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年末，就在距离女孩刘珂死去不到三百米的一条胡同里真的又发生了一起案件。
当晚九点多，女职工王菁刚下夜班，她身着蓝大衣和工装裤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一排排的街灯。她正低头想着心事，突然发现紧挨着脚的前面跳动着一个红色的小亮点，停下脚步，亮点又突然消失。
王菁左顾右盼，街道上空无一人。她没当回事，以为是小孩拿着激光笔在附近和自己开玩笑。她继续往前走，街道上回荡着规律的脚步声。没多久王菁发觉回声有点异样，似乎有人在后面踩着她的步点走路。
王菁猛然回头，身后十几米的一棵树后有个人影，她心里一惊。寂静当中，勉强拖着僵硬的双腿向前跑了几步，就被一只手猛地捂住了口鼻。
“别乱动，我是胡同杀手，”一个沙哑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愿意跟我走不？”然后对方死命把她往旁边的胡同里拖，还从她的身后给了她重重几拳。
王菁尖叫着用力将身体往旁边墙上蹭。短短十几秒钟，好像走完了一生。
此时正好有个老太太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喊了一嗓子，“干什么呢？”胡同杀手扔下王菁，撒腿就跑。老太太竟然还骑车追了一段路，直到对方钻进一条一米不到的狭窄胡同里。
王菁猛跑几百米，一到家，她爸一脸诧异地望着她：“你这是跟谁打架了？”
她低头，才发现自己的血正从工装裤流到鞋底，她直接晕过去了。第二天醒来王菁才反应过来，那个男人不是捶了她几拳，而是捅了自己后背几刀。
王菁向民警描述那个人，说看清对方一半的脸，是个偏瘦的中年人，四十多岁样子，穿着短夹克，蓝色或者黑色，里面的衣领可能翻在夹克外面。
那个英勇的老太太则告诉警察，“胡同杀手”是个小伙子，跑起来飞快，穿一双浅色皮鞋。民警再次询问时，老太太增添了不少细节，什么头发很硬，小眼睛，“一看就是外地人”。她还说年纪应该在二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反正那个年龄段的都是小伙子”。
之前放了收废品老头不久后就有街坊来质问为什么放人，小林解释说证据不足，没想到却被人顶了回来：“肯定是一伙的。”
王菁遇袭后，大家都相信了——“胡同连环杀手”是真的，而且就在这片儿。原本和睦随性的邻里关系变了——居民们锁紧大门，换上厚重的衣服，出门时都会怪异地互相打量。派出所民警们嘴上不说，也纷纷把枪拿回了家。
小林当时还没意识到，胡同的天渐渐变了。
其实，胡同已经变成一个一触即爆的炸药桶。王菁事件加上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彻底让小林和老冉走上了胡同街坊的对立面。拆迁成了导火索，然后炸药桶就爆了。
一夜之间，胡同里不少平房周围被画上大大的拆字，蓝色的围挡一面一面竖起，上面贴着限期搬离的告示：立刻签署搬迁合同，立刻选择新房，选择一套窗户朝南的好单元房。通知上用最粗的黑体字承诺了“公平，公正，公开”。
不少人因为补偿款不合意或住习惯了不愿搬走，还有个别家庭因为孩子不见踪影或凶手没有抓住而不愿离开这里——搬迁了，证据就完全没了，抓住“胡同杀手”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没了。
王菁遇袭的第三天，冉曦应该是提前得到了消息，没敢来上班。林文科远远地看到派出所门口人头攒动，骂声连天。人群中打头的正是小梅烧饼店的老板刘浩。
在刘浩身后还有众多全市范围内家里有女孩走失的父母，他们听说命案消息就都过来了，其实有的人根本就不住在这个辖区。还有些是租房干小买卖、一旦拆迁连一分钱补偿款都拿不到的群众。唯独死者刘珂和刚出事的女孩王菁的家人不在其中。
所长劝林文科从后门回家，小林毅然拒绝，他觉得自己一直在查案，没什么可遮掩的。小林换上警服，整理妥当，勇敢地走到大门口和群众见面。
刘浩第一个发难，冲上来拽着林文科的警服往下扽，“我就想问问你们，我闺女到底哪儿去了？！”
林文科心平气和地说出最近做了哪些工作，找了哪些人，希望老百姓少安毋躁，自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说得很真诚。
没等小林把话说完，刘浩就冲着满脸泪痕的小梅大吼：“你看到没！我说什么来着，人已经死了！”小梅一屁股坐在地上，捂住了脸。
林文科又急又气，越说错越多。
老百姓再次质问他为什么不抓小二黑和卖废品的老头，小林解释说没有明确的证据。几个不愿意搬到郊区的老头、老太太互望一眼，仿佛正中下怀，“别问了，他们都是一伙的！这三个案子都应该算在他们头上！”
小林说到嗓子冒烟才回到办公室。有些事根本就不是用嘴能说清楚的。
黄昏时分，示威的人群缓缓散去，只剩下刘浩和小梅还站在门口。小林鼓起勇气从二楼窗子里往下看，正好和刘浩对上了眼神——刘浩向他伸出了三根手指，一会儿又变为四根手指，再变回三根手指，这样来回变换了好几次。
林文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算上刘浩的女儿，目前可能不是三起，而是四起胡同凶案。
那段时间林文科第一次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和委屈，他和冉曦躲在屋里，闷不作声，隔着浓浓的烟雾唉声叹气。
小二黑也时不时跟他们诉苦，他的拆迁“事业”也黄了，开发商和政府都不再信任他了。
小二黑平生迷信，他说自己的亲戚都在讲，半夜十二点天地阴阳交替，只要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就能在镜子里看到那些枉死的孤魂野鬼。他竟然出馊主意，让老冉他们也这样做，“到时候你们问问她们凶手是谁就成。”
小林问：“真的假的？”
老冉先给了小二黑一脚，又在小林脑门上敲了一记，“真个屁啊，你一大学生还信这套！”
小林不服气，说：“你不去看，谁知道镜子里能看到什么？”
老冉气乐了：“你说能看到什么？除了你自己还能看到什么？真是病急乱投医！”
