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著名的建筑大师格罗皮厄斯创建包豪斯学校于德国魏玛。画家约瑟夫·阿尔本曾教过包豪斯的“入门课”。有一次他走进教室，放了一大堆报纸在桌上，然后说：“噢，我有点急事必须出去一个小时。这段时间你们可以用这些报纸做些工艺品。”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课桌上已经放满了纸叠的城堡、游艇、飞机、小鸟、火车站以及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这是他的学生们在一个小时之内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匆匆忙忙制作出来的。只有一位吹玻璃出身的学生，把他面前的报纸简简单单折了一下，立在那里蠢头蠢脑像顶帐篷。这学生神色窘迫地坐在那里，搓着双手准备接受老师的训斥。阿尔本一张课桌一张课桌地走过去，随手拿起那些精巧的教堂和飞机，说：“哦！不不，这些应该意味着是石头做的，金属做的，而不是报纸。”又拿起那个吹玻璃工人不经心折起的帐篷，大声说：“但是这个！这才真正是用上了纸的灵魂啊！纸是可以折而不断的，纸有拉力，这两个折边可以承受很大的面积，这！正是纸活儿的艺术。”学生们——包括那个吹玻璃的工人——一时间全都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然后，当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想明白阿尔本的意思之后，教室里所有的纸型又继续一个一个折叠起来了。多么简单！多么好看！又多么实在呀！好像一道闪光第一次射进了人们阴暗的头脑。我的上帝！这就是重新创造世界，一切从零开始。这就是二十世纪一次大战之后德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依据。非要这样不可了……这些包豪斯青年学生的祖国——德国，被投入了战争，并且在凡尔赛宫丢尽了脸。经济垮台了，通货膨胀到了神经错乱的程度。皇帝也完蛋了。社会民主党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当了权。一群乱哄哄的年轻人在城市里串来串去，大口喝着啤酒，激烈地争吵着，等待来自东方的苏维埃革命。而欧洲的艺术家们：路易·阿拉贡、毕加索、马蒂斯、阿诺德·舒恩伯格——这些人亭亭而立，像古斯塔夫·密克罗的青铜和黄金的塑像站在大战后欧洲冒烟的废墟面前一样。那欧洲文明的废墟是这幅图画的基本部分。正是背景中的白骨堆才使得先驱派如阿拉贡、毕加索们那样显眼，那样突出。这是一个艺术集合体的新时代！这种新型社团的创造使画家们，作曲家们以及建筑师们绝对地兴奋起来了。所有的集合体，无论是立体主义者、野性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或分离派，它们的产生构成了二十世纪艺术史上的很大部分。几乎每个派别都有一种创造秘密教义的本能，能演绎出令资产阶级困惑不解的理论和形式。他们很快发现，最成功的产物莫过于绘画、作画和建筑设计中的新规则。比如立体主义派的毕加索就制定了一种新的视觉规则：在绘制一个脸的侧影时，把两只眼睛画在鼻子的同侧。1922年，第一届“进步艺术国际会议”在杜斯道尔夫召开了。这是全欧洲参加各种集合体的建筑师的第一次会晤。一夜之间，格罗皮厄斯为包豪斯想出了一个新徽章的格言：“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统一。”接下去便是一场“资产阶级化”和“非资产阶级化”的大论战。定义，反定义；责难，反责难；所有的言辞愈益精细周到，神秘莫测，愈益学院化，最后以至于导致建筑设计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表明它符合最新的“本世纪的重大理论”，即表现极端的、无限的、绝对的非资产阶级化。建筑变成了以混凝土、钢铁、木材、玻璃以及灰浆造成的理论之化身。于是，色彩再见了！坡屋顶和檐口再见了！厚砖石和其他贵重材料做成的穹楼、山花、过梁、后面圆拱再见了！柱头、壁柱、立柱、柱基、毛面的基座再见了！仅仅为制造气派而做的尖塔、西班牙瓦屋面、凸窗、牛腿——这一切也都再见了！从此以后，花岗石、大理石、石灰石和红砖，除非明明白白用在不承重的地方，否则都有掩饰虚伪之嫌。从此以后，墙必须是以玻璃或抹灰做成的薄皮。内部结构、机器造的构件、机械的规矩形状，这些房屋的现代“灵魂”都必须在外表表现出来。完全不得加以装饰。包豪斯学校由魏玛迁到德骚去之后新建的校舍，便是格罗皮厄斯集合体的一个典型范例。