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 宋太祖的誓碑 趙匡胤（927—976） 宋朝開國皇帝。他依據“先南後北”的策略，完成統一大業；兩次“杯酒釋兵權”，解決藩鎮割據的局面；貯藏錢帛布匹，以期贖回燕雲十六州。 皇帝發的誓，而且是開國皇帝發的誓，對其繼承者是具有絕對的權威和約束力的。 九百多年前的趙匡胤，敢立這塊不殺士人的石碑，固然出於他萬世基業的考慮；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勢所必然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行為。中國人好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趙匡胤要結束軍人對政治的乾預，也許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位。“槍杆子出政權”，此乃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趙匡胤就身體力行了，槍杆子可以出政權，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杆子左右。實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國，而不是軍事家治國，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誓碑雖小，意義重大，因為它極其明確地刻了“不殺”二字，也就給實行這種文官制度有了最起碼的保障。 在此之前，中國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衙役”，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之用不著時甩之的“抹布”，是被當官的、有錢的、拿刀動槍的視為可以騎在頭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當然更是被以秦始皇為首的暴君們視為大逆不道的整肅對象。在此之後，至少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殺。”大宋王朝，第一，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第二，但也確實有士人殺得較他朝為少的紀錄。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其輝煌燦爛，其博大精深，其傳統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文人為國家棟梁，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中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為其國力強大，不是因為其人口眾多，不是因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為其歷史悠久，而是因為其擁有的這種文化淵源。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敗弱過，窮困過，破碎過，被人侵略得險幾亡國過，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敗，敗而不滅，滅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篳路藍縷，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擺脫絕地，全在於支撐著我們精神的這顛撲不破、歷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也許一段相當時間內，文明會被抑製得喘不過氣，文化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會被箝製得萬馬俱喑，文學和文藝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顆粒無收。但是，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枯水期再長，也不會斷流。 中國人經過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眛的黑夜，走向啟迪覺醒的黎明。趙匡胤順應了這樣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論》中曾經說到這塊誓碑：“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同樣，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這位遺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擺脫大清王朝文網的壓迫，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道理很簡單，人只有一個腦袋，它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長一茬。因此，趙匡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後來的執政者，給文人帶來一點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舍他，無人敢做這樣的承諾，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盡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這一點，趙匡胤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然而，歷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舉，即或有，也一筆帶過，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讚美。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為，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裡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著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一縷的考慮。這也是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得以綿延至今，還發揚光大的原因。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與這塊在962年（建隆三年）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 德國經濟學家庫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書中指出，中國11世紀至13世紀發生了根本的社會變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鎮為代表的軍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擔任政府高級行政官員；孟子以王道治國的思想第一次付諸實施。其次，宋朝在農業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如手工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農業技術的新發展，新土地的開發，以及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經濟繁榮的基礎。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出現了以商人為代表的新富人階層，促進了飲食文化、茶文化、建築和居住文化的發展。因此，庫恩甚至認為，宋朝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始。 美國歷史學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亞洲史》第七章“中國的黃金時代”，對於這個黃金時代有精彩的論述。 ——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的時期。它擁有大約一億人口，“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在宋朝，作為中華帝國主要光榮之一的科舉制度達到了它的頂峰。得到選拔的官員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來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會地位升遷比例，對於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會來講，都是驚人的”。（樊樹志：《國史十六講》） 關心文學史，對於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讀者，一定會了解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都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這就是王夫之對趙匡胤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雖然，說到趙匡胤，都會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禦像，也是粗黑肥碩，與讀書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實從他的祖輩起，歷後唐、後晉、後漢，至後周數朝的軍人世家，不僅擁有殷厚的根底，還漸漸擁有門閥的褒望。從他的高祖開始，為縣令者、為藩鎮從事者、為刺史者、為檢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時即為名門望戶，在太原時更為世家豪族，當趙匡胤出生在洛陽夾馬營時，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戶人家的出身，貴族後裔的履歷，詩書禮教的素養，傳統精神的淵源，在氣質上、在教養上，已非前輩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讀過孔孟之書、受過學塾教育、稍知斯文修養、略懂溫良恭儉的中國人，對於文明的趨附、對於文化的親和、對於文人的認同、對於方塊字的敬重，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稔知熟悉的親近感、親切感。而那些識字不多、讀書不多、思想狹隘、意識愚執的農民和小生產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為榮的，而且還握有一定權力的人，才會抵製文明和文化，才會忌畏文人和士子，才會趁著政治運動之際，挾嫌報復，狠下死手整知識分子。因此，與文化素質缺欠的領導人，或文明修養差池的掌權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語言的，這就是莊子在《秋水篇》裡所講的：“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這就像與一個坐井觀天的人，無法交談萬裡無雲的廣闊天空一樣，局限於視野，偏頗於眼界，拘束於心胸，窒礙於頭腦，一個正常人是不可能與一竅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溝通，相互呼應的。 巴爾扎克有言，不經過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貴族。《千裡送京娘》中的那個善良護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趙匡胤。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經，其正大光明，成為話本演義、彈詞雜曲的正面形象。趙家雖屬武將，世代從軍，但宋太祖卻是個異數，酷愛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公元958年，“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據《宋史》，“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甚至為周世宗柴榮視為隱敵，對他心懷戒意。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從諫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做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從公元875年黃巢起義起，或許從公元755年“安史之亂”起的200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乾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來治國理政，於是，就有了這塊誓碑。不得殺士大夫，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乾、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松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的人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制度的，為此，他在選拔人才、儲備人才上，采取兼收並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方針。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國策，第一是趙匡胤對於歷史的經驗總結；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養、精神淵源的影響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對於武將奪權篡位的巨大威脅，始終不敢掉以輕心、耿耿於懷的警懼。因為他自己搞過這樣一次突然襲擊，也就是“陳橋兵變”，僥幸得以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懼之，不能不防患於未然，不能讓別人再撿這個便宜。其實“黃袍加身”的發明權，並非他的首創，而是蹈襲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長官起事就更倉促了，甚至連黃袍這樣重要的道具也未準備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黃旗裹在身上，就劍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奪了。這種投入極低，產出極高，堪稱價廉物美的兵變模式，對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頭腦簡單、手握虎符的將帥，肯定極具誘惑力。所以他當上皇帝以後，自然不能讓別的將領，如法炮製來對付他。說白了，這種兵變模式，太容易被複製了。更何況他深知唐代擁兵的藩鎮，是如何不停製造內亂的；五代跋扈的武將，是如何奪權篡國稱帝的，而要讓將領們死掉篡奪之心的最佳之計，莫如剝奪他們的統兵之權，成為一個“光杆司令”。因此，這才有贖買政策的“杯酒釋兵權”，這才有“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軍事建制，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舉制度。這固然是後來敗亡的“積貧”、“積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後遺症的由來，但也是因經濟發達、市場繁榮、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為中國歷史轉捩點的原因。 宋朝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基本國策，是以祖宗家法為歷代皇帝認真執行的。宋太祖當上皇帝後，針對當時的亂象，曾對趙普發過感慨。圖為明朝劉俊《雪夜訪普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描繪了宋太祖雪夜探訪趙普的故事。 關於這塊“士人不可殺”的誓碑，首見於宋朝葉夢得的《避暑漫抄》：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複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勳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據《宋史·曹勳傳》，已經被俘虜到金國為降人的宋徽宗，對即將南歸的曹勳交代：“（太上皇）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然要當知而戒焉。’”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鉗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詛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做出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發出誓言承諾，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王夫之說：“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 後來的研究者，對於趙匡胤誓碑的真實性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變”發生時，《避暑漫抄》的作者葉夢得不在京城；二是未見宋朝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鑒長編》與元朝脫脫所著的《宋史·太祖本記》中，有過類似記載；三是如此盛德之舉，正應借以廣樹恩信，延攬人心，沒有必要秘而不宣，諱莫如深。這就是讀書人讀多了書以後的“知多識少”了，唯奉本本主義，而眛於事理常識。其實，非作者親眼目睹的事實，不能斷言其不存在；未見於信史所載，也不能說明傳聞便是杜撰；至於當時為什麽不利用這項德政，大肆宣傳，製造輿論，只不過以今人發紅頭文件、開群眾大會、學報紙社論、談學習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諸前人而已，這就是書呆子的好笑了。試想一下，趙匡胤不是傻瓜，這種皇室內部的密約，具有相當程度的底牌性質，怎能公之於眾，成為束縛接班人手腳的羈絆呢？我們還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來，武人囂張成性，能夠忍受對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嗎？而做小媳婦做慣了的知識分子，得此尚方寶劍，那還了得，豈不要騎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嗎？ 宋代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基本國策，一以貫之的重用並優待文臣，輕易不殺臣下的大政方針，實際上是以祖宗家法為歷代皇帝所遵奉，並認真執行的。從《續資治通鑒長編·仁宗·慶歷三年》的范、富爭論，范仲淹多次提及“祖宗以來”，大家嘴上不說，心裡卻是明白這塊誓碑，有一條可以約束皇帝的戒律。“初，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知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范仲淹認為：“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從《退齋筆錄》所載元豐年間，神宗欲處置一名辦事不力的轉運使，蔡確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來”四字逼皇帝讓步。當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很沒面子，要殺這個失職的轉運使，一以卸責，二以泄火，三以樹威。沒想到承旨辦案的宰相蔡確，卻拒絕執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來，神宗說，不殺可以，“使刺配遠惡州郡”。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的章惇，堅稱不可，“如此，即不若殺之”。他認為，“士可殺，不可辱”，黥面對士人來說，勝於刑戮。事後神宗對二人喟然長歎：“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槍藥似的回答道：“快意事，做不得也好。”這種臣下頂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漢、唐聽不到，宋以後的元、明、清更是聽不到。 蔡確敢頂著神宗不辦，章惇敢力阻刺配，都是有這個“祖宗以來”在撐腰，神宗無可奈何地收回成命，隻好做罷，也是不得不顧忌這個“祖宗以來”。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首先，大宋王朝舍太祖外，無人配稱祖宗。說“祖宗以來”，就是指趙匡胤的這塊誓碑。其次，這塊誓碑，除了皇帝外，再無他人親眼目睹，所以無人敢公開直接地說出口，於是約定俗成，用“祖宗以來”而諱說誓碑。第三，只要一說“祖宗以來”，誓碑上一、三兩條，都非重點，要害就在“不殺士人和言事者”這一條。也許正是這一份自古以來對文人士大夫從未有過的保護條款，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煥發，能動性大增，創造性蓬勃，從而推動了宋朝的發展和變化，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輝煌。 宰相呂大防對宋哲宗說得再明白不過：“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他所以如此宣講，也是要宋哲宗記信誓碑的祖訓。而這個得以接神宗大位的年輕人，在他真正掌握帝權後，馬上就報復當年諫諍過他“好色”的劉安世和范祖禹，絕無“寬仁”可言。起初，他雖為帝，但垂簾問政者為宣仁高太后。這“好色”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興，很可能廢了他，所以他特別恨這兩個人多嘴。於是，禦筆一批，說這兩位台諫，“輒造誣謗，靡有不至，跡其用心，宜加誅殛，聊以遠竄，以示寬恩。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從他所用“誅殛”一詞來看，大有不殺不足以泄舊忿之意。其心胸歹毒褊狹，可想而知，如果沒有太祖誓碑，如果沒有“天必殛之”的詛咒，早砍下他倆的腦袋了。因為誓碑的約束，因為讖語的威嚇，他住手不予“誅殛”，所以，他也就敢宣稱自己，“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這當然是表面文章了。可他不得不說這番話，說明他“跪瞻默誦”過這塊誓碑，大概不敢不太當回事的。 再從北宋時期著名的“烏台詩案”和“車蓋亭詩案”看，這兩起“文字獄”的事主蘇軾對神宗的大不敬，對時局的大不滿；蔡確以唐代的武則天，影射當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頭直指最高領袖，是明顯不過的“惡攻”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是活不成的了。可在宋朝，他們隻止於被流放而已。雖然被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緩慢的死亡，無窮的折磨，更是一種苦不堪言的懲罰。《宋稗類鈔》說過：“章惇恨安世，必欲殺之。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所以當時有‘鐵漢’之稱。”像劉安世居然能夠存活下來，像蘇軾最後赦回中原常州，是極少的幸運者。凡流放於荒州野縣的兩宋政治人物，最後無不瘐斃於蠻煙癉霧的毒域。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斬”、清朝的“凌遲”，相對而言，就算是“仁政”了。若無趙匡胤的誓碑，恐怕連這點“仁政”也是不會有的。 兩起“文字獄”事件，很大程度因黨爭而起：神宗支持變法，變法派便借蘇軾一案，打擊反變法派；同樣，哲宗繼位後，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對變法，反變法派便拿蔡確一案，搞倒變法派。但是，當案件進入實質階段，到底要怎樣處置時，是殺是關，是釋放還是流放，便出現與他朝迥然不同的眾說紛紜現象。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文字獄”的第一目的：消滅意識形態上的異己分子，鎮壓持不同政見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頭落地，殺雞給猴子看，警示文人必須夾著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元、明、清的知識分子，恨不能把頭縮進褲襠裡去，嚇得連屁也不敢放得一個，就是沒有大宋王朝“不殺士人和言事者”的保證。所以，在宋朝，無論變法的，反變法的，對於蔡確的懲罰，齊感不妥。遂不分殄域，不計前嫌，聯合起來，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趙匡胤誓碑來處理。 北宋這兩起“文字獄”案件，雷聲大，雨點小，都以流放了結。蘇軾流放得近一點，蔡確流放得遠一點，這就是趙匡胤那塊誓碑的作用了。 “烏台詩案”來勢洶洶，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勢。蘇軾被押到開封，關進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嚇得魂不附體。慢慢地有人為他緩頰，都拿誓碑的精神說事。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軾既下獄，眾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王安石之弟）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按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章惇也規諫過神宗：“軾十九擢進士第，二十三應直言極諫科，擢為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為一代之寶，今反置於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也。”關了蘇軾三個月後，不想、不願、也不敢殺文人的神宗，終於將他釋放了。對他的處分還算手下留情，只是發配到湖北黃州這不算太邊遠的邊陲縣份，任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相當於推一推就過去、拉一拉就回來，不一棍子打死，給出路的政策。有飯可吃，無公可辦，那時大概不用寫檢討、作交代，這樣，他倒有足夠的時間吟詩作賦，著名的《赤壁賦》就是在黃州寫出來的。 “車蓋亭詩案”的處理，比較複雜。