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越秀区的榨粉街，早年就是喧嚣的市廛。而在辛亥革命时期，更一度热闹得不得了；由于这里居住着的一位前朝大佬梁鼎芬，所以声闻遐迩。因为他执一不二地死忠大清皇帝，因为他自始至终地坚持保皇立场，而且曾经发难参奏李鸿章，劾其罪当砍头，以谢国人，还曾一怒之下按住章太炎，动手打他屁股，施以笞责。故而时人以怪物视之，对他有“梁疯子”之称。榨粉街住着这样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好奇者，好事者，好慕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那时广州，盛行木屐，这条踢踢踏踏、拖泥带水的街道，自然也就成为羊城的一道风景。不过，花开花谢，往事如烟，百年过去，别说榨粉街，恐怕连他的原籍广东番禺，这位保皇派也早已被人遗忘。梁鼎芬（1859—1920），字节庵，号星海，自幼天资聪颖，禀赋出众，堪称博学多识，腹笥丰赡。舆论认为：在岭南，论才智英锐，唯南海康有为；论笔墨翘楚，唯新会梁启超；而论政治作为，论文学成就，差可比拟的人物，恐怕也就这位番禺的梁鼎芬了。辛亥革命，满清变为民国，皇帝变为总统，善变的中国人，尤其文人，在这场剧变之中，无不粉墨登场，尽兴表演。剪掉辫子，咸与维新，旧派变为新派，朝秦暮楚者有之；长袍马褂，托古改制，新派变为旧派，首鼠两端者亦有之；维新派成复辟派，保守派成反动派者则更有之。只有这位梁鼎芬，以不变应万变，从前怎样，现在仍是怎样，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中，他本着我就是我、我永远是我的主张，压根不变。也许正因为这个不变，所以，榨粉街上总是断不了想一睹尊容的粉丝。梁鼎芬天分极高，年纪轻轻，就脱颖而出。学历、科场、登籍、仕途，无不一路拾芥，连中连捷。试想，光绪二年（1876）乡试，18岁即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会试，22岁又中进士，随后殿试，授为翰林，散馆授编修，享七品衔，这等发迹的快速度，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再加之他才气夺人，笔墨出色，傲居岭南，锋芒毕露。第一，诗写得不错，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云，“其髯戟张，其言妩媚。梁髯诗极幽秀，读之可令人忘世虑，书札亦如之”。第二，字写得漂亮，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云，“笔力则力透纸背，而墨彩则凸出纸上，秀逸之气，扑人眉宇，匪唯用笔之精，兼处用墨之妙”。第三，楹联更是他的拿手好戏，“独坐须成霜，那有高名惊四海多年襟似铁，勉修苦节过余生”，这副楹联，看得出来，颇有一点牢骚，大概是他晚年的手笔了。中国文人，都喜欢玩这种文字魔方，虽然对偶排比，拿手就来，但高下精拙，却大有分别。这个梁鼎芬，不但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楹联写得格外的好，信笔而就，潇洒从容，脱手即得，语惊四座，也难怪他目高一切，睨视众生，顽固坚持，始终保皇，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实在太有学问了。在中国，有学问的人不难找，但如梁鼎芬这样有学问还有头脑的人，就难寻难觅了。所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经营惠州书院，非要聘他为主持院务的山长不可，而紫禁城要为逊帝溥仪找老师，看准了他就是最适当的太傅人选。辛亥前后，他的学问人品，为朝野推重，他的行动举止，受时人瞩目，也就可以想象得知了。梁鼎芬一生，总抱着这个天子门生的情结，总认为应该为这个天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在中国科举制度中，金銮殿上的所谓殿试，是以帝王钦点的方式优中选优，拔擢最佳俊秀，而赋予殊恩的设置。凡殿度入式者，都称为天子门生，也就那一时的风光、那一阵的风头罢了。可梁鼎芬却特别在意，特别当真，一生以天子门生自居，顶礼膜拜光绪皇帝。清朝未亡时忠，入了民国还忠，你可以不赞同他的这份忠，但你对他忠到老，忠到死，死了以后，还要将自己骨骸埋在河北易县清西陵的梁格庄的一抔土中，守望着光绪崇陵，你不宾服也不行了。