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含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一九七四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母校”说法，其意深焉。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本命年联想红腰带
牛年是我本命年。
屈指一算，我已与牛年重逢四次了。于是联想到了孔乙己数茴香豆的情形，就有一个惆怅迷惘的声音在耳边喃喃道：“多乎哉？不多也。”自然是孔乙己的传世的名言，却也像一位老朋友作难之状大窘的暗示——其实是打算多分你几颗的。可是你瞧，不多也。真的不多也！
于是自己也不免的大窘，窘而且恓惶。前边曾有过的已经消化掉在碌碌无为的日子里了。希望后边儿再得到起码“四颗”，而又明知着实的太贪心了。只那意味着十二年的“一颗”，老朋友孔乙己似乎都不太舍得超前“预支”给我。
人在第四次本命年中，皆有嗒然若失之感。元旦前的某一天，妻下班回来，颇神秘地对我说：“猜猜我给你带回了什么？”猜了几猜，没猜到。妻从挎包掏出一条红腰带塞在我手心。我问：“买的？”妻说：“我单位一位女同事不是向你要过一本签名的书吗？人家特意为你做的。她大你两岁。送你红腰带，是祈祝你牛年万事遂心如意，一切烦恼忧愁统统‘姐’开的意思……”听了妻的话，瞧着手里做得针脚儿很细的红腰带，不禁地忆起二十四岁那一年：另一位女性送给我的另一条红腰带……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又穷，母亲终日为生计操劳，没心思想到哪一年是自己哪一个儿女的本命年，我头脑中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本命年的意识，更没系过什么红腰带。
二十四岁的我当然已经下乡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七连的小学教师。七连原属二团，在我记忆中，那一年是合并到一团的第二年，原先的二团团部变成了营部。小学校放寒假了，全营的小学教师集中在营部举办教学提高班。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去水房打水，有位女教师也跟在我身后进入了水房。
她在一旁望着我接水，忽然低声问：“梁老师，你今年二十四岁对不对？”
我说：“对。”
她紧接着又问：“那么你属牛啰？”
我说：“不错。”
她说：“那么我送你一条红腰带吧！”——说着，已将一个手绢儿包塞入我兜里。
我和她以前不认识，只知她是一名上海知青。一时有点儿疑惑，水瓶满了也未关龙头，怔怔地望着她。
她一笑，替我关了龙头，虔诚地解释：“去年是我的本命年。这条红腰带是去年别人送给我的。送我的人嘱咐我，来年要送给比我年龄小的人，使接受它的人能‘姐’开一切烦恼忧愁。这都一月份了，提高班就你一个人比我年龄小，所以我只能送给你。再不从我手中送出，我就太辜负去年把它送给我那个人的一片真心了啊！……”
见我仍怔愣着，她又嘱咐我：“希望你来年把它转送给一个女的。让‘姐’开这一种善良的祈祝，也能带给别人好运。这事儿可千万别传呀！传开了，一旦有人汇报，领导当成回事儿，非进行批判不可……”
又有人打水。我只得信赖地朝她点点头，心怀着种温馨离开了水房。
那条红腰带不一般。一手掌宽，四余尺长，两面儿补了许多块补丁，当然都是红补丁。有的补丁新，有的补丁旧。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最小的一块补丁，才衣扣儿似的。但不论新旧大小，都补得那么认真仔细，那么的结实。我偷偷数了一次，竟二十几块之多。与所有的补丁相比，它显露不多的本色是太旧了。那已经不能被算作红色了。客观地说，接近着茄色了。并且，有些油亮了。分明的，在我之前，不知多少人系过它了。但我心里却一点儿也未嫌弃它。从那一天起，我便将它当皮带用着了……
