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书名：王夫之作者：孙钦香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3ISBN：9787305147913《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编委会主任：张异宾副主任：周宪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明生 左健 吕浩雪 张异宾 周宪 周群 金鑫荣 胡豪 夏维中 徐兴无 蒋广学 程爱民总序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各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历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位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编委会2008年9月一、出身诗礼世家，亲受父兄教诲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农历九月初一，王夫之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山（今属衡阳市雁峰区）脚下的王衙平。王衙平是他的先祖王氏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王夫之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王夫之，字而农，别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南岳遗民，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学者遂称船山先生。他与同时代的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被后人尊称为“清初三大儒”。据船山在其《家世节录》中介绍，其祖先原是“太原王氏，出于姬姓之后”，即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其后失谱不详。至元朝末年，王氏一族从山西太原迁居到江苏高邮之打渔村。王夫之十世祖王仲一是跟随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以其战功获受“山东青州左正千户”，尊称为“骁骑公”，为《家世节录》高邮王氏族谱中有案可考的第一代祖宗。图1 王夫之及其所著《宋论》骁骑公生明威将军都尉公王成，追随明成祖燕王朱棣南下有功，“升衡州卫府同知”，居于衡阳。从此船山一族就在衡阳安居繁衍。第三代嗣都尉公王全、第四代嗣都尉公王能，都荫袭世职。第五代昭勇将军王纲，“累官江西都使司都指挥佥事”，尊称为“轻车都尉公”，船山记载其“风裁刚正，娴治文墨”。第六代骠骑将军王震，字东斋，“累官镇守柳庆参将”。第七代都使公王翰、处士公王宁。王翰是骠骑公王震的长子，荫袭祖传的武职，官至都使，在他去世时，朝廷曾赐葬祭之物。王宁为王震的四子，号一山居士。可见，王夫之祖辈大都为“世袭将军”，至高祖王宁开始以诗书文墨教育家族子弟，标志着王氏一族转武为文，开始以诗礼传家。第八代文学公王亨、掌故公王雍。王亨是处士公王宁的长子，号顺泉居士，为郡文学。王雍是处士公的次子，号静峰居士，于隆庆四年（1570）参加乡试，初任湖南武冈学训，后调升为江西南城县学谕，退休后卒于家。《节录》中记载船山童年时，曾于先父的书箱中看到过曾祖王雍的一篇试论，至今仍隐略记得曾祖评价西汉张良“用四皓保太子”之事，是违背大臣之礼。船山认为这个判断正好弥补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对此史实评论的不足，即此可见其家先人的史学卓识。第九代少峰公王惟敬，是掌故公次子（掌故公育有三子），补郡文学，是船山的祖父。船山记载其祖父“姿貌森伟，长六尺，髭鬚疏秀，瞳光透出十步，伉爽尚大节，饮酒至一石不乱”。平时虽穿着宽大的衣服，头戴四方平定巾（非儒服装饰），但起坐合乎儒家的规矩。少峰公王惟敬原配为冯太孺人，没有生育。