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人，皆聪明。不聪明者，无以成文人。
当然，同是聪明，也有差别，有聪明多一点的，有聪明少一点的，但所谓文人，自始至终聪明，事无巨细聪明，无论春夏秋冬，雷电风霜，花开花谢，碧落黄泉，都能保持一种心智成熟状态的聪明者，大抵是比较罕见的。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一直查找到现、当代中国作家，一直到尚未名列文学史的我等所见所闻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得上聪明二字评价的文人，还是真的不多。这期间，年轻时聪明颖悟，年老时痴呆顽固；失意时小心做人，得意时忘乎所以；在野时发愤图强，在朝时彻底晕菜；被压迫时谨言慎行，被待见时放浪轻狂；当孙子时规规矩矩，当老爷时牛皮哄哄……所谓聪明一时，糊涂一世，或聪明一过，糊涂到死者，还真是不老少。
当下文坛，个别老人家的撒手西去，竟能使大家如释重负，额手称庆，你说怪也不怪；个别老人家的不停折腾，竟能使大家摇头不迭，烦之又烦，你说奇也不奇，这班老同志，恐怕都是聪明过头，反倒糊涂的极端例子了。至于后辈文人，特别是那些被推许的明日之星，能否聪明到底，完美到头，尚在未知之数，难以预卜，也就只有拜托他们自求多福了。总而言之，聪明，对一个人来讲，既是与生俱来的禀赋，也是后天磨砺的积累，而对一个文人来讲，聪明，不仅是为文的基础，也是谋生的手段。因此，满腹经纶者成为文人，不以为奇；狗屁不通者成为文人，也同样不足为奇，说不定后者要比前者，活得更滋润，更开心。前者也许终身不能释褐，后者却能衣锦着绣，纱帽翅一翎接着一翎，这就是文人的聪明，其用途不同的结果了。用在写作上，收获的是精神，精神不能当饭吃；用在处世上，得到的是物质，物质不灭，好处多多。所以，在中国，追求精神的文人，多穷；在意物质的文人，常常是鱼和熊掌兼得，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也许因为聪明用在精神上，回报低，用在物质上，红利高，一些本来写得鸦鸦呜的文学同行，作品便努力朝不堪卒读的方向努力，而把聪明全用在仕途的升迁上，官场的干谒上，门路的打通上，苞苴的攻心上，果然功夫不亏有心人，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得什么，“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那牛劲，连他亲娘亲老子也不得不向他们成功儿子脱帽致敬，“想不到俺们家总拖着两条鼻涕的狗子（姑且当他有这个奶名），狗尿苔居然成为贡品，发达到如此地动山摇地步，真是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所以，聪明，对于文人，十分关紧。无论精神，无论物质，非聪明不可，无聪明不行。几年前，在《说唐》一书中，曾试着对唐代的聪明人，作过如下的分类：如果说，唐代活得最聪明的大臣，为李泌；活得最聪明的诗人，为白居易；那么，活得最聪明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敬德了。这其中，李泌，实在了不起，自始至终，明白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明白他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这种聪明，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白居易，就略微差池一点了。并非一开始就明白，就清醒，而是经过挫折，经过跌宕，才找好自己的位置，才站稳自己的脚跟，这种于迷失中得来的聪明，是属于醒悟型的。至于尉迟敬德，则完完全全是属于压迫型的聪明，不得不明白的聪明，应该属于被逼型的。要而言之，无论什么型的聪明，也比不聪明要强上百倍。
现在，来探讨公元755年突然崭露头角的李泌，是属于精神的聪明呢，还是属于物质的聪明？
