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清

本书作者是文学大家,自有固定的读者群,善于用辛辣的笔触,调侃历史,以史论今。这是一部以明代人物或事件为背景,进行历史真相探究或者人文反思的历史散文作品集,是汇集作者近几年发表在若干报刊的散文合集,个别稿件属于首次发表。延续中华书局《李国文说唐》、《李国文说宋》的市场基础。酝酿更市场化书名,精雕细作,期待好的市场反馈。

和坤跌倒,嘉庆吃饱——这位清代大贪,还是一位“大墙文学”作家呢!
——这位清代大贪,还是一位“大墙文学”作家呢!
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八十九岁的太上皇乾隆,去冬不豫以后,病情每下愈况,转过年来,初一加剧,初二不起,初三驾崩,乾隆盛世至此告一段落。
中国皇帝通常都很短命,弘历是为数不多的长寿者,然而,不论臣民们将“万寿无疆”这个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动地,最终还是老天爷说了算,让你五更死,不得到天明,他眼睛合上了。
送终的人当中,有两个人表情比较怪异,一个吓得要死,极恐惧,但要做出极镇静样子的,是和坤;一个乐得要死,极快活,但要做出极悲苦样子的,是嘉庆。其他跪在大行皇帝灵前做泣血稽颡状,做痛不欲生状的皇亲国戚、文官武将,对这一君一臣的表演,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都估计会有一场好戏可看。但没有料到戏文马上开始,连上场锣鼓都没敲,大幕就拉开了。
嘉庆不是很有为的帝王,但对付和坤,其行动之迅雷不及掩耳,其手段之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倒是表现得极其刚毅决断,似乎颇有一点英主之气,可惜他一辈子好像也就英明伟大这一次。“初三日,纯皇帝宾天,初四日,上于苫次谕统兵诸臣,初五日,御史广兴疏劾和坤不法,初八日,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监禁。”(无名氏《殛坤志略》)。要不是考虑到皇妹是和坤的儿媳,要不是考虑大年节下开刀问斩不吉利,和坤早就人头落地了。
这也好,让这位中国历史上不数第一,也数第二的巨贪,看着自己积二十年的搜括,堆砌成的一座价值八万万两银子的冰山,霎时间化为乌有。关在大牢里的和坤,看到这样一个下场,能不感慨万千吗?抚今追昔,于是,一首诗涌上心头:“夜色明如许,嗟予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诗,写得不怎么样,但却是正经八百的“大墙文学”。
“大墙文学”分两类,一类是关在大墙里写的,另一类是走出大墙后写的,前者我相信真情实感要多一些,后者难免有得便宜卖乖的成分。因为不论哪个朝代,只要进到局子里,“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这个戒条,是千古以来蹲班房者的第一守则。至于出来大墙以后,笔走龙蛇,天马行空,那精神状态就大不一样了。所以,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尚可一读,但他走出古拉格,跑到美利坚之后的作品,便少有精彩,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从“诗言志”的角度看,和坤的诗,百年一梦,廿载劳神,还真是言之有物,不能不说是深刻的谛悟,比之后来那些或刻意渲染,或无病呻吟,或意在泄愤,或涂脂抹粉的“大墙文学”,要有看头得多。但从艺术角度上仔细推敲,此诗也不免“大墙文学”共有的那种意蕴浅白,直奔主题的通病,感情是有的,诗情就不足了。前人也说此诗:“诗殊不佳,足觇其概。”
但“廿载枉劳神”的这个“枉”字,倒是古今中外贪污犯最后必然会产生的顿悟。何谓“枉”,就是头掉了,命没了,纵使贪下金山银山,又有个屁用?最滑稽的当数唐代巨贪元载,代宗李豫抄他的家,竟查出调味品胡椒八百石,总量约合60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谁也弄不懂他收藏这吃不完、用不尽、卖不出、无他用的香料干什么。最后死时,他连一粒胡椒也带不到阴间去。宋代巨贪蔡京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贪官,抄家时发现其家有三大间屋子,从地上一直堆到房梁,装满了他爱吃的黄雀酢,即使他转世投胎二百次也食用不尽。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结局,在充军发配途中,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硬是不卖给他食物,给多少钱也不卖,活活饿死了。同样,和坤曾经拥有八万万两银子,在写这首绝命诗的时候,口袋里空空如也,连一个铜子也没有。
能不长叹一声“枉”也者乎?