于是，向来跟在欧洲时尚的后面亦步亦趋的美国人，也开始跃跃欲试新的筑建风格了。可悲的事情是，从零开始这个观念在美国完全没有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冒烟的瓦砾堆，却相反使她从战争中走上世界的顶峰。她年轻，充满活力，像小老虎一般壮实。她没有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或者贵族制度可以去谴责、非难、诋毁或反对。她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更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种种一切使得美国的实际情形跟欧洲大相径庭，“新建筑”在美国的推行变得荒唐可笑。但是，看过了“光明城”的人怎么可以转回头呢！伟大的新欧洲的建筑形象一定要带到美国来，无论用什么办法、什么方式。杨启民所在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在这样一场建筑的大动荡、大创新之潮中，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以推崇新古典主义闻名的建筑学家保罗·克瑞特教授是宾州大学建筑系的主宰，他年轻时候曾经在巴黎美术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如今又在一丝不苟地运用别人培养他的办法培养学生。克瑞特教授是一个瘦小严肃的人，总是穿一身紧身黑西服，配白衬衫，黑领结。他的高度近视的黑框眼镜像瞪得滚圆的猫头鹰的眼睛，阴森森地令人可怕。花白头发笔直地，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鹰钩鼻子尖锐地向前突出，两片薄嘴唇很隐秘地藏在鼻尖的阴影深处，轻易不出头暴面。建筑的历史，建筑的艺术形象，建筑的比例、尺角、对比、均衡……学生必须从石膏像素描画起，从水墨渲染画起。克瑞特教授把这一切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那副猫头鹰样的黑框眼镜随时随刻会在教室里出现，检查学生们是否在按照他的要求学习。他谈起欧洲的新建筑总是不屑一顾，说那是小孩子搭的积木，是大理石的糖块或点心，仅仅为了迎合大众心理或是卖弄技巧，而真正的建筑艺术家不应该是追求时髦服饰的浅薄女人。“可是美国有过伟大的建筑艺术家吗？”学生当中有人问他。他沉默半晌，嘴唇在鼻子的阴影下面翕动着，回答说：“啊，美国的悲剧正在这里。美国艺术家纯粹是欧洲风尚的模仿者，他们全体患着一种病症，那就是‘殖民地综合症’。可我盼望奇迹在你们当中出现，你们是美国的未来。”启民知道教授这番话不是对他说的，他不是美国的未来，因为他是中国人。但是他总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是古典主义还是新建筑呢？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建筑艺术的基本技法，小心地、屏心静气地一根一根画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一方面他又热心地搜集有关新建筑的各种图片资料，不断地揣磨、比较、想象，觉得它们确实是清新简洁，自然可爱。有时候他被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新名词新观念弄得目瞪口呆，晕头转脑；有时候他又在那些著名的教堂建筑面前感到发自心底的震慑和敬仰。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站在十字街口迷路的孩子，左顾右看，不知道往哪儿迈步。他明白自己还没有找准他应该站的位置。他在观望，在彷徨，在思索和选择。读宾洲大学建筑系，便是他从加拿大到美国后第一次选择的结果。秋明本想跟他同窗共读，结果那时候的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秋明不得已进入宾大艺术系学习美术。秋明很懊丧。启民安慰她说这也挺好，建筑和美艺本来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姐妹。同一年进入宾大建筑系学习的还有几位中国学生：李清明、赵远和任子龙。加上启民，四个未来的中国建筑家合租了一套公寓。满房间贴着水彩画、水粉画、水墨渲染画，地上乱七八糟扔着作废的画稿，水池里泡着早餐中餐留下来的碗盘，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就像他们那颗年轻的、动荡不安的心。