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看着墙叹了口气，他已经厌烦重复说一样的话了：“放7颗炸弹在城市里，好像没有比做杀人犯差到哪儿去。”
“你妈妈可是杀了你的女朋友，让！为什么你还要袒护她？”
“因为这不公平！”让吼了起来，“她只是一时冲动！”
然后他沉默了，似乎在后悔自己发了火，表露了个人的情感：“我是说……这不是她的错。”
气氛缓和下来，但在这短短几十秒之间，卡米尔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因素，或许可以解释让·加尼耶的所有行为：他的愤怒。就像他母亲突然爆发的愤怒驱使她杀死了卡罗勒，而在他这里，这股愤怒被冷藏，然后酝酿成一个可怕的计划。让已经失控了。
“好，”卡米尔温柔地说，“如果这不是她的错……”
让皱了皱眉。卡米尔冷静地解释道：“如果你觉得你母亲可以减刑，为什么不让她去法庭接受审判？你可以说对她有利的证词，心理医生会说她只是一时冲动，不需要真的为此负责，然后……”
“然后她就会被送到荒岛流放，我谢谢你啊。”
卡米尔把他的椅子拉近了些：“听我说，让。你的第一颗炸弹只造成一些轻伤，但你不会总这么幸运（他本来想加上‘我们也不会’，但忍住了）。现在，上面在安排。因为你来找我聊，所以他们听之任之了，但如果我没有快点得到结果，我是说，马上得到结果，他们就会加速处理这件事……我向你保证，要接管你的人可不是好惹的。”
卡米尔继续靠近，让的脑袋朝他靠近，仿佛要听些什么秘密。
“我向你保证，那些人真的非常坏……”
卡米尔退回去。让脸色发白。他的上唇微微颤抖。
“你不要再固执了，让。不会有人答应你的要求的。”
让吞了吞口水。“才怪，”他言简意赅，“走着瞧吧……”
法官行动很快。罗茜·加尼耶很快被带了出来，她今年46岁，是弗勒里梅罗吉镇的邮递员。
她被安排进一个空的办公室，坐在一把椅子上，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如果想坐在罗茜面前，还得自己再从外面搬把椅子进去。卡米尔就是这样做的。这些椅子是铁的，像死驴一样重，卡米尔没有拿起来，而是拖在身后。椅脚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令罗茜皱眉。然后卡米尔像大卫·林奇的电影角色一样飞速蹿到了椅子上面。
卡米尔把资料摊在大腿上翻开。他看到一张罗茜在一年前入狱时拍的照片。如今她瘦了20公斤，但人仿佛老了10岁，罗茜面颊消瘦，有黑眼圈，疲态尽显，她大概没怎么睡觉，吃得也不好。只有男人才会对女子监狱抱有什么幻想。她的头发黑白相间，被剪得歪七扭八，就像戴了一顶老旧沾灰的假发。
罗茜。
卷宗里解释了这个名字的由来。1964年，罗茜父亲的偶像吉贝尔·贝科唱了《罗茜与约翰》这首歌，他便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罗茜。而罗茜也深受感动，并延续这个传统，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约翰。
“他一直不喜欢这个名字。”罗茜告诉法官，“但这首歌多好听啊。”
卡米尔不以为意。
“您的儿子声称埋了7颗炸弹。”卡米尔道，“第一颗炸烂了18区的半条路，现在还有6颗。之后肯定会死很多人。”
卡米尔不知道罗茜是否听懂了自己的话。
“他说如果把你和他放了，就告诉我们炸弹的位置。但放了你们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
罗茜有些难以消化这些信息：炸弹……她的儿子……放了他们……不可能。
卡米尔又强调道：“让只会得到一样东西，就是终身监禁。”
卡米尔退回到椅子上，仿佛说完了话，剩下的就不关他的事了。
罗茜摇摇头，她自言自语道：“让人不坏……”
她无法想象她的儿子会做这样的事情。卡米尔一直没动，要让她消化这些事情。罗茜花了快一分钟的时间来明白情况，变得脸色苍白，然后张开嘴发出一声近乎听不到的、痛苦的“哦”。
卡米尔继续道：“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这对你和让的量刑都有好处。尤其是对他来说。用车撞一个女孩和在巴黎埋一堆炸弹可不是一回事。你可能几年后就可以出狱，但是如果有一颗让埋的炸弹爆炸了，让可就一辈子出不来了。他现在27岁，还有50年的刑期等着他。”
罗茜认真听着，她听懂了。
卡米尔看过她的心理报告，情况并不很好。受教育程度很低，行为能力有限，判断能力低下，容易冲动，情感混乱，尤其是在她和儿子的关系占了很大一部分……卡米尔观察着罗茜，并肯定了自己的第一判断：这个女人有点笨。做出这种结论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你会被尴尬的同情心所束缚，并感到羞愧。
但卡米尔也有一丝疑虑。
