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传》述黄帝、尧、舜之事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又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辞过》。《淮南子》曰：“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靼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氾论》。皆以舟车之兴，为大有益于人类。盖无舟车，则一水之隔，即可使人不相通，陆路虽可步行，然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跋涉千里，业已甚劳，况加以儋荷负戴提挈邪？人之躯体，能运物者有四：肩、背、头、手是也，肩以儋，背以负，头以戴，手以提挈。合两人之手，则为舁。舟车之兴，其大有益于人类，确不诬也。262
舟之兴，盖始于浮木。《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以手足击水而进。此时人之手足即楫也。此盖最古之法。稍后，则知刳木。《淮南子·说山》曰：“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云：“《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曰：舟谓集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案《诗》所谓方，即《淮南子》所谓方版，乃后世之筏，不足以当舟虚则其所谓窬木，而亦即《易》所谓刳木也。舟之始，盖仅如此，能方版而为筏，技已稍精，知造舟则更进矣。既能浮木以渡水，则亦能驾木以为桥。《说文》：“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是也。其字亦作杠。《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梁与杠字并从木，盖亦架木为之。《尔雅》曰：“石杠谓之徛。”则后来更用石也。《尔雅》：“堤谓之梁。”《注》：“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案梁亦初用木，后用石也。郭《注》云：“聚石水中，以为步渡。”盖未能为桥时，又有此法。虽云简陋，然较之“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之世，见《庄子·马蹄篇》。已迥不相侔矣。
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日知录》论骑射之始云：“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军事，而交通从可见焉。后来夷狄之情形，即吾国古代之情形也。吾国文明，大启于河域之平原，故车之为用尤广。《考工记》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可见古人之殚心于是矣。
《曲礼》曰：“前有车骑，则载飞鸿。”《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当是周末时礼。”《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曰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炫谓此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案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古书不见乘马事，自如刘子玄议，以记庶民事少；兵有车而无骑，自如亭林言，以古华夏多居平地，与戎狄争不甚剧也。《日知录》云：“《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赵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即是单骑。”《马部》骑下。则急遽之时，古固有跨马者。予案载重亦宜于车，古贵族之行，载物必多，安能用骑？《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前239），“轻车重马，东就食”，疑即是舍车而骑。毛奇龄《经问》云：“古书不记事始，今人但以书之所见，便为权舆，此最不通。《易》《书》《诗》无骑字，遂谓古人不骑马，骑是战国以后字，然则六经无髭髯字，将谓汉后人始生髭髯乎？”语虽谑，实中事理也。
古车亦有以人者，辇是也。《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注》云：“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藩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案《春官》巾车，“王后之五路”有辇车。《注》云：“为辁轮人挽之而行。”《疏》：“《说文》：有幅曰轮，无幅曰辁。”又服车五乘，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但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与栈车皆不言为人挽。而《诗》：“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云：“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一似栈车、役车，以皆人挽行者。盖役车既可驾马，又可人挽行，既可乘坐亦可共役；而栈车、役车同为无饰，故二者又可通名也。《巾车》，王之五路：曰玉路，以祀。曰金路，以宾，同姓以封。曰象路，以朝，异姓以封。曰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曰木路，以田，以封蕃国。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厌翟，曰安车，曰翟车，曰辇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云：玉路以玉饰，金路以金饰，象路以象饰，革路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木路不以革。漆之而已。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厌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安车，坐乘车。翟车，不重不厌，以翟饰车之侧尔。辇车，但漆之而已。夏篆，《故书》为夏缘。司农云：夏，赤也。缘，缘色。或曰：夏篆，篆读为圭瑑之瑑，夏篆，毂有约也。玄谓夏篆，五采画毂约也，夏缦亦五采画，无缘，墨车不画，栈车不革，而漆之。案《考工记》云：“栈车欲弇，饰车欲侈。”《注》云：栈车欲弇，“为其无革挽，不坚，易折坏也”。饰车，“谓革舆也”。《疏》云：“云大夫以上，则天子诸侯之车以革。但有异物之饰者，则得玉金象之名号，无名号者，直以革为称。木路亦以革，但不漆饰，故以木为号。”与《巾车注》不合。《疏》说当是。或其初但用木，后虽以革，犹蒙木名也。