四个人中，赵远大概是最循规蹈矩的一个。他画起图来几乎有着女孩子那样的细致和耐心，因而图面总是比别人流畅漂亮，这一点深得保罗·克瑞特教授的喜爱。也因为此，赵远自称为克瑞特教授的忠实追随者，他迷醉于古典建筑的华美、严谨和气魄，跟教授同样对新建筑不屑一顾。任子龙是个矮矮胖胖的小伙子，一副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神气，画起图来总是墨迹斑斑，污秽不堪，让教授大皱眉头。不过你没法严肃地指责他什么，因为他鼻尖上、脸颊上和手心手背的墨迹说明他起码是认真在画的，他只不过天性如此。他憎恨古典主义的装腔作势，谈起新建筑来便眉飞色舞，期望它们能使他摆脱桎梏，自由自在发挥想象。他的想象力确实丰富多采，有一次居然设计出蜗牛形的建筑。很多年后，澳大利亚贝壳形的悉尼歌剧院问世，头发花白的任子龙在北京激动得大喊大叫，说这纯粹是一个误会，那歌剧院完全应该是他的作品，他很早以前就画出过类似的草图。那时候，每逢赵远和任子龙为古典主义和新建筑争论不休的时候，居中调解的总是李清明。这个身材高大的东北人却偏偏生了一副毫无主见的脾气，总觉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古典主义吗？那是千百年建筑艺术的结晶，岂能轻易否定。新建筑吗？挺简单，又实用，暂时看着不顺眼，以后慢慢会习惯的。未来世界大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时候任子龙忍不住讥讽他是风中芦苇，哪边吹风哪边倒。“人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喜爱？”任子龙忿忿地说，“你将来一定不是一个好建筑师，因为你没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思想。”其实任子龙恰恰说错了，很多年后在中国，李清明就以自己的随和多变在建筑界占据高位。他不是一个阴险的投机家，他只是天性如此。启民在这些争论中总是旁观者。跟李清明不同的是，他绝不是因为缺乏主见，而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拿定主意。他时而清醒，时而迷茫；时而坚定，时而动摇。意识深处觉得前面另有一条道路在等着他，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新建筑。那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命运，而他此时还无法知道。尽管如此，四个人仍然是好朋友。一块儿上课，一块儿做饭，一块儿画图。未来的共同事业注定了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甚至秋明都成了他们四个人共同的女友，被他们一起宠着、爱着、幸福着。那一年的六月里，克瑞特教授带他的学生们去参观著名的芝加哥罗比住宅。这是教授的老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1906年建成的房屋。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上午，空气中充满了阳光的声音，在耳膜中形成奇异的效应。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原梦一样向前铺展，生动而且鲜明。远处有机车奔驰喷出来的白气，一朵一朵的，很快地升高又很快地消失。一匹红马，一匹白马，呈雕塑造型站立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旁边是一架废弃不用的巨大风车，古老的式样叫人联想到过去年代的历史。也许刚下过雨的缘故，草原上蒸腾着透明的雾气，光线和色彩在这当中流动，闪烁，璀璨夺目。而在这一切之上，在广阔的、绿色的、蒸腾着生命的草原之上，突现着赖特的罗比住宅。白色的、流畅的横线条非同寻常，似乎是一个草原的精灵，又和草原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当黄昏中主人悠闲地站立在二楼阳台上时，整个草原便都躺在他的臂弯里，在他的胸怀里。他用他的房顶最大面积地承受着草原的阳光，草原的风雨，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他满怀喜悦和感激地接受它们。他在大自然中体会到生命的和谐，万物的生长。他向着上苍高举双手，祈祷一年又一年风调雨顺，牛羊肥壮，五谷丰收。启民静穆地站立在这座非凡的住宅面前，他被它那种内在的和谐震慑了。