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1608—1661）　明末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苏州吴县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都有评点。
在中国读过一点古典白话小说者，无不知道金圣叹。
金圣叹，第一快人也，第二狂人也。他的死，要细细考究起来，恐怕也就死在他的“快”和“狂”上。
狂，常常是遭嫉致祸的根本。而金圣叹，还由于他个人性格上那种追求快人快语，“不亦快哉”的“快”，也是加速他走向死亡的主要原因。
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如同镣铐，桎梏了中国人头脑里的思想生机，那种蚁民的本分感，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恐惧感，根深蒂固。每一个中国人，从早到晚，都唯恐越轨似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莫过于三跪九叩的磕头了，“扑通”一声，一下子矮了半截，是皇帝老子最乐意看到的场面。
低下自己的头，就意味着这个人必须意识到，不能逾越按部就班的社会秩序中，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该你开口的时候开口，不该你开口的时候，一定要闭嘴；该你伸手的时候伸手，不该你伸手的时候，一定要打住。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一饮一啄、一衣一饭，务必要合乎规范，即使年过古稀，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也不能逾矩，否则，就受到正统社会的排斥。
金圣叹真“狂”，之所以“狂”，因为他真有才气。不但他自己这样看自己，反对他的人也这样看；有人也许偏不这样认为，可不得不承认社会舆论“盛赞其才”的事实。有才气的人，无论过去现在，往往恃才情而不通世情。金圣叹在别人眼里，便是一个落落寡合、孤傲使气、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怪物”。
然而，他诗写得好、《易》解得好、禅悟得好，评点更是领一代风骚，可谓才华横溢。而才华这东西爱外露，浅薄的文人如半瓶醋，生怕人家不知道，乱晃荡，忍不住地要表现出来，让大家鼓掌。不鼓掌，开作品讨论会把你请去鼓；你还不鼓，用红包塞在你口袋里，看你鼓不鼓？无论作品是真棒，还是假棒，掌鼓得越响，也越起副作用。因为文人最怕得意，得意往往忘形，忘形就有可能显德行，就会被别的有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时按下不表，到了时候就要跟你秋后算账。这也是古今中国知识分子犯错误、栽跟头、倒大霉、掉脑袋的由来。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先生们压根不明白，对皇上来讲，赖以不坠的封建社会那“宝塔式”的等级结构中，稳定是第一位的，秩序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谈不上稳定；没有稳定，也就无所谓秩序。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等级分明，有条不紊，这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作。因此，不会允许某个人在这个机器架构的规定位置上，膨胀到范围以外，打乱平衡。若有谁不识相，非要膨胀的话，首先是群众不答应，而群起攻之，这是最厉害的一招。当然，塔尖部位的统治集团要不答应，要看你不顺眼，那你就等着倒霉罢！因为他们手里握有权杖，如果哪个人偏不觉闷，斗胆膨胀，对不起，雷霆万钧，就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了。
金圣叹之死，说起来十分的莫名其妙，鲁迅先生说得好：“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当时，连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不以其罪”枉杀为憾。但为什么大家非要他死不可？说了归齐，就是他太不买这个社会秩序的账，因为金才子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合乎规范操作的结果。
稍稍狂一点，或许能被容忍；狂大发了，谁也不放在眼里，就要挨收拾了。
金人瑞（1608—1661），字圣叹，本名采，字若采，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入清后绝意仕进，偶应科举，不过玩票而已。他是以评点见长的中国特色的文学评论家，所谓“评点”，就是在正文下用小于正文的字，发表看法；在正文旁用红色的小圆圈，表示对这一段或这一句的赞赏。前一做法曰“评”，后一做法曰“点”。意犹未尽，则在正文的前后，再对自己的观点，加以阐扬。金圣叹不是最早使用这种评论方法的文人，但他却是将这种评点，上升到具有学术权威的有功之臣，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位集大成的评点专家，一生好衡文论书，常发宏论，将《水浒传》《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诗》并列为“天下六才子书”。他也以评点《水浒传》《西厢记》著称于世。
