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愈之先生主编《东方杂志》，在新年特大号上，就辟有“新年的梦想”一栏，有许多人在那里说了许多梦话。鲁迅先生为此在当年的《文学杂志》上，写了一篇《听说梦》的精彩文字。 一开头，先生就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说梦，是文学家的一个经常的话题。“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过谢桥。”诗人要一说起梦来，便不免要天花乱坠的了。《南史》载：“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采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踬矣。故时人有‘才尽’之论。” 江淹说的这个梦，正如鲁迅所言，“就难免说谎”了，他说这个谎，多少有一点给自己下台阶的意思在内。此公在南朝，官是做得挺大的，历仕宋、齐、梁三代，在文学方面，也是江左举足轻重的领衔人物。但是又要享受高官厚禄，又要同时当苦吟诗人，大概是不那么容易做到鱼和熊掌兼得的。若要做诗人，大概就得淡泊一些，不要对“长”字朝思暮想，为不能当副部级，或正部级而殚精竭虑地去谋划。要走仕途，就很难凭作品在文坛扎足面子，出尽风头，让众人向你顶礼膜拜的了。这种两律背反的状态，总得要割舍一头才是。江淹得志后，他再不愿“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这种现实主义也无可厚非，但他既不甘承认自己写得不好，更不愿承认自己写不出来，就编造了这样一个美丽的谎言，给自己画了个句号。 编出这样一个梦，说明他多少还具有一点文人气质。如果换个人，心胸比较狭窄，气量比较短小，不那么宽容，不甘于退出，利用手中的权力，先将南朝文坛扫荡干净，寸草不留，就他一人称王称霸，也还可以不耽误当官的。若江淹当时要这样做，划谁一个右派分子啊，打谁一个阶级敌人啊，把谁挂起来，吊起来，清理啊，审查啊，恐怕是不怎么费事的，皇帝都引他为知己的。但他只不过留下这一个梦与文坛再见，那风度要比后来写不出东西，却利用手中权力，利用靠山撑腰，利用一时便利，和什么也不利用，只是耍赖皮而来瞎折腾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汉代的司马相如，也做过一个类似的梦。《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呢？汉景帝这个人，不好词赋，因而也就不很赏识他。他就辞官跑到四川，和卓文君谈恋爱去了，官场不得意，情场却得意了。后来，汉武帝即位，也就是毛主席在《沁园春》里所提到的汉武帝刘彻，虽然说他“略输文采”，其实，他还是一个多少与文学有点“缘分”的帝王，譬如把得罪他的司马迁关进大牢里，让他受割掉生殖器的极其屈辱的腐刑。也譬如欣赏“劝百而讽一”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予以召见后，给他一个官当。司马相如当然很激动，还想专门献上一篇赋，来巴结这位皇帝。当时，也不光一个司马相如会写赋，邹阳啊，枚乘啊，都是此中老手，未必不想借此图个一官半职。所以，司马相如就放出这种神仙托梦的空气，先声夺人，造成声势。既然是黄衣人授意作的赋，那么皇帝可以不买诗人的账，却是不可不买神仙的账的。 这显然也是一个谎言的梦，一个欺骗人的梦，把皇帝给唬住了。因此，皇帝与文学有缘，是好事，像善于揣摩皇帝心理而投其所好的司马相如，就得利了，派他到西南附属国当外交官去了。但也不完全是好事，像坚持自己意见，不肯改变观点的司马迁，就倒霉了，从此在密不通风的大牢里，难见天日。所以，作家的梦，只要说出来，就必有耐人寻味之处的。 《太平广记》载：“元相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 元白二公，过从甚密，唱和极多，这种文人雅兴，见文生景，由景而情，是不必太较真了的。试想，从京都长安到古梁州，并非咫尺之遥，当斯时也，一无电报电话，二无特快专递，虽有驿站，那些亭邮们也绝不会把诗人的作品，多么当回事地予以传递。因此这往来的两首诗，不过是相互关注想念之词，拿出来刊印，流传，无非是两人友谊深厚的宣示，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罢了。因为在当时，同辈词家令狐楚，已经崭露头角的杜牧、张祜等后辈诗人，对于这两位文坛扛鼎人物，也未必多么敬佩的，所以这不一般的情谊，体现在文坛上，便是不可慢视的力量了。 关于梦，按照弗洛依德的解析，便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而这个在睡眠中的思维活动，又与心理，尤其是性心理之被压抑大相关连。