“你知道这些炸弹的事情吗？”
“让从来不跟我说任何事情！”
她的说法这样概括，好似在说一起家庭矛盾。
“加尼耶女士，你明白发生了什么吗？”
“我可以和他谈谈吗？”
这也是问题所在。法官认为应该尽快让他俩相见，但卡米尔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做法。
“我能看看让吗？”罗茜坚持道，“跟他聊聊……”
从现实角度来说，法官是对的。两个人是被允许见面的。对让而言，他母亲是最好的杠杆，是这世界上唯一可以劝服他的人。
但卡米尔无法做决定。罗茜的声音令他觉得有些奇怪，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得弄明白……
“到时候看吧。”卡米尔答道，“到时候再说……”
卡米尔告诉法官他俩的见面也许会起到反效果。
罗茜因为监狱生活，状态很不好。让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担心，所以只在母亲入狱的时候来过，然后就只是每周写信，再也没来探监过。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变成这副样子，恐怕只会更想把她救出去……
法官表示赞同。他们决定等等看。
“还有7颗炸弹。每天1颗，对吗？”
看来消息传达得并不很好。
“他想要他妈妈？”
“是的，总理。他妈妈。”
“他以为我们会把他送到澳大利亚，然后等他写个明信片来告诉我们炸弹的地址吗？”
突然总理决定封锁消息。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个好的应对方式，不过无论如何，大家都只是在一堆糟糕的解决方式中选个不那么糟糕的而已。
“你们得给这次爆炸找个官方的说法。”总理说，“大家都能理解的那种。给我提交一个拟通告。我们尽量争取时间，你们（他对反恐组的人说）……嗯……做你们该做的。”
等出门的时候，总理又转身说：“一定要阻止这桩鸟事的发生。”
总理出去之后，幕僚长又对这番话进行了再创作：“给我干他。”
一片安静。大家都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然而，没有人说得清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情况太暴力，因为事情进展太迅速。政治上，对于灾难性的事件，人们都是最先应对最有可能发生的那些。
当局有一整套危机应对计划和灾后恢复战略，详细说明了在发生重大事故时应急服务应如何应对。在让有所行动之前，他们就该行动了。也许应该启动国家紧急危机管理计划；清点并分析这系列炸弹的可能危险，并预先准备一个可操作的动员部署。
尽管收集到越来越多的路人信息，但路易仍无法还原让·加尼耶这几周的行踪和动向。
路易向卡米尔解释道：“他不怎么跟人来往。只在足球队有几个朋友，并且好几周以来都没人再见过他了。邻居们说，自从他母亲被捕后，他出入过公寓，有时会在买菜的时候遇到他，但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我派人去确认过他的购物情况、租车情况……但让是那种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记得的客户。”
自从克莱芒丝正式认出让·加尼耶之后，所有人都想着给媒体分发让的画像，寻找证人。但是总理的指令是对媒体封锁消息。上面的指令很明确。在晨报上刊登埋炸弹的人的画像绝对会引起恐慌。
“一边是恐慌，另一边是屠杀。”卡米尔道，“我简直不敢站在决策者的位子上想这件事……”
“他很快就会全招了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挡这些专家的拷问。”
“不会有用的，”卡米尔站在咖啡机前，对路易说，“这种人是死脑筋，想问题很粗糙，都非黑即白，完全没有模糊地带，只有是或否。我打赌，接替我们的那些专家肯定要碰壁了。”
一说到接替者，卡米尔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看表，迫不及待要甩开这个烂摊子。
终于，有四个人连门都没敲就径直而入。
反恐组要接管这个案子了。
他们个个都像卡车一样高大。他们的步伐、决断力、眼神、动作，无不令人恐惧。让看着他们，觉得惊叹。他对一切都有预想，并且许多事情的进展也确实如他所料，但显然情况有了变化。几秒钟内他就被推起来，双手背在身后，戴上了手铐，蒙上了面，捆了起来，难以动弹。站在这四个男人中间，让看上去立刻矮了10厘米。
显然，事情要被加速处理了。
卡米尔没有露出笑容，但他松了一口气。这些专家进门不到30秒，就已经带走让·加尼耶并消失了。
卡米尔朝他的同事、指挥官佩尔蒂埃打了个招呼。佩尔蒂埃是个方脑袋的大个子，留了古板的黑白相间的胡子。
“玩得开心……”