它上边的二十几块补丁，引起了我越来越大的好奇心。我一直想向那一名上海女知青问个明白，可是她却不再主动和我接触了。在提高班的后几天我见不着她了。别人告诉我她请假回上海探家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从上海川沙县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她不再回兵团了，已经转到川沙县农村插队了，也不再当小学老师了。
“我想，”她在信中写道，“你一定对那条红腰带产生了许多困惑。去年别人将它送给我时，我心中产生的困惑绝不比你少。于是我就问送给我的人。可是她什么也不知道，说不清。于是我又问送给她的人。那人也不知道，也说不清。我一个人接一个人地追问下去，终于有一个人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它的情况。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一九四八年，在东北解放战场上，有一名部队的女卫生员，将它送给了一名伤员。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后来女卫生员牺牲了。他在第二年将它送给了他的新婚妻子。一九四九年是她的本命年。以后她又将它送给了她的弟弟。他隔年将它送给了他大学里的年轻的女教师。到了一九五九年，它便在一位中年母亲手里了。她的女儿赴新疆支边。那一年是女儿的本命年。女儿临行前，当母亲的，亲自将它系在女儿腰间了。一九六八年，它不知怎么一来，就从新疆到了北大荒。据说是一位姐姐从新疆寄给亲弟弟的。也有人说不是姐姐寄给亲弟弟的，而是一位姑娘寄给自己第一个恋人的……关于它，我就追问到了这么多。我给你写此信，主要是怕你忘了我把它送给你时嘱咐你的话——来年你一定要转送给一位女性。还要告诉她，她结束了她的本命年后，一定要送给比她年龄小的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姐’开人烦恼忧愁的祈祝一直延续下去……”
她的信，使二十四岁的我，非常之珍视系在我腰间的红腰带了。
我回信向她保证，我一定遵照她的嘱咐做。我甚至开始暗中调查，在我们连的女知青中，来年是谁的本命年……
但是不久我调到了团里。
第二年元旦后，我将它送给了团组织股的一名女干事。她是天津知青。
当天晚上她约我谈心。
她非常严肃地问我：“你送我一条红腰带是什么意思呢？你应该明白，你是初中知青，我是高中知青。咱俩谈恋爱年龄不合适。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说：“你误解了。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今年是你本命年，所以我才送给你。按年龄我该叫你姐，我送给你，是‘弟’给你好运的意思啊！”
她说：“那这也是一种迷信哪！”我说：“就算是迷信吧。可迷信和迷信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迷信和迷信会有什么不同？”她又严肃地板起了脸。我思想上早有准备，便取出特意带在身上的那封信给她看。待她看完，我问：“现在你如果还不愿接受，就还给我吧！”她默默地还给了我——还的当然不是红腰带，而是那封信。我见她眼里汪着泪了……在我二十四岁那一年，心中的烦恼和忧愁，并不比二十二岁时少，可以说还多起来了。我却总是这么安慰自己——也许我本该遭遇的烦恼和忧愁更多更多。幸运的红腰带肯定替我“姐”开了不少啊！……二十五岁那一年我离开兵团上大学去了。我曾在自己的一个本命年里，系过一条独一无二的红腰带。在我人生的这第四个本命年，妻的一位女同事，一位我没见过面的“姐”送给我的红腰带，使我忆起了几乎被彻底忘却的一桩往事。
不知当年那一条补着二十几块补丁的红腰带，是否由一位姐，又送给了某一个男人？是否又多了二十几块补丁？也许，它早就破旧得没法儿再补了，被扔掉了吧？
但我却宁肯相信，它仍系在某一个男人腰间。
