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小庆 编辑｜赵涵漠
在晃晃悠悠的20 世纪80 年代，吴秀波曾是最彻底的城市游荡者。他热爱发呆、喜欢幻想，垮垮地走着自己的人生，总是毫无目的地观察雪地、窗户和白杨树，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白天休息、夜晚游荡。
吴秀波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大众明星是在他42 岁之后，他不得不开始面对明星、演员和普通人身份里持续的矛盾和游移。
他依旧喜欢自由散漫，依旧喜欢提笼架鸟，甚至于依旧冲动而愤怒。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在一瞬间就都不被允许了。直到今天，他仍在学习适应这样的生活，并继续游荡着。
当众孤独
吴秀波喜欢用动物或昆虫形容自己，比如蛐蛐。《伊索寓言》里，蛐蛐不事生产，沉迷于游荡和歌唱，最后饿死在冬天的雪夜。吴秀波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懒散惯了的北京大院子弟，在现实中，干什么都不是特利落，爱发呆，爱瞎想。
发呆占据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时刻。
他的老友、演员刘蓓向《人物》记者描述吴秀波时说：“你就感觉他云山雾罩吧，你觉得他始终是发呆状态……可能那个时候他云游在他的脑子里，他在跟他自己对话，或者他在跟云对话、他在跟海对话。”
刘蓓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吴秀波时的场景，那时她刚演完《编辑部的故事》，还没演《过把瘾》，她去当时北京著名的歌厅和平House 玩，见到当时还是歌厅歌手的吴秀波穿一身深咖色西装，在台上闭着眼睛很投入地唱歌，“他似乎是在唱给他自己听……就是他在一个特喧嚣的环境里，你想在和平house 迪斯科那么一个地方，他可以特别孤独，他可以特别自我。就是他是一个当众孤独的人。”
吴秀波的老朋友，过去曾跟他一起在歌厅做过歌手的高维那还记得，年轻时，吴秀波走在马路上，晚上每家每户亮着灯，吴秀波就会去想这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爱幻想，想着想着就想飞了。
甚至站着洗澡，吴秀波也能洗4 个小时。他曾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回忆：“就在喷头下冲着、待着，反正最近干什么，就站那儿想什么。我最近在做音乐，就站那儿想歌；开饭馆，就站那儿算钱；要是演戏，就站那儿想剧本；谈恋爱，就站那儿想想……反正就是想，我有好几次，就是因为晚上洗澡洗时间长了，第二天没起来。”吴秀波一直享受并安住在这样的状态里。
早些年一个冬天，他驻唱歌厅的一个歌迷曾在路上远远地认出了他。
在吴秀波辗转多年成为当下中国偶像消费市场中类型最稀少的“国民成熟大叔”后，这位歌迷在贴吧回忆当时的歌手吴秀波：“他一边一摇一晃地走路，一边挺自得其乐地用脚踢路边的积雪，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低着头不知在看啥，雪地上没蚂蚁呀？然后自己吐吐舌头接着往前走。”
高维那也记得当时吴秀波身上垮垮的“浪荡劲儿”。“他可以前一分钟还在很形而上学地去探讨哲学，后一分钟就倍儿接地气地穿着蒸桑拿的大衣服，叽里呱啦地出去跟人喝酒了”。
那时的歌手吴秀波写过一首歌，但后来一直没有录制也没有发行。
歌名叫《秋虫和蚂蚁》，这是他为寓言里那只不得善终的蛐蛐写的。
歌的前两句唱：“我不是那只勤劳的蚂蚁，我是那只会唱歌的秋虫。”
曾做过歌厅歌手、个体工商业者和无业游民的吴秀波，觉得自己也和蛐蛐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天休息，夜晚活动，他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遵纪守法的浪子，一个精神上自由散漫的人。
20 世纪30 年代，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在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为现代欧洲社会命名了工业革命后现代都市空间最独特的一类人：游荡者。在本雅明那里，游荡者无功利地漫步于城市空间。
他们英俊、富有、敏感、懒散，不事体力劳作，却善于观察和享受全面的感官生活，并以一种体验者的身份，间离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之间，是变革年代最敏感的抒情诗人和“现代性”景观最投入的目击者。