血液在哗哗流淌，他心里顽强地回荡着一个声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松开拳头，低下头来望望手心里湿漉漉的汗水，奇怪自己没有大喊大叫地扑上去拥抱这住宅。天哪，他多么喜欢它！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发自内心地喜欢一样东西。它美妙无比，辉煌无比。它在他心里完美无缺。此后的几天，直至回到他们寄住的公寓之后，启民一直在激动不安地谈论这座住宅。他甚至跟克瑞特教授谈起它，用一种十分景仰的口气。“你喜欢它？真是好极了！”教授脸上带着少有的温和笑容。“那住宅是赖特的美国之梦，完完全全的美国建筑之梦。赖特一直梦想着表现美国的精神，中西部的精神。想想看，人，住宅，草原风光，多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美国人的住宅。天哪，它比那些方方正正的铁盒子要美妙一百倍！”启民觉得心弦里有什么东西猛地被拨动了。美国之梦？美国人的梦想？那么，中国人又在梦想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之梦？中国的四合院，中国的骑街楼，中国的瓦檐翘脊，那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梦幻的结晶，它们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呀。隐隐约约地，启民觉得摆在自己面前的道路正从大雾中一点一点冒出来，清晰起来。他似乎有点知道自己等待的是什么了。那个六月的草原之晨给了他启迪，他意识到自己将要担负一个无比沉重的使命。一天晚上，启民从学校图书馆出来，慢慢地走回寄宿公寓。公寓在学校外面，要穿过两条暗暗的街道，走十分钟的路。启民刚走上第一条街道，拐角里忽然窜出来几个黑人小流氓，围住他要钱。偏偏他那天口袋里分文未带，他把口袋张开来给他们看。那几个人勒索不成，恼羞成怒，为首的一个大个子黑人挥起拳头，狠狠打在他脸上。顿时鼻血哗哗地淌下来，弄得衣襟污秽一片。他感到头晕目弦，又感到有人揪住了他的头发和衣领，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一辆汽车后座上，一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俯身看着他。“你醒了？”他发自真心地笑着。“是你……救……”启民艰难地问。他一张口就觉得脑袋里嗡嗡作响。“嘘！别多说话。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启民说了街名和门牌号码。小伙子坐回驾驶室，汽车发动起来，沙沙地驶过去。启民当时什么也没法想，以至那金发小伙子把他扶出车门，送上台阶，又跟他道别的时候，他昏昏沉沉竟没有反应。过了几天，启民到图书馆借一本书。在检索卡片的地方，他发现一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盯住他看，还朝他笑笑：“你完全恢复了？”启民猜到了这便是救他性命的人。想不到他们居然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你好。”启民伸出手来：“谢谢你那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事。他们没伤害你吧？”“没有。我叫了警察，他们就吓跑了。那条街是黑人区，治安一向不好。”“他们大约以为遇上了富翁，结果却是个穷人。”启民说着，自己觉得好笑。“你是哪个系的？”“建筑系。我叫杨启民。”“哈克。杰米·哈克。历史系。我学东方史。”哈克立即生硬地说了一句中国话：“我喜欢中国，想去中国。”启民跳起来，惊喜交加地握住哈克的手：“太好了！让我们交个朋友吧。”“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哈克笑眯眯地说，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又聪明又温和。他们真的成了朋友。这是启民在美国碰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可信赖的一位朋友。多年之后，哈克真的去了中国，在启民漫长的坎坷生涯里，哈克无私地给过他很多帮助。这是后话。哈克高兴自己找到了一个学中文的老师，以后就常去找启民说话。启民问他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哈克说，他最早是在父亲收藏的中国瓷器里了解中国的，他想象那是一个古朴、美丽、亲切的国家。