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冯自由
前言
前
言
1912年对于当时很多中国人来说是惊变的一年。
1912年1月1日上午，上海火车站附近人流涌动，聚集了军队、官员、警卫、社会团体和市民，他们守候在这里，为的是欢迎新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这天，孙中山乘坐沪宁专车前往南京，所经之地，皆受到了当地军政官员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下午5时，孙中山抵达南京，后换乘城内小火车直抵两江总督署的东箭道车站。在车站下车后，又乘坐扎花马车来到两江总督署。夜里11时，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那些夹道高呼“总统万岁”的人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总统”和“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孙文”这个名字对于一些能识文断字的人而言也许并不陌生。早在十几年前，“孙文”便频频作为“造反者”“革命者”等重金通缉犯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和各地的告示上。令许多人惊讶而迷惑的是，当年被四处通缉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么紫禁城里的皇帝又算什么呢？
如果说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已经足够让人震惊，那么2月12日发生的，则是更加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天，紫禁城里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紧接着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被选为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皇帝没了，大清亡了。
在波云诡谲的时代风云中，普通人总是后知后觉的，如果没有人对革命历程进行书写宣传，那么芸芸众生就无法深入理解革命的历史意义。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临时稽勋局，曾担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之一的冯自由就任临时稽勋局局长，他遍往各地调查革命人物史迹。“革命童子”出身的冯自由，既是革命年代的亲历者，又是兢兢业业的书写者。冯自由在书写他者逸史的时候，他本人及其同孙中山的关系也值得大书特书。
目前学界有关冯自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括梳理冯氏生平事迹、分析其革命思想和辨析其所著革命史料等领域。例如辛亥革命纪念馆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名人传略》（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冯自由：国民党的“太史公”》一文简要介绍了冯自由的一生经历。江映林的《冯自由和他的〈革命逸史〉》（《文史杂志》2011年第5期）概括了冯自由的人生经历，并对《革命逸史》加以介绍。熊志翔的《试论冯自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佛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1卷第3期）以时间为线索，根据冯自由的著述和经历，分析了冯自由的民主革命思想。陶季邑的《从〈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看辛亥时期冯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1993年第4期）深入分析了冯自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则利用日本档案辨析了冯自由的著述，二人的《辛亥革命史料抉择之困惑——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异议》（《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和孔祥吉的《略析冯自由〈革命逸史〉的严重缺陷》（《博览群书》2012年第8期）都从史料来源的角度指出了冯自由著作的不足与遗憾。
整体而言，学界关于冯自由的研究还是偏少，对冯自由与孙中山关系的探究更是严重不足。林家有教授曾指出其参与主编的《孙中山评传》林家有、张磊主编：《孙中山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存在的缺陷之一就是“对于孙中山的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论述较少”，在个人交往方面，林教授首先提及的就是对“后期孙中山与冯自由”的关系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林家有：《〈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冯自由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主要事迹大多围绕着孙中山的革命生涯而展开，通过研究冯自由，我们能更全面立体地认识孙中山。当今时代，人们深受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历史写作中，书写者的立场往往备受质疑，因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尽可能地综合对比多种史料和前人研究，将孙中山与冯自由的关系及其革命历程做出直观呈现。为了使逻辑清晰和便于读者阅读，我们以时间为线索，通过梳理冯自由的人生经历和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从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民国往事。在短期主义和微观史研究的意义深受质疑的时期，为了避免人物史书写的单一性和脸谱化，我们尽可能描绘更为广阔的时代图景，以展现革命创业之艰辛，民国初创时期政治博弈之复杂，以及时代转折中个人命运的复杂多面性。
冯自由的一生受孙中山影响极深，他因孙中山的一席话而走上革命之途，从此碧落黄泉，百折不悔，而这一切缘起于1895年的秋天：
先生壮志医国手，猛士结草撼雷霆。
千载华夏惊天变，经年革命大厦倾。
浩浩山河生倥偬，滔滔碧血染丹青。
宝刀歌哭英雄老，秉笔欲将国魂铭。
目录
目
录
第一章横滨华侨革命心初识中山马前童1
一组建横滨兴中会1
二爱国华侨冯镜如8
三革命“马前一小童”16
第二章东京问道初涉报笔下藏锋赴革命18
一大同大器名自由18
二初涉报界意风发29
三青年华侨革命团39
第三章香港分会风云起美加筹款革命举54
一香港同盟会史要54
二《中国日报》是非多62
三远赴北美筹义款79
第四章机要秘书稽勋办革命未竟共讨袁93
一短暂的秘书生涯93
二担任稽勋局局长109
三参与中华革命党130
第五章护法运动斥北洋国共合作失党籍145
一当选国会议员145
二参与护法运动155
三痛斥北洋黑暗166
四反对国共合作175
第六章经纶失意提朱笔忆昔峥嵘著逸史187
一政坛蹉跎187
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略述193
三《革命逸史》略述197
结语206
参考文献209
后记219
孙中山与冯自由
第一章横滨华侨革命心初识中山马前童
第
一章
横滨华侨革命心初识中山马前童
一组建横滨兴中会
图11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的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地图
图片来源：东京红团网，http://www.tokyokurenaidan.com/sunyatsenyokohama2.htm。
1895年农历九月下旬的一天，在日本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山下町五十三番地的一家文具印刷商店内，三个久未剃发、身着长衫、面色憔悴的年轻人前来拜访老板。这家名叫文经的文具印刷店由英籍旅日华侨冯镜如经营，而前来拜访的三个年轻人正是孙中山、陈少白（又名陈白）和郑士良。这是冯镜如第一次见到孙中山，而这次看似毫不起眼的会面，却促成了大名鼎鼎的横滨兴中分会的成立。在此之前，冯镜如虽未见过孙中山，不过其实在1895年的年初，冯、孙二人便已经互闻对方大名。
图12青年时代的孙中山
图13陈少白
图14郑士良
1894年，时值甲午中日战争，清军连连败退，举国震撼，此时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游历京津地区，
以窥清廷之虚实，接着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
《建国方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后文简称《孙中山全集》，编者信息从略）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29页。孙中山在天津时，曾带着亲撰的改革时政意见书请求拜见李鸿章，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孙中山的求见放在心上，两人亦没有相见。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此次上书失败，使孙中山深感失望，决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81页。两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称：“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2页。
这一年的秋天，孙中山来到夏威夷的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兴中会组织史》，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648页。。孙中山的想法得到了胞兄孙眉的支持，孙眉是檀香山茂宜岛的大畜牧家，牧场里有上千头牛，资产颇丰，
