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像“火”焰一般光彩“眩”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一九六六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惟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只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洋洋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章，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寄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惟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那个“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派不像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蓬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

    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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