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清来说，封建社会已经走向了它的尽头，各路豪杰站在了两个阵营中，要么守旧，做遗老遗少，要么进取，当革命先驱。
而对于站在十字路口的义士们来说，他们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无疑是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一个十分受关注的话题。
大刀王五和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晚清时的重要事件，又叫做“百日维新”。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历来被认为是带有浓厚知识分子色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毋庸置疑，戊戌变法的创始人康有为、梁启超确实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大儒，而其下的戊戌六君子也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但，这并不代表，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读书人的革命，其中有有一位大侠也参与到了其中，他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并非此人真叫王五，他的真名叫王正谊，出生于沧州。是霍元甲的好友，清末武林大侠，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晚清十大高手”之一。他居家排行老五，所以叫王五，又因为他的武艺非常好，刀法娴熟，人们就送他一个名字叫“大刀王五”。
但是，同同时代的几位大侠，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相比，他的名声确实要差一些，那是因为王五这个人并不适合演主角，他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匆匆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英雄形象就比那些英雄差多少。
相反，我一直都认为大刀王五绝对是晚清最为耀眼的一位义士。
王五家境贫寒，12岁便出来做学徒。据周宝忠《大刀王五》一书记载，王五原为汉族人，经人引见，他认识了当时十分了得的武术家李凤岗。
李凤岗是一名镖头，擅使双刀，他的成兴镖局在黑白两道都很有影响。王五十分崇拜李凤，便一心想要拜他为师。这李凤岗也看出王五是个练武的好材料，再加上王五的老家沧州本就是武术圣地，在那里出来的人大多有些武术的底子，教起来也不费劲。但是，李凤岗却有些犯难。
因为李凤的刀法是属于回族的刀法，这个刀法祖上有训，只能传给本族人，不能传给外族人。王五知道李凤的难处，为拜李凤岗为师而“弃汉入回”。李凤岗见王五如此有诚意，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徒弟，王五也顺势成为了李凤岗成兴镖局的一名小镖师。
因沧州地处河北、山东之间的交通干道上，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跑关外的蒙古买卖。少年王五跟着师傅李凤岗出居庸关、越八达岭、纵览燕山群峰,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十几年的塞上走镖生涯，不但使王五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条而立之年的壮汉，而且使他成为了一名老成练达、胆略过人的真正镖师。
武艺学成，王五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气，于是他便有了独自闯荡江湖的想法，他把目标定在了北京，毅然做了一名“北漂儿”。
1874年，王五进京创办源顺镖局。当时，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北京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竞争可谓十分激烈，没有点真本事，干这行非给饿死不行。
时有歌谣传唱：
“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虽然力勇武艺强，江湖话儿要说讲。遇事稳开口，总要升点把黄。走镖人洋洋得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行走跨骑骏马，腰中紧别镖旗。到处要喊，怕人不知。”
可见，走镖这行虽然十分风光，却也危机四伏。王五初来乍到，并不被人看好。
源顺镖局就开在前门外东珠市口西头的繁华商业区，谁都没有想到，王五进京后凭着十几年闯练出来的胆识、经验和阅历，事业上竟然一帆风顺，源顺镖局办得还挺兴隆。
很多人都认为，王五是因为武艺高超才能在镖局林立的北京独树一帜的，这当然是一条不可辩驳的理由，但是王五的镖局开的红火，却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王五很有商业头脑。
王五的源顺镖局在当时来说是一家小镖局，可是“小而专”、“小而精“，办得很有特色。所谓“专”，就是专走北道，所谓“精”，就是从业人员不多，但素质高、队伍精悍。王五为人豁达，勇于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这在重传统、重正统、偏于保守的镖师队伍中，确是难能可贵的性格。
王五当时为源顺镖局设立了四条规矩：第一，重要的镖车亲自押送；第二，凡是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五的要热情款待，走的时候还要返还给他盘缠；第三，冬、夏要为贫困的人施舍衣服，冬天要施舍寒衣、夏天要施舍单衣；第四，春节期间，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周济穷人，要做好事。
决定人命运的并非武力，也并非智商，应该是情商！而这种情商也并非是那种只会溜须拍马的人才懂得，这种情商来源于一种品格，一种修养，甚至是一种超自然的感触。
王五创办源顺镖局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功成名就的掌柜了，而且当时双刀王正谊在北道也确有些名气。
但王五却没有因此而自满，别看王五在江湖上很混的开，但是他清楚要想混镖局，武艺还是第一位的，这是硬实力。就像一个国家，外交再好，也不如有两枚洲际导弹，最好还是带核弹头的那种，只有那样才能更加震慑敌人。