元朝脫脫編《宋史》，將蔡確列入奸黨傳未必合適，但自宋而元而明，對“王安石變法”的看法，一直負面，也是客觀存在。第一，神宗死了，哲宗繼位，宣仁高太后主政，重用舊黨，推翻新法，形勢對蔡確不利。第二，繼王安石為相後，蔡確又極其賣力，貫徹新法，很得罪了那些反變法派。第三，生性歹毒，作風惡劣，害人甚多，結怨不少。此案一出，很令他的對立面歡欣鼓舞，想不到你小子終於有這一天。但謫令一出，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這絕對要他性命的處置，令朝中支持他的一派、反對他的一派，以及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一派，都傻眼了。他是當朝宰相，即使有錯，也應得到尊重，應該體面下台，更不能遠放新州，到那“與死為鄰”的州縣。於是，大宋王朝的變法一派、反變法一派，竟一致認為處分過於嚴重，而且不合祖宗家法。 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有一則關於“車蓋亭詩案”的感想，此公以十分訝異的筆調寫道：這是怎麽回事呀？“若論（蔡）確設心之奸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僅從遠竄，已屬寬典。乃當時萬口同聲，以為太過，即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於宣仁後簾前，並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謂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謂恐啟羅織之禍，上疏論列，及聞確謫命，又奉還除目者，彭汝礪也。謂薄確之罪，則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皇帝宜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全者，蘇軾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確，及問新州之命，又自謂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節局外評論，亦謂確不足惜，然為宰相，當以宰相處之，而以范純仁為知國體。可見是時朝野內外，無不以為謫確為過當。” 趙翼為清朝大學士，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對待“文字獄”的觀點，來看待蔡確這幾首牢騷滿腹的詩。他認為統治者屠滅自由表達意志的文人，是天經地義的，而文人只能跪著活而不能站著生，而對大宋王朝的文人，不但敢於提出異議，而且對范純仁等一乾人，平素與蔡確形同水火，涇渭分明，觀點對立，互不相能，都是對“熙寧變法”持反對觀點，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黨羽的打擊、排擠、壓製、遠謫。一到了有悖祖宗之訓，有違誓碑之旨，就都跳出來為一個罪犯求情。正因如此，他指責這都是“宋待士太厚之故，縱有罪惡，止從黜謫，絕少嶺海之行，久已習見，以為當然，一旦有此遠謫，便群相驚怪，不論其得罪之深，反以為用刑之濫。政苓縱弛，人無畏懼，實由於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正常，視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被視為正常。這大概就是九百多年間不談趙匡胤這塊誓碑的原因。做帝王者，不談，可以理解，他們絕不允許文人犯上作亂，他們最害怕的是文人以自己的頭腦思考。做文人者，不談，就不可理解了。但你讀了趙翼的這段妙文以後，就會知道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是怎樣將一個正常人變為不正常的；而這個不正常的人，竟會成為迫害他的人的同黨、幫凶，並視其所作所為，無不正常。這就是我們從趙翼文章中所讀到的弦外之音。中國知識分子之可憐可悲，就在於這種自覺和不自覺地甘為統治階級的膺犬反噬同類，還認為自己在替天行道。這也是趙匡胤誓碑之所以成為魯殿靈光的絕唱，你文人不自重、不自好、不自強、不自立，那別人還能對你怎麽樣？ 不過，趙翼所說的“宋之不競”，的確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在後人眼裡，乃中國歷朝歷代中最不振作、最不提氣，最為窩囊、最為掃興，僅有半壁江山的一個朝代。趙宋王朝為什麽造成這樣的敗局，主要由於“冗官”、“冗兵”、“冗費”，而尤讓中國人感到恥辱的，這是一個竟然向鄰邦納貢稱臣，才得以苟安一隅的王朝；這是一個竟然有兩個皇帝被人家抓走當俘虜的王朝；這是一個竟然連立錐之地也沒有，不得不被迫漂蕩在海上的王朝。然而，就這樣一個先輸於遼、後敗於金，最後亡於元的“積貧”、“積弱”的王朝，由於趙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發展，文明得大進步，文學與文藝得大繁榮，讓我們看到這個王朝輝煌燦爛的另一面。軍人和軍事活動為時代主體的戰爭年代，毀滅、死亡、破壞、滅絕，壓倒一切；文人和文化活動為時代主旋律的和平年代，建設、發展、騰起、富裕，成為基調。於是，兩宋王朝積三百多年的努力，其高度發達的經濟、突飛猛進的科技、高產豐收的農業、富庶活躍的市場，其規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會、詩書禮樂的環境，成為繁榮和創造的黃金時代。正如陳寅恪所說：“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造到極致境界，與這塊誓碑所營造出來的大環境，有著莫大的關系。 錢穆則說得更仔細些：“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用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理學與藝術》）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中國社會史》，將宋代稱做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也是強調唐、宋大轉變中的文化含量。“11—13世紀期間，在政治社會或生活諸領域中，沒有一處不表現出較先前時代的深刻變化。這裡不單單是指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人口的增長、生產的全面突飛猛進、內外交流的發展……），而更是指一種質的變化，政治風俗、社會、階級關系、軍隊、城鄉關系和經濟形態均與唐朝貴族的仍是中世紀中期的帝國完全不同，一個新的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說已是近代中國特征的端倪了。” 僅就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來說，除造紙外，其余的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這些宋朝人智慧的結晶，一直到今天，仍為當代社會所需要。而我們時時刻刻須臾不離的書本、報紙、文件、宣傳品，乃至於網絡上所使用的印刷體方塊字而言，它之被稱為“宋體”，這個“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會生活模式，為後世中國人所承襲。或者還可以說，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與秦、與漢、與唐，都多不搭界，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卻是最為接近的。嚴複有過這樣一種論點：“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故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 趙匡胤的誓碑，也許真的是子虛烏有，然而有一點不可抹殺，兩宋王朝對於文人的優容、對於文化的扶掖、對於文明的提倡、對於文學和文藝的寬縱，也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值得肯定的時期了。 王安石的“怪”策 王安石（1021—1086） 宋朝政治家、文學家，江西撫州人。他潛心研究經學，被譽為“通儒”。其文章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名列“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是個大文學家、大政治家，但也是個大怪人。 宋朝葉夢得《石林燕語》記載：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衝卿同為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 “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其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傳》裡說：“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世風好諛，大人物的一舉一動，追隨者都會頂禮膜拜的。不過，衣服穿舊穿髒不洗滌，臉上有汙垢也不弄乾淨，怎麽能和“賢”聯系上，我真佩服那些人的想象力。也許他們心目中的賢人，都是從內到外，不那麽乾淨吧？ 宋朝彭乘《墨客揮犀》裡，還記載了另外一個小故事，也可見此公的性格：“王荊公為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並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也。”這個烹絕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稱賞的人，大概也是一個食不知味的人，有什麽真率可歎？說得好聽些，無非不通曉，或者假裝不通曉人情世事的怪人罷了。 不過，從古到今，文人中間怪者也多，倒也不足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對不起，恕我不敬地說，則是裝孫子的“怪”、矯情的“怪”。把怪當做一種登龍術、一種廣告手段，無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後，作品寫不出來，就隻好靠文學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王安石是一個搞政治的文學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做一些怪的話，也是怕人把他忘記的。所以，凡是在文壇跟頭把式、出點洋相、製造新聞、興風作浪、不那麽老老實實寫作者，十之八九都有其廣義上的政治企圖。 因為搞真正的文學，是要費點力氣的，而作怪的話，興之所至，率意而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樓賦》的王粲，喜歡做驢叫，實在怪得可以。他死後，安葬畢，來送喪的曹丕對一些參加追悼會的文人提議，仲宣生前愛做驢鳴，可各做一聲以送之。於是，每人皆引吭高聲效驢之吼鳴，墓前的那個交響場面，肯定令人亢奮，但也確實是怪誕不經的。同時期還有一位阮籍，喜歡做長嘯，聲聞數百步。他既不是戲曲演員，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聲唱法，要練發聲，長嘯不已的話也會讓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組成的文壇，忽而傳來一聲驢鳴、一聲虎嘯，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為，倘不這樣怪一下，怎麽能讓大家側目而視呢？ 至於王安石的“怪”，到底屬於哪一類的“怪”，千古論者，看法不一。甚至當時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還是裝怪，何況我們後人乎？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仁宗有一次賜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這位皇帝是很講究儉樸的，所以就不像現在拿著公家支票去吃飯，那樣花錢如流水了。他舉辦這次宴會，倒具有一點西洋情調，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燒烤。與會者得自己在池塘裡，釣上魚來，然後或紅燒，或清蒸，或松鼠，或刺身，與大家共享同樂。 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也不善釣魚，坐在那裡便把一碟子用麵粉做成的魚餌，一粒一粒地扔進嘴裡，吃了個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對當朝宰相講，這個王安石是怎麽回事呢？他是極虛偽，還是極呆傻呢？一個人保不齊誤吃一粒兩粒魚餌，但總不能把那麽一大盤子的小面球統統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麽賞識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實，這位皇帝曾經很在意他，也重視他，才把他從地方上調到中央工作。而且在這以前，由於他為官政聲甚佳，各方反應極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開封來擔任要職。但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了。每婉謝一次，他的呼聲就高漲一次；每推托一次，許諾他的職務就提高一級。後來，他終於在差不多夾道歡迎的程度下來到京城就職，有沒有洋鼓洋號拉拉隊之類，不得而知。反正那時沒有明星，他就是擁有許多粉絲的政治明星。 《邵氏聞見錄》載：“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兩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持國學術尤高，大臣薦入館。呂晦叔亦與安石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結一時名德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一個人能夠如此打造環境，經營氛圍，鋪墊人氣，放長線釣大魚，做先聲奪人的努力，沒有相當智商，沒有十分手腕，是難以辦到的。然而，這個人居然若無其事地吃下一盤子魚餌，真是讓人很難疊合起來看待。 1060年（嘉祐五年），王安石調到了中央，果然很當回事地在五月給皇帝上“萬言書”，要求改革政治體制，要求改變經濟方針。實際上，這一套思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賞識，而推行全國，在歷史上稱為“王安石變法”的設想藍本。不知為什麽，“萬言書”上去之後，仁宗沒有反應，大家覺得他調來中央，必受重用，仁宗卻沒有後續動作，基本上將他曬在那兒，晾著他了。其實，經過1045年（慶歷四年）范仲淹的“新政”試驗，未果而終以後，宋仁宗對於任何改革都不感興趣，不抱熱情，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來，求穩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這個本來就沒什麽力氣和精神的皇帝，是絕對不想作為了；更何況仁宗對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覺得很無趣，便借口家事，又請調回到金陵。於是，有人納悶，這對君臣之間發生了什麽矛盾，產生了什麽齟齬。其實，啥事也沒有。有人認為，他當著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盤子魚餌，估計讓陛下覺得他這個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對這位“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臣下，由最初的熱烈期待變為疑慮不解，從此拉開距離，不再納入他的視野中了。 談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有時表象和本質會很不一致，怪誕的背後沒準相當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是說不一定的，誰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識吃給仁宗皇帝看的呢！因為他的抱負很大，他是想在富國強邦的政治領域裡創功立業，他到中央來是對這位欣賞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給予他施展才華的機會。可實際並非如此，仁宗本來就沒有什麽銳志雄圖，登上皇位太久，也懶得革新求變，王安石睹此無可作為的現狀，也就不再積極，就吃這一盤子魚餌讓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對另外一個皇帝，又一點也不怪了。宋朝曾舒《南遊說舊》記載：“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愛此女，乃以天下樂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雲：‘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由此來看，他有時要裝裝怪，有時也是不敢怪的。因為，神宗對於他來講，是屬於必須絕對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將身家性命都押在這個賭桌上了。所以，說到底，怪的行為舉止，無非是文人一種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時怪，有時不怪；需要時怪，不需要時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後不久，很快民間就流傳以他為主角的說書，名為《拗相公》的話本，現在還可以從殘存的《京本通俗小說》中讀到。這當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輿論上的一次清算。用一個“拗”字來形容王安石，當然是十分傳神的。 有一年元宵節，王安石陪著神宗皇帝，君臣二人，邊談邊行，乘馬進宣德門。沒想到執勤衛士持槍把他攔住了，拉住了他的馬，不許他進去。那時，他已經是參知政事，相當於副首相，宰相肚裡能撐船，本不必發那麽大的脾氣。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辦執勤衛士。禦史蔡確不同意，“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王安石“拗”起來，連神宗也拿他沒辦法，隻好為他“杖衛士，斥內侍”，而“安石猶不平”。《邵氏聞見錄》也講過一則他別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荊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掃地，當其意，譽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即大怒，以為不力，逐去之。參寥在座，私語他客曰：‘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他的兒子王雱，推薦給神宗皇帝時。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來，也未為不可的。可他卻繞了個大彎子，先把他兒子寫的策論，和《道德經》注疏，刻了板，再印成書，再拿到市場上賣，再從讀者的呼聲中上達天聽使皇帝聞知，采取了這種迂回戰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還是假拗，真是要打個大問號的。 在中國歷史上，文人當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號”，中樞決策，位極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淵明做彭澤令，頂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實際覺得當朝皇帝賞識不夠，沒給他一個像樣的官，才跑到永王李璘那兒當幕僚去了，以為這位王子造他哥哥的反，要是成功的話，還能不高官厚祿嗎？但也有人是很怕做官的，董卓一進洛陽，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滿門抄斬的威脅下給董卓做事。最後，董卓被殺了，這位文人挺念舊，覺得這軍閥至少對他不壞，於是去掉了兩滴淚，被貂嬋的乾爹王允抓住，大光其火，結果到底掉了腦袋。有的為了做官，連氣節也不要的，作《燕子箋》的阮大鉞，就是一個這樣的敗類。有的為了不做官，還被砍掉了腦袋，這就是和司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噩運。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態一樣的阮籍，不得不做了個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脫政治。有一回，竟醉了兩個月，不理政事，這樣才勉強保住了首級。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為資本，傲世任情，沽名釣譽，大撈一把。在這方面，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現代一些作家以隱求顯的小伎倆，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兩朝又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幾乎每個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漢魏時期，皇帝是不怎麽把文人當回事的，司馬遷自己都認為史官不過是倡隸優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馬相如、枚乘也不過文學侍從罷了。禰衡被曹操罰做鼓吏，楊修只是隨軍參事，“竹林七賢”中有的官職不低但並無實權。此後的明清時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進入中央決策機關，能參與政要、發號施令者，絕無僅有。雖然有些禦用文人，隨侍皇帝左右，寫些應製文章，但只有吾王萬歲萬萬歲的捧場權，乾政是輕易不敢的。唯有唐宋兩代，文人的價碼要高一點，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在被黜被貶被流放的情況下，還能當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變了整個國家現行政策者，亙古以來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為了實現他的變法意圖，以退求進的手段求官，幾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輩子，能下這麽大本錢，連同時代的人都認為他怪得可以，因為朝廷再三請他出仕，他就是拒絕任命。有一次，給他一個修起居注的差使，“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地堅辭，可見他是一個多麽了不起的以怪製勝的怪人了。 1042年（慶歷二年），王安石考中進士，時年21歲。一直到46歲，也就是1068年（熙寧元年）得意，他經歷了宋仁宗、宋英宗兩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講學金陵，不予奔競，“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於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於他謝絕到朝廷裡就任，恬退守職，聲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來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觀眾。輿論造得如此之足，他竟被視為“一世之偉人”，朝拜者、敬禮者、請安者、侍奉者不絕於門，“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執政為屈”。如此極盡鼓蠱煽動之能事的效果，試想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盤子魚餌的人，能製造得出來的嗎？ 這類文壇上哄抬物價的現象，現實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可見古今同理。因為捧角的人，啃招牌邊，是啖飯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搖之術，所以就有活著給自己立生祠的事。許多文壇前輩，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個人紀念館的建設，可有另一些作家，已經在家鄉蓋了大廟一樣的館堂，供奉著自己的著作，張貼著自己的肖像，展覽著自己的文物，擺放著捧場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為“師臣”、諡曰“文”、稱“王文公”者，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讓人這樣香火奉祀他的。可見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腦袋瓜子靈活得多了。能先風光兩天，就當仁不讓。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擢升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這比坐直升飛機還要快，因為他決心要把這位隔牆吹喇叭——名聲在外的奇才，從外任調入京師予以重任。因為當太子時，他的太子司文書事韓維（後來王安石變法，因為韓維不讚成，他就把這位引薦者一腳踢了），經常對政局發表看法。每逢這位王儲讚同時，韓維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見解耳。這就是《邵氏聞見錄》中所說：“先是治平間，神宗為穎王，持國翊善，每講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耳朵裡早被王安石的名聲灌滿了，王安石和韓維書信往還，很了解這位新皇帝對他的態度。看來，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並不是無抱負的傻吃魚餌的呆子，更不是厭倦仕途的塵外之人，只不過要看什麽時機合適，和什麽樣的皇帝能起用罷了。 所以說，怪也好，不怪也好，裝怪也好，都有其現實的考慮。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從江東刑獄調到中央來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對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過“萬言書”的。結果，卻碰了個釘子，未被采納，他懷才不遇，適逢丁憂，隻好退隱金陵，待機而動了。英宗一朝，他因為反對過這位皇帝繼承大位，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所以給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認為是時候了，聖旨一到，他不再拒絕做官，馬上接受了任命。