想想吧，一条红布，一条补了许多许多补丁的红布，一条已很难再看到最初的红颜色的红布，由一些又一些在年龄上是“姐”的女人，虔诚地送给一些又一些男人，祈祝他们在自己的本命年里“姐”开一些烦恼忧愁，这份儿愿望有多么的美好啊！它某几年在亲人和亲爱者间转送着。某几年又超出了亲情和友情的范围，被转送到了一些素无交往的男人手里。如当年那位也当过小学教师的上海女知青在水房将它送给我一样。而再过几年，它可能又在亲人和亲爱者间转送着了。它的轮回，毫无功利色彩。仅只为了将“姐”开这一好意，一年年地延续下去。除了这一目的，再无任何别的目的了……
让“姐”开烦恼忧愁和“弟”给好运的善良祈祝，在更多男人和女人的本命年里带来温馨吧！
阿门……
从前，少年们的收藏
收藏一事，大抵自少男少女时起。儿童而好收藏，此种现象不多。
在我记忆中，从小学三年级起，某些同学便喜欢收藏了。
起初收藏糖纸。
当年哈尔滨的果糖分两类——无包装的“杂拌糖”和有糖纸的；后一类民间的说法是“礼糖”，即，不是买了给自家孩子吃的，而是当作礼品与罐头、点心搭配着送给别人家孩子吃的——当然，必是遇到难事了要求别人家，或求过了人情后补。
“杂拌糖”八角几分钱一斤，一角钱也能买十几块。有时，小孩子买五分钱的，服务员也会卖，无须过秤了，数几块即可；包“杂拌糖”的是粗糙的包装纸，粗糙到可见粉碎不彻底的麦秸。
“礼糖”则每一块都有包装纸，而且包装纸细软，其上印文字和图案。在一般百姓家的大人孩子看来，是“高级块糖”。
我下乡前仅吃过一次“高级块糖”——我父亲所在的“大三线”建筑单位派人慰问职工们的在哈家属，每户送上门一斤，于是我们几个子女托父亲的福，吃到了传说中的“高级块糖”，确实比“杂拌糖”多样，也确实比“杂拌糖”好吃。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高级块糖”也分几种——一般高级的是果味硬糖：更高级的是“大虾”“小人儿”“双喜”三种夹心酥糖；再高级的是“大白兔”奶糖，半硬不硬的那种；最高级的是“贵妃”软奶糖。如今想来好生奇怪，不知为什么糖纸上非印“贵妃”二字。
我下乡后，自己终于能挣钱了，有几次探家的日子里买过“高级块糖”——为了代母亲答谢母亲麻烦过的人家。
糖纸因其花花绿绿而受到爱好收藏的小学生的喜欢。有的自己曾吃过“高级块糖”，有的则是留意捡到的。想想吧，别人将高级的块糖吃掉了，随手将糖纸一扔，而自己则如获至宝地捡起，珍惜地予以收藏，证明收藏这件事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上瘾呀！
当年爱好收藏糖纸的既有小学女生也有小学男生，女生多于男生。那是一件挺费心思的事——首先得具有一定的拥有数量；其次糖纸两边是拧过的，需在温水中浸泡多时，湿透后小心地用手指抚平；晾干后夹入一本什么书中才算大功告成。也不可暴晒，会晒脆。得使之阴干——深谙此点的小女生，往往将糖纸贴在下午朝阳的窗玻璃上。那时玻璃还有一定温度，晾干之效果极佳。
糖纸受青睐的程度，不但视其包过何种糖，还与其上印着的厂家有关。若一张糖纸上印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某某糖厂的厂址及厂标，便属珍品。即使在当年，即使对于小学生，“京上津广”之大城市地位在心目中也已确立。而哈尔滨的小学生普遍认为，哈尔滨属于中国第五大城市，这一点毫无疑问。
若一名爱好收藏糖纸的女生，将一张自己珍视的糖纸赠予有共同爱好的女生，则证明二人之间友谊笃焉。
我小学五年级时，班上一名女生因向另一名女生赠了一张稀有的糖纸，居然引起公安人员的调查——因那糖纸上印的是香港的一家糖厂，而受赠方之父亲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极高；经调查，赠予方的伯父是外贸干部，从香港带回了一斤香港糖而已。
自然，两名小学女生之间的友谊彻底完结。
我小学六年级时，哈尔滨出产了一种“酒心巧克力”：在巧克力糖的内部，包上了一小汪酒液。一斤糖中，有“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汾酒”等几种“酒心”。这种糖，属极品糖，即使在“京上津广”四大城市中也是最高级的礼糖。当年我只见过那种糖的糖纸，没吃过。
