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包野传

本丛书力求真实反映雨花台烈士的人生轨迹和革命事迹,2016年出版20本左右,本书传主许包野,籍贯汕头澄海,泰国华侨,中国共产党杰出人物。在厦门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和雨花台2401名烈士中,许包野是惟一取得博士学位的。

第一章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编委会主任王燕文副主任焦建俊张亚青龙翔编委王燕文焦建俊张亚青龙翔徐宁万建清曹劲松吴秀亮谈健余翔黄莹主编万建清副主编余翔徐树法吴伟徐彦向媛华刘晓东目录目
录引子/001001第一章童年与青年/003诞生暹罗/003七岁回国/006中学生活/012奉命成婚/014第二章海外求学/024赴法缘由/024远渡重洋/027初到法国/031思想启蒙/035第三章留学德苏/042转学德国/042小城春秋/047相识朱德/053苏联执教/059第四章征战厦门/068秘密回国/068厦门相聚/071巡视安溪/075弟弟被捕/082第五章主政厦门/087厦门书记/087领导革命/090宣传教育/102巧识阴谋/118第六章临危受命/123002调任江苏/123智斗叛徒/124勇赴河南/131壮烈牺牲/133主要参考文献/137后记/139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引
子引子001许包野,原名许鸿藻,祖籍广东省澄海县,1900年5月生于暹罗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到祖国,先在家乡念私塾,11岁进县立凤山小学,15岁进澄海县立中学,因勤奋又聪颖,考试常名列前茅。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攻读哲学。1923年2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期间,他一面钻研马克思主义,一面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1926年,许包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5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许包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苏联秘密回国,于1931年底到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共产国际情况。1932年3月抵达厦门。5月,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派遣,他先后到安溪、惠安、泉州、莆田等地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健全农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协助整顿游击队,巩固红色根据地。
1932年10月,党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在极为艰险复杂的白区斗争环境中,许包野领导厦门和闽南十几个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了惠安、泉州、漳州等地的党组织。在许包野的领导下,厦门中心市委及各县党组织领导城市工人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动员工人和闽南农民赤卫队员参加游击队,领导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逐步开辟了新的工作局面。
1934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连遭敌人破坏,党中央调许包野任江苏省委书记,恢复和重建江苏省委机关。同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遭敌人破坏,党中央又调许包野任河南省委书记,在处境十分危险的环境002中领导河南省委坚持斗争。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许包野在河南开封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敌人先是用金钱美女和高官厚禄引诱拉拢他,失败后,又对他施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党和人民的好儿子——许包野,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以坚强的革命精神与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终因伤势过重,于1935年牺牲在南京监狱里,时年35岁。
许包野同志以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无畏的胆略和杰出的才干,谱写了党史的光辉一页。如今,他的遗像、经历及遗物陈列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供世人瞻仰缅怀。
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童年与青年[第一章]第一章童年与青年003诞生暹罗1900年5月的一个夜晚,暹罗(今泰国)华富里首府一座中式宅院里显得格外忙碌,一位中年男人在宽敞的院子里来回踱着步,看着正房里的几个女人,进进出出不停地忙碌,看上去既紧张又兴奋,他是侨居在这里多年的华侨商人许锡昌,正房里住的是吴阿棉,是他在暹罗娶的妻子。此时他正在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伴随着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许锡昌终于如释重负,他快步走进正房,接生妇人把刚刚包好的婴儿递给他,“恭喜恭喜,先生喜添贵子”,襁褓中的孩子睁着眼睛观察着周围陌生的世界。
听说许锡昌的孩子出生了,华富里的澄海同乡纷纷登门道贺,一位同族老者问:“孩子名字取好了吗?”“一时还未来得及,正好您见多识广,孩子的名字就拜托了。”老者沉思了片刻道:“我看就叫许金海吧,金代表富贵,海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都是来自于澄海,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家乡。第二层则是我们漂洋过海,来到暹罗。”许包野的出生地华富里虽然不如曼谷、清迈那样繁华,但在历史上也曾作过暹罗的第二首都。和暹罗其他城市一样,聚集着很多澄海籍的潮汕人,澄海是中国有名的侨乡,历朝历代均有为数不少的澄海人到海外落脚谋生,澄海籍华侨多侨居东南亚,尤其以暹罗为主。
许锡昌从小走南闯北。离家乡不远的樟林港,是他常年进出的地方,听老辈人讲,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郑克塽降清,清廷完成统004一后,开始逐步放开海禁。到康熙末年,进一步允许并鼓励东南沿海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准许商人领照到暹罗采购大米,并制定种种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中泰之间的大米贸易。樟林港很快从一海边渔港变身为一大贸易商港。正因如此,潮汕地区的居民纷纷漂洋过海移居暹罗,形成了潮人移泰的高潮。潮汕的渔夫和农民迫于生计,集资造船,漂洋过海讨生活,第一艘红头船就从樟林港驶出,驶向太平洋的彼岸。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代皇帝近百年间,从樟林港乘红头船漂泊到暹罗等国的潮汕人就有150万人之多。这些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被卖“猪仔”,做苦力,有些客死他乡,有些葬身海底,命运是很悲惨的。①当时潮州人到暹罗,一般先在商店当店员,在码头当挑夫,在工厂当工人,或在农村务农,以出卖劳力为主。在稍有积蓄后,就开始经营小生意,做小商贩,或办家庭作坊,开办小手工业。这样缓慢积累资本,逐渐扩大业务。许锡昌少年即离开家乡到暹罗谋生,跟随同乡用心经营,服务侨胞,再加上他又能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经过多年的打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拼,也挣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当时暹罗和中国最大的贸易就是大米,和众多的潮汕人一样,许锡昌从事的也是粮食生意。
历史上潮汕海外大规模移民有几次高潮。明代林道乾聚众起事,①参见张培忠《文妖与先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反抗明朝的统治,拥有武装在海上活动三十多年,最后率部众二千多人到达暹罗南部定居。暹罗北大年国王将女儿嫁给他,并划去所属之童年与青年[第一章]地若干,给林道乾半众居之。林道乾在当地建立了功绩,当地人民将北大年港改为“道乾港”来纪念他。这是潮汕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群体迁移暹罗的记录。
1766年,缅甸军队围攻暹罗首都阿瑜陀,城内华人居民奋勇抗敌,保卫城池,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嗣后,中泰混血儿郑昭带领500名部下突围而去,率军收复阿瑜陀城,建立吞武里王朝。郑昭的父亲是潮州人郑镛,原籍广东澄海,移民暹罗后发迹;母亲是泰妇。郑昭在执政期005间,大力鼓励潮州人进入暹罗。他们有的从商,有的从事垦殖,如种植甘蔗与胡椒以供出口。
至今,在潮汕流传着一个与郑昭有关的故事。相传郑昭建国称王的时候,家乡专门派人前往暹罗相贺。乡人临走时,郑昭赠送了18缸礼物,叮嘱乡人好生保管,回去后分赠父老乡亲。众人回到船上,急欲知道郑王所赠的是何物,便打开缸子,只见缸中装的是咸菜,一连打开17缸,缸缸如此。众人一气之下把这些陶缸扔到了海里,只带回一缸。
回到家乡,大家都来看郑王的礼物,把缸中之物倒出,只见上面是一层咸菜,下面全是闪闪发亮的金银珠宝。原来郑昭怕乡人路上遇到海盗,便在缸口盖上咸菜以掩人耳目。乡人见状,懊悔不迭。
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华人移民的步伐。19世纪上半叶时,华商季节性地涌入暹罗,绝大部分华人来自广东与福建。在20世纪初,潮州人占绝对优势,占40%,潮州人之所以占尽优势,除了郑昭王的厚爱及连锁性的移民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曼谷与华南间的轮船通航要以汕头为最早,大批潮州人从这里下船到暹罗去。同时暹罗因回报华人领袖对该国的历史性贡献,曾限制本国人与印度人、马来人、西方人等通婚,但给华人与泰人通婚的特权。
许锡昌从小嗜好读书,经常在灯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西游记》等书。许包野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众多的欢乐,父亲忙完生意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给他讲这些古典名著的故事,使许包野幼小的心灵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许包野的成长道路上,母亲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许包野的母亲是暹罗人,是一个慈爱又善良的女子,对孩子的教育是用心良苦、呵护有加,经常带着幼小的孩子去探访几百年前留下的高棉古迹,讲述当地古老的传说和故事。
转眼间许包野已经七岁了,许锡昌也多年未回故乡,当初背井离乡到南洋闯荡天下,怀里揣着一包用红纸裹着的家乡泥土,表示游子不管离家多远,也要不忘故土。为了让儿子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他决定把孩子送回家乡。
006眼看着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母亲默默地收拾着许包野的行装,不时留下惜别的泪水。临走的那一天,因为不忍看见儿子的远行,吴阿棉没有去码头送行,只是在心里默默祝福儿子一切顺利。
七岁回国经过多日的海上奔波,七岁的许包野回到了故乡澄海。故乡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父亲许锡昌还要照顾生意,拜访完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就返回了暹罗,把他交给许包野的嫡娘照顾。不久,许包野就进入了同族叔父开办的私塾学习。过去的私塾主要是族人开设的,只要是族人或者乡亲,交几个铜板就可以过来读书。正如《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凡同族子弟,沾亲带故,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谦恭顽劣,都可以来义学上课。学校是始祖所立,又由族中有钱人家供养,家族未来的荣辱皆从此出。
私塾里最初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最基本的经典读物,以后随着年级的提高,增加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龙文鞭影》童年与青年[第一章]《幼学琼林》等。严格的私塾教育使许包野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深扎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充分汲取其中的精华。朗朗读书声曾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许包野在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
