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读本俭与德共司马光李金山◎著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俭与德共司马光/李金山,薛百春编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11ISBN978-7-5378-4602-8Ⅰ.①俭…Ⅱ.①李…②薛…Ⅲ.①司马光（1019～1086）－人物研究②廉政建设－中国－干部教育－学习参考资料Ⅳ.①K825.81②D630.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010号书名：俭与德共司马光编著：李金山责任编辑：孙茜书籍设计：张永文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邮编：030012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0351-5628688（总编室）传真：0351-5628680网址：http：//www.bywy.comE-mail：bywycbs@163.com经销商：新华书店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开本：700mm×1010mm1/16字数：115千字印张：10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印次：2015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5378-4602-8定价：28.00元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004目?录?
第一章?司马光传略/001第二章?俭与德共司马光/027第一节?私德/029第二节?功绩/051第三节?悯恤/067第四节?著史/089第五节?节俭/105第三章?司马光箴言/133司马光传略第一章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
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他的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从四品）。
司马光像有子初成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他的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从四品）。
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拿了一只青胡桃，请他姐姐帮忙剥掉胡桃的皮，姐姐忙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就生气地走开了。
一会儿后，家里的女佣过来，知道司马光想吃胡桃，就舀来一碗开水，把青胡桃放进水里。胡桃经开水一泡，很容易皮就剥下来了。司马光的姐姐从里屋出来，看见他在吃胡桃，就问胡桃皮是谁剥的。司马光说：“当然是我剥的，我想了个办法，用开水一泡，这皮就剥下来了。”正在这时，司马池走进屋来，狠狠地训斥说：“你这孩子，怎么能说谎话！”原来，女佣替司马光剥胡桃皮的情景，恰好被父亲在窗外看得一清二楚。
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马上低下了头。从此，他牢记父亲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再也不撒谎了。这件事是司马光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他日后诚实守信品格的形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司马光的史学天赋，在这时已有表现。他七岁时听人讲了《左氏春秋》，很有心得，回去便给家人讲解。还别说，他小小年纪竟然讲得头头是道，无疑得到了父亲司马池的夸赞。这句经意或者不经意的夸奖，影响了司马光的一生。从此，司马光对史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经常手不003释卷，以至不知饥渴寒暑。这大概也是古代赏识教育的一个成功范例。
砸缸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一年。当时司马光正和许多小孩子一起玩耍，院里有一口消防用的大缸，里边蓄满了水。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反正比较淘气的一位就上了瓮沿，一个不小心失足掉进了瓮里。孩子们都吓坏了，四散逃去。司马光没有，他迅速找到一块大石头，端起，然后用力向那口大缸砸去。缸破了一个大洞，水从那个大洞奔涌而出。掉进大瓮的小孩子因此得救。当时的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取名《小儿击瓮图》，风行一时，流传甚广。
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时年刚满二十岁。照例，皇帝对新科进士要赐宴（称闻喜宴），参加者要簪花(把花插在帽檐上)，这是特殊的荣耀。但司马光生性不喜华丽奢侈，闻喜宴上唯独他不戴红花，同伴悄悄提醒他：“这是皇帝的赏赐，可不是闹着玩的。”无奈，他才插上了一枝花。
司马光一开始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为虚职，从八品），后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一年后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于是司马光要求改任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得到朝廷准许。此后，司马光的父母先后辞世，他守丧多年，因过度悲伤，身子骨瘦得不成样子。丧满，司马光26岁，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任大理评事（相当于司法调研员，正八品），补任国子直讲。枢密院副使庞籍与司马池是故交，于是推荐司马光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礼院副职，正七品）。当时是仁宗皇帝当政，仁宗赵祯是史上最厚道的皇帝，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但宽仁必然少断，只要是非原则问题，皇帝处理的办法就是和稀泥。
司马光做事讲究名正言顺，不随大流，特别爱提意见。仁宗皇帝亲004信的宦官麦允言去世，朝廷准备给以仪仗队。司马光提意见说：“古时诸侯佩着辂马的带饰去朝见天子，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的亲信近臣，没有至伟的功劳，而赠以三公的官职，给予一品官待遇的仪仗队，这就太不合适了。”至于皇帝听了没有，不得而知。郑国公夏竦去世，皇帝准备赐谥号“文正”。北宋时初年的几位大臣，像李昉、王旦都被谥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改为“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而夏竦是配不上这个谥号的。众所周知，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是一代名臣、学士。但是夏竦为人贪婪阴险，陷害名臣欧阳修、富弼，搜刮很多钱财，畜养了很多乐伎。总之，夏竦这个人私德有亏。
这次，皇帝和了把稀泥，“文正”改为“文庄”。司马光也加官集贤校理（宫廷藏书校对员，从六品）。
应庞籍的征召，司马光任并州通判（知州副手）。麟州（今陕西神木）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大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前去按察巡视，司马光建议：“如果在河西修筑两个城堡，派兵驻守，同时招募百姓耕种，粮食多了，价格就会便宜，可以渐渐消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要说这条建议是不错，但好的政策也得有合适的人执行才可收效，偏偏麟州将领郭恩恃勇轻敌，率千余人出城，直奔河西，前无侦察，后无策应，中无部队，只带酒食，不做战备。他们过了屈野河，走到一个叫忽里堆的地方，遭到伏击而大败。庞籍因此获罪去职。司马光三次上书自责引咎，朝廷只是表面上追究了庞籍的责任，不久庞籍重获重用，司马光自然无事。庞籍死后，司马光侍庞妻如母，待庞子如弟，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005是一个知道感恩之人。
接着，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当时交趾（今越南）进贡异兽，叫作麒麟。司马光认为异兽对治理好这个国家百无一用，完全是在浪费；不如用伺候它们的费用，实实在在为国家做些有用的事情。说：“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即使是真的麒麟，不是它自己来的，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希望归还他们的贡物。”还献上一篇赋调侃这件事。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司天监上奏：六月初一京师将出现日食，为六分半。按照惯例，日食被阴云遮蔽，或者实际的程度不及预测的多，公卿百官都要奉表称贺。五月二十八日，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认为日光所照，遍布华夷，阴云所蔽，极近且狭。如果太阳实亏，被浮云遮掩，即使京师看不到，四面八方总有人能看到，这是极深的天戒，不可不察。四方不见京师可见，祸还比较浅。
四方都可见而京师不得见，祸就渐深了；太阳象征着人君，天意大约是说人君为阴邪所蔽，灾祸显著，普天下都知道危险，只有朝廷一无所知。
以此说来，人君尤其应当警惕，忧念社稷。而群臣相率称贺，怎可说不是上下蒙蔽，欺骗天谴？至于日食没达到预测的程度，只能说明历官术数不精，计算不够准确，应当治罪，也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司马光最后说：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章表，不敢不言。
被任命为同知谏院后，提意见成了司马光的本职工作，真可谓人尽其才。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仁宗亲赴崇政殿，策试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参加考试的有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以及渑池县主簿苏辙。苏轼的对策入第三等，王介第四等，没有争议；但轮到讨论苏辙试卷时，大家的意见出现分歧。
