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善人”
胡雪岩做生意时，也不忘多做善事，他常说：“我们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我们做好事，就是求市面平静。”
他说到做到。他对于行善做好事，总是尽量去做，从不吝啬，而且做的都是利于平民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胡雪岩湖州的大兴丝行一开张，七月里他便到了湖州。
一到湖州，他就让丝行“档手”李仪做一件利于百姓的好事：这时正是七月中旬，“秋老虎”肆虐，丝行要在自己店前向路人施药、施茶，而且当天就开始做。李仪了解老板的脾气，做事要又快又好，要舍得花钱，于是当天就在大兴丝行门前摆出了一座木架子，上面放了两只可装一担水的茶缸，装满茶水加上清火败毒的药料，茶缸旁边放上一个安了柄的竹筒当茶杯，路人可以随意饮用。另外，他还派人在丝行门上贴上广告，上写“本行敬送辟瘟丹、诸葛行军散，请内洽索取”。如此一来，丝行门前人头攒动，上午就送出去一百多包辟瘟丹，两百多瓶诸葛行军散。丝行“档手”李仪很是担心，一怕如此下来花费太多，要维持下去很难，二怕前来讨药的人太多，丝行生意都没法做了。
但胡雪岩却坚持这么做。他知道，施茶施药是件实惠的好事，开始了就要坚持下去，再说一来丝也基本上收完了，生意不会受大影响，二来前来讨药的人虽多，但花不了多少钱。再说，丹药要多了也没用，讨过药的人会不好意思再来讨，施药的第一天人当然多，过两天人会慢慢变少的。
事实上，胡雪岩坚持施茶、送药，成了他的丝行收丝时节不可缺少的一项，后来连他的药店也这样做了。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好事，比如在饥荒战乱年景发米票、设粥场，隆冬之时舍棺材、施棉衣……江浙一带的人都喊他为“胡大善人”。
施惠与人
浙江气候适宜，有着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元胡、浙贝、白芍、白术、玄参、麦冬、郁金和菊花便是浙江省有名的“浙八味”，浙八味杭州城郊乡村都有种植，并以品质优良成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的药材。由于自身条件优越，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比其他地方发展得快，光中药材就出产达70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主要目的是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把所治病症和配药的方法都写了下来。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困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为人处世的良言，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是社会上受人尊重的职业。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自然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咸丰到光绪，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以及中外战争不断，每打一仗，不知死多少人，加上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各地瘟疫盛行。咸丰元年（1851年）清代人口超过4亿，比嘉庆十六年（1811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可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人口锐减到3.2亿，处于负增长，这都是疫病和战乱的后果。胡雪岩看到这一切，决定救民于水火。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便请来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避瘟丹”、“八宝红灵丹”、“诸葛行军散”等药品，把这些药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一打完仗，“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了能更好的施药救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只不过想做好事，
想开药店赚钱，却是不可能的，原因何在？乱世之中，瘟疫不断，战争不断，死伤无数，
百姓流离失所，水土不服，风餐露宿，极易染病，这些都需吃药。然而乱世流离，有钱的又有几个？所以乱世之中行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害怕自己赔本。
这些道理胡雪岩都明白。但为了解救受苦的黎民百姓，赔本也高兴，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没钱的也能看病拿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绿营、湘军立下协议，军队要药只需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召集名医、购买原料，配成金创药之类，再送往军营。曾国藩知道后，感动地说：“胡雪岩对国家的忠心，比老夫强多了。”
太平天国运动后，恢复了科举考试，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雪岩又给士子们送去各种药品、补品。因为每年考试期间，由于士子们长途跋涉，又天天苦读至深夜，得病的人很多。胡氏这样做，也是有自己的道理。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许多人向他道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胡某为国着想，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而已。”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是为了求一个好的形象，为他自己做宣传。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效果也的确不错。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天下人都听说，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获得曾国藩的夸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很感动，朝廷更是为此赏他二品官衔。
钱江义渡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旧时又称罗刹江、浙江和之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汇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富春江是从梅城至浦阳江口，浦阳江口至澉浦便被称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浦阳江、兰江、曹娥江。
100多年以来，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到春秋多雨的时候，上游水流湍急、疾驶直下，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的“钱塘潮”。急流海潮汇集在一起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因此这一段被航旅称为最凶险的一段。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过江还主要靠渔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好、无风无浪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为了保平安，都先求神祭祖。不过，即使是这样，也经常出现事故。
为了帮助钱江两岸旅客能顺利渡江，胡雪岩为办钱江义渡捐银10万两，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关于创办义渡的起因，《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中朱成方的《功自心诚，利从义来》一文中便有记载：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并没有修建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要到杭州，需在西兴乘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正好座落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特别好。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接待的大多是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上八府”的顾客都被叶种德药店抢走。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说：“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你要先把码头搬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雪岩从码头回来，便有了好办法。
他沿江实地考察，发现从西兴上船渡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并不安全。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在此投资兴建码头，让“上八府人”改道由彭楼进城。
码头修好以后，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人、车、牲畜都能载。而且过江不收钱，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自然愿意。这一来，胡庆余堂拉来了上八府顾客，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这样一来，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自此一落千丈。钱江义渡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又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10余次，一般顾客不收钱，只有干苦力的人渡河必须要帮船夫服役。由于设义渡大家都从中受惠，干苦力的也愿意出一份力。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上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不管风浪多急都要飞快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让胡雪岩名声远扬，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使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也大大有利于胡雪岩的生意。
善后赈抚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了使战后杭州尽快恢复，左宗棠收复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便是他的一个重要棋子。他负责赈抚局务，设立难民局、粥厂、义塾、善堂、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修道路，设立掩埋局，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并把这些尸体分别安葬在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战中停止使用的“牛车”。牛车是根据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早先，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接航行到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又有淤泥阻碍道路。穷人家的妇女没钱雇轿，只好郼过泥沙，道路十分艰难，时常还有陷踝没顶的危险。此时，胡雪岩恢复工捐设牛车，让百姓免受潮沼之苦，大大方便了他们。
1871年（同治十年），直隶发生水灾，胡雪岩捐制1.5万件棉衣，并捐籽种、牛具、银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发生涝灾，籽种不齐，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解决了泄水籽种的需要。
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干旱，许多人处在饥饿边缘，胡雪岩初拟捐白米1.5万石、银2万两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认为路途遥远，不好转运，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最后胡雪岩为赈陕西旱灾捐了5万两。
除了这些好事，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输山东白米5000石、赈银2万两、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万件；捐输河南、山西赈银各1.5万两。
这只不过是胡雪岩捐输赈灾的一小部分，据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根据胡雪岩呈报捐赠款项，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他捐运西征军的地道药材还没算在内。
左宗棠正是利用胡雪岩捐赈的功绩才能为自己争取到黄马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