不過，他也許覺得一反常態地熱衷仕途，和他多年營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麽吻合，到底還是稱病，拖延了七個月才進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來，是真有病呢，還是冀圖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韜光養晦，拒不出山，製造空氣，聲譽鵲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盤算。因仁宗、英宗兩朝任職的范仲淹、晏殊、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文學上的對手，要想超越的話，還得憑借政治上的優勢才行。而在封建社會裡，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對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時機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積弱的國勢，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時，國庫就“所出無余”，英宗時收不抵支，出現赤字。那些文臣們在仁宗慶歷年間也搞過新政的，卻碰了個大釘子，只能守成求穩了。新皇帝對這些無計可施的老臣當然不滿意，而每年必須要“賜”給西夏五萬兩銀、十三萬匹絹、兩萬斤茶，以求和平的費用，還不包括節日期間要“贈”的銀、茶、絹、帛的沉重負擔。這還是大宋王朝為買和平所花費的小頭，大頭是向北方遼帝國的“賜”，那是十萬兩銀、二十四萬匹絹，到神宗朝，遼又提高宋的“賜”，為二十兩銀、三十萬匹絹。王安石給仁宗上的“萬言書”，所以石沉大海，是因為那時國家的日子好過些。但現在，處於內憂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變法上，他一展雄圖的時機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變革，都不會順利地付諸實施的，勢必要觸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這部分人的力量足夠強大的話，變革行動不出母腹，就會被扼殺了，如宋仁宗的“慶歷新政”、清德宗的“康梁變法”。假如反對變革的力量雖然強大，但進行政治變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當的話，而且能夠堅定地排除變革過程中的障礙，變革也有可能獲得相當的成果，如秦之商鞅、明之張居正。如果變革者的計劃一出台即遭反對，變革者的營壘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對派始終保持精誠團結；加之這場變革確實給人帶來的不是福祉而是災難的話，那麽，絕無一絲可以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盡管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放逐了，但其中的作家卻是最不堪一擊的，歐陽修回家養老去了，司馬光靠邊站了，蘇東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卻無法制止由於權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陣營中分崩離析的現象。他推行新政的最得力的副手呂惠卿，也是出賣他、導致他最終失敗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後，在南京天天要寫“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對這個人的怨恨。有一次，蘇東坡在南京見到他，談起變法的成敗，王安石還恨個不已，大罵是呂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變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青苗、保甲、免役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擾民的一面，而貫徹執行新法，依靠的仍是舊的官僚行政機構，結果本來有利於民的政策，也會變質而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邵氏聞見錄》中說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為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益變矣！”《拗相公》是宋人話本，其中所描寫的老百姓對於變法的深惡痛絕之情，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真實性。當然，還有並非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進行政治變革的領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個怪人、一個拗相公，必然失去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為文學家，也許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為政治活動家，怪誕乖戾，險譎詭異，躁迫強直，剛愎自用，“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也是這次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 蘇東坡的老爹蘇洵，就為此寫了一篇《辨奸論》：“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其禍豈可勝言哉？”這個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接著，就談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虍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一個連自己胡子上爬著蝨子也不自知的人，還有什麽可以指望的呢？最後，他對於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結論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刀、易牙、開方是也。”因此，碰上這類以怪待價而沽，以怪欺世盜名，以怪招搖過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還真得想想蘇老泉的這番話。 王安石罷相以後，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個地名叫“謝安墩”，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又名謝安石，曾在此地落過腳。東晉至宋，也是好幾百年的事了，王安石這個怪人，也怪得太無邊無際起來，為這個“謝公墩”姓謝而不姓王，寫了一首絕句： 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王安石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極了。 蘇東坡的底氣 蘇軾（1037—1101） 宋朝文學家、宋朝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生性放達，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遊山林，但卻一生坎坷。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從根本上改變了詞的發展方向；亦工於書畫；其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代表了宋文的特征。名列“唐宋八大家”。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這首標題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東坡先生的名詩，是他於公元1097年（宋紹聖四年）謫放海南島儋耳三年後，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瓊州海峽北歸，到廉州，也就是現在的廣西合浦時，所作的過海詩。 我曾一直循著這位大師的嶺南行蹤，探尋他被小人排擠、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當年坐在廣西合浦廉州中學校園裡的東坡亭上，我似乎於冥冥中聽到他在苦吟這首渡海之詩。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輕輕松松地落在了“茲遊奇絕”四個字上，這絕不是一般人的心胸能夠想得開的。詩人的樂觀胸襟、豁達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筆下流露出來了。他還曾經寫過一首《觀棋》詩：“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就是這種意思了。 據《蘇軾詩集》引《王氏交廣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極南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遙望朱崖州如菌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於是，不妨設想，那時，過瓊州海峽，可不是現在一兩個鍾頭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個小時的長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蒼蒼，波濤萬裡，浪逐船高。東坡先生佇立船頭，會不想起當年貶往海南的那次暗無天日的行程嗎？ 三年前，在雷州半島的徐聞港碼頭告別登舟時，無論送行的親友，還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東坡先生，還有北返的可能；恐怕連他自己，也做了老死海南之想。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過：“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死即葬身海外。”但天不絕人，三年後，他又重渡海峽，北望中原，能不感歎系之，詩興大發嘛？這首詩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詩人艱苦卓絕、特立獨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一生的寫照。 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由於他始終“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所以“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立於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禍，無罔之災，難以逃脫小人一族屢次三番的圍攻，飽受貶謫他鄉之罪，遍嘗顛沛流離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輕，走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遙的事情，歷史上的文學屠殺案，往往由這種惡性嫉妒而起。 如果做一次中國“文字獄”起因的調查，你會發現整人整得最起勁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於嫉妒；二是那些已經寫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被寫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無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發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壓根兒就以文章為登龍術、為敲門磚、為墊腳石，志在攀附巴結，其實是打著作家幌子的作家，為了達到目的，連殺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揀軟的捏，以作家為靶子、為獵物，根本不是作家卻擠在作家行裡來謀算作家的文學殺手，那就更是可怕了。這些人，無一不身懷絕技，無一不人其面而獸其心，無一不是想將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家夥。 這些文人，唯其志不在寫，所以只要一有機會，或者結夥、成群，傾軋、排他，派性、門戶，封王、稱霸；或者告密、陷害，檢舉、揭發，批判、打擊，壓迫、廝殺。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夠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權勢，得以放開手腳，來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殺氣騰騰的嘴臉，甚至連皇帝老子都自歎弗如。 蘇東坡被放逐海南島，不一定是哲宗趙煦的意見，而可能是那些想整蘇東坡的小人們，變態的施虐心理在作怪。據說，已貶往惠州的他，曾經寫過一首詩，題名《縱筆》： 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 這首詩傳到了京師，已經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聲：“蘇子尚爾快活耶？”於是，蘇東坡被再貶儋州。陸遊在《老學庵筆記》裡說過，紹聖年中，把一批元祐黨人貶往外地。因為蘇軾號子瞻，瞻字的偏旁為詹，就罰往儋州；蘇轍號子由，由字與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罰往雷州；劉莘老罰往新州，也因為莘與新兩字的部分相同。從這種挖空心思的刁鑽行徑看，絕對類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監們的陰毒意識。當他們操刀宰人的那會兒，你不能不讚歎此等心術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無聊的伎倆。所以，文學殺手比職業劊子手更毒辣陰狠，更卑汙齷齪。 在習習海風吹拂下的蘇東坡，眼看海岸線已在視中，終於又將返回中原，撫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搖頭了。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被人整了一輩子以後，還仍舊活著，而整人者本以為整倒了別人，扶搖直上的，結果也還不過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連毫毛也未撈到一根。東坡先生掰掰手指，先貶黃州，後謫英州，再罰惠州，後放海南，說得上命途多舛。他搖頭，因為他納悶，落在小人包圍圈裡一輩子的一介文人，如此被折磨，如此被播弄，而居然不死，如今還能站在北渡的一葉扁舟上，活著回返家鄉，會不感慨系之嗎？ 但也不能由此斷定，那些文學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壇上的書生悲劇、詩人噩運、作家痛苦、文人災禍，而由此身陷縲絏、終生冤獄者，可謂層出不窮；斷頸割首、橫遭極刑者，簡直絡繹不絕；或“生平文字為吾累”，“頭顱擲處血斑斑”，再無生路；或“冤沉獄底文章罪”，“遠戍散關不見還”，飲恨而終。在中國歷史的字裡行間，何處不是淚痕血漬啊！蘇東坡雖不死，但也在掉了一層皮以後，才終於踩著跳板，踏上離開三年的大陸。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性格強者的勝利，也是對自己充滿文學自信的一個文人的勝利。 被整，不垮；活著，而且很好。這對那些下手整過你的人，別看他裝得煞無介事，其實，那是他永遠排除不掉的噩夢。王安石後來白晝見鬼，懨懨而亡，恐怕也只能夠以“現世報”三字來解釋了。 從這首渡海詩看，那些想扼殺這位文豪的小人們，恐怕是大失所望了。第一，他沒有如他們所設想的，把他放到當時物質異常匱乏的海南島，飲食不繼，無以為生，困迫得喪失鬥志，最後以瘐斃了結。第二，他也沒有如他們所盼望的，把筆放下，將詩情收起，再也不抒發他那滿腔的巧思和才華，從此成為一隻不能鳴唱的鳥。第三，出乎他們所預料的，苦行的磨煉，對詩人來說，醞釀成他思想的最後一次升華，南渡以後，他的詩更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這三年的流放，看成不過是平生最奇最絕的一次難得的經歷，這實在是使他的對手氣得發昏的事情。 合浦，據《輿地廣記》：“廣南西路廉州，領縣二，其一為合浦。”可見是個相當古老的縣城。從蘇東坡的《讚廉州龍眼》一詩中的“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句看，“合浦珠還”的故事，早在那時就流傳了。所以，這是一座以出產珍珠聞名於世的古老縣城。人稱“西珠不敵東珠，東珠不敵南珠”的南珠，就專指合浦產的珍珠。但我不遠千裡，來到合浦這塊土地，倒不是衝著那些美輪美奐的珍珠，而是實實在在地沿著大師的足跡，尋覓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為公元1100年（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兩個月間，這座古城曾經張開懷抱，迎接渡海歸來的蘇東坡。當我在這個蘇東坡暫住作客的城池裡，在這座東坡亭裡，似乎真能感觸到大師的一絲遺澤呢！ 蘇東坡雖沒死，但也在掉了一層皮以後，才終於踩著跳板，踏上曾離開三年的大陸。這是一個性格強者的勝利。圖為傅抱石《蘇東坡遊赤壁》。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棲。 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拱析。 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啼。 高堂磨新磚，洞戶分角圭。 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為半日稽。 晨登一葉舟，醉兀十裡溪。 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這首標題為《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的詩，“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處。不禁猜想，一千多年前，渡海歸來的蘇東坡，坐在那敞亮清涼的亭子裡，汲井水，燒團茶，任秋風蕭瑟，聽秋雨淅瀝，恐怕詩中的“歸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蘇東坡的興奮之余、悲悵隨之的複雜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渺茫。 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這一首當是同時作品的《雨夜，宿淨行院》，也可佐證大師回到大陸南端後那種迷茫、淒冷和孤獨之情。任何歷史階段，從來是“抽刀斷水水更流”，很難截然分開的局面。過分樂觀的朋友們，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嫵媚，春風也不蕩漾，就做出“春天已經到來”而興高采烈的評估。誰知話音未落，接是便是“雨疏風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節氣，這都是記憶猶新的事。所以，智慧如蘇東坡者，會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章子厚，退出了歷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於馬上“煙飛虜滅”，總有一脈相承的殘余勢力要他面對的。然而，在合浦那夕陽余暉中的他，已不是開封資政院裡風華正茂的他了。無論如何，對這位“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的文學大師來說，已快走到人生盡頭，反顧既往，能不為被延宕的時間感到森然和淒涼嗎？ 我們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遠也找不回來的，就是時光。 從他在這裡作的一首詩看，其中提到了歐陽修和梅聖俞：“我憶汝州六一叟，眉宇秀發如春巒。”“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說明他經歷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運之後，仍懷著對故人的不忘之情。那他會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終生淹蹇的王安石嘛？ 談起蘇東坡，不可能不談王安石，同為“唐宋八大家”，文章與詩詞寫得絕棒。同樣，提到了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會忘懷因與新政相背，坐過大獄，漂泊半生的詩人。他們倆在政治上不同營壘，在文學上也相互匹敵。如果，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不是令那麽王安石不安；如果，蘇東坡的剛直性格，些許斂抑一些，不去忤弄這位權傾一朝、其實也蠻“小人”的同行，也許他在政治上的命運，說不定會要稍稍地好一點。 凡是較量，只有絕對高出一頭的人，才能表現出優裕雍容的“費厄潑賴”的紳士雅量。王安石雖才華出眾，但在蘇軾面前，並不略佔上風，而且在他對王安石著《字說》諸如“波乃水之皮，豈滑為水之骨乎”的嘲笑，雖屬雅謔，也難免使王先生有些尷尬。什麽人都可得罪，但千萬不能得罪小人，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會好過。好在宋朝不劃右派，否則，早就給王安石這頂帽子戴了。一次王安石對蘇軾說過這樣的話：“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看來，這種打一個拉一個的“皮裡陽秋”的說法，固然表達了他對歐陽修的不以為然，同時也說明他對於蘇軾的十分在意。所以，歐陽修在那場變法之爭中，不過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鄉了事，而蘇東坡卻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不能不說這其中夾有的文人妒意。當然，也不能不談到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為了整死這位大師，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牽強附會、望文生義，用隱射不敬之罪來陷害蘇軾。舒稟的詩詞，寫得差強人意，至今猶有流傳；李定的唱和，則不上台盤，早已湮沒無聞。但沒有一個文人，承認自己不過爾爾的。而他們很懂得從蘇東坡大量的詩詞中，雞蛋裡挑骨頭，尋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絲馬跡，好將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開封遷都余杭，宮廷文檔大量流失，總算有一本由同時代的陸遊、朋十萬收集整理的《烏台詩案》留了下來。那些整人的手段，在幾百年後的今天，讀起來猶令人不寒而栗。這本書裡記述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們，出於嫉恨，是怎樣向皇帝告蘇東坡的黑狀。 令人不禁奇怪的是，所有過去和後來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誣告對手用“隱射法”惡毒攻擊最高統治者，來製造“文字獄”，這好像成了這類殺手的不二法門。幸好宋朝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點文化素養，不那麽相信這些低能兒編制的讕言，這才使蘇軾僅被流放了事，而不是被砍下腦袋。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 據同代人王鞏的《聞見近錄》載：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唯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換了一位喜歡對號入座的皇帝，那還不跳將起來，把蘇軾給朕推出五朝門外斬首不可嘛！宋神宗倒還冷靜，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蘇軾的狀子，以及檢舉信、告密信、匿名信之類，都交給中書省存檔，然後，由內府審理這件“蘇軾詩案”，終於禦筆親批，貶官外放了事。 不過從這則筆記中，也可看出小人多變的嘴臉，此時的章子厚居然還能說兩句正直的話，大概他估計局面未必對蘇軾絕對不利。但後來，他上了台，將蘇軾貶往海南島時，那可是一心想將這位大師從肉體到精神全部消滅的。 十個文人，九個相輕。這種文學上的計較，常常會走向文人相整的局面。然而，時光在整與被整中，一天天過去，最後剩下的除創傷外，便是無可回避的老邁。這便是我在那座東坡亭裡，所能體會這位大師的深深感慨了。 蘇東坡的一生，政治上從不退讓，堅持他的主張；文學上更不買帳，他對他那支筆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話，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蕩得厲害，這樣，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國文壇上，這類半瓶子醋又特別的多，文人相輕，也就是一種習見的現象。古往今來，這種誰也瞧不起誰，誰也看不上誰的場面，也不知看過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勝看，連老百姓也都熟視無睹，遂也不以為奇。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輕，居然心服口服地欽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樁呢？有幾個文人能像歐陽修那樣，一讀到蘇東坡的文字後，馬上給梅聖俞寫信說：“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回顧時下文壇，令人高山仰止者，雖大有人在，但像歐陽修這樣提攜後進者，也並不多，而患有王婆賣瓜的“自我感覺良好征”者，更為數不少。這類喜歡文人相輕的人，多自負，少自審；好自炫，乏自謙；有自大之狂，無自知之明；總自視甚高，自鳴得意，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卻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這也是文人相聚時的風景線了。 於是，輕人者，被人輕；被輕者，也輕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軒輊。說作家謙虛誠篤者少，浮狂傲氣者多，不算誇張之語。即或有的作家佯做恭順和遜，那骨子裡的倨慢驕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夠感覺出來的。還有的，也許當著面，嘴上不得不說些好話，什麽還不錯啦，什麽也可以啦，什麽比上一部作品大有進步啦……其實，他心裡的月旦雌黃，真的全盤托出的話，我敢擔保，會使那位想聽到佳評的對方，心臟病都要氣犯了的。 僅僅是文人相輕，應該是看成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不必太當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也可視為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別、好惡不同、格調有異，評價自然也就很難一統。