正如鲁迅与丰子恺的私塾白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007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但在鲁迅看来,乱哄哄的环境、迂腐的朗诵内容,构成了三味书屋枯燥的生活,这与代表自由快乐的百草园作对比,表现了鲁迅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不满。这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丰子恺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中国的旧式教育,要求的是学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内容是一成不变的,读书的方法也是简单乏味的。读书是枯燥的,求知是艰苦的。许多孩子都把读书视为畏途,但许包野从没有把读书当作一件苦差事,他自小就对读书怀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尤其地喜爱,在同族子弟中显得更为突出,深得教书先生的偏爱。他经常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往往是还未到学堂,前一天布置的课文已背得滚瓜烂熟。
而私塾里的先生平时总是夹着一柄一尺多长的戒尺,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之类,对于正处于最为淘气年纪的一群孩子来说,不可避免对他有所抵触。有些学生自然也会想出各种整人的恶作剧,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捉弄先生,把先生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偷偷溜出去玩等。一旦事情败露,家法伺候当然是少不了的。渐渐地,大家也被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不可否认,这位启蒙老师对于许包野及同族子弟日后人生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包野虽身处不愁吃穿、生活富裕的大家庭中,但小小年纪的他还是过早地感到了压抑。家庭式的私塾教育平淡无趣,而枯燥的《四书》《五经》也难拴住少年灵动的心。在他的心里,高墙大院外的世界似乎更加精彩。新式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生活,可以接触社会,这008是家庭式私塾教育所无法比的。
许包野从小喜欢读古典书籍,涉猎较广,孔子、老子、墨子的著作,他都啃过,后来对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兴趣更浓,不断进行研究探索。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浅白易懂的很著名的奇书。后来他去国外留学,曾写信要妻子以《西游记》为教材学习读书。许包野起初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他都一一涉猎。
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许包野经常手不释卷地看小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热闹,都不愿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书。应该说小说给幼年的许包野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小说使他不满意于现实,对于神圣的传统理念发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思考人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割据,战火频频。一个朝代的强弩之末与天崩地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像飓风一般席卷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与积贫积弱,使这个曾经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一落千丈。国际上,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中国强敌环伺,列强虎视眈眈,中英因鸦片发生了两次战争,铁桶般的国门被一次次地撕开了缺口。旧的创伤尚未愈合,新的灾难又接踵而来: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等节节败退。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甲午战败令举国惶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对于建设强国的重要作用,力倡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改变旧式教育、发展新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皇帝谕各省童年与青年[第一章]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布“兴学诏”,“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改办学堂正式起步。
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009旨,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1912年,教育部颁令废除“忠君”“尊教”的教育宗旨,提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不同于传统旧式教育的近代教育就这样在不断演进中逐步转型,此时正是许包野从私塾即将进入小学的关键时期,新思潮、新文化使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洗礼。①澄海的新式教育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兴起发展的,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起,当地的景韩书院、冠山书院、凤山书院等旧式书院等相继改办为小学堂,许多义塾和私塾也改为小学堂,各乡村先后办起了小学堂,至清宣统二年(1910),全县备案的高、初等小学堂有六十多所,未备案的有四十所。
1912年起,教育部相继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些教育法令。根据小学堂改称小学校的规定,景韩、凤山等小学堂于这一年7月改称为小学校;一些私塾也改为小学校。从1912—1918年,澄海县的小学校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办的小学校有34所。澄海小学堂(校)的数量在近代学制改革过程中得以迅猛增长,这其中除近代学制改革的大背景的影响外,也离不开该地区自身的条件。
①参见陈景熙《百年澄中(1915-2015)》,第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一方面,潮汕地区历来为中国传统的宗族、士绅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澄海县亦不例外。随着清政府学制改革的施行和地方官员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开明士绅鼓吹新式教育,并身体力行,倡办新式学堂。
另一方面,澄海又是跟海外特别是南洋联系非常密切的典型侨乡。清代至民国初期,凭借境内的樟林港和汕头港两个重要移民口岸的便利,澄海人移民海外的历史较早且人数众多。海外侨胞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同时出于经商的需要,要求自己乃至族中子弟掌握算术、地理等知识,以便更好地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许多华侨商人积极支持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学校。
0101911年,许包野进入了凤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深刻感到与旧学相比,新学的最大特点是侧重自然科学和实行分科教学,它更加注重学生知识的积累和智力的训练。学校开设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聘请了来自广州的老师担任授课老师,每天六节功课,全部课程都由老师一人包办,同学们戏称他为“全能教师”。
一个教师要应付所有的学生和所有的课程,而且这种分科教学的新教育制度是刚刚引进来的舶来品,它的不尽如人意是不言而喻的。
但老师仍然受到学生们的喜爱和欢迎,他博闻强记、诙谐幽默,为渴求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现凤山小学地址新知识的学子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民主自由的政体,声光电化的神奇,流畅动听的外语,显示了一个新派教师的魅力。尤为令人耳目童年与青年[第一章]一新的是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完全没有科举时代那种师道尊严说一不二的派头,他品格敦厚,性情温和,跟学生以兄弟相称,与学生打成一片。只要一下课,他总是被学生团团围住。
许包野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乐观的品质和精神的力量,对于一个颇有慧根和热爱思考的学生来说,这种领悟将使他终身受用不尽。老师的体操课,使他从此热爱上体育锻炼,因为他从小就有轻微的肠胃病,影响了消化,影响了休息,也影响了身体的健康状况,有011一段时间身体羸弱不堪,母亲十分担心,通过锻炼,他的身体渐渐结实起来,因此,只有加强体育锻炼,才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还有一个,就是在地理课上,老师给他们讲解了地圆学说,使他打破了中国是中央天朝上国的迷障,懂得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山外有山、科学观念的确立,不但使他产生了探究学问的兴趣,而且使他观察世界的视野逐渐大起来,他开始感到家乡澄海的狭小,虽然学校的一桌一凳、小学堂的一草一木仍是那样的亲切,然而,他渴望走出去的心愿已是愈来愈强烈了。
在凤山小学读书时许包野和周英辉、陈荣基、杨劂中是同班同学,凤山小学旧址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活泼好动,爱开玩笑,讲话幽默,思维敏捷,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1915年小学毕业时,他们刚满15岁,志同道合的四个小伙伴正式结为拜盟兄弟,排行依次是老大陈荣基(北湾人),老二许包野,老三周英辉,老四杨劂中(外埔人)。同年秋天,许包野考入澄海县立中学深造,四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彼此也保持着联系。
中学生活012自清末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堂之后,民国初澄海县开始兴办近代化的小学,毕业生人数日增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因为当时澄海没有独立的中学,而潮汕地区的中学也仅有金中、韩师等3所学校,不足以容纳要求升学的澄海近百所学校的高小毕业生。如果大多学生不能继续升学,会挫伤办学者和学生的热情,于是澄海要求兴办中学、培育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时任澄海县县长鲁国斌的支持下,由劝学所所长李世铎呈请广东省政府核准兴办新式中学,校址就设在澄城旧参将署(现澄海区大众影剧院),同时委任士绅林毓英等15人为筹备中学校的筹办员。原县长吴静庵极力支持建校的举措,亲自捐三百金。后来因建设经费没有着落,在各界人士共同商定下,将县同善祠产业中的部分田产变卖,并将得到的3万余元拨作建设学校的经费。
1915年9月学校落成,县长鲁国斌撰写《澄海中学落成记》。首任校长为李景濂。此后十年间逐步添建教学楼、礼堂、图书馆、宿舍、操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场,成为澄海地区至今最著名的中学。
校舍建成以后,学校的常年经费仍然没有着落,而当时澄海县景韩书院的院产颇为饶裕。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之后,景韩书院的产业悉数拨给景韩和凤山两所县立小学作为经费,于是各筹办员与两所小学的校长协商,经商议,两所小学的校长同意将原景韩书院产业中童年与青年[第一章]013澄海中学校门(原县立澄海中学)的数千亩田园的一部分交由澄海中学收管,以解决常年经费问题。同年,在校舍即将落成之时,县长鲁国斌委任李景濂为校长。李景濂为清末附贡生,曾任民国初年澄海县政府教育课长,同时,县长鲁同斌委任黄高翔为学监,林毓英为舍监兼会计,聘请杜国玮、林一鸣、蔡吟秋、李湘同、王逸垣、颜威亚、许乃秋、许梦松等为学校教职员。定期招考四年制新生100名,分为甲、乙两班,于1915年9月开学。课程按照教育部规定,开设修身、国文、外国语(以英语为主)、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国画、手工、歌乐、体操(分普通、兵式两种)十四科。县长鲁国斌将该校筹办至开学的经过呈请省宪立案,该校正式成立。