包“酒心巧克力”的是一种叫“玻璃纸”的糖纸。极薄、透明。这种糖纸两边拧出的褶皱很不易压平，只能经水浸泡后用熨斗熨。一名与我关系好的男生拥有数张，偷偷用熨斗熨；不料熨斗落地，使自己的一只脚即被砸伤了，还挨了家长一顿骂。
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十几年前还保留着一部厚厚的“毛选合订本”，内夹二百余张各式各样的糖纸——是一名与他发生初恋的女知青送给他的定情物，而她不幸在一次扑山火行动中牺牲了，定情物于是成为情殇纪念物。以糖纸为书签，即使在当年的中学生中也较流行。但一名女中学生居然将小学时收藏的糖纸带到了北大荒，并且夹在“毛选”中，作为定情物一道赠给意中人，真是只有特殊年代才会发生的特殊之事啊。
烟纸是只有小学男生才会收藏的爱好。当年中国尚无硬盒烟，卷烟一概都是用印有标志性图画的烟纸所包的。某些烟纸的设计煞费匠心，具有独特的审美性。那么，收藏烟纸与收藏糖纸一样，初心分明源于对美的印在方寸之上的图画的喜爱；否则一名小学生为什么会收藏糖纸烟纸呢？确乎的，当年某些显示出绘画天分的少年、青年，小时候先是从临摹糖纸上烟纸上的图画开始，后来才转而临摹小人书的。
当年哈尔滨能见到的卷烟是——“经济”“葡萄”“迎春”“哈尔滨”“群英”“前门”“牡丹”“凤凰”“中华”等几种。“经济”牌最便宜，8分一包，不知哪里生产的，吸此烟的皆是从事苦力劳动而又家境十分困难的烟民。“葡萄”“迎春”属于同一价格的烟，2角3分、2角4分；“哈尔滨”3角2分，与北京生产的“前门”价格接近。显然，就是冲着“前门”定的价。在以计划经济为铁律的当年，各省市之前也是实行地方市场保护主义的。可以这样说，在各类民用商品方面，其实从未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牡丹”“凤凰”“中华”三种烟，属于最高级烟，每盒都在5角以上，只能在“特供商店”买到。“特供”不是面向一切高消费人士的，而是专指面向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商店，购买要凭干部证的。不够十三级不卖，仅属于高消费人士更不卖。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特供”之“特”和计划经济铁律。
故当年一名收藏烟纸的小学男生，若竟有“牡丹”“凤凰”“中华”等烟纸，自然会被有同好的同学刮目相看。寻常之人难以见到的香烟，一名小学男生居然拥有其烟纸，他本人也肯定有几分不寻常了呀！
直至我上了大学的1975年、1976年，一般人仍很难在哈尔滨买到以上三种高级过滤嘴烟。每有哈尔滨人寄给我钱，求我在上海帮助买。我在上海也得求人，却仅能买到“牡丹”“凤凰”。1980年以前，我连“中华”烟的烟纸也没见到过，更不要说“中华”烟了。
细思忖之，小学男生喜欢收藏烟纸，与小学女生喜欢收藏糖纸的心理颇为不同。若言她们之收藏糖纸，纯粹是出于对花花绿绿的漂亮小纸片的喜欢；那么，小学五六年级男生之收藏烟纸，则也许包含了初萌的性意识的表现，而这当然是连自己也不明了的——他们的父辈多是体力劳动者，一向吸便宜的劣质烟的男人，这会使他们以为，烟是成熟的男人的标志，而吸好烟是有地位的男人的标志。那么，在尚未长成大人的时候，拥有较高级的、很高级的、特高级的烟纸，似乎会使自己比别的男生们显得不同寻常。为了寻找到少见的“珍稀”的烟纸，他们往往去到列车站、干部招待所或宾馆等地翻垃圾箱，以期有惊喜的发现。而一个事实确乎是，当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正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男子气”，不久便成了烟民。另一个事实是，恰恰是在物质匮乏、经济低迷的三年“困难时期”，收藏糖纸和烟纸的男生女生反而多了，这挺符合以精神满足而替代物质拥有的人性自慰本能。但一成为中学生了，不论她们还是他们，则都放弃曾经的收藏兴趣了，因为那会被认为太小孩子气。