你再好，哪怕你馬上有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歡；即使你已經拿到手那幾十萬美元的獎金，從斯德哥爾摩載譽歸來，我也可能發表對你的作品不敢恭維的評論。同樣的道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個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視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況本來就不是那麽好，挑出點毛病，講出些壞話，或者搖頭唾棄，置之若敝屣，被徹底地糞土一番，也不會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這種或熱或冷的待遇，一聞好評，欣喜若狂；一聽批評，如喪考妣，那該像玻璃杯經不起高低溫的迅速轉變一樣，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話說回來，文人相輕，不完全是一件壞事。若不相輕，何來競爭？唯其不讓人相輕，就只有發憤寫得更好，讓人家想輕你也輕不成；唯其要輕別人，自己寫得很不上路，英雄氣短，也張不開這張嘴去數落別人。因此，意氣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純粹就是為了賭氣也好，或者什麽也不為，就由於看對方不順眼也好，而相輕某一位同行的話，撇開其消極的一面，設法使自己寫得更出色些，具有輕人的本錢，也是有其積極的值得嘉許的一面。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說的“兩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間這種爭長較短的行為，看得太嚴重。曹丕在《典論》裡說這四個字的時候，口氣也是輕描淡寫，看得並不嚴重的。但怕就怕這種文人相輕的情結，發作到成為一種病態，那負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恥文人在作踐大師時，那種無賴嘴臉、卑劣伎倆、小醜心態、下流行為，是很令人發指的。 由於蘇東坡在政治上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學上達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宣傳中外，孰不歎驚”，“傳於人者甚眾”的程度，“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們的黨羽，絕不肯輕輕放過他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詩禍被抓到開封坐牢，後來謫降黃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點保護他的意思，如果沒有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禦史們的意見，就該以大不敬罪殺頭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黨所乾的事，這回貶得更遠，一下子把他發落到嶺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則是又一批更不成氣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戲了，他被放逐到海南島。 初到昌化，連房子都沒一間，幸好海南學子崇敬這位大文豪，自動聚集起來，運木培土，給他蓋了可以遮風避雨的所在，這或許就是“人間自有真情在”的可貴之處了。在海南三年以後，他才遇赦回到合浦。 他的全部不幸，無不由文人相整而生。然而，有什麽辦法呢？腐殖的土壤裡，必有蛆蟲孳生。就像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眼見天才注定做叫化子了，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純潔的信義不幸而被人背棄，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屍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嚴肅的正義被人非法地詬讓，壯士被當權的跛子弄成殘缺，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藝術被官府統治得結舌鉗口，淳樸的真誠被人瞎稱為愚笨。”所以，蘇東坡窮其一生，也未能擺脫這類專門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最終還是被他們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蘇常州。 宋人筆記《萍洲可談》裡記述：“余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看來，那些由整人棍子們組成的戰鬥隊，實際上還是達到了扳倒大師的目的。 在合浦時的蘇東坡，也許有一種終結的預感了吧？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 為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幾時歸？ 這首寫在合浦的詩，雖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經的事，但“豈求伴”和“自要飛”，也是在抒發自己創作上兀立不羈的信心，無論“庭松仍西指”，無論“不知何時歸”，也無論怎樣的文人相整，他不改初衷地堅持走自己的路。蘇東坡盡管不走運，但他卻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塊豐碑。 如今在合浦縣的這所中學裡，東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間，東坡井在蟬聲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地供人憑吊的陳年遺址。但痛苦這東西，一旦化為歷史，製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過是茶余飯後的談資而已，聽的人和講的人，都已沒有那種切膚之痛的感覺了。 在東坡亭已經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讀到了這種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儻儻君子太經不起挫折，我們還能讀到東坡先生的傳世名篇嗎？ 悟到這些不屈不撓，也就不虛此行了。 王倫的“山頭” 王倫（生卒年不詳）宋朝起義首領，出身貧困。佔領沂州後起義。攻密、青州，繼之南下攻佔泗州及楚、真、揚、泰州，在山光寺南戰敗，奔往和州，犧牲於采石磯。 猛一聽王倫這個名字，怕未必馬上意識到是誰，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會在腦海裡跳出一個氣量褊狹、容不得人的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弟的士子，從字面上推敲本無貶義，但經《水滸傳》一用，就成了帶有否定意義的專屬詞匯，一是專指《水滸傳》中的王倫，二是泛指類似“王倫式”的人物。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要給你鼻子上抹塊白，千秋萬代怕也洗不乾淨。一提奧賽羅，便是嫉妒的同義詞；一提麥克白夫人，便是欲望與惡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別同他談錢；一提奧勃洛摩夫，便意味著躺在床上，什麽事也不去幹了。《水滸傳》裡有許多反面人物，王倫是著墨最少，卻是很成功的一個負面典型。我們常說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面，就包括這些大師所塑造出來的一個個人物形象，能夠長期地活生生地在人們口頭上存在著。 現在文壇上很有一些人，被自得其樂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戀友的偎抱，便飄飄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壇蕩平。當然，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也不怕多幾個自以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倫為師，對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寬容的態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壇並非梁山泊，就那麽方圓八百余裡的一塊地盤，完全可以你寫你的，他寫他的，是一個各不相乾，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實倒是寫作人的一條基本守則。但此等好漢，隻許他好容不得別人好，別人一好他就受不了。他總是要跳將出來，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練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別人的閑事。他們甚至不敵王倫，至少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脅前，也還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師、自我加冕、自誇不朽、自吹傳世的。 王倫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要是細細考究起來，卻並不完全是《水滸傳》裡描寫的那樣一個人。 宋朝蔡絛在他的筆記《鐵圍山叢談》（卷一）裡，提到了王倫：“當寶元、康定（約1041年）之時……會山東有王倫者起，轉鬥千余裡，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這和《宋史》（卷二十二）載1120年（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應該不是一回事，因為兩者之間，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學家手裡，這時間差便不存在了。於是，在蔡絛眼裡“轉戰千余裡”的王倫，就成了施耐庵、羅貫中筆下的心胸狹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絛記載的可信程度，自不弱於正史。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據《宋史·蔡京傳》，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領三省，至是四當國，時年78歲，“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這就是說，蔡京內閣長官的工作，實際上是由蔡絛承擔的。他筆下對於王倫的評述，當是依據官方正式文本而來，其權威性是毫無疑問的。由此而知，第一，王倫和宋江都是從山東地區揭竿而起，嘯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農民起義隊伍。但王倫規模大，轉戰千裡，一直打到淮南，聲勢很大；宋江規模小，最遠進入海州，即今之魯蘇接壤處。第二，二人的結局雖不一樣，王倫被捕殺、宋江被招安，但他們起事後的作戰方式、進攻策略、設立根據地、完善集團內部體制方面，基本上都相類似。 說王倫是一位先行者，不算過分。而宋江不過是將他未竟的事業，再付諸實施一次罷了。在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的這種傳承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同宋朝的王小波、李順和鍾相、楊么，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讓、黃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張獻忠、李自成。所以，王倫是宋江精神上的導師，實際構成前仆後繼的關系，大概是比較貼合的。 但《水滸傳》成書以後，那位先行者，便化為最早在梁山泊裡落草為寇的首領，也就是綽號為“白衣秀士”的王倫了。 從“小旋風”柴進的口中，可知“白衣秀士”王倫和“摸著天”杜遷、“雲裡金剛”宋萬，還包括“旱地忽律”朱貴，大概比較早地就在梁山泊裡建立了農民革命根據地：“那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羅，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裡躲災避難。”朱貴對林衝說：“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漢經過，必教小弟相待。”以這兩人的言語考量，一是敢於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夠禮送過路英雄好漢，看來王倫並非拒賢妒能之輩。作為頭領，井井有條地維持山寨的正常運轉，也是無可非議的。 然而，王倫面對林衝入夥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時，他尋思道：“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來這裡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隻平常。”我以為是正常的反應，但從此開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這樣一個狹隘偏窄、排斥異己、自以為是、無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倫的致命傷，所以，當林衝水寨大並火時，雙眉剔起，兩眼圓睜，也是抓住他的這個其實算不得什麽弱點的弱點：“量你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讀《水滸傳》，至此，我常常放下書來，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沒有文學，又有什麽關系呢？套用《水滸傳》人物的習慣用語，用得著扯這個“鳥”淡嘛？王倫自己這樣自卑地看，林衝和別人也這樣輕蔑地看，這是個很奇怪的思維方式。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弱點了，喜歡給活生生的人系上許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開。你都造反了，你都不買宋家趙姓皇帝的帳了，你已經不是他們的臣民了，還按他們的什麽規矩行事呢？ 由於這樣的“扣”，王倫的行情，從來沒有被看好過，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包括現在，都抓住他的這個“不及第秀才”，從心底裡鄙視他。我已記不得從哪部稗史演義上看來的了，要是武松不乾掉西門慶和蔣門神的話，梁山泊有這兩扇門，就萬無一失了。連這兩個惡霸，都有可能成為英雄好漢，我可真替王倫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論，說他是一位有識有見的英雄，不算過分。 且讓我來為他評功擺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蓋、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義旗，資歷即使在革命隊伍裡，也是本錢；第二，他不是像晁蓋、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被迫“革命”，而“因鳥氣”，這個不第秀才，才憤而上山造反，屬主動“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選擇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後來也不可能使晁蓋、宋江這幫農民起義者立足於此，跟朝廷對抗，成就一番事業。追本溯源，王倫選擇西逼都城開封、東臨河海之濱、南向江淮魚米之鄉、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這樣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不能不承認他有相當了不起的戰略眼光，這是王倫最主要的功績。 王倫在世人心目中，是個鼠肚雞腸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們只看到林衝上山入夥時，他被王倫千方百計刁難的一面，並沒有注意到最後實際上將他收留下來的一面。先禮送，後考驗，再留用，作為王倫對入夥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關門主義是兩回事。在根據地初建、人單力薄的情況下，對來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這說不上是缺點。同樣，當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來，這位“白衣秀士”又把對待林衝的“三部曲”重新實施一次的時候，第一步驟還未完成，“豹子頭”就把刀拔出來，將王倫結果了。看來，不分青紅皂白，“該出手時就出手”，似乎不應提倡。 當代中國，出現過多少冤假錯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實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員，誰也統計不出一個準確數。雖然每次運動，都有“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盡管這樣，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歷次政治運動的擴大化，就是倡導這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整了再說”的結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場時，掄起兩把板斧，逢人就砍，見人就殺，痛快有了，但卻製造出多少無辜的痛苦呀！可把話說回來，既然“該出手時就出手”，那麽林衝在被高俅、陸謙、董超、薛霸折磨得無以為生的時候，卻並未見他有這等立竿見影的迅捷反應，多少次該出手的時機，卻縮手了呢？ 說到底，林衝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該出手時就出手”，向王倫心窩裡的一刀，實際是一次小小的“宮廷政變”，林衝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從此，王倫成了沒氣量、難容人、小心眼、無水平、不賢而嫉賢、無能而妒能的文學上典型人物。若是林衝在拔出刀之前，捫心自問，連你這樣一位開封城裡八十萬禁軍的教頭，也讓實在敵不過的王倫，半夜裡從夢中嚇醒過來而不敢收留。現在，山寨裡嘩啦啦一來七八條好漢，有文有武，荷槍實彈，皆是殺人亡命、無所忌憚之輩，他能接受得了？ “山頭主義”，從來是農民起義軍缺乏全局觀念的產物，王倫對這些強大許多倍的來客，拒絕接納，不能不說是正常反應。客大欺店，店大欺客，來了這一夥大搖大擺的客人，他不會張開臂膀熱烈歡迎的。他只是小本經營的店老板，他不可能識大體、顧大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連一個讓其認識形勢，待其思想轉變，然後使其拱手讓位的時間，也不給予，“哢嚓”一聲，搠倒在亭上了。 林衝被高俅逼得無路可走，由風雪草料場逃命出來，投奔梁山泊，圖一個避難躲身之處，倒真是萬不得已才落草為寇。至於他個人，手刎王倫，出了那口鳥氣，把別人捧上交椅之後，從此在梁山泊便沒什麽戲好唱了，也可證明他絕無任何篡政奪權的野心。但晁蓋、吳用、公孫勝，人多勢重，胸懷叵測，一上山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馬上私底下聯絡林衝，馬上開小會決定應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衝與王倫之間，發生有利於他們的變化。結果，當王倫擺下酒宴，捧出銀兩，要禮送這夥劫了生辰綱的好漢出境時，逼得林衝火並。幾個人假作姿態的拉架，不過是走走形式，於是，以王倫的鮮血，改寫梁山泊一頁新的歷史。 如果王倫有容人之量，本著革命不分先後、多多益善的主張，只要來到水泊，無不雙手歡迎。為了革命大業，你行，你坐頭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後。不擺老資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絕不至於身首異處。但他做不到這份寬容，就隻好悲劇性地被起義拋棄。西方學者房龍說，寬容是一種奢侈。我看未必盡然，應該說，寬容是一種有足夠信心的表現。王倫的毛病，就是囿於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勢心理，產生出由自卑而畏縮，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絕，由防備而敵對等一系列的從思想到行動的決策錯誤。《水滸傳》作者在王倫被殺以後，引用了一句“古人雲”：“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這種因果關系，不是絕無道理的。 能寬容者，多為強者；而不夠寬容的人，十之八九在個人才智和總體實力方面，存在著某些虛弱的成分。唯其虛弱，才有嫉畏，才有計較，才有排擠，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狹隘。謂予不信，看看時下那些標榜“眾人皆濁，唯吾獨清，眾人皆醉，唯吾獨醒”的文壇尊神們，便知端的。這些尊神們都患了眼高手低、難以為繼、不妨姑名曰文學腸梗阻的病，憋得五計六受，才有那張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錢的喪門神似的臉。正是這種創作實力的衰微狀態，才使他們總在那裡咬牙切齒、坐臥不安。過去還能從洋人那裡倒騰一點東西，來糊弄勞苦大眾，如今海禁大開，他們會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較好的後生們，玩得甚至更溜。況且外國文學走過來的路，在我們近來的文學歷程中差不多也演示過了。老實說，此等討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會把笑臉老朝著你。 即使學有所成，力能扛鼎，獨步文壇，名震宇內，也用不著對儕輩虎視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滸傳》描寫的那個時代，北宋的蘇東坡剛剛嶄露頭角的時候，歐陽修給梅聖俞寫了封信：“取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他表現出一位前輩作家，對於後來新進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寧可自己閃到一旁，也要使後來者得以飛騰，這是一種何等博大的心胸？當蘇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朱弁《曲洧見聞》）。 從這裡，我們看到歐陽修的寬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那樣嫉妒眼紅，排斥相輕，隻許自己好，不能容忍別人好。也看到歐陽修的胸襟，不像時下個別文人那樣被冷落、被忘卻，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動肝火，咆哮不止。同樣，蘇東坡在對待比他年輕的同行時，也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宋朝葛立方的《韻語陽秋》一書寫到：“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文哉！” 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裡，記敘了一則蘇軾的故事：“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余，溢為奇怪，蓋出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從這裡，可以看到蘇東坡對於後輩的成長，是怎樣的體貼和關心了。 只有這樣，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倫這類資歷淺、學問少、本領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緣薄、名望遜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不乏見的，哪怕稍稍勝似他一點的朋輩，也是不肯相容，極不樂意出現在自己視野中。文壇何嘗不如此，那些東張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這個，瞧不起那個，說了歸齊，在於實力不濟耳！統觀海內，凡閑話說得多的人，文章寫得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滸傳》裡的宋江，也許就更有啟發了。他個子不高，談不上魁偉崢嶸；他面皮很黑，說不上風流蘊藉；他會一點刀槍棍棒，但很二五眼；他有一點墨水，也就是衙門文書之類。論計謀不如軍師吳用，論武藝在山寨裡甚至敵不過女將“母大蟲”顧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論力氣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論儀表哪是“玉麒麟”盧俊義的對手，這“黑三郎”的膚色也不能與“浪裡白條”張順相比，至於偷雞摸狗也沒有“鼓上蚤”時遷那兩下子。而後來，他被眾頭領尊讓於忠義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為他善於團結、善於容人、善於謙讓、善於選賢與能。江湖人稱他為“及時雨”，正說明他是多麽被人所需要、所期盼，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歸海的興旺局面。 不兼收並蓄，無以成大家。海所以偉大，因為它能容納一切。拒絕寬容的褊狹心態，最起碼也是一種心靈軟弱的表現。人們要是能把要求別人時的嚴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時的寬松，用到別人那裡，也許會少卻許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紛擾。 因此，《水滸傳》裡的宋江和王倫，倒不失為我們做人作文的參照系咧！ 巨貪蔡京的下場 蔡京（1047—1126） 宋朝權臣，福建仙遊人。先後四次任相，大肆搜刮民財，時人稱他為“雲賊之首”。其藝術天賦較高，在書法、詩詞等方面有成就。後被貶嶺南，死於途中。 在故宮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聽琴圖》，是趙佶的自畫像，他坐在樹下彈琴，有點諸葛亮唱《空城計》的架勢。聽眾有兩位，一位灰衣人，帶個小童；一個紅衣人，正襟危坐。據說，這個“紅衣人”就是蔡京，在那兒裝孫子，表示被音樂陶醉，魂夢不知所依的樣子。畫的上方，還有“臣蔡京謹題”的一首詩，其中兩句“仰窺低審含情客，似聽無弦一弄中”，雅得那麽俗，可又俗得那麽雅，真是無恥之極。帝將相入畫，相為帝題詩，這文人丞相，這文人皇帝，真是珠聯璧合，臭味相投。 宋朝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之六載：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 這個蔡太師就是北宋大臣蔡京。他畫好，詩好，字好，文章好。