澄海中学创建之时,正是教育救国思潮高涨时期,近代中国危机四伏,面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不少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艰难地寻求着国家自强之路。从洋务派学习西学西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自强”“求富”思想以至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希望通过变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来达到自强救国的目的,一股借教育以自强救国的教育救国思潮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后,民族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教育救国仍被当时许多仁人志士视为救亡图存的途径,澄海中学的创建也深受这种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鲁国斌在《澄014澄海中学校园(原县立澄海中学)海中学落成记》中即说:今澄海中学落成,期其肯堂肯构者,谁乎?我中国学校之兴,在甲午庚子战败而后吾知诸生肆业斯校者,必悠然思曰“强学即所以强国,”不敢以荒嬉自诿。①许包野是澄海中学的第一届学生,在这个风云变幻、新旧思想交织的年代,他受到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知识的熏陶,立下了爱国报国的心愿,为他今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奉命成婚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旧时的潮汕,男女婚姻是包办的,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时双方连面都没有见,往往到了洞房才认识,许包野的婚姻就是由父亲包办的。当时他17岁,恰逢他的嫡娘去世,父亲按照家乡“娶孝妇”的风①陈景熙:《百年澄中(1915-2015)》,第7—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俗,因为当时许包野的家庭比较富有,他父亲希望他能够留在家乡建立小家庭,于是为他物色了一位贤良而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为妻子,童年与青年[第一章]农村姑娘原名叶巧珍。婚后,许包野给她改名为叶雁蘋。
当地“娶孝妇”的习俗,是在逝者未出殡之前,提前把对象娶过来,但不能称为“新娘”,而称为“孝妇”。娶的时间必须在午时以后,由新郎到女方家里迎接。女方家人把嫁妆装进春,上面点上一盏灯,出门时新郎挑春在前。“孝妇”不能浓妆艳抹,只能穿便服紧跟后面。
到了家门口必须举行两种仪式:首先是“探生”,即新娘到门时,不能立刻进入,先要在门外,探问死者是否“安康”,以示对死者的关切。这015时,就由家里的一位亲人站在门内,代死者回答平安,“安慰”新娘。然后是“见莿”,即进门之后,不是进洞房,而要到大厅同死者“见面”,行孝妇礼。“见莿”后,方可按孝妇身份披麻戴孝,守灵祭奠。这种婚礼,最为尴尬。婚礼本来应是热热闹闹、欢声笑语,丧礼却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因此,诸多来宾不知怎样应对这个场面。
这种婚姻是带有封建包办的性质,两人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会造成交流上的障碍,这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步显现出来。后来许包野在国外留学的家书中对于婚姻问题的言辞极为激烈。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与民国的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异。以许包野为代表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许包野到国外留学后,发现国外与当时的中国文化氛围完全不同,外国的年轻人大都是自由恋爱,彼此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合适了才会谈婚论嫁,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他开始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恰巧他的婚姻就是典型的传统婚姻,他在旅欧时的家书中多次表露出对自己婚姻的不满,痛恨自己的婚姻被包办,后悔自己当初太愚蠢、太无知,没有好好考虑终身大事,其中有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雁蘋本是一个不美满的结婚,这种错误是谁之咎,我现在已无可怨尤,只可恨我当年自己太愚蠢,鄙陋,太任人摆布了,到了现在已经无可回首了。”他甚至曾经写信劝说妻子和他离婚,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尔已相隔三万里,我的留学期不知再多若干年,实际上我们既不能成为夫妻,为什么必要死守着生寡呢,所以倒不如离婚的爽快。”但是在当时封建社会,他的这些言语是不被理解的,他的同族兄长说他是“染了欧西文化,心思如许特别新奇,离婚得根据很正当的理由,方和新潮,否则画虎不成了罢。”许包野的妻子看到这样的信很是伤心,也是不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觉得他身边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如果和她离婚了可以再016找一个与他般配的,所以也给他回信:“我只望尔可以自由,免致日后被我所误。”许包野的父亲还是遵循传统观念,觉得叶雁蘋在家遵守妇道,是个好儿媳,许包野竟然说出这种话,有可能在外面花花世界学坏了,给他回信痛骂了一通,不准他们离婚。许包野也渐渐地理解妻子的难处,便和妻子约定要经常写信,希望通过书信来增加他们的感情,他在信里对妻子说,“我们不愿意离婚,你要守着生寡,保持着名分上的夫妻,但守着这种名分上的夫妻是干燥和无味的,因为我们那种实际的夫妻既不能存在,所以不得不找出一个‘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来代替,才觉得有味,尔试想,我若数月不通信给你,尔等着我的信,心里觉得如何?没有接到尔的心理也正和我没有接到尔的信的心理一样,所以尔没有写信给我的薄幸也正和我没有写信给尔的薄幸一样,所以无论如何,这月月通信的条件是我俩所应该必要的。”在劝说妻子离婚不成的情况下,许包野理解妻子的艰难,他没有休妻,而是希望妻子读书,多给他写信以交流思想感情。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他经常给妻子写信,写“小知识”给妻子,帮助她学习。一个博士与一个农妇,天南地北,而且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天壤之别,这样怎能长久下去呢?妻子劝许包野再娶,以便身边有人照顾他,许包野更是体贴妻子,劝妻子再嫁。然而,他没有再娶,她也没有再嫁。“鸿雁相通,藻相依”,虽然他们向往美好的婚姻,双方都想弥补彼此之间的差距,但他们的婚姻却是一个悲剧。①许包野和妻子经常写信交流,告诉叶雁蘋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童年与青年[第一章]说在国外无论男孩女孩都会上学读书,国外是男女平等的,女人有自己的事业,希望她能够多读点书,并且希望父亲能够出钱让妻子去省城读书,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
为了能让妻子上学读书,他曾多次写信给父亲,劝说父亲赞成让妻子去省城读书,“希望大人准许儿之请求,答应儿媳到省城读书,家务事可托妹妹或他人担任,至于儿媳读书的学费,大人若能担任,则固儿及儿媳之幸,若大人不能担任,则儿当自谋其他的方法。”但是在传统的017潮汕社会,“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等传统儒家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女孩是没有资格踏进书斋的,只有男孩才有资格接受教育,才配读圣贤书。他的父亲观念很传统,始终不同意出钱让叶雁蘋读书,许包野连续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多次恳求“儿自来有所请求于大人者,大人总是准许,唯此次为媳妇请求读书事,大人只是始终不许”。“我们潮汕有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现在便要拿这个‘鸟’字来说了,既要说夫妻是同林鸟,那么这两只鸟必定要双双会飞的,假如一只鸟会飞,另一只鸟不能飞,则能飞的必定受不能飞的所拖累,或者不能飞的必定受能飞的所抛弃,这当然是事理。所以雁蘋不读书,则必无知识,她无知识,则必为我所累。这时候,正如一只会飞的鸟背了一只不能飞的鸟在背上,尔想他怎么能飞的动呐?这岂不是很不幸的事吗?这就是我所以要雁蘋读书的一个原因”。“儿实为一生谋完全之幸福,实为家庭团圆美满”。可父亲始终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许包野从族兄处借钱让妻子读书,可是此举激怒了父亲,父亲气得暴跳如雷,讥其为“无脸”“可耻”。“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的意识在潮汕、在东南亚华侨中普遍存在。父亲给许包野回信,大加怒责,“并言荣基帮助,以此载德,如此,尔说父亲有何面目可对人谈论乎?”父亲去世后,许包野一直坚持让她妻子读书,在后来给她的信中曾写①参见许包野家书。
道:“我在两月前,已有接续运动尔求学的计划,但有种种原因,阻我还未进行,这次英辉来信,正合我心,但照现在的情势看起来,观荣兄来信所说的话,我即刻修书嘱辉弟,代丽仙返校,并嘱丽仙与辉弟磋商升学一事,学费一事,我当担,秋季能入学更好。”父亲的观念与许包野已接受的男女平等思想,特别是西方尊重妇女、妇女优先的观念相违背,父子的家书中表现出剧烈的新与旧、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许包野不仅支持妻子读书,还经常通过书信教导妻子,其中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018我这封信给你接到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入校,所以我对尔求学的计划,现在不必谈了,但还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在信里说,(一)尔求学的学费大部分还赖着我的留学津贴,我的留学津贴费少,不知后来又如何进行,我记得还有两三次写信问细叔,但不知为何先生没有一点复音,本来照细叔的意思,在他当时给我的信中,并不知道在我的家庭中并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读书,是我们的爹用尽全力应付的,他这也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也不配说这些是非,但现在阿爹死了,尔又要读书,所以我要请尔注意,尔可向族人领取,领取不出,可写信来知,我当自寻方法对付。(二)适欧小儿,我说以为照英辉的计划,送进幼稚园为佳,因为幼稚园无论怎么样不善,总是比旧家庭开通些。(三)家庭一切应酬事,一概谢绝,因为至亲的亲友用不着应酬,而自然亲密。普通亲友,虽讲究应酬,也是无益,现在的世界,张开眼四周就充满了势利,虽家庭骨肉,尚且如此,何况其他,所以我们现在只管顾自己好了。(四)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祖宗祭祀,也都废弃,注意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祖宗的祭祀费事,不过是儒家的一种宗教作用,没有什么实际,所以我就主张废弃,这些话说来也长,恕我不说,但我应该说明,我并不是“食教”而且反对“食教”。(五)若有机会,拍了一张影像寄来,以解相思。(六)谈读书之法,只求自己,但最好尤须有人指导,譬如走路,假若你只身去汕头,有人给尔指导,从某处到某处,那走路的功夫还是尔自己去奋斗的。读书也是这样的,譬如当今中国的书童年与青年[第一章]很多,要叫尔先看哪一部呐?我想尔自己定不知道。这时候尔去问了一位老先生,他必叫尔去读三字经,或是那“学而时习之”的《论语》,都是哲学的书,尔就上了他们的当,就是盲人骑瞎马了,因为这两本书,尤其是论语,都是哲学的书,尔读了不但觉得无味,而且也难得益,不要说尔,就是那些老先生们,对于论语一书,也觉得莫名其妙。我相信只有我才能做尔的引导,我现在要叫尔先看一部书,这部书是《西游记》,我为什么要叫你先看这部《西019游记》?这是因为他谈自由而容易看,并且也是一部很著名的奇书,尔看了不但觉得有兴味,而且也易得益。我尤记得我当时在家的时候,尔看了一回或数回,便班门弄斧的走来我面前说,读给我听,我当时倒没有注意,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趣,可惜尔现在不能在我面前说给我听了,这部《西游记》我一星期左右,或七八天就可以看完,我现在限尔二月看完,看了之后,通信来知,我当介绍第二部给尔观看,照这样计划做下去,我敢决定,尔将来一定有学识,好在尔还答应我每月通信,我们便将这些通信,作为讨论学问的利器也倒合宜。
许包野的妻子每次收到他的信都会很开心,反复地研读、琢磨,生怕漏了一点信息,她为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每次读完信后都会一一收藏起来,然后认认真真地给丈夫回信,告诉许包野家乡的变化及她读书的进展情况。许包野收到信后也会通读若干遍,看看妻子的学问进步情况,并且会用铅笔将妻子的错字改正过来,下次回信的时候告诉妻子,帮助她进步。