尤其让他感到十分的亏和十分的冤,这些钱全进了绝不是他的对手,那个窝囊废嘉庆的腰包,让他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所以,公元1799年,和坤倒台后,京城流行的一句民谚,便是“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八亿两银子,相当于朝廷十年的总收入,这位皇帝,没法不在他父皇的灵前偷着乐。
话说回来,巨贪和坤虽万死难赎其罪,但若无其主子乾隆的百般宠信,纵容包庇,他有可能贪污下如此天文数字的赃款?现在已无法弄清楚和坤感到“辜负九重仁”的乾隆,为什么任其贪赃枉法的真正内情了。
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为尊者讳”而隐恶扬善的传统,个人写的回忆录,通常也是尽说好的,不说孬的。有的人,甚至将屁股上没擦干净的遗矢,也美化成头顶上的光环,历史遂成为扑朔迷离,雌雄莫辨的谜。不过,若按《史记》和《汉书》的《佞幸列传》类推,凡能成为帝王的弄臣者,多半具有同性恋的关系,而和坤偏偏是一位“仪度俊雅”的美男子。因为,从乾隆对和坤无微不至的关怀来看,他不像万岁爷,更像一位老情人。我始终在想,弘历如此厚爱和坤,是不是有可能存在着性畸变的因素,也是说不定的。
据《庸盦笔记》,谈到和坤的发迹史,“乾隆中叶,和坤以满州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选舁御轿,一日,大驾将出,仓皇求黄盖,不得,高宗曰,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坤应声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职。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洪亮,乃曰,若辈中安得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
“俊雅”“解人”二语,耐人寻味。
有的野史演义,说和坤乃轿夫出身,是有点臭他。但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坤30岁前,在相当于仪仗队的銮仪卫为三等侍卫,是一个极普通的,扛扛旗子或者打打黄伞的仪仗队员,大概是不会错的。然而,命运这东西也难以预料,一是他的优雅风度,二是他的识解理趣,被高宗一眼看中,这是乾隆四十年(1775)的事情。于是,时来运转,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将他调到身边来了。
君臣之间的距离缩短,这是最最关键的一点,读者幸勿轻轻看过。
果然,不到一年间,比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还邪乎,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也就是说,一身兼任财政部、内务部、首都警备区和陆军司令等要职。前清的军机大臣,实际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乾隆将如此机要重职授予他,可见对这位弄臣爱之弥切。好像还怕其仅拥有炙人权势,不足以表示对他的爱,格外赏他一个崇文门税务监督的肥缺。旧时北京有东富西贵之说,别看这是级别极低的衙门,但却是一个肥得流油、日进斗金的美差。
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益发飞黄腾达,由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副部级升为正部级,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上加衔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尤其贻笑大方的,将一个基本上没有学问、未经科举、也没读过多少经史子集的、只是一个官学生(大约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和坤,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别看纪大烟袋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能给他当副手。
这就是“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古代版。乾隆帝真是爱他呀,把最钟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和坤的儿子丰绅殷德,君臣两人成为儿女亲家,试想,天底下,除了乾隆以外,还有谁能超过他?嘉庆,他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坤再兼兵部尚书头衔,外加管理户部三库,老爷子等于把国库的大门钥匙,也交给这位情人,任其自取。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坤交出兵部尚书衔,任户部、吏部两尚书,受封为一等男爵。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为户部的管部大臣,有权管理户部所有长官;五十三年(1788)晋升为三等伯爵;五十六年(1791)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步步高升,令人目不暇接。嘉庆二年(1797),乾隆帝身为太上皇,仍不忘自己的情侣,改任和坤为刑部管部大臣,兼户部管部大臣。嘉庆三年(1798)晋升为公爵。