當然，誤國殃民，貪贓枉法，竊弄權柄，恣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最後亡國了事。 我們在《水滸傳》、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遺事》這三部古典白話小說裡，讀到了他。一般來講，歷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而他卻進入口述文學的話本范疇，被說話人予以演義，說明這個人是值得或者應該予以口誅而筆伐之者。這一點，與明朝的嚴嵩成為舞台醜類的境遇頗為相似。明萬歷年間，好幾出戲曲，如《丹心照》《鳴鳳記》《一捧雪》，都以嚴氏父子為戲劇主角出現。因而蔡京、嚴嵩，與其他中國歷史上權奸兼巨貪的，如漢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載、清朝的和珅，有不盡相同的地方。 梁冀，紈絝惡少；元載，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詩文。這班人，權，唯恐攬得不大；錢，唯恐撈得不多；惡，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雖然在禍國殃民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脈相通的，但是應該承認，這兩位一有文學才華，一具藝術稟賦。嚴嵩的詩，一部《鈐山堂集》，寫得相當出色；而蔡京的詩、書、畫，則尤為精絕。 在中國歷史上，作為文人，能夠像蔡京、像嚴嵩那樣，把皇帝玩得團團轉，不是皇帝把他們耍了，而是他們把皇帝耍了，當數著這兩位“大師”了。一般來講，當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而幸者少。而這二位，則是幸中之幸，絕無僅有的幸運兒，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所以，名列“頂級害蟲排行榜”、成為綁在恥辱柱上的罪人的這兩位，千古以來受到譴責和批判的同時，都少不了拉出其主子陪綁。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點，這個曾經擁有天大的權力、曾經貪下天大的財產、曾經陪著那個混帳帝王宋徽宗，將北宋王朝玩到亡國的、壞得不能再壞的敗類，最後的下場卻是誰也無法想象得到的，他竟活活地被餓死了。這樣的一個離奇情節，著實匪夷所思。與羅大經這則隨筆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窮奢極欲、其享盡榮華富貴的一生，反差之強烈，對比之懸殊，令人怎舌。 這真讓人不得不信世間確有“因果報應”這一說了。 如果廚娘所言為實，可想而知，太師府的廚房裡，有縷蔥絲者，那也必有剝蒜頭者、摘韭菜者、切生薑者的各色人等，是毫無疑問的了。連料理佐料這般粗活，都如此專業化分工，以此類推，紅案白案、酒水小吃、鍋碗瓢杓、油鹽醬醋，更不知該有多少廚師、幫手、采買、雜工，在圍著他的這張嘴轉。即使當下一個五星級大飯店的餐飲部門，也未必細到連縷蔥絲都專人負責。由此可見，這位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權奸，也是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巨貪，在其當朝柄政、權傾天下、為非作惡、喪心病狂之際，那腐敗墮落、淫奢糜爛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來講，害蟲的出現不奇怪，封建社會是一人說了算的官僚政權，是毫無監督的專製統治，從來就是滋生貪官汙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蟲出現，還得要有一個縱容、支持、包庇，給他們撐開保護傘的最高統治者。沒有皇帝撐腰，無論梁冀、元載、蔡京、嚴嵩，還是和珅，都不可能一手遮天、囂張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趙佶。而說到昏君宋徽宗，斷不了牽扯到奸臣蔡太師。他倆像一根線拴的兩隻蜢蚱，難拆難分，誰也蹦不了誰。 蔡京（1047—1126），福建仙遊人，字元長，為徽宗朝“六賊”之首。“元祐更化”時，他力挺“保守派”司馬光廢《免役法》獲重用，紹聖初又力挺“變法派”章惇變行《免役法》繼續獲重用。他首鼠兩端，投機倒把，是個被人不恥的機會主義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聲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適宦官童貫搜尋書畫珍奇南下，蔡京變著法兒籠絡這位內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從此，趙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藥一樣，言出必從，計無不售。從此，無論蔡京如何打擊異己，排斥忠良，竊弄權柄，恣為奸利，宋徽宗總是寵信有加，不以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風潮掀起，宋徽宗雖然迫於情勢，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撫平民意，但總是很快地又讓他官複原職。從徽宗登基的1102年（崇寧元年），任命蔡京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起，到1126年（靖康元年）罷其官爵止，二十多年裡，趙佶四次罷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後，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蹣跚，趙佶還倚重這個老年癡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領導人，輕信失察，用人不當的事，難免發生。看錯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做錯誤決策，把處理品當優等貨，把三類苗當好莊稼，把偽君子當正派人，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於四，一錯再錯，錯上加錯，實在是不可救藥得很。 一個好皇帝，碰上一個不好的宰相，國家也許不會出問題；一個不好的皇帝，碰上一個好宰相，國家也許同樣不會出問題。但一個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個不好的宰相，那這個國家就必出問題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趙佶手裡，也是亡在這個不好的宰相手裡。 北方的金兵，鋪天蓋地而來，趙佶遜位了。太上皇讓趙佶的兒子趙桓，也就是欽宗，登基接位。彈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飛來。其中又以孫覿的上疏，最為深刻全面。他認為，從古書的記載來看，巨奸老惡的，沒有比蔡京更為厲害的了，正是他的胡作非為，導致宋朝國力日下，步步走向滅亡。 這份參奏的對象，與其說是蔡京，毋寧說是趙佶。 中國的老百姓不需要一個會畫畫、會寫詩、會彈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個不給老百姓製造災難的統治者，所以，民間文學對這位亡國之君，口碑從來不佳。 《水滸傳》第二回有一段介紹，說趙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禦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般不愛。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 那時，趙佶還在他的潛邸裡做端王，再混帳，再敗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牽涉他個人而已。何況他是王子，一個有著太多條件，足可以優哉遊哉的花花公子，他為什麽不享受、不快活？再說，宮廷中最為忌諱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為帝位候選人的成員，千萬不能表現出來那種不安於位、躍躍欲試的情緒，弄不好會招來殺身之禍。因此，趙佶潛心於文學藝術領域，多方涉獵，興趣廣泛，探索追求，學有所成，是他聰明的抉擇。因此，他寫詩、作畫、學道、性放縱，浪漫得過頭，風流得過分，我們沒有理由苛責他的荒唐。 然而，趙佶18歲那年，他的兄長宋哲宗駕崩，無子嗣。一頂禦轎，將他抬進宮裡，讓他即帝位。這雖然是天上掉餡餅的美事，但是好還是壞，是走正路還是入邪道，是兢兢業業還是吊兒郎當，是正經八百還是荒淫無恥，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關了。事實證明，他只能當端王，而不是當皇帝，他一坐在金鑾殿上，凡中國昏庸之君的毛病他都具備，凡中國英明之主的優點他全沒有。而且，昏君中最沒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遠君子、近小人、寵奸邪、用壞人，他當上皇帝以後，整個開封城，成為比著誰比誰更無恥、更墮落的罪惡淵藪。 盡管中國封建社會中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好的極少，壞的極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個人混帳，即使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頂多增加一百個討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做極鋪張之事，對偌大一個國家來說，是絕對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最害怕的，是這個皇帝重用一群虎狼來管理國家，魚肉百姓，那就比天災還要恐怖，因為天災的周期短，一年兩年，三年五年，也就過去了，而人禍的周期，有時是一輩子，必須等到那個災難製造者去見上帝時才告終止，這可就太痛苦了。 這其中最狼狽為奸的，最為虎作倀的，最推波助瀾的，最興風作浪的，就是微宗一直倚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遺事》雖為民間文本，但把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說得一清二楚： 這位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群羊，善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能三教之書，曉九流之法。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仿佛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裡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策諸宮，起壽山艮嶽，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記。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鬥，或削樹皮而食者；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冠，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 民間諺語說，鯰魚找鯰魚，嘎魚找嘎魚。這透出老百姓看透世相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個最起碼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來了。孔夫子對於小人的許多經典見解，如《論語》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而小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從古至今，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黨”，公道率真，方正坦蕩。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幫結派，“群居”“不義”，寡廉鮮恥，無惡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關系、搞宗派。《水滸傳》開頭，高俅為巴結權貴，表演球技，那“氣毬一似鰾膠粘在身上”，在場人物一見傾心，馬上引為知己。凡壞人得志之時，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聖歎批書至此，擲筆一歎：“小蘇學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發達也不行了，林衝想不被充軍發配也不可能了。 世道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獨木不成林，也許做不了大亂；兩個小人，雙木則成林，就有可能犯奸作亂。而蔡京，加上童貫，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無恥宵小，“群小相聚”，那豈不天下大亂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塗，在經濟上一塌糊塗，在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塗，在私生活的荒淫無恥上最為一塌糊塗。而所有這些一塌糊塗，無不與蔡京這個位列中樞的決策人物有關。這位混帳帝王，對蔡京四起四落，信，疑；覆信，複疑；到最後深信不疑，終於金兵渡河，國破家亡，他和他的兒子，成為俘虜，被押北上，關在黑龍江依蘭——也就是那時的五國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想他在地窖裡死到臨頭那刻，大概也不會想到蔡京，以及那些“群小相聚”的人等，導致他這樣悲慘的結局，有些什麽覺悟和清醒認識的。 什麽人跟什麽人在一起，是有規律可循的。有趙佶，才有蔡京；而有了蔡京，就必然會有趙佶。這些年來，凡被“雙規”，凡被法辦，甚至最後處以極刑的要員，從來沒有一個是獨行俠，單打獨乾，隻他一個人乾壞事。只要提溜出一個，必然像挖土豆似的，總是一窩或一串給端出來，總是一群趨利忘義者的自然組合。 我一直也在笨想，這些經受不住誘惑，決定以身試法，走上犯罪道路的各級幹部、大小官員，總是要碰到第一次遭遇，也許與老婆、秘書、子女、情人，不難溝通，可同事、僚屬、上下級、左右手，或者供貨老板、公司經理、銀行領導、合作夥伴，拉他們一同下水，所為不法時，這墮落的第一句話，從嘴裡講出來，應該是相當不好啟齒的，怎麽張嘴說出來，又如何說，著實難以懸擬？ 後來，我明白了，“群小相聚”有時無聲勝似有聲，是不需要台詞的。凡腐敗、貪汙、不法、墮落等分子，其間存在著一種不言自明、互相感應的磁場，無須認知，無須交流，無須中間人，無須語言交流，只要身處磁場之中，立刻就能產生出動物覓食趨餌的本能，很快就走到一起。據科學家實驗，某間房子裡存有一塊蛋糕，500米方圓街區裡的老鼠，在第一時間內，就會得到這個食物信息，而且，相互策應的鼠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協同動作的四肢在地溝中蠢蠢欲動，一起向這塊香噴噴的蛋糕遊走接近。 所以，當蔡京等“六賊”猖獗之時，也是正人君子銷聲匿跡之日。整個朝廷，成了小人得勢、奸佞當道、正不壓邪、劣勝優汰的局面，結果，當時中國所有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都不請自到，甚至你下請帖也未必能請得這麽周全，統統蟻附蛆聚於這位混帳帝王的身邊。 北宋完啦！ 一個政權內部，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從局部到整體，逐漸腐敗起來，那麽就只有等著喪鍾敲響的那一刻。北宋未亡於遼，因為那時的宋王朝還沒有全部爛掉，而到了嶽飛所寫“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徽、欽二帝被俘之時，如此不堪一擊，如此兵敗汴梁城下，說到根底上，是這個政權的肌體已千瘡百孔、病入膏肓，即使沒有金兵入侵，不存在外患，內部的農民起義也已是不可阻擋之勢。 對統治者而言，腐敗墮落之可怕，不在於吏治松弛，法紀懈怠，而是一旦成為社會風氣，無法遏製，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體，最後會完全失控，直到這個政權毀滅。同樣，貪汙瀆職之可怕，並不在於官員道德淪喪、綱紀不張，而是國家經濟命脈上那血流不止的創口，是會要了這個政權的命。北宋王朝的覆滅，就覆滅在竊居要位的官員，無一不是貪汙腐敗分子，無一不是隻謀私利的小人。試想，大宋江山這塊蛋糕落到這群覬覦的小人手下，那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當這些撈取名位、盜竊國家、瘋狂搜括、貪得無厭的“官”，這些作威作福、道德敗壞、胡作非為、禍國殃民的“僚”，這些狐假虎威、上躥下跳、欺壓百姓、中飽私囊的“吏”，這些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尋釁找碴、敲詐勒索的“役”，在風光得意時，有後台支撐時，老百姓也許無可奈何，只能看著這些人跳。可是，凡作惡，必自斃；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過初一，必逃不脫十五，這種生活的辯證法，雖然有時並不百分之百地兌現，但大體上八九不離十，是會有一份天地間的公平存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時，蔡京終於走到頭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敗的這一天。據《宋史》：“欽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人民群眾雖然沒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為憾，但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以泄心頭之恨，以報家國之仇，以吐多年之積怨，也以此滅一滅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風，卻是全國上下、異口同聲的想法。既然不能動他一指頭，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條收拾他的絕妙主意，卻是人人可以不用費力，不用張羅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軍發配的一路之上，不賣給他一粒糧、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說，一塊烙餅、一個饅頭、一個包子了。沒有發通知，沒有貼布告，更沒有下命令、發文件，街鄉市井、城鎮村社、驛站旅店、莊戶人家，所有的中國人表現出從來沒有過的齊心，讓他活生生地餓死。 饑腸餓肚的蔡京，回想當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饈，現在卻連一口家常便飯也吃不著了。那時候，他愛吃的一種醃製食品“黃雀酢”，堆滿了三大間廳堂，他轉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現在想聞聞那撲鼻的香味，卻也不可能了。那時候，他想吃一個包子，得若乾人為之忙前忙後，現在即使那個縷蔥絲的婦女碰上他，也絕不肯將縷下的廢物——一堆爛蔥皮，給這個餓得兩眼翻白的前太師的。 中國人對於貪官汙吏的憎恨之心、懲罰之意，是絕對一致的；“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堅定堅決，也是從不動搖的。因此，再也沒有比這種餓死蔡京的辦法，更讓人民大眾開心了。 王明清《揮麈後錄》：“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物，皆不肯售，至於辱罵，無所不至。乃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大宋宣和遺事》載，蔡京最後“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裡外無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遙望神州淚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遂窮餓而死”。 這就是一個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雖然被餓死了，但不等於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已被餓死，因此，這個陳舊的故事，或許能讓有些人讀出一點震懾的新意來。 宋徽宗的死路 趙佶（1082—1135） 宋朝第八位皇帝。在位26年，被俘後受盡折磨而死。他擅長書畫，自創一種書法字體，被後人稱為“瘦金體”，是少有的藝術全才與藝術通才。 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大約每個中國人都能夠記得這首嶽飛的《滿江紅》。究竟“靖康恥”恥到什麽程度，事隔千年，已很難體會作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切身感受。不過，我們可以從下列記載中，想一想當年在世界歷史上也罕見的，這種野蠻施虐於文明的惡行，它對於中華民族所製造的災難。在21世紀的今天，重讀這些殘存的血淚史、傷心史，金人對中原王朝的擄掠所造成的神州陸沉的慘狀，仍舊有慘不忍睹的觸目驚心之感。 （1125年十二月二十日止）共津運金三十余萬兩、銀一千二百余萬兩。（二十六日止）又津運括取及準折金五十萬兩、銀八百萬兩。 （1126年）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兩千萬錠、帛一千萬匹。 （1127年正月十九日）開封府報納虜營金十六萬兩、銀六百萬兩。 （1127年二月二十三日）城內複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 （1127年十四日）虜盡索司天官、內侍、僧道、秀才、監吏、裁縫、染木、銀鐵各工、陰陽、技術、影戲、傀儡、小唱諸色人等及家屬出城。（宋朝韋承《甕中人語》） 二十二日，以帝姬二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宮女一千五百人、女樂等一千五百人、名色工藝三千人，每歲增銀絹五百萬兩匹貢大金。 原定犒軍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須於十日內輸解無缺。如不敷數，以帝姬、王妃一人準金一千錠，宗姬一人準金五百錠，族姬一人準金二百錠，宗婦一人準銀五百錠，族婦一人準銀二百錠，貴戚女一人準銀一百錠，任由帥府選擇。 十七日，國相宴皇子及諸將於青城寨，選定貢女三千人，犒賞婦女一千四百人，二帥侍女各一百人；自正月二十五日起，開封府津送人、物絡繹入寨，婦女上自嬪禦，下及樂戶，數逾五千，皆選擇盛妝而出。選收處女三千，帥府令婦女已從大金將士者，即改大金梳裝。元有孕者，聽醫官下胎。（金朝李天民《南征錄匯》） （正月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露台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哭泣之聲遍於閭巷，聞者不勝其哀。（宋朝佚名《朝野僉言》） 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元朝脫脫《宋史》） 如果當時有大型運輸工具，我估計，連汴梁城也會運到金人的發源地黑龍江、吉林一帶。這種落後的、愚昧的、因小利益而肆意進行大破壞的“農民式”的貪婪，從來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災難的總病根。金朝李天民《南征錄匯》中，有這樣一則靖康年間的記載。當時金軍圍住開封，很有點像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奸淫燒殺的日本鬼子到處找“花姑娘”一樣，金軍竟將大宋王朝皇宮裡的婦女，作為他們淫亂的對象。“（金）皇子語太上曰：‘設也馬（金兵將領）悅富金帝姬（欽宗妃），請予之。’太上曰：‘富金已有家，中國重廉恥，不二夫，不似貴國之無忌。’國相怒曰：‘昨奉朝旨分俘，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取二女走。太上亦怒曰：‘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這些尚處於落後的、愚昧的狀態中，只要是女人就要進行交配的帝王，連本族婦女都難逃脫其淫暴，何況是作為戰利品的中原女子？你跟他講廉恥、講人倫、講孝道、講禮儀、講為人子的義務、講中原人的傳統精神、講孔夫子的儒家倫理，豈不是對牛彈琴嗎！靖康之恥，恥莫大者，就是這些禽獸對中原精神文明的褻瀆，對傳統文化的玷汙。 這也就能理解嶽飛為什麽要“怒發衝冠”了。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汴京（今開封）城破，宋徽宗趙佶、欽宗趙桓（1100—1161）父子，為金人所俘，與後妃、皇室、貴戚、臣工一起，共約一萬四千多人的大隊俘虜，分七個批次，被押解北上。 在歐洲，公元455年，北非的汪達爾人，從撒丁島、科西嘉島、西西裡島入侵意大利，並攻陷羅馬城，歷時半個月，有計劃地洗劫該城，將許多珍貴藝術品搶劫一空。公元10世紀，金人對開封的大掠奪，就是這種海盜暴行的翻版。可汪達爾人只要財物，不及其他。躍馬黃河的金人，真是欲壑難填，什麽都要，沒有不要的東西，尤其是女人，特別是年輕的具有貴族身份的女人。特別可怕的，是他們著意搜羅的13歲以下的少女，還要檢驗是否為處女之身，恐怕連汪達爾人也下作不到這種陰刻程度。 這年45歲的趙佶，與他傳位的兒子趙桓，被金人囚俘而去後，再也沒有回到他們朝思暮想的家國。可憐的詩人皇帝，只能在沉吟中度過余生： 玉京曾記舊繁華，萬裡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簫管，暮列琵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龍沙。家山何處，忽聽羌笛，吹徹梅花。 趙佶的這首《眼兒媚》是在被解送途中作的，那夜忽聞遠處的笛聲，頗哀怨，他有感而發。 同行的趙桓也和了一首，寫竣，父子執手大哭。 趙佶在位25年，凡中國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備，凡中國英明之主應有的優點他全沒有。但他在國破家亡之際，沒有逃跑，這一點值得肯定，可以說他愚，但不可以說他不敢承擔亡國之責。他完全可以學唐玄宗逃到西蜀去，宋朝的國土疆域，雖不如唐朝幅員遼闊，但仍有半壁江山，足可周旋一陣。本來已經離開了開封，可還是接受了臣民們的意見，又跑回來與他兒子一起被金人擄劫而去。 這一點，說明他只有文人氣質，而無政治頭腦。當詩人、畫家可以，當帝王就不是材料了。跑路，尚有複辟的可能；株守，只能被俘當亡國奴。從此之後的十年，大部分時間被關押在黑龍江的依蘭，也就是五國城，終於死於非命，連個葬身之地也沒有。 宋徽宗是詩人、畫家，而且是真的詩人、真的畫家，非一般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湯垕畫鑒》稱：“徽宗性嗜書畫，作花鳥、人物、山石，俱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如神品者。歷代帝王善畫，徽宗可謂盡意。所作《夢遊化域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十人，城郭宮室，旄幢鼓樂，仙嬪雲霧霄漢，禽獸龍馬，凡天地間所有物，色色俱備，為功甚至。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感，不複知有人世間奇物也。”有一年在北京的嘉德拍賣會上，他的《寫真珍禽圖》創下中國畫售出2350萬人民幣的天價記錄。作為文人的宋徽宗，詩詞一流，繪畫一流，連他的書法——他所創造的“瘦金體”，也是一流。 