在这个充满聪明人的世界上，对那些聪明到滑头的人，对那些不但聪明滑头而且变化无端的人来说，像这样一辈子不变初衷、一根筋到底的梁鼎芬，应该说是一种稀有动物了！光绪十二年（1885），刚刚结束的中法战争（1883—1885），由于李鸿章一味主和，迁延观望，坐失良机，本是胜方的中国，却在签约中输于败方的法国，舆情大哗，民怨沸腾。时年27岁的梁鼎芬，作为天子门生的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上疏光绪皇帝，参奏李鸿章。他在奏稿里称，有“十大可杀之罪，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消息一出，整个北京城目瞪口呆，不知天高地厚的他，立刻闯下泼天大祸。一个翰林院的新科编修，竟敢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西太后最为倚重的枢密顾问发难，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了。而且，这年适逢慈禧五十大庆，她要李鸿章尽快结束这场战事，免得破坏她做寿的兴致，李鸿章才签订这个对法国人放水的《中法新约》。那时京城既无互联网，也无QQ微博，既无手机短信，也无电视新闻，一夜之间，年纪轻轻就留着大胡子的梁鼎芬出了大名。敬他者尊称髯翁，臭他者直呼梁疯子，成为京城第一新闻人物。一方面，由于李鸿章搞洋务，历来多以割地赔款了事，不满者颇多，对梁之敢摸老虎屁股，大为赞赏，甚至比之明朝嘉靖年间的杨继盛参奏严嵩。一方面，胆小怕事的满汉官员，从来是护着卵子过河，小心过（肾）甚之辈，这个梁疯子，倘不是鬼迷心窍，就是脑袋进水，耗子抓猫，螳臂当车，岂非找死不成？那时，顿成众矢之的的梁鼎芬，好不尴尬，到宣武门虎坊桥湖广会馆访亲会友，奚落者有之，排揎者有之。他只好回到广州，把自己关在榨粉街的居屋里，闭门不出，静候处置。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梁之参劾李鸿章之举，似有另外隐情：“节庵何以劾合肥，相传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精《子平风鉴》，有奇验，且谓节庵寿只二十有七，节庵大怖，问禳之之术，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节庵归，闭门草疏，劾李鸿章十可杀。其舅张某力阻，不可，意谓疏上必遣戍，乃竟镌五级，二十七岁亦无恙。此说流播已久，存之而已。”我不大相信梁之劾李鸿章，只是为了禳解。其实黄濬也持保留态度，故说“存之而已”，大有未足凭信的意思。因为这位光绪皇帝的死忠者，不光弹劾过李鸿章，嗣后还弹劾过袁世凯，弹劾过奕劻，甚至连慈禧欲废光绪而立的大阿哥溥俊，也曾上书参奏过。看来，梁鼎芬不一定爱大清王朝之所爱，却一定要恨大清王朝之所恨。在攸关社稷安危、疆土完整、国体民本、帝制长远这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要做忠臣的，也是不怕杀头的。“禳解”一说，可能是奏劾李鸿章的因素之一，性格决定命运，他一心要做天子门生，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晚清时期，民谚如此说：“左宗棠做事，曾国藩做人，李鸿章做官”，在中法战争中杀得法国远征军丢盔卸甲的，恰是左宗棠的湘军一部黑旗军刘永福，谁知攻下谅山，即将收复河内之际，李鸿章签署和约，下令撤军。气得左宗棠大拍桌子，“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梁鼎芬所以跳出来弹劾，不能排除他受到左宗棠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天子门生的心结，跳出来上书，闹得满城风雨。中法战争，主和者实为西太后。老太太不点头，李鸿章怎敢把安南的宗主权出卖？一个会做官的人，一定会以顶头上司的意志为意志。李鸿章洞穿老太太的内心活动，一是她的五十大寿，二是她怕法国因败而怒，加派军舰北上，重蹈第二次鸦片战争覆辙，于是这场战争遂以败方法国成为胜者、胜方中国成为败者而终结。所以，梁鼎芬惹毛的不是李鸿章，而是西太后。慈禧一看这篇奏折，勃然大怒。这是一个什么阿物儿，竟敢说三道四。“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翰林院重新给他安排工作，当然是奉旨寒碜梁鼎芬了，任太常寺司乐。