在回信的时候还会经常给她讲点小知识,许包野给妻子的其中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天下事总是积小成多的,求学之道,也是这样。我现在要介绍一些知识给尔,但这种知识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是人人所应该知道的,我想尔也或已知道,但我又要和尔介绍出来,我想这种常识,简直当不起知识的尊号,所以我就叫它作小知识。但“大”是由“小”积成的,所以只要我们常常保有这个小知识,将来积多起来,或许也会成为大知识。今天我们讲“我”“尔”“他”这三个人称的代名词,在我们中国的用法,古今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分别来说。
(一)古昔的用法,除我、尔、他这三个字外,还有许多字可以通用,如020(1)我——吾、予、余、僕、朕(2)尔——汝、女、子、而、若、君(3)他——其、之、渠、彼现在举几个例子吧,(1)我有圣人之道(庄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孟子),“予及女皆亡”即是“我和尔一起死”的意思;“僕今者,兵衰力弱”(桂王致吴三桂书),“僕今者”即“我现在”之意;“朕躬有罪”(书经),朕即是我,躬即是身,所以,“朕躬有罪”,即是“我身有罪”的意思。
(2)“子非其人也”(庄子),即是“尔不是这种人”之意;“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其意即是“我现在正经说话了,但尔不知道我所说的话,是果真我所说的话呐还是我没有说的话”。
(3)“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即是“听他的话,看他的行为”的意思,“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即是“他也是人,我也是人”的意思。
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二)现今的用法现在的用法,除我尔他之外,其余的字都不用了,但是“他”字之外还生出两个字,这是应该注意的,解释为下:(1)我(2)尔(或是你)(3)他——指男性;她——指女性,有时也作“伊”;它——指其他一切,中性。
童年与青年[第一章]现在试举几个例子(1)“我现在叫尔先看一部西游记,因为它是一部有名的奇书。”在这个例子中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它”字,“它”代表西游记。
(2)“呵!丽仙变了,她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呐?”这个“她”字是代表“丽仙”,因为丽仙是个女子,若是说:“呵,鸿藻变了”那就应该用为“他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呐?”(3)“我的母亲,她现在在世;我的父亲,他已死去了;我的兄021弟,他们现在也无读书!”或者:“我母亲,伊现在在世”,现在将现今的用法,试做一表,使尔易于明白:(1)我——我和尔就是我们(多数的)。
(2)尔(或你)——尔和他是尔们,他和他是他们。
(3)他——例如鸿藻,他在德国。
她——例雁蘋,她在中国。
它——西游记,它是一部有名的奇书。
这大概可以明白了,现在来说点别的……①1919年,许包野恰好19岁,中学即将毕业。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是在这一年觉醒的;许包野的个人意识也是在这一年觉醒的。中学毕业后他萌生了远走高飞的想法,走出澄海这个对他来说相对狭小的世界,渴望走向广阔的世界,主动提出远赴法国。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①许包野家书。
十几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引起了军警的镇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们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
022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澄海后,澄海中学于5月成立了学生会,领导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新文化。许包野加入了学生会,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发动广大民众,提高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参加集会游行,查封日货,在运动中进一步锻炼、熏陶了自己。
5月6日,汕头《公言日报》发行“五四”号外,消息传开,群情激昂,澄海、汕头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搜查和焚毁日货。5月14日,澄海中学学生李衡带领学生代表赴汕头,参加“岭东学生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参加了会后的示威游行、搜查和焚毁日货、捣毁汕头警察局等一系列行动。5月下旬,渣海中学在潮州旅省学生杨悼汉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学生会,李衡任主席。接着,澄海中学发起在县学宫(现澄海中学校址)召开的由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参加的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会议,通电全国反对不平等条约。会后还组织示威游行,四处张贴标语,随后分头在学宫内的明伦堂和同善祠等处集会宣传。
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为更广泛地动员全县人民投入斗争,澄海中学学生会发动全校一百多名学生(澄海中学当时只有4个班级,全校学生只此人数)停课,成立9支宣传队伍,分赴全县9个区的各个乡村、学校,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活动。
6月初,澄海县学生联合会以澄海中学、县立女校的学生会为主体成立纠察团,积极开展查缉日货活动。同年11月在澄海查获了培成、公益、振德、同泰、文昌、荣隆、大成等商号置办的大批日货,均予以没童年与青年[第一章]收,后全部在澄海中学校内焚毁。在纠察团的带动下,东里、苏南等地的师生也积极响应,在当地查获了一些商号的日本火酒、火柴等,全部予以焚毁。
这次抵制日货的行动一直延续至1920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澄海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澄海中学学生会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许包野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洗礼。
五四运动也推动着新文化、新思想在澄海的传播。1920年,《新青023年》《共产党宣言》《向导》《每周评论》《赤心周刊》等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书籍开始在澄海学生尤其是澄海中学学生和知识青年中流传,激发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包括澄海中学学生)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在澄海县立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新文化、新思潮冲击着不甘寂寞的许包野,他怀着满腔热情,探索着人生的道路。刚好,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出面招考赴法留学生200名,他毅然前去报考。当时,澄海、汕头等地都设有考场。
先在澄海初试,入选后到汕头复试,许包野成绩优异,名列第三,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同时被录取的还有陈国梁、林圣端、蓝铁夫等人,同批赴法留学的还有自费生郑肃恭。①①参见陈景熙《百年澄中(1915-2015)》,第9—1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第二章024海外求学赴法缘由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稚晖等人曾在北京组织过“留法俭学会”。目的是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留法俭学会合影用赴法国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说是“参战”,其实大多数是做苦力。这批华工没有护照,归陆军部管,生活是很悲惨的。战海外求学[第二章]后,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人口损失很大,严重缺乏劳动力。
1916年6月22日的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成立,它是中法两国人士联合组织的一个教育文化机构,该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推举欧乐、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汪精卫为副会长,李石曾、辈纳、法露、李圣章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主要工作是编辑中法文图书报刊,宣传介绍法国新教育,促进中法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中国学生赴法留学。
0251916年底,蔡元培受命担任北大校长,从法国回到北京。李石曾、吴玉章也先后回国。1917年5月由蔡元培、汪精卫任正副会长的北京华法教育会宣告成立。5月27日,关闭4年的留法预备学堂复校。
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先后发表了讲话。蔡元培分析:1.法国学术界思想活跃,受专制主义和宗教影响少。
2.法国科学程度高,“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法国”。
3.法国巴黎“风气均极俭朴,其学校之不收费,所取膳宿费极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俭之费用,求正当之学术”。
吴玉章勉励青年学生要把留学与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
在华法教育会的影响下,各地纷纷成立分会,这些分会大多有早期留法俭学生作为骨干,得到社会政府支持,举办各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提供学习语言和培训生产技能的场所。这些学校均以培养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安排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如成立较早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在试办章程中写道,宗旨:转为赴法以工求学之预备;学课:以法文为主课,附以中文及普通知识。各班除半日授课外,并以半日制造工艺品,以资实习。这些预备学校的青年,也都有明确的目的,为留法勤工俭学做准备。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拉开序幕,到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其中四川、湖南两省最多。
这两年间近两千名留学生前呼后应到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绝无仅有的一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历了由学生俭学到工人勤工,以求学再到学生“监工以济学,以勤工求俭学”这样一个过程。
以最少的经费实现出国留学求知的目的,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步形成高潮。
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一边读书一边依靠自己劳动解决生活费用,成为吸引他们赴法勤工俭学的直接动因。
026一批热心人士的身体力行,积极筹划和组织,促成运动的兴起。
如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倡导和试验工作,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以低廉的生活费用到科学文化发达而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法国去,通过俭学和勤工的方法为中国培养人才。他们深入学生内部,成立组织,创办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政府虽然于1906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由于内忧外患,民生无计,教育事业根本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更是捉襟见肘。
1918年《教育杂志》专门刊文称:“自民国三年至五年,政治之变端迭甚,财政上发生极端困难,教育因之根本动摇。”1915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仅存86所,其中大学10所,专门学校和其他学校76所。到了1918年,情况丝毫没有改观。这一年,全国公私立中等学校有117740名学生,而同时期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仅为17265人。对于数以十万计的各类中等学校学生而言,升入大学的机会太渺茫了。