“啊，你说得不错，中国是一个尚未被发掘的巨大宝藏，你简直想象不出来它那种东方的古老韵味。在中国，爷爷奶奶和儿子孙子们几十口人住在一个大宅院里，他们端午节要赛龙舟，中秋节拜月亮，过春节吃饺子。他们生性爱静，不喜欢出门远行。男人们手很巧，能在木制品上雕出很细很细的花纹。女人的手更加神奇，用丝线绣猫，正面是白色，反面是金黄色，简直像魔术……”“杨！杨！你不能再说下去了，我的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哈克一脸痛苦地把手按在胸膛上。有一个星期天，哈克邀请启民到他家去玩。哈克的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橡胶公司。他们家在城外有一座别墅，星期天全家就到别墅里去住。那天启民坐了哈克的汽车赶到的时候，哈克父亲正在花园里，躺在一张皮摇椅上看报。“哈，年轻人！欢迎欢迎。”他坐起身子，伸出一只手跟启民握了握。他面色红润，声音响亮，有一双跟哈克一模一样温和而聪明的眼睛。“希腊和土耳其打起来了，你们知道吗？希腊有英国人支持，却没有占多少上风。土耳其连背着婴儿的女人都上了前线，可见他们是以死抵抗的。”“侵略与被侵略，心理上的差别的确很大。”哈克接过仆人端来的咖啡，先递了一杯给启民，自己也拿了一杯，用小匙慢慢搅着。“听说你是学建筑的？”哈克父亲把头转向启民。“在宾大建筑系。”启民恭恭敬敬答。“现代的人坐在家里烦闷得要死，所以跑到俱乐部去。现代女人在她的闺房里也厌烦透了，她跑出去赴茶会。但是小人物他们没有俱乐部可去，只好蹲在家里，在大吊灯底下，在堆得密密的家具中，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这些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的家具，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和尊严。你们瞧瞧！如今的住宅只是堆放家具的仓库，人们忘记了它首先是住人的，是人的住宅。”哈克父亲眯缝起眼睛来，望着启民。“您说得一点不错。我们的时代决定了我们今天建筑的风格，所有这一切弊端都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存在的，而我们的眼睛却视而不见。”启民说着，心里暗暗惊讶这位老人的奇特思路和语言方式。“有一出歌剧你们看过没有？它叫‘受限制的乌托邦’。一个典型乐土的统治者派拉蒙王听说英国文化是一切服装。语言、礼仪修养中最新最好的，便决定下令他朝廷的一切都改成英国式。于是他和他的侍从们脱掉了身上的套头长袍，棕榈叶和兰花，男人们穿上了紧腿裤、礼服外衣，带上假发；女人们扎了束腰、蜀葵裙，穿尖头鞋。虽然感到很拘束，但是在国王压力下，人们那样做了。我们美国的艺术家们正是这位派拉蒙王，他们反不对欧洲的一切产生怀疑。他们心甘情愿失去自己。”哈克插话说：“听说有个叫高尔其的画家，他崇拜毕加索，总是一点不差地忠实模仿他。有人告诉他说，毕加索最近的作品有种懒散而且草率了，在许多画布上都画出了边，有的甚至还滴了墨。高尔其就回答：“如果毕加索出了边，他也出边；如果毕加索滴墨，他也滴墨。”哈克说完，三个人一齐大笑。哈克父亲笑得最厉害，他是个很懂幽默的人。“赖特呢？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你们认为他怎么样？”启民问。“赖特吗？他倒是个很有追求的美国艺术家。”哈克父亲小心翼翼地说：“可惜他如今被那些来自欧洲的巨星们遮盖了，他的同行们正在将他打入冷宫。”启民感叹道：“艺术是一个容不得众多派别的专制的行当呢。”“一点不错。”哈克父亲回答。冬天，启民和秋明双双毕业之后，开始修筑他们的爱巢。小小的一套房间，不多几样家具。但是有暖气、房间里暖融融的，窗户上结了厚厚一层水气。沿墙挂着一排五颜六色的纸花，还是赵远剪了送来的。另有几样用硬纸板、麻绳、铁钉、三角板之类废料做成的小挂物，悬在双人床的床头上，新奇素净，颇具装饰意味，这是任子龙的杰作。建筑系的学生心灵手巧，平平常常的东西到了他们手上一摆弄，立刻活泼有了生气。来的客人当中，除了赵远、任子龙、李清明之外，还有哈克。这几个好朋友今天是最后一次聚会，从此各奔东西。赵远到克瑞特教授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再作打算。任子龙打算去欧洲考察建筑，然后视情况决定留欧还是回国。李清明是铁定了心思要回国去了，他的父亲已死，家中指靠他顶立门户，母命不可违。哈克说他要进耶鲁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那是美国的一所贵族学校，也是培养美国政治家的摇篮，哈克今后必定要在政界沉浮是无疑的了。