所谓“司乐”，就是管理十来个乐工的吹鼓手头儿，他哪是笙箫管笛、吹拉弹唱之人，一气之下，辞职不干，光绪十三年（1887），刻了一枚闲章“二十七岁罢官”，回广东去了。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直关注梁鼎芬的动向。开始对他好奇，哈！这小子真浑；随后就是惊骇，喝！这小子真敢；接下来，不但敬佩他的人品才学了得，道德风范了得，而且很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果是天地间一丈夫，马上引为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之洞，晚清的杰出政治家。他主张改革，不主张革命；主张师夷之所长，不主张动摇王朝之体制，更反对洋务派的卖国主义。一听说这个梁疯子，竟不自量力地挑战李鸿章，更是渴慕敬重不已。梁节庵告别京城，甫回广州，马上收到张的邀请，要他出任广雅书院讲席，希望他能从事一些他愿做的事情。随后不久，张之洞即去惠州见他，从一早谈到中午，又从下午谈到夜晚，意犹未尽，接着隔日再谈，可见宾主投契的程度。一为封疆大吏，一为免职官员，品级悬殊，地位不一，但在维护封建制度、巩固王朝正统、引进西方工业、借以强国固防等一系列话题上，两个人却能达到高度一致。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号壶公，河北南皮人，是一位有抱负、有胸襟、有胆识、有能力的帝国栋梁，也是一位立志救国、主张新政、力图中兴、匡扶大清的封疆大吏。他之赏识梁鼎芬，因为他在光绪五年（1879）满清与俄国签《里瓦几亚条约》时，也曾经是一个强烈的反对派，曾上疏奏劾过丧权辱国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以对弹劾李鸿章有十可杀之罪的梁鼎芬，视为同道之友，忘年之交，惺惺相惜，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函件往返，还亲自造府敦请，这当然是很犯忌的事情。首先李鸿章反感，其次老太太不高兴，但张之洞不畏得罪权贵，不顾朝野侧目，硬是将梁疯子纳入幕下。张之洞待梁，从善如流，言听计从，大胆放手使用；梁鼎芬对张，倾心吐胆，出谋划策，以报知遇之恩。时人有言，梁是张的影子，也就了解张之如何重用、梁之怎样卖力了。梁鼎芬在张之洞幕下，长达十六年之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默契，得心应手。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梁也随之赴武昌，任两湖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梁又去南京主持钟山书院。《清史稿》据此称张之洞，凡“言学事惟鼎芬是任”。其实张南皮一生始终抓紧的三件大事，一办教育，二建实业，三练新军，哪一桩都少不了梁的调和鼎鼐。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张南皮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得归功于这个一点也不疯的梁疯子。晚清末年，张之洞湖北任上造汉阳兵工厂，引进德国克虏伯公司的设备和技术时，因为辜鸿铭精通多国文字，也曾重金敦请他入幕。他就说过：“凡张文襄的是处，大家都不提及梁节庵的作用，凡张文襄的不是处，大家无不以为是梁节庵的主意。”在辜汤生看来，梁鼎芬岂止是张之洞的一个智囊、一个文胆，实际是张之洞的高级政治顾问，人称“小之洞”，可见其位置之重要。百日维新，是晚清最后一场政治决战，也是垂死王朝回光返照的挣扎，变法成功，不能扭转乾坤，变法失败，则覆亡得更快。然而，摆在每个官员面前的这道选择题，你是帝党，还是后党，二选一，却是必须回答的。此时已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张之洞，自然是要两面下注，这是其政治动物的保护本能，也是其官场老手的投机手法。一方面对老太太竭诚效忠，一方面也向维新派联络拉拢。其实，张之洞先就对维新派投注了，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公车上书后的康有为，来到上海，张之洞就将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接到南京，上宾款待，导师视之。