当时,蔡元培说:“我们办华法教育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们这些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求学无门、无依无靠的寒门子弟找一条振兴实业、提升教育的道路。”1919年,上海、四川、湖南、广东、河北、山东、福建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的分会,留法预备学校也增加到二十几所。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的积极活动,推动了这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全国申请赴法的青年学生人数很快超过了500人,加上当时国内报刊广为宣传,一些社会名流也通过演讲表示提倡与支持,留法勤工俭学逐渐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一大批如许包野这样怀抱救国救民思海外求学[第二章]想、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年轻人前往心目中的“圣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迪。
远渡重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到法国远隔万里,航程有1.6027万公里之多,邮船要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锡兰、科伦坡,再经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亚丁,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进入地中海,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上岸,共计航行近四十天。沿途所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
当时大多数学生是从上海出发的,而许包野等来自广东、福建的学生基本上是从香港启程的。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启航了,邮船向遥远的地中海,向法国驶去。
许包野等广大青年学生们就要离开哺育自己长大的祖国了,他们倚在高高的船栏上,深情地凝望着渐渐远去的故土,许多人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站在后舱的船舷边,许包野凝望渐行渐远的故国家园,心潮起伏。乘长风破万里浪,祖逖击楫中流,郑和七下西洋,不都是到大风大浪中去铸就勇毅性格,开拓广阔胸襟吗?虽然浊浪滔滔,前程未卜,但与其当一个井底蛙终老乡里,何如走出去成就一番事业,大丈夫理当如此。当初许包野七岁从暹罗返回家乡,乘坐小小的渔船漂荡在江海之间,汹涌的波涛一阵阵地扑打到木船上,那时没见过大世面的他,胆战心惊,以为就要葬身鱼腹了。如今他乘坐万吨邮轮,从太平洋,经印度洋过地中海,才算完全领略了大海的变幻莫测与神奇魅力。
当时船上的舱分五等,一等是包房,旅客多是洋人、高官。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舱,又称“一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位。再往下是放牲口饲料、杂物的五等舱了。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发给每人一个洋瓷铁盘子、一个洋瓷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并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每顿饭都要等头等、二等、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四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学生们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四等舱多安置在船的顶篷的一个角落里,在半明半暗堆着各种货物的货舱里,设置了一些重叠的多层铺,舱内空气污浊,很不是味。赴法勤工俭学的几批学生,大都是乘坐的这种四等舱,从出国一开始,就028很有点勤俭的劲头。许包野上船后,除了困得实在没有办法,在船舱里睡睡觉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甲板上。
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凶猛,不是内地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许包野和同学们经常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用油布一类东西连扎起来,以蔽风雨。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
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的航行时间最长,大家吃尽了苦头,在汹涌澎湃的波浪中,轮船振荡得很厉害,同行者多在舱中静卧,轮船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很凶,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有少数人痛哭流涕非常想家。
当时在大统舱里装了不少活牛,这是因为船上没有冷冻设备,蔬菜又少,带着活牛以备航海途中现吃现宰。几百人就睡在牛栏旁边。
那时已经是春天了,统舱里闷热,加上牛粪,臭气熏天,船身又摇晃不止,很多人头晕呕吐,吃不下饭。一路上是很遭罪的。这时第一次世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界大战刚结束,据说沿途水中还有鱼雷没有扫清,精神上的压力也很不小,很怕船只碰上出事。为防万一,船上给每人发了一只救生圈,作为救生工具。
轮船经香港在九龙码头停泊了一天,几个在上海上船的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就想在这里下船不走了。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
抵达西贡港时,许包野和大家还特意登岸看了看。在这里他们看海外求学[第二章]见了与国内不同的另一种小火车,窄轨,小车厢,构造也简单,是法国人在西贡修建的。在西贡停留期间,许多当地华侨热情地赶到码头迎送。学生们上岸游览,也受到华侨的盛情款待。西贡的华侨大都经营小本生意,不但要缴纳相当重的营业税,每人每年还得向法国殖民当局缴“身税”18元,即使穷得连饭都吃不饱的华侨也不能幸免,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这些在国内无以为生的人们,千里流落异国,但仍逃脱不了当牛做马的命运。华侨的境遇使学生们更增强了改造中国的029责任感。
邮船离开了西贡,朝着下一站新加坡驶去,在水天相连的大海里,远远看到了鲸鱼喷出的水柱,时喷时停。这种壮观的海上奇景,使学生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船到达新加坡,停靠的时间比较长,许多人上岸休息观光,许包野也上岸去看了看。当时,新加坡还是由英国人统治,港口上有警察检验护照和作疫病检查。许包野对新加坡最突出的印象是华侨多,因为有副对联这样写着:“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这时早已是民国了,还写什么“皇恩浩荡”,除了表明这些同胞思想守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倾吐了他们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是很欣慰的。祖国虽然贫穷落后,可她在爱国同胞的心目中,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里风平浪静,天气炎热异常。邮船还在科伦坡停了一天,然后经四五天的航行,从险要的吉布提海峡进入红海,这时已经是1920年5月了。穿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停留的时候,又有个别人动摇,想中途回国。
1920年5月4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乘坐的法国邮船在地中海行驶时,有人提议开一个“五四运动纪念会”,得到大家热烈响应。许包野和同学们一起动手,很快就在三等餐室布置了会场。会场正中悬挂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午后1点钟,纪念大会正式开始。首先是全体肃立共唱国歌,而后开始演说。一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率先讲述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继而大家又讨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社会原因,许包野聆听了大家的发言,也从自身的感受谈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利用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切实考察”“尽心研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以利“改造中国”。最后,纪念会以“高唱国歌”,三呼“五四运动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结束。
通过这次大会,许包野和来自各地的学生接触,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他们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030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着他们。在他们那里,许包野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一天,他借了《新青年》,只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这“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愈文中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
从上海到马赛,航程达三万一千多里,历时近四十天。一路上,许包野体察到世界的伟大和壮观,开阔了视野。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瓜分掠夺,对人民的剥削奴役,了解到人世间的不平。
但是万里航程的颠簸困苦,使勤工俭学生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折磨,不少人双腿肿胀,浑身无力,有些同学还生了病。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更加严酷的、全新的生活。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的水雷,还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还好,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
到达马赛港后,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的代表和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在码头上接待了学生们。上岸后,许包野和大家感到异常奇怪,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居然是一个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真是咄咄怪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无不感到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后来才得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原来因为战后的马赛社海外求学[第二章]会秩序很乱,北洋政府怕中国人当领事对付不了法国马赛那些地痞流氓,不能应付纷乱局面,特意请了一位法国人替中国政府当领事。这件事给了许包野很大刺激,堂堂的中国政府竟连一个驻马赛领事都派不出来,足见它的极端腐败和无能了。
四十天的海上漂泊,历经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众多著名港口,使许包野打开了眼界,但心头总像压着铅块似的沉重。尽管这些著名港口风景绮丽,有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可是给他印象最深031的,则是港口上许许多多衣衫褴褛的苦力和乞丐,有些还是很小的孩子,在那里做工或讨饭。这些城市大多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真是哪里有帝国主义统治,哪里就逃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命运!