006苏辙的对策言切要率直，大意上说：自从北方息兵，陛下就弃置了忧惧之心，二十年了。古之圣人，无事时常存忧虑，并提前有所预备，所以有事的时候就不恐惧。无事时的忧虑，是为了有事时的不恐惧。现在陛下无事就不无忧，一旦有事，又恐惧失措，臣以为，这不合适。臣听说，近年以来，后宫嫔妃，至以千数。坐朝时没听到征询谋划，在便殿也无所咨访。都是女宠害的。对内则伤害身体，对外则蛀蚀国家，败坏政治。陛下不能说在宫内好色不妨害处理政务。如今国家穷困，百姓怨苦，而宫中赏赐毫无节制；想要就给，大臣不敢谏，司会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员、养军队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进奉，陛下又自挖一大坑消耗剩下的财物，臣恐怕陛下将因此受到毁谤，民心不归。主考官胡宿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打算黜斥。司马光看了苏辙的问答后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斥。”争执到皇帝那里，仁宗又和了把稀泥，下诏把苏辙放在末等。
皇帝家事仁宗育有三子，可惜都早夭，所以迟迟没有立太子，天下人忧心忡忡，但不敢作声。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建议皇帝早立皇储，司马光在并州听到后接着提出建议，并且写信勉励范镇以死相争。现任同知谏院，还恰好赶上皇帝生病，司马光认为有义务旧事重提，便面陈皇帝说：“我过去任并州通判时，关于立储，曾上呈了三个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切实实行。”仁宗沉思了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之言，只是人们不敢提及而已。”司马光说：“我说007这事，自己认为必死无疑，想不到陛下如此开明并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害处，古今都有这样的事。”司马光退下后一直没有听到准信，又上疏说：“我从前进呈建议，估计马上会实行，现在寂无所闻，未见动静，这一定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情。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匆忙的时候，援立与他们关系很好的人而已。‘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祸害，陛下不得不防啊！”仁宗大为感动地说：“把此疏送往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现在不及时决定皇位继承人这件事，将来万一皇帝驾崩，禁宫中夜半传出寸纸片言，以某人为皇嗣，那么天下人不敢违抗，诸公要考虑清楚。”韩琦等拱手说：“不敢不尽力而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近百年后，岳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宋高宗赵构也久久未立太子，岳飞向高宗提议立其养子赵瑗（即宋孝宗）为皇储，遭到高宗呵斥。后来岳飞屈死冤狱，与此次进言也有着微妙的联系。对比岳飞和司马光的不同际遇，真是让人无限唏嘘。
不久，诏命皇室赵忠实（即宋英宗）为宗正，忠实谢辞不就任，于是立他为皇子，更名为赵曙，他又称病不入宫。司马光很佩服赵曙的胸怀，越发觉得此人是国君的不二人选，就给仁宗出主意说：“皇子辞谢不可计量的富贵，竟至于十天一月之久，可见他的贤能远胜他人。按照古礼，父亲命令儿子，儿子就得照做；皇帝命令臣子，臣子就得执行。
希望陛下用父子君臣大义责成皇子，说他应当而且必须入宫。”赵曙只好接受了当皇子的诏命，并告诫舍人说：“谨慎地守好我的屋舍，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仁宗的大女儿兖国公主嫁给了李玮，但两人合不来，皇帝下诏把李008玮调到卫州，李玮的母亲杨氏归其兄长李璋照顾，公主入居禁宫之中。
司马光说：“陛下怀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匹配公主。如今李玮母子天各一方，家事穷困潦倒，难道皇上对他家已无顾念之心了吗？再说，李玮已经遭黜斥，公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兖国公主仍旧住在皇宫之内，这对李家不公平。”仁宗醒悟，降公主为沂国公主，对待李氏的恩泽不减。
皇帝的充媛董氏去世，赠为淑妃，罢朝持服吊丧，官员们送柩下葬，决定谥号，实行封册之礼，出葬赐给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品秩本来微贱，临死时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不曾施给妇人。唐代平阳公主因有举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以赐给仪仗队。到韦庶人时开始后妃、公主出葬那天都给予鼓乐，这有违礼法，不足以效仿。”当时有司决定后宫封赐追赠的办法，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祖先，司马光说：“妃子不应与皇后同制，袁盎撤除慎夫人的席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圣亲临郊外祭祀，太妃只追赠二代，何况是妃子呢？”后来仁宗提拔司马光为知制诰。知制诰，隶属学士院，即翰林院，“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皇帝“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谘报，不名”，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兼顾问。翰林学士院的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是个论资排辈的位置。以他官入院未授学士，叫做直院；学士空缺，以他官暂行院中文书，叫做权直。宋代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又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学士院可以说就是宰相的摇篮。司马光坚决不干，前后辞让达九次之多。最后，朝廷改任他为天章阁待制009兼侍讲、知谏院。
由于仁宗的宽仁寡断，再加上和稀泥，在他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大臣一遭到弹劾就换人，俩人互相攻击就双双下岗，君臣不力就换宰相。这有点像现在的中国足球队，前锋不行换前锋，后卫不行换后卫，球场打架的开除，要是还不行就换教练。
结果造成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
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什么事也办不成。司马光对此很是着急，却也束手无策。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皇帝当到如此地步，宋仁宗不愧一个“仁”字。
四月初一，曹皇后发布遗诏，让赵曙继承皇帝位。文武百官进入宫廷，痛哭哀悼。韩琦读仁宗遗诏制命。赵曙到东殿接见文武百官，（赵曙）正式即位，是为宋英宗。四月初二，大赦天下，赐给百官爵加一等，奖赏各军。
赵曙想为仁宗守丧三年，命令韩琦代理军政事务，宰相大臣等不答应，赵曙才收回成命。四月初四，赵曙生病，派韩贽等人向契丹报告英宗即皇帝位的消息。四月初五，尊奉曹皇后为皇太后。四月初八，下诏请求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要事。四月十四日，皇太后到小殿垂帘听政，010宰臣又到小殿帘前上奏国事。四月十四日，制作受命宝印。四月十六日，任命皇长子赵顼为安州观察使、光国公。
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只因亲用外戚小人，受到天下人的攻击。现在正是摄政之际，大臣中忠实厚道的如王曾，清正纯明的如张知白，刚果正直的如鲁宗道，朴质正直的如薛奎等人，应当信任重用；猥琐庸俗的如马季良，谗言谄媚的如罗崇勋等人，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才会信服。”仁宗遗赐钱物价值一百余万，分赏朝中众臣，司马光带领同僚们多次上奏章，认为：“国家有大忧患，中外困窘贫乏，不可以专用乾兴故事。如果遗赐不可以辞谢，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以佐助山陵之用。”朝廷没有允许。司马光于是用他所得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公使钱，把黄金赠送给舅氏，意思是家不藏财。皇太后还政，有关部门确立法式，规定凡是皇太后有所取用，应当审核详情，重行上奏才予供给。司马光说：“应当把属于她的那部分划她使用，并开列数目告诉太后，以防矫诏伪造。”曹佾无功而被任命为使相，中书省、枢密院两府都迁升官职。司马光说：“陛下想用此来安慰母后之心，但迁升任官没有名义，那么宿卫将帅、内侍小臣，一定会有非份的奢望。”不久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司马光再次争论：“任守忠是个大奸之人，陛下为皇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相反他败坏大事，百端离间，幸好先帝没有听他的话；等陛下嗣立皇位，他又变化无常交相图谋，是国家的大奸贼。请求把他斩首于都市，以谢天下。”后来皇帝责贬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安置蕲州。天下为之大快。
治平元年(1064年)农历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
011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他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中国古代汉族丧礼仪式之一，父、母丧后两周年举行的祭礼)再议。
司马光便上奏：“汉宣帝为孝昭帝的后代，最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汉光武帝上继统元帝，也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永久的制度。”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命两制集中讨论濮王应奉典礼之事，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唯独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成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崇既定，王珪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根据。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赵曙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赵曙生父)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省，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多了太后的签押。