当年小学男生中还流行一种收藏爱好——玻璃球。我至今也未搞清楚为什么会有玻璃球这种美妙的小东西。是的，当年在我看来，它们真是美妙极了，“内含”各种色彩鲜艳的“花瓣”，每一颗都如传说中的明珠。一分钱不花单靠捡，是绝对实现不了那一种收藏的——街头小店有卖的，单色的二分钱一个；若是三色的、五色的，往往贵到三四分钱甚至五分钱一个；五分钱可以买一支奶油冰棍啊！有的男生为了拥有较多的玻璃球，常到处捡废品卖钱。玻璃球也可以进行“弹溜溜”这一种游戏，规则类似打台球，有输的，有赢的，于是会产生“高手”——能在三四米远的范围内，仅凭拇指和二指的弹力，用自己的球击中对方的球，往往十中八九，所赢多多。在小学生中，弹玻璃球的高手，像乒乓球和篮球打得好的中学生高中生一样，也是一种光环。当然，这主要是一种底层人家的男孩们的玩法，而且主要进行在底层人家居住的大杂院中。生活优越的人家的男孩，大抵是不屑于玩的，也对收藏之不感兴趣。
收藏小人书，这是当年的小学生、中学生中最有文化的一种爱好。一本小人书，再便宜也要一角几分钱，贵的两角几分钱，少有超过三角钱的。而一两角钱，是父辈们买一包烟的钱。所以，收藏小人书这事，几乎不可能成为多数底层人家的子女的爱好。我当年是有过三十几本小人书的：我要为家里买粮、买菜、买煤和烧柴，总之是家里的“购买大员”，每次“贪污”几分打回的零钱，攒够一角多了，就买小人书。拥有二十几本后，也租过小人书，再用“租金”买小人书。我父亲常年工作在外省，母亲对我喜欢看小人书持特理解的态度，而这不啻是我成长时期的一种幸运。
收藏小人书，初心肯定是因为喜欢看小人书。至今令我困惑的是，在当年，在我这一代人中，喜欢看小人书的少男少女竟然很少。太奇怪了，大多数家庭并无收音机，也不订报，家中除了自己的课本，根本再无另外的书，连小人书也不是多么地想看，不寂寞吗？如果喜欢看的多，小人书铺便应该是个少男少女多多的地方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小人书铺其实很冷清，有五六个少男少女在看就算不错的时候了。
那么，当年的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期都是怎么过来的呢？——当年的父母子女多，一个孩子已经是少男少女了，所应分担的家务也就多了。在底层人家，独生子女的现象是极少见的。在北方，当年底层人家的生活内容特别芜杂——挑水抬水、劈柴、做煤球、洗衣被，这些活都需要大孩子来分担，照顾小弟弟妹妹，协助父母服侍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更是许多大孩子的分内事。当年，是哥俩的两名小学男生吃力地走十几米歇一歇地往家抬一桶水，已经上小学五六年级的女生而替母亲喂小弟弟妹妹吃饭——这样的生活场景是常见的。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除了学习和分担家务，再聚一起玩会儿，我的大多数同代人当年其实没多少时间光顾小人书铺。当年，在家中，我看小人书读成人书的更多的时候，是在煮饭的时候。煮软一锅玉米粥或高粱米粥，需小火煮上两个多小时，并且容易煳锅，所以得有人隔会儿看一下锅。坐在矮凳上守着炉口看书，当年是我特惬意特享受的美好时光。
不论男生女生，成了中学生，至少三分之一还是喜欢看文学书籍的。喜欢看的，并且有几本的，互相自会认识起来，都乐于交换看看。即使是借的，也很可能被央求不过，又借给了第三者，而第三者借给了第四个人，第四个人再借给了别人……
三分之二还多的中学生呢，有的因为连小人书也没看过，便对成人书完全不存想看之念，此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成了知青以后——当年我所在的连队，也有禁读小说在知青中违纪流传，喜欢看的，便互相约定：“你看完了我看啊，记住了！”有的则对书极为漠然，即使每晚的偷看者就是自己的邻铺亦无动于衷，并且绝不会问：“什么内容呀，看得那么入迷！”有的也曾想看，但“文革”忽然发生了，短短几个月间，中国没书可看了。这两类人，后来成为一生也没看过“闲书”的人。后来有了电视，有了手机，可看的内容多之又多，他们至死也不会觉得人生有什么遗憾。