启民是他们之中唯一留在宾州大学的，他将在研究院里读硕士学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赵远端了一只酒杯走到任子龙身边说。他指的是子龙将独自一个去欧洲。“却也未必。”任子龙时刻不忘跟他抬杠。”据我所知，留学欧洲的中国人比留美的还要多。”“要找一帮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却是困难。”赵远说。任子龙沉默了一下。“这倒也是。”他说。他低着头，盯住杯中的红色透明液体，一刹那显出几分伤感。哈克走到李清明面前：“你的家是在沈阳还是哈尔滨？”沈阳。怎么，你对中国的城市很熟悉？”“梦里去过千百回。”哈克笑笑，“或者说，地图上同样旅行过这么多的次数。”李清明感慨起来：“东北是个好地方呀，土地黑得冒油，高粱成熟的时候满山遍野红得像着火，冬天往热乎乎的土炕上盘腿一坐，炒点豆子下酒，傍黑时从窗户里往外看雪景，那样一种闲适是美国人不可能想象的。”任子龙这时端着酒杯插进来说：“你是否在梦幻中把中国描绘得过于美丽？”“你认为什么美丽？”哈克反问他：“照你看美国是美丽的吗？不，美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万花筒，它仅仅是在拼凑繁华。它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性的东西，你在它身上只能找到暂时而不可能找到永恒。”赵远凑过来，半是友好半是嘲讽地说：“天哪，我看哈克是完全被东方迷醉了。可惜，你不是当届美国总统，不可能解除美国对于中国领土的任何一种权利。”哈克耸耸肩膀：“现在是不行。可是谁又说得准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呢？”大家一齐笑起来，端着酒杯说要为他二十年后的命运祝福。这时候，新郎和新娘正挤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为客人烹制八样中国菜肴。新娘秋明穿一件玫瑰红丝棉旗袍，新烫了头发，别着一枚椭圆形水钻发卡，此外再无一丝修饰。二十四、五岁的秋明已经进入人生的盛夏时期，她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热烈而且灿烂地开放着，娇媚到了极致。在宾大美术系的这几年中，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吸引了无数中外小伙子的倾慕的目光，为要获得她的垂青，他们甚至争先恐后到美术系去当模特儿。只不过从没有幸运者，因为秋明已经有了归宿，她不再有心顾及其余。她走在路上的时候，那颗小小的、优美的头颅从来都是微微仰起，笔直地正对前方。她的端庄的面容始终含一种笑意，笑得有几分高贵，几分忧郁。这便使她无形中显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神圣，任何人不敢对她造次。“糖醋鱼里的醋放得太多了。”秋明轻声对启民说。启民用一根手指伸进去蘸了点汤尝尝。“啊，是太多了。怎么办？”他手足无措。“只好说声对不起啦，秋明莞尔一笑。”葱爆羊肉是不是要用很多葱？”启民又问。“那当然。”秋明一边飞快地切菜，一边回答。“可是你瞧！”启民愁眉苦脸用两根手指拈起一根细细的葱来：“就剩这一根葱了。”“天哪！”秋明放下刀，叹一口气：“指望你买东西可真不行。不是叫你多买点儿的吗？”启民想了想，说：“就用洋葱头来代替吧，我想它们在本质上的意义是一样的。”秋明“噗哧”一下笑出声来，用手指头去刮启民的鼻子，说：“笨人总有他的一套笨的逻辑。”折腾了好久，总算饭菜齐备，招呼大家入席。因为好久没吃过中国菜的缘故，大家胃口极好，都夸秋明的手艺不错，哈克让一块滚烫的海参烫得唔噜唔噜直翻白眼，好不容易咽下肚去，愣了半天神，说，这一顿饭吃得很糟糕，它会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向往中国。秋明伸出一只手，轻轻放在哈克手背上，说，她真愿意有一天能在中国见到他，那样的会面将是一场戏剧，一部小说。“说到小说，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菲茨杰拉德写的东西？比如他的那部《人间天堂》？”赵远问。“啊，我宁愿读德莱塞的作品。我喜欢他小说里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哈克说。启民笑着说：“我不大看小说。