其实在那之前林文科和冉曦就对小二黑留了个心眼，并没说出确切的案情。但现在两人心情极坏，就说了死者身上被插着玻璃瓶子的事情。
小二黑腾地蹿起来，说自己明白了！问他明白什么了，他非要卖个关子，让老冉和小林晚上跟他去个地方。
晚上七点多，小二黑用加长林肯拉走了二人，开到一个小歌厅。林文科一向讨厌来这种地方。刚毕业时，他也和几个同学到歌厅里耍过，但他觉得大家在这儿谁也不说真话，没什么意思。小姐骗客人酒钱，客人和小姐吹牛。小林每次都语重心长，劝人从良，小姐们每次都听得入神，无比感动，连连碰杯。但转天小林一想，觉得自己是全包厢最傻的人。
这个小歌厅处于两个行政区域之间，招牌破破烂烂，奇怪的是，这里客人极多，且个个兴高采烈。
小二黑也不解释，一直劝酒。晚上十一点多，节目开始了。几个大姐面带笑容，踩着高跟鞋站上了台，跳起了脱衣舞。不多一会儿，她们上演了一场“玻璃瓶表演”。林文科感到某种东西在眼前炸裂，一瞬间他想到了惨死的女孩，恐惧、冲动，浑身直打哆嗦，他想逃出包间。
闹剧结束，经理自豪地说，全城有这种表演的就三家，另外两家都在郊区。林文科和冉曦互望一眼，猛然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火光。
小林和老冉的眼神里已经装进了三个线索——激光笔、性无能，以及有“玻璃瓶表演”的歌厅。
他俩白天在办公室浑浑噩噩，一到晚上就开着老冉那辆达特桑四处取证。所里从上到下都觉得他俩有点疯癫了，天天把卖假药、小玩具的商贩往所里带，张嘴就问，谁买了激光笔？谁经常买性药？
一直到1996年5月，已经断断续续查了快两年，案件始终没什么进展，林文科已经有些气馁。
一天晚上，老冉拉着他爬上附近一座二十层的高楼，让他往下看。当时这个城市高楼并不多，这里视野开阔，楼下车水马龙，灯光闪耀，和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老冉伸手划出一个小小的四方格，把那片胡同区套在里面，“就这么大个破地方，有啥弄不明白的，早晚把这案子破了！”
小林挺感动。
很快歌厅里一个小姐提供了新线索，她说，曾经有个客人觉得插瓶子的表演不过瘾，非要自己上手，还说经常和别人这么玩。
这客人叫王坤，广西人，就住在胡同区附近。他今年四十五岁，文质彬彬，是个外文翻译，在市中心的大公司上班，平时早出晚归。王坤媳妇比他小二十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两人结婚三年，至今没生过一男半女。老冉细细查阅了他的绿皮“四知本”，上面显示王坤父母早亡，他有个姐姐。他姐姐至今未婚，1984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服刑后离开本市回了老家，建档的民警在服刑原因下面直接写了三个大字——“搞破鞋”。
记录显示，两年前的夏天，派出所的一位老民警还出过王坤家的现场。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王坤回家吃了个闭门羹，在附近一个小卖部打电话报了警。等老民警赶到现场时王坤酒醒了一半，连连道歉说是家庭私事，不需要处理。他这么一说，本想袖手旁观的老民警来了劲儿，亮明身份后叫开了房门。
王坤年纪轻轻的老婆靠在门框上，叼着烟，无比蔑视地看了一眼王坤，说真长本事了。她不顾王坤的阻拦，把民警叫进屋，拉开抽屉，说：“警察大哥你看吧！”
抽屉里，堆满了写着“外国鸟语”的“性用品”，电动的、手动的，一应俱全。“你看看，我为啥不让他进家门。”老民警憋着坏笑劝解半天，王坤被丢在一旁，脸红到了脖子根。
这次啼笑皆非的出警记录被林文科记在了心里——性无能，专家所说的嫌疑人特质之一。
老冉和王坤没怎么见过面，但和此人的妻子很熟。收到线索那天，两人盯着王坤走出家门，然后扮成家访的样子，找到无业在家的王坤媳妇。他俩原本只想套一套王坤的个人情况，顺便拿点毛巾、牙刷做鉴定，却没想到找着了突破口。
王坤媳妇脾气很臭，和周围的邻居聊不到一块，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听众诉苦，立马将婚姻生活全吐露了出来。她说王坤这人“正经”事儿干不成几回，成天在外面喝大酒，还说什么因为喝酒才“不行”的，整天摆弄一些小孩玩的破玩意儿。
越说她情绪越激动，突然拽出一个书包，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杂物之中，林文科的眼睛猛地抓住一样东西——激光笔。
“这玩意好玩，啥时候买的？”林文科问。
“忘了，买了好长时间了，他老拿这玩意往旁边公寓楼里照，就像个变态。”王坤媳妇随意说道。那个瞬间，一种近乎惊惧的战栗传遍林文科全身，这就是警察找到线索的快感。
两人“偷”了王坤的牙刷回去做血型鉴定，鉴定结果要等两个礼拜。那段时间，小林和老冉两个人每天只和对方说话，只说案子，他们似乎进入了某间密室，不见光亮——或者说正在等待着王坤鉴定结果那一束强光穿射进来。
1996年6月3日，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晚，冉曦和林文科在单位值班，两人从冰箱里拿了四瓶凉啤酒，漫不经心地就着小菜细细啜饮，看着电视剧。
就在这时，老冉的大哥大响了，他短暂说了两句，把大哥大一扔，紧紧握住林文科的手，小林能感觉到那掌心的炙热。
“血型对上了！就是王坤！”
万分激动之下他们没去拿车钥匙，而是就近开走了值班用的载人铃木摩托车。这辆铃木摩托车的车型和二战时的边三轮摩托车一样，有个车斗，但只能搭乘两个人，他俩谁也没想到，待会儿还得把王坤押回来。
两人闯到王坤家里，发现他还没回家，也没搭理一脸惊恐的王坤老婆，就守在门口抽烟。
晚上十点多，烟抽掉半盒，一个穿着黑风衣、戴着深色墨镜、分头油亮的男人回来了。这个醉醺醺的男人，正是王坤。
“你们干什么的？”王坤看到两人很惊讶，但戴上手铐时这人没再说话。
回所的路上，冉曦开车，王坤坐进车斗。林文科用一个高难度姿势握着扶手，屁股坐在王坤身上。王坤大喊着难受，再一经风吹，吐了林文科整个后背。
那天所里值班的只有四名民警，他们都站在讯问室外的走廊上，林文科感觉到自己可能发烧了，要不然就是兴奋过度，两条腿不住打晃。
走进讯问室后，王坤却一直在笑，他站起身来，主动和民警握手，那双手很干燥。这人彬彬有礼，声音动听，吐字清晰，笑起来让人毫无戒心。
