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一个说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但恐怕不大会有人标新立异地说，写小说就应该写不好看的小说。谁不想写出好看的小说呢，问题的关键是，不是你想写好看的小说就能写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好看由谁说了算。

    一篇好看的小说要具备什么，这是众说纷纭的，各抒己见的。但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大家也是有共识的，比如说，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再比如说，要有好的语言。

    可是好故事和好语言的标准却又是千差万别的。传统意义上的好故事，是有头有尾，圆满的，完善的，一个人的命运，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爱情，历史的沧桑，生活的沉淀，等等，这都是好故事的基本点。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种的可能了呢？我想应该还是有的，我曾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过这样一段问自己的话，那是在看了香港电影《枪火》和越南电影《忘情季节》后写下来的，《枪火》和《忘情季节》都是我最喜欢最偏爱的电影，他们共同的地方在于，在说一些故事的同时，又隐去了一些故事。比如像《忘情季节》，本来是有很完满的三四个故事，却被基本隐去，又将几个隐去的故事穿插进行，这种努力，大大增加了作品内涵和思质，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

    我们都说，好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其实流水是流不出电影和小说来的，任何东西包括小说，都是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要去制造障碍，我们要制造顺畅，我们写小说是为了让别人读，也让自己读，读得舒服，读得懂，或者哪怕半懂不懂但多少读出一点想法和感受来，而不是为难读小说的人，也不要为难你自己。

    再回过头来说那两个电影，它们当然是制造出来的，可贵的是，这种制造出来的效果，没有丝毫的障碍和疙瘩，它们显得很单纯很简单很质朴，并没有故意地去深藏什么，但确确实实又深藏着什么，生活是打乱了的，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却又没有制造出来的混乱，一切都很平常自然，所有的感悟与思想，都是在这平常之中了。我曾经说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思想、我也有些害怕思想这样的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思想这东西，并不需要我们努力地特意地去思想，它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这里的。

    我很激动地问自己：这样写小说行不行？有没有出路？两个问号，前一个是纯个人的，纯文学的，后一个是功利的，世俗的。我总是想要丢弃后一个问号，却不知这种努力的结果，和有没有结果，和结果好不好。试试吧。

    《东奔西走》可能是一篇学习得比较幼稚的作品，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自信的，因为小说的内容是地域的，是苏州的，而不是越南，在写这篇创作谈的前一天，评论家林舟对我说，他不是苏州人，现在生活在苏州，他看这篇小说，体会什么叫苏州人。现代社会里，大家都在东奔西走，但是苏州人有自己东奔西走的独特方向和方式。

    再说一个语言的事情。我很看重语言的功力。我们平时读作品和看电影，常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判断出一些东西，读了一个小说的开头几行，看了一个电影的开头的几分钟，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读下去和看下去。我想，在这很大意义上，是语言的作用，小说的语言和电影的语言。

    又要从电影说起，有一个电影，叫作《母亲与儿子》，无故事，无情节，无任何进展，甚至很少有台词，一个母亲病重，儿子守在她身边，背着她去野外透透气，又背回来，随时可能要发生什么，至少会有一点进展，或者讲出一个陈年的故事，或者母亲死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始终没有第三个人进来。你希望它发生什么，但是它不发生，你失望了吗？你厌倦了吗？一点也不！一个多小时的电影，靠什么吸引住我们？凭什么说它好看？就是它的语言。

    我比较迷恋这样的状态，有时候也很痴心妄想，想试探着走走这样的路。我的困难在于，我的对象可能是缺乏诗意的，是很民间，很世俗的，更是很普通的，但是对我的挑战也正是在这里。所以我会慢慢地走着的。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火车》，傍晚了，两个人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靠站就停下来，接着再开，最后到了终点站。有些人物上上下下，有些人物始终在的，但是没有什么故事，只有一些琐碎的细小的事件，这些事件，每一个坐过火车的人都碰见过。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真是有一种痛快淋漓的过瘾的感觉呀。但是我很悲哀地想，大概很少有人会重视这样的小说，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样的小说不好看。我也反复地审问自己，假如这小说是别人写的，没有故事，或者只有一点点的小事，剩下来的就是啰啰嗦嗦的语言，你会去看吗？

    这就回答了我在前面对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这样写小说有没有出路？从客观的角度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

    没有出路你还走吗？我还走。

    这就是困惑。写作是永远的困惑。没有了困惑也就没有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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