我以为，他的死，这一条最重要，但似乎哪位审判官都不愿明说的罪状，就是他把《水浒》抬到与《庄》《骚》等量齐观的才子书地位，悖背了已被社会认定了的“孔孟之道”，推翻了数千年已成命根子的儒学正宗。《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竟比不上讲强盗的演义小说，岂有此理？在有皇上的时代，一位不官不民的文人，擅自发布作品排行榜，乱作评断，显然被认为是信口雌黄，妄自尊大。这就太犯规了，可谓罪之一。
若以今天的观点看，他这股文学上的勇锐之气，非同凡常的识见，是值得赞许的。但在那个社会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这番真知卓识，就要引起大家物议了，因为中国人习惯于人微言轻，只有上头的精神才是金科玉律，只有皇上的圣旨才是金口玉言，唯上唯官，不管对错，遑论真假，都是虔信不疑的。但你金圣叹算哪方神仙？敢于大言不惭地做出这种判断。这就太犯忌了，可谓罪之二。
不是说《水浒传》不能过高评价，而是这句话出自草野之人金圣叹之口，不行。若是这“宝塔式”的秩序架构中，一个比金圣叹声名更显赫的庙堂人士讲出来，大家就会当作至理名言了。当然，官方未必赞同这部提倡造反的书，所以也就没人讲。金圣叹作此惊人之语，不但是与当局找别扭，也触犯了那些有资格发言而不发言的级别高、资历深、地位重要、一言九鼎的人士。这就太狂妄了，可谓罪之三。
在等级制，尤其家长制的社会里，谁率先走在前面，谁紧跟尾随在后面；谁先开口讲话，谁后发表意见；谁先画圈，谁先拍板；谁先举杯，谁先下筷。那铁的秩序是不容破坏的。连梁山泊众弟兄，别看平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到忠义堂，还是要排出座次的，“黑旋风”李逵再粗鲁，也不会大模大样坐在“及时雨”宋江的交椅上。为了确定卢俊义和宋江的一二把手的位置，消灭了祝家庄数百口人，这算什么混账逻辑？因为，任何僭越行为，例如你越过应该在你上面的那个人，不但上面那个人不答应，下面的人也不允许，破坏游戏规则，那是谁都不会原谅的。
于是，自以为可以不受这种游戏规则约束的金圣叹，活了53岁，就把脑袋玩掉了。
没有办法，谁让金圣叹是个大才子呢？才子的最大通病，就是按捺不住要表现自己，古今中国人，似乎大体如此。不该讲的话，按捺不住要讲出来；不该写的文，按捺不住要写出来；最后连他这个人，也是在不该跳的情况下，按捺不住要跳将出来。这种情不自禁的表现欲，如孔雀的翠羽、猎豹的斑纹，实际倒成了招灾惹祸的根苗。
看吧，他们总是要跳出来的，果然也就真跳出来了，那就请君入瓮！远在15世纪的金圣叹，也不能违背这个论断。一旦冒头，就让人逮个正着，随即大倒其霉，还没等他醒过味来，“咔嚓”一声，人头已经落地了。
细琢磨，也奇怪，他是反清人士，清朝的顺治皇帝死了，与他何干？这个金圣叹跑去哭哪门子庙呢？
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谈起清朝的‘文字狱’，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倒是他自己跳出来找死的。
清朝的皇帝，凡驾崩，传文各地后，官吏士绅循例要到当地万寿宫或庙宇等处哭奠，称哭庙，以示效忠和吊唁之意。而清朝各地道观中，都有供奉皇帝万岁牌的生祠，叫做万寿宫。据此判断，金圣叹去哭顺治皇帝的这座庙宇，大概是现在苏州市城区最繁华地段的玄妙观，应该是不会错的。
从金圣叹写过的《昼寝女道士》《中秋夜戏赠女道士》《戏作留赠女冠》几首算不得香艳的诗看，当时的金圣叹，未必称得上性解放主义者，但也是个狂放不羁、潇洒浪漫的风月中人。此人除好饮酒外，对女人大概也有兴趣，除良家妇女外，广泛涉猎女道士、女尼。比他早半个世纪的李卓吾收女弟子，已很被自以为正经的人大加疵议。金圣叹跑到道观里，堂而皇之地在女道士房里睡午觉，可见江南士绅们视他为坏货，也是振振有词的。像他这种性放纵的行为，即使当今虽有新潮风气，至多只敢偷偷摸摸找“三陪”小姐，还佯称体验一下生活的青年作家，也是瞠乎其后的。
在中国，凡才子都自命风流，好像洋才子也同样。看普希金、看乔治桑，那份浪漫，真令我们羡慕，中国至今没有超过《红楼梦》水平的爱情小说，最根本的一条，中国作家有几个拥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呢？外国作家的风流故事，一串一串的，而中国作家中仅有的一点男女苟且之事，则相形见绌了。这是由于在规行矩步的封建社会里，男女情爱，稍稍出格一点，都会被视作要堕入阿鼻地狱的罪行。所以，反对金圣叹的人，就拼命在这一点上著文诋毁他，说什么“苏州人述其邪淫之事尤多”，还说他“尝奸有服之妇人”，“诱美少年为生徒”。即使果真如此，又如何呢？
不过，从这些诗，知道他能在女道士房间里的床上休息，可见来往密切，因此他到玄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
金圣叹大可不去的，既然鼎革以后，辫子留起，可心中仍矢忠于那个吊死煤山的崇祯，连名字都改了，叫金人瑞，标榜自己为“明末遗民”。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为新朝的顺治皇帝号丧哭奠？但他在家里怎么也坐不住，文人有几个耐得寂寞的，没新闻还要制造新闻呢？没人吹自己还要化名写文章吹自己呢？踱了几个圈后，到底还是马褂长袍，国丧冠戴，素色小轿，面带哀容，沿着现在苏州的观前街，去赶这份热闹。