“你们肯定是弄错人了，我是个翻译官，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跟家里人关系怎么样啊？你姐呢？”
“我姐回老家了，不是，警官，我能问问我怎么了吗？”
“一会儿肯定告诉你，现在是我们问你。”
“不是，我到底怎么了，能告诉我吗？我是干了什么好事了？”
老冉听到这，把手里的笔狠狠地甩到地上，王坤惊讶地张开大嘴，像是平生第一次被人如此对待。小林能感受到王坤彬彬有礼的傲慢和刻意的坦诚激怒了冉曦。
冉曦的语言越发尖锐，问题渐渐聚拢在王坤的性生活上。王坤很烦躁，一直在抖腿，他承认和媳妇感情不和，很长时间没行房事了，所以经常出外喝酒。
“你是不行啊？还是不愿意啊？”老冉兴致勃勃地盘起腿。
讯问室的气氛越发紧张。
突然王坤又笑了，他冲冉曦摆了摆手，意思是你过来我告诉你。老冉说：“你就在那儿讲，我能听见。”王坤拿着手铐在铁椅子上砸了两下，一字一顿地骂起了脏话。
老冉拿出死去女孩的照片，摆在地上，一字排开。王坤瞟了一眼照片，瞬间瞪大了眼睛，他对着照片大笑，笑得身体扭曲了过来，“行行行，我明白了，不就让我承认是我干的吗？”
两个警察做笔录，足足十几页纸，耗费三个多小时。王坤供述巨细无遗，诸如激光笔，还有碰到骑自行车的大妈的细节。
冉曦很不耐烦，嫌林文科笔录做得太慢，就抢过来自己记录。他问了如下问题：你是不是割断了女孩的喉咙之后又把她的尸体扔到自来水水井里？你是先把人扔到井里再把瓶子插进去，还是先插了瓶子？问题很长，他把答案藏在其中，等嫌犯自己上钩。
王坤的回答很简短，是或否。
做完笔录，冉曦看了一眼，让王坤签字。王坤拿起笔，迅速在笔录结尾添上一句——“以上笔录我看过，和你说的相符”。
林文科狠狠瞪着王坤，“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
王坤对他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大大方方地说道：“没错啊！就是和你说的相符啊！”
“这点破事十里八村谁不知道？不都是你俩自己传出去的吗？”王坤接着大吼。
林文科脑中轰然作响，侦破初期，在探查方向还是外地人的时候，冉曦的确和很多人说过这些事。王坤说，就是邻居聊天的时候告诉了他媳妇，媳妇又告诉了他。
小林和老冉决定核实一下王坤说的话。他们带着王坤和其他嫌疑人的照片去找那个死里逃生的女职工王菁。两个人凌晨三点“闯进”院子，惊动了护院的狗。王菁父亲拿着镐把就冲了出来，看到是警察，他谦恭地笑着，把镐把放了下来。
王菁从睡梦中被叫醒，她拿着十张照片挨张看了看，手指在上面飘来飘去。她从第一张开始就游移不定，咬着嘴唇，犯了难似的看着林文科。林文科着急了，让她好好看看，女孩有点受到惊吓，把脸深深藏在睡衣里。
她的父亲明明没见过凶手，也贴着墙根凑过来，恨铁不成钢似的说道：“你倒是仔细给我看看啊！”
“得了，我给你省点事”，老冉拿走了五张，让女孩接着辨认。
剩下的照片依次是收废品的老头、摆书摊的男人、两个偷井盖的小崽子，还有王坤。
“这张有点像。”女孩指着偷井盖的小宝，看向林文科。
“是这个吧！”女孩终于点在了王坤的照片上。
“就这个。”女孩肯定地说，斜眼看了一眼她爸。
“你确认是他吗？”冉曦眯起眼睛问。
“就是他！错不了！”
两人又来到王坤家找到他媳妇，因为两人刚刚带走了王坤，警民双方友好的关系已经破裂。王坤媳妇远远地坐在最里边的床沿上，瞪着眼睛，对民警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出否定的回答。
“你最近有没有和你老公说过案件的事？”
“没有。”
“那你老公知不知道这事？”
“应该不知道。”
“你和邻居聊没聊过这事？”
“没有！”
天蒙蒙亮时，冉曦和林文科赶回派出所，发现所长已经解开了王坤的绳子，两人坐在办公室里正聊天呢。
“你们俩有病是吧！”所长把他们叫到水房，用手指点着他们的鼻子。
“你们有什么证据就把人家一个好好的翻译弄回来了？”
无论两人如何解释，所长都觉得他们是疯了，要他俩立刻进办公室给人道歉。冉曦扭身走了，林文科发了狠，笑着跟所长说：“一切责任由你承担。”
林文科走进办公室，弯下腰，咧着大嘴说：“对不起！”
王坤赶忙站起身来说：“我是有罪的人，两位警官是为民除害，千万别说对不起。”王坤眼神里全是恨意，这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让林文科想起家乡草原上被捕兽夹夹断了腿的独狼，要知道，只要有机会，这畜生一定会上来咬你一口。
王坤跨出大门，林文科冲进所长办公室，把签了字的那十几页笔录撕得粉碎。
两人和王坤的纠葛仍未结束。王坤被放走一个多月后，已经迁走了一半以上人口的胡同区再发大案。1996年7月18日，晚上七点多，一个十九岁女孩的尸体在公共厕所被发现。
案发地点就在公共厕所，厕所三面环墙。第一个出现场的民警把警车堵在了U字口上，将看热闹的人群挡在外面。
林文科从技术队手里拿过巨型探照灯往群众脸上扫过去，惊惧、嬉笑、愤怒、嘲讽，各种表情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人群呼啦一下散了。
在此期间，巨型探照灯扫过一个人身上——小梅烧饼店的老板刘浩，他半跨着自行车斜斜地站着，长脸向下耷拉着，脸色比死人还差。
遇害女孩的尸体很快被拉走了，冉曦和林文科在茅坑的秽物中发现了一抹红色的东西，像是挂家门钥匙的那种红绳。技术队民警正在犯难，冉曦和林文科上前趴到地上，使劲扒拉着屎和尿，脸色阴沉而绝望。最后发现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像是从裤腿上扯下来的。
晚上十一点多的派出所院子里，冉曦叫物业拿着水管子往两人身上滋水，想冲掉那些屎尿。伴随着恶臭和沮丧，一老一小两个警察在冷水里哆嗦着。
晚上，林文科睡在值班室，枕下放着一把“大五四”，枪身上拴着一根红绳，另一端绑在他手腕上，防止丢枪。他怎么也睡不着觉，腾地一下从床上弹起来，回到办公室，发现老冉也没睡。
小林一边看着老冉，一边把五四插入枪套跨在身上。当时公安局的准则是枪弹分离，但之前林文科往枪里装配子弹，冉曦全程目睹，一个字儿没说。老冉去拿达特桑的车钥匙。
