，陷入犯罪深渊的心理剖析，探微寻踪，入木三分，也是成功的原因。惟一遗憾的是，产生王建业式罪犯的温床，那些官僚主义者的嘴脸和行径，要是加以深挖的话，这本书的价值会更完备的。

    不过，像这样警醒世人的文学作品，多出现一些，也是作家对于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承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