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山阴县笔飞弄故宅
前清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弄故宅。
那时候，山阴县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自废府以后，乃合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即王羲之）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即蕺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
世代经商
我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我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我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我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我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我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我有一兄一弟。
我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我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廪（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父亲故去
一八七七年六月廿三日，我的父亲去世。父亲讳宝煜，字曜山。任钱庄经理。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父亲平日待友厚，友之借贷者不必有券，但去世后，诸友皆自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母亲凭借这些还款，又把首饰售去了，很节俭地度日，我们弟兄始能生存。我父亲的好友章叔翰先生挽联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我父亲在世时，四叔父也任钱庄经理，五叔父及七叔父均任钱庄的二伙（即副经理之意），二叔父任绸庄经理，六叔父在田氏塾师，都有职业。我的外祖父家周氏，大姨母家范氏，四叔母的母家王氏，都住在笔飞弄，而且家境都还好，亲戚往来，总是很高兴的，我们小孩儿，从不看到愁苦的样子。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弄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
我那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今没有忘掉。
我的母亲
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即1885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了。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刲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所以我母亲弥留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刲臂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一八八六年正月廿二日，我母亲病故，年五十岁。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本有姊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姊、大哥、三弟、三妹面椭圆，肤白，类母亲。二姊、四弟与我，面方，肤黄，类父亲。就是七人中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奇数）类母，第二、第四、第六（偶数）类父。但大姊十九岁去世，二姊十八岁去世，四弟六岁殇，七妹二岁殇。所以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十年私塾寒窗
始进家塾
一八七二年，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功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座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只有两种功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做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即都是品性相近的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严厉的李塾师
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学作八股文
我一八七九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就学王子庄老师
一八八○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从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己]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的忠义，项水心（煜）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中的批判。对于乡先生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自号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十七岁中秀才
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做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根据当时清朝的制度，考中秀才，也就获得了进入官立学校深造的资格）。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峄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
科举之路漫漫
到省城乡试
一八八五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蓬[篷]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二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只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
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借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做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即三潭印月）、左公祠（左宗棠公祠）、蒋公祠（蒋益澧公祠）、刘公祠（刘典公祠）等处，都是满清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只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但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忆只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伴读徐君
一八八六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庼（名佐）为以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之师朱君茀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名彧）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之伯父仲凡先生（名树兰）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受益最大的三本书