达特桑停在了王坤家门口，林文科趴在门上听了半天。老冉对准木门闩一脚踹上去，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门开了一条缝，里边露出王坤老婆的一只眼睛，同时传出高声咒骂。
几乎是同时，平房侧面闪出一个黑影，王坤穿着条小短裤，脚踩大皮靴从窗子跳了出去。小林和老冉紧跟其后，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不时调整步伐。
王坤一边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喊：“真不是我！真不是我。”
老冉努力跟随步伐调整着呼吸，“那你跑什么？”
小林一声不响，卖力追。
王坤先骑上一堵矮墙，左右摇晃保持平衡，然后蹦上和矮墙平行的高墙，他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一边哭，一边跳上房顶。
小林和老冉没敢爬上去。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真不是我干的！你们要弄死我才甘心吗？”王坤绝望地哭喊，他光着身子，在摇摇欲坠的瓦片上“跳舞”。
小林冷静了一些，说：“你和我们回去，把事儿说清楚就行！”
王坤从胸腔里吼出一嗓子，他拿起屋顶的瓦片，冲两个人乱砸下去。
林文科本能地掏出枪，枪口指着王坤，手指贴在扳机上，他感觉浑身的血液倒灌回心脏，汗毛直竖。
“砰！”
五四手枪的声音大到什么也听不见，只感觉到耳膜一阵剧烈的震动。随着这声枪响，王坤脚下打滑，从房顶滚了下来。
林文科呆愣地看着眼前景象，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下一秒，枪掉下来，砸在地面上，沉甸甸的。
至今仍然没人说得清，那一枪到底是怎么开出去的。
王坤摔断了一条腿。
很快分局督察赶来带走了林文科，小林成了被审查的对象。老冉告诉督察，小林并没有想开枪，是王坤扔的瓦片砸到握枪的手，枪走火了。
最迷糊的是林文科自己，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直到被带进一个封闭的小黑屋——一张床、一个坐便和摞在地上的几本办案规章制度。小林看见一个老民警在小黑屋门口看守，才明白过来——自己被关禁闭了。
值班的女督察提着台灯进来，语气温柔，说要给小林做笔录。林文科老老实实将事件经过讲了出来。他只想抓住一个杀人的嫌疑人，压根没想开枪，至于扳机是怎么扣下的，他真的想不起来。
女督察一直捂着嘴偷笑，好像在说这个小老弟挺鬼的。小林摸不着头脑，他觉得自己说的都是真话。他的手确实被瓦片砸了一下，但他说不清扣下扳机前零点一秒的想法，反正没有瞄着王坤打就是了。
警察内部流传着一句话——手枪这东西特别邪门，打靶不准，打人准得很。曾经有两个巡警上二楼抓人，师父先上去了，徒弟学着电影里的警察，端着枪往上冲，结果上台阶打了个趔趄，手一抖，把师父爆头了。
林文科这时才回过神来，还没审呢，假如王坤死了，这事儿谁能说清楚？有没有一点点可能——王坤是冤枉的呢？小林被自己这两个想法瞬间惊到了。
这时副局长也过来了，他自带一个小板凳，看着笔录，安慰林文科半天，最后留下一句话：检察院的同志马上就到了，注意遣词造句。副局长说完，把笔录递了过来，又像菩提老祖似的轻轻拍了小林后脑勺三下，说：“签字之前，你好好看看这份笔录。”
签字时，副局长还状似亲热地把手搭在小林手腕上——这是因为怕林文科用笔尖伤人或者伤己。小林嘴里发苦，这都是他以前对嫌疑人做的。
两个小时后，检察院的两个同志来到现场。其中一个“大饼脸”满身的酒气，进门居然先凑到林文科身边闻了闻，然后说：“你喝酒了吗？”关押已久的林文科怒火中烧，更凑近一步，“您是来请我喝酒的吗？”另一个同志摆弄着身上的纽扣，笑了。
林文科是那种轻易不表露情绪，一旦失控就不想后果的人。两个检察官提问，小林想也不想，全凭直觉，都是愤怼。
“枪支管理条例你遵守了吗？”
“我刚来的，没持枪证呢。不知道条例。”
“上了保险吗？”
“没上。”“你鸣枪示警了吗？”
“我开的那一枪就是鸣枪示警。”
检察官语速越来越快，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林文科的对抗情绪。
小林迟疑了一下，他突然想起开枪的瞬间王坤绝望而痛恨的表情，还有疯狂扔瓦片的动作。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王坤一定想用瓦片砸死自己。
问完笔录，两个检察官表情柔和许多，就像警察面对一个什么都撂了的嫌疑人的那种客气。林文科心里有点后悔。
检察官离开时打开了房门，外面照进熹微的晨光，分局的人都已经上班了，清洁大姐开始打扫卫生。小林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这个世界，这个警局，这个胡同，少了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在小黑屋的那几天，小林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用小半截铅笔——铅笔被掰成两半，橡皮被拆掉，为了防止他自杀——抄写各种警察条例。小林如坐针毡，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种焦虑会把人折磨到想撞墙。这时候，如果有人逼他承认自己是刘珂案的凶手，他都会承认。
他突然想到，黑暗中其实不会有真相，因为人没有选择。
整整七天，林文科的吃喝拉撒都在禁闭室。现在，门被打开了，他即将迎来自己最害怕的时刻。民警同事陌生了，他们早早得到消息，借故远远地看着他，指指点点。
分局会议室内，几名领导宣布对小林的处分决定：检察院决定不予立案，党内记大过一次，离开一线执法部门，调到警务保障部工作。
讽刺的是，他在警务保障部的工作居然是验枪和保养枪支。
“顺便学习一下枪支管理条例。”所长愤愤地对他说。
小林这一声枪响确实让派出所全体同志“倒了大霉”。检察院到派出所验枪，所有人配合工作五天没回家。原本十把枪都放在抽屉，结果竟然少了一把！政委心脏病都犯了一回，最后在废弃桌子里找到了那把枪。