我看他的聪明，两者都不是，因为他既不追求精神，更不在乎物质。所以，他不仅是唐朝最聪明的文人，也是中国历史中数得过来的聪明人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文学家，一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业余道士，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素食主义者，公元755年，天下大乱之际，突然现身于公众视线之中，穿一件非袈非裟、非僧非衲的白衣长褂，踏一双不履不屐、不皮不革的草编芒鞋，这位白衣山人，出则与肃宗同车，入则与李亨同榻。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成为肃宗的座上客，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得到一个人高看的李泌，受到这个人以外的所有人的抵制，也是势所必然的活该。好精神的文人鄙视他太庙堂，好物质的文人嫉妒他太油水，好靠近领导的同志，觉得他太碍事，好马屁上级的干部，认为他太挡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通病了，只许他行，不许人行。概括起来，即“笑人无，恨人有”六个大字，你无他有，撇嘴笑你，你有他无，噘嘴恨你，尤其，自己想有而不能有，别人不该有而偏偏有，必然咬牙切齿，恨得牙痒。所以，中国人的牙齿健康状况普遍不好，大概根源在于使用过度。我到过日本东京，发现那里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齿科医院或牙医诊所的招牌，由此可知，那应该也是一个心胸相当偏狭的国家，或因此故，当下才行出诸多小肚鸡肠，人悉不齿的龌龊。
虽然，李泌从政治上为其顾问，到军事上为其参谋，从化解第一家庭的纠纷，到辅导东宫太子的学业，但其相对超脱。可在他人眼中，妈妈哎，这等上达天听的零距离状态，着实让那些如蝇嗜腐、如蚊噬血般的权力崇拜狂者，羡慕得直流哈喇子。不过，这个神人，这位高士，并不把红眼耗子的流言蜚语，太当回事。他对肃宗，有他的一定之规，作为帝王，我尊重，作为挚友，我更看重，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在你身边，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会马上消失。唯其如此，给官不当，因为我乃出家之人，给饭不吃，因为我从不食荤腥，给钱不要，因为我向不逛商场。那么好了，肃宗说，给你裂土分茅，赐你数个养老送终、世袭罔替的郡县，如何？李泌莞尔一笑，陛下，连臣下这把骨头，都属于您，我要那些捞什子有啥意义？
所以，对这位有则有，无则无，不追求有，不在乎无的李泌，以及因此虽屡遭谗嫉而未被祸及的聪明，《中国名人大辞典》总结其一生，对他评价很高。
李泌，生于公元722年，卒于公元789年。字长源，为魏柱国李弼六世孙，辽东襄平人，徙居京兆。少聪颖，善属文，尤工诗。常游嵩、华、终南山，慕神仙不死术。天宝间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太子厚之，为杨国忠所疾，归乡。肃宗即位，匡扶国事，平定安史之乱后，为李辅国所疾，去隐衡山。代宗立，为元载所疾，出为楚州、杭州刺史。德宗时，拜中书侍中，同平章事。出入中禁，事玄宗以下四君，虽为权倖所疾，常以智免，有傥直之风，好谈神仙诡道。封邺侯，卒赠太子太傅。有文集二十卷。
避祸，是本领，在政治旋涡中避祸，尤其在最高层的宫廷斗争中避祸，那需要更高超的技巧，这一点，自古至今，无一人具有李泌这种聪明，事不过三，他一生对付过四位姓李的唐朝皇帝。
李泌还在为文学神童时，就被唐玄宗赏识。头一次见面，据《旧唐书》，玄宗正与张说观棋，“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为当时的大诗人，不得不服气这位小朋友，对玄宗说，他的这四句，境界高出于我。由此，玄宗使其居宫内，与诸王子一起，学史研政，论诗习文。其中第三子李亨，视他为知友，成莫逆之交。所以，安史之乱后，李亨在灵武称帝，最迫不及待地就是盼望李泌的到来。这说明当时的李亨不傻，他知道必须要依靠这位聪明人，来助他一臂之力，挽救危局。
公元755年，就是白居易《长恨歌》里写的，“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那一年，安史之乱起，黄河以北的中国，陷入血流成河，尸骸遍野的拉锯战中，多年不动干戈，未上战场的官兵，哪里敌得住北方杀来的胡兵胡骑。很快，两都失守，玄宗仓皇出逃，带上他的爱妃，带上他的爱臣，带上他的并不爱的太子李亨，目标四川，往西而去。李亨那年40岁上下，还够聪明，他盘算了一下，与其跟着老子逃亡，无论逃到哪里，头顶上永远有老子这块云彩压着，倒不如摆脱他自立门户，于是，就暗底下策划了马嵬坡的那场兵变。