强学会的成立，《强学报》的发行，实际是得到张之洞的解囊相助。这时的康有为，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但小人得志，终究浅薄，文人有权，头脑膨胀。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又：“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为什么谈崩？为什么决裂？根本分歧在于：洋务派主张师夷人之所长，维新派主张实施西方政治体制。在强国这个大目标下，洋务派和维新派是一致的，怎么强？如何强？往哪个方向强？张之洞和康有为就找不到共同语言了。康的自编年谱中，多次出现梁鼎芬的名字，可以想见，他所扮演的消防队这个角色，所起到的灭火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的维新派，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达二百八十多件。这几位新贵，暴得权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就是中国文人成不了气候的致命伤了。其雷厉风行，其迫不及待，连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维新派脑袋一热，不但忘了可能的友军洋务派，也忘了退缩到颐和园里、围着老太太转的保守派。如此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大动作，实际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门外菜市口的断头台。戊戌失败，大开杀戒，秋后算账，砍头一堆。而张之洞，这个百分百的帝党，这个维新派的后台，这个掏出五千大洋给康有为办强学会的金主，竟然毫毛也不损一根。第一，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乃梁鼎芬参加策划，与张之洞共同合作的产物。《劝学篇》最早版本，付梓时书名为《强学篇》，但在维新派组织“强国会”、创办《时务报》以后，梁鼎芬为了避免误会，立刻采取措施，改书名之“强”为“劝”，一字之易，泾渭分明，恪守祖宗规矩，立场坚定，为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第二，康有为的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让梁鼎芬大为恼火。撰《康有为事实》一文，列罪状三十二款，批判其政见，揭露其隐私，称康有为乃是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才庸质劣、招摇撞骗之徒，焉能与他同流合污，让老太太明白，我张之洞是与康有为一直划清界限的。西太后本是人精，她会弄不清谁该杀头？谁该关押？她会不在意那几位封疆大吏，背后搞鬼？不过，她也不想扩大打击面，于是轻轻放过，不予追究。尤其吊诡的是，在帝、后摊牌的前夕，光绪突然以急电召其进京。不知为什么，张之洞竟未成行。是有人给他打了什么招呼，要他小心谨慎，还是他自己害怕去蹚浑水，欲行又止。这其中，梁鼎芬又会给他什么建议呢……这一切，大概是永远的谜了。躲过戊戌政变一劫，张之洞很是感激梁鼎芬，说报答也好，说酬庸也好，让这位追随自己十多年的部属，得到他应该有的一切，便是唯一能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了。梁鼎芬当年参劾李鸿章，惹恼过慈禧，被罢了官。这个前科，使张之洞未敢造次行事。第一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先请托其同僚湖北学政王同愈奏荐，试探上峰的态度。当年十二月，学部居然点头，赏还其“翰林院编修”的原衔，这就等于当下的平反改正，不再打入另册。第二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再拜求他的同事、时为布政使的满洲大臣端方保举，起复为直隶州知州，虽非实缺，级别待遇因此相应提高，很有一点落实政策的意思。第三步，这年的三月，张之洞亲自出马，上《保荐人才折》，称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赤胆忠心，直言敢谏。