吴秀波曾是最称职的“游荡者”。但那样自由适意的生存状态，在他2010 年年底因主演谍战剧《黎明之前》一跃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成熟男明星后，变得难以复刻，他必须从边缘走到中心。《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吴秀波见面，是在朝阳区一家门脸模糊且狭小的居酒屋里。当晚他要与十几位“波蜜”共进晚餐，并接受记者从旁观察。
粉丝中只有一位年轻男性，女士们的年龄在20 岁到60 岁之间。在晚餐的两个小时里，坐在吴秀波对面的几位女性剧迷，几乎没动过面前的食物，她们一直用欣喜和不可置信的眼神注视着眼前的偶像。吴秀波被看得有些羞涩，但他仍是周到而礼貌的，他询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名字，提醒正在哺乳期的一位“波蜜”不要饮酒，并提议大家一起举杯祝福在座年龄最大的“波蜜”。当被粉丝问起吴秀波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像剧中一样怕老婆时，他先是怔住了，然后用一段冗长而抽象的书面语稀释和带走了那个“是和不是”的问题。
这次聚餐结束一小时后，吴秀波出现在国贸一间商务套房里接受《人物》记者的采访。坐在屋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被反光板、摄像机和工作人员包围的吴秀波，依旧温和体贴。他会细心发现镜头后面拼命忍住不敢咳嗽的摄影师，轻声劝他：“咳出来，没事儿。”并让助手拿来他常备的润喉糖。但在谦和与周到的背后，由“被看”引来的不适感也随着采访的进行开始满溢。
“你们找错人了。”刚听完《人物》记者的简短开场，吴秀波就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值得被记录和书写的人物。有时收到“波蜜”为自己制作的文字图册，他也会感到尴尬并替对方觉得“太不值”。
在成为公众人物和大众偶像之后，他曾经在采访中直接告诉记者：“坐在你们面前的真的是一个特没用的人，最滑稽的是你们在采访一个非常没用的人。”
在那些让吴秀波印象深刻的过往中，和名利场有关的场景鲜少出现。
当《人物》记者问他最常想起的场景时，他只用了两三秒时间就从记忆库里调出两个片段：
那一次是我跟家里人去香港，当时孩子还小，好像是去给他打疫苗、做体检。到了晚上，家里人都睡了，那天恰巧是元旦，阳历新年，我一个人走在香港的半山上，然后走到7-11（便利店），一帮年轻人在那儿买啤酒，有烟花，那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我在温哥华拍戏，有一天自己第一次一个人在城里走，忽然间从市中心区一直走走走走，走完一条路出来，当时有一个画面，我就傻了：眼前是一片亮如镜面的海水，海水对面是隐隐的山峦，然后一片雪白的沙滩上，孤零零的一株樱花盛开，就跟梦一样。
他复原画面的速度和细致程度令人意外。更意外的是，这两个令他记忆深刻到可以瞬间调取的片段，巧合般地都来自他一个人在城市游荡时的所遇。
他一直热衷这样的物理移动。在未成名前，吴秀波就常从居住的亚运村跑到天安门。拍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七八个月里，他依次在澳洲、香港、加拿大、拉斯维加斯、伦敦和澳门的街道上跑步和穿行。
这些生命中的诸多片段，都以一种碎片化却多多少少有着相似感觉的意象，贴合并指向着生存方式和审美意义的都市游荡者形象——在晃晃悠悠的20 世纪80 年代，吴秀波曾是最彻底的京城游荡者之一；在作为演员和明星的后半生，他开始在名利场中的另一种“游荡”：来往于不同角色构筑的幻梦间，并在明星、演员和普通人的身份里持续矛盾和游移。
自然时间
《人物》杂志记者又见到吴秀波的那个下午，吴秀波和《军师联盟》的导演、编剧出现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电影电视评论学会联合主办的主题研讨会上。已经完成播放的《军师联盟》上半部在全网的网络播放量接近60 亿人次，豆瓣评分也稳定在8.1 分。
研讨会安排在一间酒店会议室进行。现场来了12 位专家、3 位主创，每人发言均超过半小时。其间不断有人离开会场，但吴秀波坐到了会议结束。
当开始播放《军师联盟》下半部片花时，房间的灯还亮着。吴秀波大步走到会议室的两扇大窗户边拉上窗帘，走回座位途中，又双手合十拜托大家把手机关了，把灯也关一下。看到屏幕前还杵着一支三脚架，他又起身向前，把架子挪到一边。
片花里的老年司马懿，须发蓬乱，身披红色长袍，如同罩在一张欲望的大网之中。这是吴秀波第一次扮演70 岁的老人。
拍摄这部电视剧用了奢侈的333 天，而这一切似乎早有预兆。2011年，吴秀波凭谍战剧《黎明之前》爆红之后的第二年，他多年的好哥们儿，后来在《人民的名义》中因饰演陈海“一躺成名”的黄俊鹏，在电视上看到上《鲁豫有约》的吴秀波，开心极了，他立刻发短信给吴秀波：“哇，我说主持人好喜欢你，而你又那么乖乖地坐在那儿，我看到了你的成功，我就像感觉到我自己成功一样……”吴秀波后来发过一个短信说：“鹏儿，你现在境界真高。”