李隆基年轻时是个玩家，精力饱满，据说他喜好击鼓，光他击坏的鼓槌，堆满一房间。上了年纪以后，人虽老，心不老，这也是所有社会里制造麻烦的因素。更何况此公艺术细胞依然活跃，吹拉弹唱无不精通，而且还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按也按不住他，三天两头，动不动要跳出来做一个鬼脸，生怕人家将他忘了。尤为可怕者，先后生有30个儿子，26个女儿的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播种者，证明此公性腺发达，激素强烈。人到70岁左右，一切器官均已老化，这个唐玄宗，独是他的生殖系统，依然很壮烈，很辽阔，威风不减，金枪不倒，当算得上是特异功能了。
自从杨玉环，将他的魂勾住以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于是，大唐王朝一蹶不振，再无起色，一路下坡，直到灭亡。历朝历代的中国官员，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权力大小，最后倒台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无不蹈唐玄宗覆辙，因女人而败。一直到现在，那些当代犯罪官员，坐在被告席的主因，无一不从包二奶，玩小姐，养情妇起，从而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所以，从古至今，这班败类便造出“祸水论”一说以卸己责，杨玉环，即是此论的典型代表人物，这当然是胡扯了。其实，史家称公元755年，为李唐王朝的转捩之年，而由盛而衰的真正罪魁祸首，并非杨贵妃，而是李隆基。
唐玄宗，曾经聪明过，因而也英明过，为什么后来变得不聪明和不英明呢？道理很简单，中国历代帝王，为了维持生殖系统的强大攻势，身体的其他系统就不能不加快老化，因此，即使聪明过，英明过，通常都很短促，器官老化以后，很快就会变得不聪明，不英明。最可怕的，成为政治老人以后，仍然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英明，仍然指手画脚，临场指导，最后，无一不成国之妖孽。
不聪明，也许只是他个人的事，不英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可就又跟着倒霉遭殃。在中国历史上，凡老而不死的最高领袖，到了聪明尽失，英明不再的年纪，无一不走向反面，无一不坚持错误，无一不倒行逆施，也无一不一条道走到黑，其胡作非为之遗患，罄竹难书，需要后来一代，甚或数代，为之擦屁股，这大概也是一种帝王周期律了。就在这种耽于安乐、歌舞升平的大快活中，先宠任奸相李林甫，后放手无赖杨国忠，导致朝政紊乱，国事日非，中央政府坐吃山空，穷征厚敛，地方藩镇分崩离析，尾大不掉。野心家安禄山、史思明遂以讨杨国忠（杨贵妃之兄）为名，趁机发动叛乱，很快攻入河洛地区，长安、洛阳，顿成一片焦土。这一仗前后打了七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唐玄宗匆忙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现陕西兴平西北，这支兵困马乏的皇家队伍，怨声鼎沸，骚动不安，那些食不果腹，又饿又累的军士，悉皆坐地不起，大有兴师问罪之义。玄宗虽是皇帝，此刻成为孤家寡人，也只能没脾气，太子也不出头维持秩序，任由这帮兵爷乱刀一阵，砍死杨国忠，绳索一条，缢死杨玉环。当时，这支差不多近乎溃散的队伍，三千为保护皇帝的禁军，两千为太子的东宫卫队。禁军司令已被李亨策反，东宫卫队本应听他招呼，加之煽动起来的大批革命群众，围住唐玄宗，要求留下太子领导抗战。唐玄宗一想，也好，反正我儿子有的是，若是这个太子抗战死了，我再立一个便是了。在山呼万岁声中，老爷子跟他儿子握手吻别，祝他好运，分手而去。他哪想到，放走李亨，等于放走他的掘墓人。
果然，太子李亨到了灵武，立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登基仪式。然后，才想起来应该行文报告玄宗：老爸，这大唐皇帝归我当了，你就老老实实做太上皇吧，遂改元至德。看来，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格式相同，背后的主谋是谁，也就昭然若揭。说实在的，李亨多年当玄宗的太子，也太难了，第一，这老子很不好侍候，在他之前，好几个太子被赐死，他虽不死，也等于剥了一层皮。第二，李林甫、杨国忠动不动要修理他，编造假案，想将其拖下水。第三，李亨为撇清自己，免受牵连，爱妃都不得不废掉三位，真正窝囊一辈子。这一回，总算聪明，在马嵬坡浑水摸鱼，得到一次实惠。
这时，李亨苦苦等待着的李泌，唐朝第一聪明人，终于千辛万苦，来到灵武。他说是为肃宗来，其实，他更为唐朝来。