图15兴中会誓词
他表示愿意划拨一部分财产支援革命事业。然而，当孙中山致信给檀香山的其他亲友时惨遭碰壁，当时檀香山“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其言者多为掩耳。居数月，仅得同志数十人”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页。。尽管起步艰难，孙中山还是在檀香山与当地华侨同志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反清政治团体——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第82页。同年11月下旬，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在卑涉银行（Bishop　Bank)华人经理何宽的寓所召开，列席者有何宽、李昌、刘祥、黄华恢、程蔚南、郑金、邓松盛、郑照、黄亮、钟木贤、许直臣、李多马、李禄、卓海、林鉴泉、钟宇、刘寿、曹彩、刘卓、宋居仁、夏百子、侯艾泉、李杞等二十余人。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6页。
图16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的地点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派人到夏威夷的茄荷雷（Kahului，今译卡胡卢伊)、百衣（Paia，今译帕依亚）等地建立分会，发展会员，数月间，会员发展至百余人，遂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并先组织兴中会会员从事军事操练以为准备。关于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道：“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按：即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230页。
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由檀香山返香港，准备策划武装起义，途经横滨，接触了华侨陈清等人。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第86页。当时孙中山在船上向华侨们宣讲“逐满救国”的革命事业，引起围观。船上贩卖杂货的侨商陈清听闻孙中山的演讲后，十分惊奇，便告诉当地侨商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又称谭发）等人。冯镜如在横滨经营文经印刷店，生平任侠仗义，
对于清廷之腐败无能十分不满，愤然剪除辫
图17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横滨街景
发；冯紫珊是冯镜如的弟弟，经营着一家名为“致生印刷所”的印刷店；谭有发则是均昌洋服店的司理。这三个人都极为笃信新学，听闻陈清说船上有高谈“反清复汉”的奇人，都十分好奇，并“大为倾倒”，
《自序》，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8页。立即派陈清邀请孙中山上岸共商国是。
不过孙中山乘坐的轮船起航在即，不便登陆，因此孙、冯二人未能见面。即便尚未谋面，孙中山还是从他人口中记住了这位号称“无辫仔”的侨商冯镜如，还嘱托陈清将兴中会的章程及“讨虏”檄文交给冯镜如，希望冯镜如代为宣传，按照章程设立分会，并且对陈清表示“广州不日起义，陈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投靠我”。
林家有、张磊主编：《孙中山评传》（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冯镜如按照陈清的转达消息，开始召集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准备组织分会事宜，而陈清也在几个月后前往香港追随孙中山，冯镜如还赞助了陈清旅费三十元。
《兴中会组织史》，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第655页。
图18杨衢云
1895年3月，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人谋于广州发动起义，时间定在重阳节，不料计划泄露，清政府加强防范，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被港英当局判出境五年，于是孙中山携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杨衢云西游印度及非洲各地，其余人等隐匿在港澳地区，暂停活动。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5页。
孙中山东渡日本后，正式采用了“革命党”的称呼。在乙未年（1895年）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并未采用“革命”二字，对于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时期的各类革命活动，党人都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词来称呼。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事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被引渡出境，经过日本神户时，三人登岸购买日本报纸，中间有一则新闻《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看到这则新闻后，对陈少白说：“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简要地解释了“革命”一词含义的流变：“按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革命”二字之由来》，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13页。孙中山所发动的起义不仅意在推翻清朝的统治，更是要建立共和政府和民族国家，比起以往“王者易姓”模式的起义，孙中山的行动则更具有近代意义。
11月13日，孙中山乘船抵达横滨，上岸投奔友人，继续商议革命事业。孙中山首先拜访了旧识谭发，谭发为他租了一个楼面，随后陈少白、郑士良上岸。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上海：建国月刊社，1935年，第13页。被安顿后不久，孙中山在谭发的介绍下，结识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等当地较有威望的华侨。在冯氏兄弟等人协助下，孙中山召集富有进步思想的同志十余人，在横滨创立兴中会分会，分会推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峄琴为书记，冯紫珊为干事。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0页。半个月后，设兴中会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温芬(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后易名自由)等十余人陆续加入。孙中山将革命宣传品《扬州十日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选篇《原君》《原臣》等交给冯镜如，由文经印刷店印刷上万卷，分送到海外各埠。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4页。孙在冯镜如店中二楼暂住一个星期后，便剪短头发、改穿西装去了美国，郑士良回到香港，陈少白继续留在横滨。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第14页。
图19今日的横滨山下町五十三号番地街景
图片来源：东京红团网，http://www.tokyokurenaidan.com/sunyatsenyokohama2.htm。
横滨兴中会成立不久后，便面临缺乏资金的窘境。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有如下记述：“总理提议向各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明乐、峄琴为出口商永乐和号东主，资产颇富，与总理有同属耶稣信徒之谊。及闻总理提议筹款，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临会所。其余各会员多一筹莫展，遂由镜如、紫珊分任此数。总理乃以一百元给少白，一百元给郑弼臣，余充渡美川资。
总理抵檀未久，即以五百元汇还冯氏昆仲，旅日侨商咸称总理言而有信云。”
《横滨兴中会》，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14页。寥寥数语，让我们大抵可见横滨兴中会成立初期，横滨侨商并无多大信心，并且在金钱问题上有所争议，其中赵明乐、赵峄琴二人则因此直接退会。而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二人的慷慨解囊令孙中山深为感动，或许可以推知，这种仗义疏财的精神也无形中影响了少年冯自由，让他慷慨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冯自由之所以能够走上辅助孙中山的革命之路，离不开其父亲冯镜如的影响。因此，评述孙中山与冯自由，自然需要先论述爱国华侨冯镜如。
二爱国华侨冯镜如
图110冯自由父亲冯镜如
前文已经述及冯氏兄弟积极加入兴中会，并对孙中山慷慨解囊，此举已表明了对清廷的反抗之心，这与他们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冯自由在《革命逸史》自序中回忆家世时称：“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结交‘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瘐死南海县狱。余父以是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时旅日华侨无去辫易服者，有之独余父一人耳，故同国人咸称余父为‘无辫仔’焉。”