乾隆将一个仪仗队员,抬举到掌管军国大事的重位,尤其当了太上皇以后,全权委托和坤便宜行事,气焰嚣张到极点,别说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对他畏之如虎,就是皇子皇孙、亲王贝勒,对他也要礼敬三分,甚至已正式称帝的嘉庆,有什么事要面奏乾隆,也得拜托和坤,请他通融。
唐之元载,宋之蔡京、明之严嵩,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贪官,但得到帝王如此高抬厚爱者,和坤是独一份。中国帝王的男宠之风,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史记》《汉书》不怎么避讳,直书“共卧起”这种同性恋行为,嗣后的史家,便闪烁其词了。但从和坤所受的宠遇看,龙阳之兴、断袖之癖、帝王的弄臣现象,一直到清末,仍是中国宫廷中最阴暗的一角。
所以,和坤不仅是巨贪,恐怕更是中国污秽文化中的那最肮脏的毒瘤。
颙琰登基四年,说来可怜,是个有名无实的儿皇帝,一切都得视老子的脸色行事,还要与大权在握的和坤虚与委蛇。所以,盼着太上皇撒手西去,做大清国真正的一国之主,是颙琰四年来的梦。好,这一天终于来到,老爷子终于不再指手画脚,停放在殡殿里了。
和坤的神气,马上就是昨夜星辰昨夜风了,傻子也能看得出来,嘉庆在“御榻前捧足大恸,擗踊呼号,仆地良久”,那三流演员的蹩脚演技,完全是在装蒜。但从他掠过和坤时的眼神,谁都明白,这位权相的脑袋能在脖子上维持多久,是大有疑问的了。
谁教他拥有那么重令人嫉恨的权,那么多令人眼红的钱呢?从1775年到1799年,和坤倚势弄权,疯狂聚敛,二十多年搜括下八亿两银子的天大家业,创下中国贪污史上吉尼斯纪录。
从清人笔记中,查出来的三种说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一、《清稗类钞·讥讽》,“和坤在乾隆朝,柄政凡二十年,高宗崩,仁宗赐令自尽,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时人为之语曰‘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八百兆”,即8亿两银子,清代的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50~60元,其查抄财产总值应该有400亿至500亿元人民币的样子。
二、《庸盦笔记·钞查和坤清单》,“十七日,又奉上谕,前令十一王爷盛柱庆桂等,查钞和坤家产,呈奉清单,朕已阅看,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这个数字为223895160两,仅仅是已估价者;而尚未估价者,三倍有余,其总数也应接近上述引文所估。
三、《祷杌近志·和坤之家财》,则说得更为清晰。“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坤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坤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清朝末季,屡败于列强,所签不平等条约都以割地赔款了事。其中《马关条约》,赔款为二亿两,《辛丑条约》,也就是庚子赔款,为四亿五千万两,两者相加,为六亿五千万两,“仅和坤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清末民初的人士,持有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是有根有据的。
贪污,对政权来说,犹如人之流血不止的创口,要是不止住汩汩流血,这个人最后必失血而亡。同时,贪污,对统治者来说,犹如人之患恶性传染病,要是得不到控制,疫情扩展,许多人都因染此贪症而亡。清代自乾隆后,便走下坡路,出现这样总额为八亿两银的巨贪,以及随后嘉道咸同更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不能不说是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据《清史稿》,以乾隆五十六年计,岁入银4359万两,岁出银3177万两。以嘉庆十七年计,岁入银4013万两,岁出银3500万两。那么,和坤个人的家产,相当于大清国每年GDP数的二十倍以上,颙琰要不眼红才怪。
所以,初三那个夜晚,老爷子停尸在寝宫,嘉庆来了个绝的,一是为了切断和坤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二是为了给这对同性恋伴侣最后一次厮守机会,他当众宣布,着委和相替朕为大行皇帝守灵。
和坤敢抗旨说一声不?
和坤敢借口我要回家穿件厚一点的衣服?
和坤只敢在心里骂,你这个小王八蛋羔子,老子早该让老头子将你废了!
嘉庆看着他,知道他所思所想,更知道他后悔不迭,下手已晚,因此,也在心里回答他,阁下,除非你有办法让老头子还阳,否则,你死定了!