但是，歷史從來是政治的歷史。 宋徽宗的風流韻事、宋徽宗的藝術成就、宋徽宗的詩文筆墨，在史書上只是一筆帶過的零碎。所以一個作家，千萬別把自己看得太重，尤其是一些鴉鴉烏的作家，在大歷史的萬古長卷中，你連一粒塵埃的資格也難以獲得的。看看趙佶，要不是這次拍賣，老百姓中有多少人知道他會畫畫、會作詩，但從《水滸傳》、從《金瓶梅》、從《大宋宣和遺事》，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個昏君。作為皇帝的他，對不起，卻是末流中的末流，因為他是一個亡國之君。 北宋王朝之亡，自趙匡胤黃袍加身後，就沒有打下長治久安的根基。它一直未能振作，更談不上強大，先是遼，後是金，最終為元，這些習騎射、性剽悍、好劫掠、尚武力的北方強鄰，或大軍壓境、勒索錢帛，或長驅直入、侵城掠地。趙姓帝王，為苟且偷安計，隻好一會兒稱弟，一會兒稱侄，一會兒稱臣，簽訂城下之盟，納土輸粟，貢繳歲幣，低頭乞活。 雖然宋徽宗的末路，很大程度上是繼承了前朝的弱勢，而他則是加速度地使這個國家死得更快了。北宋王朝前期，與遼國、西夏三分天下，將近一百年間，用金錢和貢物購買和平。北宋王朝後期，這個生性輕佻的趙佶，竟想利用新起的完顏氏政權來剪除大宋的夙敵遼國，以便火中取栗。殊不知那是一天天“抖”起來的暴發加之野蠻的政權，而你卻是一天天破敗下來，雖然文明可很軟弱的王朝。在戰場上，精通琴棋詩畫的趙佶，怎麽可能是這個強悍的完顏氏的對手？ 宋徽宗是真的詩人、畫家。圖為他的《文會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環桌而坐的文士，正進行著茶會。宋徽宗與蔡京在畫上留下題跋，以此作為帝王統治下人才雲集的象征。 一開始，對方看不透你，尚存一點懼心，等到高梁橋一役宋軍一敗塗地，就徹頭徹尾地把大宋王朝不當一回事了。1121年（宣和三年）金國滅遼以後，揮師南下；1127年（靖康二年），打進開封，俘虜走徽、欽二帝，於是北宋王朝終結。 趙佶被虜以後，他的第九個兒子趙構，在歸德（今商丘）稱帝，是為高宗。被金兀術趕到長江以南，甚至趕到更南諸省的趙氏政權，盡管史稱“南宋”。在金人眼裡，這個苟延殘喘的敗將，只是一個屬國。趙佶被押解到金國的上都以後，本來還指望著他的老八直搗黃龍，拯救他於水火之中。誰知故國天涯，音信堵絕，羈俘忍辱，無有歸日，那歲月當是相當不堪的了。除了回憶，除了等死，這位風流皇帝還能做什麽呢？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這首《燕山亭·見杏花作》，據說是趙佶幽禁期間的絕筆。已成囚徒的趙佶被關在五國城的地窨子裡，幻想中的南歸之夢，漸次破滅，最後在冰天雪地的淒寒裡，戰栗得連夢也做不成了。不久，他便在痛苦的絕望中，離開人世，也許只能魂歸故裡了。 金政權形成很晚，1115年（政和五年）才正式有了國家機器，那時趙佶還做著他風流快活的皇帝，與李師師風花雪月、與周邦彥爭風呷醋、與高大尉鞠場展藝、與蔡太師琴棋書畫，根本沒把剛走出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的金人當回事。“於夷狄之中，最微最賤”（明朝楊循吉《金小史》），然而這個民族卻以鐵蹄、以擄掠、以屠殺、以酷政，滅遼降宋。南宋政權在大軍壓境下，不得不繼續割地賠款，納粟獻絹，承認其宗主國的威勢。 小人得志的嘴臉，通常是不怎麽好看的。暴發的有錢者如此，暴發的有名者也如此，那些暴得大名者，大家所以躲避瘟疫似的離他遠遠的，也是因為那張突然闊起來的自以為是的大師嘴臉，很不受看。因此，這個暴發的金政權，那份趾高氣揚可想而知。1135年（政和十五年），趙佶被金人在羞辱折磨中痛苦死後，長達兩年，凶信才傳到南方。國力衰弱、仰人鼻息的趙構，隻好不斷地派祈請使，到金朝懇求將其還活著的生母，和已經亡故的父親的靈柩送回。趙構的籲求，他們一直延宕到1142年（紹興十二年），才準所請。派宣慰使送回人和棺的同時，還刁鑽地寒磣你，帶去了冊封趙構為宋帝的詔書。這樣不給面子，當然是很難堪的。 中國人，尤其中原漢族，尤其知識分子，很在乎形式，很在乎名分，很在乎面子上的那一點尊嚴。“打人別打臉，罵人別揭短”，這是弱者訴求的最低線。至於背後，怎麽低三下四，怎麽彎腰屈背，都可以。哪怕裝孫子喊你爺，也是無所謂的。但是當著眾人，在公開場合，像阿Q那樣承認自己“我是蟲豸”，還是頗難下台的。 所以，作為弱勢王朝的趙構，為了死在異國他鄉的老子，臣服於這個踞起於北方的暴發戶，那十二萬分的無奈是可想而知的。 試想一下，一個“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侄亦如此。無論貴賤，人有數妻”（元朝宇文懋昭《金志》）的民族，是可以理喻的嗎？完顏氏雖然建立了皇權，穿上了龍袍，坐在了龍椅上，上溯七代，把宇宙洪荒時代跟著牛屁股、馬屁股轉的牧馬的爹、放牛的爺，封為太祖、高祖，但血液中的原始愚昧、半開化的蒙昧，並不因此有所改變。著《二十二史劄記》的趙翼，很詫異這些蠻族統治者，幹嘛？幹嘛呀，如此熱衷於亂倫，熱衷於禽獸般的性行為？是啊，陛下，你已經貴為天子，萬乘之尊，要什麽樣的女人不唾手可得呢？為什麽一定要將有血緣關系的姐妹、有倫理關系的姑嫂，納入后宮，縱淫無度，都不放過呢？ 趙構的籲求，金人覺得好笑，笑完了又搗鬼，送回一個空棺材，裡面放的是一段朽木，拿你開心。這使我們回想起“文革”期間，那些戴高帽、陰陽頭、掛木牌、噴氣式，惡意醜化施虐的手段，愈下等的人愈能想出下流的主意。文明處於不文明的腳板下，文化處於無文化的掌心裡，無論古今，那無所不及的卑鄙，絕對是知識分子痛苦的災難淵源。 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終於悟過來，從老祖宗“澶淵之盟”起，不就捏著鼻子接受苛刻條件嗎？我算老幾？我為什麽就不能忍了這口氣？何況，迎母后，葬先帝，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繼承正朔，賡續國脈的一次表演機會。於是他決定大張旗鼓，以轉移視線，衝淡金主冊封的那份尷尬。 禮迎場面甭提多麽堂皇了，入境伊始，據清朝畢沅《續資治通鑒》：“初，後既渡淮，帝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迎於道。至是，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一路輝煌，沿途供奉，百姓擁戴，夾道歡迎，可謂盛況空前。不過，皇太后想到與趙佶同在五國城羈押期間，有時連飯也沒得吃，衣也沒得穿，有時大雪封門堵在地坑裡，只有瑟縮等死，也許覺得她兒子這種形式主義更多的是偽善。還有更多的皇親國戚，還有更多的同胞手足，在金人鐵蹄下呻吟呢！ 趙構的兄長趙桓，還活著呢！你為什麽不一起祈請歸還呢？ 趙構這一點自私是很正常的，上任皇帝活著回來，他這個下任皇帝還乾不乾？不過即使請求放人，金也未必肯，實際上連宋徽宗的骨殖，也沒有回到故國，那抬著的棺材裡，空空如也。金就壓根兒不想把他放回來，即使死了的皇帝剩下一把骨頭，也不還給你們。一群欠開化的統治者，不那麽遵守遊戲規則，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怪牌，行事有點不合邏輯，你也無可奈何。 梓宮運回來，當然就得下葬。 當時，中土人對人的鄙棄，甚於契丹，認為絕無信義可言，要打開棺材驗屍。朝臣們也議論紛紜，眾說不一：“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曹統，乞奏命大臣取神櫬之下者斬而視之。”但是，趙構主意已定，因為他只有認帳一條路好走。“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翬衣於槨中，不改斂，遂從之。”強者有權對弱者按他的行為方式施虐，被征服者也唯有啞巴吃黃連，忍氣吞聲而已。 果然，南宋亡後的1279年（元朝至元十五年），有盜墓賊楊髡等強行挖掘宋陵。“於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雲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宋朝周密《癸辛雜識》） 對宋徽宗來講，他永遠埋在那冰封雪蓋的黑土地下，魂牽夢縈汴京的繁華、臨安的綺麗、江南的秀美和中原的萬千氣象。據清朝昭梿在其《嘯亭雜錄》中談到：“五國城在今白都納地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讬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余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數千件，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尚可得其崖略。雲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即此地也。” 九百多年過去，傷痛的乃至血腥的記憶，漸漸沉積，乃至於湮沒，對那些無日無夜往北行走的大隊俘虜的遭際當然是不公平的。現在為被押北去的趙佶想，這位詩人、畫家、極昏庸也極倒霉的皇帝，難道他不思索，這僅僅是對他個人的懲罰嗎？ 顯然不完全是。 跋涉數千裡，行程近兩年，沿途瘐斃的、殺戮的、凍餒而死的、葬身溝壑的、涉水沒頂的、忍受不了蹂躪踐踏侮辱糟蹋的，以及被押解兵、沿途金朝官吏逐日逐夜地奸汙而無顏存世的，到終點，男十存四，女十存七，按金官方統計，事實上死的人數超半；苟活的為奴仆、為妾侍，更糟的發往邊遠的荒漠，被當做牲口賣掉…… 據南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三《北狄俘虜之苦》，我們看到更為悲慘的鏡頭：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鬥，令自舂為米，得一鬥八升，用為候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唯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隻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複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若草芥…… 說到底，碰上了野蠻的強者，對文明的弱者而言，便只要滅絕。 宋朝無名氏所著《大宋宣和遺事》，雖是民間文本，倒是高屋建瓴，將宋徽宗之所以敗亡，說得一清二楚，也深刻揭示了蔡京的醜惡嘴臉。其他的正史、稗史、小說都對蔡京的卑劣行徑有具體的描寫，尤其是《水滸》對他的形象刻畫得更是入木三分，他是中國歷史上幾乎人人皆知的一個大奸臣。蔡京為了升官發財，爬上高位，心術用盡，詭計使絕。他既是一個典型的陰謀家，還是一個權欲熏心、貪得無厭的野心家。他為人狡猾虛偽，世故很深，尤其善於見風使舵、隨機應變。他初登仕第的時候，正值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實行變法，他偽裝擁護變法，受到重用，一再升遷，終於爬進了皇宮，並攀上了至高無上的大靠山宋徽宗。他為相期間，從上到下，競相貪腐。他橫征暴斂，兼並土地達數十萬畝；他還公然索賄，所謂“生辰綱”就是其大規模索賄的一種。蔡京利用陰謀騙術奪取了權力和錢財，把宋徽宗和滿朝文武官僚，緊緊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中。他大興土木，乃至掠奪天下的奇石花鳥，奉迎昏君宋徽宗，助其窮奢極欲，終日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致使宋朝政治敗落，經濟凋敝，世風日下，最終走向亡國。 李後主和宋徽宗這兩位在中國文學史有一席之地的帝王，簡直像暹羅雙胞胎那樣相似，在藝術上超人絕頂，臻於極致；在政治上一塌糊塗，糟糕透頂。既是極為風流、極具才華的文人，也是極奢靡、極淫佚、極腐敗、極墮落的帝王。“或謂徽宗，乃南唐李後主後身，其然，豈其然乎”（邵玄同《雪舟脞語》），這當然是多情文人的附會。雖然兩人皆為昏君、庸君，但如宋徽宗那樣昏且庸者，在歷史上還是罕見的。他能在執政25年間，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於四地信任絕對的奸佞蔡京，四次免其職，四次又起用，其執迷不悟至此，也確是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自古書傳所記，巨奸老惡，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欺，凡四罷免，而近律小人，相為唇齒，唯恐失去憑依，故營護壅蔽，既去複用，京益蹇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張，復出為惡。倡導邊隙，挑撥兵端，連起大獄，報及睚眥。怨氣充塞，上乾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裡；盜賊偏野，白骨如山，人心攜貳；天下解體，敵人乘虛鼓行，如入無人之境。（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 於是，蔡京、高俅等六賊為祟，更加速了大宋王朝的滅亡進程。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質疑說：“予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其實他應該明白，北宋之亡，固然是亡於金的大舉進攻，但這個處於崩潰邊緣的政權，早已民不聊生、人心渙散、危機四伏、窮途末路。別說毫無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都也不具備。即使金人不進入中原，方臘、宋江之後的農民武裝，也會絡繹不絕地揭竿而起。 宋徽宗注定是要敗亡的，不過，他敗亡在一個極其愚昧落後而且野蠻剽悍的敵人手裡，那就更加倒霉。他們用這種慢慢地消遣你，不到最後一刻也不停止折磨的死法，讓你死得難看，所透出來極原始的近乎食人生番式的悖逆，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說宋太宗用牽機藥鴆死李後主，只是數日間事，那麽完顏氏弄死宋徽宗的過程，一直遷延八年之久。這位可憐的藝術家皇帝，恐怕是中國帝王中死期最長的一個。 文明的力量是強大的，這是就人類發展的全過程而論，但並不是絕對的。有時，黑暗的野蠻也會弄得日月無光。了解這一點，也就明白歷史為什麽有時會出現短暫的倒退現象了。 李清照的生計 李清照（1084—1155） 宋朝女詞人、婉約詞派代表，齊州章丘（今山東章丘）人。她的詞作，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後期多悲歎身世。亦能詩，留存卻不多。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李清照40歲前，猶在薄風細浪中；她40歲以後便跌到一劫不複的深淵，再不平穩。圖為清朝崔錯《李清照像》（現藏故宮博物院）。李清照淡妝素服，斜倚奇石而坐，右手托腮，左手撫膝，做沉思狀。 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崇寧二年）的秋天。“花自飄零水自流”這一句，實在是條極不吉祥的預言，像埃及金字塔裡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這個政治絞肉機，生生將一個最有天才的女詩人毀滅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來。他那助紂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說北宋王朝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那這兩個如暹羅雙胞胎親密的一對混蛋，則是加速北宋亡國的推進器。若無他倆，這個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許還能在病榻上牽延數年，可是經趙佶、蔡京以及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一乾人瘋狂地折騰以後，這個本來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氣絕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從1102年（崇寧元年）開始。七月，蔡京得勢；八月，詔司馬光20名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師任職。這道聖旨，對她來講，絕非好兆。在中國，無論過去的政治運動，還是以後的政治運動，株連、同坐、擴大化，是必然之義。寧“左”勿右，嚴懲不貸；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哪怕錯了以後再進行平反，也要挖地三尺，務求完勝。中國人要是極端化起來，相當可怕，運動初期，發動群眾，那烈火烹油之勢，那雷霆萬鈞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慮自己父親的命運，由不得不擔憂自己在劫難逃的牽連。而且，所有投入這場政治運動的乾將打手，上至決策人物，下到跑腿嘍囉，無不一副殺氣騰騰之臉、一雙摩拳擦掌之手、一對人皆為敵之眼、一掛食肉寢皮之心，真是讓她心驚肉跳，無法安生。 一心復仇的蔡京，先為右相，複為左相，高舉紹述大旗，一手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一手大開殺戒，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籍為“元祐奸黨”。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難逃。定案“元祐奸黨”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從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飄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攸並其客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級，計四十多人，均予升官。對所謂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級，凡542個人，分別予以貶降。這其中，將元祐、元符舊黨中堅人物的執政官文彥博、宰相司馬光等22個人，待製官以上的如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119個人籍做奸黨，禦書刻石，立於端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十二月，限制行動自由。1103年（崇寧二年）三月，詔黨人的親子弟，不得擅到闕下。四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個人，李格非名列第26位。 1104年（崇寧三年），詔禦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都遣返原籍。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晝見，詔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李清照集箋注》）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為蘇門弟子，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而聞名，聲播海內。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也非等閑人物。由於蔡京切齒仇恨蘇軾，對他的文章，對他的書法，對他的碑刻，對他的出版物，無不一網打盡，比之“文革”期間除“四舊”還要徹底。李格非受業於蘇軾，劃為黨人，列入黨籍，遭遇清洗，也就難逃一劫。平心而論，混帳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余力，加之蔡京助紂為虐，大搞宋朝的“文革”。宋朝的這次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京師內外，大河上下，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運動過後，還有平反改正、落實政策一說。“元祐奸黨”案，從1102年到1108年，僅隻六年，實在讓人不禁感歎系之。北宋自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雪，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的免官、下放、複職、再謫的政治噩運。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被打下去。在中國無論過去，也無論後來，只要是這種收拾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多組成對立的兩面，一為正直君子，一為無恥小人，其分野是非常清晰的，其結局也是十分明確的。 有才華的文人，當不了打手，只能當寫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筆杆不行，拿棍棒卻行。一般來講，古往今來，君子絕對搞不過小人，小人絕對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證不會手軟，往往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搞得你連想死也不能那麽痛快。“士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搞的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代政治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麽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當時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只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撲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修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許多“業余警察”的眼睛嗎？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這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裡，她唯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太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讓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級幹部，隻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我不知道趙佶搞這次政治運動，會不會成立一個中央領導小組？如此今古一體的話，向來就是反蘇軾、反蜀黨、反“元祐黨人”的趙挺之，這個“急先鋒”不是這個機構的成員才怪？江青不就擔當過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嗎？估計，他很賣力氣，很受趙佶賞識，很快擢升為尚書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有倒霉者的同時，必有得利者。倘無論功行賞，誰肯去當打手？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面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20世紀30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弇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只有個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王世貞之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他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隻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借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瘐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於北宋詞林，實在是個異數。 她有一篇在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直言不諱的批評文章，開頭處先講述了一個故事： 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敞，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谘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詞論》） 這位突兀而來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滿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實也是她震驚京師、征服文壇的寫照。 當這位小女子由家鄉山東濟南來到開封的時候，詞壇好比那曲江進士宴，無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時也，柳永、宋祁、晏殊、歐陽修、蘇軾、張子野、晏幾道、秦觀、黃庭堅……詞藻紛出，華章迭起，一闕歌罷，滿城傳寫。凡歌場舞榭，盛會宴集，三瓦兩舍，遊樂醵聚，嘯歌唱賦，非蘇即柳，不是“大江東去”，就是“曉風殘月”，鶯鶯燕燕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為之喧鬧嘈雜，詞壇光彩悉為須眉奪去，文學風流盡在男性世界。 這位新人不能不煞費躊躇了，性別歧視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是來晚了的她，發現這桌文學的盛宴，已沒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學有時比政治還勢利，比經濟還現實，錯失時機，淹蹇一生，滿腹才情，螢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機者、善哄抬者、搶風頭者、敢弄潮者、比較不那麽要臉的硬充數者，往往倒能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別人捷足先登，後來者就只有站著看熱鬧的份兒。況且，在文壇上，蹲著茅坑不拉屎的家夥，尤其不識相，是決不甘心給別人讓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雲裂石，金聲玉振，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一舉點中眾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啞口無言，才會被人承認。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壇那張桌子上，擠進去一張椅子。我揣度她會覺得那很下作，因為她說過的：“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富貴”是物質，在李清照筆下的這個“富貴”，卻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壇討一口飯吃，那是巴爾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乾得出來的肮髒勾當，這位大家閨秀肯定是不屑為之的。 