李亨一把抓住他，千言万语，千头万绪，不知从何道来。聪明人的最大优点，不纠缠于细节末枝，不关注于一时得失，李泌对鸡零狗碎、婆婆妈妈的李亨指出，当时唐朝的主要矛盾，为平定叛乱，消灭强敌，当时唐朝的关键问题，是收复失地，收揽人心；至于继承是否合理合法，程序是否合乎规范，大敌当前，已无关紧要。此时此刻，时年33岁的李泌，他之所以来到灵武挺李亨，因为，一位敢于打出旗帜、镇压叛乱的新帝，总比只知哭哭啼啼、逃跑求生的旧主，更具号召力量，更具时代精神。
李泌知道肃宗心里有鬼，自立为帝，终属非法，出谋划策之前，先给他定心丸吃。陛下，总有一天，太上皇会回到长安的，那时的他，只做“天子父”，而无他想，这一点，您就放下一百颗心吧！话从李泌口中道出，对肃宗来讲，是最重要的心理支持。李泌估计到李隆基，不一定心服口服，未得到他批准，就继承帝业，自是十恶不赦之逆。可是李泌更估计到，玄宗没有力气折腾，也没有本钱折腾，而且他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围绕着他儿子的利益集团，也不允许他折腾。所以，对李亨的自立为帝，只能采取哑巴吃黄连，默认的态度。后来，玄宗返都，果如当年预判，这就是李泌的聪明了。
解开了李亨忐忑不安的心结，接下来就是肃清叛乱了，李泌出招：A．缓收两都，使之成为叛贼的包袱，一令郭子仪取冯翊，出河东，一令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直接压迫叛贼的巢穴河北。B．暂不急取华阴，留一条通道给叛军，任其驰骋，使他们得以南下两都，走马关中，北上河北，进出范阳。C．为此，安禄山等不得不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人不歇脚，马不解鞍，无日无夜，紧张不安，他们能坚持多久。D．李、郭两军，则以逸待劳，从容出击，敌来时，避其锋，敌去时，剪其疲。胡兵胡马虽众，精卒劲骑虽锐，但经不起终年的长途奔袭，往复鏖战，过不了数载，拖也把叛军拖死了。接下来，李泌又给他加了一针强心剂，陛下，首先E，“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至天下大计，非所计也”。说明安史叛乱并未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民心向我，势在必胜；其次F，“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渠能定中国邪？”说明安史之辈无一统宇内的雄心壮志，鼠目寸光，何足为虑哉！（《新唐书》）
如果说，前面的ABCD为军事部署硬件，系物质上的聪明，那么后面的EF，还有G，则是软实力，就是精神上的聪明了。
听到如此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精彩分析，肃宗茅塞顿开，欣然首肯。从此，入议国事，出陪舆辇，军士和百姓见他俩同乘同行，便指点说“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新唐书》）平定安史之乱，史书多归功于郭子仪、李光弼，对首席参谋白衣山人的贡献，常常一笔带过。实际上，李泌上述高论，有研究者认为，其扭转大唐王朝命运的意义，不亚于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在《新唐书·李泌传》里，还载有时人的评价：“独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可见在历史的缝隙里，仍可看到世道人心的公正。
其实，李泌还说了最重要的G，由于肃宗的急功好利，未能兑现。“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但这个李亨也难逃帝王周期律的魔咒，他觉得当上皇帝，要不在他父亲、他祖父坐过的龙椅上，御临天下，好像读了四年大学，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似的。遂将李泌千叮咛、万嘱咐的“无欲速”三字，丢在脑后，将主要兵力，投入于收复两都之战中。虽然得以重回长安，但也造成嗣后贼踞河北、分裂难平的遗患。
回到长安之后，大家争抢胜利果实时，李泌，这个聪明人，觉得是时候跟肃宗说拜拜了。
据《资治通鉴》，公元757年，“泌曰：‘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上曰：‘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谓也？’对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而最为重要的第六不可留，则是无法对李亨说的，“时张良娣与李辅国相表里，皆恶泌”，一为李亨妃，一为李亨大内总管，这两人联手修理他，才是他必须离开、归隐山林的原因。《新唐书》中也有此说，“崔圆、李辅国以泌亲信，疾之。泌畏祸，愿隐衡山”。