在中国,做皇帝者,一国之主,贵为天子,未必不是小人,而小人,又有几个不睚眦必报呢!嘉庆资质平平,才分很低,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到他,恰巧也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衰仔了。但是,老子断气以后,能够当机立断、果敢行事,令人对他刮目相看。第一举措,就是褫夺和坤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第二举措,是“不得任自出入”,切断与其党羽联系,令这位弄臣在殡殿昼夜守灵,按时下的说法,也就是“双规”了。
大清王朝,仿佛成为一种传统,每次易帝,都有一场对前朝重臣的残酷清洗。如顺治清算多尔衮,如康熙擒捉鳌拜,如雍正禁锢隆科多、赐死年羹尧,如乾隆除掉讷亲,以及嘉庆赐令和坤自尽……应该说,都是一出出精彩好戏。密谋策划于幕后,酝酿串联于地下,枭首祭刀于不防,斩草除根于无穷,风云变色于顷刻,刀光剑影于宫廷,这些权力角逐中血肉横飞,人头落地的故事,想不到三百年后,成了荧屏的香饽饽,编导演的摇钱树。
封建王朝接班人的更迭,即使父死子继的正常承袭,也是一次宫廷地震。坐上龙椅的新主子,往往先做两件事,一是消灭竞争对手,二是清洗前朝重臣。嘉庆不能饶了和坤,就因为他同时拥有上述双重身份,不干掉他,这龙椅未必坐得稳。更重要的,他接手的是一个老爷子六下江南花空了国库的赤字政府,而和珅,腰包却鼓得要命。现在,老爷子死了,我不朝他要钱,跟谁要?
可要他钱之前,先得要他命。
嘉庆想吃掉和坤,要他这份天大的财富,蓄谋已久,非止一日,从铲除和坤的全过程看,那滴水不漏、周密细致、按部就班、斗榫合卯的精确,显然,有一位幕后高参,早就为他制订下一份日程表。我一直在史册中寻找这位级别至少是九段的权术高手,曾经是嘉庆为太子时的老师,后来受和坤迫害谪降外省的老夫子朱珪,我觉得大有可能。这位吏部尚书、署安徽巡抚,应该是清算和坤这出好戏中,深居幕后、决不出头露面,然而老谋深算的高级参谋。
颙琰让和坤在殡殿“双规”,这是当年崇祯在其兄死后接位,收拾魏忠贤时,派魏为山陵使,发往昌平修陵的老戏重演,这一手,绝非凡庸的嘉庆想得出来,肯定是他当年的侍讲学士朱珪指点,但历史记录,包括最详尽的起居注,都隐除不述。只有“自是大事有所咨询,(朱珪)皆造膝自陈,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关白军机大臣”这些词语,略可了解有关朱珪的蛛丝马迹,但仅从这些词句,就大致可以猜想出来,这位嘉庆的老师在这次清洗运动中的作用了。
嘉庆接乾隆,与其祖父雍正接康熙,情景大致相似。这两位都是高龄统治者,康熙在位60年,乾隆在位64年,长期执政,力衰心竭。生理的老,是宇宙新陈代谢之必然,所以,年长的统治者,治国的经验可能非常宝贵和丰富,但身体力行起来,就缺乏年青领袖的朝气和干劲。加之心理的老,也使得这些高龄帝王缺乏应变机能而落伍,趋向求稳保守而滞后,往往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弘历晚年与玄烨晚年,都将一团糟的政局交给接班者。
老爷爷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给孩子们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七老八十,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勤民听政,对自己说来是痛苦,对别人说来就更痛苦,对整个国家而言,绝对是祸不是福。这二位,史册的记载,都有“晚年倦勤骄荒,蔽于权幸”“性喜夸饰,适滋流弊”等词句,可见这都是老皇帝易犯的通病。这两朝最后所形成的政纪松弛,官员腐败,财政拮据,国库空虚的结果,也差不太多。
但是,雍正是干才,能够扭转康熙造成的颓势,而嘉庆是庸才,无力改变乾隆的衰势,弘历死后第四十一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大清王朝便一败涂地。
朱珪导演的嘉庆干掉和坤,与崇祯于掉魏忠贤,是同一出戏的明朝版和清朝版,但朱由检可是单打独干,没有一个人帮他的忙。最初,朱由校驾崩,遗命他登基接位,处境比嘉庆险恶得多,魏忠贤只要看他不顺眼,随时可以置他于死命。进宫后的崇祯,连宫里的饭都不敢吃一口,生怕下鸩将其毒死,好几天只吃揣在怀里的,系他嫂子熹宗皇后为他烙的饼。而颙琰,实际上是有一个反和坤的地下集团,为其出谋划策,说不定去年冬天,乾隆一病不起之后,嘉庆就将首席参谋朱珪密召回京。