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小林的师父冉曦，他被调到警犬队，独自一人和几条狗为伴。
医院那头的王坤则被彻底吓破了胆。“这特么是来灭口了！”只要听说督察来慰问，他就会拿起拐棍往外跑，据护士说每次有穿制服的过来看望后，王坤都要偷偷哭上几天。小林后来才知道，两个月后王坤的申请被批准，移民去了美国。
小林的病并不比王坤轻，他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惧怕床底看不到的空间，以至于常年开着大灯，躺在沙发上，彻夜无眠。他说睡着了就经常会在梦里见到被害的女孩，四肢不全，遍体鳞伤。
经朋友介绍，他找到一位当时还很稀有的心理医生，那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医生。女医生让他躺在椅子上，想象进入一个地下室。
林文科闭上眼，慢慢说：“地下室里杂乱堆放着枪、玻璃瓶子和大箱子，箱子不太宽，但是很长。我不敢打开箱子，我怕里面有鬼。”
女医生让他集中精神，想象鬼是什么样子。他说那鬼一会儿是男人，一会儿是女人。那个鬼阴笑着要吃掉他，然后借尸还魂。
女医生问他是否愿意被鬼吃掉。他说愿意。鬼转身走了。
就在小林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同时，拖延数年的居民区拆迁工程彻底完工，这两年里胡同一起命案都没有发生。
这天，林文科和冉曦在胡同附近约了一场大酒，从中午喝到晚上，两人醉醺醺地来到居民区，望着围得严严实实的蓝色锡墙、高高的吊车和陌生的工人，等了好久才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老黄。
他是这里十几年的老街坊，也是当初坚决不肯拆迁离开的人之一。老黄的右眼白内障，好像蒙着一层云雾，他用左眼痴痴盯着墙上的通知，上面列着一串不复存在的胡同名字。
他猛一回头看到林文科和冉曦，这两人正傻愣愣地盯着他。
“你俩怎么到这来了？”老黄赶忙递过去一包烟。
小林蹲在地上泣不成声。哭了半晌，他一抬头，看到老冉扶着墙根老泪纵横。
2001年，老冉住院，肺癌。
退休那几年，老冉在潘家园附近开了个古董店，平常与林文科联系很少，大多是电话。林文科在医院里见了老冉最后一面，老冉整个人变得又小又老，像只刚出生的雏鸟，他见到谁都一脸哀求，似乎在恳请别人帮助他留下。
“你说那胡同杀手，这时候是不是也死了？”老冉笑着对林文科说。林文科转过身去，感觉肚子里有东西搅成一团。
这么多年来，林文科知道警察有很多种。有的警察愿意对着涉案人员滔滔不绝，像老师一样喜欢教导别人；还有的一心走仕途，掌管和安排其他警察的工作；也有的就愿意下班和左邻右里喝点小酒，处处关系。
老冉是哪一种呢？林文科的第一反应是这人太爱玩儿，就像个大孩子。
他记得有一天自己跟着老冉抓了个吸毒的嫌疑人，上完背铐，嫌疑人非要去一趟厕所，在洗手间惨白的灯光下，嫌疑人胳膊上凹凸不平的针眼、烂疮暴露无遗。小林心中畏惧，老冉则一脸严肃，拉下嫌疑人的裤门拉链，叫小林帮他尿。小林虽然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却一时愣在原地。冉曦解释道，这孙子可是吸粉的，绝对不能松铐。嫌疑人已经憋到不行，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小林。小林咬咬牙，把手伸出去。这时，冉曦就笑着突然把背铐转成前铐，让嫌疑人自己动手尿。“你可真实在。”
冉曦就是这样，爱喝爱玩，但除了香香嘴巴，他好像从没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要说有，也是他靠本事挣的。
当时民警每个月有一百一十元的奖金，所有人的奖金都放在一口大铁锅里，盖着锅盖。每逮捕一个嫌疑人，你的月奖金就在一百一十元基础上再加十元；如果你没抓到人，这奖金就发给那些抓到人的民警；要是别的警区抓了很多人，而你一个都没抓，很可能一分钱奖金都得不到。
老冉根本不用自己出手，他辖区里那些“流氓”、居委会大妈们群情激奋，经常一大早就骑着三轮车将小贼连同赃物绑在一块送过来。
老冉辖区内的单位也给了他很大支持，甚至将1990年亚运会时发放的蓝鸟轿车捐献给派出所使用。别的派出所顶多一辆松花江，一辆蓝鸟，一辆载人摩托车。而老冉这里一个警区就有四辆蓝鸟，根本不用骑自行车出现场，这些成绩当然也是老冉拼出来的。
拿办案来说，那个年代技术支持很少，看指纹都是把底片放在无影灯下面用放大镜一片片地看，只能口供为王。老冉也不例外，他办过大案子，也抓错过人，经常手撕十几张传唤证，带嫌疑人进去问上几天几夜。嫌疑人不睡，他也不睡。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把青春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警察。
老冉去世前的几个礼拜，医院同意他停止治疗，回家待着。
他儿子提出要去公安局工作，老冉没同意。孩子偷偷去当了辅警，老冉在病床上大发雷霆，后来勉强答应，但希望儿子努力，尽快通过公务员考试，“你要当就当真警察！”
没想到儿子看了两天书，又嫌考公务员太难。老冉从儿子手里抢过教材，说要好好看看这玩意儿有多难，结果勉强看了几页，就头昏脑涨。2001年6月9日，冉曦去世，弥留之际，床头还摆着那本公务员考试教材。
参加葬礼前，林文科一直想给老冉写点东西，他在办公室“加班”，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怎么也不满意。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面对着1995年和老冉在五台山的合影发呆。
葬礼当天，林文科和老冉的子女一起庄重地把骨灰盒放进坟地。一块下葬的还有冉曦最爱的手串、核桃、完整的一套“八九式”警服，包括那条拆掉红裤线的警裤，以及作为买路钱的七枚硬币。
林文科最后看了眼骨灰盒，上面是老冉在1996年照的一寸照片。当年还在追捕胡同凶手的老冉此时正在相框里对他微笑，照片入土的一瞬间，时年三十一岁的林文科感觉自己身上的某个部分也跟着他一道死去了。