从心理学上分析——如今买包要买鳄鱼皮的，买鞋要买鸵鸟皮的，买衣则以买兽皮的为好的一些人，与当年的小男生小女生收集稀有烟纸糖纸的心理没多大区别，都是基于同一想法——我有的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比之于动物，这种想法并不高等。动物的幸运在于，断无此种想法，也不至于使自身的存活受此所累。而人正因为有此种想法，反而容易被不必要的拥有欲望异化了人生的简明意义——有限度地拥有自然会保障人生的品质：但人生绝不是为了无限度地拥有。一个人即使活上二百年，也还是无法将世界上的稀缺之物拥有遍了。而从宏观的人类的消费现象来看，可列入“何必”范围的事物已越来越多，全人类正在受此所累。
至于人和书籍的关系，不论事实证明读书之习惯对人多么有益，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读书习惯的人仍不会减少到哪儿去。这乃因为——许多非实用性的书籍对人的益处是一个长久发酵的过程，而吾国恰恰快速进入了一个膜拜实用性的历史阶段。
但这其实不必多么地忧虑，因为——“过程”之所以谓之为“过程”，正是由于总会过去的。
从前，洗澡那些事
关于洗澡，我只有一次童年记忆——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约是五六岁时的事。春节前，父亲从外省回到哈尔滨探家。除夕晚上，亲自烧了几壶热水，一次次兑在一只大盆中，为我和两个弟弟洗澡，哥哥充当父亲的助手。
当年，绝大多数北方人家是用不上自来水的。家家都有水缸，很大，一米多高。水缸一般在厨房，到了冬季，若厨房冷，怕将水缸冻裂，就得搬入住屋。所谓住屋，即有炕晚上睡人的屋子。那样的屋子也许并不暖和，却肯定不至于冷到能将水缸冻裂的程度。我家的水缸冻裂过，花钱请锔缸师傅锔了七八个锔子后，搬放到住屋的一角了。以后再没往厨房搬，唯恐第二次冻裂。果而那样，就得买新缸了。当年买一口新缸10元左右，普通的底层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钱买新缸的。
为了能使我和两个弟弟洗一次澡，哥哥天黑前将水缸挑满了水。我家的水缸是大号缸，若使水满，得挑两担四桶水。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冬季住屋也得生炉子，除了炕，再有一口大水缸和两只摞在一起的箱子，屋地所剩的面积很小了。
我们洗澡的大盆，直径将近八十厘米。有一户街坊早年间是开染房的，遗留下了那么大的一只盆。母亲为了让我们除夕夜洗成澡，预先与街坊增加亲密度，成功地于除夕夜将那只大盆借回了家。它再往地上一摆，站在盆两边的父亲和哥哥几乎就转不开身了。
为了将我和弟弟的身体洗干净，父亲用上了发给他的劳动牌肥皂。那种皂碱性特别大，最适合建筑工人们洗帆布工作服。所谓帆布，真的是可以做船帆的布。用那种布做的工作服，极耐磨。但一湿了，就挺硬，搓起来特费劲。父亲他们的洗法是，打上劳动牌肥皂，用草根刷子刷。
在那一年的除夕夜，父亲和哥哥互相配合，用借来的盆，用去污性强的“劳动皂”，在家里为我和两个弟弟洗了一次澡。站在盆边的哥哥负责抻直我们的胳膊和腿，父亲负责用打了“劳动皂”的毛巾搓洗我们，兼顾着加热水。
如今回忆起来，颇似一场家庭仪式，也颇似饭店烤乳猪前的刮毛工作，先为两个弟弟洗的，最后才轮到我洗。父亲认为两个弟弟身体小，洗起来快，而若反过来先为我洗，时间长，盆水凉得也快，费热水。轮到我洗时，盆水确实已经不热了，壶里的水也没达到可以往盆里兑的温度，而大半盆水变成酸豆汁那种颜色了。那次被洗澡的过程并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有三点我却记得十分清楚——为我们洗完澡后，父亲和哥哥一抬盆，漏了一地。有人坐在盆里时，盆底与地面接触得紧，漏水也不明显。没人坐在盆里了，漏水的情况就不同了。幸而我家是土地面，可以赶紧用炉灰垫。而母亲还盆时，一说盆漏，惹得街坊甚为不悦，一口咬定原本并不漏，是被我家地上的什么硬东西硌漏的；这使母亲觉得非常冤枉。而初一一早，我和两个弟弟一觉醒来，皮肤都很疼，“劳动皂”的碱性烧伤了我们的皮肤，父亲为我们搓身时手劲未免太重了。
