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无疑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儿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就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我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出土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情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李石曾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很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封电报去，上面写ABC等字母——A代表一万，B代表两万，C代表三万，法国方面一看就明白，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被推翻了，这其中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李石曾忙的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中国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替。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孙天生大概是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什用具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捡，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由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时为扬州最大官的（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峋，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
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置疑，但是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厉害，说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清朝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呢？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天下，闻风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开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丫姑爷”（张彪娶了张之洞的贴身丫鬟），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使新军革命党的名单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出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清兵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藩镇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不也是逃走了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先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瓦解了。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的。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二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七十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作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地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十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风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八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做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族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但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清朝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族权贵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一手运动新军，一手动员会党，而动员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斩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做了主人，首先想到的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分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官兵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改善生活。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你稍有怠慢，就说你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圆回家乡，四处还钱。他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很快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帮中这么多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曾经一块儿混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进城里，关在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政分府，王金发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馆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几天工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政分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王金发对帮中弟兄分得不均，他们就不把王金发当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他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地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几十年以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海峡的这边到海峡的那边，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将辛亥革命的大事、大人物连同大问题都说得差不多了。嚼点别人的老生常谈权作纪念，对于我来说，一来没有资格，二来心有不甘。没奈何，我翻出了一点旧闻，记录一件对于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权且倒腾出来，好借题说上点什么。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辞，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当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的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号召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官府对剪了辫子的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中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就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掺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与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而绅士的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胆大妄为”到了连一丁点儿起码的政治顾虑都没有了。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大兵敢到学堂骚扰，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赔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这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历来是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地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连官绅也离心离德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革命党的毛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导致了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捆起“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咨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净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那些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一类的事，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对抗防营的真实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不仅仅由于他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的。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与乡绅对骂，而且知县虽然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分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的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辛亥革命前，一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有关“五四”的一点感想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大过五四运动。过去近现代史两分的时候，它是界碑，现在两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后来的事，只要稍微大一点，总会有人把源头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毁也“五四”。就事实而言，“五四”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都摆不脱“五四”的影子，两党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饭”（蔡元培语）的“五四”一代，政治行为上都有着“五四”的痕迹。