老冉走后的一段时间，小林像是认定了王坤就是凶手。
刑警队警务保障室里只有那些金鱼陪着小林擦枪，擦着擦着，小林就变成了老林。
背地里老林开始经常上网，警务系统里的命案他反复地看。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挂着一张破旧的1998年版地图，上面正是当年拆迁前的老胡同区。当然没有一个管后勤的老警察会这样。
很多人都说老林对老冉那帮曾经的哥们儿特别好，身上那个劲儿也越来越像老冉。原本一口内蒙古口音，现在张嘴就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口音。老林和当年的老冉一样爱上了喝大酒，每次喝都喝多，每次喝多都哭，每次哭都说是自己的师傅把自己害了。
直到现在老林也没结婚。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颁布了以酒、车、枪、赌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五条禁令。同年6月，《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在此之前，“小二黑”“疯僧”等涉黑人员相继被抓。
那一声枪响之后，小林和老冉两人等了五年，之后老林一个人等，等到了枪响后第十一个年头。
2007年5月19日傍晚六点，北郊某居民楼附近，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大学生从同学家里出来，手机没电了，她准备用IC卡给家里打个电话。
街道空空，一片沉寂，半包围结构的电话亭里女大学生聊得太过投入，以至于她几乎忽略了身后。突然，她的斜后方冒出一个老头，老头穿着破旧的中山装，没发出半点声音。女大学生机警地扔下话筒，跑到电话亭另一侧。老头紧随其后，追着女大学生要问路，两人围绕着电话亭玩起了“老鹰捉小鸡”。老头眼见追不上，发出怪笑，然后隔着层玻璃对女大学生吐了口浓痰，留下一片污迹，恋恋不舍地走了。老头走了一段路忽然回头张望，表情颇为惋惜。
女大学生报了警，警车很快赶到现场。年轻民警觉得女大学生很矫情，“连身体都没碰到算什么犯罪呢？”女孩是学法律的，她执意让技术队提取老头吐出的浓痰比对DNA库，并要求告知比对结果。男民警无可奈何，答应了。
三天后，技术队队长惊了，这老头的DNA鉴定结果比中了1994年到1996年两起命案！检材来源于被害人的指甲缝，不可能受到污染。
5月26日晚六点，二十多个警察堵在嫌疑人家门口，敲门无人应答，门里传出几声狗叫，很快狗就被捂住了嘴巴。
警察破门而入，拿着手枪的同事跑在前面，大家冲了进去，屋内空无一人。突然，卧室的衣柜里传来几声狗叫。警察打开衣柜，现年六十一岁的嫌疑人正捂着狗嘴，躲在一角。被抓到的他没有恐惧，反而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嘿嘿乐了两声，转而又板起脸。
“敲门没听见啊，你以为躲这儿我们就找不着你了是吗？”
“我害怕。”
“说了警察找人你没听见啊，你还能躲到哪儿去啊？”
“你们这不是找到了吗？别生气！”
老头的样子很奇怪，像屈服，又像是早有预料，自认倒霉了。
警察和他聊了一会儿，提到1994年发案的胡同区。
“你们抓到我了。”老头沙哑地对警察说。
“你是谁啊？”警察问。
“胡同杀手。”
嫌疑人被捕的第二天，2007年5月27日下午两点，当年的小林，如今的老林穿过一边是水泥篮球场，一边是几辆破车的刑警队后院来到“三室”门口。
推开门他惊讶到无以复加，眼前苍老的面孔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他翻遍脑海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
“小梅呢？”老林竟然脱口而出这句话。
小梅烧饼店的老板刘浩坐在铁椅子上，对着林文科微笑点头，表情有点羞赧，看得出他先认出了老林。
层层叠叠的镜头浮现在林文科的脑海——
刘浩总是骑着破自行车在现场对警察指指点点。他的老婆，曾给林文科和老冉端来夹着玻璃碴子的烧饼。作为孩子父亲的他从不愿相信女儿只是离家出走，张嘴就是“那不要脸的死了”。来派出所信访的时候，刘浩永远走在群众的最前面。这个男人曾对他伸出三根手指，又变回四根，示意胡同凶案并非三起，应该再加上一起。
但是，这不合常理。
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中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只针对女性，只扎、只杀，不抢、不奸。这些特点让当年的民警们提出种种假设——作案人有生理缺陷，或者曾经被女人背叛，甚至因为嫖娼染上性病。但上述条件，刘浩不具备任何一项。
拆迁之后，刘浩一家搬到了北郊的居民楼。按照邻居的说法，刘浩家庭和睦，整天笑眯眯的，对妻子和孩子都很好。而且他除了喝点小酒，不吸毒、不赌博，既不是前科人员，也不可能是性无能。
老林拒绝了队长让他一块讯问的要求，只是和刘浩聊了几句，就走出了“三室”。
那几天，他不但尽量避免和刘浩接触，还对刘浩特别照顾。他小心翼翼，特地给刘浩披了一条大棉被（防止嫌疑人拿头撞墙），还好饭好烟供着，唠唠叨叨之间甚至对此人究竟是不是嫌疑人提出了不同的声音。
老林，真的老了吗？
凌晨，重案组开会，支队长坐中间，队长、副队长挨着一头坐着，年轻侦查员们分列两侧。老林端着一个破茶缸子，畏畏缩缩地坐在角落里听大家探讨着他二十多岁那几年人生中办理的最后一起刑事案件。
一个年轻民警说要和各区县串并案件，深挖余罪。没等支队长说话，老林就毫无预兆地发言，大意是要谨慎，“现在嫌疑人都还没撂呢！”
年轻民警皮笑肉不笑地提到了DNA证据。
“那东西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可能会错。”老林说。
民警们都把老林的话当成了抬杠，轻松地笑了。副队长说除非他有个双胞胎兄弟，还得是同卵双生。老林左右看看，也跟着笑了，端起茶缸子挡住嘴。