继配范太孺人，船山祖母，生有三子，长子即船山父亲王朝聘，次子王廷聘，三子王家聘。少峰公对儿子的教育非常严格，《节录》记载，有一次船山的叔父王廷聘偶尔玩一枝簪花，被少峰公看到，很严肃地说：“这岂是我的儿子！”所以，三个儿子“终身不有华曼之饰”。又记载，船山的父亲成年之后，在外面已颇有声望，但每有一点小的过失，仍然被少峰公处罚长跪，必沉痛谢过之后才能起来，并不时受到父亲的勉励训诫。船山年少时偶犯过失，受到父亲谴责时，他的叔父还经常回忆祖父对他父亲教育的往事，以此训诫船山，以致叔侄二人“相向欷歔已，哽塞不竟语”，可见其家庭教育之谨严。第十代武夷公王朝聘，是少峰公长子，船山的父亲，字逸生，又字修候，仰慕朱熹之学，以武夷山为朱子讲学之地，遂题字书房，学者尊称“武夷先生”。武夷公原配綦孺人，生有一子，三岁时夭折，綦孺人亦于万历甲午年（1594）去世。继配谭孺人，船山的生母，育有三子，长子王介之，于崇祯壬午年（1642）乡试中考中举人；次子王参之，于弘光年（1645）选为贡生，没有参加朝廷考试，在明末战乱中因病早逝；三子即王夫之，于壬午年和长兄王介之同榜中举。据船山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所记，王朝聘在明万历乙卯年（1615）、辛酉年（1621）两中副榜，只因在考卷中没有避讳副考官朱黄门的名讳，被列为乙等，且当时“选政大坏，官以贿定”，只授给了个正八品官。朝政腐败如此，王朝聘只好辞职回乡，从此隐居家乡，读书讲学，教育子弟。王夫之祖上虽以武功起家，世袭武职，但从高祖王宁开始“以文墨教子弟”，成为儒素之家，至父亲王朝聘这一代儒学渊源已积累达四世之久。父亲王朝聘的为学对王夫之一生的学问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节录》所载，船山父亲年少时“从师邑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研读群籍。伍定相，字学父，一字玉铉，号学甫，衡阳人，为学综天文、地纪、职官、水利、兵农、博物。王朝聘为学受其影响，不仅用心于科举之文，而且广泛阅读事关民生的“实学”书籍。图2 王夫之71岁时手书《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不久“游邹泗山先生之门”，讲究性命之学。邹泗山是江右王学领袖邹东廓的孙子。邹东廓（1491—1562），讳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人，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9）的高足。邹氏家学一以谨严、实行著称，邹氏家族世代儒学，几代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者。据《显考武夷府君行状》所记，在万历中期王门后学罗近溪、李卓吾纷纷标立宗旨、穿着古怪衣冠的时候，武夷公深受邹氏家学注重“真知实践”的影响，超脱于当时轻浮、无忌惮的风气，“韬光退处”，在学术思想上提出“诚意为省察密用”的主张，强调修身克己为急务，而不崇尚虚玄，一生不与佛老人交游。可见，武夷公王朝聘的学问宗旨与北宋以来的理学有甚深的渊源，特别是与王阳明后学中注重严肃道德修养的江右王门相近，对宋代朱子学也多有倾慕。这种严谨克己、平实无华的家学风气给予王夫之的学术研究以无比深远的影响。《节录》又载，武夷公王朝聘“少治《诗》，徙治《春秋》”。武夷公毕生精研《春秋》，在去世前一年，命令王夫之承续其学以撰《春秋家说》，历二十二年终完成。王夫之的叔父王廷聘，字蔚仲，号牧石，与其兄王朝聘“同受业于伍学父先生之门”。见其兄屡次乡试不中，仕进之途坎坷不平，因此淡泊功名，甘愿归隐林泉，其学问素养主要表现在诗文词章方面。王夫之在其《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中自述，十六岁开始学诗，“即受教于叔父牧石先生，知比偶结构”，同时，乃读“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并能与叔父作诗唱和。又《家世节录》记其叔父的作诗风格：“古诗得建安风骨，近体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诗体。”