节目里，鲁豫问吴秀波：“如果一切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实现，你要什么就是什么，你希望什么样？”
“我希望慢，我希望懒散，我希望舒缓。”
鲁豫说：“你慢不下来了，至少这几年。”
吴秀波想了一下说：“别人找我拍，给我3 个月，我自己弄一个戏，可以弄8 个月，谁也不敢催我。”
没人知道那是随口一说还是思虑已久的计划。7 年过去，吴秀波真的弄了一部自己的戏，时间不是8 个月，而是奢侈和当下不可想象的333 天。
别人按照效率最大化组织拍摄方式，他按照角色和情节的自然时间，蓄真实的须发，按人物成长顺着拍。这可能是横店近年来唯一还在顺拍的剧组。
这一次，吴秀波不仅做主演，还兼制片和监制。这样做“是为了在成本和资本层面更自主”。自主之外，还有当下行业里罕有的“任性”。
其间，黄俊鹏受邀前往客串徐庶一角。他回忆道：“其他剧组一天能拍8 页纸，秀波的戏就拍2 页纸，每天到剧组先聊2 个小时剧本才开始拍。其实秀波就想拍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好戏，有质量的戏，但其他好多演员很着急，说‘时间太长啦’，我还帮着安抚这些演员，我说：‘我想演更重要的角色，秀波都没让我演，只让我演司马懿年轻时的好友徐庶，你们好好演吧，这戏值，肯定比你拍10 个戏都管用！’”
合作方之一的优酷剧集中心高级总监许志敏曾去横店探班，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场拍李晨扮演的曹丕退朝，现场因为不确定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大家就停下来讨论了很久，最后退朝加转身的这场戏就拍了大半个下午。
剧组创下的另一桩横店纪录是吴秀波大手笔给剧组安装了近100 台立式空调。盛夏，横店棚内温度达到40℃，室内打上光，能达到50℃多，剧组演员穿的都是里外三层大古装，外面还有盔甲和毛皮，新装修的1000 多平方米的宫殿又热又臭。
吴秀波回忆：“人到那种程度，别说演戏，都不想活了，对生命都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我演了十几条，牛都热得不愿意走了。你再‘资本家’，也不能这么干活。”
他提出装空调，其他制片人一听全部都傻了。但吴秀波从演员的角度思考，“编剧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写的，导演边上也可以有风扇或者冰块。最苦的是站在镜头前的演员。人在极度严酷的情况下，你的表演是无法达到一种特自如的可能性的。”
剧组终于凉快下来了。
吴秀波似乎想要竭尽所能地创造一个他标准系统中的戏剧“乌托邦”。
在经过早年那些靠演戏来养家糊口的奔忙年月后，在很长时间里，吴秀波已经将“表演”当成了自己余生的“安全岛”和“百忧解”。因为曾经“过过很多所谓无奈、清冷和落魄的日子”，吴秀波觉得“拍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他“不擅与人交流，与人谈话时不太敢看对方眼睛，30 多岁了也找不到方式表达自己”。后来当他发现做演员的自己是一个能在“异度空间讨生活的人，可以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找一个角色来生存、来表达自我”，他从虚拟空间里找到了现实避难所，也“最终找到和表演兴趣的缘分”。
在吴秀波云遮雾罩地与采访者谈论哲学、宗教、欲望、“笼子”的话语间隙里，他也曾经不止一次低回地表达着自己和“表演”之间的最终认定：
我是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老天爷真的对我太好了。生活中的我一无是处。我老觉得自己像个寄居蟹，我不完美，我没有一个壳，所以，演戏特别好的是，我可以这几个月，活在一个特别强大的壳里，我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和安全，这种幸福对我来说，真是让我流连忘返。
在做《军师联盟》前，他感到“如果再不做一个戏，不拍一个自己爱拍的戏的话，我连‘忘忧’，都可能没有了”。
丢钥匙找钥匙
2017 年8 月22 日下午，方家胡同里一处艺文展览空间外的露台上，被十几个工作人员围在狭长通道深处拍摄照片的吴秀波，似乎有点焦躁。
他的经纪人敏锐地觉察到他的不适。
“我们清一下场好吧，人太多了，太多了，紧张，影响状态。”经纪人把一半的人请进了屋。等换到室内场景拍摄时，她突然问场地方能否提供音箱，因为音乐能让吴秀波放松和松弛下来。音箱还没找到，经纪人索性打开手机外放萧敬腾的歌。在摄影师换镜头的间隙，吴秀波跟着音乐唱出了声。
即便身处娱乐工业时代，但长久以来，吴秀波几乎从未与喧闹的气氛相融。在目前还在播出的明星真人秀《我们来了》里，他被评价为“最慢热的成员”。