第二天一大早，老林出现在四楼DNA鉴定室，在刑警大楼工作了十几年，这是他第一次来。DNA鉴定师详细向他讲解了相关的知识。20世纪90年代，法医只能根据检材鉴定出血型，而且一个检材的成本在几千元，时间要几个礼拜。不过当时大家已经知道，美国已经可以根据DNA得出准确结论，所以负责任的法医会精心保护好检材，留待后人鉴别。十多年后的今天，做一个检材鉴定成本只要一百多块，十个小时就足够，准确率99.99%以上。
老林点点头，跟鉴定师要了本技术方面的书，嘴里嘟囔着：“还是得看口供，毕竟不是百分之百呀。”
刘浩那边，虽然被捕时流露出供述的苗头，可一到公安局，表现极为镇定，立刻矢口否认。
刑警总队专门对他测谎，共计五十六道题。头一遍测下来，尽管刘浩对涉案情节一概回答不知道，但还是露出一些端倪。
在一些作案细节的题目上他的心理出现了较大的反应，尤其是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出现了高分值——“作案人是一共捅了四刀吗？”“作案人捅人用的是大号水果刀吗？”作案动机问题上，他在寻求刺激、女人可恨和社会不公平的题目中均有反应，说明动机比较复杂。
看到测试人员越来越笃定的脸色，刘浩小动作不断，一被问和案件细节有关的内容，他不是要喝水，就是要上厕所。刘浩的心理防线接近崩溃，但依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刺激源到底是什么呢？
5月28日，林文科猛地想到一个关键人物他还没找过！刘浩的女儿——那个“失踪”的女孩刘畅。民警们经过户籍搜索，“失踪”了十几年的刘畅的照片很快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当年学校里的消息是真的，她确实和一个中专男生私奔了，并跟随男孩远嫁到山西太原。2001年她离了婚，然后带着孩子嫁给了一名医生，并更改姓氏，现在叫郑畅。
侦查员连夜赶到山西，来到刘畅家。刘畅让民警们吃了一个闭门羹，“我改姓是有原因的。”不知过了多久，她隔着房门对民警们说，“刘浩死了吗？”
经过一番苦劝，刘畅终于打开了门，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远离老家的原因，坦率得让民警们有点不好意思。
在她小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刘浩还是很好的。多年后，她还记得刘浩大冬天带她趴在河面的冰层上玩，堆雪房子，透过冰窟窿眼儿看鱼。小学六年级，她“来事了”，母亲拿着她的裤子告知父亲，她躲在屋子里没敢出门，她听到父亲说了一句脏话。从此，父亲开始疏远她，一边躲着她，一边又无处不在地盯着她。
刘浩很聪明，能够轻松猜到别人在想什么。初中二年级，刘畅装作写作业的样子，给一个小混混写了封下流的情书，信写好之后，她随手撕掉就睡了。刘浩从垃圾桶里找出碎纸片，粘在一起，随即开始骂她是个贱货。纸片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别成天把×字挂嘴上，吹牛，有种咱们真×一回。”
高中时，她虽然学习成绩出众，却是有名的坏女孩，和混混谈起了恋爱。但她并未让混混碰她的身子，作为女孩，她比男孩成熟得更早。刘畅早就知道深夜父母房间里传出的声音是什么，只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结肠炎，她就再没听过那种声音了。
后来，她恋爱的消息传了出去，刘浩开始牢牢地盯着她，跟着上下学，甚至还偷偷检查她内衣裤上有无异常气味。刘浩成天拐弯抹角地问她还是不是处女，还建议她母亲来查探刘畅的私处。
刘畅察觉到了刘浩的不正常，晚上放学回家，刘浩常会借着酒劲质问她有没有守身如玉，“现在这年头，是不是你这个岁数的都没有处女了?”
1994年，在小区附近，发生了第一起女孩被杀命案。从那天起，刘浩就神神道道，像警察一样研究现场，分析案情。还和刘畅说，轻易别晚回家，晚自习也别去了，“容易出大事”。
刘畅照常上晚自习，然后由男友送回家。一天晚上，两人在胡同口热烈地接吻，男孩忘情地抚摩她，她回过神来，和男友告别，转身就看到了刘浩那张阴沉的脸。
刘浩说要骑自行车带她出去唠唠。刘畅心一横，坐在后座上就跟着刘浩去了。漆黑的夜晚，刘浩把她拉到发生命案的地方。
自行车绕着那片老平房不停地转悠。刘浩聊起那起命案——社会上想找年轻女孩的人太多了，如果不好好保护自己，就会被杀掉。刘浩说了太多的细节，好像就在旁边目睹了凶案一样。
刘畅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声音低沉、有力，语言连贯，情绪很平静。想起死在脚下的女孩，她怕得要死，又不敢叫出声来，紧紧揪着刘浩的衣服。
终于，她跳下自行车，一路跑回家，扑到母亲的怀里哭诉，母亲微微叹了口气：“你爸都是为了你好。”
她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家了。那年冬天，刘畅跟男友去了山西，临走前留下一张纸条，里边称呼自己的父亲为“那个人”——
对不起妈妈，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和二牛（弟弟），您能忍受他这么多年，我忍不了，我得离那个人远点。拿走了您几样东西，但以后上大学的钱都省下来了，等到您老了我一定回来照顾您。
刘畅告诉民警，她第一次离婚时曾经想过带儿子回家，但是一想到父亲翻看她内衣裤的样子就恶心。到了山西以后，她给家里打过几回电话，听出是刘浩她就挂断，听到母亲的声音她眼泪直往下掉，也不敢说话。
她就怕被自己的父亲刘浩找到。
讯问室里刘浩依旧不认罪，虽然审讯人员老猫很有经验，但只要一提命案，刘浩就会立刻特别敏感，一字一句地找碴，抗拒心理很严重。
监管人员说刘浩在拘留所撒尿都要叫男警察转过身去，洗澡也不肯脱裤衩。
老猫顺着他聊了两句，说这要是把你老刘冤枉了，你家人不“蹿儿”了？
刘浩立刻说了一句：“那是，咱没杀人，谁敢冤枉我，我还真就上他们家门口堵着他去。”
“堵他们家门口干吗啊？”
“那我就真扎个人给他看看！”
没想到刘浩开始恶狠狠地口吐脏话，一长串，打不住——敏感、暴躁，一触即怒，像是变了个人。
老猫就此使用起反向思维，专门损他不像个老爷儿们，不敢动手杀人。