意思是说，王廷聘对诗词文学有很高的造诣，在明末公安、竟陵派“爱思之音，歆动海内”之时，牧石先生能独树一帜，在古诗方面深受豪放、超迈之建安风骨的影响，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在明前七子“复古派”之上，更不喜欢明末诗坛姝媚淫逸的靡靡之音。王夫之后来的诗词文章之作以及文学艺术思想的形成都深受王廷聘的影响。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字石崖，号耐园，又号铿斋，比他大十三岁，十六岁补生员，在县学学习八年。王介之恪守父亲家训，对当时士人竞相空谈极为不满，严于律己，年八十一岁卒。王夫之三岁入家塾发蒙，即由其长兄教读，他与长兄感情极为深厚（次兄王参之于1647年早逝）。船山终生致力于经学，晚年自题座右铭“到老六经尤未了”，可见其对六经之用心，著有《春秋四传志》、《春秋家说补》、《周易本传志》、《诗序参》、《诗经尊序》等书。王夫之对其长兄的学问与品行极为赞佩，为其所著《诗传合参》撰序，有赠答诗多首，又为其《耐园家训》作跋，并为长兄做《石崖先生传略》。王氏家族从第七代一山居士王宁始，以师儒传家，至王夫之这一代已有五世累积，奠定了深厚的家学基础，在经学、史学、文学、诗歌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而且这种学术研究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求实致用、经世济民的现实关切。出身于这样渊博深厚的儒素之家，再加上自幼饱读诗书，且“少负隽才”，“颖悟过人”，读书一目十行，王夫之十四岁便考中秀才，经湖广学政王志坚推荐，入衡阳县学，用两年时间读尽县学藏书。可见，青少年时期的王夫之在父亲、仲父与长兄的多方教导下，基本上完成了一名儒家子弟所受的经史、诗词等古典学问方面的教养。王夫之一生学问渊博，思考深邃，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成为继朱熹之后又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名儒大家，与其贤父兄自小的教诲与指导是分不开的。青少年时期的王夫之不仅沐浴在深厚渊博的家学中读书成才，而且浸淫在优良整齐的家风中砥砺成人。图3 湖南衡阳王夫之故居王氏历代祖先虽是功勋之家，世袭高级武官，门第显赫，但忠于职守，忠介廉洁，刚直不阿，没有骄奢淫逸之风，没有出过纨绔子弟，更没有违法犯科之人。特别是王夫之的祖父少峰公王惟敬，更是品行严整、刚烈，终其一生不去拜见长吏，不投身、交际富贵之门；遇到有人言行不当，少峰公会当面斥责而不避讳。而他与乡党、姻亲相处却始终保持敬爱之心。少峰公严格教育三个儿子，据船山追述，其父王朝聘和两个叔父王廷聘、王家聘虽然读书刻苦用功，但只要谁稍有过错，就需长跪终日，不见父亲颜色缓和不敢起来。其世代所传家风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王夫之的父亲武夷公王朝聘更是坚守身为儒者的言行规矩。他事亲至孝，据《家世节录》记载，即便已到三十而立之年，父母呼必以乳名应之。父亲少峰公去世时，王朝聘“柴毁泣血”。当母亲范老孺人病重垂危之际，王朝聘正在衡山教书，听到消息时天已昏黑，就向主人借了一匹骏马，从来不会骑马的王朝聘纵马百里，连夜赶到家里，居然没受一点伤，“闻者以为神助”。当他回到家里时，母亲已经醒来，王朝聘“匍匐号血，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每次拜扫少峰公、范孺人的墓时，王朝聘虽已是暮年之人，但仍如小孩一般痛哭流涕。因此，王夫之兄弟事亲也能尽孝，为救父船山自残肢体。王朝聘事亲至孝，对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十分友爱、和睦。以孝友治家可谓是王氏家族的优良传统。王朝聘一生谨守“真知实践”之学，“以不求异于人为高，以不屑浮名为荣”，罢官归故里后，遂终身不再到郡邑城市，也不交通宾客，甚至州县长官来访，都托疾不见。他平生也不著书，即便于文词诗歌、书法等方面，虽偶尔也有酬和、写作，但事后都销毁稿件，惟恐被一技之名所累。终其一生，王朝聘不慕奇异之行，不羡虚名之高，父亲的隐晦实修对年少气盛的王夫之有极大的砥砺和修正作用。如崇祯初受当时士风影响，船山兄弟也与以文社相标榜的文士往来，王朝聘听闻后紧锁眉头，数日不欢。