吴秀波自幼就显得敏感而孤单。身为外交官的父亲常年驻外，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在药店做财务的母亲，工作总是很忙。他一度被寄养在当时北京城郊的姨妈家。放学之后，他游荡在田野里，跟猫、鸡、马、蛐蛐儿、蝈蝈儿待在一块儿。更多的时候，一个人待着。
“那种承受孤单和独处的能力，是我童年一直不缺的。”等他被接回家，唯一的、永远跟着他的朋友，就是挂在脖子上的那把钥匙，有时候那钥匙丢了，他顺着河边找，找到天都快黑了。那几年他丢了好多把钥匙，到现在他最怕的还是别人给他钥匙。
他习惯了独处。少年时代，他常常逃课去日坛公园，溜达，看书，发呆，跟工人老师傅学武术。成年后，他说自己几乎“分分秒秒都在独处”。这种游离让他敏感。
“有的时候我在大马路上偶尔看到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太太，特别新奇地趴在椅子边上看着过往的汽车，我都会觉得，人好不容易啊。”
等吴秀波上小学后，大他5 岁、同父异母的哥哥来到北京。哥哥特别爱学习并且享受学习的过程。每天早上都是哥哥晨读的声音把他吵醒。
在他还迷迷瞪瞪的时候，哥哥已经背完了英语单词，开始背诵唐诗。曾经一度，他能够背出《琵琶行》，那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哥哥念诵记住的。
但家里大部分时间仍很安静。父亲和哥哥都是话不多的人。在他记忆里，父亲极为沉默寡言，到现在他能想起来的两人说话的次数，不超过10 次，在吴秀波的印象中，这10 次里面有五六次，他都在尴尬地笑着。
父子俩唯一的一次身体接触，来自一次比试掰腕子。
在更漫长的时间里，父亲总是沉默地背对着人抽烟。等到吴秀波多年后拍摄《北京爱上西雅图》时，他发现男主角Frank 很像父亲——内心是春去秋来，日复一日。
但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吴秀波甚至觉得自己跟父亲“没多大关系”，“从小到大，我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有什么需要去问爸爸。
他可能没有给我任何的指导，也不存在给我任何的误导”。
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吴秀波都由自己来做决断。他曾去考过少年宫，但没被录取，因为不够活泼。高中毕业考中戏的事，也没有跟家人商量。
“有一天回来的路上，正好看到当时《北京晚报》上的招生简章，我就报名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什么，一试、二试、三试，最终上了。”
大学毕业进入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后，他开始跟着师兄们坐着空荡荡的车厢去下路演出，每次回到北京都有新的变化：喇叭裤、蛤蟆镜、录音机、邓丽君、谭咏麟……吴秀波从平静、孤独的少年时代进入自由和自主的青年时代。
R o l l i n g W u
演员吴秀波已经很少在公共场合唱歌了。在为李健参加《我是歌手》节目助唱两年后，前几日，他又在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我们来了》中唱起了十几年前做歌手时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梦想的鱼》。
与现在安住于戏剧的“壳”不同，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吴秀波对演戏没有太大兴趣，那时最吸引他的是当时刚兴起的娱乐方式：卡拉OK。
当时的卡拉OK 简陋到近乎茶话会现场，但吴秀波的演唱能力在那里获得了初步的认可。
1987 年，吴秀波所在的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的两三个大哥哥跟人合伙开了一家特简易的歌厅。因为还要有人报幕，他们就把他找去当主持人了。有天晚上，赶上有位歌手 发烧，不能登台，他大着胆子上去唱了两首，效果还不错，此后他就转行做了歌手，一唱就是10 年。
歌手沙宝亮如今向《人物》记者回忆时，还记得那时的吴秀波是“京城夜场一哥”“纵横和平饭店、台湾饭店、大富豪这些最著名的歌厅”。
那时两人常约着在友谊宾馆泳池游泳，沙宝亮说：“哥儿几个都花枝招展的。因为那儿的美女特别多，秀波戴一副雷朋墨镜，我们都以看美女为主，以游泳为辅。”
“全北京城混夜店的都知道他，Rolling Wu。Rolling 是他的英文名。”高维那回忆道，“那时所有来北京玩儿的有钱人，都会去和平饭店听Rolling Wu 唱歌。”
从小一直自己蔫着的吴秀波，在音乐和夜场里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成就感。他向《人物》记者回忆，登台时他会穿歌厅老板特意从香港为他买回的演出服，某一年的圣诞节，他收了上千束花，“每一束花是人家花50 块钱买的，你收了再把它退给老板，可以赚5 块。