王五在实践中发现双刀有些“虚”，于是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
由于王五臂力过人，所以手中的单刀又大又重，为名匠所锻造，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他“大刀王五”的称号也由此生出。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誉京华。但王五为人处世，从不以威相压，而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镖界同仁，感其仗义疏财，曾送王五“义重解骖”的金匾一块，此匾现今仍在王五故居中。
对于武学，中国人的心态搞的有点像专利技术，如果要让别人知道了其中的奥秘，自己还怎么混？所以，大多数中国武术家讲究不教徒弟，或者是少教徒弟，一派宗师，总是只有少数几个传人。
但是，王五却没有这样的心态，王五为人处世，从不以威相压，而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朋友想找他讨教几招，他都倾囊相授，绝不隐瞒。
他还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青年入学，特聘有名的学者教授经史、新学，自己传授武功。此外，他还对当时一件事非常感兴趣，那就是维新变法。
公元1894年到1895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试图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救中国，但是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预示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时一大批有识之士，力图学习近邻日本，变法维新，以图强国。
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发展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到变法之中去，大刀王五也在梁启超等人的招募之列。王五在源顺镖局期间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劫富济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曾赞其：“王五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
当然，如果要论和大刀王五有交情，还给说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王五与谭嗣同的交往源于1875年，这是源顺镖局开张一周年的时候。当时燕京著名的五路镖师之一的胡致廷向王五推荐谭嗣同为徒。王五教谭嗣同单刀和七星剑的本领。
在我上中学时时曾看过一个电视剧，名字都忘了，但清楚的记得那里边的谭嗣同武功了得，一开始还认为是编剧胡编，后来看过历史记载，才知道原来谭嗣同虽然称不上是个武术高手，但是手底下的功夫也应该不是很弱。
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
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满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介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解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当然，王五并非是个目光短浅的武夫，能和谭嗣同这样的学问人成为好朋友，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能够打动谭嗣同。
王五就曾经对谭嗣同说过：“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这段话被谭嗣同写在了自己所著的《铁樵传》中。王五建立游牧政权的想法，是很吸引谭嗣同的。
原来，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竟然长达十年之久，放在今天他就是个标准的“驴友”。
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1896年至1897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是在利用佛学、儒家学说和西方学说三合一的理论批判清政府已经落伍，政体必须改变，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
谭嗣同认为找到了中国变革的方向，一下子投入到了革命中去，摇身变为了变法的骨干人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弯。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
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同时，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也反过来影响了王五。后来，谭嗣同还写了《赠舞人诗》送给王五，希望他能够加入到维新变法的行列。
谭嗣同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非常有信心。随后，谭嗣同被擢升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王五非常支持谭嗣同，他对谭嗣同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五所愿，能与复生(即谭嗣同)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
王五是老江湖，老江湖自然能嗅到一种特别的味道，他知道谭嗣同身边杀机四伏。