苏州是个小城，直到今天也不大，三步两步，他就赶到现场。
这位老兄，除了50岁男人的那颗荡漾不起多大漪涟的春心外，还有一种难得知己的慷慨在胸膛里涌动。我想他会这样来寻找心理平衡的，要是别的什么皇帝，我这遗民也许就没有这份积极性了。但爱新觉罗·福临，却是非哭不可的，因为这位圣上曾经对几位翰林院大学士说过，金圣叹的著述，非寻常文字，你们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论。于是，对于这位第一读者的知遇之恩，他必须去对大行皇帝，痛痛快快地哭一鼻子不可。
如果他沉住气，不去，谅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虽然，他的狂妄让人觉得有收拾他一下的必要，但也不会要他的命。结果他哪里知道，这一去自投罗网，走上了不归路。
明亡以后，新的统治者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级作家太多，他这二三级作家，自然不显眼了。但他自视甚高，风流倜傥，卓尔不群，俯视一切，议论风生，因此也一直不怎么买新朝的账。虽然他把《水浒传》抬到天高的地步，可在朝廷和正经搞学问的大儒们看来，它终究是野狐禅之类，也使他丧气。他在当时，既不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那样拥有“学界泰斗”的名气，也不如周廷珑、姚思考、屈大均等辈拒绝清廷召聘，坚贞不屈，令人景仰。金先生失落之余，只好闭门家居，以著书立说自务，偶有兴致，醉唱歌哭，聊作颠狂，看他《不亦快哉》的自述，日子过得应该说是惬意的，但精神上不快活却也是事实。
有一次，他去南京应会试，以《如此则动心否乎》为题作文，写到最后：“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他一口气连写了39个“动”字，表演了一通大大的玩世不恭。我想任何一位考官，批阅到这份卷子时，不气得胡子飞起来才怪？用这种游戏文字侮弄当道的做法，说明他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何等激烈；拿今天的时髦话语来说，拒绝投降的意志，是多么坚决。
但中国的文人们，从来是说归说，做归做，并不总那么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当面拒绝投降、背后输诚纳款，表面光明磊落、内里蝇营狗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文章漂亮、声名狼藉，嘴上高调、心里龌龊，这等人也是有过的。金圣叹刚刚写完“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的诗句，表明与新朝划清界限；墨迹未干，听到顺治帝夸他文章如何如何佳妙之后，马上忘了矢志不渝的誓言，立刻磕头烧香，三呼万岁，深感皇恩浩荡。
其实，顺治夸他文章，也不过是传闻而已，是否属实，两可之间。但文人一听到对自己文章的好评，从来见风就是影的。他很当真地在《春感八首》的诗里，做了好多美梦，把一个自称“遗民”的人，对新朝感激涕零的面目，刻画得丝丝入扣，那卑微的心理状态，也真是可怜兮兮得很。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论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北叩首敬赋。
文人比《水浒传》里的好汉，更容易接受招安，统治者只要将肉骨头晃晃，他们马上就会摇尾巴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动乱年代里、在板荡岁月中，往往是最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变节失身，卖国求荣，俯首称臣，摇尾乞怜，一部《二十四史》，比比皆是。就看明末清初，比金圣叹名气大得多的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侯方域、龚鼎孳之俦，很快地变换旗帜，剃发蓄辫，胡服左衽，迅速地与昨天还要誓死抵抗的异族统治者，或同流，或合污，或苟延残喘、金圣叹只是去哭哭庙，就算不得什么的了。
这时，金圣叹到了玄妙观门口，掸一掸马蹄袖，理一理方巾帽，从轿上下来，有一种掩抑不住暗自得意的神气。今天他的光临，与所有与会者不同的，独他是受到过这位大行皇帝赏识的作家。被皇帝老子叫好，和今天泛滥的、贬值的这个奖那个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当然也出现在从门缝中瞟他的女道士们的眼里，当他环顾左右时的一脸骄矜流露出来的时候，很显然，他找到了自我感觉，简直好得不能再好，到了非常之好的地步。那脸上分明写出了他心里想说的话：敢问在座诸公，哪一位能这样承蒙圣眷，获此殊荣呢！
老实说，在玄妙观里哭庙的众人间，真是无一人站出来，回应这位才子的挑战。