那是一个相当奇异和巨大的收益。如果你收到1000 束花，一束花退5块钱，你说那是多少钱？ 5000 块钱，几乎是当时一个高薪的人一年的工资。”
那时候，吴秀波在铁道话剧团的同事，每月才一百来块的工资。而他一晚上就能赚200 块，其他歌厅的歌手大多七八十，最高的也超不过120 块。
歌手黄格选回忆：“那时的吴秀波不是歌手里唱得最专业的，但绝对是最讨女孩喜欢的。”
如同赴流水席似的，歌手们往返于三四个歌厅之间。为了方便来回穿梭，一堆歌手和舞者一起包车。戴军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回忆，那时他和吴秀波、满文军同在一家夜总会驻唱，每天要一起打车。一个冬天，他们打着车去大富豪歌舞厅赶场，一路穿梭小巷子，争分夺秒。
每晚唱完最后一场，大家开始约麻将。吴秀波觉得那时候太逗了：“不想约女孩，就想约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睡到中午起床健身，你想多健康的生活啊。健身结束之后吃顿晚饭，然后开始上班。太洋气了，太洋气了！
那就是过着诗人一样的生活，太美好了，太美好了！”
吴秀波在谈论20 世纪80 年代时带来了6 小时采访中罕见的时刻。
成为明星后吴秀波称“掩藏自我是我的心性”，但“表达自我”是他的“工作”，采访时他总是用时而抽象、时而缠绕的语言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
但在这个北京夏末的下午，坐在方家胡同这个艺文空间卡其色棉布沙发里的吴秀波突然变得兴奋起来，罕有地将这道屏障打开了一丝缝隙。
他没有节制或警觉地收起谈话兴致的意思。他的经纪人则露出难得的笑容，坐在对面叹道：“真是很久没听他讲这些事儿了。”
歌厅里的一些观众后来成了吴秀波最早一拨的影迷。她们在贴吧里回忆道：年轻的时候，他走路的姿势是那种有点“垮”的劲儿，好像无时无刻不是躺在“懒骨头”沙发上似的。
在刘蓓眼里，那时的吴秀波永远一个状态：吊儿郎当，对钱没有概念。
有时没有地方睡觉，他也会跑去刘蓓家。刘蓓说：“首先一进门他是饿，得吃，吃完就看电视，要不然就是约其他朋友过来打会儿麻将。
打会儿麻将然后散了，可能睡完一觉，你也看不见他人哪儿去了。”
仗着一个月一万多的收入，晃晃悠悠的吴秀波，敢去全北京所有的餐厅吃饭。最多的时候，他身边能围着30 多个人。
“什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他本来窝在沙发里的上半身突然坐了起来，脸上显出过去一周两次采访和两次观察时都未曾出现的音量和大笑。接着他扬起下巴冲门外甩了几下：“你们去打听打听！你问问黄格选，你问问韩红，你问问韩磊，你问问满文军，敢说不认识我吗？我比他们看着都更偶像一些！我比他们都更鲜肉一些！我那个时候才叫京城阔少呢！而且是文艺阔少！”
吴秀波觉得：“最牛的就是钱都花掉了。那个时候你如果要把钱攒下来，得后悔死了。我有一个朋友攒下钱来，给他们家买房子、买车，真攒下了，现在后悔死了，因为他现在在做房地产，也挣不少钱，他老说，你说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把那些钱都花了？”
那一刻，吴秀波暂时离开了演员和明星的外壳，无比欢快地溜回了年轻时在歌厅唱歌的黄金时代和那座“无忧岛”里。
“那个时候的情感，我认为比现在好多了。”他难得地与坐他对面的人进行了眼神接触，“那个时候就是，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房有车，真的是因为那天下午阳光很好，你穿件白衬衫，那个时候的情感干净、简单、自然、天生，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因为分手吃亏的愤恨，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年轻人心是真正年轻的，是真正不思退路的，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没有如枷锁般两人对立，好坏不分的。时光荏苒，忽然间变得愚蠢至极，我也不理解。非常美好的20 世纪80 年代，梦一样的时代，一去不回。突然就没了。人类就是由于大量资源的涌入，开始积攒或者与别人拼夺剩余价值，这时候，那些美好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余晖散去
就像一扇门突然关上，20 世纪80 年代的余晖消散了，而面前即将在2019 年进入50 岁的明星吴秀波，也突然收起了谈话的兴致。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中国流行音乐进入唱片工业时代。吴秀波突然发觉，某一天开始，大家一个接一个离开了歌厅，出现在了晚会上，还有一些人参加歌唱比赛，找到公司签约，完成包装，从夜里到了白天，从歌厅进了电视，“一类是早期的歌手，一类是后期的唱片歌手，简单来说就是电视群体和歌厅群体，两个群体也开始出现了群体间的不齿”。