从变法之日起，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就都由王五来操持，他选派精壮的武师来护卫谭嗣同的住所。王五感到重任在身，因为他担心维新变法会受到挫折，所以他在谭嗣同的秘密支持下广交武林豪杰，来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加入维新的行列。但此时的清廷正陷于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后党和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斗争，谭嗣同等人希望维新变法，苦于手中没有实权。
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准备以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也准备在秋季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
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在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并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9月18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当时是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
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当今圣上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最后，谭嗣同说：“您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就请现在将我缚了送去给西太后，您也可以立功领赏了。”说毕，伸出双手，准备给对方捆绑。
袁世凯把胸脯拍的啪啪响，“您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的恩主，救护皇上，不仅是您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对我说好了。”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忠诚激烈，当即信以为真，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为保险起见，又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对袁世凯说：“荣禄是个奸雄，您要对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凯一脸怒容地说：“只要有皇上的命令，杀一个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这样，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见算是有了“圆满”的结果。谈话结束以后，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喜讯”。
但是，人家袁世凯心里边也有小九九，如果政变成功，袁世凯能得到什么呢？他的地位肯定不会和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地位一边高。但是如果政变失败，袁世凯就必然身败名裂，这样的买卖还做吗？
这件事在两天后有了分晓，事隔二天，即到了9月20日，袁世凯赶到天津，把谭嗣同他们的计划全部告诉给荣禄。荣禄当晚即乘专车到北京，下车后直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凌晨，西太后下令软禁光绪皇帝，接着，又宣布自己再次“临朝听政”，并开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谓的“帝党人物”。
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最终失败了。变法失败后，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上午，他去看望已避居外国使馆的梁启超，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书信等物交给了梁启超。梁启超紧紧握住谭嗣同的手，执意劝他留在使馆不要走了，下午使馆中的友人又到浏阳会馆敦请他赶快去使馆暂避一时，谭嗣同直言谢绝了朋友的安排。
晚上，大刀王五再次赶到浏阳会馆，力劝谭即刻移居源顺镖局，天明城门开启时，混在镖师之中，随镖车出城。
谭嗣同此时笑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直言要求王五马上离去。王五长叹一声，知道谭嗣同殉难的意志已决。临别时，谭嗣同把隨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
王五跺了跺脚离开了谭嗣同的家。
谭嗣同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了自己，他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不忠不孝，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脫离父子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果然，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家属也未受连累。
9月25日，谭嗣同在自已的住所浏阳会馆被捕。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只关了三天。他回顾往事，将自己的遭遇与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作比较，觉得有相似之处。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甘愿引颈就刎，是否符合圣贤所说的“杀身成仁”这一条。他又想到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他们两人一个已逃离北京，一个还留在北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维新变法事业。想到这一切时，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墻壁上写下一首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下午四时，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赴死。临刑前，他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予理睬。谭嗣同口中念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死时，北京没有他的亲人，他的亲人都在湖南。而朋友们则是死的死，跑的跑，也没有什么人了。这时，总算还有一人挺身而出，亲自为谭嗣同收尸埋葬。这人就是大刀王五。