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鲁迅先生是不大以为然的，“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是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其实，袁宏道也是承接着李卓吾的“唾余”，比金圣叹早半个世纪的李卓吾，也是个狂人，且比他狂得更狠些。袁宏道说：“人言《水浒》传，果然。”“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我不知道外国文学中，是否也有中国这种与作品同时并进的文学批评？我曾经猜测过，评点是中国汉字未能大量印刷前，依赖抄书匠一笔一画的劳作时的余兴节目。犹如西方中世纪教堂地下室里，在羊皮书上抄写《圣经》《福音书》的教士，用鹅毛笔对每一章节前第一个拉丁字母，所作的花饰一样，是同样性质的自我表现。边抄边议，本是职业誊写者的消遣。但到了文人手里，评点便具备了文学色彩，由于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派，不但将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作品，推崇到与官方正统读物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作为文学批评方式的一种，中国式的评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被确立下来。
鲁迅一谈起金圣叹，摇头之余，总忘不了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许褚赤体上阵，中了好几箭后的评语：“谁叫你赤膊。”其实这句给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并非金圣叹所言，而系评点《三国演义》的毛宗岗父子借名假托的。可见，金圣叹在评点领域中，是位扛鼎人物，连鲁迅先生也被搞糊涂，误以为是他说的了。
金评《水浒传》，不少酸腐，颇多牵强，可他的真知卓识，也令人茅塞顿开，使读者重新认识《水浒》的佳妙之处。看得出，他赞赏梁山好汉，说到底，内心深处是主张他们造反的，因为他同样对朝廷不满。而文人不满，能有什么作为？至多是字里行间，发发牢骚，关起门来，腹诽而已。知识分子虽然很容易不满，也爱不满，但绝不敢太不满的，尤其不可能像石碣村“阮氏三兄弟”那样杀人越货，啸众起义，落草江湖地表示不满。所以，知识分子灵魂中那根不敢造反的弦，始终在起作用。这样，赞成造反，可不敢肆意地宣扬造反；反对贪官，绝不能反对皇帝。最终金圣叹只有腰斩《水浒》，招安一途了。
他只能这样评、这样改，这就是金圣叹评《水浒传》时的心理矛盾。虽然他的良知使得这支评点之笔，不能为贪官污吏组成的朝廷唱颂歌，因此，他不敢直言不讳地道出“罪归朝廷，功归强盗”，但却能大声疾呼：“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这在那个死水般的封建社会里，说出“官逼民反”的症结所在，也算得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了。高俅，何许人也，皇帝身边之亲信也，亲信既然成为动乱之源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冲这一点给老百姓的启示，金圣叹也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了。
金圣叹书写的“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金圣叹的书法，仅此一件传世。文字点画纵横，不拘法度。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要没有这些为世俗不容、被主流排斥、具反叛精神、持背悖状态的文人，不那么按部就班，不那么循规蹈矩，捣一点乱、添一点彩、唱一点反调、闹一点笑话，存心和大人先生、官长老爷、权威人士、丘八将军们过不去，而落得掉脑袋、进法场、满门抄斩、充军乌苏里台，那文学史也不免太死气沉沉了。
自杀的李贽（1527—1602）和他杀的金人瑞（1608—1661）似乎是一部上下集电视连续剧里轮流担纲的主角。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人瑞对这位前辈而言，其智慧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把自己的生命搭在了自己的狂上，却有相同之处。我们读文学史，狂人多，热闹也多，文采也盛。虽然傻狂，也真是让人受不了，尽管如此，文人的狂狷，对文学的进展，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若是作家成为一个个等因奉此的员司、照猫画虎的文书、点头哈腰的衙役、失去阳具的阉竖，唯长官意志，做帝王玩物；写奉命文学，当御用文人。那文学没准就停滞不前，黯无声息，倒恐怕是更大的悲哀了。