不过，当下的中国，“五四”已经开始褪色，至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陆，“五四”是青年节，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纪念日，从前，每年学校里都过得轰轰烈烈，近年被五一长假一冲，似乎让人想不起来了。在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经把“五四”定为艺术节，现在估计早就不过了。研究“五四”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说，这种节日的定法，说明了对“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实，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分野，原比定节日纪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产党的建党领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居高临下地赞过几句“五四”的学生，蒋介石则对“五四”一点好感也没有，只是碍于孙总理有言在先，而且党内吃“五四”饭者众多，不好破口大骂而已。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会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现在，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一定对现实就没有影响，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话，一笔糊涂账的遗产也许会导致一笔糊涂账的未来。
“五四”的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众多，海峡两岸、大洋两头都硕果累累，以至于后来者想碰这个领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马未动，太多的粮草征集已经把人吓退。不过，如果耐着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会发现，“五四”的很多事，还是不太明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一种新文字。显然，这种文言等于死文字、白话等于活文字的等式，连给胡适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也不以为然，唐德刚在给胡适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释里，列举了《史记》里“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之类的例子，说明文言也可以相当生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其实也未必真的属于“活”文字。真正拉车卖豆浆的普通人，别说看，听都听不懂当时的新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古代，真正比较贴近平民生活的书面语，其实是古代的白话。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直接脱胎于说书脚本的作品，比如《说唐》《说岳》系列小说，实际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语，不仅遣词用句通俗易懂，连语气、叙事习惯都十分贴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话。事实上，“五四白话”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西化的文体，严格说，就是英语化的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体上按照英语语法来规范，可以比较清晰地分出主谓宾定补状，还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名词、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形容词和副词。不用说，这些在古汉语乃至古代白话里都是一笔糊涂账。胡适在文学改良建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话”为了讲究文法，在发展过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统，让句子里更方便准确地填装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使汉语看起来更像英语。
《新青年》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话”能够普及开来形成气候，其实主要归功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用政府力量把课文改成白话，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估计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话”文学的欣赏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欢《狂人日记》和《尝试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学生。
“五四白话”最大的长处，就是译介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方便。不仅文法类似，而且那些从日本转口过来、形中实西的名词，诸如国家、政治、自由、民主、经济之类，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科学基本言说框架的名词概念；用在古汉语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别扭，但是搁在“五四白话”里却相当妥帖，至少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讲究文法”的白话文，甚至可以将很繁复的从句直译过来，句子虽然长得离奇，但意思失真得却不多。反过来，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锺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话”相关，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话，内在的冲动当然也是出于引进思想和理论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后，制度的变革没有导致国家的富强，实际上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就当时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没有他途可寻。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者，也未必反对学习西方，反而会追求更深度的引进。因为，强大的西方、学习了西方而强大的日本，都现成地摆在那里，是压在国人头上的骄人存在。尽管由于一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也陆续传递到了中国，但像梁启超《游欧心影录》那样的认识，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共识；也许，在国人看来，即便是一个“破产”的欧洲，也不是中国人所能傲视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
其次，“五四”作为政治抗议运动，其发生和发展也有许多未解之谜团。如此大的一场运动，根据当事人“三国贼”之首的曹汝霖晚年的回忆，起因无非是总统徐世昌和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以及林长民和他之间的一点私人恩怨。当然，除非研究者神经错乱，否则没有人会认同曹汝霖的看法。不过，如果仔细想想，这种看法未必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毕竟他是从当时的政坛风云旋涡中滚过来的。我们虽未否认五四运动和北洋政府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却长期忽视它。五四运动跟国民党的关系，经台湾学者吕芳上的梳理，已经基本清楚了，但跟运动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北洋军阀和政府跟五四运动的关系却长期处于研究的盲点。北洋政府内部跟日本走得近一点的人与亲英美派的人之间，比如当家的皖系和直系之间，他们的矛盾跟运动的发生、发展乃至最后结束之间，存在太多关联。比如，巴黎和会上所谓的中国的外交失败，在形式上跟当年中日在山东问题上的换约，中国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辞令有关，而这个消息恰是被时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长民透露到国内报界的。据说，徐世昌因此还把林叫去训了一顿，说他放了一把野火。然而，如果没有这把野火，赵家楼那把火怎么烧得起来？而林长民恰是一群亲英美的职业政客中的一个，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职业外交官，有留学英美的经历，比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他们跟曹、章、陆等日本留学出身的人一直就存在着很大的政见分歧。其次，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旧交通系，对于曹汝霖等人挟日本奥援侵入他们的地盘（时称曹为新交通系），啧有烦言，因而对日本的西原借款问题已经积怨甚深，而西原借款，实为直皖冲突乃至五四运动的一个远因。
掌控中国政局的北洋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关系更大。在五四时期，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人显然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背后实际上折射的却是北洋系统内直皖之间的问题。因为从北洋圈子里滚出来的徐世昌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这个总统是段祺瑞捧出来的，他和段之间，说是牵线木偶和牵线人的关系也许有点过分，但是，说“没有了段，就没有徐这个总统”，肯定是对的。徐世昌对段祺瑞有点想法，更多的可能是着眼于直皖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操之过急的忧虑。
说到北洋直皖之间的矛盾，在五四运动的当口，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撕破脸皮，就差动手开仗的地步。前直系领袖冯国璋退出历史舞台，新直系的领袖曹锟被段祺瑞忽悠了一下，成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前锋，麾下战将吴佩孚一马当先，打败桂系的主力，连带击垮了湖南军队，拿下长沙，剑指两广。然而，在后方，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编练自家武装参战军（后改为西北边防军），从日本借来的银子、买来的枪械都投到了那里，甚至连直系辛辛苦苦打下的湖南，也便宜了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让他做了现成的督军，吴佩孚自己只落了个“孚威将军”的空名。段祺瑞让直系为自家火中取栗的耍猴把戏干得过于拙劣，别说精明的吴佩孚，连憨憨的、外号“傻子”的曹锟，都洞若观火。吴佩孚打到衡阳，一面按兵不动，跟南方勾勾搭搭，信使往来；一面以最爱国、最激进的面目，频繁通电，对北京政府的种种举措说三道四、肆意抨击，甚至对政府要员指名道姓、直斥其非。打狗冲的是主人。经战争实力壮大起来的新直系，此时隐隐然已有问鼎中原、夺了鸟位之势。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恰好给了直系一个攻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的机会，而五四学生的抗议运动则使这个机会极大地扩大。因此在这期间，用陶菊隐先生的话来说，吴佩孚今天一个仿讨武曌檄，明天一个效驱鳄鱼文，口号喊得比游行的学生还激烈火辣，不仅对舆论而且对政局，都是有影响的。
要知道，当时吴佩孚是公认的常胜将军，能打仗，而且能打胜仗。直系虽然还有其他大佬在，比如所谓“长江三督”：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和赣督陈光远，但是只有吴佩孚才称得上是直系的当家花旦，别人顶多跑跑龙套。虽然吴佩孚的发言不见得都是直系将领的意愿，但是他们肯定都乐意通过吴大声发言，向皖系政府表达不满。在袁世凯时代就进入北洋团体、作为袁世凯老友的徐世昌，当然不乐见北洋团体的分裂。对他而言，尽管自家是皖系捧上台的，但只有维持北洋军阀各个派系，尤其是直皖两系的平衡，他的位置才能坐得更稳。如果仅仅在皖系的指挥刀下做总统，徐世昌岂不成了汉献帝？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敢于在五四期间跟段祺瑞有了点“不同意见”，更倾向于考虑吴佩孚的声音，牺牲曹、章、陆。而在曹汝霖看来，在这个危难时刻，段祺瑞显然要比徐世昌更够意思。