王五冒着附逆的风险为谭收尸，将谭嗣同入殓以后，王五在自己的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了七日，才把棺材送往浏阳安葬，然后年末返回北京，遵照谭嗣同的意思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次变法。
第二年，王五又与谭嗣同的家人一起，把谭嗣同的骨骸运回湖南浏阳老家，造墓于城外的一处石山下面。
同时，王五计划秘密刺杀荣禄等人，为谭嗣同报仇，但是因为防范比较森严，多次都没有得手。
从此，王五的镖局大院成了一个大讲堂，正是在那个满座高朋纵论时事的镖局院子里,王五完成了从武夫向志士的身份转换。
八国联军进中国后，在中国烧杀强掳，无恶不作，义和团应运而生。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久慕王五之为人，由天津赴京，亲临源顺镖局，恳请王五出山，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王五慨然答应。
到天津后，王五协助张德成整训团民队伍。
后来，他的一把大刀杀了很多洋鬼子，自己带领的敢死队勇冠三军，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心腹大患。
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北仓等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与后膛枪炮相拼搏，前赴后继，王五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刀劈洋鬼子多人。
战罢擦着刀上的血，王五对徒弟赵崇斌说：“这把刀，今天才成为真正的刀，因为它开了洋荤，沾了鬼血，我王五也不虚称大刀王五了，对得起这把刀，也对得起祖宗了。”
有一次，敢死队被八国联军困住，受到了重创，从此八国联军对外宣称打死了王五，其实王五是身受重伤。
八国联军退出中国时，瓦德西还是对王五念念不忘，切齿之恨，要求慈禧严惩王五。
之后，清政府曾经抓住王五和一群义士，在贵人帮助下王五死里逃生，因为沧州离北京太近，王五来到了河南陈州府北杨集乡谷孟庄，准备再次起义。慈禧为了永诀后患，命令对王五知根知底的袁世凯对王五执行追杀令，有敢维护王五的，格杀勿论。
袁世凯就派陈州府尹围住了王五的院子，因为王五和一干人的顽强抵抗清军只好烧院子，因为当时的房子木质结构火势很大，有的人烧焦了、有的人烧成一把灰，是谁都分辨不清楚了。
当然，对于王五的结局还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说王五再次死里逃生，逃到了南阳。但还流传着另外一个王五结局的版本。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五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上，再谋发展。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五，把源顺镖局当做避难之所，外柜、内柜三十多间房住得满满的。这些人携老带幼，既不能随王五出走关外，又不能丢下不管。于是王五冒着风险留了下来。
1900年，因不满王五与义和团，清朝官兵围剿源顺镖局，王五团队寡不敌众，皆力战而死。王五也中枪而亡，时年56岁。后清政府将王五首级悬挂于城门示众，并派官兵看守，家人无法为其入殓。身在天津的霍元甲闻讯后，连夜赶至京城，将其首级夺下，并埋葬。
至此，兴盛一时的源顺镖局人散镖空。
大刀王五的故事就此结束，义士之魂却永不泯灭，在这个故事里，王五是侠客，是义士，谭嗣同也是，戊戌六君子都是！中国的义士，从来就不是以武功高低而划分的，而是一种情结，一种报复，甚至是一种理想。
这种理想之光不灭，中华民族就仍然能在黑暗中再次复兴。
黄飞鸿的人生境遇
黄飞鸿在传说中是一位谦恭有礼、行侠仗义、克己忍让的民族英雄，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爱看功夫片的观众更是耳熟能详。在许多人的眼中，黄飞鸿的功夫了得，其绝招“虎爪、鬼手与无影脚”更是无人不知。
有人一直以为，黄飞鸿是一位虚构出来的英雄人物。这是因为大家在影视剧里大家早已经熟悉那个英姿飒爽的黄飞鸿了，每次黄师傅扎下马步、摆开架式时随即响起的那首《将军令》，人们便惊呼太帅了！
其实黄飞鸿并非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是确有其人。
黄飞鸿原名黄锡祥，字达云，出生于广东佛山，原籍南海西樵岭西禄舟村人，是南少林洪拳的一代宗师，他共有4个儿子，2个女儿，3个孙子，6个孙女，儿孙如今分布在东南亚、澳洲和拉美地区，但他的后代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武术界。
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被称为清末武林“广东十虎”之一，武功虽然高强，家道却是非常困难。因此6岁开始跟从父亲习武的黄飞鸿，在12岁起就随父亲在佛山、广州一带卖武，卖跌打药。
13岁的时候，黄飞鸿在佛山豆鼓巷卖武时候遇到了铁桥三的大徒弟林福成，正在被几个街头混混纠缠，飞鸿父子替林福成解围。林福成见黄飞鸿禀赋奇佳，自然非常喜爱，传给他“铁线拳”、“飞铊”等绝技，这为黄飞鸿奠定了日后成为洪拳大家的基础。
1863年，黄飞鸿和父亲移居广州。因为他父子武艺高强，好打抱不平，非常受拥戴。当地的铜铁行的工人们自愿集资，为他们在广州西关第七甫水脚开设武馆。
因为黄飞鸿的名气，前来报名学艺的人络绎不绝。从此，他广收弟子，结束了卖武流浪的生涯。第二年，因为信服他的人品和武艺，广州果栏、菜栏、鱼栏三栏行中人联名聘黄飞鸿为行中的武术教练。
1866年，广州西樵官山墟的一家当铺在深夜被一伙歹徒打劫，谁知正逞凶之时，恰好遇到了黄师傅。
这次遭遇真的是一块试金石，黄飞鸿一人奋起搏杀，竟把这几十人全部击退，在当地传为佳话。