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还是喜欢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巨著！听听他说过的话：兄弟们，让我们彼此靠拢吧，让我们忘却使我们分离的一切，让我们仅仅想起使我们集合在一起的共同苦难。没有敌人，没有恶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人。唯一的可以经久的幸福，在于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友爱：智慧、友爱，这是照耀我们黑夜的唯一光亮……”哈克摇摇头：“你背诵的这一段话里有一种殉难者的气味。虽然美，虽然崇高，但是那不过只是幻想。我倒是奇怪你有这样的思想却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瞧，现在我几乎可以断定你的一生将是怎样的一生了。”赵远转向秋明，问她：“你呢？你喜欢哪个作家？”“我倒是喜欢菲茨杰拉德。”秋明微笑着，“他的作品里有一种热情洋溢的东西让我着迷。他写出了美国生活里的那种奇妙动人的自由和魅力。我想他一定是个生性浪漫、充满幻想的人。”赵远一拍双手叫起来：“对极了！秋明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鉴赏趣味，你以后会成为大画家的。”任子龙在一旁大叫：“别听他的吹捧！他总是不惜一切力量拉拢同盟者。”大家都一齐大笑，边说边笑中饭菜吃得精光。送走客人，收拾好碗筷，夜色已经降临。从窗户中看得见远处商业区内霓虹灯开始闪烁，把夜空映得红红绿绿，迷离恍惚。这一刻太太小姐们刚刚开始装扮起来，珠光宝气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先生们头戴礼帽，抽着石楠根烟斗或者粗大的雪茄，在弹子房和赌牌桌前恣意玩乐；光亮照人的林肯牌轿车风驰电掣地穿过一条一条大街，留给人们色彩和速度的晕眩；灯光把一座又一座别墅照得如同透明，像是故意要人看得清它的五脏六肺。这是美国极度奢华、极度享受、醉生梦死的时代，是美国战后畸形繁荣的“爵士时代”。这时候的美国全然没有意识到经济危机正在悄悄向它匍匐前进，它不久将要陷入一场灭顶之灾的恐慌，它是过分乐观也过分自信了。启民把秋明拉到身边，细细看她的眼睛。从他们初次见面至今，将近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二十年的人生，二十年的故事，此刻启民从她的眼睛里读得明明白白。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缠绵持久的爱情，像蚕丝那样柔韧细密的爱情，他有些微的醉意，目光迷离，手脚绵软，一时间竟说不出什么话来。“夜色多好，多么温柔！”秋明喃喃地说，抬起手来，用食指细细地、从上到下地触摸他的额角、眼睛和嘴。“夜色多么温柔，”她说，“月亮像一个永恒的笑，星星是一串俏皮的话。从此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永远永远在一起。生生死死，离离聚聚，人生百态，想起来恍若梦中！”启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一种痛及肺腑的沧桑感。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大灾大难、大苦大难的人，才能有这样一种沉郁苍凉的感叹。启民想，从此以后他会给她幸福，哪怕这幸福仅仅是安宁愉快。秋明走到屋角，从挂在墙上的她的小皮包里抽出两张票来：“你愿意陪我去听一场音乐会吗？我想我们应该小小的享受一下，祝贺我们这个日子。”启民明白她是想让他快乐快乐。他喜欢音乐，只因为音乐厅的票子过于昂贵，偶尔去一次也只能买张站票，正正经经坐进池座还从未有过。难为秋明这么细心体贴，时时刻刻想到他的嗜好。“哦呀，这么好的座位！”他高兴地说。他们手挽着手，慢慢地下楼，慢慢地走上街区。从前也有许多次并肩同行，但是这样一种手挽手的滋味非同寻常，对于他们是一种全然新鲜的体验，使两个人都感觉到兴奋和沉醉，霓虹灯的光影把他们照得或明或暗，忽而灿烂无比忽而又阴森恐怖。橱窗里那些美丽的模特儿穿着贵重裘皮大衣，笑嘻嘻望住他们不动。两个身材苗条的妓女模样的女人肩并肩靠在墙上，在慢慢地抽烟，把涂了鲜红唇膏的嘴唇撅起来吐烟圈，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不知道怎么，我心里有些害怕。”秋明紧紧挽住启民的胳膊。“害怕什么？”“怕这幸福过于短暂，因为它对于我太重要也太宝贵了。”“对我也同样如此。”启民庄重地说。