赵曙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相与执政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赵曙最后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司马光据理力争无效，最后自请贬斥。皇帝没有答应。
积弱王朝当时的宋朝在北面和西北有两个强敌，契丹和西夏。这是两个令大宋帝国君臣时常耿耿于怀、颜面扫地又备感羞辱的敌国。我们都清楚，大宋帝国素号“积弱”，正规军规模庞大、数量惊人，但战斗力几乎为012零，一有战事，就连吃败仗。
仁宗皇帝去世时，西夏国主赵谅祚遣使致祭，并贺新皇帝登基，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差指使高宜押伴进京。到了顺天门，使者要佩鱼、带仪仗，高宜不许，使者不从，高宜就把他们在马棚子里关了一个晚上，不给饭吃，使者出言不逊，高宜就斥责，使者只得同意仍照旧例。过了很久，高宜才答应让他们进宫。等到殿门赐食，使者提出申诉，诏令回延州与高宜辩明。当时司马光与吕诲上奏，请将高宜治罪，但朝廷没当回事。此事后由延州通判处理，当时使者质问：高宜说发兵一百万，遂入贺兰穴，是什么话嘛！通判答：听说使者视国主为少帝，高宜才说那些话的；错在你们使者，不在高宜。治平元年（1064年）九月二十八日，赐赵谅祚诏书，告诫他今后要精选使者，无使生事。第二年，西夏人进犯边地，杀害官吏掠取土地。
赵滋治雄州，此前司马光已曾多次弹劾赵滋，说他刚愎狂妄，不可领兵，守边必将坏事。可是朝廷对赵滋喜欢得不得了，越加宠任，命再知雄州（治今河北省雄县；北接契丹）。到这时，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打算另外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认为，和西夏的关系肯定是坏了，战争肯定是在所难免了。以帝国的军力和国力，对付一个都吃力，何况两个？因此与契丹如果只是些小摩擦，就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好了，不要把矛盾激化，引起战争，那样国家会吃不消。
宋与契丹与西夏，像极了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三方鼎立，此消彼长。
唯一的不同，就是汉人的政权萎缩了，只剩下一个。司马光在上奏折子中把英宗皇帝比作周文王，又把契丹与西夏称作虏，可见他心气有多高！
013可偏偏国家那么孱弱。翻检史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完全不是这样的。
据载，太祖既定天下，曾召集赵普等二三大臣，要他们说说已施行的法令当中，哪一项可以利及子孙后世。赵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让再说更重要些的。赵普等想了半天，终是不得要领，只好请太祖自己来说。太祖认为是养兵政策：万一遇到饥荒，就招募饥民当兵，可避免饥民作乱；平常年景，即便军队作乱，百姓也不会参加。这实际是把军队作为收留饥民的难民营，以求得社会的暂时安定。事实证明，这项法令不仅没有利及子孙后世，而且恰恰相反，简直就是贻害无穷。那样做的结果是，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而质量却越来越差，遂形成宋代的痼疾之一：“冗兵”。
还不仅如此。有一次，太祖听到国子监集合诸生讲书，很高兴，遣使赐给大家酒和水果，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结果却由此演变出一项国策——以文制武。
“冗兵”加上以文制武的国策，就形成了帝国的另一痼疾：“积弱”。
英明神武的太祖皇帝，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缔造的这个国家，会是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文弱样。
面对西夏，既然正规军靠不住，那就得另想办法。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命刺陕西诸州军的百姓为义勇。下诏招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骇扰乱，而义勇纪律散漫不可任用。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半月不到，司马光接连六次上疏，请朝廷罢刺陕西义勇。
司马光在上疏皇帝的同时，又去中书省和韩琦辩论。韩琦说：“用兵贵014在先声夺人，谅祚正桀骜不驯，让他突然听到增兵二十万，怎么不害怕？”司马光说：“用兵之贵先声夺人，是空洞无实，只是可以欺骗一日之间而已。如今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不可任用，不过十天，他将会知道这一详细情况，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韩琦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招成为保捷军的情形，忧虑今天会重蹈覆辙，朝廷已经降下敕榜同百姓约定，永不充军戍守边地了。”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百姓不敢轻信，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您不要有什么忧虑。”司马光说：“如果您长期在这个地方，当然可以放心；他日别人当权，用您现在的军队，用他们运粮戍边，不过是易于反掌的事而已。”韩琦默然无声，但终于没有停止增兵。不到十年，事情果真如司马光所料。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日，英宗驾崩于福宁殿。二十岁的太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欧阳修极力推荐司马光，一是司马光德才兼备，任谏官时间既久，成绩也相当突出；二是司马光最后促使仁宗下定决心，把皇位传给了英宗，因此才会传到神宗的手里。神宗即皇帝位，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数上折子辞谢。
神宗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没有文采，有的有文采而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而有之。你有学问有文采，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句。”神宗说：“四六句像两汉时的制书诏令那样就可以了；况且你能够取得进士高第，却说不能作四六句，为什么呢？”终没有获准辞谢。
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罢职，司马光代理御史中丞，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罢职，那么中丞之职不可再为。我愿意等015待宰相押班后，然后就任该职。”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司马光于是上疏论修心的要旨有三条：叫仁义，叫明智，叫武略；治国的要旨有三条：叫善于用人，叫有功必赏，叫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司马光又说：“我得以事奉三朝，都是以这六句话呈献，平生历学所得，全部都在这里头了。”御药院的内官近臣，宋朝常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升到内殿崇班职位就出任地方官。当时的内殿崇班高居简奸妄邪恶，司马光便弹劾他，请求加以远远流放。奏章五次呈上，神宗为了替高居简开脱，全部废除寄资官，不久再留任二人。司马光又据理力争。
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认为他不负众望协调，神宗没有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司马光常常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皇帝不能全部阅览，于是写了《通志》八卷呈献神宗。神宗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续修这部书。神宗给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给此书写了《序》，让司马光每天进读。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以横山部众，捉住谅祚来降服，诏令边臣招纳横山部众。司马光上疏认为：“嵬名山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了一个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嵬名山一定会带领部众归附于我，不知怎么对待他们。我恐朝廷不单失信于谅祚，又将会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余部还很多，返归北地不能，而进入南方又不被接纳，穷途末路无处可归，必定将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求活命。陛下难道没有听说侯景叛乱的事例吗？”神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派遣将领种谔出兵迎接嵬名山，取得绥州，耗费钱财六十万，西边用兵，大概就从这里开始。
016百官给神宗上尊号，司马光正当轮值答谢诏书，说：“先帝亲郊祭祀，不接受尊号。先帝晚年有人进献建议，认为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契丹有尊号而我独独没有，于是决定在非常之时奉册行事。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也加以大名尊号。”神宗非常高兴，亲手起草诏书夸奖司马光，让他好好写答谢辞，以示中外。
变法之争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神宗召江宁（治今江苏省南京市）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初四日，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此前，因为好朋友韩绛、韩维、吕公著的极力推荐，神宗很想见见这个人，即位之初，即命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至此才上朝入对。神宗问：治国应以什么为先？王安石答：选择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陛下的榜样是尧舜才对，唐太宗算什么？尧舜之道极简极要极易，只是后世搞不明白，以为高不可及罢了！神宗说：你这是从严要求我。神宗的喜欢，可以想见。正是这次对话，让皇帝下定决心，重用王安石。