这样的武艺，让附近村镇地方的人们听说后仰慕不已，纷纷请他到自己那里教拳授徒。
1868年，黄飞鸿从“四象标龙棍胜”武师郑大雄习得左手钓鱼棍法，可谓是如虎添翼。
转过年来，黄飞鸿在佛山平政桥斗蟀场，正在为卢九叔做现场保镖的黄飞鸿被一伙歹人围攻，他大施拳脚予以严惩。撂倒了众多歹人后，忽然一名有拳师向他挑战，黄飞鸿以一套“四象标龙棍”大胜对手的“左手钓鱼棍法”，这几招用的点到为止，不曾伤了对方的性命，这令对方心悦诚服。
不仅在民间，就是在当时的清廷，黄飞鸿也是声名远播。
由于黄飞鸿的武艺精湛，很多人就萌发了找黄飞鸿当武术教头的念头。1873年，广州水师聘他为水师武术教练。随后提督吴全美聘他为军中技击教练。
树大招风，人有了名气就容易遭人嫉妒。1872年，、武师李澄波、大旧二等流氓前来广州，要踢黄飞鸿的馆子，结果被飞鸿打败，黄飞鸿此时收了收陆正刚、梁宽等人为徒，这些徒弟不再是那些起哄学武的孩子，而是后来都成为了一代武术宗师，有这些厉害的徒弟撑腰，黄飞鸿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1874年，黄飞鸿又与武师宋辉镗交流武艺，学得大家都能说的上来的绝技“佛山无影脚”。此时的黄飞鸿已经成为了拳法、脚法、棍法、暗器的大宗师，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875年，黄飞鸿到山西去游历，没想到在西樵官山墟一当铺夜宿时，遇贼人打劫。这些贼人真的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黄飞鸿一人击退数十人，这名声终于传播到了山西。
1876年年初，黄飞鸿又到香港与徒弟陆正刚相会，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却与洋人发生了冲突。
原来，有人对黄飞鸿说在香港有一个洋人从国外带来一条大狼狗，这只狗非比寻常，个头像小牛犊那么大，而且凶猛异常。那洋人竟然在香港设下擂台，向华人发出邀请函邀斗。
黄飞鸿一听立刻拍案而起：“他竟敢如此侮辱欺凌中国人！我一定要管！”于是收拾行囊出发，直奔香港。擂台之上，黄飞鸿意气风发，几记“猴行拐脚”便把恶犬击毙在台上。台下欢呼雷动，洋人一见灰溜溜地逃走了。
这次黄飞鸿算是把脸露到国外去了。
同年，在香港水坑口大篁地，小贩鹏玉被一个当地的恶霸欺凌，摊子被踢，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黄飞鸿正好路过，见到以后自是伸手相助。这恶霸随即召来几十个同伙，手拿刀棒等凶械围攻黄飞鸿，黄飞鸿又怎么会惧怕他们？
黄飞鸿的武功果然不是盖的。他赤手空拳，闪展腾挪之间把这帮人打得丢盔卸甲、仓皇逃窜。
但是，这个恶霸却联系了香港一个著名的黑社会帮派，企图灭了黄飞鸿。黄飞鸿幸得少女陆阿宽相救，潜回了广州。同年，另设馆于广州西关回澜桥附近教徒授艺兼医刀伤跌打，三栏教席由梁宽代替。此后林世荣、戚继宽、邓秀琼等人拜飞鸿为师。这个林世荣就是电影里的猪肉荣！
黄飞鸿的一生，恰恰记载着中国的一段难忘的历史，开始由封建专制转向民主共和的年代。那时候，西方国家已经通过坚船利炮，用装满鸦片的趸船敲开了中国坚闭千年的国门。
黄飞鸿对于国家，有着深深地担忧，非常希望自己的一身本事，可以为国效力。为政府工作后，黄飞鸿立即关闭了自己开设多年的武馆。
1886年1月，黄飞鸿之父黄麒英染病卒。月余后，吴全美也去世，飞鸿辞去军中技击教练职务，在广州仁安街设跌打医馆“宝芝林”。
1888年，黑旗军领袖刘永福骑马摔伤，久治不愈。有人推荐飞鸿为他治疗，一周即治好。刘永福本是天地会头领，天地会就是《鹿鼎记》里反清复明的那个组织，但是刘永福在国难之际，抛弃了民族间的恩怨，毅然投入到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之中去。
刘永福赏识黄飞鸿武艺高强、医术精通，聘为军医官和福字军技击总教练，向其赠由张之洞题写的《医艺精通》木匾。
1894年，刘永福率领军队赴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军，黄飞鸿就随福字军一起抵台，驻守在台南。
1895年6月，黄飞鸿被唐竟崧任命为殿前大将军。此后黄飞鸿在新竹、嘉义和台南保卫战中，亲临一线浴血奋战。但是，甲午战争后，清王朝已经如风中残烛，再也难以支撑，很快台湾就被日军占领。
刘永福护台湾失利之后，黄飞鸿也自台湾返回广东。从此之后，在自己开设的医馆“宝芝林”门前，贴出了这样的告示：“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从此之后，他只行医不授武。
但是，黄飞鸿真的能离开他那行侠仗义的生活吗？答案不能！
1911年，应刘永福邀聘，黄飞鸿再次出山，任广东民团总教练。转过年，鱼栏伙计冯如灿（卖鱼灿）遭歹徒勒索被殴，黄飞鸿见义勇为严惩歹徒，“义救卖鱼灿”的故事在羊城广为传颂，当然这也是黄飞鸿人生中最后的闪光时刻了。
1917年1月，刘永福逝世，黄飞鸿哀悼之余，想起众多离散的徒弟。而此时，黄飞鸿的几个重要徒弟们也因为战乱，散落于四方，多数去了香港发展。1919年4月9日，在广州海珠戏院广东省精武会成立，在大会上请来了黄飞鸿。
当时，黄飞鸿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者了。没有人能把他和当年的一代宗师联系在一起。当他上台的时候，他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了飞砣。
所谓飞砣，其实是暗器的一种，镖的后边栓了一根绳子，所以这种镖可以重复使用。
他的徒弟在几米开外放了一个坛子，他刷的一声放出飞砣，然后一抖手中的绳子，这支飞砣本来平行运行，竟然马上改变了运行轨迹，不偏不倚，落在了坛子中。
内行看门道，场内都是武术界的精英，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无不震惊！黄飞鸿对于力道的控制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可谓是指哪打哪！
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黄飞鸿宝刀不老，仍然屹立在武林之中。
黄飞鸿的晚年生活非常坎坷。1919年，在广西梧州渡做护勇的精通武术的次子黄汉森被人暗算惨死。这种老来丧子的打击，使得黄飞鸿再也不向其他儿子传授武功，以防他们因此招致祸端。再后来因暴乱，“宝芝林”被毁于一场大火，黄飞鸿积累一生的资财也随之付之一炬。更糟糕的是，他的大儿子黄汉林又因战争失业。
内忧外患，因过分牵挂家国之事，黄飞鸿终于忧郁成疾，于1925年3月25日病逝于广州城西的方便医院。临终前，黄飞鸿嘱咐妻子莫桂兰（十三姨的原型）要重开“宝芝林”。