《自序》，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页。
冯自由回忆其父冯镜如是因祖父冯展扬惨死狱中后，愤而东渡日本，并且在甲午战后去辫易服，被人称为“无辫仔”。颇为蹊跷的是，冯自由的著述中对父亲冯镜如和叔叔冯紫珊的记述都较少，仅在《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中对他们的生平做了简单的勾勒《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第671—672页。：
姓名籍贯职业住所组织年份
冯镜如
南海商人横滨兴中会乙未
横滨文经文具店主人。少任侠好义，旅日侨工咸仰重之。甲午年已去辫易服。总理是年十二月舟过横滨时，命其组织革命团体。及乙未广州之役失败，总理偕陈白、郑士良到日本。冯与其弟紫珊招待一切。兴中会成立，被举为会长。未几总理赴檀，冯氏兄弟助旅费五百元。陈白旋移寓文经商店二楼。戊戌（一八九八）后，冯屡设法使梁启超与总理合组新党，共同救国，以康有为从中作梗而止。辛丑年（一九〇一）文经商店被火，全部损失，乃赴沪就广智书局总经理一职。癸卯年（一九〇三）因发起张园国民议政会，被清吏指名通缉。是岁冬上海《国民日报》发生内讧，与陈白出而调解息事。后数年返粤闲居。民二年冬病故。
冯紫珊
南海商人横滨兴中会乙未
横滨山下町五十六番致生印刷店主人。人甚豪侠。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司库。戊戌后为康梁所惑，推为横滨保皇会会长，复又兼《新民丛报》总理。康梁倚为长城。民十在粤逝世。
除了上述简单的事迹回忆外，冯自由在提及其他人事的时候对其父亲和叔父也大多一笔带过，似为避嫌。所幸冯镜如的孙子冯瑞玉
冯瑞玉的父亲为冯伟龙，是冯镜如第七子，也是冯自由的弟弟。冯伟龙于1895年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出生，十岁左右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香港皇仁书院、唐山交通大学学习。1913年与宋子文一道成为政府选派美国的留学生，攻读电气机械工学。后归国，在1922年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大本营无线电报总局局长。在陈炯明叛乱期间，同孙中山一起避难于永丰舰，与总理生死与共。此后一直担任国民政府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的接收委员来到日本，余生在日本度过，于1975年病逝。参见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国籍の中国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105頁。在文章中对冯镜如的一生有着更为详细的忆述，现辑录如下：
F是冯镜如的英文Fung的首字母，Kingsell是镜如的广东音表记……冯镜如的原籍是广东省南海县秀水乡，先祖代代为儒医。到十七世冯展扬时候移居香港，冯镜如是四兄弟中的长子，出生于1844年。冯家家谱记载“原名俊明，讳泰初，字镇朝，号镜如，国学生”。1851年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父亲冯展扬因涉嫌“红头贼”而被逮捕，一年后死于狱中。《革命逸史》中写道：冯镜如一生都对清朝抱有怨恨，愤然前往日本。
关于来日本的时间，幕末时期的河井继之助在1859年居住在长崎，根据他10月17日的日记，“广东人冯障如乘坐英国船只前来……冯氏字‘霜’，会写书画……喜好文字”。文中虽是“冯障如”，但据所藏由冯镜如在1860年创作的墨竹图中署名“冯霜”，可以判定他是1859年乘坐英国船只抵达长崎的。
根据长崎县立图书馆资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冯镜如属于长崎的Glover商会，也就是中国商社“广裕隆”号。冯镜如以“哲华”为笔名留下了很多字画，收藏在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长崎市立博物馆、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等处。但是，在这些资料里面，记载着出生地是番禺县，年龄也与横滨的冯镜如不同，因此出现了“冯镜如二人说”（伊藤泉美，1991）和“同一人说”（鸿山俊雄，1972；松本武彦，1989）两种说法。不过亲族确实说“冯镜如擅长字画”。
……
冯镜如于1878年左右移居到横滨外国人居留地五十三番地（现在的中区山下町五十三番地附近），经营キングセル商会（Kingsell　&　Co.，中文名：文经活版所）。キングセル商会在印刷、制本、出版业之外，还经营墨、笔、纸等文房用品，还贩卖杂货、茶叶和生丝的包装袋等……重义气的冯镜如在横滨华侨社会里面有较高信用与声望。
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国籍の中国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98—105頁。
图111现今横滨市山下町五十三号番地、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等地理方位显示图
图片来源：东京红团网，http://www.tokyokurenaidan.com/sunyatsenyokohama2.htm。
尽管和冯自由的记载大体相同，但冯瑞玉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冯镜如参加兴中会之前的经历，而且考证出冯镜如来日本的时间为1859年，并提及冯镜如擅长字画等，以及他到日本后通过经营文经商店，家财逐渐丰厚。关于冯镜如的品行，无论是他儿子还是孙子，都一致提及他重义气及有声望。可以推测，1895年横滨兴中会分会成立后，冯镜如之所以被推举为会长，其在侨商中的声望是原因之一。
除了担任横滨兴中会分会会长外，冯镜如还在横滨兴办教育，这也被认为是“横滨兴中会分会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工作”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7页。，在这一过程中他和康有为一派发生了联系。在冯瑞玉的记述中，冯镜如与邝汝磐等人认为，为了国家的将来，有必要培养人才，遂发起设立华侨子弟教育机关，即中西学校（横滨大同学校的前身）。
中西学校于1897年冬开校。最初，孙中山推荐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担任校长，但是康有为代之以徐勤，随即开始掌握主导权。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此时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为了调和两派，大同学校遂聘犬养毅担任名誉校长，大隈重信担任名誉理事长。冯镜如也希望协助两派和解，在文经印刷店的二楼，组织革命派的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和保皇派的梁启超、韩文举、徐勤等人进行了几次会面相聚，秘密协商共同救国。不过多次协商基本上因康有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和解，冯镜如到后来仍对此感到遗憾。当时冯镜如是大同学校的行政人员，犬养毅和大隈重信时不时也会造访文经印刷店。冯自由亦在大隈重信的介绍下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英语政治科学习。
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国籍の中国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98—105頁。
冯镜如还以英商的名义从事出版活动，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旬刊《清议报》，由梁启超担任主编，该报内写着“发行及编集人英国人冯镜如”。按冯自由的记述，康、梁师徒亡命日本后，梁启超感觉有设立言论机关之必要，“遂于己亥春(一八九九年)向侨商募资，在横滨发刊《清议报》，大倡保救清帝光绪之说，推冯镜如任总理，而自任总撰述，麦孟华、欧榘甲等佐之……”《横滨〈清议报〉》，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56—57页。
《清议报》虽为梁启超所办，但名义上发行兼编辑则是“英国人冯镜如”，经营权实际掌握在冯镜如及其弟冯镜泉（紫珊）手中，梁启超不过任该报主笔而已。
[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析》，中华书局，2003年，第237页。而后，秦力山和沈翔云等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提倡民主主义革命，于1901年5月在东京创办月刊《国民报》，该报内写着“发行兼编集人京塞尔”。“京塞尔”是Kingsell的汉字译名，也就是“冯镜如”，有时候也译为“经塞尔”。
为了避免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而采取行动干涉梁启超和秦力山，在日本的各派人士意识到在印刷出版事业经营上，有必要求助于英国籍的冯镜如。不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只要是持有救国的志向，冯镜如就予以援助，他认为国家改革是防止列强侵略的先决条件。
图11２《清议报》第一册
冯镜如还同情受到日本政府官宪监视的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亡命者，完全不吝啬于援助。他认为这些人与自己因清廷抓捕父亲致其无辜被害而逃亡日本的情形相似。
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国籍の中国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98—105頁。