栈车则仍用木。《巾车疏》引《唐传》云“庶人木车单马”是也。用木即是无饰，故《唐传》又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命然后得乘车、骈马。”《考工记》引《殷传》亦云：“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公羊》昭公二十五年《解诂》，亦云：“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车，士饰车”也。驾数：《易》孟、京、《春秋》《公羊》说：天子驾六。《毛诗》说：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说与《易》《春秋》同，见《五经异义》。《曲礼》云：“妇人不立乘。”故《巾官注》云：“凡妇人车，皆坐乘。”《疏》云：“皇后五路皆坐乘，独此得安车之名者，以此无异物之称，故独得安车之名也。”又云：《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乘安车，则男子坐乘，亦谓之安车也。”《说文》：“辇，车也，从车，在车歬，引之也。”训并行，盖二人挽之，亦或一推一挽。263《司马法》所言，乃行军时制，寻常役车，固不必如是其大也。《论语·为政》：“子曰：大车无，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集解》：“包曰：大车，牛车；《考工记·轿人注》同。《车人注》曰：“平地载任之车。”小车，驷马车。”中央两马夹辕者名服，两边名，亦曰骖。《左氏》桓公三年《疏》云：“总举一乘，则谓之驷。指其腓马，则谓之骖。”则古车有服牛、乘马与以人，凡三种也。264古丧车亦以人，《既夕礼》，属引，《注》曰：“属，犹著也，引，所以引柩车，在轴曰绋，古者人引柩。”《疏》云：“言古者人引，对汉以来不使人也。”
即《史记·夏本纪》“山行乘”之。《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265《史记·夏本纪》《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吕览》《慎势》。《淮南王书》《齐俗》《修务》。《说文》《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互异，其中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或作船，无足疑。山行则与桥外，又作梮、蔂、樏、欙；泽行作毳、橇、、、、楯；而《吕览》及《淮南·修务》，又云沙行乘鸠，《齐俗》作肆。肆疑误字。庄逵吉曰：“鸠车声相转，古盖别有一种小车，名鸠。、、楯三字同类，橇、毳、三字同类。《周礼》曰：孤乘夏，又下棺车亦曰，古字无，楯乃以阑楯借用耳。”案庄氏说是也。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之字，《左传》作挶。襄公九年，陈畚梮，杜《注》：“梮，土。”《汉书·五行志》引作。应劭曰：“，所以舆土也。”《说文》：“，大车，驾马也。”蔂、樏即一字，显而易见，亦即《孟子》反虆梩而掩之之虆。《滕文公》上。赵《注》云：“虆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盖挶本取土之器，驾马则以名，而虆亦取土器，故又可名欙，而之音又转为桥，则即后世之轿字。徐广曰：“者，直辕车。”韦昭云：“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盖其物在魏、晋时，尚可以人舁，可以驾马也。
有国中之道，有野鄙之道，国中之道，匠人职之。《考工记》云：“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环涂七轨。杜子春云：“环涂，谓环城之道。”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盖极宽平坦荡。野鄙之道，则不能然。266《周官》遂人云：“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注》云：“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其路，依盖田间水道。《月令·季春》：“令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郑《注》云：“古者沟上有路。”此沟为遂、沟、洫、浍之总名，路亦径、畛、涂、道之总名也，此等路，即役人民修之。《国语·周语》：单襄公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又曰：“其时儆曰：收而场功，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其技，自不如匠人等有专职者之精，又政令时或不举，故其宽平不如国中。《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居柩车之前，若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抑扬左右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周官》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注》云：“劝，犹倡帅，前引者。防，谓执披备倾戏。”《曲礼》亦曰：“送葬不避涂潦。”此野鄙之道，不尽平坦之证。《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周官》野庐氏，“凡道路之舟车互者，叙而行之。”此野鄙之道，不尽宽广之证也。《曲礼》言岁凶则驰道不除，盖惟驰道为宽平，余则不免倾仄，三代时亦与秦、汉同矣。古道路与沟洫相辅而行，即所谓阡陌。井田未废时，沟洫占地颇多，亦颇平直，与之相依之阡陌，亦必较宽且直可知。至阡陌开，则无复旧观矣。故路政之坏，亦与土地私有之制骈进者也。
古国小而为治纤悉，其路政自较后世为修饬。然其欲设险以慎固封守亦较大一统时为甚。故其往来之际，阻碍颇多。后人读古书，不审当时字义，而以后世字义释之，则失其实矣。《周官》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量人，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此皆所以利交通。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此则所以慎封守也。九州字义，广狭不同，已见第十章第二节及上节。所谓天下者，亦就其时交通所及言之耳。《月令》：“孟冬，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皆慎固封守之事。盖农耕之民，收获之后，最惧劫掠，故古即有“重门击柝”之事，见《易·系辞传》。后世政令，仍沿袭此意也。因列国之互相猜忌，于是往来之间，非有符节不能通，甚至国内亦然。符节之制，《周官》最详，以其为六国时书也。《地官》掌节云：“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秋官》小行人无货贿用玺节句，而云“都鄙用管节。”虎节，人节，龙节，使臣所用；旌节，符节，管节，则人民所用也。郑《注》云：“门关，谓司门司关也。货贿，主通货贿之官，谓司市也。道路，主治五涂之官，谓乡遂大夫也。