执政大臣以河朔地区遭受旱灾，国家财用不足，请求神宗南郊时不要赏赐黄金丝帛。诏命学士讨论，司马光与王皀、王安石同时进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人近臣开始，陛下可以听取这个意见。”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官职俸禄，当时认为常自知无能，应当辞去职位但不应当辞去俸禄。况且国家财用不足，并非当世急务，国用之所以不017足，是由于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苛征于民而已。”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天地之间所生出来的财货百物，不是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那里，要是想方设法掠夺民财，它的危害就比加重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大概是桑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入史书足以见其不明而已。”二人争议不休。神宗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但暂且以不予允准回答他。”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援引常衮事例责问两府，两府不敢争辩。
王安石执政，颁行新法，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神宗说：“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不仅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这样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吕惠卿说：“先王制度，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开始暖和，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样。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神宗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是颁布旧法。诸侯变易礼乐，天子一旦察觉就要诛杀他，这不是自我变化；刑法新建之国使用轻典，混乱之国使用重典，这就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况且治理天下就比如治理住宅，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公卿侍从百官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执掌天下财政，没有才能的可罢黜，不能让执政大018臣侵占其事。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以道义辅佐皇帝，是用什么例子？如果引用例子，那么就是胥吏了。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的话诋毁司马光。神宗说：“互相辩论是非，何必到这种地步。”司马光说：“平民百姓出息借钱，尚且能够蚕食下户贫民，何况有县官督责的威仪呢！”吕惠卿说：“青苗之法，愿意借取就贷给他，不愿意的并不强求。”司马光说：“愚昧之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单县官不强求，就是富有的百姓借贷也不强求。以前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文钱，百姓喜欢同官府贸易。此后物价贵了而和籴没有解除，于是成为河东永久之患。我恐怕他日的青苗法，也还是这样。”神宗说：“坐守仓库买进粮食怎么样？”在座的众臣都起身，司马光说：“不方便。”吕惠卿说：“买米百万石，可节省东南之地的漕运费用，可用这些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而谷米散乱，如今不和籴粮米而取漕运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商都会受到伤害！”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深切中肯之论。”一天，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神宗说：“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司马光说：“对。
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去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019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处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韩信打着汉的旗帜，赵军恐惧丧胆，现在任用司马光，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陈论，在家休息请求退位。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而不采纳他的言论，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颁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切强迫抑配。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必定令穷人、富人相互担保，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春算秋计，转移不定日益严重，穷人既尽，富人也陷于贫困。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将有什么所取呢？富室既然没有了，常平仓已经废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百官各有职守，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司马光020回答说：“我没有受任此职，那么还是侍从官。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司马光于是请求去职。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守边地，挑选诸军中骁悍勇猛的兵士，招募街市中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抽调民力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高台，使得关辅一带骚扰混乱。司马光极谏说：“公私困乏，不可举事，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郡，修缮城治不是急务。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从命，如果缺乏财物以供军用，我当然要负责任。”因此京兆一路独得免乱。改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洛阳，从这以后绝口不论国事。
但是言诏下达后，司马光读之感动流泪，想要沉默却不忍心，就再次陈述六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
蔡天申任察访使，妄自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史像对待上司一样侍奉他；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等级，表示不敢与他抗衡。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胥吏说：“领蔡寺丞回到他自己的班次上。”胥吏马上领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蔡天申为难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忽然得了语言迟钝的病，怀疑自己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内，倘若情势急迫，就把它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呈。颁行新官制，神宗指着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用他做东宫太子的老师。蔡确说：“国事刚定，希望稍稍迟一些时间。”《资治通鉴》没有完成，神宗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该书胜过荀悦《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并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等书写成，司马光加官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认为他是真021宰相，老百姓都号称他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神宗逝世，司马光赴朝临丧，卫士望见他，都用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阻遏道路聚首围观，以至于马不得行进，百姓说：“您不要返归洛阳，留下来辅助天子，救救百姓吧。”哲宗年幼继位，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什么事应该先行，司马光说：“广开言路。”诏令张榜于朝堂广求直言。但大臣有不高兴的，筹划了六句话说：“诸如心怀奸诈；超越职责范围；或者扇摇鼓动机密的军国大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想凭侥幸升迁官职；对下想迷惑世俗。像这几种，罚无赦。”太后又命出示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而是拒绝上谏。这样为人臣者只有不说话，否则一说话就列入这六事的范围了。”就详细论述这种情况，改诏实行，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
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经过朝廷，留任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沿路上的人相聚高呼说：“委托您感谢司马相公，让他不要离开朝廷，深加自爱以救我们。”当时天下百姓，引颈拭目盼望刷新政治，但持论者还认为：“三年不要改变父皇的所作所为”，只是粗略地革除琐碎细小的事情，稍稍堵塞人言。司马光说：“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成为天下祸害，改变它就像救焚救溺一样急迫。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这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制度。”这样大家的意见才定下来。