冯瑞玉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冯镜如同孙中山和康、梁的来往关系，这些内容都比冯自由所述的要更为丰富。冯自由只言片语的记述中，并未提及冯镜如为何不仅极力帮助革命派，而且对保皇派人士也慷慨解囊；而通过冯瑞玉的记述，可以得知冯镜如这样做，部分是源于冯镜如的“同情心”和任侠好义的性格。
冯镜如还致力于编纂《新增华英字典》，“以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才”，并通过《清议报》的贩卖途径，使该字典“不仅可以行销日本与中国，还可以卖给海外的中国人”。
冯瑞玉：《橫濱山手中華學校“百年校史”發刊に寄せて——橫濱大同學校と馮鏡如》，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编辑委员会：《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横滨山手中华学园，2005年，第35—38页。《清议报》停办后，冯镜如来到上海，参与了广智书局的创办，发行《新民丛报》《新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他不仅贡献了自己的管理经验，在经济上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邹振环：《冯镜如及其文化活动述略》，张应龙主编：《广东华侨与中外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图11３《新增华英字典》汪康年（穰卿）所作序言
图114章士钊，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间，即便横滨的文经商店发生火灾，冯镜如也没有重返日本，而是辗转于上海和广州之间，为救国事业奋斗到最后，“1903年4月，与陈范、吴敬恒等人在上海张园召开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出的拒俄大会；10月，与陈少白一起调停革命派章士钊所创办的《国民日报》内部编辑部与经营部的内斗。在他停留上海期间的1904年，横滨的经塞尔商会发生火灾。冯镜如晚年在广州普源街经营广东印字馆，于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冬去世。墓地不明”。
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国籍の中国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98—105頁。
对于冯镜如的一生，学者邹振环评价道：“冯镜如属于生活在帝国边缘的文化人，早年在香港接受西方文化，为免株连东逃日本的经历，使他有着与同时代很多内陆士大夫不同的特点。在与‘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冯镜如兼有实业家、侨领、社会活动家的多种身份，与西方思想、日本政界，乃至于全球文化都有接触，形成了比较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民族意识，他一直是活动在改良派与革命党之间的中间人。作为兴中会日本分会的创建人，他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活动家，长期在日侨界利用乡缘调适友朋关系的经验，使他政治上赞成孙中山革命派……他站在中国与西学以及日本文化之间，策划编纂了流传甚广的《新增华英字典》，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融通点。以自己的组织联系、规模策划方面的突出才干，在清末风云变幻的政治与文化旋涡中，为近代教育、出版和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邹振环：《清末政治与文化旋涡中的冯镜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53页。
可以说，冯家三代都与反清革命渊源甚深。冯自由的祖父冯展扬以结交“红头贼”嫌疑遭清吏逮捕，逝世于南海县狱。父亲冯镜如因此愤然出国，在日本横滨经营文经印刷店，并取得一定的经济实效，而成为横滨华侨的领头人之一，“疏财仗义、排难解纷、诚信素孚、深得人望，为旅日侨胞领袖”
简又文：《革命元勋冯自由》，美国《“自由中华”》月刊抽印本，1963年，第1页。。孙中山在日本筹设兴中会分会过程中，冯镜如从旁极力协助，提供经费和场地。在兴中会分会成立后，冯镜如遂被推举为分会会长。而冯自由本人在十四岁时服膺于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并被孙中山特准于横滨加入了兴中会，此后长期协助孙中山以完成其伟大的革命事业。
冯家三代的革命事业具有继替发展的传承性意义，并最终在冯自由协助孙中山的过程得到了实现。
三革命“马前一小童”
图115青年冯自由
冯镜如有七个儿子和六个女儿，根据家谱所记，长男文龙，次男铭龙，三男懋龙，四男礼龙，五男锦龙，六男坤龙，七男伟龙，其中三子懋龙即冯自由。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字建华，１８８１年出生于横滨外国人居留地五十三番地。1895年，冯自由在日本横滨签写盟约加入兴中会，成为孙中山倡导革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里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美号——“革命童子”。
1895年的夏天，冯自由还是一个名叫冯懋龙的十四岁少年，由于母亲生病、父亲冯镜如忙于生意，他才从广东来到了日本照顾母亲。冯自由称自己“夜习英文，日中无事惟读小说消遣，于国事毫无所知”。当时，兴中会横滨分会成立，冯镜如被推为分会会长。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任贵祥、李盈慧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四卷：华侨与国家建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0页。分会成立后约一星期，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应冯镜如的午餐之约，来到冯镜如的商店里聚餐，而冯懋龙则陪在末座。席间，孙中山问起冯懋龙喜欢读什么书和对书中人物的看法。冯懋龙答以喜读《三国演义》，而诸葛孔明是他最喜欢的人物。孙中山听罢，笑着对冯懋龙说：“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孙中山将兴中会比作刘备和诸葛亮，将清政府比作曹操、司马懿，告诉年少的冯懋龙，兴中会的目的是要像诸葛孔明六出祁山一样兴复“汉”室。孙中山又向冯镜如建议让冯懋龙入会：“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
《自序》，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8页。于是，冯镜如让其子冯懋龙填写了誓约，在孙中山等人的见证下正式加入了横滨兴中会分会。
彼时当地革命风气比较保守，旅日华侨大多视革命“排满”的言论为大逆不道，因此兴中会会员们对外都比较警惕，每次开会的通知书都让这位十四岁的“革命童子”负责抄写，还让他从事印刷革命宣传品和传送信件等工作。当时横滨兴中会分会的主要宣传品有《扬州十日记》和《明夷待访录》等，冯自由（懋龙）年纪尚轻，不能理解其中内容，但其将《扬州十日记》作为小说阅读，熟记于心，在横滨可以看到的知识报章也只有改良派宣传维新变法之论的上海《时务报》和澳门《知新报》等，“于革命保种之真谛，固无关系”。等到冯自由前往东京学习，进一步博览群书，阅读了东西方文史、政治哲学经典后，他开始理解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学说，对于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等西方思潮的源流豁然贯通
《自序》，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9页。，而这些思想学说深深地影响了冯自由的革命思想。
冯自由成年后与李自平结婚，夫妻同心，均致力革命，连同父亲冯镜如、叔父紫珊、弟坤、岳父李煜堂以及内兄李自重，一门豪杰，皆是革命党人，可谓是革命世家。
辛亥革命纪念馆编：《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名人传略》，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冯自由一生都在追随孙中山，希望实现民族自决的共和国家梦想。
关于这段经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作自题诗：
总理重阳唱大风，予生十四便从公。
兴中会设横滨日，我是马前一小童。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192页。
第二章东京问道初涉报笔下藏锋赴革命
第
二章
东京问道初涉报笔下藏锋赴革命
一大同大器名自由
冯自由早年的求学生涯较为曲折，这直接塑造了他的奋斗精神和革命意识。早在1896年，在东京晓星学校求学期间，他就曾因不堪忍受同校欧美学生的欺凌而肄业。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编：《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468页。该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教学为主，英、日文教学为辅，约有两百名学生，仅有冯自由和谭庚（经营洋服的均昌号主人谭发之弟）两名中国人。学校中的欧美学生蔑视和孤立冯自由和谭庚二人，经常侮辱中国人，说“Chinese　people,　too　much　dirty”，在运动场中屡次向冯、谭二人寻衅殴击。年少的冯自由不堪受辱，曾因自卫而伤到挑衅的欧美同学，被校长惩罚。此后欧美同学竟称冯自由为“猫”，挑衅变本加厉。二人仅在此学校学习了四个月，最后因不堪忍受欧美同学的种族歧视和校园霸凌，退学回到横滨。
1898年2月初，横滨大同学校成立，冯自由遵父命入该校学习。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8页。横滨大同学校缘起于当地买办黎焕墀、郭雅生等人邀请陈少白教授中文。当地许多侨商自幼出国，欠缺中文基础，很想找机会好好学习中文。陈少白认为自己不适合教学，并且不能久居横滨，因此提议开办一个中文学校，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华侨子女得到系统的中文教育。黎、郭二人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与几位同为兴中会会员的当地侨商在中华会馆商议，决定以中华会馆为校址成立一个华侨学校。学校的经费，一部分由中华会馆的产业划出，一部分由华侨分任到外边去募捐。