保留在我头脑中的关于洗澡的第二次记忆，是我成为中学生以后的事——也是春节前，有户邻居家买到了一吨好煤。那户人家没男孩，最大的女孩小我一岁。我初二，她初一。我帮邻居家的叔叔将煤铲入煤棚中时，天已黑了。他给了他女儿两张洗澡票，命她陪我去公共浴池洗澡。去到那里需走半个小时，乘公交仅一站距离，也得花五分钱，不划算，所以，我俩走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浴池洗澡，特别特别享受，泡在水中不愿出来。往家走时，身子轻得仿佛都能飞起来了。邻家女孩用省下的乘车钱买了两支冰棍，我俩边吃边走，她还挽着我。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路上都没行人了。她一点儿也不怕遇到坏人，因为挽着我啊！实际上，应该说是我陪她到公共浴池去洗澡。不管怎么说，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
两次洗澡记忆之间的十余年，我究竟是如何过来的，每年在家洗几次澡，怎么洗的，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推测而言，夏天时，也就是冷水擦身算洗澡罢了。
我成为知青后，在夏季，洗澡是经常事了。不论连队还是团部，附近都有小河。男女知青每每结伴去河边洗澡，男知青一处地方，女知青一处地方，无碑有界，从无过界之事。而冬季，皆在集体宿舍兑一盆热水擦身。
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时，居然又享受到了一次泡澡的幸福——与股里的知青上山伐木回到团部后，宣传干事老陆见我出汗最多，悄悄对我说：“跟我来。”
我问：“哪去呀？”
他说：“带你享受一下，别声张。”
老陆是大学生，所以我们尊称他“老陆”。
我不知他说的“享受一下”什么意思，半信半疑地跟在他身后。他将我带到了一处有浴池可以泡澡的地方，与城市里的公共浴池毫无差别。我调到团部一年多了，此前从没听说团里竟有那么一处可以用热水洗澡的所在，而且除了我俩没别人。我的身子一没入水中，确实觉得无比享受。还出了一段小插曲——那里是仅供团首长洗澡的地方，老陆兼是团长秘书，便也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那天又是星期日，满池清热之水，倒被我俩最先享受了。第三个去往那里的是参谋长，他悄没声地找来了两名警卫班的知青：三个没脱衣服没脱鞋的男人，很突然地出现在老陆和我眼前。
参谋长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因为我的一双鞋引起了他的怀疑——当年我瘦，脚也瘦，穿的是一双37号的翻毛皮鞋。而老陆个子高，脚大，穿的是一双大头鞋。两双鞋脱在浴池外，不论谁见了，都会怀疑一男一女正在里边同浴。后来，那事成为宣传股的笑谈。
在我的知青岁月中，在北大荒，就享受过那么一次洗热水澡的幸福。
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后，真正说得上是洗澡的次数自然多了，却也不是每天都可以洗的。在我记忆中，似乎以系别分出了洗澡日，凭学生证方可入内。而我们中文系的洗澡日，似乎规定在星期六。
洗热水澡这件事，一旦不成其为难事，渐渐便没了享受感、幸福感。然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能洗一次热水澡毕竟还不是一件常态的事。所以，即使家在上海的同学，即使周日，也都宁可晚点儿回家也要在学校洗罢一次澡。因为，如果不是高干子女，谁在家里也不可能洗上热水澡。
当年，上海的冬季室内怪冷的。虽然我是北方人，起初也难以忍受室内的阴冷，不得已买了热水袋。而洗脸洗脚时若不往盆中兑些热水，也会使人不愿碰水。我们中文系同学住四号楼，四号楼是留学生楼，共四层。留学生们住在四层，供暖。以下的楼层我们住，不供暖。但二层的公共洗漱间有暖气，估计是出于向四层供暖的维修工作的考虑。我虽非理工男，但有时也会脑筋急转弯一下，产生出某些利己智慧。于是四处留意，寻找到了一节塑料管，套在暖气片的放气阀门上。每天早晚洗脸洗脚时，将塑料管另端放入冷水盆中，拧开阀门，片刻排出的热气会将冷水喷热。别的同学见了，依法而做，遂成公共福祉。