都鄙，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又云：“凡民远出至于邦国，邦国之民，若来入，由门者，司门为之节；由关者，司关为之节；其商则司市为之节；其以征令及家徙，则乡遂大夫及采地吏为之节。将送者，执此节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时课，如今邮行有程也。”案《秋官》行夫云：“掌邦国传递之小事，媺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掌交云：“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此出使者之必以节也。司关云：“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环人云：“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怀方氏云：“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此来使者之必以节也。大司徒云：“国有大故，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乡大夫云：“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旌节辅令则达之。”司险云：“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大故。”郑《注》曰：“谓王崩及寇兵也。”此有事时禁民往来也。掌节云：“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此平时禁民往来也。此犹曰往来于列国之间也。比长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注》云：“或国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吏，明无罪恶。徙于他，谓出居异乡也，授之者有节乃达。”此即《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者。《诗·硕鼠笺》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267其言亦当有所据，则虽一国之中，迁徙亦不自由矣。案《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八契，盖入契之误，此亦符节之类。《史记·楚世家》言齐王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列传》言楚王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又言仪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乐毅《报燕惠王书》曰：“具符节，南使臣于赵。”苏代《遗燕昭王书》曰：“使之盟于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魏策》：宋郭曰：“请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传焚符之约者，臣也。”皆列国往来无符节即不得通之证。而关之讥察尤严，其极，遂至藉以为暴。关之始，盖专为讥察计，《王制》谓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是也。其后因以征商，然讥察之法仍不废。《周官》有司门以主城门，司关以主界上之门，又有阍人以守王宫之门，皆以几诃为事。《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注》云：“边鄙之人，既入服政役，又为近关所征税相暴，夺其私物。”入服政役而犹有几，正与《周官》虽有征令，犹须符节相合，知六国时自有此事，故作《周官》者，亦据以立言也。从而夺其私财，则盗贼不啻矣。宜乎《孟子·尽心下》篇，谓“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也。然《左氏》文公二年，以废六关为臧文仲三不智之一，则古视设关几察之制甚重矣。此以言其为阱于国中也。关之设，后虽或在国内，乃因国竟开扩使然，其初则必在界上，故于列国往来，所关尤巨。《史记·张仪列传》言，楚怀王听仪计，闭关绝约于齐《战国·魏策》：宋郭曰：“欲使五国约闭秦关者，臣也。”是绝约必先闭关也。《魏策》又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则又可设关阻道以自利矣。《左氏》成公十二年，晋、楚盟辞曰：“道无壅。”盖即指此等事言之，可见列国并立之世，交通之梗阻矣。宜乎汉有天下后，论者以通关梁、一符传为美谈矣。
古民间之往来不盛，故道途宿息，及既至后之馆舍，皆须官为措画。268《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遗人职云：“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委人职亦云：“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掌讶职云：“若将有国，宾客至，则戒官修委积。”又云：“及委则致积。”怀方氏职云：“治其委积、馆舍、饮食。”《管子·五辅》亦云：“修道路，便关市，慎将宿。”《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其事也。《杂记》：“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子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聘礼》：“有司入陈。”《注》云：“入宾所馆之庙，陈其积。”案古庙寝同制，故可以舍客。民间往来，当亦如是。《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此客舍必是民家。若关下官所为舍，则本非有符节不能止宿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曰：“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此逆旅亦必是民家，若专以宿客为业，官自可加以封禁也。《史记·扁鹊列传》：“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索隐》引刘氏云：“守客馆之师，故号云舍长。”此客馆似是专业，然此等似不多也。《商君书·垦令篇》：“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当时之秦，未必有专营客馆者，盖亦民家以此牟利，故欲返诸农易也。