段祺瑞的麻烦显然更大。这个才具不如袁世凯，雄心却比他的主公更大的北洋第一号继承人，当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武力统一。为此目的，他才靠近日本，从日本得到大笔的贷款，大批的日式武器连同教练也随之进入他的嫡系部队。也正因为如此，他控制的政府，才会对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强夺德国控制的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行为装聋作哑。别人也许只当他是皖系的首领，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整个北洋系的老大。由于他做遍了北洋系军校的监督，所以凡是北洋出身的人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直系曹锟、吴佩孚也不例外。因此，虽然吴佩孚电报仗打得凶，但始终都给段祺瑞留着面子。段祺瑞自己也很看重这点面子，眼看着吴佩孚差一步就踏入广东，他也知道这个秀才出身的将军能打，只要面皮没有最后撕破，他都会指望吴佩孚替他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于情于理，尽管吴小鬼（北洋系中对吴佩孚的蔑称）咄咄逼人，还真就得让着他三分。这也是为什么段祺瑞对曹汝霖安慰话说了一箩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为他筹钱出了大力的人背着国贼的名头离开了政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直皖之间势力消长的转折。通过“五四”，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将卖国的污名牢牢地背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则获得了爱国的美名，从此得到了行动的正当性。五四运动次年，双方一场大战，尽管皖系在武器装备、军队数量和后勤供应上都占有优势，但很快一败涂地。这里除了直系训练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优势之外，双方士气高下和人心向背方面的差距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亲身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后来回忆说：“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了直皖之战。”（《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
按说，当时的中国有具有革命资本的国民党势力，也有具有讨袁传统的云南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的势力，但是在“五四”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却让北洋军直系的一个师长专美于前。吴佩孚通过在五四时期的声明，成为话语权的主导者。在新闻自由的公共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的时代，这种话语权显然具有出人意料的力量，而吴佩孚恰是借助这个力量，一跃成为中国最耀眼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打过一些胜仗的将军。中国的军阀何其多，但是只有吴佩孚具有世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除了军阀之外，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角色也长期缺席。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叙述中，6月3日之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运动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三罢”当时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只是上海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因此值得单拿出来说。不过，就算我们认为上海的罢工罢市对北京政府拒签和罢免曹、章、陆作用最大，我们也应该明白，按照最经典的工人运动史叙事的逻辑，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之前，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个没有阶级意识的自在阶级，他们的行动理应属于自发性的，往往局限在经济斗争方面，为什么此时居然可以成千上万地出来参加政治运动？到底是谁组织了他们？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人基本上是受帮会控制的，既有青、洪帮这种第三社会性质的帮会，也有一些地域性的帮会。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没有帮会的出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连商人罢市背后也有帮会的作用。在工人中做事，没有帮会的协助几乎不可想象。当时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没有成气候，洪门在上海地盘尚在，各种以地域划分的帮会也各自为政。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起了什么作用，彼此间的关系如何，运动对帮会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等，显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近代几次爱国事件中，帮会的表现好像都不错，比如“五四”，比如“一·二八抗战”，个中的缘由，需要我们好好研究，不能因为帮会属于第三社会，名声不好，就故意在历史叙述中将他们漏掉。
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我们长期满足于现成的、浮在面上的答案，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定性的结论，不去做起码的追问，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这种现象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也很欠缺。因此，就整体而言，“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却难以深入。
民国的三个面相
开篇语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得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股诱人的气息，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民国史无疑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一百多年后依然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儿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扦格和话语吊诡。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就会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掺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了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地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人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被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都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在客观上，袁世凯称帝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俨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他希望这种重建能中外合璧、古今合一。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为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只为外人西南军阀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在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宧、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制度扦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对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如果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但是，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相当繁荣，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当政者对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话语吊诡
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旧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旧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旧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最后，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二百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两千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1、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强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绝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中，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只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还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云谲波诡的历史。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十六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丙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也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四年的戏。这十六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区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的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他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在那个时代，进化论的魅力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十六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往往很难处理好跟国会的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领袖和骨干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居然还真就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够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二陈汤”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而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段祺瑞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段祺瑞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三千元一票、五千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只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宿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奉系入住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代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当时的中央政府沿着下降线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地传统，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在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在伦理和文化的改造上。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这个机遇了。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被毛泽东称作“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也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一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了。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里，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的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危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搞联省自治，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是唯一的自强之路。