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息钱，免除所欠的钱物；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旧臣，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022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那么灾祸就发生了。”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肯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于是天下人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再次得病，诏命他朝会时行再拜礼时不舞蹈。当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还存在，而西戎之议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气说：“这四患不除，我死不瞑目。”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子托付给医药，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未有所托，今天把它交给您。”于是论免役法的五大害处，请求径直降下诏书废除它。使诸将之兵都隶属各州县，军政事务委托太守、县令一起处理。废除提举常平司，把所管事务归于转运使、提点刑狱管理。边地之计以与西戎讲和为好。监司多为新进的年轻人，务必会苛刻急于求成，令在郡守中选择举荐近臣，而在通判一级中荐举转运判官。又建议立十科荐士办法。这些都被朝廷接受。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准许乘坐轿子，三天到省中一次。司马光不敢承受，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办公治事。”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说：“不行拜礼。”废除青苗钱，恢复平常粜籴法。两宫虚位听任司马光去做。辽、西夏派使者来，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情况，辽、西夏国君敕命其边吏说：“中国用司马为宰相，你们不要轻易制造事端，轻开边隙。”司马光自见言听计从，打算以身殉国，于是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舍昼夜。宾客见他身体虚弱，列举诸葛亮食少事烦的例子作为劝诫，司马光说：“人的生与死，是命中注定的。”工作更加努力。病情危急，他已失去知觉，谆谆不倦像梦中呓语，但都是有关朝廷、天下的事情。
023《夏县志·温公墓图》身后之事这年九月司马光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哀痛，与哲宗立即亲临吊唁，明堂礼成都不予庆贺，赠太师、温国公。
赠以一品礼服，赠送七千银子、绢帮办丧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陕州。谥号为文正，赐碑为“忠清粹德”。
京师人民罢市前往吊祭，卖衣祭奠，在里巷间相聚号哭护送灵车。及到下葬时，哭者就像痛哭自己的亲人一样。岭南封州父老乡亲，也相率备办祭祀，都城中以及四方各地都绘其像以祀，吃饭时必须祝祷。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安居有法度，任事有礼仪。在洛阳时，024每次前往夏县扫墓，一定去看问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像事奉严父般事奉他，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司马光从小到老，讲话从不乱言，他自己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的，从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诚心出于自然，于是天下人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之间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化，有什么事做得不好，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而对学问无所不精通，只是不喜好释、老之学，他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出儒学，它们荒诞不经我不相信。”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百亩，妻子死时，家无余资，只好卖掉田产来办丧事，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
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于是全部废除他们实行的法令。章惇、蔡卞奏请掘坟斫棺，哲宗不同意，于是命令削除他的赠官谥号，推倒所树立的石碑。但章惇觉得不解恨，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史，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复贬为太子太保。
蔡京专权擅政，又降为正义大夫。蔡京撰写《奸党碑》，令各州郡都刻石成碑。长安石工安民被委以刻字任务，他推辞说：“我是愚蠢之人，本不知道立碑的用意。只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长安府官吏大怒，打算加之以罪，安民哭着说：“徭役我不敢推辞，求求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石碑之末，恐怕得罪于后世。”听见此话的人感到惭愧。
靖康元年(1126年)，恢复司马光的赠官谥号。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025王安石撰《司马沂墓表》026俭与德共司马光第二章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第一节?私德三请虢州力求惩罚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夏六月，司马光自并州回到京城，改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判吏部南曹不到一年，又被授任开封府推官。得到消息，司马光立即上《乞虢州第一状》：右臣不避斧钺，倾沥危恳：臣本贯陕州夏县，丘垄（坟墓）、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指父亲司马池）亡殁，及臣服阙（古代服丧三年后脱下丧服，叫做服阙）以来，十有余年，守官未尝得近乡里；止曾一次请假焚黄得展省坟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烦朝廷，陈乞家便一官，又为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陕州侧近州郡俱未有阙，所以未敢陈请。今窃知已降敕命，授臣开封府推官，于臣之分，诚为荣幸，然臣有此私恳，须至披陈；加以禀赋愚闇（yúān，愚昧无知），不闲（熟习）吏事，临繁处剧，实非所长，029必虑不职以烦司寇（官名，主管刑法狱讼）。伏望圣慈特赐矜察，除知虢州或庆成军一次。情愿守待远阙，庶得近便洒扫先茔；或上件处所无阙，乞且归馆供职，候有阙日，特赐差除。
开封府推官，京师的第三把手，主管司法，当然是个不错的差使，升迁的机会也肯定要比任职地方大得多。
请求到虢州（治今河南省灵宝市）等夏县左近州郡任职，表面上的理由，一是就便洒扫先茔，二是不娴吏事。但不久前的“屈野河事件”后，参与的人除司马光外，全部遭到贬黜，司马光为众人辩解，没人肯听，请求责罚，宋仁宗像又不可得。此番请求去地方上任职，在司马光本人，大概应算一种自我放逐，当然没人要求他那样做，但那样做可能会稍稍减轻他的负罪感。人在受到委屈的时候，总容易想到父母、故乡之类的事物，所谓“人穷则返本”，夏县左近的州郡因此成为他的目的地。夏县左近的州郡很多，所以首选虢州，可能因为父亲曾任虢州知州。
可是，请求未获批准。
任开封府推官半年后，司马光听说虢州知州空缺，于是再次请虢州：030右臣先蒙恩授臣开封府推官，臣为久不曾到乡里，及自知才性疲驽，不任剧（繁重）职，曾奏乞知虢州，或庆成军一次，奉圣旨不许辞免。就职以来，已逾半岁，体素多病，牵强不前。窃知虢州即今有阙，臣欲乞依前来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闻鼓院、尚书省闲慢司局，有阙日差除一处，庶几守官不致旷败。
此次陈请的理由增加了身体不好，素来多病；最好的去处还是心仪已久的虢州，但上次作为备选的馆阁，此次已改为主判登闻鼓院，及尚书省的闲慢司局。馆阁藏书丰富，读书治学，自是不二之选；但馆阁也是国家的储才之地，他日升迁的希望还是很大。此次备选的两个职位，则完全是闲职，升迁的可能性，可以说非常渺茫。司马光此时的心思，大概不是求上进，而是求不上进，最好是哪儿最没希望升迁，他就上哪儿去。
但仍然未获批准。
旧伤未去，又添新痛。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石昌言猝然辞世。
我们已经知道，石昌言是司马光的“同年”，但年龄比司马光大二十三岁。这一年司马光四十一岁，石昌言六十四岁。
事情来得极为突然，石昌言去世的前几天，司马光还曾去看他，当时石昌言得病已久，但日常起居尚无大碍。可是，忽然一天就有人来告，说昌言昨夜得病很急；还未及赶去问讯，又有人接踵而至，说昌言已经辞世。问讯遂成吊唁。前年司马光从并州回京，昌言曾邀至家中小饮，亲自为司马光斟酒。现在祭奠的地方，正是当日摆酒的地方。生人已成画像。睹物思人，如何不痛？
031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司马光又被授任判三司度支勾院，司马光第三次上奏，再次请虢州：右臣伏自去岁圣恩除开封府推官以来，臣以久不到陕州乡里，及资性驽下，不任剧职，两曾奏乞知虢州，或主判登闻鼓院，及尚书省闲慢司局，不蒙听许。臣以开封府重难之处，不敢更有陈请。
今窃知已降敕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勾院，窃缘臣禀赋愚钝，素无才干，省府职任，俱为繁剧，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贪荣冒居，必致旷败，内省侥忝，诚不自安。欲乞依前来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闻鼓院，及尚书省闲慢司局；若俱无阙，则乞知绛州、乾州，或在京闲慢差遣一次。干冒宸严，臣无任恳切战汗屏营之至。
此次的请求，作为备选的又新增了绛州（治今山西省新绛县）、乾州（治今陕西省乾县）及在京闲慢差遣。司马光的意图很明白——只要不被提拔，在哪儿任职、任什么职，都无所谓。
正如我们所料，此次请求的结果跟以往一样，还是未获批准。