开办横滨大同学校这类华侨学校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其实在甲午战后，中国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制度、教育的失败，孙中山也提出类似的迫切愿望，“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
张磊主编：《孙中山文粹》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页。，因此横滨兴中会分会也就成为促成侨校建立的核心力量。1897年秋，冯镜如和邝汝磐等横滨侨商在横滨中华会馆集会，发起组织学校，议决由华侨筹资建立一所学校“教以中、英、日文三科……众皆赞成。会馆董事某等允将百四十番房屋二间租出，订明每月租银六十二元。事既议定，即在会馆开捐及公举值理”，于是有了横滨大同学校的创办。
转引自邹振环：《冯镜如及其文化活动述略》，载张应龙主编：《广东华侨与中外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图211898年的横滨大同学校校舍
教员问题上，陈少白推荐梁启超来任总教习，因为陈少白和梁启超、康有为有着深交，并且他认为对中国人子弟进行教育的教员应该以中国人为主体，而不是去借助外国力量。
[日]中村聪：《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之创立》，马燕译，《东方论坛》2008年第5期，第93—97页。横滨大同学校酝酿时期，孙中山与康、梁等关系尚好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第199页。，孙中山由英国回到日本，而陈少白打算到台湾去，就将办校的事情交给孙中山，并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学校的董事，让他们派人去上海找梁启超，请其代聘学校教师。学校董事邝汝磐和冯镜如等人携带陈少白的介绍信到上海拜访康、梁。康有为以梁启超报务繁忙为由，改荐徐勤任总教习，派陈荫农、陈默庵、汤觉顿等人赴日充当教员。
图22《大同学校开校记》
横滨大同学校最初由孙中山起名叫“横滨中西学校”，有融汇中西之意，康有为认为“中西”二字不雅，更易其名为“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
董丛林：《光绪二十四年：变政与政变》，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大同学校开校记》中称“横滨学校之议，倡之已数年，自丁酉、戊戌之间，始渐就绪，取《礼运》之义，名曰‘大同’，聘三水徐君君勉为总教习，中学、西文、东文三者并进，规模颇立，成效略著。今岁校中董事同人更拟推广，因敦请日本众议院议员前文部大臣犬养毅君为校长”。
《大同学校开校记》，《清议报》第10册，1899年4月1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8页。横滨大同学校成立后，在《知新报》上发表了告示，全文如下：
日本横滨所创中国大同学校，定于中历二月初旬启馆，所聘中文教习三水徐勤君勉、南海陈和泽荫农、顺德陈汝成默庵、番禺汤为刚觉顿，西文教习顺德周镜澄鉴湖，东文教习井上太郎。日本当道如近卫公、大隈伯、副岛种臣谷干城各大臣等，亦极留心此事，并赠学校教科书十数种。他日学堂所学有成，欲习专门之学者，咸愿代荐入东京各学校肄业。(每年经费，不过百金左右。)中国从来志士欲游学外洋者苦无津涯，今有大同学校为之东道，并可作日本学校之先容，其途至捷，其费至简，终南之径，莫过此矣。今方设立经济特科，亟录之以告天下之有志者。
《横滨大同学校近闻》，《知新报》第47册，1898年3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12页。
学校成立后，总教习徐勤手撰《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宣讲“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五大主张。
徐勤：《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第3—5页。横滨大同学校从建校之日起，就用中、英、日三语同时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学习西方及日本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开设课程充分显示了新式教育的特色，提高了横滨华侨子弟的教育水平。学校也非常重视对学生体育方面的训练，开设军事体操等课程，力求使学生成为军事方面的初步储备人才。
鞠玉华：《日本华侨华人子女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5页。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回忆，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之初，徐勤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国亡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8页。这样的爱国教育使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深受影响，言谈之间，都充满了救国思想氛围。这种洋溢着慷慨气概和理想主义的氛围对十七岁的冯自由影响极深。在横滨大同学校就学期间，他成绩优异，考试经常名列前茅，因此“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表达壮志。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编：《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第468页。尽管其父冯镜如见到后，一度斥责冯自由大言不惭，但革命救国思想已经根植于冯自由的内心。他还和同学方庆周共写一首诗：
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
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
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
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肖宗志、管龙陵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2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此诗用漫天阴雨、夕阳西下、万木阴森的意象暗指清王朝江河日下、中华大地日渐沉沦的时局，又用孔子七十门徒（七十二贤）、佛门三千弟子的儒释典故来暗示自己想要拯救中华的志愿，又寄语正当少年的同学们多多努力，最后又以让人“泪沾襟”的时局境况作为收尾。此诗文辞、格律上虽非一流，但出自十七岁少年之手，已可见其豪情壮志，这样的心境似乎也奠定了冯自由日后的人生走向，坚定革命理想，百折而不挠。
徐勤一方面在课堂上宣扬救国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康有为的门徒，他也按照康有为的指令，在学校宣传维新保皇理念。“尊教”是徐勤为大同学校所拟的学纲之一，他对设立孔教的价值坚信不疑，执掌大同学校的总教习职位之后，就积极尝试推行儒学的宗教化，以使孔教设想付诸实施。
张林杰：《康有为与康门弟子》，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徐勤的《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规定了学生每周的课业安排和作息时间，并效仿西方宗教仪式，要求学生每周日祭拜孔子，并要在孔子生卒日和相关节日时行礼唱诗，种种规章充满了宗教仪式感,完全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进行宣传。当时学校中有信仰基督教的学生赵子彬，他拒绝叩拜孔子像，被教员陈荫农强迫退学。由于此事，横滨华侨中的基督教徒对横滨大同学校心生厌恶之感。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9页。
整体而言，在戊戌变法前，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主要追求目标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首要在于挽救国家危亡，所以两个派别曾考虑过合作，人员之间亦有来往，根本性的宗旨论争并未发生。
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本书根据所引文献与语境，对革命派（革命党）、改良派（维新派）、保皇派（保皇党）的表述用词前后稍有不同。学者吴爱萍指出两派“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们是同源而又同归的。作为宪政变革的路径选择，它们在必须变革现存的政治制度模式，代之以立宪政治方面是一致的，都服务于立宪总目标的确立，都能起到变革社会的作用，只是在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上有不同的主张”