在马赛登陆时,许包野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他是自己的主人,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亲及其他长辈给他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许包野且行且思,浮想缤纷。留学法国是他全面接受影响,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而赴法的经历和思考是他思想定型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他从一开始就以开放的心怀感知自然、热爱自然、享受自然,以纯粹学术的眼光考察人生问题,研究民生问题,同时在这个起点上,许包野不仅仅真切地体会到中西之间个体的差异,而且真实地看到群体的差异。后者的差异使他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致命的摧毁,此后的刻苦学习与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就是他重建自信的过程,也是他思想成长的过程。
初到法国这批勤工俭学生抵达马赛港后,休息了两天。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商业港口,工业很发达,有许多工厂。这个时候,华法教育会派李璜从巴黎来接他们。李璜到法国的时间比较早,法语讲得很流利。他把大家带到巴黎,很快开始了分配,你到这个组,他到那个组,这个组进什么学校,那个组进什么学校,都做了安排。为了克服语言障碍,许包野等大部分学生开始大都被安排去学法语,因为不懂法语,既无法做工,又无法进学校。
巴黎是“花都”,既无严冬,也无酷暑,四季如春,繁花似锦,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名胜古迹,都是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巴黎,同时也是“浪漫之都”,它那庄严精致的巴黎圣母院、威严凝重的凯旋门、雄伟壮032丽的埃菲尔铁塔以及明媚秀丽的塞纳河,把巴黎装点得美轮美奂。巴黎,还是“革命之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于此,人类历史上最有威力、影响最深远的歌曲《国际歌》的旋律从这里响起。巴黎还是旅游的仙境、购物的天堂,因此,文学家利尔克说:“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先贤祠是给对法国哲学和历史颇有兴趣的许包野印象最深的地方。先贤祠是法兰西民族的精髓和象征,1791年4月4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将圣女洁娜维耶芙神殿改名为先贤祠,入祀在历史上为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伟人。伟人的遗体被安放在先贤祠的底层,供奉的有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但更多的是法兰西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有的是两人一个墓室,有的是多人一个墓室。绕过一层的巨型圆柱,来到地下基室,赫然看到他所崇拜的卢梭与伏尔泰被安放在最显要的位置,并且分别拥有一个墓室。卢梭的棺木上写着“自然与真理之人”。凝望着墓前肖像上这位钟表匠之子、日内瓦公民,他那卷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曲金黄的头发、高高隆起的鼻子、深邃坚定的眼光,经由那些震古烁今雄辩优美的文字,复活了一个民主自由先知的永恒形象。面对这个形象,许包野不由自主地感到亲切,感到一种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相通。
但诋毁与侮辱一直伴随着他,在卢梭诞生两百周年之际,报纸和杂志又掀起新一轮对他的攻击,读着那些诽谤卢梭的文字,许包野感到困惑不解又饶有兴味,这样一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人们在享受他创造的成果的同时又为何那么讨厌他?这更激起他追索与探究卢梭海外求学[第二章]精神境界的强烈欲望。有意思的是,入祀先贤祠的第一人米拉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的著名代表和演说家,19世纪大批评家圣佩韦评价他是“体现出法国革命新纪元的第一个伟人形象”。
1919到1920年,赴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大都能比较及时地转入工厂做工或进学校学习。但是,初到异国,不论是“勤工”还是“俭学”,对这些青年学生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勤工”的学生主要集中在法国的钢铁、运输、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做工的033地点,分布在巴黎、里昂等地区的上百家工厂企业。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曾在巴黎西郊比央古工业区的雷诺汽车厂考察劳动情况和做工;赵世炎、邓小平、陈毅等人在法国南部施乃德钢铁厂当过钢铁工人;王若飞、徐特立等在里昂附近的工厂里做过学徒工或正式工人。在重工业部门“勤工”的学生,劳动强度很大,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在轧钢车间做工的学生,干的是“拉红铁”的工作。大条钢出炉时,像一条条红蛇飞奔而来,灼热火烫,热气扑人,他们必须戴着石棉手套,接连不停地扶住条钢,使它安稳地通过机器,轧切成规定的尺寸,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致命的创伤。干一班下来,学生们个个汗流浃背,连脸上的皮肤都被烘得像焦了一样。
这些学生,大多年龄在20岁左右,对于上夜班很不习惯。在下夜班归来的路上,他们顾不上观赏街头五光十色的景致,常常是躺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中就睡着了。学生们的劳动如此艰苦、紧张,但工资却极低,一天只有10到15个法郎,当时法郎贬值,仅折合中国币1元左右。
为节省一些开支,他们尽量紧缩饮食、住宿费用。有的住木板工棚,有的几个人合租一间小屋。他们通常是几个人合买一只煤油炉,分班轮流做饭,吃得也非常节省。但学生们非常珍视“俭学”,他们把自己半年或一年时间劳动积蓄的钱,用到学校读书,钱花完了,就再去做工。
“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
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概践行着五四时期“工读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有中学、小学毕业生,还有当过校长、教员的,但到了法国,却做着一样的苦工:打锤子、用铁锉、扫马粪、扛布袋等。留法学生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血泪,放弃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也在赤贫的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蒙尼达公学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热心旅欧教育的人士均曾就读该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友善,不但食宿费用低廉,还为中国学生特设专班,补习034法文。他们被送到蒙尼达公学修读法语。蒙达尼是位于巴黎南郊的一个小城。1920年,蒙达尼公学招收了150名左右的中国勤工俭学生。
该校负责人沙博(华法教育会法方成员)尽力创造条件,使中国学生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该校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专门班,学费收得很少。
沙博和他的夫人还想方设法照料好中国学生的饮食。许包野感到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你学习,你不懂法文和法语,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学起来要快得多。
许包野作为官费生,经济上尚有补助,当时澄海文祠设有出国留学助学金津贴,每年可领取400元大洋。按当时的汇率,尚可维持俭学费用。但不久补助津贴中断,也逐渐感受到大多数自费生的艰苦。当时法国的蔬菜,同中国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这些东西。
城市的菜,大都是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运来的。主食方面,能买到大米,卖面包的杂货店也很多。由于当时法郎的币值不高,刚到法国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兑换10个法郎。许包野这样的学生一天有几个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法郎,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独立生活,既要缴纳房租费,又要支出伙食费,再加上要用一部分零用钱,勉勉强强也可以维持一般的生活,余下的钱就很少了。
在法国,许包野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他们时有争论,许包野对此是有所触动的。但是,1920到1921年期间,这种触动,还没有彻底改变许包野那种“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想法。如果说海外求学[第二章]在思想上有所发展变化的话,那就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并且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去。
思想启蒙刚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同大家说:“现在生活昂贵,035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法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法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许包野这样的学生每个人每月的花费平均在一百五十法郎,膳费、宿费、学费等由华法教育会替留学生一次性缴纳的。其他费用则由留学生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唯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艰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许包野身边的许多同学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时炒个卷心菜,那是特别的享受。
华侨协社离巴黎有20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
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勤工俭学生的境遇都十分悲惨。许包野每个月去华侨协社领取生活费,经常看到很多学生有的住进了巴黎的贫民窟,而大部分则挤到普安特大街(avpoint)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华侨协社是旅法华人的公共机关,其性质如中国的会馆及外国的商会,各种机关皆设其中,成立于1919年8月31日,是一座别墅式建筑。勤工俭学生初到法国时,多集于此候工候学。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当时花园里搭的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①1920年冬天,法国战后经济一落千丈,失业风潮席卷全国,大批复①参见胡志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由来和发展》,《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
员军人也加入到觅工的队伍里,一船船登陆的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栖身。到1921年初,失业的勤工俭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华侨协社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随时都有爆发流行病的可能。
欧战后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批勤工俭学生进厂,入校已不可能。至1920年底,失工、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挤满了华侨协社的院落,华侨协社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避难所。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华侨协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里面挤进了四十多人,036真是无法想象。起初,李石曾的“豆腐公司”每日向学生提供饭食,组织他们复习法文,后来连面包和白开水也供不起了。后因勤工俭学生领导和参加了向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的“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中法当局便停发了维持费。
人是铁,饭是钢。相对住而言,吃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华法教育会发给失业学生的生活费每天仅5法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对于许包野他们这样的学生,5法郎只能购买最廉价的食品,常用的食谱是白水煮马铃薯,兼之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煮得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后来的青年党魁李璜曾经描述了勤工俭学生的惨状:“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法国的冬天异常寒冷,更令这些身无分文的穷学生雪上加霜。据统计,仅在巴黎地区,1919至1921年,勤工俭学生就医的就有140人之多,高达20%。其中意外死亡5人,病死六十多人。
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无工无钱的学生每人每天可向华法教育会借贷5法郎度日,每10天领取一次,称为维持费。而华法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支付学生的维持费要么是国内捐款,要么挪用筹办中法大学、中比大学的款项,再加上管理不善,经费捉襟见肘。一纸通告更令局势雪上加霜,华法教育会在1921年1月12日和16日的通告中,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从2月底停发维持费,这实际上是要把学生们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一点点救济金也剥夺净。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海外求学[第二章]华法教育会和学生们的关系,还停发了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从中国到法国的留学通道也随之关闭。一时间群情激奋。一位学生写道:“通告发出后,遂起学生界之大恐慌,除一部分在工厂做工者,其余在学校读书及候工者,皆因无人接济,大为恐慌。”学生李季伟在家书中称,当年有2名勤工俭学生自杀,4人精神失常。和很多同学相比,许包野的家庭还算富裕,家里时不时还能汇点生活费,他也经常拿出一部分钱来接济周围的困难同学,对于庞大的群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037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写出了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国同学宣言》: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3月1日就要饿死了……我们怎样直接行动呢?一、即日向公使、领事下一个呈文。二、如本月28日还没有答复,全体到公使馆、领事馆去。……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绝不是可耻的事,这是社会革命的发动点。工读主义的旗帜,我们不要老老实实捧他了。