莫桂兰虽然是黄飞鸿晚年时的一个小妾出身，但却真正学得了黄飞鸿身上的本事，可谓是武艺高强，女中豪杰。
黄飞鸿死后，莫桂兰与邓秀琼被邀在邓芳开的武馆“义勇堂”为助教，并组织历史上第一队女子醒狮团。
1930年，林世荣精心整理的黄飞鸿拳谱出版，开创广东近代武术套路写作的先河。1933年，林世荣的徒弟朱愚齐写的《黄飞鸿江湖别传》出版，这是第一部介绍黄飞鸿的传记小说。成为了日后黄飞鸿系列电影的蓝本。
1946年，莫桂兰再度赴港，在香港高士打道挂起“黄飞鸿授妻莫桂兰精医跌打”的招牌，授徒行医，重开“宝芝林”药店。此后，她创办“黄飞鸿术馆”和“黄飞鸿健身学院”。
1949年，黄飞鸿系列电影第一部上集《鞭风灭烛》和下集《火烧霸王庄》上演。1950年，朱愚齐另一部关于黄飞鸿的作品《岭南奇侠传》问世，带动了黄飞鸿题材作品创作的热潮。此后，黄飞鸿题材的小说、影片纷纷问世。60、70年代，黄飞鸿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向全球发展，在世界各国开馆收徒。1976年，莫桂兰接受《真功夫》杂志记者探访，介绍黄飞鸿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1982年，莫桂兰在香港逝世。
80、90年代，黄飞鸿的三传弟子余志伟、赵志凌等人及洪家弟子遍及二十多个国家，全世界有近40万人在学黄飞鸿武术。
1996年，“黄飞鸿狮艺武术馆”在他的家乡西樵禄舟村建成。2001年1月14日，黄飞鸿纪念馆落成典礼在佛山隆重举行。黄飞鸿题材的电影超过百部，进入《2001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2004年广东电视台播出40集纪录片《武林探秘》，其中第五、六、七集纪录黄飞鸿三传弟子余志伟在佛山、台山与美国发扬洪拳实况。
2006年，余志伟师傅在广东体育电视台公开传授黄飞鸿工字伏虎拳，五形拳等一共十集，放映期长达半年多时间。
黄飞鸿给后人留下什么？
黄飞鸿的人性内涵浓缩了当时佛山人最优秀的品格，他聪慧、有灵气、爱国爱乡、奋发向上的品质，这对于现代人也有教育意义。黄飞鸿的这些性格和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事迹等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所有的艺术形象都需要以此为基础，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内涵，才能升华到今天的这样的各种艺术形象。
拉开辛亥革命序幕的鉴湖女侠秋瑾
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公元1875年11月8日），此时的大清王朝在列强的瓜分下已经是风雨飘摇，而就在福建闽县一个官绅家庭中，一个女婴在这凄风苦雨的中国大地上呱呱落地了。
女婴的父亲叫秋寿南是同治年间的举人，母亲单氏夫人则出身于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大户。
父母给女孩取名叫玉姑，女儿长大后，他们又给她取了个大名叫秋瑾，“瑾”是美玉的意思，显然父母是希望这个女娃成为他们的手中美玉，成为家族的掌上明珠。
秋瑾从小就不同于其他的女孩子，还在童年时，她面对中国受到各国列强的欺凌，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便冷冷的向母亲说道：“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
对于这样的觉悟，父母都觉得这个女儿实在是与众不同，如若是男孩，大有可塑。
但是那时女孩仍旧没有什么地位，父母不能指望这个女孩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只希望她能求得一门好的婚事。
秋瑾不爱做女孩子的游戏，也对那种豪门中的大小姐生活不屑一顾。从幼年起，秋瑾便随大哥秋誉章在家读书。她天资聪颖，读书用功，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而她一代女侠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瑾从福建来到浙江，住在绍兴城内外婆家，除继续读书外，她向其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小小年纪秋瑾就练得一身文武艺，若是男孩，就算不从军报国，也可仗剑走天下，做个洒脱的侠士。但她却因为是女儿身，而无从施展抱负，心中非常郁闷。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父亲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秋瑾随母亲随往。而已经十九岁的秋瑾也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公元1896年5月17日），嫁给了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为妻。
要按平常人家的婚姻标准，这本是一桩美满婚姻。王子芳家中巨富，且父亲已经为他买了个工部主事的官做，况且王子芳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青年。
但是，秋瑾却很不满意婚姻对自己的束缚，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时仍旧是女孩难以逾越的鸿沟。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升为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叫王灿芝。
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买官、卖官、贪污、腐化，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到处都是，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跟他们同流合污，这让秋瑾非常反感，并彻底对这个王朝失去了信心。
郁闷之余，秋瑾写下了《黄金台怀古》一诗：
“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
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少年时，跟母亲所讲的亡国论调，再次在秋瑾的心中回响起来。难道中国真的成为了外国列强的奴隶之国了吗？
