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恰巧吻合于某个特定时间的兴趣或者关注，似乎是一种通性。

    譬如，冰心先生和夏公还健在的时候，晚辈们都尊之为世纪老人，因为这两位前辈，都生于1900年，是世纪同龄人，大家都抱着一个美好的期待，盼望老人坚持到21世纪，以臻人生完美的境界。于是，时间便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了。

    譬如，1999年，是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大喜日子，那些在1949年来到人间的，尤其生日在建国那天的，如今年纪半百的男女，都会有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自豪感。生而逢时，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岂止是值得珍惜的记忆呢，甚至还能有一点振奋鼓舞的力量。

    再譬如，当公元2000年的钟声即将响起的时候，早在10个月前，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年轻的夫妻，已经在为生一个千禧贝贝，努力奋斗。在这方面，外国人好像更积极些，甚至要求准确到在千禧年来临的那一刻，零点零分，使可爱的宝宝呱呱坠地，追求这种时间效应。时光如流水一样，马上就要来临的千禧年的元旦，其实和前一天，和后一天，实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巧也不巧，我们在一生中，正好碰上了这个很特别的日子。比之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比之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想到中国那句“千载难逢”的成语，也禁不住为这种幸运而额手称庆了。

    话说回来，千禧年虽然难能可贵，但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运，也是未兆之事。不过，作为一个写作人，回过头去看上一个千禧年，两相对比，倒不免有点触动。公元1000年，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那正是处于由唐诗向宋词过渡的时期，文坛不免显得有些寥落。说是空空如也，有一点委屈时代，说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许更接近事实。比之200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100年前，李商隐、李贺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而第一个千禧年来临时，翻开中国文学史，在宋初，除了王禹偁，其他可称道者，就屈指可数了。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谈到欧阳修时，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北宋初期的诗文，仍受五代影响，没有什么起色，也很正常。所以，平淡朴素、别树一帜的王禹偁，便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是北宋诗坛首先提倡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他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好作品，为宋诗的勃兴，开辟了新的道路。

    譬如他的《畲田调》，就直接写了农村的劳动场景：“大家齐力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像这样几乎近于口语的诗，在尚未摆脱五代绮丽浮靡风气的北宋诗坛出现，对那些只追求文字华美，而内容空泛的诗人来说，不能不说是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事实上，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像《花间集》中那些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轻狂冶游，燕婉之私，及至北宋初年，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文学进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便出现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文学的断档，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

    我在想，当代中国文学，经历改革开放20年来，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但是，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像唐诗、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汗颜的。然而，在新人辈出，后来居上，总结经验，开拓未来的年代里，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

    因此，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倒真诚期望这第二个千禧之年，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一个好的开端，总是会给人信心和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