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應該長壽的是帝王，因為帝王擁有最好的養生條件、最好的醫療服務，然而，帝王長壽者卻較少。中國一共出現過三百多個帝王，夭殤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夠活到古稀之年的不會超過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會超過五位。可是，在漫長的歷史上，中國人高齡者卻為數可觀。
  值得指出的一點，凡是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之際，中國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殺，反而活得更堅韌、更結實；創造力不但不被杜絕，而是表現得更蓬勃、更生氣，這就叫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不大“待見”文人，特別是那些搗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個少一個，可事與願違，無論怎麽收拾，誰也不到閻羅王那裡去報到，一個個卻活蹦亂跳地等著看萬歲爺駕崩。
  據科學家研究，戰爭使人口大量減少的同時，婦女的男嬰出生率就大量增加。這說明有一支看不見的手，在對人類的生存發展起著調控作用。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搞得最起勁的朝代，可也是中國歷史上文人長壽者最眾多的朝代。看看除康熙、乾隆外，那些短命的、夭殤的、死於非命的帝王便可知道，文人和皇帝在這場誰比誰活得更長久的競賽中，這只看不見的手，四兩撥千斤，還著實做出公正的裁決呢！
  這頗使歷朝歷代的帝王傷透腦筋。
  被一些史學家、文學家哄抬起來的清朝“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證了。從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文人最走背字的時期，也是中國文人骨頭收得最緊、腦袋掉得最多的時期。雖然，玄燁活到68歲、胤禛活到57歲、弘歷活到88歲，但這三朝長壽文人之多，稱得上是歷代之冠。據不完全統計：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孫奇逢91歲、毛奇齡90歲、沈德潛96歲。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歲、冒辟疆82歲、黃宗羲85歲、尤侗86歲、吳歷86歲、朱彝尊80歲、蒲松齡85歲、王翬85歲、胡渭81歲、梅文鼎88歲、趙執信82歲、方苞81歲、張廷玉83歲、紀昀81歲、趙翼87歲、袁枚81歲、姚鼐84歲、段玉裁80歲、王念孫88歲。
  達到“人過七十古來稀”者：查繼佐75歲、傅山77歲、丁耀亢70歲、顧炎武70歲、王夫之73歲、谷應泰70歲、朱耷79歲、李顒78歲、顏元77歲、陳維崧73歲、王士禎70歲、孔尚任70歲、鄭板橋73歲、盧文弨78歲、錢大昕76歲……
  在這場統治者和文人生命力的較量中，強者雖強未必享壽，弱者雖弱未必殞折。於是，強者愈折騰，弱者愈健壯；強者愈打擊，弱者愈來勁；強者愈壓迫，弱者愈長壽；強者愈摧殘，弱者愈不死。這時期文人生命力之頑強，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後來為文的我輩振奮不已。
  在文人與統治者的抗爭中，到底誰輸誰贏，把眼光放遠一點看，還真是很難說的。我始終記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會上，經過“文革”浩劫以後依然活著的作家、藝術家們，齊集人民大會堂，那一位位眉宇間的亮色中所流露出來的生命之光。
  因此，說一句非常賤骨頭的話，文人的“窮而後工”，其中的這個“窮”字，除去物質的“窮”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窮”，包括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折騰、打擊、壓迫、摧殘，還包括成年累月懸在腦袋上不知何時掉下來的那把“克利達摩斯之劍”，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條件呢！
  《國語·魯語下》裡有一句精彩的論斷：“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作家賴以生存和寫作的“鴿舍”或者“鴿籠”。憤怒出詩人，苦難出文學，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連小命都會受到影響的。
  謂予不信，康熙時期的短命詩人納蘭性德，則是證明這句古語的中國歷史上的典型事例。
  清王朝統治天下268年，對於文人之鎮壓，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據記載，清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獄”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對文人開刀問斬一次。掉腦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寧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裡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惡，全中國到底殺、關、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個統計不出的巨大數字。
  試看清朝乾隆年間曹雪芹寫《紅樓夢》時，隔三差五，就要跳出來大呼皇恩浩蕩、歌功頌德的卑微心態，純粹是文人腦袋掉得太多而嚇出來的後遺症。一直到道光年間，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猶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的詩句，說明康、雍、乾三個時期收拾文人的殘酷，一個世紀過去後，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於是，我想起比納蘭性德大一歲的同時代文人戴名世了，這位康熙時著名“文字獄”“《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慘命運與那位富貴公子相比，真是雲泥之別。按照納蘭愛好結交文友的作風、看重有才華之士的性格，我想這兩位是應該有過一面之緣的。然戴名世為欽犯，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過來往，也諱莫如深了。