操舟之技，北不如南，内地又不如缘海。案《左氏》僖公十三年，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记》亦云：“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见第九章第三节。269《战国·楚策》：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捍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似西北操舟之技，亦已甚优。然北人徒涉者甚多，可见其济渡尚乏。案古济渡有二法：一以船自此岸渡至彼岸，诗所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者也。此法见于记载者甚少。二以舟自此岸接于彼岸，人马行其上。《尔雅》云：“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公羊》宣公十二年《解诂》同。《诗·大明疏》所谓“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者也。古人所以如此，盖缘其造桥之技颇拙。《孟子》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咸。”盖仅能于水小之时，架木为桥，水大即不免断绝，故不得不如此。然亦由其行舟之技尚拙，舟船较少故也。《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论语·宪问》曰：“深则厉，浅则揭。”此皆所谓徒涉。《易·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此则所谓“以车载而渡之者。”《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礼记·檀弓》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祭义》曰：“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左氏》哀公十五年，芋尹盖谓吴大宰嚭曰：“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荀子·天论》曰：“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大略》曰：“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则古过涉灭顶者甚多，《易》所由取为大过之象也。《吕览·过理篇》言：“纣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注》曰：“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视其髓，欲知其与人有异否也”此即伪《泰誓》“斮朝涉之胫”语所本。《战国策·齐策》云：“有老人涉蓄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正因战国时徒涉者甚多，乃以是附会纣之恶耳。巴蜀之文明，多受之于楚，其长于操舟，未始非东南人之教也。中国与海外之交通，自汉以后乃有可征，然燕、齐之民，当先秦之世，散布于辽东西者已甚众。史记封禅书言，齐威、宣、燕昭王，即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山，据近人所考证，实为今之日本。见冯承钧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商务印书馆本。然则先秦之世，燕、齐之人，航勃海者已盛，故能有此传闻，其散布辽东西，未必非浮海而往矣。然北方诸国，未闻有用舟师者，至南方，则吴徐承帅舟师欲自海入齐。270《左氏》哀公十年。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而吴、楚水战之事，尤不可一二数。入郢之役，楚所以大败者，亦以吴忽舍舟而陆，卒不及防也。海外黑齿等国之见知，必南方航海者所传述也。《禹贡》九州贡路，皆有水道。于扬州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正吴徐承、越范蠡、后庸所由之路，此亦见《禹贡》为战国时书。知缘岸航行，南人久习为故常矣。而东南沟渠之贯通，尤足为其长于舟楫之证。《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亦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北属之沂”，误作“北属蕲。”案越乱既闻，王孙雒曰：“齐、宋、徐夷，将夹沟而我。”夫差既退于黄池，又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可见当时水道所通甚远。苟，《吴越春秋》作骆，当即《国语》上文之王孙雒，苟乃误字也。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古水利修治，沟渠到处皆是，连属之而为可以通舟之漕渠，初不难也。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徐偃王事，见第八章第八节。可知舟楫之技，东方长于西方，东南尤长于东北也。此已开后世恃江河为大动脉之先声矣。
交通，通信，论者多并为一谈，其实当分为二事。通信者，所以使人之意，离乎其身而行者也。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说文》传、遽互训，而《管子》大匡，言三十里置遽委，有司职之，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是其征也。《吴语》言“徒遽日至”，则传命者不必皆车骑。《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虽有难而不时，必达。”则用车骑者，亦不必尽由求速也。用以通信，时名曰邮，邮之义为过，《王制》“邮罚丽于事”郑《注》。盖过而不留之义，故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而《说文》及《汉书注》，《平帝纪》《淮南厉王》《薛宣》《京房传》《五行志》。皆以邮为行书舍也。驿有车有骑。《说文》：“驿，置骑也。”《吕览·士节》高《注》：“驲，传车也。”《尔雅·释言》舍人注：“驲，尊者之传也。”则驲为传车，尊者所乘。271《左氏》所载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文公十六年。《国语》所载晋侯乘驲，会秦于王城等事，《晋语》。并是乘车。顾亭林《日知录》，指为事急不暇乘车，或是单乘驿马，则误矣。《左氏》定公十三年，邴意兹言：“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自河内至绛仅数日，较之师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者，不可同日语矣。皆节级传递之功也。
自有邮政，而人之意可离其身而行，自有电报，而人之言之行，乃速于其身之行，古无电讯，言之行，不能速于身之行也，于是有烽燧置鼓，用人之耳目，以传机速之事焉。《史记·周本纪》言：“周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是也。272《周本纪》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正义》云：“昼日然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为之。有寇举之。”《吕览·疑似》云：“为高堡，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传寇至，传鼓相告。”此法至后世犹用之，即今亦未能尽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