我十七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馥氏《说文义证》、王筠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语等同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诂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金榜题名
一八九○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试，房师为王黻卿先生（讳颂蔚），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崃山先生（讳毓筠）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吗？”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闾阎而□□一句，误落阎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倩友人代为挖补，仓猝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闾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闾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闾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做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做上虞县志局总纂
一八九○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黻卿氏为馆长，王寄庼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取录之例，以道里、山、水、祠庙、院塾、先正遗事、忠义、烈女遗事、节烈、书籍、家谱、碑碣等为各里分录之例。又为拟志目，分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士女篇、杂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骇异之，喧传于馆外，引为笑谈。我作《罪言》一篇，取万历本及嘉庆本上虞旧志之目与我所拟者作一表，并说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击如故，我遂辞职回家。
补应殿试朝考
一八九二年我又往北京，补应殿试朝考。向来殿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朝考后充庶吉士。是年回绍兴。
南下游历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溶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冬，由广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绍，寓澄海林君冠生处。李君以说北京话及苏州话，林君甚诚笃，又有陈君爱南时偕谈燕，喜说梁节庵、康长素诸人琐事。汕头海关绍兴沈雪帆君与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委身教育
甲午听惊雷
一八九四年）六月间，日本兵侵入朝鲜，京官多激昂。我正与黄鹿泉、王书衡、吴雁厂、胡锺生诸君为诗钟之会，亦尝赋诗与寄愤，但未尝参加松筠庵联名主战的宣言。
冷眼观变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乡人因以康党疑之，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绍兴中西学堂
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数学及外国语例外）。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锺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地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
尝试书院改革无果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宁绍会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当然是旧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在杭州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沅）。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恕），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黄太冲、顾炎武）。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执教南洋公学
我三十五岁（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沈（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才生。
我的第二次婚姻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革局长叶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己亥月（实为辛丑十一月廿二日），结婚于杭州。
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宇。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中国教育会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钟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一九○二年四月，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21号。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本意是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但后来多从事政治活动，成为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主要有：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青年设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办有科学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另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同里支部办有自治学社。此外，中国教育会还曾假张园组织演说，并经常为《苏报》撰稿，发起拒法、拒俄运动。一九○三年七月“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教育会遭受打击，于一九○七年停止活动。
爱国女学