不久前见到一位中文系同窗，彼笑曰：“不少当年的中文系同学挺感激你。”
我问何出此言。
彼答：“当年多亏你有创造精神，使我们在冬天也能享受到用热水洗脸洗脚的幸福啊！”
我成为北影人后，洗澡更是经常的事了。每周六公共浴池开放时，每可在其内见到谢添、谢铁骊、于洋、管仲祥等老演员和名导演。有时，还共用一个花洒。那种情况下，关系自然亲近起来。我老父亲与我同住时，每周六必洗澡。对于他，洗热水澡是晚年的幸福之一。
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后，厂内当然也有公共浴池，也是周六开放。并不住在童影宿舍的同志，皆在厂内洗罢澡才回家，几无例外。当年，对一切单位而言，有无公共浴池是单位等级划分的标准之一，而每周能在单位洗一次热水澡，也是中国单位人的重要福利之一。
记得有一次，厂里开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内容是要将每周免费洗澡一次，改为卖澡票，每张两角。我是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并表示，宁愿由我个人出每年因烧洗澡水而烧的煤钱。童影人少，因烧洗澡水一年用不了几吨煤的。我之所以坚持，实际上是觉得，免费一旦变成收费了，虽然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那也会使福利打了折扣，破坏我和大家洗热水澡的幸福感。
大约2000年后，我家也安装了热水器。
那时父亲已病故，母亲住在我家。
第一个在家里洗上了热水澡的是我母亲。
小阿姨帮她穿衣服时，我从旁问：“妈，幸福吗？”
母亲由衷地说：“当然幸福啦。妈这辈子也没痛痛快快地洗过几次热水澡啊，能不觉得幸福吗？”
隔了会儿，她又忧伤地说：“可惜你爸走得太早了，一次也没享受到这种福。”
母亲的话，也使我忧伤了。
如今，许许多多的农村人家也都安装了洗澡热水器。
如今，为了省时间，我理发后基本不洗头，宁愿回到家里冲一次热水澡。
如今，开会驻会时，洗漱间明明有浴缸，也并不想享受泡澡的幸福了，每天淋浴一次就不错了。往往，由于懒，连淋浴也不。我住过的宾馆，有的洗漱间颇大，装修也很上档次，既有淋浴设备也有浴缸，使我不禁会这么想——多么好的洗浴空间，我却不想泡个热水澡，太对不起它们了。
如今，据我估计，大多数宾馆、饭店、会议中心客房的洗澡间里，浴缸基本是摆设。人们已普遍认为淋浴才是卫生的洗浴方式，泡热水澡已不属于身体享受。
我家洗浴间不大，也就没有浴缸。
但对于我，在家里就能洗一次热水澡仍是一种享受，并仍觉得是一种幸福。每每，会由而想到父母以及全中国千千万万我这一代儿女的父母们——他们中许多人生前，从没能够住进楼房，在家里洗过一次热水澡，更没坐过一次自己家拥有的汽车。
那曾经是他们的中国梦吗？
我想，大多数的他们，估计连那样的梦都不敢做的。正如45岁以前的我，住在没有厨房没有私家卫生间的筒子楼里的我，而家只不过是一间14平方米多一点点的四壁多年没粉刷过的房间，不敢梦想自己后来能够往上单元楼房，有单独的写字间，可以在家里上厕所、洗热水澡，而且，摆一台跑步机……
我这一代人的前半生以及我父母那一代普通中国人一生都不敢向往过的中国梦——如今，毕竟在许多方面成为现实了。
故我这个中国老男人，关于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很敢有更高的要求和梦想了——为我们的下一代，更为下一代仍健在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们。
我也会经常在内心里这样祝祷——中国的老人们，老寿星们，好好活呀，中国应该带给你们的福祉，从前是太少太少了，少到不知从何说起的程度！但以后，肯定会更多起来的。
你们活着时能享受到的国家福祉越多，后人的内疚便越少，国家的发展意义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