盡管有關她的生平記載缺乏細節描寫，更無繪聲繪色之筆墨，但從她這篇藐視一切、睥睨名家的《詞論》推斷，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寫則也罷了，既要寫，必定以驚世駭俗之氣，不主故常之變，初寫黃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讓開封城大吃一驚。 果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飛鴻掠影，石破天驚，“當時文士莫不擊節讚賞”（明朝蔣一葵《堯山堂外記》）。 阮閱《詩話總龜》後集《麗人門》雲：“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雲：‘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 陳鬱《藏一話腴》甲集雲：“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 黃升《花庵詞選》雲：“前輩嘗稱易安‘綠肥紅瘦’為佳句，余謂此篇（《念奴嬌·蕭條庭院》）‘寵柳嬌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據研究者言，同時代人對於李清照的評述，大都近乎苛刻，對其生平尤多訾議。但從以上的宋人評價，可以想象當時的汴梁城裡，這位新出爐的詩人肯定是一個最熱門、最流行的話題。如曹植《洛神賦》所寫的“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那樣令人感到新鮮、感到好奇。她的端麗形象，恐怕是北宋滅亡前，那末世文壇的最後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遠走之苦，戀念之深，綺麗的離情，委婉的別緒，無可傍依的憂愁，無計排遣的惆悵，字字句句，無不使人共鳴。全詞無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陰霾，籠罩全詞。這還不過是她飄零一生的序曲，嗣後，靖康之國滅，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艱難，孤奔之無助，更是無窮無盡地與政治扭結在一起的悲劇。甚至直到最後，死在哪年？死在哪裡？都成一個無法解開的謎。 盡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給後世的不多的詞、很少的詩、極少的文章，無一不精彩，無一不出色。甚至斷簡殘篇，隻言片字，也流露著她的睿智。在中國文學的天空裡，李清照堪稱女性文人中最為熠熠發光的星。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明朝楊慎《詞品》） 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集》極推崇其元宵《永遇樂》《聲聲慢》，以為閨閣中有此文筆，殆為閑氣，良非虛美。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為詞家一大宗也。（清朝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個作家、一個詩人，能給後人留下充分的話語余地，說好也罷，說壞也罷，能夠有話好說，那就不簡單，可謂不虛此生。作品問世，不是馬上嗚呼哀哉，不是轉眼煙飛焰滅，而是說上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像李清照這樣，才是所謂真正的不朽。至於時下我等廁身之文壇，耳聞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無論個人吹出來的，還是哥兒們、姐兒們捧出來的，無論怎樣厚顏無恥，大言不慚，至多只能說是一種樂此不疲的文學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這首很政治化而無任何政治蛛絲馬跡的《一剪梅》，長期以來是被看作一首閨情詩、一首思婦詞，被人吟哦傳誦。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還有編輯多情地加上的題注： 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 甚至還有更豔麗的演義，那塊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跡的此詩真本，到了元代還被畫家倪雲林所收藏雲雲。如果真是這樣羅曼蒂克的話，那倒是適合拍好萊塢愛情電影的上好素材。 其實，這是面對政治迫害的戀戀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訣別。不能抗命的無法逃脫，難以名狀的淒涼情緒，無可奈何的強迫分手，心碎鬱悶的長遠相思，就絕非泛泛的離情別緒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層次的悲恨怨憤。要真是“花自飄零水自流”，花歸花，水歸水，各走各的路，倒是相安無事的。可是，落花無意，流水有情，“雙打辦”也好，“清奸肅黨辦”也好，頻頻敲開她家的大門，不斷關照她何時啟程。於是，“遠遊”的，只能是她。告別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齊州章丘，也就是山東濟南，獨飲她飄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與此同時，北宋當局的腐敗政權，也開始江河直下地向滅亡走去。宋徽宗在位25年，寵用奸宄小人，殘害忠臣良將，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揮霍浪費，內有農民起義，外有強敵逼境，隻知貢幣求和，以得苟且安生。在中國，人人都能當皇帝，人人都想當皇帝，但不是人人都能乾好皇帝這差使的。宋徽宗趙佶其實應該當一名畫家、一名詩人、一名風流公子，與李師師談談戀愛，也許是此中當行的風頭人物。治理國家，經營政府，內政外交，國防軍事，他就是一個地道的白癡了。 到了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趙佶實在乾不下去了，退位給趙桓，自任太上皇。李清照也就跟著大倒其霉，雖說是個人的命運，在大時代的背景下無關宏旨，但隨著異族侵略者的金戈鐵馬步步南下，一個弱女子也不能不與家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如果說“花自飄零”的話，在她40歲以前，猶是在薄風細浪中回轉，那麽40歲以後，便跌落到一劫不複的深淵，永無平穩之日。 李清照先受到其父，後受到其夫之父，兩起截然相反的政治風波牽連，也曾飽受冷遇嘗盡白眼，也曾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不知哪一天又有什麽禍事光臨？但她終究不是直接當事人，花雖飄零，還只是萍蹤浪跡，波回岸阻，中流蕩漾，無所憑依罷了。盡管“紅藕香殘玉簟秋”有點淒冷，盡管“輕解羅裳，獨上蘭舟”有點孤獨，然而，她與趙明誠那兩相愛戀著的小環境，還是溫馨的；共同之好，積二十多年之久的金石收藏，那意氣相投的小氣候，還是很融洽的。那些年月裡，有過痛苦，也有過歡樂；有過挫折，也有過成功；有過碰壁，也有過收獲；有過陰風冷雨，也有過鳥語花香。 1126年，趙佶的兒子趙桓繼位，是為“靖康”。第二年，金兵破汴梁，北宋政權便畫了句號。這年，李清照43歲。 至靖康丙午歲，侯（即其夫趙明誠）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有矣。（《金石錄後序》） 殘酷的戰爭，迫使他們不得不過起浪跡天涯的逃亡生活。胡騎南下，狼煙四起，烽火鳴鏑，遍野而來。那看不到頭的黑暗，擦不乾淨的淚水，永無休止的行色匆匆，沒完沒了的趕路顛簸，便一直伴隨著“花自飄零”的詩人。疾風險浪，波濤翻滾，雲湧霧障，天晦日暗。可想而知，飄零在水裡的花瓣會有什麽結果。 現在，很難想象九百多年前，一為書生、一為弱女的這對夫婦，將至少有兩三個集裝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圖畫、書籍、珍玩等物，為了不落入侵略者手裡，追隨著敗亡的逃跑政府，是如何由山東青州的老家啟程，一路曉行夜宿、餐風飲露、舟載車運、人馱馬拉，輾轉千裡運往江南的？ 他們總是追不上逃得比他們還快的南宋高宗皇帝趙構，他們追到江南，高宗到了杭州；他們追到浙江，高宗又逃往海上。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讓他們雖然意識到最後那一無所有的結果，然而，卻面對這些辛苦搜集的文化瑰寶，不保護到最後一刻，不敢輕言放棄，無論如何也將竭盡全力保全，也不使其失散湮沒。 可他們的苦難之旅，又有誰能來分擔一些呢？無能的政府不管，無恥的官僚不管，投降主義者看你的笑話，認賊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這也阻擋不住他們鐵了心跟隨著奉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苦戀情結，寧可自己死去也不敢將收藏品丟失、放棄、轉手的這對夫婦，一定要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盡到綿薄之力。你可能會嘲笑他們太愚、太腐，但你不能不尊敬他們這種難能可貴的品質，要沒有這樣一份忠忱之心、竭誠之意，哪有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輝煌？ 到了欽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他們的全部積累，不但成為他們夫婦的負擔，甚至成為李清照不幸一生的災難。 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余間，期明年再具舟載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余屋者，已皆為煨燼矣。（《金石錄後序》） 存放在故土的遺物，悉被胡騎付之一炬；千辛萬苦隨身運來的，又不得不再次割愛。當這些窮半生之力、傾全部家產、費無數心血、已是他們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無論多麽珍惜也只有忍痛拋棄，那真是難舍難分。丈夫還要到別處赴任，只剩下她煢孑一人，遠走他鄉，“時猶有書兩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獨自照管著這一大攤子家當，她肩上所承擔的分量，也實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擊接踵而至，丈夫這一去，竟成死別。 （明誠）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抱負，與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 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裡。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 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至今讀來，那段惆悵、那份追思，猶令人怦然心動。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的讀書人，為這個民族，為這塊土地，可以有所作為，可以施展抱負的領域，其實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圖，有名可沽，有福可享，有美可賞的所在，還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過去了。而這雙手，一定生在有權、有勢、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的人身上。區區文人，何足掛齒？誰會把你的真誠願望當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參與、要介入，也許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盡一點心、效一點力，那也會遭到明槍暗箭、雷池設防的。 然而，中國的讀書人無不以薪火相傳為己任，無不以興滅繼絕為己責，總是要為弘揚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負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趙明誠，節衣縮食，好古博雅，典當質押，搜羅金石，本來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大敵當前，危機四起，殫思竭慮，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於萬一，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書呆子行為。到了最後，她的藏品失散、丟棄、遺落、敗損，加之被竊、被盜、強借、勒索，“何得之艱難失之易也”，“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愛惜如護頭目”，連她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經過這場生命途程中最漫長，也是最艱辛的奔波以後，又是一系列的麻煩、不幸、官司、謠諑，包圍著她，使她在精神的奪力下，消耗盡她的全部創作能量。她本來應該寫得更多，然而卻只能抱憾。 胡適說過：“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子。”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最不能得到寬容的是太出眾的才華，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太超常的智慧，最不能得到支持的是太完美的成功。凡才華、智慧，無一不是在重重阻斷下難產而出；凡成功、凡完美，無一不遭遇到嫉妒和排斥。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她得到了文學史上的輝煌，然而她在這個小人結群、豺狼當道、精英受害、君子蒙難的時代裡，除了“花自飄零水自流”之外，簡直別無生計。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生於公元1084年（神宗元豐七年），卒年不見載籍，約為公元1156年（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故而具體死亡日期和地點，卻湮沒無聞，無從查考。一個曾經美麗過，而且始終在文學史上留下美麗詩詞的詩人，大才未展、大志未盡地退出，其飄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其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給人留下更多的則是遐想。 如果，再回過頭去品味她那首《烏江》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無論她怎麽樣死去，她那雙詩人的眼睛，終是不肯閉上的。 若是假以時日，給她一個能夠充分施展的機會，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於隻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給後世了。然而，悔則何益？“花自飄零水自流”，對於文人無奈的命運，也只能是無聊的空歎罷了。 趙孟頫的漢奸陰影 趙孟頫（1254—1322） 宋末元初書畫家，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官居一品，名滿天下。他能詩善文，懂經濟，擅金石，通律呂，解鑒賞。特別是書法和繪畫成就最高。 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菜市口就義，問鼎中原的蒙古政權，坐穩江山。公元1289年，謝枋得在北京法源寺絕食斃命，元朝已經完全控制了整個中國。次年，也就是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元朝建都在北京後，還在其發源地舊大名城，也就是現在的內蒙古赤峰市的寧城縣，保留著中都（稱北京）的建制。對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首領而言，他們當真相信這場發生在其祖宗所在地的地震，也百分百地認為是“天譴”，他們不住地摸腦袋，不住地叩問上蒼，為什麽？為什麽？ 趙孟頫在不究底細的人眼中，是大畫家、大書法家，其作品進入拍賣行，其開價多在六位數以上。若稍了解一點宋、元之際的歷史，便對此人的名節不盡搖頭了。圖為元朝趙孟頫（款）《蕭翼賺蘭亭圖卷》，描繪唐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序的史事。 《元史》描寫這次震災的慘狀：“地陷，黑沙水湧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余震一直持續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有點坐不住了，盡管一世英武的他，也年過七旬，終究龍鍾老邁，看到死亡枕藉、人畜屍積、草地龜裂、山川溢流的報告，對於天神不斷示儆的恐怖，表現出十二萬分的敬畏，連忙“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 這時，一個南人，一個降人，而且還是元的敵國南宋王朝的一個皇室，趙匡胤的第十一世孫，仕元為翰林侍讀學士的趙孟頫，跳將了出來。 正如公元2008年的3月15日，發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一樣，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馬上跳出來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從而讓人們更加看清了那張不三不四的臉。元中都武平的地震，也給了趙孟頫一次表演的機會。本來，中國人中，多有淺薄者，一有風吹草動，就耐不住寂寞。而作為一個漢奸文人（包括具有吃裡爬外傾向、具有“準漢奸意識”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情不自禁的，必然“跳將出來”的衝動。 趙孟頫，在當下不究細底的人眼中，是位大畫家、大書法家，他的書畫作品進入嘉德拍賣，通常開價都在六位數以上。其實，稍稍了解一點宋、元之際的歷史，便對此人的名節不禁搖頭了。怎麽說，他貴為趙宋王朝的皇族嫡裔，既不抵抗也不合作，假設還說得過去。可他竟然叛祖背宗，變節出仕，應詔加入元政權，得高官，擁厚爵，遂為後人所詬病，所不齒。當時，不但宋朝人看不起他，因為他叛宋；元朝人也看不起，因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蒙元統治集團也大有人藐視他。所謂“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即此謂也。 這就是當漢奸得到一時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的“遺臭萬年”的代價。“萬年”，倒不至於；但付出一世的罵名不行，還得付出兩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罵名，那是可能的。 趙孟頫寫過一首題曰《罪出》的懺悔詩：“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雲然，見事苦不早。平生獨往願，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哀鳴誰複顧，毛羽日摧槁。向非親友贈，蔬食常不飽。病妻抱弱子，遠去萬裡道。骨肉生別離，丘壟缺拜掃。愁深無一語，目斷南雲遝。慟哭悲風來，如何訴蒼昊。”說明他被迫也好，被誘也好，或者，自投羅網也好，難忍寂寞也好，來到元大都為元朝官，終於不勝懊悔，後悔出山，成為自己一個難以原諒的罪過。這首詩中，有著沉痛的懺悔，有著深切的自責。但腳上的泡，是自己走出來的，既然後悔，何必當初。 在這個世界上，人生道路的轉軌，事業場景的切換，乃常數也。獨是漢奸這一條路，為了30個戈貝克而將靈魂出賣給撒旦，那是絕對走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名節上虧了，也就什麽都跟著玩完了。 幸好，趙孟頫是一位全天候的才子，無論當時的南宋遺民、蒙元官宦，還是後來的明清雅士、民國文人，無不欣賞他那綽約嫵媚的行草真隸、他那華采風流的詩詞歌賦、他那出神入化的水墨丹青。但是，歷史的批判，仍然使我們無法閉上眼睛，不介意他的一生名節；無法不談往事，淡忘他背宋投元的行徑。 趙孟頫不僅僅書、畫、詩、賦一流，文章、經濟也卓有建樹。據《元史》評論：“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雲。”另外，他與夫人管道升的情感生活，也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管夫人有一首詩，精彩生動，至今猶在傳誦：“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得一個衾，死同一個槨！”這是一首奇思妙想的愛情詩，還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白話詩，雖然，這是一首距今已經七八百年的古老作品，但字裡行間，我們還能仿佛看到一個妙曼可人的女性形象。 雖然趙孟頫和管道升在大都的日子，應該說活得不錯，但絕不輕松也是事實。物質上的窮困是一個方面，精神上的折磨則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假如他真是一個厚顏無恥的人，既無自責，更不懼人責，死豬不怕開水燙，也許就無所謂了。他終究是一個真正的文人、一個真正的貴族，一個在精神素養上、學識修養上、道德涵養上，有著高蹈境界的大師級人物，生活在異族統治下的環境中，相信他寫那首《罪出》的詩，正是他的心聲。 當漢奸，不但生前不自在，死後也不自在，這大概就是報應了。中國人對於漢奸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一貫如此，永遠不變的。在中國歷朝歷代中間，吃過漢奸苦頭最多最大者，莫過於宋。所以，兩宋之人對於漢奸，也最為深惡痛絕。宋朝王明清《玉照新志》稱：“（秦）檜既陷此，無以自存，乃日侍於漢奸戚悟室之門。”而清朝無名氏《漢奸辨》則分析：“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交逼。或與之和親，或與之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所謂真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 趙孟頫剛投誠時，初到大都，其實也並不得意。忽必烈欣賞他的才華，統治集團猜忌他的忠誠度。所以任命為兵部郎中，官階從五品，級別較低。當時統帥六部的尚書省平章政事，為色目人桑哥。元統治中國，將人分為四等：蒙古人為一等，色目人為二等，漢人為三等，南人為四等。此人頗得忽必烈的信任，登上要位。按照奴才所信奉的哲學，同為主子驅使，心腹的奴才要高於非心腹的奴才，資深的奴才要高於新入行的奴才，桑哥有理由看不上趙孟頫。而在元朝，還要加上類似印度種姓制度的差別對待，桑哥為色目人，比趙孟頫這個南人，高出兩個層級，哪就更不將他當回事了。何況，閣下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漢奸！於是，這個說來也十分可惡的桑哥，就曾因趙孟頫犯下的細微過失，當堂施予鞭刑。眾目睽睽之下，可讓這個前朝的王孫公子，飽受了皮肉之苦，丟臉於朝廷上下。 二等奴才被一等奴才暴揍一頓，踹上兩腳，當然也是活該！ 正好，發生了這次地震，而且元世祖“詢致災之由”，趙孟頫就想借此報一箭之仇。不過他知道，他要單打獨鬥，對這個驕橫跋扈、無法無天、橫征暴斂、民怨沸騰的桑哥發難，有可能打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他私底下串聯一個名叫阿剌渾撒裡的忽必烈的親信近臣，搞掉這個也是忽必烈的親信大臣的桑哥。 “以夷製夷”，這是中國人的老祖宗傳下的絕活，利用蒙古人扳倒色目人，坐收漁利。因為阿剌渾撒裡雖與桑哥一樣，同為忽必烈的心腹，同為老皇帝的親信，但親信也有先後之分，心腹也有親疏之別的。趙孟頫最擅長者，漢文化；阿剌渾撒裡最仰慕者，也是漢文化。於是，一拍即合。這個蒙古要員倚仗一點政治上的特權、種族上的優勢，便向這個色目重臣挑戰。為什麽地震？老爺子對忽必烈講，就因為桑哥弄得天怒人怨的結果。據《元史》載，阿剌渾撒裡為這次進言，很付出了一些代價。“既而徹裡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複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看來，趙孟頫四兩撥千斤，確非等閑人物。 所以，也不能以一個純粹的藝術家來看趙孟頫。一般來說，當漢奸者，或具有吃裡爬外傾向，“準漢奸”意識的知識分子，都具有唯恐天下不亂的稟賦。一場地震，正好給他一次登台獻藝的機會。近年的汶川地震，不也目睹某些教授、權威、主筆、特約撰稿人來不及地粉墨登場了嗎？不要以為文人不懂政治、不玩政治，不過文人在政治層面的較量，段級較低，手藝較潮，一下子就讓人看透罷了。 忽必烈何許人也，如果不是一條目光如炬的沙漠之狼，至少也是一條耳聽八方的草原之狐。兔子老了尚且不好拿，何況他已經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什麽沒經過，什麽沒見過，對這個南朝降臣的地下活動，當然不會一無所知。笛卡爾有句名言，這個世界上有這許許多多的紛擾，就是因為人們不大肯待在自己家裡的緣故。要是這位藝術家能夠按捺得住，能夠安貧樂道，能夠廝守著愛妻管道升，不從抗震棚裡躥出來趁火打劫，裡撅外挑，忽必烈也許就不會找他交流心得了。 我們在《元史·趙孟頫傳》中，看到這位滅宋的大帝與這位降元的文人，有過一段相當戳心窩子的談話： 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民諺有雲：當著矮子，別說短話。葉李、留夢炎和趙孟頫，都是有前科的變節分子。忽必烈與他探討漢奸甲和漢奸乙的孰優孰劣，而眼前這個漢奸丙，豈非十冬臘月喝涼水，點點滴滴在心頭嘛？言外之意，趙孟頫再傻也聽得出來，其實是蒙古皇帝給他一個善意的提醒。你從哪裡來，是你做主的事，來了我歡迎；你到哪裡去，是我做主的事，那就由不得你。閣下，第一，別忘了自己是誰！第二，千萬別走得太遠！這年忽必烈75歲，到底是一位老人家了。趙孟頫得感謝人老以後，心腸不那麽鐵石，否則他的下場不會比桑哥好多少。看到這位如坐針氈的前朝皇族，看到這位頭冒冷汗的文化精英，忽必烈把口氣緩和了下來：“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這對才子趙孟頫來說，不費吹灰之力，馬屁詩一首，即席呈遞上去：“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孝報皇元。”據宋朝周密的《癸辛雜識》說，這首詩讓留夢炎恨他一輩子。 此次談話以後，趙孟頫便請求外調，落腳地為山東濟南，做地方官去了。也許，他覺得既然上了賊船，又跳不下來，隻好揀一個稍稍能避開風口浪尖的處所，暫且棲身。 王國維《東山雜記》寫道：“文人事異姓者，易代之際往往而有。然後人責備最至者，莫如趙子昂。虞堪勝伯題其《苕溪圖》雲：‘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沈石田題其畫《馬》則雲：‘隅目晶梵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裡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王漁洋題其畫《羊》則雲：‘南渡銅駝猶戀洛，西來玉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諸家攻之不遺余力，而虞勝伯一絕，溫厚深婉，尤為可誦。” 在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濟南，趙孟頫曾經寫過一首詩：“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時來泉上濯塵土，冰雪滿懷清興孤。”這首題曰《趵突泉》的詩，如果說“時來泉上濯塵土”，還可以理解他的懺悔，那麽“冰雪滿懷”和“清興孤”，就有點文不對題、語焉不詳的瑕疵。