吴秀波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老了。那是1998 年，他已经从20 岁唱到30 岁，身边的同行换了一茬又一茬：满文军、韩红、潘劲东、沙宝亮，黄格选、黄觉，一个个都离开了，“人会有某种生理年龄上的怯懦和自省，就是当你年龄一到了30 岁的时候，恰巧赶上那个时代结束，你突然间觉得，哎呀，不是说你客观上不能在这儿混了，而是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不能再这样了。”
吴秀波又在歌厅辗转流连了几年。不离去，他认为“不是不能，是贪恋”，他依然“觉得我很富有，我是一个浪漫的诗人，我是一个游走在北京东南城的少年，我不屑于像他们那样，我就想在歌厅继续唱”。
但也有旧友回想那时吴秀波的选择，“他认为他是不世俗，就是我不想追名求利，我这样是OK 的。但我认为这是软弱，是那种害怕，是退却”。
歌厅渐渐开始关门了，歌手的数量渐渐变少了。他想要暂时逃离巨变中的北京，匆匆南下广州。戴军曾在2012 年的一档综艺节目里回忆，歌手孙浩曾在广州夜场当“总管”，负责面试歌手。吴秀波和杨坤都去面试过，但都被孙浩给刷下去了，因为“年龄比较大”。
之后，吴秀波又去了广州另一家夜总会，那时同是歌手的周迅还没北上。某天夜总会突然来了20 多人，“他们认真看着周迅表演，唱完就把人带走了。后来这些歌手才听说她是被陈凯歌找去演戏了。”
1993 年，他又逃去了昆明，在一个朋友开的娱乐城驻唱。那时的昆明有一种通宵放映的电影院，每天晚上大概会放映十来部电影。到昆明的第一个月，吴秀波整夜整夜地待在电影院里，或是到昆明郊区的山上骑马，每次付给主人几块钱，就可以骑着马漫山遍野地去晃荡。
等一两年后再回到北京，吴秀波感觉“更加不行了”。人过三十，身体开始发胖。甚至有时是有意的，他将自己“吃”到了170 斤。
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打开电视，活得太在意，极其要面子，于是宁可不做这一行。他开始开美容院、开饭店，但经营什么都不赚钱，反而卖店能赚钱。吴秀波最擅长就是卖店，他的朋友这样形容他——天生就是一个演员，演什么像什么。来谈买店的人有大学生，有做生意的，有一直干这行的，“他遇到什么人就演什么，有的时候戴眼镜，有的时候穿风衣，人问为什么要卖店啊，他说要移民，一会儿加拿大，一会儿澳大利亚，就各种想辙，结果都卖掉了。”高维那回忆，“现实生活中，但凡遇到让他发怵的事儿，他就努力把自己装成另一个人，以表演的姿态去应对。他是一个演员，从根儿上就是。”
黎明之前
2002 年，刘蓓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来自吴秀波。在失联两年后，他们又巧合般地住到了同一个小区。这一年吴秀波结了婚，并做了父亲，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电话里，吴秀波告诉她：“我没有钱吃饭了。”再见面，刘蓓被他外形上的变化惊呆了。“非常胖，”她想，“年轻时候的那个男孩哪儿去了，你看不到帅了，就只看到一个让自己随波逐流的男人，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很年轻啊。他用他的无所谓来掩饰他的有所谓。他身上依旧有放浪形骸的东西，又非常孤独忧郁，甚至有些极端和抑郁。他也非常脆弱，晃晃悠悠到30 多岁，用玩世不恭的态度逃避一切。”
刘蓓开始督促他去减肥，而且“必须要工作，必须要让自己忙起来”。
她说：“如果要帮一个人，不可以说我给你封个红包就好了，而是真的要把他拽起来。”于是，刘蓓找他来给自己做了经纪人。
吴秀波记得自己基本没有为刘蓓签过成功的合约。唯一让刘蓓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去深圳给周杰伦颁奖，“那是他作为经纪人给我接的最漂亮的一单，此外就没了”。
曾有媒体写过那时的故事，刘蓓自己去谈生意，吴秀波拎着包跟在后面——当《人物》记者向刘蓓求证时，她笑了起来：“你以为他会拎包吗？真的不是他拎包……可能有什么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的时候，他可能做做样子，假装拎个包，其他时候，他是一个甩手的经纪人来着。”
有了儿子的吴秀波，对工作和经济来源有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刘蓓觉得经纪人的收入，短时间也改善不了他的生活，于是试着推荐他去剧组演戏。刘蓓当时的丈夫张健跟吴秀波也是非常好的哥们儿。2002 年，两人为了帮助吴秀波这个“弟弟”，特地成立了一家公司，请了傅彪、冯远征、丁志诚、牛莉、陶虹等十几位大腕儿一起来捧吴秀波主演的刑侦剧《立案侦查》。
参演来“抬”他的其他演员都是实力派，吴秀波青涩的演技让导演很不满意。导演打电话给张健，要求换男主角，说：“要不然这戏就完蛋了。”但张健非常讲义气，说不换，并安慰吴秀波：“没事，这是咱家的，拍不好，咱再拍一个。”
