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姐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的失落，但很快又闪耀出了欣喜。林小姐说，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打工仔，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现在好了。当了记者，将来不要忘了我这个姐。林小姐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在她的眼里看到了泪花。
我说我怎么会忘了你呢？没有你当初把我招进厂来，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也许流落街头，也许会铤而走险。
林小姐说，不说这些了。中午我请你吃个饭吧，算是为你祝贺。另外你写一个辞工书，我批了，把你的工资结给你。
中午本来是和林小姐一起出去吃饭的。我想林小姐可能还有话要对我说。可是一个电话打乱了这一切。电话是大哥打来的。我问大哥在哪里。大哥说你别问这些了。你赶快去松岗医院，带上一些钱。我说怎么啦，你病了吗？大哥说，是阿标出事了。你也别问那么多了，我让你去你就去。我说你呢，你在医院吗？大哥说，有什么事往后再说吧。大哥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带上了所有的钱，赶到了医院。打听到了阿标的病房，才知道，阿标进了重症监护室。监护室的门外椅子上坐着一个警察。而睡在里面的阿标已昏迷不醒两天了。门外的那个警察听说我要探访阿标，问了我很多的问题，他一边问一边做记录。我说了我和阿标是工友，是他在珠江织造打工的工友。我也问了阿标的病情。警察说阿标是被人用刀捅的，捅了四刀，伤到了内脏。警察问我怎么知道阿标住在医院里的。我说是我哥打电话通知我的。我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我知道阿标的伤可能和我哥有关。警察于是问了我哥的电话，并在医院里借了电话让我打电话联系我哥，可是我哥的手机已关机。后来的两天时间，我一直不停地拨打我哥的手机，电话一直关机。大哥消逝在了南方，像一棵树消逝在森林里一样。
警察和医生允许我进病房看阿标。阿标躺在病床上，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摸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得没有一丝温度。我喊着阿标的名字，我说阿标，我是红兵。我看你来了。我说阿标，你要坚强一点，你要挺住。
我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又问了我很多的问题。我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又是传销。大哥把很多下线的钱都据为了己有，这让他的上线很是不满。可是大哥说你们说了过年分红，现在年都过去了快两个月了，你们一直没有给我分红，我当然要把钱截下来。而大哥的下线们，和那些下线的下线们，下线的下线的下线们，那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他们大部分都是东挪西借凑够了钱来搞传销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们拉下了水。可是该他们得到的提成，却迟迟没有兑现。
无法确定是大哥的下线们来报复大哥的，还是大哥的上线。总之他们都愤怒到了极点，于是想给大哥一点教训。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大哥的命。然而大哥的身边有个阿标。阿标在大哥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大哥得以躲过了一劫，阿标却躺在了医院里面。
1998年4月10日，我离开了珠江织造。本来我是想和林小姐道别的，然而林小姐那些天一直没有来上班。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我想将来有机会再来珠江织造看她吧。然而后来我一直很忙，一直没有去看她。直到有一天我想我该去看她时，才得知，她早已离开了珠江织造。而我，并未能成为《大鹏》杂志社的一名编辑。由于杂志社突然又换了主编，我的工作也泡汤了。我只能继续当打工仔。文学的梦想，就这样像昙花一样，美丽一现，就凋谢了。为了生存，我别无选择。
我再一次去看望我的二姐。我遇到的还是那个很能侃的保安。保安居然认出了我，他说是来找你姐的吧。我说是的。保安说，你早来几天就好了，你姐出厂了。我问保安知道我姐去了什么厂吗？保安说不知道。保安又帮我去问了几个和姐同拉的女工，没有一个人知道王红霞去了什么地方。二姐也不知道我离开了珠江织造。我还是每天拨打几遍大哥的手机，可是大哥的手机一直关机。我和我的大哥、二姐再一次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的珠三角，我无法找到他们。我的大哥和二姐，他们也许就在深圳的关外，在某个工厂里。我们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而我的好兄弟阿标，在医院里昏睡了多日之后，终于停止了呼吸。就在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了命令，禁止传销。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日子：1998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