因此，鲁迅先生不大赞成地说：“不过，弗洛依德恐怕是有几分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地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儿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于是，先生接着说：“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强，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梦要撞到现实上，就会粉碎，一旦文人要说梦的话，大概十有八九，便只有这种醒着时做的梦了。前面提到的江淹的梦，司马相如的梦，元白二公的梦，大抵就是这样的。 中国古人对于梦的看法，倒是颇合乎唯物论的。《太平广记》里有段文字，很耐寻味：“段成式尝言：‘闻于医曰：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夫瞽者无梦，则知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妓遗两樱桃，食之……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若是未经历，未体验，未接触，未实践，未耳濡目染，未身体力行，未闻未问，未知未识，怕是在梦中也未必会出现的。所以，段成式认为瞎子不会做梦，这是因为人所梦见的必须是他熟悉的事物。愚笨的人很少做梦，梦就偏偏不到他那里去，喂马的，驾车的皂隶们，一百天晚上也做不了一个梦。虽有上智下愚的优越感，但更接近于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 所以，做好梦，是一件快活的事情，做美梦，则是一件大快活的事情。但在这个世界上，从梦中快活得笑醒过来，那是一种至难得到的境界。能做此等梦者，除了白痴，必是太幸福而且已经麻木不仁者，否则，生活的无情和严峻，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惟有快活而无一丝不快的幸运儿，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日有所想，夜有所思，有的人梦中捡到现金支票一张，必定是平素礼拜赵公元帅甚勤者；有的人梦中做了文坛皇帝受人朝拜，大概也是日间东奔西走，太过于追求声名所致；有的人梦中一道白光，飞镖取仇敌首级于千里之外，必定是个孤独的，有受虐癖的报复狂；有的人梦中步入美女超市，目迷五色，三千佳丽，任君选用，倘非登徒子，也是一个表面道德文章的伪君子吧？ “梦觉隔窗残月尽，五更春鸟满山啼”，好在诸如此类的南柯梦，在他一觉醒来的时候，也就拉倒了。虽然诗人喜欢夸张：“恶梦醒来是早晨。”但小市民却比较实事求是：“做梦娶媳妇，你别想得美了！”可无论是做美梦者，做恶梦者，总比无梦者强。因为梦终究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想像世界，童年的梦，常常是作家最早迈入的文学之门。 但是，若有人醒着做梦而不觉，这种看似正常人的梦游行为，虽不影响食欲和性欲，但一个劲地像僵尸似的笔直地走下去，倒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譬如认为全世界都堕落了，只有他一个人在与全世界的存亡而奋斗。这种世人皆浊，惟吾独清的像哈姆莱特在那儿独白，“生存啊，还是毁灭？”也是蛮令人兴奋，可又觉得悲哀的事。譬如还留恋着当年作小将时冲杀中的欣快感，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的泄愤感，以致那种在不正常年代里，所形成的仇恨一切、憎恶一切、拒绝一切、排斥一切的准则，带到理智逐渐占上风的年代里，仍像唐·吉诃德君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与风车作殊死之战，便是不可理解的怪诞和荒唐了。譬如一定要簇拥出文学上的007、超人、奥姆教主、太阳圣殿的领袖来顶礼膜拜，在造神运动已经很被人厌恶的今天，哪怕原意并不在此的鼓吹，也能使人回忆起那个制造痛苦的年代。所以，这种不可理喻性，是和醒着的梦游者的执拗分不开的。 一定要做这样的梦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世界这么大，有各式各样的人的结群，有各式各样的利害冲突，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画面，于是有各式各样的梦，因此，也就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文学，想到这里，也就豁然开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