秋瑾又以强烈的忧国情怀，写了一首叫《杞人忧》的诗：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从本诗中不难看出，秋瑾的侠气展露无疑，她此时真的想把生死抛之脑后，仅凭一把利剑杀回北京去，把那些侵略中国的外国鬼子杀个片甲不留。但是，冷静下来后，秋瑾却也为自己感到悲哀，自己终归是个女子，即便就这样以身殉国，却也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而不久，又一个打击到来了，囚禁的父亲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带着无限的悲痛返湘居丧。而树倒猢狲散，本来秋瑾的哥哥秋誉章在湘潭城内开设的“和济钱庄”生意兴隆，但由于秋寿南的去世，而失去了靠山，不久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其母、兄等没有办法，皆离湘回浙，秋瑾也只好再次回到北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
还好，在回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芝瑛也是个来历非凡的女人，她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
吴芝瑛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七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吴氏夫人也十分感叹秋瑾文才不亚于“士大夫”，武勇比肩“大将军”，故二人意气相投结义金兰。
通过吴芝瑛的介绍，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女教师服部繁子。
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已经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国内的军事、实业已经可以和西方列强抗衡。故很多有志青年都前往日本留学，想要吸取日本的经验，富国强兵。
这些留学生带回了大量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陶荻子也曾随丈夫去过日本留学，而服部繁子是地道的日本人，所以秋瑾在他们那里时常能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这是她最早接触资本主义革命的思想。
受到了先进思想的激发，秋瑾的侠女情怀、忧国之情日趋强烈，她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于是她发出了：“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的感叹。
于是乎，秋瑾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出国留学？一个女子吗？
王子芳当然不会同意，他知道妻子“心野”，又有武功在身，自己硬拦是拦不住的。所以，王子芳竟然用了十分龌龊的办法，他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从此秋瑾与丈夫反目成仇，不再踏入家门一步，她也脱下红妆，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她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好在秋瑾有很多开明的朋友，他们很快就为秋瑾凑足了学费。光绪三十年五月（公元1904年6月），秋瑾终于得偿所愿离国赴日，开始了她漫长的求学旅程。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其后，她曾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
到达日本，让秋瑾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
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与秋瑾有着较多往来。
而在这段期间，秋瑾积极发起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这是一个旨在团结全国妇女的进步团体，目的是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
秋瑾还提议成立了“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并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本着革命从自己做起的原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公开谈判离婚。这是她和旧体制、旧家庭决裂的信号。
摆脱了旧婚姻的束缚，秋瑾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她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习和运动中去了。
秋瑾在日本组织的一系列民主集会，让许多革命家注意到了她。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十人，一同加入此会。三合会封秋瑾为“白扇”（就是军师）。
三合会不同于秋瑾所创立的其他协会，它是一个具有政党意义的组织。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但是，这一切风风光光的革命活动都是在日本国内，而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人民依旧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受到了官僚和列强的双重压迫。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需要有人去实践。
乘学校放假，秋瑾决定回国探亲并续筹留学费用，当然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将自己的革命理论在国内实践一下。
回国后，秋瑾遇到了在日本结识的老朋友陶成章。
就在前不久，在电影院观看《建党伟业》的时候，由郭涛扮演的陶成章，在众多同盟会元老面前用绑在身上的炸弹，吓唬住了不可一世的同盟会元老青帮头子陈其美。