他们都不再说话，彼此把手握得更紧，并且身体也越发地靠在一处，直到感觉出对方的体温。音乐厅是一座富丽堂皇的洛可可式风格的建筑。跟现在提倡的新建筑不同，那个时代的东西自有它的华美高贵之处，每一个走进这建筑物的人会在踏上台阶的刹那间意识到自己不同常人的价值，会趾高气扬和心满意足。启民想：首肯和倡导了这种风格的阶级其实是最虚荣的阶级呢。音乐会还没有开始。进门的大厅里绅士淑女们摩肩擦背，谈笑风生。启民和秋明手挽手从他们中间穿过的时候，人们好奇地注视他们，仿佛惊讶中国人怎么也欣赏音乐。秋明的神情却是十分坦然，她微微仰着头，丝毫不去注意别人的目光，嘴角略略含了笑意，似乎她是女王，而周围都是朝拜她的臣民。启民向来喜欢秋明的这副派头，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更觉她神态的安详可爱。“瞧，我都忘记问了，今晚是什么音乐会？”启民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忽然说。“巴黎音乐学院维勒教授和他学生的钢琴演奏会。听说很不错。”“欧洲来的音乐家吗？是不是舒恩伯格一类的先锋派？我怕是听不懂呢。”“维勒教授专门演奏肖邦作品，广告上都说明了。”启民笑起来：“可见先锋派还没有太多的市场。音乐怎么可以搞成数学式的东西，不是莫名其妙吗，秋明温和地附和说：“绘画也同样如此。令人费解的画面一天天多起来，有时简直叫人无所适从。”“你当然不必追随他们。”启民说，“你画的那些装饰风味很强的画，我就很喜欢。”“知道我为什么画那些东西吗？”秋明忽然兴奋起来：“我想搞实用性的美术。将来回国以后，我可以专攻陶瓷工艺和景泰蓝工艺。我一直有这个打算。东方艺术是很有前途的。”“这我举双手同意。”启民说。音乐会很快就开始了。维勒教授是一个身材矮小、表情严肃、长着深色头发的老头儿，演奏会几乎由他一个人包场，当中只偶尔穿插几个学生的钢琴练习曲作为点缀。那个时代是年轻人备受压抑的时代，人们宁愿相信经验而不相信天才，这就是学生们的演奏总不能得到热烈反响的缘故。但是，说一句公道的话，维勒教授的演奏确实不同凡响。他的特点在于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肖邦的激情而很少表现肖邦的温柔。美国人向来以热情冲动著称，维勒的演奏风格很合他们口味，人们对他的欢迎程度可想而知。启民想不通的是维勒这个人看上去如此古板，他手下弹出来的音符却出人意外的年轻和新鲜。启民挺直了腰板，全神贯注紧盯着看台上那个俯在钢琴上的瘦小的身影，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注视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觉得他的黑色燕尾服、他的领结、他的直挺挺的板刷样的头发……这一切东西上都凝结着音乐的灵魂，音乐的幻想，它们压迫和包围着那个小小的血肉之躯，使他忍无可忍，只有猛烈敲击琴键才能减轻痛苦。“哦，他现在要下去休息了。”秋明轻声说。她似乎不是十分喜欢老人的演奏。“瞧，上来的是一个女学生，一个中国人。”秋明万分惊讶，睁大了眼睛。刹那间全场一片寂静。无数双眼睛注视着台上那个轻盈走来的中国女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软缎长裙，裙子的领口很高，有一圈同样是白色的柔软的花边，那花边几乎是紧紧托住她的脖子，把她的身材衬得格外修长挺拔。她每走一步，滑软光亮的裙摆就飘拂起来，又很快地垂落下去，裹住她的小腿。她不断地走，裙摆不断地飘起又落下，一时间令人看得迷醉。“我的天！”秋明忽然紧紧抓住了启民的手：“你看她像不像一个人？一个我们常常想念的人？”，“……林眉？”“天哪她多像林眉！她的眼神，她的笑容，她走路的姿态……”秋明脸色开始发白。“简直是一个精灵啊！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夜晚出现。我知道她想对我们说什么，我知道我的幸福太多了，我本不该拥有这么多。不知道林眉此刻在干什么？”启民张开五指，把她的手握在掌心，用劲捏了一捏。“真想知道林眉在哪儿，她在干什么。”秋明幽幽地望住启民。“她很爱你，真的。”“她爱刘仁。”“是的她也爱刘仁。可我看得很清楚，刘仁对于她是一种崭新的吸引，刘仁代表的理想和主义使她迷醉，她是身不由己地跳了进去。可你不同，你对于她是一种永恒，因为你和她有很多本质的相近，你们原就是同一种人，像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秋明，亲爱的，别说这些。我们是在美国，我们今晚新婚，听音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