该仕则仕，该隐则隐，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也只有持道家“无我”精神，持儒家“无可无不可”态度的李泌，才能做到。《新唐书》说他：“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辛所疾，常以智免。”《旧唐书》也说他：“泌自出入中禁，累为权辛忌嫉，恒由智免。”在玄宗朝，受杨国忠诬陷而归林下，在肃宗朝，受李辅国谗忌而隐南岳，在代宗朝，先受元载，后受常衮的排挤而离开长安，而他由此得却以保全自己，这种在政治铰肉机里全身而退的智，就是我们所说的聪明了。
无私，便无畏，无求，便自强，这是做人的硬道理。他一生事玄宗以下四君，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合则留，不合则拔脚开路，干净利索，决不拖泥带水。这种能够看轻一切的聪明，太了不起。
但不知何故，史书对其评价不高，这当然有点混账。后来，我也能想通，所谓史官，大小是个官，吃国家的粮饷，拿政府的银子，敢不持官方的正统观念吗？哪怕是装孙子，也要对其崇奉老庄哲学，进而以鬼谷黄老，装神弄鬼，大不以为然，而形诸笔下的批判，乃大势之下的原教旨表现。与时下文坛上个别主旋律评论家，排斥新潮流，新尝试，新风气，新实验，多少有点相类。若非迎合讨好，有所冀图，则可断定是脑子进水，失去聪明的变态了。
所以，《旧唐书》称：“泌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德宗）雅闻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惬。及至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国史补记》称：“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基本上是负面的。到了《新唐书》，虽然也持“泌好纵横大言，时时谠议，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的观点，但也认识到李泌，“德宗晚好鬼神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终于，也不得不承认：“泌之为人也，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
历史是需要沉淀的，李泌死于789年，《旧唐书》为后晋刘昫（887-948）作，距约100年，《新唐书》为北宋欧阳修（1007-1072）宋祁（998-1062）作，距约300年，而到了宋末元初，天台胡三省（1230-1302）注释《资治通鉴》时，距已500年，所以他对李泌的看法，当可视作历史对这位唐代第一聪明人的定评。
呜呼！仕而得君，谏行言听，则致身宰辅宜也。历事三世，洁身远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与新贵人伍。所谓经济之略，向未能为肃、代吐者，尽为德宗吐之，岂德宗之度弘于祖父邪！泌盖量而后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萧、姜，谓之轻己卖直；功如李、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无惮。彼其心以泌为祖父旧人，智略无方，弘济中兴，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当相位者，其自量亦审矣，庸非智乎！其持黄、老、鬼神说，则子房欲从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后为之，泌终始笃好之耳。（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
这就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李泌，在生存即竞争的人类社会里，做到进退有据，行止有度，很重要；做到厚德宽容，和光同尘，更重要。一个文人，只有达到这样境界，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