一九○二年，我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经莲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我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彦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我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彦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到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我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而推蒋先生为校长。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我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女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亦兼任女学教课，尔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他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厘定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途；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我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我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迁至江湾路尘园，由租赁之校舍而进于自建；校产沙田，亦经整理；于是学校之基础，盖亦稳固矣。
东瀛之行
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汝纶）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惟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恼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欺、陆宗舆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爱国学社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1902年）11月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圆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会社分裂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才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划，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面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青岛少憩
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挚友汤垫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划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适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不到两个月，我的长兄来一电报，说：“家中有事速归。”我即回沪，始知家中并无何等特殊之事。汤、徐诸君以爱国学社既停办，我无甚危险，遂取消集款助学之约，而嘱我长兄留我于上海，谋生计。于是我不能再往青岛，而德语亦中辍。
沪上革命
办报生涯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稍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情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则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之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乃日俄开战，我国转守中立，我等没有面目再对俄事发言，乃改名《警钟》，王君主张不直接谈革命，以避干涉，及王君他去，我与汪君迭任编辑，遂不免放手，蹈《苏报》覆辙。我与王、汪诸君皆不支薪俸，印刷费由陈君任之。后来陈君又办一镜泉书局，他的资本为经理所干涉，陈君不能再任此报印刷费，则由我等随时由各方面募集小款，勉强支持。我等到不能支持时，乃由刘申叔、林少泉诸君接办，后被封停办。
准备暗杀暴动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馀、俞英厓、王叔梅、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创立光复会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加入同盟会
我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我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我返绍兴故乡一行。
我在爱国女学，从弟国亲相助数年，我已为介绍入同盟会。国亲回绍兴，参与女学、报馆等事，又为王子馀、裘吉生、王叔梅、俞英厓诸君介绍入会。秋竞雄女士在东京时已与徐伯荪、陶焕卿诸君订为同志，回国后，即在绍兴运动。嵊县姚茂甫君迁居绍兴。爱国学社旧同志敖梦姜君亦时来绍兴。那时候，绍兴一个小地方，革命的空气颇为浓厚，但均守秘密，普通人士认为新党罢了。诸同志建议办一绍兴学务公所，用以促进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推我为所长，促我回里，我于是回绍兴，办学务公所，邀裘吉生、杜海生诸君相助，先办一师范传习所，讲授各种教育上需要的科学。要办一师范学校，筹款辄为人所阻挠，我愤而辞职。
留学德国
赴德留学
我那时候预备离开绍兴，适北京友人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留日、留欧，由本人自择，劝速往北京登记。我自离青岛后，本时时作游学计划，得此消息，不能不心动，遂往北京。适同乡章君一山（）长译学馆，请我为教授，任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我本拟在北京度岁，静候派遣消息；不意从弟国亲忽来一电：“家中有事，速归”，我遂惘惘然走平汉路南下，因天津口已冻了。回家后，始知家中实无甚要事，彼闻有不利于我的传说，特促我南避。北京的朋友，知道家中的电，亦认为必有他故，章君恐为我所累，特来一电，解教授之约。然我欲不为所阻，度岁后，我仍往北京。
我到京后，承陈君仲骞相招，寄住赣南馆，盖陈君所娶，为黄夫人的第四妹，君与我为僚婿。到北京后，始知编检志愿游学的人数太少，政府遂搁置不办，适得孙君慕韩（宝琦）使德的消息，乃托他的兄弟仲（宝瑄）及叶君浩吾为我关说，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我亦自访孙君，承孙君美意，允每月津贴银三十两，不必任何种职务。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商量，在海外为编教科书，得相当的报酬，以供家用。我遂于是年五月间随孙使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
初到柏林
到柏林后，我与齐、钱二君同寓，齐君本通德语、钱君善英语，我得两君助力不少；齐君本译学馆学生，他的同学顾君孟余（兆熊）留德已数年，诸事熟悉，我等所请的德语教员，均顾君所代选代订。又由顾君而认识薛先生仙舟（颂瀛）、宾君敏陔（步程）。
薛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菜，借房东厨房自烹。最恶同学中的游荡者，对于娶西妇的人，尤时时痛骂。闵我初学德语的艰苦，排日为我讲德语的文法，而嘱我为彼讲中国古文，作为交换条件，我得益不少。
宾君是豪爽的人，留德较久，于各方面情形，甚熟悉，初到德国的同学，赖他帮忙的很多。中山先生到德国建设同盟会时，即在宾君寓所开会，然我在德时，宾君从未谈及，直至回国后十余年，宾君为其母夫人征寿序，始为我述此事。
同时留学柏林的，尚有马君武、夏浮筠（元塛）诸君，亦时相过从；夏君每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各人自付钱，不必相请）。
孙使恐我旅费不足，适唐君少川之侄宝书、宝潮等，来柏林留学，均不过十余岁，国学尚浅，因令于预备德语外，请我授国学，每月报酬德币百马克。
进莱比锡大学
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莱比锡（Leipzig）进大学。那时候，中国学生留学莱比锡的，还只有张君仲苏（谨）一人，且与齐君同籍直隶，同在译学馆肄业，与齐君甚相得。我接齐君报告后，遂向孙使声明，而于戊申暑假中往莱比锡。