又船山曾应时人之请，为事举业者点定墨牍，就是编选科举考试文选之类的文章，准备付版印行，王朝聘闻之大怒：“此是儒者分内之事吗？”武夷公王朝聘认为船山做这些事都属浮华之末，不关儒者之身心修为，所以给予严肃批评，由此可见其持家、教训子弟之谨严和方正。船山身遭易代之变，终身隐遁山林著书，不踏入城市，不求闻达于当时，其隐晦之深可谓是得益于父亲之言传身教。《节录》又载，王朝聘“大欢不破颜而笑，大怒不唬声而呵”，如见子弟有不适、不当之处，也不会大声呵斥与制止。如，船山自述少时不自检，多犯口过，父亲也不着急斥责，只是“正色不语，问亦不答”，如此十天半月，必待自己真切认知自己的错误才加以教导和指示，但事后也绝不会再提及此误。如此，方严家教才不会落入刻薄、暴躁，才能潜移默化少年船山之顽劣。晚年遭逢家国巨变，王朝聘始终坚持个人节操和民族大义，耿介不阿，正气凛然，身处明清易代之际，为避民乱和清军，奔波于荒山野古，临终时留下遗言给船山兄弟：誓不降清，遗体也不过城市。这对王夫之终其一生隐遁不出、誓不剃发的节操有极大的影响。与父亲的方严齐整之教相比，叔父王廷聘对船山的教诲相对温和。王夫之在其《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中，追述叔父牧石公对自己耐心细致的教导：“先生时召置坐隅，酌酒劝诫，教以远利蹈义，惩傲宄谦，抚慰叮咛，至于泣下。”大意是说，叔父牧石公教诲自己的方法是先晓以道义，然后温和、耐心引导，慢慢待自己改正，有时甚至会哭泣诉说道理，时时告诫自己千万不可骄躁，不可轻狂。长兄王介之一生谨守父亲家训，耿介方严，不慕虚名，孝敬亲人，友爱兄弟。王夫之在《石崖先生传略》中自述，因自己年少贪玩没有节制，长兄经常会十天半月使用“夏楚”（即荆条）体罚他，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当面批评提醒他。明朝灭亡后，王介之隐居于衡阳县长乐大云山麓，闭门著书授徒，以遗民自居，深匿其迹。王夫之亦如其长兄一样，隐遁深山、著书立说。据王夫之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石崖先生传略》等文字中自述，童年气质、个性当属顽劣、轻狂之类，幸有贤父兄的言传身教才使之逐渐变化，才能逐渐收敛狂妄个性，养成中正得体、稳重谨慎的性格。二、外出游学交友，救父首罹苦难在贤父兄的多方教诲和引导下，王夫之逐渐成才，八岁肄业家塾，十四岁考中秀才，入衡阳县学，在当时已经稍有名气。1637年，王夫之十九岁，娶同县处士陶万梧之女为妻，作《新初婚，牧石先生示诗有“日成博议几千行”之句，敬和》：“闲心不向锦屏开，日日孤山只弄梅，冷蕊疏枝吟未稳，愧无博议续东莱。”这首诗是与叔父牧石先生的唱和之作，除表达新婚时的欣喜之情外，更勉励自己在学业上要向东莱（即吕祖谦）学习。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著名的儒者，为学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在此诗中，船山叹息自己尚不能如吕祖谦那样博学。图4 岳麓书院婚后不久，王夫之即北上长沙，到岳麓书院求学问道。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期，朱熹远道而来与张栻讲学，一时大批学子前来听讲，成为理学界美谈，书院达致鼎盛。明朝正德二年（1507）心学家王阳明曾来岳麓书院讲学。可以说，岳麓书院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开讲地和宣扬地。在明末崇祯时期，岳麓书院也是声名远播，一批志向高远和学养深厚的学子来此访师问道。王夫之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师从吴道行问学。吴道行，字见可，号嵝山，湖北善化（今湖南望城）人，晚年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以朱熹张栻为综”，治学严谨，与高士泰为至交。在校期间，吴道行以经世致用之学教导船山，奠定了王夫之后来注重研读经史、地理、典章制度的为学倾向。