这是吴秀波作为新演员的第一年。那一年他已经34 岁。
在生存面前，那几年，他最大的任务是减肥。那个时候，别人会说：“你瞧你这年龄还演戏，你还能演吗？你看人家都多年轻、人家多瘦啊，那你唯一要做的是先要跟别人拉平，拉平这个差异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吴秀波从170 多斤减到了126 斤。那期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在两个剧组跨着拍戏。减肥令他感到抑郁和了无生趣。而到晚上，他会“梦到无数吃的，最多梦到的是鱼”。当时有几天，他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
一次感冒，他高烧不退，大夫说如果再不吃饭的话，什么药都治不好了。
但在那样的极端状态，人也不是马上就能吃得下食物的。看完医生的当晚，吴秀波已经站不起来了。他晕晕乎乎地晃到洗手间打开灯，照镜子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我爸了，所以你们知道我爸到老的时候有多瘦吗？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哎，我跟我爸长得还是有点像的。”
在张健和刘蓓的帮助下，吴秀波拍的戏渐渐多起来。从2003 年到2014 年，跟他合作了5 部戏的导演杨文军，看到了作为演员的吴秀波的变化。
杨文军印象最深的是2003 年，吴秀波来试镜《非常道》的反派一号。“特别有备而来，平时都是穿得比较随意，但那天西装领带搭配大衣，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完全就是穿成了戏里那个人物”。后来杨文军才知道那个时候吴秀波很拮据，那一身东西全是跟张健借的。
吴秀波和黄俊鹏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在青岛拍《道可道》《非常道》时开始的。两人常常在饭后一起走路减肥。那时的吴秀波已经对表演产生了兴趣。黄俊鹏回忆道：“拍完戏，我在外面跟张健喝大酒玩儿的时候，秀波总在后期机房剪片子，把他所有前期表演不足的地方，在后期全部要找回来，非常用心和用功。”
时间到了2008 年，吴秀波已经拍了十几部戏，生存和养家糊口不再是问题。但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也快被掏空了。他对自己的表演模式丧失了信心。整个2008 年，他没有拍戏，拒绝了很多剧本。
黄俊鹏记得那一年，基本上每个礼拜，他们都要爬一到两次山。经常白天在公司开开会、聊聊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去爬香山了。最开心的就是从香山爬三个小时下来之后，直接开车到顺义吃个柴火烧的铁锅鱼贴饼子。
那时候吴秀波已经爱上跑步。曾经有一度，他每天从住的亚运村跑到天安门，然后再打车回家。
在漫长的蛰伏和等待中，机会来了。
2009 年，导演刘江打算拍摄一部叫作《黎明之前》的谍战片。他本来想找一位一线男明星来饰演男主角刘新杰。但后来因为剧本延期，男明星的档期错过了。于是投资方向刘江推荐了42 岁的“新人”吴秀波。
这之前，刘江根本没有看过吴秀波演的戏。
然而第一次见面，刘江就觉得吴秀波更适合他心目中的那个刘新杰：“刘新杰身上的那种阴柔、有点颓的气质，跟他当时特别贴合……说白了，我当时，最理想的人选是梁朝伟，就应该是那种样子。结果，好，生活中来了这么一个。”
但吴秀波看了本子之后有点犹豫，他觉得人物有些“被动”，本来想推掉的，但最后还是进了组。
整个拍摄中，吴秀波的犹豫让刘江印象很深。“我记得快拍完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特认真地问我：‘刘老，我怎么觉得我这角色没什么动作，这事就快完了呢？’”
吴秀波所说的男主角“没什么动作”，在刘江看来“可能是一种错觉。
我是觉得他可能会觉得这次演得有点太放松、太松弛了，因为这个剧的人物结构是其他人物、其他所有情节都在为刘新杰服务……之前有很多事已经帮你办了，所以演的过程中，你没有觉得有‘动作’，不代表这个人的危机感和这整个戏的张力都不够”。刘江回忆，当时他这样跟吴秀波说，让他宽心。
吴秀波觉得这次演得有点太放松了，跟过去的表演方式都不太一样，“没有那么满和用力”。有一场戏，是刘新杰在弟弟牺牲后，去郊外送别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弟妹。吴秀波一共演了两条，刘江看完都哭了。但剪辑的时候，刘江坚持要用第二条，吴秀波想不通。
“第一条情绪多饱满啊！”吴秀波这么跟刘江说。刘江回道：“我说秀波，你一定要信我的，一定要用第二条。你要留几分，留给观众，你不要给得太满。”到后期，吴秀波完全领会了刘江这部戏的导演风格。