现在，还能看到金圣叹的墨宝，是1648年二月四日写的一幅真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笔力雄浑，形体肥厚，具有一点东坡风骨。在此前一年，抗清英雄陈子龙、夏完淳殉难，这都是发生在江南一带他身边的南明悲剧，使他复国之望完全灭绝。尤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的夏完淳之死，更令他心灰意冷。所以，按照他手迹中消极情绪来推断，他不会去寻衅闹事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先天的软弱性所制，从来不是很富挑战精神的。金圣叹在明朝就有怀才不遇之憾，新朝又不倚重他，尽管他对当局不满之极，也只是待在家里，一壶老酒，一碗浓茶，关起门来骂皇帝罢了。因为这是所有“脓包型”文人，进行自我宣泄的既安全又痛快的高招。那时候不会在他电话上装窃听器，也未必有人去打他的小报告。所以他跑去玄妙观，发表演说，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据清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载：“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当时苏州的县令任惟初，史称“酷吏”，加之“不法”，显然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混账官僚，诸生们上揭帖，要求将其逐出苏州。诸生，相当于大学生；揭帖者，也就是后来的大字报或小字报。看来，这是那时的学潮了。谁知巡抚朱国治偏护这个下属，头一天抓起五个闹事者，杀鸡给猴看。这下子，惹起公愤，第二天正好哭庙，诸生百余人集中在此，群情沸腾，准备大闹。
金圣叹是位按捺不住的快人，在这样的场合下，他跳出来仗义执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一，他从来不会站在维护官府的立场上，因为非御用文人总有一种反主流的天然倾向。第二，他有打出顺治这张王牌的资格，胸有成竹，以为国丧期间，谁也不敢把皇帝看中的他怎样？第三，作为文士，对于诸生们的正义要求，不可能置若罔闻。反对贪官污吏，他不会不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了。
至于那些女道士的存在，会不会使他的丹田附近生出一股阳亢之气，使得他不放过这个出风头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要是稍为沉着些，不那么迅即反应，也许太平无事，哭奠以后，回家喝老酒不误。但他经不起诸生们的怂恿：金大师，你要不出来讲话，谁讲话？你要不主持公道，谁主持公道？你要不替我们青年学生做主，谁给我们做主！金圣叹错就错在他的快上，不但不三思而后行，一思也不思，脑袋一热，向万岁牌磕了个头，便发出伸张正义的声音。
“我抗议——”
你抗议，管个屁！官员们会把你金圣叹当回事！
历来学潮的组织者，常以人多势众、把事情搞大，来胁迫统治者接受条件的做法，并不是很灵的。当权者会怕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螳臂挡车的血肉之躯，往往促使他们下狠心加以疯狂地镇压。这位巡抚才不在乎金圣叹，一声令下，给我统统地抓！于是，歪打正着，在他心目里，这个挑头的坏货，早就打算收拾你，既然跳将出来，也五花大绑地被押走了。
金清美的《豁意轩闻录》，写了这位才子的结局：“（金圣叹）弃市之日作家书，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看来，这位狂人，这位快人，玩世不恭，一直到死，也不变分毫。
也有一说，金圣叹往刑场的路上，大呼：“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这几句话，倒也很具有他评点《水浒传》的泼辣洒脱的风格。
古代的文人，一般的叫读书人，即童生、秀才，稍像点样子的叫士，堂皇一点的叫名士，有点谱的叫士大夫。虽然各个称呼，还存在着具体而微的差别，但都属于现在叫着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谅无疑义。这些文人，在握有权杖的统治者眼里，算东西，又不算东西；用得着的时候是东西，用不着的时候也就不是东西。大概与孔夫子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评价差不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近不是，远也不是；太给脸不是，太不给脸也不是。所以，予取予夺，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文人说了算。要砍下你金圣叹的脑袋，你就得乖乖地让他砍，顶多幽默一下，以博一笑。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其实做不了自己的主，这便是千古文人为之一哭的许多悲剧的由来。
这句表达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很有道理的。“毛”必须附着在“皮”上，但如果，大胆假设一下，金圣叹像美国的高科技亿万富翁、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那样，“毛”和“皮”为一体，依附在自己知识财产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做那样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江宁巡抚手中的那些刀枪斧钺，又能奈他何？说不定，三品顶戴的这位地方官员，还要向金圣叹先生鞠躬如仪呢！
很遗憾，他没有这些经济实力，只有“毛”而无“皮”，只好交出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