吴爱萍：《从康梁到孙中山——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与实践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这一时期两派关系较为良好，并且由于两者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都处于边缘位置，政治分野暂时并不明显，所以徐勤也经常与孙中山、陈少白往来，这也促成了横滨大同学校的成立。但是，由于康党人士掌握了该校教育权力，孙、康两派在横滨的局势很快扭转。冯自由表示：“徐勤既抵日本，初与孙、陈时相过从，引为同志。然徐握教育权，与侨商朝夕酬酢，友谊日深，且有同学教员为辅，交际渐广。而在兴中会方面，则总理奔走各埠，无暇专注横滨，仅有陈少白、杨衢云一二人来往东京、横滨间，从事接洽，自不免有相形见绌之势。故徐勤在日本年余，而横滨之孙、康两党渐成反客为主之局。”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7页。从他的记述可以看出，由于横滨的保皇党人员众多，并且徐勤等人善于交际，而横滨革命党仅有陈少白、杨衢云二人往来奔走帮助孙中山，所以此消彼长，横滨兴中会分会势力渐衰，而保皇党逐渐占据上风。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命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第182页。，康有为认为自己将有大拜之望，开始担心弟子们在横滨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所不利，于是致函徐勤，要求他与革命党人断绝来往，以免受其所累。
茅家琦：《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维新变法将康有为一派暂时拉到了主流地位，而主张“革命”的一派还处于边缘地位，此时这种政治地位的差异使得两派在“尊满保皇”和“排满革命”之间的矛盾显现。于是徐勤等人开始有意疏远孙中山和陈少白，保皇和“排满”之间的矛盾开始不断激化。
尽管两派在改革中国的目的上存在共性，但囿于狭隘的“尊满”和“排满”的对立，两派的合作始终未有明显成效，而且是时革命“风气未开”，“维新”和“保皇”的言论本身就比“革命”和“造反”要受欢迎得多，康有为主持变法声震海内外，加上徐勤等人对变法的大力鼓吹和颂扬，横滨华侨自然纷纷归附维新派，甚至连少数兴中会会员也转移到维新阵营，这必然又加深了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歧。
方志钦、王杰：《康有为与近代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就在这个时候，横滨大同学校发生了“字条事件”，这进一步激化了孙、康两派的矛盾。冯自由和陈少白都记录了这一件事。
根据冯自由的记载，某天孙中山在大同学校的会客室内见到了一张“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孙中山向徐勤问责，徐勤对此坚决否认，陈荫农则坦白承认，因而引发了陈荫农与孙中山的激烈辩论，两人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赶来劝解，方才暂时平息，但两派已然发生正面冲突。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7—48页。而当时横滨的侨商董事们纷纷站在徐勤一边，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与保皇派素来关系密切，他也认为孙中山不应该同徐勤闹翻。
根据陈少白的记载，当时横滨兴中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兄弟冯紫珊态度上有明显的转变，“校内董事多人，以及许多商人，听到康有为将来要做宰相，也都偏向到那边去，对于孙先生非常冷淡，就是支会会长冯镜如与他的兄弟冯紫珊，也改变态度，其余智识稍差一点的会员自然也渐渐移动脚跟，投降到那边去，加入中国维新党（China　Reform　Party）了”，关于“字条事件”，陈少白回到横滨之后，冯镜如告知此事，表示“孙先生不应该同徐勤等闹意气，那条子不知是谁弄鬼，怎好就冤枉好人?你回来正好，还是请你调停罢”，陈少白则回复：“无论如何，这个学校是我们创办，教员是我们叫他们来的，他们决不应这样瞎闹，你这话是不对的。你试想想，这事还有什么调停的余地?”于是两方就势成水火，酿成不解之仇，不过“这时候孙先生早已搬到东京，我也就到东京去”。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第63—65页。
当时横滨大同学校上课所教，也均是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并告诫学生不要为革命“邪说”所惑，当时已加入兴中会的冯自由深受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排满”救国革命言论的影响，对于康有为门徒所宣扬的改良新政很是不同意。冯自由称自己当时在论文中曾“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9页。。徐勤看到了冯自由的这篇文章，对他大加训斥，告诫他不要被“邪说”迷惑，此举也让冯自由对徐勤更为失望。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第194页。
梁启超、康有为分别在平山周和宫崎滔天的护送下相继逃亡到日本东京。孙中山听闻这个消息后，以为与康、梁二人从此可以志同道合共谋革命了。梁启超并不反感革命，只是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发动革命的社会条件，然而康有为却依旧以“帝师”自居，极力反对与孙中山合作，甚至视孙中山为反对清朝皇帝的大逆不道之徒，孙中山三次造访康有为，均被拒之门外。此事在1904年的《大陆报》亦有相关报道，可以反映当年康有为对孙中山的态度：“戊戌政变，康窜至香港，孙闻信大喜，以为吾两人可引为同类矣。
乃极力为之游说，凡日人之有权力者皆为先容，遣同人宫崎寅藏[按：即宫崎滔天]迎康于香港。及康至日本，舍馆既定。孙三次造访，康皆拒不见。后孙之友某日与康笔谈，偶及拒孙之故，康曰：‘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盖康是时方自称奉衣带诏也。”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197页。
在康有为等人到日本后，横滨兴中会和保皇党的冲突也愈加激烈，甚至扩大到整个横滨华侨界。1899年1月，大同学校职员任期届满，支持兴中会的华侨要求改选，拥护康有为的华侨则主张连任，几经冲突。由于孙中山派仅有七十余人，而康有为派有三百多人，最终结果是兴中会一派失利。
桑兵主编：《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康有为和冯自由，也有一段交集。康有为停留日本期间，曾前往横滨拜访冯镜如，见其子冯自由少年英俊、气宇不凡，便生拉拢之意，亲笔写下“礼运大同”四字为赠，他知道冯自由还没有别号，于是题“仲和”二字作为上款。虽然当时冯自由尚还年少，但他已有主见，并不认同康门理念，而且厌恶康有为的官场习气，因此对康有为所赠之别号拒之不用，并将其所题之墨迹撕毁扔掉，以示反康之意。
简又文：《革命元勋冯自由》，第3—4页。
1899年3月22日，日本政府出于中日外交关系的考虑，要求康有为离开日本，并主动给予康有为资助，使其能够搭乘日轮前往加拿大温哥华。
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月。在康有为去往加拿大之前，横滨大同学校的徐勤曾主动为康有为选择英文翻译人员，由于冯自由懂英语，便与冯镜如相商，想让冯自由陪同翻译，但冯自由认为康有为“专制怪癖”，加之横滨大同学校发生的诸多变化，使他对康门人士愈加反感，遂谢绝了徐勤的要求。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9页。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成为日本地区康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但不同于康有为的是，梁启超对于与革命党的合作一直持灵活态度。康有为离开日本，反而给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合作带来了契机。孙中山也把合作希望转到梁启超身上，形成了孙、梁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页。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就是孙、梁尝试合作的产物。
1899年夏天，梁启超向横滨的侨商郑席儒、曾卓轩等人筹款三千元，建立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以便让日本的华侨学生们可以顺利升入高等学校进一步学习，同时也可以接收更多国内留学生来求学。其中冯自由所在的横滨大同学校可以推荐优等生直接升学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自由不久后就转学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与他一同转学的还有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校舍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梁启超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
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梁启超和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来往密切，甚至计划联合组党，所以校内教材，大多采用西方学者阐发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之论著，比如《民约论》《法国大革命史》《摩西出埃及记》《华盛顿传》《英国革命史》等书籍，学生们高谈革命，讨论卢梭、福鲁斯特、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人，他们的思想自然愈加向孙中山等革命派靠拢。《清议报》也发表了《中国历代革命说略》，公开为“革命”正名。
《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31期，1899年10月25日，第1—3页。
然而梁启超和孙中山来往过密，引发了远在美洲的康有为的不满和责难。1899年12月22日，在康有为的授意下，梁启超被迫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负责保皇会的事务
关于梁启超离开日本的原因，一说是康有为不满孙、梁二人来往过密，迫使梁启超离日，一说是梁启超离日早在计划内。总之梁启超离日后，孙、梁合作也随之结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校务改派麦孟华代理。