当时我听见座下的很多观众都在惊叹，这是谁啊？这么牛？
现在我就来解释一下，这位陶成章仁兄为什么这么牛。可以说陶成章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家，很多对清廷的暗杀、破坏活动都是他搞出来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他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说句不客气的话，他搞革命时，陈其美之流只不过是他的小辈，就连孙中山都给叫他一句“大师兄”，这样的人能不牛吗？
而就是这位牛人，对秋瑾也是赞赏有加，他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后，非常希望秋瑾能入会，好把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的工作交给这位女侠。
当时，陶成章还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同门师弟”，一个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而另一个是革命先烈徐锡麟，他们都是光复会的元老。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春，秋瑾拿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回到上海，很快找到了蔡元培，然后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
陶成章这时也回到了上海，把光复会的党首吕熊祥等人介绍给了秋瑾，秋瑾终于与浙江秘密会党建立了正式联系。
同年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课外她坚持练武，从不间断，还在物理课上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这都为她日后进行反清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1905年7月，由孙中山领衔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同盟会的成立比之陶成章的光复会而言，更加令清政府胆寒，因为它已经清楚的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清政府面对这种威胁，给日本政府正式发函，要求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
日本报纸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秋瑾的好友陈天华甚至以蹈海自尽的方式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
在东京秋瑾亲自主持了陈天华的葬礼，葬礼上秋瑾亲自宣读了陈天华的《绝命书》，场下的学生和爱国志士闻之无不动容。
面对为革命献身的好友，秋瑾第一次觉得革命真的是需要牺牲，她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所走的这条路是无比艰难和残酷的。
在是否停课回国的问题上，秋瑾与宋教仁等力主全体在日的留学生应该立即停学回国。但这项建议却遭来了很多留学生的反对，秋瑾此时的心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写信给愿意留下的好友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走是爱国，留下也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的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只要抱着一颗革命的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而秋瑾自己却和很多革命志士，返回了中国，因为在她看来学习再多的理论，也需要运用才行，革命是该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刻了。
秋瑾回国后，经同盟会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公元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做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的教师。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和民主革命的思潮。
在任教期间，秋瑾还发展了众多的革命会员，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
八月，秋瑾辞去教师工作，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而就在试制炸药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惊险的情况，炸药突然爆炸，好在当时他们的炸药研制还在试验阶段，炸药的威力并不强，秋瑾的手受伤了，但是并不重，不久之后便康复了。
但是，这一声爆炸的动静实在是搞得太大了，秋瑾只好和光复会的会员们将住所再次转移，炸药的实验也只能暂且搁置了。
秋瑾对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她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紧紧的联系了起来，她招募的很多会员中，有很多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后来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
“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
这是秋瑾所做的一首诗，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已经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那样：“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