三次求去，官职却一升再升；高官厚禄谁不喜欢？但现在却成了折磨：嗟予仕京邑，苟禄自羁绁（jīxiè，束缚）。丘垄翳荒松，三年洒扫缺。求归未能得，朝莫肠百结。得君临虚诗，髣髴（fángfú，好像）见里阙。何时往登临，旷若目去（miè，一种眼病，眼眶红肿）。忧来复长吟，益使寸心折。
这种情况下，又有三个朋友，相继死于瘟疫。
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初一，京师汴梁发生瘟疫。五月初二，京师地震。我们都知道，地震往往会助长瘟疫。
0322014年席卷全球的“埃博拉”，我们一定还记忆犹新，生命在瘟疫的面前，脆弱得就像大风中的一页纸。这种脆弱从来如此。一个月内，司马光的三个朋友江临几、梅圣俞、韩钦圣，相继故去。他们也是吴冲卿的朋友。吴冲卿作《三哀诗》，司马光以诗相和：天生千万人，中有一隽（通“俊”）杰。奈何丧三贤，前后才期月。
邻几任天资（天性、天赋），浮饰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指贫贱之人）。外无泾渭分，内有淄渑（zīmiǎn，均为河水名）别。逢时敢危言，慷慨谁能夺。圣俞诗七千，历历（一一分明）尽精绝。初无追琢（雕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摽楬（biāojiē，标榜）。鞠躬随众后，侧足（形容因畏惧不敢正立）畏蹉跌（cuōdiē，失误、差错）。钦圣渥洼驹（神马，因产于渥洼水而得名），初生已汗血。虽有绝尘踪，不失和鸾（古代车马上的铃铛）节。宜为清庙（宗庙）器，俨雅应钟律。
众论诚共然，非从友朋出。群材方大来，轧（yǎngyà，象声词）扶帝室。谁云指顾间，联翩化异物。吊缞（cuī，丧服）哭未已，病枕气已竭。同为地下游，携手不相失。绅绂（shēnfú，指卿士大夫）顿萧条，相逢但嗟咄（叹息）。诵君三哀诗，终篇涕如雪。
眉目尚昭晰，笑言犹髣髴。肃然来悲风，四望气萧瑟。
江邻几与梅圣俞是邵不疑和司马光的共同朋友。邵不疑此前奉命送契丹使节归国，返回的路上得到江邻几、梅圣俞的死讯，赋诗当哭。司马光收到那首诗，又是一通唏嘘：昨夕邮吏来，叩门致书函。呼奴取以入，就火开其缄。不疑赋长篇，发自燕之南。痛伤江与梅，继踵良人歼（灭、亡）。噫嗟033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请从北辕后，缕（luólǚ，详尽有条理地叙述）为君谈。邻几虽久病，始不妨朝参。饮歠（yǐnchuò，饮食）寖衰少，厥逆生虚痰。逮于易箦（指去世）辰，皮骨余崆嵌。
遗书属（通嘱，嘱咐）清俭，终始真无惭。圣俞食寒冰，外以风邪兼。愚医暴下之，结（sè，塞，气结）候愈添。惙惙（chuò，忧愁的样子）气上走，不复容针砭（zhēnbiān，用石针治病）。
自言从良友，地下心亦甘。钦圣体素强，药石性所谙。平居察举措，敢以不寿占？一朝暂归卧，簿领（公文）不废签。讣来众皆愕，未信犹窥觇（kuīchān，窥视、察看）。兴言念三子，举袂涕已沾。
英贤能几何，逝者迹相衔。君疑天上才，难得帝所贪。我疑人间美，多取神所嫌。茫茫幽明际，蓍蔡（指卜筮）难穷探。忧来不可忘，终日心厌厌（精神不振的样子）。
司马光请求去虢州任职，这是在谋求惩罚。有了这个惩罚，他才可以和恩师庞籍，和诸位受惩罚的同僚，心安理得地站在一起。请求去虢州任职，事关内心平静：有了这惩罚，司马光的内心，才能够获得平静。
可是三次请求三次都不准。在这个节骨眼上，朋友们又接二连三地去世。
司马光当时可能死的心思都有：既然活着这么痛苦，倒不如死了来得干净。可是司马光对瘟疫，偏偏又有免疫力。司马光此时的心境，我们可以想见。
034不能者止三辞翰林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驾崩于福宁殿。二十岁的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英宗只活了三十五岁，可谓英年早逝，在位的时间也很短，只有三年多。为什么呢？有人认为，问题出在仁宗的陵寝上。仁宗永昭陵的所在，地名“和儿原”，当时就有人说：“地名和儿原，非佳兆。”果然，三年后英宗就晏驾了。这大概算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思维习惯吧，对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追根溯源，总会找到祖先的坟墓上去。
来说神宗。神宗，英宗长子，母亲是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生于濮王宫，此时实际年龄十九岁不到。八月，赐名仲针。嘉祐八年（1063年），侍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即位，授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五月，于东宫听授经籍。
天性好学，终日勤苦，废寝忘食，英宗不得不经常派遣内侍，前去制止他。
侍讲王陶进讲，神宗率弟弟赵颢拜之。
九月，加授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今名。治宋神宗像035平元年（1064年）六月，进封颍王。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娶前宰相向敏中的孙女为夫人。十二月，立为皇太子。神宗此前的经历大致如此。
治平四年（1067年）闰三月二十六日，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同时升任此职的还有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吕公著。
司马光的此次升职，可能跟此前参知政事欧阳修的举荐有关。当时欧阳修上奏：“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未有定议。最后光敷陈激切，感动主听。仁宗豁然开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选自宗藩，入为皇子。曾未逾年，仁宗奄弃万国，先帝入承大统。盖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圣继圣，遂传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无知者。今虽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忝在政府，详知其事，不敢不奏。”欧阳修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司马光德才兼备，任谏官已久，成绩突出；二是司马光最后促使仁宗下定决心，将皇位传给了英宗皇帝，因此陛下现在才能继承。
“濮议”当中，司马光与欧阳修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互称对方为奸邪。但事情过去之后，欧阳修对司马光，又能诚心举荐，不遗余力。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高度文明的表现。
翰林学士隶属学士院，即翰林院。翰林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036院的长官，“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常常空缺，是个论资排辈的职位。凡以别的官职入院又未授任学士，叫做直院；学士俱缺，以别的官职暂行院中文书，叫做权直。翰林学士“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皇帝“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进言供采纳）则请对，仍不隔班”，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兼顾问。
学士院可以说是宰相的摇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写道：“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中书省与枢密院）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由翰林学士进入两府的，十人当中就有六七人。经学士院而任宰相的人数，宋人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曾有专门的统计，他说自建隆至熙宁，在翰林院的共一百零八人，而做到宰相的，就有二十一人。其中，太祖时九人，一相；太宗时二十三人，四相；真宗时十五人，四相；仁宗时五十二人，九相；神宗时十人，三相。
提拔谁不喜欢？何况宰相的位子，已经遥遥在望。可是，三天后的闰三月二十九日，司马光上《辞翰林学士第一状》：右臣窃闻已降敕告在合门，除臣翰林学士者。臣闻人臣之义，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从仕以来，佩服斯言，不敢失坠。顷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诰，臣以平生拙于文辞，不敢滥居其职，沥恳固辞，仁宗皇帝察其至诚，遂赐开许。今翰林学士比于知制诰，职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称，闻命震骇，无地自处。况臣于先皇帝时，以久宦京师，私门多故，累曾进状，乞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一州，后值国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迹》，并未经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日近方欲再有陈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虽顽鄙，粗能自知，非分之荣，必不敢受。伏望圣慈察臣非才，037不堪此任，特赐哀矜，遂其微志，许以旧职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一州，若此数处未有阙，即乞于京西、陕西路，除一知州差遣。
如此则上不累公朝之明，下不失私家之便，诚为大幸。干冒宸严，臣无任惶恐恳切之至。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就是说如果你自觉能够胜任，就尽职尽责，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如果自觉不行，那就干脆别干。这是司马光坚守的原则。以前本着这个原则，司马光辞掉了知制诰，此次翰林学士的任命，自然也不能接受。
不久，司马光又上《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谈到翰林学士这个职位，他说：“唐室以来，士人所重清要之职，无若翰林，自非天下英才，声称第一，详识典故，富有文章，虽欲冒居，岂厌众意？”也就是说唐代以来，清要的官职，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就是翰林学士了，要不是天下英才，声誉第一，详知典章，富有文采，即便他想滥竽充数，又如何能够服众？然后说到自己：“臣禀赋顽钝，百无所堪，在于属辞，尤为鄙拙，安敢强颜，辄为此职？人虽不言，能不内愧？”意思是说自己反应迟钝，百无一用，至于文章，尤其粗恶，怎敢强颜就职？即便别人不说，自己能不有愧于心？这是司马光的自我评价，但别人理解，当然是些自谦的话，不能信以为真。起码神宗皇帝不信。因此，仍然不许。
四月十三日，司马光再上《辞免翰林学士上殿札子》，说臣不是不知道美官难得、诏旨难违，所以再三烦扰，实在因为人的材性，各有短长，人君当量能授官，人臣当尽职尽责，这样就无事荒废，上下合宜。