  試想，如此“文字獄”窒息下的清朝，能夠“盛世”得起來嗎？
  據《清史稿》列傳：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雋逸，課徒自給。以製舉業發名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棄去。自是往來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賣文為活。喜讀太史公書，考求前代奇節瑋行，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鬱……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嘗遇方苞京師，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未能誘而出之也。”因太息別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授編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禍作。
  從他與方苞大歎其苦經、自怨自艾的那番話，看來他應是一個清流自許、退隱出世、心系前朝、補綴舊史的特立獨行者。其實從他不罷休地一直考到57歲，終於熬到翰林院編修，說明他也是一個難耐寂寞、急於自售、頻試科場、意在功名的實用主義者。因而，眷戀故明、憑吊舊朝是他的精神維系，興滅繼絕、著書立說是他的魂夢寄托，依附新主、趨迎權勢是他的現實取向，文望鼎盛、飲譽朝野則是他的終極向往。躍躍欲試，心浮氣躁，自以為是，坐立不安，東奔西走，南來北往，扛鼎自視，不可一世，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黌門，終於被押進“文字獄”牢門的原因。
  近人孟森對戴名世成為康熙“文字獄”的鎮壓對象，所做的分析抓住了中國文人不甘冷落、不願旁置、不識時務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態，也就是所謂的“頭巾氣”，是很有見地的：
  戴南山乃熱心科舉之士，文字皆作“頭巾氣”，斷不敢顯然觸犯清廷，不過記其事實，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語，方、戴皆以歷史視之，故入記載，決非如後世之詆斥清廷也。（孟森《科場案》）
  錫侯之為人，蓋亦一“頭巾氣”極重之腐儒，與戴名世略同，斷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則以古文自命，王則以理學自矜，俱好弄筆。弄筆既久，處處有學問面目。故於明季事而津津欲網羅其遺聞，此戴之所以殺身也。（孟森《字貫案》）
  某種程度上說，由於戴名世的自負而又自戀、不自量加之不自斂，這個下場，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正如後來的政治運動一樣，誰碰在風頭上，誰撞在槍口上，誰偏要以身試法，誰非要自投羅網，常常取決於個人的這種性格悲劇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兒搞“文字獄”的，是一定要整肅知識分子的。於是抓住他擅修前明歷史，書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歷年號，而不用本朝年號，定性為“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罔視君親大義”，以“大逆”罪被殺，此案牽連數百人，最可憐者闔門數百親屬，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書中所引用《滇黔紀聞》史實的原作者方孝標，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屍。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跡似的活了下來。
  方苞與戴名世，一為同鄉，二為密友，三曾為其《南山集》作序。案發後，他被株連入獄，拷掠刑訊，不堪折磨，初定斬監候，後經營救，免死出獄。也許他脖子上永遠橫著這把劊子手的刀，這也許激活著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駕崩，活到雍正駕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間，75歲方告老還鄉，81歲壽終正寢。
  所以，任何一場較量的雙方，誰先死，誰後死，頗為關鍵。弱者死在強者的前面，強者說了算，便死無出頭之日。但強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審判中，作為絕對弱者的文人，說不定倒有可能終於得到大出一口氣的勝利。
  統治者深深懂得這一點，當文人為其砧上肉的時候，別指望他那拿著刀子的手會軟。從宏觀角度看，中國文人也有其了不起處，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強；“文字獄”搞得愈頻密，文人的創作成就，學術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壽文人，無一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鹹、同，直到清末，“文字獄”案件相對減少，文人的日子相對要稍好過一些，但是，高壽者反不若那時之多，稱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時之眾。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是否還有此類現象？
  這實在是一個頗為費解的悖論。
  不知有識者，能否撥冗有所指教？
  至盼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