王夫之四子王敔在其《太行夫君行述》中记述：“亡考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大意是说，王夫之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关心经世之学，不仅考察山川地理，而且关心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流变和得失。明末经世致用之学起源于崇祯年间，在阳明后学空谈玄远的时代风气中，几社、复社中一批有志学者开始关注“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等具体实际政治、经济政策制度的搜集和分辨，并陆续编撰了一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这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的经世致用之书。明清易代，天崩地解，对当时学者的思想产生极大冲击，经世致用之学更是蔚为大观。如与王夫之同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编撰《日知录》，对官、兵、农、刑、律等有细致详尽的研究和考察。即便在学问宗旨上恪守阳明心学的黄宗羲也批评阳明后学空谈误国，撰写《明夷待访录》探讨治乱之由，并用毕生精力写作《明儒学案》，开清代浙东史学之先声。可见，青少年时期的王夫之养成为学经世之志，是与清明之际的经世思潮相呼应的。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王夫之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受当时文人学士结社风气的影响，参加了旷鹏升（字南乡）等组织的“行社”。文士结社在明朝末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士大夫阶层活跃的运动是结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结社。明嘉靖以后，大江南北及山西、陕西个别地区经济极为繁荣，水陆交通也极为便利，因此，文人的社集到了明末最为繁盛。在这样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张溥等江南士子们创立了“兴复古学、明学致用”的复社。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黄宗羲参加过南京的复社大会，并与复社创始人张溥成为至交；顾炎武青少年时代也参加过苏州虎丘的复社大会。青少年时代的王夫之也不免受此士风习气影响，喜交友结社，举行文酒之会。后来旷鹏升死，王夫之为之写《南乡公墓志铭》说：“夫之等肄业岳麓，与公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大意是说，当时在岳麓书院学习问道时，与旷公组织“行社”，以文会友，相交甚好。“行社”虽是王夫之与友人文酒之会，然所谓的“行”仍表明注重行动、实践的意思。在长沙学习了一段时间后，1639年，王夫之二十一岁，回到衡阳，与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几位朋友组织“匡社”，王夫之有《匡社初集》诗一首。所谓的“匡”就是匡扶社稷，匡扶天下之意。郭风蹮，字季林，湖南衡阳人，与王夫之、管嗣裘同是崇祯壬午举人。王夫之在《家世节录》中记载此友曾经问学于自己的父亲武夷公先生。《南窗漫记》提及此友诗体当属竟陵体，并记载船山接受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一职时，此友曾经劝船山不要应职。王夫之在其《五十自定稿》中存有《再哭季林兼悼小勇匡社旧游》诗一首。管嗣裘，字冶仲，衡阳人，与船山同中举人，可以说是王夫之一生至交。在张献忠攻陷衡州时，为躲避农民军搜索，相与逃到南岳衡山。在和船山南岳起兵抗清失败后，管嗣裘又同船山南下游历广西，并同在永历朝为官。王夫之晚年作《永历实录》专门为此好友作传。文之勇，字小勇，衡阳人，是王夫之同里友朋，也是匡社旧游中最早离世的。其作诗风格属江西派，性情简傲绝俗，身处家国动荡之时，处境悲凉寒苦，船山后在《南窗漫记》及《五十自定稿》等著作中提及此友，为之唏嘘不已。王夫之自崇祯六年（1633）十五岁起连续三次赴武昌应乡试，均受挫落第，终于崇祯十五年（1642）二十四岁时，与长兄王介之、好友管嗣裘等一同考取举人。