臣自幼以来，虽稍曾读书，但禀性愚钝，拙于文章，若使解经述史，或者略有所长，至于代言草诏，最为所短。如今若贪图荣宠，妄居此职，038万一朝廷有重大诏令，或者任命稍多，臣才思枯竭，必至搁笔；即便勉强草就，必定极为鄙恶，宣布四方，使共传笑，岂只彰微臣之丑，恐怕也是朝廷之耻。这就是臣所以宁犯谴怒，而不敢当清要之选的原因所在。
陛下若察臣至诚，知非矫饰，特赐怜悯，收回成命，就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长。况且臣自通判并州归来，居留京师十有余年，去年堂兄司马里过世，孤儿遗孀无人照管，臣曾多次奏乞先帝，于家乡近便处任一官，也蒙恩获准，等修书略成规矩，就授外任。不久先帝驾崩，臣哀痛慌乱，就没再提起，近日正要将所修《前汉纪》三十卷进呈，然后再行请求，不料忽然有此恩命，实在不是愚臣本心所愿，忧愁惶恐，不知如何。伏望圣慈依臣前奏，只以原职于晋州、绛州，或京西路、陕西路，授一知州差遣。
与神宗的问答，可能就在这次上殿时——神宗对司马光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识但缺乏文采，有的有文采但缺乏学识，只有董仲舒和扬雄两人，兼而有之。卿既有文采，又有学识，还推辞什么？
司马光答：臣不能作骈文。
神宗宽容：那就像两汉那样制诏好了！
司马光很为难：本朝无此先例。
神宗表示疑惑：卿能举进士取高等，却说不能作骈文，为什么？
司马光疾步出殿，神宗派内侍追至合门，硬要司马光接受敕告。司马光下拜，但不接受。内侍催司马光入谢（接受任命后，向皇帝表示感谢），说圣上正等着先生呢！司马光进至廷中，仍坚辞。神宗让内侍将敕告塞进司马光怀里，司马光不得已才接受。
039后来有一天，神宗问王陶：吕公著、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合适吗？
王陶答：两人，臣都曾有举荐啊；这样用人，还愁治理不好天下吗？
坚辞枢密抵制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相当于负责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
此时，王安石在告，就是请假在家。二月初一，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神宗因为韩琦的奏疏，对青苗法终究有些怀疑。于是，王安石称病不出。
随后，王安石又请外任。翰林学士司马光草拟批答，说：“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优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意思是说如今你搞得天下沸腾，却要撂挑子，对你自己来说，当然很好，可是我呢，我找谁收拾这个烂摊子？
神宗打算重用司马光，曾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坚决反对，说：“光外托劘（mó，劝谏）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意思是说司马光托名劝谏，其实附下，谈论的都是反对变法的事，交往的都是反对变法的人，如果把他安置在身边，参与国家大政，那就等于为不同政见者树起了一杆大旗。等到王安石请假，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二月十二日当天，司马光即上《辞枢密副使札子》。我们从中知道，当天司马光先是接到合门告报，说已除任枢密副使；接着又有勾当御药040院陈承礼传宣，令即日领受敕告。
二月十五日，司马光又上《辞枢密副使第二札子》。从中我们得知，当天神宗又命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宣圣旨，令司马光即日入见。神宗似乎很着急，他大概要趁王安石请假造成既成事实，到时候王安石反对也没用了，可司马光迟迟不接受。
二月十九日，司马光再上《辞枢密副使第三札子》，先说人的材性各有所能有所不能，“人主量材，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因此“官不旷而事无败也”。接着历数自己入仕以来，曾辞免的与未曾辞免的任命，说自己辞枢密副使，并非如有些人想象，以为是“不慕荣贵”，或者“饰诈邀名”，而是“正欲辞所不能而已”。加之自己“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日以来，又“颇多健忘”，日常供职，“犹惧废阙”，何况以衰病之身，当此重任。
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十九日，从条例司之请，差官提举诸路常平仓、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开始推行青苗法。当时全国常平仓钱粮，共计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共置提举管勾官，凡四十一人。
在封建时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时对付自然灾害的方法不多，靠天吃饭，收成很不稳定。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由国家来平抑物价：丰年谷贱，国家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在官仓里，等到灾年谷贵时，再把这些粮食平价出售。这样可以防止奸商、富户的囤积居奇。这种办法，就叫做常平法；专门用于储存平抑物价粮食的官仓，就叫做常平仓。广惠仓始建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041以前都是由官府出售。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建议，这些土地由国家雇人来耕种，所得专门用于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以及用于救灾。所谓青苗法，就是将常平仓、广惠仓的钱和粮食作为本钱，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取利二分，就是收取20%的利息，收获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这种贷款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因此叫做青苗钱。
二月二十日，司马光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认为青苗法将可能导致民间的普遍贫穷，国家的投入也可能血本无归，并且，十年之后，国家有可能出现动乱。在提出请求之后，司马光动情地说：“如此，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寘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意思是说如果废除条例司、追回常平使，臣余生即便做个太平之世的老百姓，也特感幸运。但如果不，陛下就是把我安置在两府，不过白白地使天下人指责臣贪恋荣华，对陛下来说，有什么用呢？
二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又上《辞枢密副使第四札子》，我们从中获知，当天神宗又派勾当御药院陈承礼传宣，令司马光即日入见。司马光说“臣仰烦圣恩重沓如此，虽顽如木石，亦当迁变”，然后说到自己的坚持，他说所以如此，是因为“荷盛德者必有以酬报，居重位者不可以无功”。
当今为害天下的，唯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罢之，则夕无事矣！”倘若以为是，请早赐施行；若以为非，则自己是“狂愚之人”。如今英俊满朝，却要提拔狂愚，使污枢府，“岂不为圣政之累也”。
二月二十二日，司马光再上《辞枢密副使第五札子》。由此可知，神宗当天再命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令司马光即日赴合门领受敕告。
042我们读到司马光的不安：“陛下圣恩无穷，愚臣辞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忧惶失图，无地自处。”他重申二十日的奏疏，说陛下若能施行，胜过任自己为两府大臣，而自己若得此言施行，也胜过居两府之位。但倘若所言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
由“贴黄”我们知道，神宗曾命李舜举传圣旨，说枢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职分，不应再以他事为由推辞。司马光说臣如今若已受枢密副使的敕告，即诚如圣旨，不敢再谈职外之事；但既未受恩命，那自己还是侍从之臣，于朝廷阙失，无不可言。何况所说两件事，都是去年已有上奏，因其无效，故而不敢当今日新恩。因此臣不算“侵官”，请圣明裁察。
兼臣右膝下现生一疮，有碍拜起，不能入见，伏望圣慈再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疮稍愈，即“自乞入见，面奏恳诚”。
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最后上《辞枢密副使第六札子》，我们由此知道，这一天神宗再派勾当御药院刘有方传宣、慰问，并问司马光计划哪天入见。司马光表示感激：“圣恩深厚，不忘微贱，存恤勤至。臣蝼蚁之命，无足报塞，惶恐无措。”然后，他说自己现在膝疮虽稍减轻，但尚未痊愈，仍然有碍拜起，所以也不知道可以入见的具体日期。不仅如此而已，自己近曾上疏，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广惠仓使者，但未听说朝廷“少赐采录”，只听说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钱“愈急”，内外人心“愈惶惶不安”，自己这种时候，“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所以“宁被严谴，未敢辄出”。听说古代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民，参酌下情，与众同欲”，因此“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却“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将臣近所043上疏宣示内外臣庶，使共决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殽，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之所疑怪”。
司马光表达得已经足够明白，除非废除新法，他不会就任枢密副使。
三月初八，神宗又遣刘有方告谕司马光，令供职。当天，司马光入对。
司马光说：臣自知对朝廷没有帮助，朝廷施行的，都与臣所说相反。
神宗问：何事相反？
司马光答：臣说条例司不应设，又说不宜多派使者干扰监司，又说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神宗说：都说不是法不好，只是所派非其人而已。
司马光说：以臣看来，法也不好！
神宗强调：原敕不令强行摊派。
司马光说：敕虽不令强行摊派，但使者都暗示令摊派。如开封府所辖十七县，只有陈留县令姜潜张榜公布，听任自来，请就发给，终无一人来请。由此看来，其余十六县，恐怕都不免摊派！
神宗敦谕再三，司马光再拜，坚辞。