许包野看到这篇宣言,立即和身边的同学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争取生存和学习的权利。
1月下旬,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代表会议在巴黎举行,决定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向中国政府要求发给学生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并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读书。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召集驻法公使馆、领事馆、华法教育学会和留学监督处四机关开会,议定各派一人,成立“勤工俭学生善后委员会”,专门办理遣送学生回国事宜。2月27日晚,又有二三百名勤工俭学生从各地赶到巴黎,准备第二天参加预定的行动。2月28日早上,四五百名勤工俭学生高呼着要“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上午10点钟,各路学生汇集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前,随即围住了公使馆。学生们推举蔡和森等11名代表进使馆见公使陈箓,法国当局出动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镇压。中法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镇压暴行传开后,激起了旅法各界侨胞的愤怒抗议。他们纷纷声援学生,并向公使馆提出严厉斥责。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广大勤工俭学生的坚决斗争,迫使陈箓不得不请法国警察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将国内捐款的一部分发给困难的学生,并答应继续发给救济金。至此,“二二八”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这场风波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它宣告了追求光明、进步和知识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中的腐朽势力的决裂,揭开了勤工038俭学生联合起来同中国反动政府斗争的序幕,许包野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参加游行示威、救护受伤同学、营救被捕的学生,积极融入进步同学中去。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大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这一阴谋经法国报纸披露后,舆论大哗。当时兼任天津《益世报》记者的周恩来,特地从德国赶到法国调查内幕,《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第二次侨法同胞拒款大会经过始末》等报道,使得刚到法国的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和财政次长吴鼎昌颇为尴尬。学生们不顾温饱,帮助六大华人社团散发传单,还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后两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厦召开“拒款大会”。
与上次的“二二八运动”不同,这次“造反”,不单蒙尼达派和勤工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就连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也实现了大联合。在“拒款大会”上,威风凛凛的山东、河北华工把驻法公使馆的电话线剪断,还在使馆门前泼上酒精,首次显示了华工的力量,许包野亲眼看到了广大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旅法华工和学生的力量,深深体会到团结才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会”上,陈箓不敢露面,他的秘书王曾思在几百名华人面前签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及以后的种种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许包野在1920年底转到了里昂大学学习。里昂位于法国东南部,处于索恩河与罗讷河的汇合处,位于从地中海通欧洲北部的战略走廊带上,在罗马帝国之前即已繁荣,长期为法国的政治中心。19世纪,这海外求学[第二章]里曾多次爆发工人起义。里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见证了中国古代的繁荣。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列强攫取豪夺的肥肉,单单1855年、1860年,里昂商会就两次派遣商队到遥远的中国,去广州、北京、福建和四川等地,采购回欧洲奇缺但受欢迎的丝绸、茶叶、药品和瓷器。①华法教育会经过多方考察,决定把当时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校址最终选定里昂,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历史上里昂和中国有着频繁的文039化交流;二是当时的里昂政要爱德华·赫里欧大力支持此事。赫里欧曾长期担任里昂市市长,后担任过法国总理、众议院院长、国民议会议长等要职。他向中方表示,愿意将里昂圣-伊雷内堡的一个军事要塞捐赠出来,作为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校址。除此之外,里昂是法国的一个大学区,学校较多,可供中国留学生选择分科求学,且里昂物价比巴黎低得多,符合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的现状和要求。于是蔡元培报请孙中山批准,将中法大学海外部设在里昂,对外称为里昂中法大学。
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公推吴稚晖任校长,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里昂中法大学于1921年9月竣工。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课程是由法国国立里昂大学协助完成的。换言之,凡在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经考核后即可进入法国国立里昂大学学习,利用其提供的教学资源,完成大学学业。中国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在国立里昂大学的文、理、法、医四个学院,以及化学、制革、工业、建筑、美术、音乐、商业、农业、兽医、制丝、纺织等十二所高等专门学校进行学习,一些学生还可以去国立里昂大学以外的其他大学学习。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师资匮乏、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里昂中法大学所采取的海外办学形式,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走曲线救国道路的有益尝试。
①参见胡志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由来和发展》,《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
“拒款大会”后,法国政府和北洋政府对此极为愤怒,宣布停止向留法学生发放勤工俭学费用。
听到这个消息后,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免试入学的赴法留学生们,在绝望中孤注一掷,认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留法的学生在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通过与校方谈判、游行、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
在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率领下,他们于1921年9月20日从巴黎出发,从法国各地分赴里昂,并于9月21日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这040一行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强制干预,107名学生被关进蒙吕克堡监狱。
闻讯后,占领里昂大学运动的联络员聂荣臻,辗转多方求助,最终救出3人,其中便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其余104人被法方于10月13日遣送回国。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一事暴露了诸多矛盾——祖国命运与外国侵略、救国理想与卖国求荣、为个人与为国家、技术救国与制度救国……这些矛盾,在短短的几天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何分析,如何引导,如何参与,如何影响,不同的理念、思维,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许包野在当时的法国里昂大学就读选的是哲学和法律。而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探求知识的艰难道路上,许包野常能体会到学习如行山阴道上,有无数的精神愉悦,但有时也会觉得这门功课的枯燥无味。
在法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许包野逐渐感觉到,出国留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勤工俭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1921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他的面前。他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总之,许包野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马列主海外求学[第二章]义的小册子很多,《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这些著作很容易见到。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他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这时的《向导》与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041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剖析。虽在异国,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
经历了1921年的三次大斗争之后,勤工俭学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革命的思想和信念更加清晰坚定。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更加认识到在法国建立一个严密的有战斗力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正式成立。同年冬,参加“少共”的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留法学生继续开展斗争,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党员。作为中国赴法留学生集中地的里昂中法大学,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李富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人都曾在此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此时的许包野已转学到德国。
第三章042留学德苏转学德国许包野离开家乡的这一年,他的儿子在家乡出生了,取名适欧(7岁夭折)。这年的冬天,他写信给暹罗的父亲,告诉法国社会动荡,法郎贬值,生活费用太高,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科学较发达,打算转到德国留学,要求寄给2000块银元作为转学的准备。父亲设法筹措资金,满足了他的要求。
家书中许包野谈到马克汇率多变,“书信往还必须数月之久,而汇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价升跌,几有一日数更”;谈到法国汇率的变化,“儿前将来法的时候,那时法郎的汇价,每元找十五个法郎,设使那时能筹有一二千元以筹法郎,到了现在,岂不是可高枕无忧么?”他还说明转到德国留学的经济原因是“马克大跌,所以其生活费较低”。“在德每日只费十二个马克(值不上一法郎),这相去岂不是太远呢?儿现在在法统计每月的费用,至少还在五百左右,而在德则每月不过二千马克(大约不过二百左留学德苏[第三章]右法郎),这相差也岂不是太远么?”“如此岂不是相差一倍么?所以儿若过德,则每年的费用便可省俭了一半”,并把在法国、德国的费用列表加以具体比较:每日的伙食费——在法国至少7法郎,在德国则12个马克,日常费用——在法国10法郎,在德国则30个马克。
许包野要求的是比较高额的学费,是超过家庭经济负担的学费,父亲满足了他的要求,“对儿的读书问题,大人必是许儿自决的”。这充分体现潮汕人,包括海外潮汕人高度重视孩子读书、尊师崇教的观念。①043第二年,他便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廷根,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并学习了军事学。在这里,年青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认真探索革命真理,并积极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德国。东面的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是翠绿如春的。这个地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夏天也用不上扇子,更用不上蚊帐,对于许包野这样从中国来的学生们来说,实在是个福音。在小城里,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哥廷根街道洁净无比,夸张地说,即使你躺在马路上打滚,也决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妇人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许包野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寂无人声,他常常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几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②哥廷根和哥廷根大学分不开,大学和城市融为一体,城市因大学而扬名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希尔①参见许包野家书。