一激再激，审讯的第五天，刘浩终于撂了。
平日不爱说话的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连说带比画，似乎憋了一肚子不吐不快，讲到某些情节时他甚至激动到呛住自己。
老猫吃准了他的特点，不断“鼓励他”：“你看你多牛，这么多年，这么多警察找你，愣是没人发现你。”
刘浩高兴坏了：“你们警察主要是思路太狭窄，我天天在你们眼皮底下晃悠，还骂你们不行，找不到我们家那不要脸的（女儿），你们谁能想到是我干的呢？”
据刘浩说，他第一次作案时已经好几年没有性生活了。作案当天，他媳妇结肠炎犯了，赶去医院看病。回到家里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管教了女儿一番。女儿狠狠顶嘴，然后离家出走。
刘浩喝多了酒，害怕女儿出事，就拿着一把大号水果刀走出门，想象有个强奸杀人犯正在附近游荡，跟在自己女儿身后，他心里既紧张又激动。
他踉踉跄跄地走了一段，正好碰上一个“气质挺好”的女孩。那个歌厅小姐走在前面，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他张望一下，看到四下无人，想也没想，冲上前一刀扎了过去。
“我就想给周围邻居们一个警告，这个社会不好，附近有坏人，女孩千万别大晚上出门。”刘浩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睡得很香。
至于为什么要侮辱女性的私处，他的回答颇为矛盾，一会儿说“忘了为什么了”，一会儿说“听说变态都这么干，想看看警察咋说”。
在那之后他时常告诫女儿，千万不可晚归。结果女儿直接远走他乡。
“我就当她死了。”
刘浩说，后来每当心烦意乱时，他就会大晚上换上深色衣服出门，挑选那些身材姣好的女孩，跟在身后。如果恰巧“赶上了步点”，没被发现，他就下手。
审讯过程中，民警们还套出了一起发生在外区的案件。
2001年9月30日凌晨，他劫持了一个“挺大岁数还扎马尾辫”穿着校服的女孩。他持刀逼迫对方上了铁道桥，质问女孩是不是处女，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狠狠扇对方一个耳光，最后逼着女孩跳了下去。当时案件并未被作为凶杀案处理。
刘浩的克制能力很强，自从搬出胡同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刘浩都没有作案，因为四处都是监控。有一回他看到一个高挑漂亮的小女孩走在前面，“特有气质，肯定是学舞蹈的”。他觉得“心里慌，要控制不住了，特想问问她是不是处女，然后看看她下面，如果敢反抗就下刀”。最后刘浩的疏导办法是赶紧回家，用橡皮泥给孙子捏了个大大的女性下体，然后就去冲凉水澡。他说自己一度戒酒，就是怕控制不住。
表面上刘浩人缘极好，街坊邻居都喜欢和他聊天。据妻子小梅说，刘浩经常找邻居打牌，有时一晚上能输好几百。他从来不赖账，输多少钱也不红脸。他平时和妻子更是无话不说，娘家人都说，刘浩这样的实诚人太难找。
同时，刘浩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极其在意自己的名声。讯问过程中，他因为之前撒的谎，一时下不来台阶，还挺不好意思。当然也可以说他藏得太深，在刘浩心目中，诚信和尊严也许只是一项长期投资，作用就是能让身边人相信他的弥天大谎。
他对民警们说了很多，九岁时，他相依为命的姥爷捕鱼淹死了，粗心的大人们把他和他姥爷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一整晚。第二天开门时发现他和他姥爷躺在棺材里，一老一小安详地“睡着”。也许就从那时起，他对于生死产生了与常人不同的认识。
刘浩并非没有感情，但他不相信身边的人也有感情。他把家庭成员当成木偶，必须受他操控。他的痛、哭和笑，都是为了操控，那个成功摆脱他控制的女儿让他感到了无力和愤怒。
第一次作案时他慌里慌张弄了一身血，一回家就匆匆忙忙洗衣服，老婆问怎么回事，他撒谎说喝汽水撒了一身，老婆只是提醒刘浩别吃甜食，以免得上糖尿病。
审讯结束时，刘浩对民警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希望见女儿一面，他嘴里絮叨着想念自己的女儿。一旁的林文科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别人家的女儿就不是女儿吗？！”
刘浩沉默地低头，跪在地上，一言不发。
这场横跨十三年的连环杀人案终于破了，破案报告被装订在崭新的封皮之下，连同十五本落满灰尘的卷宗一起移交到了检察院。
可是林文科仍然有几个遗憾。
破案后，他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联系远在国外的王坤，但那里的华人成千上万，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冉曦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01年，他再没机会知晓“胡同杀手”的真相，老冉背负着自己两个“那一起”走了。小林的“那一起”终于能放下了吗？
庆功宴上，戒酒多年的林文科来了个“三中全会”，啤的、白的、红的，每样都喝了不少，最后吐了一裤腿。他对着年轻的侦查员们哈哈大笑：“没有你们的林哥，案子破不了吧？”然后，他看见现任重案组队长惊讶的目光，知道自己彻底喝多了。
回到家里，林文科躺在床上，半天没睡着，床底下那些恐怖的鬼魂幻想已经是旧事了。
十一点四十分，他迷迷糊糊，再度睁开眼睛，看了眼床头的闹钟，又去厕所里吐了一次。时针往前跳动，他索性不再睡觉，静静等待着子时。
零时许，林文科鼓足勇气，站在镜子前。他脱光衣服，静静看向镜子。他做出各种怪样，喃喃自语。原来师父那个老家伙说的没错。透过漆黑的镜面，里面那个男人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大笑。
他看到的只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