王安石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复出治事，推行青苗法，更加坚定。神宗暂时还无意废除新法，所以不再坚持。司马光第六次辞免枢密副使之后不久，得旨听许。
三月十七日，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被免职。当时，韩琦极论新法之害，诏送条例司分条辩驳；李常请罢青苗钱，诏分解辨析。范镇全部封还。
诏五下，范镇坚持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神宗许之，范镇又封还诏书，说：“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044神宗令再送范镇行下，范镇又封还，说：“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庆。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反汗，出尔反尔。）政见不同宁可外任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以后的一系列任免，显得颇为反常。
四月初八日，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言新法不便，及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出知颍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吕公著与王安石“素相厚”，王安石曾说：“吕十六（吕公著排行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后来举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又说吕公著有“八元”“八凯”之贤。我们知道，相传古帝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凯”。可是半年不到，吕公著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又说吕公著有“欢兜”“共工”之奸。我们还记得，此前河北安抚使韩琦曾极言青苗法不便，神宗不听。孙觉当时对神宗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吕公著与孙觉都有一副好胡须，都是美髯公，神宗只记住了美髯。时间一久，就错把吕公著当成了孙觉，曾对辅臣们说，公著上殿，言朝廷挫折阻挠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就以此莫须有的罪名，将吕公著贬出。
四月十九日，以前秀州（治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045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早年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任定远县（今安徽省定远县）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因孙觉举荐，召至京师。李定初至京师，先去拜谒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老百姓以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都认为很好，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告诫：朝廷上下正争论此事，你别这样说。李定立即跑去跟王安石讲了，并说：李定只知说实话，不知京师却不许。王安石大喜，立即推荐上朝应对。神宗主意始定。王安石让李定知谏院，宰相说以李定的资历，没有这种先例。改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都认为这不符合程序，拒绝起草任命文件。诏谕数四，坚持不肯。
最终，三人以屡违诏命，被免去知制诰，时称“熙宁三舍人”。
不久，御史陈荐上疏，说李定任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西北）主簿的时候，得到母亲仇氏的死讯，隐匿不为服丧。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奏说李定曾以父亲年老求归侍养，没说是为生母服丧。李定辩称不知自己为仇氏所生。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补服。王安石力主李定出任御史里行。于是陈荐又被免职。改任李定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都说，李定不孝，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认为王安石有罪，章六七上。
王安石又请免二人。李定不自安，请求解职。最终，李定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五月初二日，司马光上《论李定札子》，我们从中得知，当时宋敏求等已多次封还“词头”，数日以来，外间都说朝廷已因此撤销了任命，但当天又有传闻，说有札子行下舍人院，令必须草拟。司马光担心此举会让朝臣们变得苟且，会塞绝言路。在“贴黄”中司马光又补充说，国家破格用人，自无常法，但必须要让众人心服才好。臣与李定素不相识，046不知其品行才能如何，陛下若确知其贤，“何不且试之以渐，俟其功效显著，众皆知之，然后不次擢用”，到时候谁说不行？何必今日与臣下力较胜负！“殆非人君广大之体也”。此时的神宗皇帝，像是被绑架了一样，全由王安石说了算。
四月二十三日，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
谢景温“雅善”王安石，两人关系不错，而且，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算是姻亲。
当初，王安石屡劝神宗独断，神宗遂专门信任他。苏轼曾为开封府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看了很不高兴。苏轼此前曾多次上疏，论时政得失，王安石已大为不快。当时诏举谏官，范镇举荐了苏轼。谢景温怕苏轼作了谏官会对王安石不利，就弹劾苏轼，说当年苏轼的母亲去世，他归蜀服丧，多占舟船，贩运私盐、苏木。这相当于倒卖国家专营物资，为当时法律所禁止。朝廷派人缉捕艄公、船夫，却查无实据。苏轼觉得很受伤，不久，乞外任，遂出判杭州。
大概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任免，促使司马光做出决定，离开京师。
八月初八日，垂拱殿奏对，司马光请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
神宗说：卿怎能外任，朕正要重申前命（指枢密副使的任命），卿且接受了。
司马光婉辞：原职臣且不能上任，请求外补，又哪敢当得提拔？
神宗问：为什么？
047司马光答：臣绝不敢留。
神宗沉吟良久，说：王安石素与卿友善，卿为何猜疑？
司马光说：臣是素与安石友善，但自安石执政以来，抵触甚多。今违逆安石如苏轼等，安石完全抛弃操守，陷以酷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操守。臣与安石友好，岂如吕公著？安石举荐吕公著时说什么？后来诋毁他又说什么？不过同一个人，为何前是而后非？肯定有一种说法不真实。
神宗说：安石与公著关系密切，如胶似漆，但至其有罪，不敢隐恶，这说明安石极公正啊。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有显著成效。
司马光说：此事非，天下共知，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罢了。
神宗转而言他：苏轼不好，卿错识了人。鲜于侁在远地，苏轼传给他奏稿；韩琦赠银三百两他不要，却贩盐及苏木、瓷器。
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凡批评人应先弄清他的意图，苏轼贩卖所得，岂能多过赠银？安石一向恨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亲谢景温为鹰犬，攻击苏轼，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而且苏轼虽不好，岂不胜过李定？
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不如，安石却喜欢他，要用为台官。
从这段对话来看，司马光大概认为，与其遭到攻击被迫离开，不如趁早自请外任。
九月二十三日，延和殿奏对，司马光再请许州及西京留台。
神宗问：必须许州吗？
司马光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稍近乡里，即臣之幸。
神宗又问：西京怎样？
048司马光又答：恐非才士不行，不过，若朝廷差遣，不敢辞。
然后，拜谢而退。
已经在讨论具体去向。从以上对话来看，当时神宗曾打算让司马光去西京留台任职。
但很快有了变化。
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得到消息，已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几天后，消息得到证实，十月初五日，敕受永兴军敕告。后又受宣永兴一路都总管、安抚使，凡事长施行及传宣永兴军（指京兆府，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同（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华（治今陕西省华县）、乾（治今陕西省乾县）、商（治今陕西省商洛市）、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解州（治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陕（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庆成军（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依此。就是说，司马光的都总管及安抚使的管辖权，限于以上十个腹地州军。
司马光已经接受任命，但他还不能立即赴任，有些事情他必须做出安排，比如书局。这样，一个月很快过去，已是十一月。
十一月初二日，司马光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札子》，说陕西百姓自筑城绥州以来，供应诸般科配，就是临时的加税，及支移税赋往近边州军，最近又有环庆事宜，加以今年大旱，五谷不熟，人户流离转徙，听说已有不少，国家应紧急抚恤，使人户安定。青苗法已为害不小，而免役法为害，必又甚于青苗法。请特免永兴军一路青苗、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奉边费。
不久，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札子》，说近曾听说，049环庆路调集义勇迎敌，结果望风奔溃，死伤甚多，致使主将陷没。又听说有人还要训练义勇，抗击西贼。若继续调发戍边，或刺充正兵，大家已见环庆之败，好比无罪赴死，不免人心惶惶。这是驱良民为盗。恐怕今天的教习训练，就成了他日为盗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