大清朝不兴，正是缺少此类人才也”。建议送部引见，优与录用。于是，梁鼎芬官运亨通，数年间，“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清史稿》）。二十七岁罢官，并镌印章存念的梁鼎芬，是张之洞大胆容纳了他；四十二岁复出，获得为布政使相当于省长的职务，又是张之洞鼎力斡旋的结果。对张之洞这一份天高地厚之恩，世间难得之情，能不刻骨铭心而没齿不忘吗？所以，光绪三十五年（1909），张之洞病逝北京，作为知己、知遇、知友、知音的梁鼎芬，能不急如星火地由南方奔丧而来吗？据说：一进什刹海旁白米斜街三号张府，二话不说，扑到恩公的寿材前面，号啕大哭，长跪不起。大家以为他哭两声，站起来该劝张家后人节哀顺变的。谁知他一哭，就不可收拾，就大张旗鼓，其间有执事附耳提醒，梁大人，您稍微压一压嗓门，您哭的声音太响，正经八百的孝子哭声，反倒听不见了。通常在这样的奉劝下，也应该就此打住。大胡子不，眼睛一弹，我是哭给死人听的，也没要你听，用你管什么闲事。反而呼天抢地，哭得更加厉害。然后就是安葬，从京城到南皮二庙村张之洞老家，二百多里，一路扶灵，一路恸哭。下葬以后，他还坚持按古礼“居倚庐，寝苫枕块”，非要在墓前守制，露天寄宿。谁也劝不住，谁也拦不住。嗣后，梁节庵往返京鄂、京粤之间，乘坐火车，路过南皮，他一定会从座位上站起，在车厢里向东肃立，以示敬意，直到列车开过南皮以后，他才肯落座。你可以说他演戏，也可以说他作秀，但是，倘无一点真情，很难做到，更难坚持。他做到了，他坚持了，这就得另眼相看。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鼎芬升任湖北按察使。这位怀大清情结的天子门生，认为当前列强欺凌、内乱纷起、时政日坏、败象丛生的国难，纯系朝廷中虎狼当道、豺狗主事、结党营私、欺君蒙上所致。他要值此谢恩入觐面奏的机会，将败类面目揭穿。也有人劝他，你不讲话，人家不会将你当哑巴卖掉的，他不听。更有人说他，好容易得归正果，没必要瞎折腾，再弄得血本无归，他还不听。那时，张之洞尚健在，已还京，即将任体仁阁大学士，就宰相之位，他也不去征询一下意见。这个梁疯子，与当年弹劾李鸿章一样，谁脑袋大，弹谁，谁块头大，弹谁，他上朝谢恩仪毕，应该退下，谁知他节外生枝，袖出一纸奏章，“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阴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清史稿》）。辛亥革命以后，他不出仕民国，做大清遗民。既为天子门生，就为光绪效力。“自愿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人称“种树大臣”。他就住在崇陵旁边的梁格庄，每天一早起来，拖着一条病腿，扛着一把铁锹，在陵墓周围的山上，刨坑栽树，如是数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确也应该得到尊敬。由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到处筹款。后来，他想出一个绝招。自掏一千光洋，在琉璃厂烧制瓷瓶二百。让家人装上崇陵的雪水，拉进城来，礼送给那些王公贵族，高官豪门，求其赞助。多给者，他感谢，少给者，他骂街，谁也不愿惹这个梁疯子，纷纷解囊。这样，募得一大笔善款，终于使崇陵绿树成荫，松柏常青。民国三年（1913）隆裕太后死，合葬于崇陵，梁鼎芬主持这场送葬仪式。最后礼成，当地宫石门将要掩闭时，人们这才发现操办葬礼的种树大臣，还在地宫未出来。赶紧提着灯笼，打着火把，进去寻找，终于找到了他，跪在棺椁前，决心殉葬。官员们拿他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工匠，强行将其拉扯起来。这一回，他没能坚持得住，终于被强抬出地宫，在太阳底下，操劳过度的他，因严重缺氧，那张出现紫绀的脸，面显死色。人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梁疯子，也将走到生命尽头了。我估计，从此而后，像他这样来自广州榨粉街的一根筋式认死理的怪物，大概是不会有了。不过，作为一介文人的他，能够守着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难道不应该为他的孤直精神，喝一声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