莱比锡属撒克逊王国，在它的都城特来斯顿邻近。特来斯顿山水著名，莱比锡风景平常。但德意志最高法院在此，又每年有一次市集，各方货物辐辏；它的大学自设立以来，已历五百年。
该大学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的教授为孔好古氏（August Conraty），彼甚愿招待中国学生，我由彼介绍进大学，毫无留难。
第二年，迁居莱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
冯德教授
我所听的讲义，是冯德（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或哲学史（彼是甲年讲心理，乙年讲哲学史，每周四时，两种间一年讲的）；福恺尔（Vokelt）的哲学；兰普来西（Lemprechs）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lso）的美术史；其他尚听文学史及某某文学等。我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赖野氏（Freyer）摘讲冯德所讲之哲学史。借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
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那时候冯德一派的学者摩曼教授（Meumann），适也在这大学。他是应用心理学的实验法于教育学及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在瑞士大学的讲稿。又著《现代美学》及《实验美学》两书，虽篇幅不多，而门径分明。我想照他的方法，在美学上做一点实验的工作。于是取黑色的硬纸，剪成圆圈，又匀截为五片，请人摆成认为最美的形式。又把黑色硬纸剪成各种几何形，请人随意选取，列为认为最美的形式。此等形式，我都用白纸双钩而存之，并注明这个人的年龄与地位，将待搜罗较富后，比较统计，求得普通点与特殊点，以推求原始美术的公例。但试验不及百人，归国期迫，后来竟未能继续工作。
兰普来西教授
兰普来西氏是史学界的革新者，他分历史为五个阶段：（一）符号时代；（二）雏形时代；（三）沿习时代；（四）个性时代；（五）主观时代。符号时代，是人类意识最蒙昧，几没有多大的分别。如中国文字上一二三等指事的文，又如各民族图画上的几何形。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共同生活，饥了就食，倦了就寝，并没有何等有机的社会组织。雏形时代，就进一步，有一种类别的意识。如中国或埃及的象形文、鸟、兽、虫、鱼，各就它们一类中共有的特点表现出来。在社会上，自图腾以至于宗法，自渔猎以至于农工商业，渐成分工的组织。沿习时代，是一种停滞的意识，承雏形时代的习惯，变本加厉，不求其所以然。如中国文学由小篆变为楷书，诗文上的拟古，图画上的模仿。在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公民与奴隶，男与女，资本家与工人，都不考求他们的成立的因由，而确认为天然不平等的阶级，没有改变的可能。个性时代，就又进一步。如图画上之写真，每一个人的面目，不能移到别一人。人人有“人各自由”之观念。人人有自尊人格的气概；平民与贵族争，有法国的革命；奴隶与公民争，有林肯的解放黑奴；女子与男子争，有各种妇女运动；工人与资本家争，有社会主义，无一非“人权”的意识所表现。主观时代，为我见的扩大。是[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菲希德“我与非我”的哲学的我，并非为小己的竞争生存着想，而以全体人类为一大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伊尹乐尧舜之道，思天下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废疾皆有所养。”“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社会主义者理想的世界，将要待人类文化更进时始能实现的。（因兰氏所举例证，我已记不清楚，箧中又无书可检，用己意说明，不知道失了兰氏本意没有）兰氏依此主张，著《德意志史》，那时候已出二十余本，尚未到现代，兰氏旋于一九一四年逝世。
兰氏所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除兰氏外，尚有史学教授六七人，学生在三四年级被允许入所研究者，那时约四百人。我以外国学生，不拘年级，亦允入所并在兰氏所指导的一门中练习。他的练习法，是每一学期中，提出有系统的问题一组，每一问题，指定甲、乙二生为主任，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导师主席；甲为说明的，乙为反驳的或补充的，其他丙、丁等为乙以后的补充者。最后由导师作结论。进所诸生，除参加此类练习班外，或自由研究，或预备博士论文，都随便。
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彼言史前人类的语言、音乐均失传；惟造型美术尚可于洞穴中得之，由一隅反三隅，可窥见文化大概。研究所中搜集各地方儿童图画甚多，不但可考察儿童心理，且可与未开化人对照。
美术与音乐
莱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所绘。左部画一裸体而披蓝衫的少女，有各民族雏形的人物环拱着，这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中部画多数学者，而以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为中坚，柏氏着玄衣而以一手指天，为富于理想的象征。亚氏着白衣而以一手指地，为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右部画亚力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为希腊人权威的象征。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芬坐像，设在美术馆庭中。
此地美术馆，以图画为主，当然不及柏林、明兴等处美术馆的富有，但自文艺复兴以后的诸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代表作品，尤其尔时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家李勃曼，因曾寓此城，所陈列作品较多。其第三层将各国美术馆所收藏之名画，购其最精的照片，依时代陈列，阅者的印象虽不及目睹原本的深刻，然慰情聊胜无。我常想，我们将来设美术馆，于本国古今大家作品而外，不能不兼收外国名家作品；但近代作品，或可购得，而古代作品之已入美术馆的，无法得之，参用陈列照片的方法，未尝不可采用。
美术馆外尚有一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符来氏，即在大学讲民族学者，我亦曾往听讲，其中所搜非洲人材料较多且精，因符来氏曾到该地。中、日亦列入，我亦曾助馆员说明中国物品。
有一花园名曰椰园（Palmgarten），因园中有一玻璃房，专培养热带植物。有一演奏厅，于星期日午后及晚间奏音乐，我常偕同学往听。德是音乐名家最多，普通人多能奏钢琴或提琴者，我也受他们的音[影]响，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然均不久而中辍。
有一戏院，每日演话剧或小歌剧。小歌剧轻松婉丽，同学张君仲苏最所爱听，我亦偶与同往。话剧多古今文学家作品，寄托遥深。又德国舞台科白，为标准德语，听戏亦为练习语言的一法。大学体谅学生，每日于门房中留有中等座位的折价券若干张，备学生购取。报纸则于星期日揭载七日戏目。我等愿于某日观某剧，如未曾读过剧本，可先购一本，于观剧以前读完它，更易得益。（莱比锡为德国印刷业集中地点，有一雷克漠书店印行小本，版权满期的文学书或科学书，每号价不过二十生丁。）
德国最大文学家歌德氏（Goethe）曾在莱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莱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及民国十年，我借林宰平君重到莱比锡，再访该肆，则已改造为美轮美奂的饭馆了。）普通演《弗斯脱》剧本的，都只演第一本，即法国人所译编的歌剧，也只有第一本。第二本节目太繁，布景不易，鲜有照演的。惟莱比锡因系歌德就学之所，而弗斯德于芬斯脱节（Fenste）之夜，正欲服毒，闻教堂之歌舞而中止，所以莱城剧院于五月芬斯脱节前后，特排日连演第一、第二之两本。我在莱城三年，每年届期必往观。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