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然而抗战文艺，要怎样写出来?似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我有一点儿偏见，以为任何文艺品，直率地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一种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我们常常在某种协会，看到存堆的刊物，原封不动地在那里长霉，写文字者的心血，固然是付之流水，而印刷与纸张的浪费，却也未免可惜。至于效力，那是更谈不到了。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代，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地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这本小说，是我根据以上的意见写的，是否能写得与抗战有关，是否能表现一点儿用意，我自己是陷于主观的境地，无法知晓。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斯了。
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将尽张恨水序于南温泉载于重庆、南京新民报社一九四四年版《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