王夫之以《春秋》学第一考中第五名，受到督学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等的器重。高世泰，字汇旃，无锡人，为高攀龙之侄，晚年以承续东林学派为己任，主湖广学政，评王夫之中举文章：“忠肝义胆，情见于词”。王夫之在所著《莲峰志》等书中屡次提及，并独尊世泰为“吾师”，有《寿锡山高太夫人》诗一首，盛赞师门“传家忠孝”，表露出与东林志士相通的学脉源流。欧阳霖，字方然，安福人，是王夫之壬午年中举的主考官，后任永历朝户科给事中。王夫之书中敬称其为“举主欧阳公”，在《姜斋诗分体稿》中有《得安成刘敉功书，知举主黄门欧阳公已溘逝三年矣，赋哀》四首，师门之谊，可以想见。章旷，字于野，别号峨山，谥文毅，直隶华亭人。王夫之壬午中举时他以沔阳知州的身份监管分考，后与船山引为知己。王夫之在《病枕忆得》中有《盛夏奉集寄章峨山先生湘阴军中》七律一首，在《姜斋诗编年稿》中有《夜泊湘阴，追哭大学士华亭章文毅公》七律一首。武昌中举后，秋天，王夫之参加了熊渭公等召集的黄鹤楼“须盟”大会。此次黄鹤楼“须盟”大会，为一次规模不小的文酒之会。与会诸人拈韵赋诗，王夫之在《南窗漫记》中存《黄鹤楼须盟大集·用熊渭公韵》诗：“古人已往，不自我先，中原多故，含意莫宜。……天人有策，谁进席前。”此诗反映出当时的王夫之对中原多故时局的深深忧虑，热切希望能够献出自己的“天人之策”以挽救时危。熊渭公，湖北黄冈人，是王夫之早年在武昌时期最重要的会文之友。喜邵康节《皇极书》，能言未来事，农民军攻破武昌城之时，跳入荷花池殉节。王夫之在《姜斋诗分体稿》之《广哀诗》有《熊文学（雨川）》诗一首。1642年冬，王介之、王夫之兄弟二人同赴京参加会试，取道水路，船至南昌，参谒举主欧阳霖。当时李自成农民军已席卷河南，攻克湖北襄阳，分兵西破荆州，南下黄冈。同时张献忠农民军也正横扫长江中上游，进逼蕲水。大江南北，战火纷飞。北上科考之路受阻，王夫之此时写作纪行诗二首，其中一首：“闲心欲向野鸥参，更听鱼龙血战酣。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度江南。”诗中以鱼代表农民军，以龙代表明朝官军，“鱼龙酣战”表明当时农民军已如燎原大火，以农民军起义比“春寒”。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阻挡了北上科考之路，兄弟俩相商只好由江西南昌回到故乡衡阳。1643年春，王介之、王夫之兄弟二人回到衡阳家乡。回归故里不久，王夫之刻印了他第一部诗集《漳涛园初集》，此时朝代剧变的风云尚未波及到故乡。但同年秋天，战火烧到衡阳，出现了王夫之自残肢体救父的壮烈一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是年秋八月，张献忠农民军攻克武昌，将明楚王朱华奎投入江中，并将其搜刮的大量金银分散、赈济饥民，接着进军长沙。张献忠一部将艾能奇进驻衡州，执行“招贤纳士”政策。点名纳请新中举人、文名乡里的王夫之兄弟及管嗣裘等参加农民起义政权。听闻此消息，王夫之等逃入南岳衡山莲花峰（又名双髻峰）。农民军无法搜寻到王夫之等人，便把老父亲王朝聘抓起来，想以此逼王夫之兄弟归顺，老父亲坚决不从，意欲投缳自尽。王夫之闻之，为了搭救父亲，忍剧痛把脸上、身上用刀割得血肉模糊，并且敷以毒素，装作重伤样，叫人抬至衡阳郡城，并谎称大哥已死，农民军见其满身疮痍，不像是有多少能耐的新科举人，再有人居间相劝，王夫之父子才得以脱险。此后王夫之就在南岳衡山黑沙滩躲避起来。自残救父是王夫之一生中遭遇到的第一次苦难，其意志坚强、刚正不阿，由此可见一斑。自此以后，国破家亡接踵而至，王夫之青少年时期平静的读书应举、交游结社的生活也就此结束。明清易代这样天崩地裂的时代巨变，带给王夫之巨大的苦难。故国破亡，亲人在战乱中相继离世，苦难一次又一次考验着王夫之，也造就了其非凡深邃的思想成就和坚韧高尚的品行。王夫之和同时代的学人所经历的危难和困苦，固然带给他们极大的心理痛苦，但也造就了这一代人的思想与品格。这批学者大都在明末度过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明亡之痛，积极参加过反清复明事业，在反清无望之后，都转向著述，以传承华夏文化，一同创造出了令后人称赞不已的“明遗民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