②参见季羡林《留德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伯特与克莱因领衔“数学界的麦加”,普朗克、弗兰克、玻恩等量子物理学巨子组成的“哥廷根花园”更是开满奇葩。如果没有这所大学,也许哥廷根今天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欧小城。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许包野留学的时期正是哥廷根大学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哥廷根浓厚的学习氛围给他的学识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许包野就听说过哥廷根大学的历史。初到哥廷根的他,觉得哥廷根与许多中欧小城非常相似,斑驳雅致的哥特式建筑爬满了紫藤,方砖铺就的促狭街巷毫不起眼,不过它们大都有着044如雷贯耳的名字: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希尔伯特、本生、普兰特尔,均是以在此生活过的顶尖学者命名的,看到这些街道和老屋上的铭牌,就仿佛回到群星灿烂的哥廷根时代。如数学家希尔伯特所言,在那个时代,“哥廷根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孩子来,都比爱因斯坦更懂四维几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哥廷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这也是吸引许包野到此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学王子高斯,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数学才能,19世纪的上半叶,他在哥廷根大学任教近五十年,从而使得德国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而哥廷根又是德国数学研究的中心。高斯不仅在数学上成绩斐然,在天文学、测地学和电磁学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和物理教授韦伯合作发明了电磁电信机,继高斯之后,数学家黎曼和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希尔伯特相继在哥廷根大学任教,使得哥廷根在数学领域里的翘楚地位继续保持了几十年。
在哥廷根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爱因斯坦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要用到黎曼几何,于是来到哥廷根向希尔伯特请教,从而推导出了那个著名的场方程。有人据此建议希尔伯特也应该在广义相对论的发现中署上大名。希尔伯特回答道:哥廷根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孩子来,都比爱因斯坦更懂四维几何,然而发现相对论的,是物理学家爱因斯留学德苏[第三章]坦,而不是数学家。
上面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哥廷根大学,是什么原因能令该大学如此星光熠熠?在学校图书馆里,刚到哥廷根的许包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答案。
英王乔治二世出身汉诺威王室(在族谱上他是个德国人,汉诺威选帝侯),他身在伦敦,却念念不忘老家汉诺威。国王对故乡没有一所像剑桥那样的大学耿耿于怀了很久。终于在1737年,乔治-奥古斯都-045哥廷根大学在他的资助下建立了。乔治二世知道自己不懂办教育,除了给钱,其他的事都交给了第一任校长冯·明希豪森,而明希豪森只操办一样事:找到高水平的教授并说服他们在哥廷根留下来。
当时德国教授的薪水按钟点计费,社会地位和商店雇员没什么差别,明希豪森要拔高他们的身价。除了钟点费,他发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外加一套房子,他们还可以在公共牧场上放养自家奶牛,限额两只。为了让教授一家舒服地过冬,连木柴也是免费使用的。在这位校长的贴心诱惑下,学者们从欧洲各处涌入这座哈茨山麓的小城。
当教授们来到哥廷根大学后,发现冯·明希豪森不但出手慷慨,还是个甩手大掌柜,他算盘里打的是俩主意:“教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明希豪森根本不过问教授的工作,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医学教授J·塞格纳从耶拿大学跳槽到哥廷根大学后,忽然间教起了化学,后来又研究数学,最终在别人的瞠目结舌中创建了天文台。
塞格纳的继任者是没有大学学历的T·迈尔,明希豪森最初给他的职位是数学和经济学教授,迈尔却离开原来的跑道,钻进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他加入塞格纳领导的天文台后便进行地磁研究,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这两位以“反复出轨”而著称的教授,为哥廷根大学打下了深厚的地球物理研究基础。
哥廷根大学没有固定的校址,教学楼、办公室、研究所、实验室、学生住处散落在城里城外,整个大学与这座小城融为一体。在19世纪,在德意志各邦,哥廷根算是最纯真的城市。许包野在哥廷根感受到自由、严谨的学术氛围,同时领略到德国对大学教授与科学家的尊重。
所以长期以来和官僚主义盛行的柏林相比,在这座小城里,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贵族、世家子弟、高级文官和威武将官,而是大学教授与科学家。这些先生们在城里漫步的时候,常常被陌生路人拦住回答种种学术问题,如果谈到日薄西山还不尽兴,就约好日期,“下回分解”。
哥廷根之所以成为哥廷根,就是因为有这一所大学。这所大学046创建于中世纪,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欧洲较为古老的大学之一。
当时共有5个学院:哲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许包野感到奇怪的是这所大学一直没有一座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它的各个学院分布在全城各个角落,研究所更是分散得很,许多大街小巷,都有大学的研究所。学生宿舍更没有大规模的,小部分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绝大部分分住在老百姓家中。行政中心叫Aula,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楼上是哥廷根科学院。文法学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叫大讲堂,一个叫研究班大楼。白天,大街上走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到各地上课的男女大学生,熙熙攘攘,成为小城的一道风景线。
许包野来之前就听说在德国上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用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几经转学,二三年以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留学德苏[第三章]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做“永恒的学生”。到了哥廷根,许包野才知道果然是名不虚传,这是在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大学都无法想象的。①047小城春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马克大跌,一批许包野这样的中国青年纷纷乘机来德国留学,当时其中以工科和医科学生最多,他们大多集居于柏林,而学医的学生分散,就学于各个大学的医科。许包野和留德学医的江俊孙的相识也是一次偶然的聚会,他们虽然在一个学校读书,接触却不算太多。
江俊孙在哥廷根和哥廷根大学都算是一个风云人物。当时的德国虽然在大战中被打败,但还是傲气十足,是看不起中国学生的。后来对于中国留学生态度的转变也是经过了一次事件。有一次,江俊孙遇到一位德国学生,头戴小帽,脸上有剑纹(一种好斗的德国爱国学生会会友的特殊标志),将他从人行道上挡开,强迫他让道,盛气凌人。
有一天,报纸登载某日有介绍中国人生活的幻灯片表演,中国留学生好奇地也去参加了,大家越看越气,因幻灯片都放映了最落后、最贫贱的社会人群的录像。例如一群赤膊露体的人群坐或蹲在一条长板凳上,解说这就是中国的浴室;在一个草棚下的一个板铺木台上表演的京戏,被说成是中国的大剧场,引得哄堂大笑,而且摄影不用闪光,故①参见季羡林《留德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而场面黑暗可怕。大家感到受了耻辱,不待终场便退出回家,大家尝到了祖国贫穷落后的痛苦滋味。江俊孙当夜激动地写了一封信给报社,提出抗议,并说这有害于中德邦交,非常可惜。后来当地报馆派人来访问,记者很有礼貌地抱歉地说这是在中国革命前一位德国商人在山东地方拍摄的旧片,时隔一二十年,确实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他没有新的资料,如果能由中国方面供给资料,重开会议,介绍“今日之中国”,他们愿在组织和宣传方面效劳,如果能有实物展出尤为欢迎。
当晚江俊孙召集了全体同学汇报了那个晚上的情况和向报馆交涉的经过,要求大家共同商议办法。会上群情振奋,一颗颗爱国之心048都激动起来了。大家一致同意分工合作举办一个演讲会,办一个中国特产展览会。江俊孙、许包野和同学们立即分头向华侨和学生求助,尽量收集展览物品。经过了一个月的精心筹办,他们收集到大量中国丝绸、刺绣、衣服用品、瓷器、漆器、景泰蓝,文房四宝和书画图片、照片等二三百件物品,这些展品纷纷自德国各地汇集而来。大家非常兴奋,告知当地报社请他们帮助寻找会场、展览地点和办理有关手续。
报社派了专人帮助中国留学生指定了展览大厅和演讲地点,并制定了活动日期,替学生们办了申请手续。展览大会一共进行了3天,在小城引起了轰动,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反映十分热烈。学生们后来决定将所有门票收入捐献给该城的小学,作为中德友谊的具体表现。
通过这次活动,学生分工合作,轮流值班看管陈列品,整个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也轰动了小小的哥廷根全城。因为这样的盛会也是少有的,在异国他乡成功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开了一个庆祝会。
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自此以后,哥廷根的德国人对中国学生都另眼相看了。这是由于德国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对于有爱国心的民族是十分尊敬的。他们在马路上与中国学生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了,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由于会议的成功,大家团结得更密切,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留学生会,大家一致赞成通过,定名为“哥廷根中国留德学生会”,推举魏嗣銮为会长,江俊孙为副会长。这是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以外的第一个中国留德学生会,引起了全体中国留德学生的注意,第二学期即吸引了不少新留学德苏[第三章]同学的到来,会员由20人骤增到35人,许包野也加入其中。
在1923年秋季,正当秋风送爽气候宜人的一个晚会上,在热烈的掌声中,哥廷根迎来了一批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十来人,其中一位身材颀长,举止稳重,年龄大约三十多岁,他就是朱德。他穿着咖啡色的西装,目光明亮,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然后分会长致欢迎词,朱德同志作了答词,表示中国留学生要互相团结,勤奋学习,为国争光。
会后大家交谈。与朱德同来的人大都剃了平顶头,是随同朱德来德国049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青年和军官。朱德很少讲话,但是却留神倾听大家的意见,当时许包野毫无从政治角度观察人的社会经验,只觉得这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大哥哥。
过了几个月,就是1923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第12个国庆节,大家聚集在学生会的大厅内开会庆祝,后来到学生会邻近的网球场内摄影留念。全体中国留学生都出席了。为了纪念国庆,故在两侧张了两面中华民国的国旗,摄影后大家还聚了餐。
朱德同志之所以选择哥廷根城作为他的定居点,想来是与哥廷根1923年10月10日,朱德和许包野等中国留德学生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第4人系朱德,第3排右起第2人系许包野中国留学生的学风有关系。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停留在德国首都柏林那里,人多噪杂,勤学者多,然而挂名留学者也多,学风不正,甚至连德语都讲不来,很多人都来自国内大城市,好学的人避而远之这些挂名者。哥廷根学风正派,一些省市留学生更愿到那里学习,如四川人、潮州人等。后来江俊孙回忆起1923年朱德同志到达哥廷根时,参加欢迎会的同学中确实有一位姓许的留学生,是潮州籍,在当年国庆节庆祝会所摄的照片中第三排右第二人可能就是他,前排右第二人也是潮州人。(按:经鉴别,第三排右第二人正是许包野,前排右第二人则是许的同乡郑肃恭。)050许包野到国外后,尤其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对于母亲和祖国的思念异常强烈,他毕竟是7岁就离开亲生母亲,这种思念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了在德国的4年,在海外的11年。
一到星期日,当时住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就会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绿草地去会面。这片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古木参天,东面靠山,山上也是树木繁茂,大森林长宽各几十里。山中颇有一些名胜,比如俾斯麦塔,高踞山巅,登高一望,全城的美景尽收眼底。大家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对于学习,许包野自然是全力以赴。根据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主系他选的是哲学,副系是法律和军事学。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的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颖的东西,才能顺利通过。
哥廷根的学习氛围是良好的,风景也是美丽的。如季羡林在《留许包野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德十年》中写道:哥廷根的山不是怪石嶙峋的高山,这里土多于石;但是却确又有山的气势。山顶上的俾斯麦塔高踞群山之巅,在云雾升腾时,在乱云中露出的塔顶,望之也颇有蓬莱仙山的味道。最引人入胜的不是山,而是林。这一片丛林究竟有多大,反正走几个小时也走不到尽头。林中主要是白杨和橡树,在中国常见的柳树、留学德苏[第三章]榆树、槐树等,似乎没有见过。更引人入胜的是林中的草地。德国冬天不冷,草几乎是全年碧绿。冬天雪很多,在白雪覆盖下,只要把上面的雪一扒拉,青翠欲滴的草立即显露出来。每到冬春之交时,有白色的小花,德国人管它叫“雪钟儿”,破雪而出,成为报春的象征。再过不久,春天就真的来到了大地上,林中到处开满了繁花,一片锦绣世界了。
到了夏天,雨季来临,哥廷根的雨非常多,从来没听说有什么051旱情。本来已经碧绿的草和树木,现在被雨水一浇,更显得浓翠逼人。整个山林,连同其中的草地,都绿成一片,绿色仿佛塞满了寰中,涂满了天地,到处是绿,绿,绿,其他的颜色仿佛一下子都消逝了。雨中的山林,更别有一番风味。连绵不断的雨丝,同浓绿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神奇、迷茫的大网。
转入秋天,就到了哥廷根山林最美的季节。
哥廷根的秋天是美的,美到神秘的境地,令人说不出,也根本想不到去说。有谁见过未来派的画没有?这小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在秋天就是一幅未来派的画。你抬眼就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
只说黄色,就数不清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差地抹在一片秋林的梢上,里面杂了冬青树的浓绿,这里那里还点缀上一星星鲜红,给这惨淡的秋色涂上一片凄艳。
一到冬天,山林经常为大雪所覆盖。由于温度不低,所以覆盖不会太久就融化了;又由于经常下雪,所以总是有雪覆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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