趙孟頫和管道升盡管擺脫了京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面孔，但他變節仕元、背叛家國的心靈陰影，則是永遠擺脫不掉的痛苦。 高啟死定了 高啟（1336—1373） 元末明初詩人，江蘇蘇州人。參加編修《元史》，受命教授諸王。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後因連坐而被腰斬。 征途險巇，人乏馬饑。 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 浮雲隨風，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數行下。 （《悲歌》） 詩隻八句，但詩人所寫出來的悲愴之情、危絕之境、蒼茫之意、孤憤之心，那種藝術上的震撼力是相當強烈的。這些詩句，讓人想起陳子昂《登幽州台》的大氣、李白《蜀道難》的壯觀，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結尾“仰天悲歌，泣數行下”的斷然收煞，也類似曹操“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那戛然而止的句式。這首詩，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構想，如果不標出系明初詩人高啟的手筆，以其雄渾的漢唐氣派，沒準會誤認為至少不晚於唐的一首古風。 現代的讀者，顯然不太熟悉這位在中國，已經很冷門的人了。高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於1336年，死於1374年，隻活了38歲。字季迪，號槎軒，元末大亂，曾避難松江青丘，又號青丘子。他的代表作《青丘子歌》，其實就是他的歸隱宣言、他的追求目標、他的文學宗旨、他的詩歌人生：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鑷履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鏽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鬥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覓好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複帶索，旁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咿咿鳴。朝吟忘其機，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斬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若破懸虱，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大羹。世間無物為我娛，自出江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父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效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複結飛佩還瑤京。 這首自敘詩，與李白的“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入世不同，也與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濟世不同，而在元末明初這樣一個戰爭環境中，要想遠離動亂求得安寧，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的出世。 這首詩，結構之奇特，句法之跳躍，用詞之突兀，選字之怪異，堪稱“一絕”。 這首詩，想象之豐富，意境之廣博，靈感之飛騰，情感之高蹈，堪稱“二絕”。 這首詩，思想之自由，精神之挑戰，好惡之強烈，愛憎之分明，堪稱“三絕”。 歷史上習慣將他與楊基、張羽、徐賁稱為“吳中四傑”，也有人稱為“明初四傑”。《明詩紀事》評價高啟：“允為明三百年詩人稱首，不止冠絕一時也。”明人李東陽對“明初四傑”這樣的提法不以為然，他說：“國初稱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余年來，亦未見卓然有過之者。” 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高啟、對其主要著作《大全集》《鳧藻集》的撰述，評價是相當高的。“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反之於古，啟實為有力。”同時，紀昀也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華，深表遺憾，高啟“行也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轉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 有什麽辦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來不濟，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老天讓他活，皇帝不讓他活，那也隻好認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機會讓他死，他豈能不死？第一，朱元璋視他為死敵張士誠死黨之一。第二，朱元璋得國後，詔赴京城修《元史》，他有過辭意，這使得朱元璋不悅。小人不可得罪，他得罪了“天字第一號小人”，會有他好？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要授他戶部侍郎一職，他卻自陳年少不當重任，被賜金放還。明擺著不給老朱面子，還好意思拿人家的銀子。詩人也不掂量掂量，這幾兩金子，是拿得還是拿不得，竟然以為朱皇帝對他夠意思，放他回家當隱士去呢！殊不知俗話有道，不怕賊逃，就怕賊惦。皇帝老子記定了你，要給你顏色看，你躲到天邊也不行的。何況，在中國數百個帝王中間，老朱是最小人的一個，高啟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死定了。 清朝的紀昀，在文壇是主流派，在政壇是在朝派，自然不能信口議論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貶。因為他怕當今聯想，你現在說朱元璋的壞話，焉知你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頭根子？所以，就文章談文章，就詩歌談詩歌，專談高啟的創作成就。至於怎麽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學”。這位學富五車的聰明人說： 唐時為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巨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啟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於膚廓冗遝、號台閣體者所能及。 雖然紀昀指出高啟“工於摹古”，但即使“摹”，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處：“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為後人詬病焉。” 紀曉嵐主持《四庫全書》的編政，閱盡數千年的古人，讀遍數萬卷的著作，含英咀華，擇選定奪，品評勘磨，剔誤抉訛，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大鑒賞家，你也不能不承認他評斷的權威地位。他褒高啟的同時，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太倉（王世貞）、歷下（李攀龍）諸名家，貶了一通，這種揚此抑彼的鮮明做法，在卷帙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見的。我想，這是否為紀昀的皮裡陽秋手法？因為他說高啟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接著又說這不是高啟的過錯，是老天不給他“熔轉變化，自為一家”能夠活得更長一點的時間。 那麽高啟未能給明代文壇增添光彩，這筆帳應該記在誰的頭上。紀昀嘴上不說，大家心裡有數。才38歲的高啟，被腰斬處死，又說不上犯了什麽滔天罪行，不能不為中國歷史一歎，也不能不為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一哭。 腰斬，這種刑法，即使在草菅人命的舊時代，也並不常常使用的。歷史上只有一個秦朝、一個明朝，是比較熱衷酷刑的朝代，秦始皇殺人如草，朱元璋殺人如麻，腰斬自然是少不了的花樣。於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啟，首當其衝，成為腰斬的刀下之鬼。 因此，在被奪命的中國人中間，這兩位應該算是死得最不幸、最慘烈的。 高啟之死，在吳晗的《朱元璋傳》裡，是這樣表述的： 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被人告發。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裡淹死。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裡。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並算，把高啟腰斬。 這位叫魏觀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門，本想留下一點德政，沒想到他還拖累了高啟，都成了刀下之鬼。舊時蓋房子，上梁是屋頂的關鍵工程，要燒點香燭紙馬，要奉上三牲貢獻，要有一篇朗朗上口的《上梁文》，這是規矩。蘇州是座人文薈萃的古城，蓋的是知府衙門，自然要請一位當地的文人動筆。魏觀認為這件事非高啟莫屬，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請他。誰也沒料到，正是這篇文章斷送了國子監祭酒魏觀、翰林院編修高啟的兩條命。 據明朝楊循吉《吳中故語》，朱元璋對原來張士誠的屬地及屬地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蘇州，以及屬地的老百姓，一百個不放心，因為他稱帝後，吳地的黎民百姓依舊懷念這位憐民的張王，依舊懷念他寬下的統治，依舊偷偷地給他燒“九四香”，張士誠的小名叫張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過來很多特務，一動一靜，無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觀）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以徙之，正當偽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雲闔閭所鑿，以遊賞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為飛言上聞，雲：“蒲坼複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禦史張度覘矣。禦史至郡，則偽為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坼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禦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為上梁文。禦史還奏。蒲坼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功遂輟。 而明代祝允明《野記》，更是駭人聽聞： 魏守（觀）欲複府治，兼疏溶城中河。禦史張度劾公，有“典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啟，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為八段雲。 李斯在鹹陽被腰斬，斬成幾截，司馬遷的《史記》沒有記載。高啟在南京被斬成八段，是有據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朝李賢的《古穰雜錄》也有類似文字。數百年後重讀這類史料，那令人發指的刑戮場面，那慘不忍睹的世間悲劇，仍令人驚心觸目。一個大活人，攔腰斬成兩截，就夠殘忍的了，還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為恐怖，與剁成肉泥相差無幾。你不能不佩服這位絕對流氓無產者出身的皇帝，對知識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無所不用其極。史稱之為“暴秦”的統治者，從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對他肅然起敬，甘拜下風。 朱皇帝，還是您行！ 您就抓住“龍蟠虎踞”四個字，把一乾還在那裡搖頭晃腦、吟詩作對的知識分子，“哢嚓”“哢嚓”幾鍘刀，打發到陰曹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實，你借給高啟膽子，這位詩人敢造反嗎，拍馬屁還來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啟應召入朝，授翰林院編修，修《元史》。這期間，他寫了不少詩篇。其中，有一首古風，你可以說它是一篇討好文章、一篇應景文章、一篇向領導表態的文章，但從他手下寫出來，縱橫捭闔，豪邁大氣，詞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為。你得承認，到底是“桂冠詩人”，連哄這個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聲色間，將老爺子撫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詩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許正因為如此，陛下才會延請他為皇家西席，教育他許多皇子中的一個。詩為：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 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 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 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蔥蔥至今王。 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 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 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為固。 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 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 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盡管結尾幾句近乎吹捧，可端誰的碗，不得服誰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間煙火，受人錢財，為人消災，寫篇把諛墓辭，撰幾句捧場話，說一點中聽的，戴兩頂高帽子，無傷大雅，也無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蘇州有什麽好“龍蟠虎踞”的？一句話，推下去，腰斬了。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臉不認人的小人一樣，不念舊情，早把那首洋洋灑灑的古風忘掉了。 明太祖嗜殺成癮，特別熱衷於消滅文人，一是源於農民的狹隘意識，對於知識分子非我族類的排斥、懷疑、壓根兒的不信任；二是來自草根階層的他，坐上龍椅以後，那種先天的自卑心理，是絕對碰不得當過小和尚、做過盜牛賊的過去。他一波一波地製造“文字獄”案件，清除知識分子，是與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極所導致的失衡，是處於劣勢文化狀態下那種鬱悶對優勢文化的逆反，於是，血腥鎮壓，瘋狂屠殺，便是他那精神的釋放宣泄之道。 據吳晗《朱元璋傳》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剛當上皇帝，修玉牒時，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淨的牛糞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聖人還可以利用。後來，有一姓朱的典史朝覲他，都否認與朱熹的關系。朱元璋頓時省悟過來，區區小不剌子都不冒認祖宗，我堂堂大皇帝乾此等事，被戳穿了豈不貽人笑柄？ 每個人都有其軟弱的下肋，這就是老朱的一塊心病。後來，他學那位亭長劉邦，“將相王侯，寧有種乎”，乾脆撕破臉皮，不諱自己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畝”的“江左匹夫”。但是，他自己怎麽說都可以，你說不行。你知識分子，哪怕眼光裡流露出一絲蔑視，就要拿腦袋來見。當時，就有許多上奏表的官吏，當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於一些字、一些詞，或音同，或意似，能夠與他當過和尚、做過盜賊的歷史聯系附會上，那就找倒霉了，馬上處決。 在中國，一個農民，當他屬於土地的時候，可能還是本質上的農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當他離開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為不可知的異數，惡便成為他生命的一個支撐點。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義和團，其浩浩蕩蕩的基本隊伍，都是這些離開土地的農民。農民失去土地，再也沒有值得顧惜的東西，便剩下破壞和毀滅，正因為一無所有，戰鬥力特別強，摧毀力特別大，所到之處，無不赤土，然後裹脅著更多新產生出來的餓殍，離開土地，接著再“流”下去。千古以來，文化史興衰起落，與這些領導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關。他明白一點，文化的日子好過一點；他糊塗一點，斯文掃地，知識遭殃，一部《二十四史》，就這樣白紙黑字寫著的。 在歷代官修的史書中，對這些流動著的武裝農民，如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當然是毫無異議的蔑稱，“流”卻是準確的狀態描寫。農民只要一流起來，手裡握有武器，便什麽事都做得出來。尤其流民中的先鋒分子，也就是流氓無產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貴，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兩代間改變其先天的由於小農經濟所造成的文化劣勢，尤其是那種心理上的文化劣勢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難徹底改變。於是，便注定這些掌權的農民，盡管穿上了龍袍，也是充滿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對優勢文化的憎惡。政治運動中站在被告席裡撅起屁股，準備挨揍者，無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坐在原告席裡聲嚴色厲，口誅筆伐，振振有詞，觸及靈魂還要觸及皮肉者，無不自稱為苦大仇深的貧民。其實，後來的調查發現，在整個幹部隊伍中，腐化分子、貪汙分子、不可救藥分子的大多數，倒不是站在被告席裡的“黑五類”。 在吳晗《朱元璋傳》裡開了一串被殺文人的名單： 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被綁起來扔到長江裡）；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做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 因此，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會指望老朱給他們拋來一串熱情的飛吻嗎？ 明朝的郎瑛在其《七修類稿》提到：“國初，張士誠竊居姑蘇，較之一時僭偽似小有間。眾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生活在明朝中葉的郎瑛，文中所說的“一時僭偽”，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實，元末天下大亂，群雄蜂起，割據爭奪，稱王稱霸，朱元璋、方國珍、張士誠，都是“僭偽者”。而販私鹽出身的張士誠，稱吳王，據蘇州，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要大於朱元璋，在延攬吳地的文人和士紳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權中來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點。 據紀昀的《四庫全書提要》載，“吳中四傑”之楊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吳中，因家焉”；張羽，“本潯陽人，僑居吳興，再徙於吳”；徐賁，“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啟，同住在姑蘇城裡，同受到張士誠的禮遇，對這個代元而起的新政權，持歡迎態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的士，說來可憐，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腦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會感恩戴德。如果奉為上賓，引為知己，他都恨不能為之殉死的。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話來說，是當之無愧的著名作家，是媒體關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賢樓裡，喝著老酒，聽著評彈，成為那個鹽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應天也建立了政權的朱元璋，獲知這個情報，是不會很開心的。所以，最後這四位詩人，先後被殺，被謫徙，還連帶一批仕吳的文化人死於非命。甚至為了懲罰，蘇州的田賦是全國最高的，蘇州被強迫外移到鳳陽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當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記仇，未必不睚眥必報。一篇《上梁文》，送到禦案上，老朱跳起來，朕正等著呢！於是高啟伏法，一分為八，慘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條命在，有更多的詩作，流傳於後世，至今家弦戶誦，也是可知的。但天才遭遇上嗜殺的皇帝，無論什麽樣的封建王朝，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摟著你的肩膀做親密狀，但最後你也只有玩兒完一途，別無其他。 總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斬；你倘不想被腰斬，你就只有沉默。這是朱皇帝的邏輯，也是許多中外獨裁者奉為圭臬的邏輯。在沉默和腰斬之間，若是任擇其一的話，如果高啟征求我對這道選擇題的看法，我會建議他選擇沉默，誰也不會把他當啞巴賣了。因為寧肯咬斷舌頭，也要設法保住腦袋，這才是上上策呀！腦袋掉了，他即使有八鬥之才，也就白搭了。腦袋留著，他那八鬥之才雖廢了，至少作為一個觀眾，活著看收拾過你的人死，也不讓收拾你的人看你死。這樣算帳，我覺得還劃得來。 有人對我堅持這種笑到最後寫到最差，或笑到最後最後什麽也寫不出的做法，不怎麽讚成。我也同意這種屬於我個人經驗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存哲學，很沒出息，屢被具有鬥士精神的同行所鄙視、看不起，我也死豬不怕開水燙，很無所謂的了。但我活了這麽多年，別的長進沒有，記憶力還算不錯，那些認為應該奮不顧身去抗爭，應該堅持真理去決戰，應該不屈不撓往前衝，應該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難臨頭，撒丫子跑得比誰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堅合眾國去了。他自己開路，卻要你去當傻帽，這等好樣的同行，要我在記憶中將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說到底，如果為真的文學、真的天才，做些什麽，也許還值得。可當今果有什麽天才，果有什麽大師嗎？我是從來不相信的。 把話說得再絕一點，對文學來說，高啟是重要的；對朱元璋來說，多一個天才少一個天才，算個什麽？高啟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這樣一位從窮鄉僻壤中、從封閉環境中走出來的統治者。閉塞，則偏執；偏執，則抵製，而長期抵製的結果，便是拒絕文明。貧窮，則愚昧；愚昧，則無知，而長期無知的結果，便是敵視文化。對大多數既非天才，也非大師的人來說，作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腦袋的同時，還要護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務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為了天才而罔顧一切，那就是“謝靈運式”的癲狂了。記住蘇聯電影裡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寧對那個瓦西裡說的：“麵包會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天才總是會有的。 用得你急嗎？ 我記得高啟有一首小詩，不知是他何時的作品，題名為《田舍夜舂》，隻四句，與聶夷中的《詠田家》、與秦韜玉的《貧女》，有異曲同工之處。 新婦舂糧獨睡遲，夜寒茅屋雨來時。 燈前每囑兒休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這真是一首佳構，舂米聲、風雨聲、嬰兒的哭聲，如在耳邊，聲聲可聞；米香、夜色、燈光、人影，如在眼前，歷歷在目；生活的沉重，勞動的煩冗，期待之渺茫，無望之未來，似乎也能在我們心中，有所感觸，有所回應。詩人筆下的婦女，將稻谷舂成如珠如璣的白米，某種程度上，多少類似文人在錘煉字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勞動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來時”的淒冷心境，也頗相同於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來的精神狀態，這實在是很令人不勝其感慨的。文人啊，中國的文人，難道這就是那漫長歲月裡應有的寫照嗎？ 因此，從高啟的這首小詩，到高啟的這段公案，以及那位殺知識分子特來勁兒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國歷史的工作者，為之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