但是，在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中央，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情中，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独立，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义政府而已。虽然，有心问鼎中原的军阀都幻想武力统一，只图自保者则倾向维持现状，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清末以来醉心西式政体变革的人们的初衷相悖。而对联省自治感兴趣的都是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军阀，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未必仅仅是给自己的割据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们既行的割据现实却大大削减了自身行为的可信度，让联省自治从一开始就蒙上受人质疑的阴影。反过来，那些醉心联邦制的学者，也只能依托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军阀，否则，所有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等人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由于这个实践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即便联省自治主义者当初没有碰到如此的尴尬，他们的联省自治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外部的环境不允许，外部的压力已经相当大，就像陈炯明难以克服孙中山的反对，赵恒惕的挚友吴佩孚也是湖南自治的死敌；但是内部的离心、地域的歧见同样难以敉平。陈炯明的势力来源是惠州，只要他当家，来自珠三角和琼州的势力就不服帖。同样，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在湖南的自治过程中，赵恒惕费尽心机，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尤其难以对付来自湘南的唐生智，以至于不得不出兵湖北，为省内的军队寻找粮饷之地，结果很严重地伤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后结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决裂的必然结果。湖南的自治，最后在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下，分裂成拥南和拥北两块，刀兵相见。一个以和平建省为目的的制度实践，却以最悲壮的战争悲剧落幕。
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看，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实在不适合自治。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的，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为小，但基本上袭承了行省的架构。自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以来，虽然历代的行政区划一直在三级和两级制之间徘徊，但早期“郡”的影子却一直存在，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同郡之人则意味着享有一个“郡望”，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行中书省，性质上等于是几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地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毛病在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巨大。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行自治，即使没有外部阻力，仅仅内部的分歧，就难以对付。
从另一个角度说，省这一级行政单元也实在过于庞大，某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省，自治起来很难保证它不走向独立，仅仅从规模而论，就让人，尤其是那些对分裂比较敏感的人不放心。
不过，跟人们的一般看法有异，秦统一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过事实上的地方自治，强中央和强地方共存的局面也不是没有过，比较典型的是西汉。西汉初期实行的是分封和郡县共存制度，但很快封国就变成了事实上的郡。地方的郡国所拥有的权力之大，跟现今联邦制内的state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郡国负责人不仅有辖境的行政权，还可以自行聘任大部分官吏，拥有人事权，而且拥有郡国军队的统率和指挥权，以及境内的司法权。对于境内绝大多数案件（除了某些实在拿不准的疑难案件），包括死刑判决，都可以自行决定，先斩后奏。比起现在美国的州来，当时的郡国情况类似，只是最高负责人不是民选的，而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且每年需要“上计”——到中央汇报境内的各种情况，完成钱粮上缴任务。
袁世凯的“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人的掺和，才变成了今天这种投票选领导人的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选举人怯怯的，被选举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袁世凯已经打垮了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走向安定的唯一强人。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在为袁甘效犬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占了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原本就是为了选举拼凑起来的杂烩，真正对袁世凯有点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
服软的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制定一部宪法）后选总统，断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儿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整个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据当事人说，“公民团”的人数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熬，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故意捣乱，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做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在中国，没有人会竞选，大家只习惯操控。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五千大洋。
关于选举的乱弹
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问题争上半天。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什么。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中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支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锥（笔）还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组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
小徐（当时人称徐树铮为小徐，徐世昌为大徐）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软一手硬，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经小徐之手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票的人埋单。当然，有的时候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党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的腰包。
民国的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人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于族内的公益事业。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在1947年进行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选举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头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中国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来说，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的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物，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选举和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让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随着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中国人也学会了买票贿选的本事。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地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另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有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促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使得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萌发。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有的时候，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党员，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国民党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1 半益农，是毛泽东的提法，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