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回（下）：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曹操与袁绍的官渡决战，有人认为是寒族所代表的进步势力，与士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间的一次生死较量，而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它不到这样的高度：“曹操为自己的家世，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明说‘惟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魏武述志令》自称：‘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文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帝亦无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攘夺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所以，说到底，曹和袁的这场厮杀，仍是两个军阀的地盘斗争，只不过是最后一次的彻底摊牌而已。曹操孤注一掷，胜者为王，袁绍连续失误，认输出局。至于寒族或者士族，进步或者保守，这些政治标签都是后来人给贴上去的。
但是，曹操确实很政治，你不得不佩服。官渡战后，进冀州，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著名人物崔琰。当然，崔琰最后被曹操处死，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但此时此刻，战火刚刚过去，硝烟尚未退尽的这座古城，崔琰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动一静，对冀州百姓有着莫大的影响。按说，曹操是胜利者，其身份为丞相，差一门下，传话于他，他一个降官，曾经做过袁绍的幕僚，焉敢抗命，还不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行营报到？曹操没有这样做，反而亲自登门请益。因为在那个讲门第的时代，姓氏就是你的第一身份标志。清河崔氏，山东望族，曹操不得不另眼相看。他将袁绍打败后，必须将那些在精神上更靠近袁绍的贵族，转化为支持自己的力量。《魏略》中说：“明帝时，崔林尝与司空陈群共论冀州人士，称琰为首。”可见其在当地声誉之高。尽管曹操反贵族，但并不反与他合作的贵族，更不反他用得着的贵族。而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他自封魏王后，就因为这位贵族，非但不与他合作，还要与他对抗。留下崔琰，只能给自己添麻烦，遂处死了他。
《三国志》记载了曹操和崔琰的这次谈话，想不到曹操竟是这样阳光开朗之人。“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改容谢之”的曹操，与那个“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曹操，恐不啻天渊之别了。
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也是这样。曹操处死他时为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理由是他不孝，这当然是找不到理由的理由了。官渡之战期间，他是一个公开的反对派，大唱反调，蛊惑人心，按《紧急状态法》，是可以军法处置的，但曹操对他不闻不问。《三国志》称：“建安三年，太祖既破张绣，东禽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拒，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即使如此嚣张，曹操也未将他治罪。
而且，战后，从袁绍军部抄出大量许都方面，上自宫廷、下至朝廷、大小官员包括反曹派、投降派，与袁绍通风报信、联络感情、透露消息、出卖情报者的信件、资料，这些送到曹操面前，大有铁证如山之意。想不到这个曹操，连看的兴致也没有，让部下一一焚毁。他说，那时候，连他都忐忑不安，何况他们？
这个曹操，简直太政治了，你会相信他不曾过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