佩尔蒂埃仍然专注在自己的思考上面，看上去如鱼得水。他最后一个离开，但是没有说一个字。
卡米尔开车往安娜的方向去，但又半途停了下来，有些担心地下了车。
“我还在办案。”卡米尔给安娜写短信道，“对不起，可能今晚再晚点的时候……可以吗？”
发短信之前他并没有想太多。并非他不想去见安娜，反而他很想和她睡在一起，闻她的味道，触摸她的身体……但现在他还很乱，仍然担心着案情，总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他倏地想起反恐组的那群专家。对待这样的案子，不敢想象他们能做的事情有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
安娜的回复是：就算晚，也要来噢……
卡米尔犹豫了几秒。不，他要继续骗安娜。他要回家。
毫不意外，湿嘟嘟开始摆臭脸。他注意到了，但是没有办法。湿嘟嘟总是这样，每次他回来晚了，湿嘟嘟都会直接无视他。
卡米尔已经筋疲力尽，没脱外套就直接在沙发上躺下了，但睡不着；令安娜空欢喜，骗她，一定会让她不开心。而卡米尔也完全没理由这么做。或者也许有理由。他本来是没空的；他反复告诉自己：“你已经不负责那个案子了。”但没用，他从沙发上坐起来。湿嘟嘟停在他的膝盖上，他开始画画（他家到处都是草图、速写，他永远停不下来。画画可以帮助他思考，这就是他运行的方式。他会画出所有记忆中见过的东西，这些也是他有必要回味的东西）。
在工作中，有些事情仅仅是发生过，而有些事情会对他产生某种启发。他并非有盲目的自信，反而更像是那种容易有疑虑的人，但是他会倾听自己内心的感觉和反对的声音。他只能这么做。
于是他继续画着，来回忆罗茜和让的面孔。前者散发出某种蠢笨混合顽固的气息，后者则更复杂。同样有顽固，但是也有算计。两人的共同点在于决断力。这一点，在她身上是固执，而在他身上是意志力。他们看起来平凡到无趣的程度，但危险性堪比天花。
看着他们的画像，卡米尔开始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
罗茜杀了让的女友，而让埋了炸弹来救罗茜出狱……如果把这两块拼图放在一起，似乎拼不到一起。两者并不相合。卡米尔暗叹幸好自己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
对于让·加尼耶，则没有“幸好”二字可言。他得面对一个肮脏的15分钟。卡米尔停下手中的画笔，因为让可能面临的那些审讯手段令他胆战。鲜少有人谈起这些，但很容易想象，一个以在巴黎埋炸弹来要挟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水刑、吊刑、关禁闭、不间断高声播放重金属摇滚……这些刑罚真的存在吗？
想象别的事情，换换思考角度，是卡米尔的思考办法之一。调查是探明真相的方法之一，卡米尔则试图将事情放到另一个极端来处理。他凭借记忆重新画出罗茜档案中的一张照片：那个被撞死的女孩，卡罗勒的照片。他重新画出那一瀑布般近乎完美的长发，唯一的遗憾是上面一摊血迹在明亮的光线下闪烁着，如同孩子的头发。年轻女孩的死已很令人惋惜，一个金发女孩的死去则实在是世上最悲惨的事了。卡米尔又画出女孩撕裂的脖颈。
终于，卡米尔疲惫得直接和衣而睡，湿嘟嘟在他肚子上绕成一团。
*
电话响起的时候是凌晨4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去安娜那里，为什么自己不上床睡觉了。
他的直觉没有骗他。
湿嘟嘟拒绝起身，卡米尔只好将她挪动到一旁，湿嘟嘟喵喵地抱怨着。他感觉到全身来自骨头里的疲惫，但还是站了起来，一手接了电话，另一只手已经开始脱衣服，解开衬衫纽扣，他需要快速地洗个澡。
正如卡米尔所料，这是法官来的电话。卡米尔得回警察局。让·加尼耶不愿再和反恐组的人对话，毫不意外，他只想要卡米尔。卡米尔唯一的疑惑在于，为什么他们要满足让的要求？
“因为情况紧急，”法官道，“让·加尼耶保证下颗炸弹在15个小时后就会爆炸。现在只剩12个小时了。”
法官一挂电话，卡米尔就叫醒路易。路易不可或缺，于是他也得立刻穿好衣服出发。
“但是，”路易道，“12个小时后有炸弹我们早就知道了啊。让·加尼耶早就说过了，一天一颗炸弹，不是吗？”
“是的，”卡米尔说，“我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反恐组做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但让·加尼耶开始招供，然后又打死不吭声。他说只想跟我说话，并说这没得商量。”
“那他说了下一颗炸弹在哪儿吗？”
“说了，这也是为什么法官打给我们。”让说炸弹埋在了一所学校里。
[1] 让（Jean）是法语人名，其英文名变体是约翰（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