这一切,和坤蒙在鼓里,了无所知,这就是作恶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效应了。第一,他之不得人心,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第二,他之贪得无厌,也到了鬼神俱惊的程度。据近年来抓获的贪污犯来看,无论大小,只要钻进钱窟窿里,就完蛋了,钱是他的命,钱比他的亲爹亲妈还亲。和坤也是如此,握权二十多年,疯狂攫取,不顾一切,为非作歹,利令智昏。乾隆干什么,他也许能知道;嘉庆干什么,他未必全知道;而这位被他进了谗言外放的朱珪,就更不可能知道何去何从,即使别人微闻风声,也不会去向他报告。此人不但不去安徽当巡抚,还在京城住下,为了进宫方便,在靠紫禁城较近的东华门,置了一套小院,有事没事,一顶小轿抬进宫来“造膝自陈”。看来,大家不但把和坤瞒得死死的,对他的铁杆亲信,也封锁得严严的。
于是,“初八日,奉旨革和坤职,拿交刑部监禁”以后,“十八日,公拟和坤罪状,请依直隶总督胡季堂条奏,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着从宽,赐令自尽”(据无名氏《磔坤纪略》)。从和坤的兴亡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因为他一有权,二有保护伞,三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四有愈陷愈深的侥幸投机心理,五有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王朝体制,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贪污犯。
现在来看,“和坤跌倒,嘉庆吃饱”,换个说法,“嘉庆为了吃饱,和坤必须跌倒”,也未尝不可。和坤固然该杀,但嘉庆也不是好东西。虽然,和坤殚思竭虑地提防嘉庆,但从未想到趁乾隆活着,将颙琰废立。按说,结党营私,羽毛丰满,盘根错节,上下呼应的他,要想政变夺权,难保不能成功。可是,年届花甲,双足委顿的和坤,再也没有力气和勇气,去冒什么险了。尤其,日积月累,那八亿两银子堆成的金山,对这个“少贫、无籍、为文生员”出身穷苦旗民的和坤来说,早已异化为财富的奴隶,别想再有什么作为。
看起来,《清史稿》说他“少贫,无籍”这四个字,有深意焉。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贪官,唐之元载,宋之蔡京,明之严嵩,清之和坤,都与早先贫穷的身世,寒苦的家庭,小农经济意识的精神世界,缺乏起码的文化教养,有着某种因果关系。他们在聚敛的兴趣,贪污的癖好,搜括的目标,以及从贪黩中获得满足感方面,在为非作歹的过程中,胃口之贪婪无耻,手段之穷凶极恶,行为之卑鄙下流,淫乱之动物本能,道德之沦丧殆尽方面,无论过去的贪官,无论现在的贪官,无论巨贪、惯贪,无论大贪、小贪,毫无例外地都是一丘之貉。
所以,位居相国,总揽朝政的和坤,也不能例外,作为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尽管相当程度的假冒伪劣,哪怕装蒜,也应做出领袖儒林、一代学宗的样子。但是,这个有了八亿两银子的相爷和坤,与以前没有多少饷银的仪仗队员和坤,与以前生计维艰家境贫寒的旗人子弟和坤,那一份铭刻在心底里的寒酸,是永远也不能磨灭的。据《祷杌近志》:“和相赋性吝啬,出人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亦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己。”
他早年是御轿打旗的,后来他发达到也可以坐御轿,由别人为他打旗的地步,但他的灵魂中,还是那个打旗的,一口一声“喳”的侍卫形象,外变而内不变,形变而实不变,这是中国所有“少贫、无籍”的贪官污吏最可悲的心理状态。
和坤,作为小农,鼠目寸光;作为穷人,惜财如命;作为奸佞,以为只消将主子侍候得舒舒服服就行,而遑顾其他;作为同性恋者,只图眼前的欢乐,根本想不到情人会有被上帝召走的那一天。于是,他不怎么把嘉庆放在眼里,更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他知道有反对派,知道有不甚买他账的大臣,也知道表面恭顺的嘉庆,未必真心服气于他,但他认为有老爷子罩着,便浑不在乎。可他忘掉了,更多的,是那些保持着沉默的大多数老百姓,这些不发出声音的人,才是他无法逾越的喜马拉雅。
一旦你倒台,便是过街耗子,便是千秋万代的臭名。
据《鸥波渔话》,处死这位巨贪以后,“又于和坤衣带间,得一绝句云,‘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日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无论是“廿载枉劳神”,还是“五十年来幻梦真”,对这位“大墙文学”的作者而言,一切的悔恨都未免太晚太晚。如果,他知道,还有三天,被赐自尽,也许连这点诗意也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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