替代梁启超的麦孟华认真贯彻康有为的思想和指示，认为这些学生醉心于民族主义思想，与保皇会宗旨不符，于是告诉学生：“康先生对《清议报》上的言论，很不满意，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自由书》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两字！‘独立’两字，也不可用，
图2３李自重
今后，大家就用‘自立’两字代替。”冯自由听到了非常激愤，怒称：“你们怕老康如怕虎狼，不敢说‘自由’，我偏就把名字改成‘自由’，看谁敢侵犯我的自由。”
黄肇珩、徐圆圆：《冯自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1982年第27期，第60页。他立刻在黑板上大字写出：冯懋龙即日起改名为自由。当时同学见冯自由此举，莫不鼓掌称快。
此后数十年，冯自由均以此革命新名行于世，而“懋龙”原名罕有知者。
简又文：《革命元勋冯自由》，第4页。当时广东富商李煜堂之子李炳星也在场，对冯自由的行为十分敬佩，于是也更名为李自重，取人贵自重之含义，他的妹妹李三多则改名为李自平。多年后，李自重在回忆录中称：“回忆此事，虽属少年意气，唯亦可见革命与保皇两派思想之争究竟如何剧烈也。”
陈雅：《从兴中会至辛亥革命的忆述——李自重回忆录(遗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6页。
冯自由称其在东京学习期间，“渐博览《东华录》、《明季稗史》、《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骚[按：卢梭旧译]《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诸书，遂于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之学说及世界革命民族自决之源流，豁然贯通。更印证以兴中会宣誓之宗旨，若合符节，益觉实行本会宗旨之指责为刻不容缓矣”
《自序》，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9页。。可以说，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学习经历，使冯自由进一步坚定了反清救国、建立民族国家的信念，也更加服膺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二初涉报界意风发
不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意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因此，两派十分重视报刊的作用。冯自由在少年时期便开始从事编辑和记者等职业，在报界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主要是创办与编撰《开智录》和《国民报》。
1.　冯自由和《开智录》
孙中山与梁启超素来关系良好，并且一度有统一两党、联合救国的意愿。梁启超到日本后，孙中山亲自写信给横滨兴中会各会员，将梁启超介绍给他们。梁启超遂利用孙中山介绍的人脉资源办报。《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保皇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主编为梁启超，以旬出刊。《清议报》的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一方面要求“尊皇攘后”，归政光绪；另一方面继续宣传维新，倡导民权，更明确地提出君主立宪主张。《清议报》大倡保救清帝光绪之说
《横滨〈清议报〉》，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56页。，这说明尽管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来往密切，时而发表宣传自由平等甚至含有排斥清廷之意的言论，但终究受康有为的控制。
图2４郑贯一（郑贯公）
梁启超在创办《清议报》过程中，以冯镜如为名义上的总经理，冯紫珊为经理。冯氏兄弟较之后辈冯自由而言，思想相对保守。《清议报》上所发言论深受康有为影响，思想稍微激进一些的文章都不许刊登。梁启超赴檀香山后，麦孟华继任《清议报》主编，郑贯一（后更名为郑贯公）协助其编辑。冯自由等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因而十分反感康门之举。1899年，冯自由遂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一同创立《开智录》，以“开民智”为宗旨，倡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后期革命倾向日益鲜明，公开提出了反清革命的主张。
《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门，引人入胜”，当时，郑贯一号“自立”，冯懋龙号“自由”，冯斯栾号“自强”，人称“三自”。在《开智会录缘起》中，冯自由等人高唱“新闻纸乃世界之镜也”，说明了办报的原因，“仆等久怀慨愤，故于东瀛之隅，合众志士，兴起倡论，以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盈国民独立之精神为第一主义”，并设定《开智录》的体例为“一、本会论说；二、言论自由录；三、杂文；四、译书；五、伟人小说；六、词林；七、时事笑谭；八、粤讴解心”。
《开智会录缘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0—331页。
《开智录》为半月刊，借助《清议报》为印刷及发行平台，因此有《清议报》销售的地方，便有《开智录》的身影。《开智录》中的文章新奇，文字浅显易懂，并附载歌谣、谐谈、小说等有趣的作品，引人入胜，富刺激性，当时深受华侨们欢迎，孙中山也经常汇款接济《开智录》的经费。简又文：《革命元勋冯自由》，第5页。与《清议报》不同，《开智录》所刊登之文章，多是表达追求共和自由、排斥清政府、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等具有现代性的主张。
图2５《开智录》封面与内文
冯自由在《论演说之源流及其国民之关系》一文中强调演说对国民进步的作用，“夫演说者，自由独立之动机，而国民最大之利益也”，具体而言，“人类之贵，基于能言，扩张言语之交通，增进文明之进步，其利一也；大声疾呼，喝破世人之迷梦，高低抑扬，挽回政治之思想，其利二也；学校未盛，识字者寥，以口代笔，化愚为智，其利三也；放长大之声音，用全副之精神，强肺腑之开舒，练胆色之雄大，其利四也。有此四利，我国民又何乐而不为乎?况世界文明之运，播于全球，独立之钟，铿铿然觉醒我国民之大梦，诚生死存亡盛衰隆替之时代也”。
“自由氏”（冯懋龙）：《论演说之源流及其国民之关系》（1900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31—335页。
冯斯栾在《革命之剑》一文中写道，“西儒尝谓独立、自由、平等、友爱四者为革命之剑。近世之大革命，实为历史上增一光辉，为古所未曾有。由黑暗时代，忽而成一光明之世界，劈此十八、十九两世纪之文明者，岂非此革命之剑耶”，他认为二十世纪初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良好时机，而他也有志于传播近代思想、铸就革命之剑，“我支那之时局亦正适一大革命之时机也。余于是益有志于铸革命之剑焉”。
“自强”（冯斯栾）：《革命之剑》（1900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36页。
郑贯一强调了报纸和书籍在传播近代共和思想和推动西方民主革命方面的作用，并认为办报纸是“国民应尽之义务”，政府不得压制报纸的言论：“报纸者，国民应尽之义务，政府不得生阻力于其间也，若贸贸然压之制之，则其为野蛮政府也必矣。政府野蛮，则不可以为国，亦不可以为国民。欲使国为文明之国，国民为文明之国民，当先革除野蛮政府，欧美其先河矣。政府犹可以革除，而谓俯首帖耳，任其百计压制，使我国民一线之生机，淹淹然与鬼为邻，其可得乎?”
“贯庵”（郑贯一）：《论阅新闻纸之益》（1901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94页。
《开智录》的撰稿者们还通过翻译日本作者关于自由、民权的一些著作来宣传革命。例如冯自由翻译了涩江保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指出随着西方民智渐开，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慧眼达识之豪杰，缤纷并出，看破时政之非，喝醒世人之梦。迷云既拨，事物之真相渐明，曩所崇敬者不足贵，昔之妄信者不足泥，维新改良之声，逐日增喧，遂成震天撼地之大革命”
[日]涩江保：《法国革命史》，冯自由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404页。。
冯自由等人还在《开智录》上刊登政治小说，如郑贯一在《摩西传》中写摩西如何带领犹太人反抗埃及人的暴政，并回到犹太人故乡，这暗示了郑氏自己希望国人能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和列强的压迫，进而恢复国家独立；冯自由的《贞德传》则借助法国圣女贞德抗英救国不惜牺牲自我的故事，来宣扬为民族独立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清末政治小说是当时将政治与幻想（实即文学想象）相联系，但其关注点不在文学，而是偏擅小说“熏”“浸”“刺”“提”的效用，以“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影响读者，进而为政治改革创造环境。
郑丽丽、郭继宁：《清末政治小说勃兴评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67页。《开智录》上的政治小说正是这一时代文学趋势的反映，借助伟人故事来表达追求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意愿。
此外，《开智录》还对义和团运动大加赞扬。《开智录》上所刊载《义和团》一文中称“义和团之事可哀，义和团之精神可嘉，义和团之志可悯”
《义和团》，《开智录》1900年第一期，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7页。；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中称“霹雳一声，开廿世纪之风云；腕力高扬，张自由之旗鼓。席卷廿一省，尽苏亿兆人。尽国民之责任，种同胞之幸福。纵事不成，以血相继”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开智录》1900年第六期，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下），第688页。。可以说，《开智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较激进的革命派人士立场，表达了对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同情和崇敬。
陈匡时：《〈开智录〉与义和团》，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第878页。
尽管《开智录》所发表的文章已经具有较为鲜明的反对清政府的倾向，但一直依托《清议报》发行，因此不得不受制于保皇派，始终未公开批判康梁保皇派的思想，即使《中国旬报》发起了针对“忠君党”（即保皇党）的攻击，《开智录》仍然一直保持着沉默。
宁树藩、陈匡时：《评〈开智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第27页。《开智录》的一些作者与梁启超有师徒关系，极为推崇梁启超，例如在梁启超改别号为“任公”后，郑贯一为了表示对梁氏的追随，也改名为“郑贯公”。
《郑贯公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0页。
但不能否认的是《开智录》和革命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开智录》的撰稿者们和孙中山等人时有交往，而且作为兴中会会员，冯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导《开智录》的定位，《开智录》受到革命党的思想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宁树藩：《横滨〈开智录〉评介》，《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90页。在冯自由等人的精心经营之下，《开智录》的发行传播甚至影响到了美洲地区保皇党的活动，他们为此还特意致书信给横滨保皇会，质问为何该报宗旨不同。《清议报》经理冯紫珊为了避嫌，遂不许《开智录》继续发行，并解除了郑贯公的编辑职位，《开智录》在发行半年之后，由于无所依托，最终宣告停刊。
《横滨〈开智录〉》，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8页。
2.　冯自由和《国民报》
1900年，冯自由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政治科，依然致力于革命救亡运动。是年冬，冯自由旧时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同学湖南人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行反清革命起义失败，逃亡东京，并与沈云翔、杨荫航、王宠惠等人谋划创立《国民报》月刊。《国民报》频繁发表革命的言论，措辞激昂，立论激进，遂在留学界引起反响，开启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图2６今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校园
图2７《国民报》封面
最初，《国民报》的筹划者们担心受到清廷公使馆的干涉，于是去找留日学生中较为出名的冯自由商议，冯自由便介绍秦力山、沈云翔去横滨拜见他的父亲冯镜如。冯镜如拥有英国国籍，若以他的名义开办报纸，则可避免清廷官吏的阻挠。
冯镜如欣然应允此事，于是《国民报》以他的英文名“经塞尔”的名义发行。然而受限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国民报》出刊四期后便停刊了。但其后戢元丞又在上海发行了《大陆报》月刊，仍然沿用秦力山、杨廷栋、雷奋等人执笔，继续宣传改革中国，排斥保皇的理念，可以说是《国民报》的变相延续。
《东京〈国民报〉》，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9页。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述了《国民报》的情况：
《国民报》发刊于辛丑(一九○一年)五月十日，事务所设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编辑所设在麴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四番地。各记者常驻编辑所内者，有秦力山、王宠惠、卫律煌、唐才质等四人。编辑室中，四壁悬挂庚子汉口殉难之傅慈祥、黎科、蔡丞煜、郑葆丞四烈士遗照。报中内容类分八门：一社说，二时论，三丛谈，四纪事，五来文，六外论，七译编，八答问。各门作者咸不署名……此报仅出至四期而止……
《东京〈国民报〉补述》，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9—80页。
根据《国民报》的倡办章程所示，定名《国民报》的原因是“就国民应有之责任，以阐明公理”，其宗旨在于“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报刊内人员分工负责社务和报务，其中负责社务者“干事四人，经理一切事务；会计一人，掌理银钱出入”，负责报务者“主笔八人，任选述之事；译报四人，二人任译西报，二人任译东报；译书四人，二人任译西文，二人任译东文；编辑二人，任编纂润色之事；校对四人，任校勘之事”，
《倡办〈国民报〉简明章程》，《国民报》第1卷第1期，1901年，第1—4页。可以看出整个期刊杂志社的分工比较明确。
关于创设《国民报》的背景及其报刊架构的内容，在该报“叙例”中有具体描述，反映了冯自由等人对宣传革命思想的政治诉求。冯自由等人深刻认识到已有报刊不能真正开启民智，无法传播民权思想，“顽固昏谬、颠倒黑白者，固所不论；其能主持清议、庄言正论者，则类出于外人与党人之手。夫以外人而言我国事，无论其情事之隔膜也，其立报之主义，固已别有他属，则发言固多所忌讳，而立论亦借阐宗风。若党人之报，岂不昌言无忌哉！然訾诋既多，传播不广，且表辨宗旨，日不暇给，而扬阐民义之事，固亦未遑多暇。此报章之设垂三十年，而国民所以终未见发达也”，于是“同人痛之，不揣固陋，谋剏[创]是报，发其狂愚，月出二册，都为八门。名曰《国民报》，冀明我国民当任之责，振我同胞爱国之心”，他们创办《国民报》，目的就是唤起国民精神，“若以唤起国民之精神，讲求国民之义务，自附于播种、培根之末，或亦自尽国民之责欤。大雅君子倘亦有乐于是欤！民智渐开，民气渐奋，安见今日服从专制之人，不足抗衡于欧美，而享西国国民所享之人权也”。《〈国民报〉叙例》，《国民报》第1卷第1期，1901年，第1—3页。
“叙例”还详述了《国民报》所刊八个门类：
言论自由，文明之址。强聒不舍，顽懦兴起。参综众长，潘笔乐旨。风雨如晦，嘐嘐不已。先有鸡鸣，后乃天曙。匪曰空言，聊附斯义。录社说第一。
廿纪大地，风尘莽莽。况我极东，万马所向。指论事势，风云气壮。睠[眷]怀大局，庶焉心赏。录时论第二。
危词忧时，微言谭道。衍奇朔谐，挥翰奋藻。九天九渊，游思所到。纵笔放言，穷其奥。匪曰碎金，庶为杂俎。录丛谈第三。
盲古陆沈［沉］，曩哲所鄙。兵志有言：知彼知己。风云百变，望背接趾。本末纪事，古史成例。敢援斯义，为今世史。录纪事第四。
贾山至言，长沙痛哭。时贤伟论，匡谬正俗。大雅不弃，助我张目。宁有遐心，尔音金玉。录来文第五。
黄人祸害，欧人隐情。黄种膨胀，欧人所惊。保全分割，急激和平。此唱彼和，群议盈廷。闻者足戒，先睡后醒。勿谓谬言，启蛰之霆。录外论第六。
欧美政学，云烂霞蒸。书报千亿，伟论觥觥。日濡欧化，国势勃兴。彼耕我获，掇秀撷英。恢我民智，输进文明。录译编第七。
主客设难，究诘事理。此送一难，彼通一义。庶几明辨，阐发宗旨。录答问第八。《〈国民报〉叙例》，《国民报》第1卷第1期，1901年，第1—3页。
《国民报》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某种程度上可作为二十世纪初青年学子办报宣传革命的代表。该报第1卷第1期所刊载的《自由不死》《民权》《说国民》《天赋权与强权之说》等文章介绍了西方近代政治概念，尤为强调自由、民权、共和、天赋人权等近代价值观，可见清末民初之时近代天赋人权观念对青年学子群体影响至深。此外《国民报》还刊载了《俄国政体》
《俄国政体》，《国民报》第1卷第1期，1901年。、《俄亚之关系》
《俄亚之关系》，《国民报》第1卷第4期，1901年。等文章，对沙俄的侵华野心做了一定的介绍和分析，提高了中国人民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警觉性，对以后的拒俄运动发挥了一定的舆论宣传作用。
郝瑞庭、白云涛主编：《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第一卷（1900—1926）》，山东人民出版社，第68页。
《国民报》创刊于1901年农历五月十日，终刊于同年农历八月十日，期数虽少，但影响广泛，对反清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因此到了1904年，《国民报》上所刊发的文章被汇编成册，其发刊词曰：
毒蛇横道，烈焰轰天。玄黄色变，腥风扑人。天惨地黩，雾塞云昏。睠［眷］念黄族，其形其状，莫可穷诘，自私之祸，终无出入。衣钵相传，胶漆若合，骷髅死尸，人类其绝。哀哉悲哉，遭此之遇，当此之势，处此之运。其将如斯民何哉！大祸临头，为时匪远，岂将永永堕落泥犁地狱，而勿自拔哉！数年以来，抱民族之主义，慨压制之苦痛，热心如浪，血泪如涌，挟其满腔不平之气，鼓吹其聪明秀丽、如笙如簧、粲花翻烂之笔，以与政府挑战者，颇不乏人。是报始创于辛丑，长狮一吼，百兽震恐，盖吾国开幕民族主义之第一齣［出］。至此始交排场，倡独立之玄素，播革命之种子，光焰万丈，开作璀璨自由之花，出现于渊海，波涛如青凤之翱翔，如祥云之布获，我同胞之精神赖以昭苏，我同胞之灵魂为之震荡，我同胞其能乘潮急进，光复我祖国，从此人持一粒火，不化异族为灰烬而不止乎！今日者，取彼良师，资我国民。爰丛编一册，付印成书，想亦热心爱国诸君子所乐赞成者也。
黄帝降生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岁次甲辰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