大结局那场戏是林永健饰演的哥哥跟弟弟刘新杰分道扬镳。刘江至今记得，那天光线非常漂亮，“林永健演得很动情，眼里流着眼泪，但是秀波选择更内敛的表现，就是几乎是面无表情，我觉得特别好”，刘江当时就跟旁边的摄影师感叹：“你看吧，新偶像诞生了！”
但那时，从2008 年起开始陷入自我怀疑中的吴秀波却在想，这个戏播完了，他或许会失业，“因为可能没有人这么慵懒地演戏，或者不表达地演戏”。
黎明之后
2010 年10 月，《黎明之前》播出。一位豆瓣网友在当月评论道：这个吴秀波要火。3 年之后，他再次评论自己的老帖：果然被我料中了。
如何形容吴秀波在《黎明之前》后的“红”呢？他说接下来的2011 年，他做了200 多个采访。
像是一个双重隐喻，他的生活和事业都走进了黎明之后的光明。
相隔20 年，曾经的北京歌厅与夜场风华最盛的歌手Rolling Wu，在2010 年因演戏成为中国演艺圈中最受瞩目的成熟男演员。在盛大和速朽的名利场里，他又一次凭借技艺、脸蛋、灵魂的交换和售卖，获得了广大人群的爱慕。那一年，他42 岁。在他所身处的生态环境里，像他这样能够在两个时代、两个声色表演领域里都留下醒目的个人坐标，并在40 岁以后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明星的艺人，屈指可数。
在《黎明之前》播出的两三年前，黄俊鹏记得他还调侃过吴秀波和王宝强。
“我说，秀波，你不是明星，王宝强是，为什么？我把你的照片拿出来，人说‘哎哟，这小伙子挺眼熟的，演过不少戏，他叫什么’，我说‘叫吴秀波’，‘哦，对对对，好像是叫什么波，这哥们儿挺会演戏的’，是这种状态。但王宝强是个明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黄俊鹏记得吴秀波听完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鹏儿啊，你知道吗，其实做一个业内资深的演员非常自在，你又有戏拍，收入也不错，而且你还比较自在，没有那么多人盯着。而作为一个明星，你得把你的私生活拿出来让大家娱乐，所有人得盯着你，多累啊。”
黄俊鹏附和道：“有道理啊。”但是没想到吴秀波很快就成了明星。
黄俊鹏记得吴秀波刚“红”时，有过短暂的飞扬和“快感”。他曾陪吴秀波一起去看母亲，“他的司机在前面开着车，那时候我们感觉到一个意气风发的秀波……他说自己觉得现在过得特别开心，因为戏也很好，各个方面都很好”。
但很快，两人下楼遛弯儿都会有七八个人上来要签名。吴秀波开始希望能“找一株隐身草，随身携带，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他必须接受“被看”，接受不间断地向外界解释、表述和总结自我。
他曾一度不能与采访方步调一致，认为自己有严重的“人际交往恐惧”，并且至今坚信“人之间产生真正的沟通很难。因为交流不解决问题，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号”。他拒绝向媒体输出一种稳定的人设，“现在面对采访，有的时候我以为就像来家里吃饭……你到我家，赶上我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我心情不好，你就听我发牢骚，今天我特高兴，你就听我唱歌”。在他接受主持人何东采访时曾经这样剖白。
但是他尝试着与明星身份和解。
被采访多了，他渐渐找到一种与记者聊天的方式。他像演戏一样想象自己在一个暖和的下午，坐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晒太阳，而对面的采访者可能是能说到一块儿的“老人”，也可能是老提他不乐意回答的问题的“孩子”。一旦碰上频率不对、交流障碍，他就挑选对方话里他感兴趣的某一个题目，“把那个话变成自己问自己，然后自己跟自己聊”。
这样的生活是矛盾的，在接受《人物》记者的采访时，他剖白自己的状态：“我依旧喜欢自由散漫，依旧喜欢提笼架鸟，甚至依旧冲动而愤怒。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在一瞬间就都不被允许了。不仅所有的报纸、杂志说这些不允许，经纪人也说不允许，然后你就开始做另外一个功课，开始慢慢适应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我直到今天还在适应。”
在第一次采访当天，吴秀波先是从上海飞回北京，航班延误了两小时，下午5 点到7 点之间出席粉丝见面会，8 点到10 点又要接受采访，第二天一早7 点，他们又要再坐高铁、汽车，辗转前往湖南录制综艺节目。
他显得疲惫不堪，先是喝了一杯咖啡，但仍旧很难打起精神。作为明星的吴秀波和真实的吴秀波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像此刻，我们正在采访，我有一个念头，我想抽烟；但可能又有一个念头说这是采访，你不应该抽烟，为什么不应该抽烟？你应该在意自己的形象，这样你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角色。然后一个我说不在乎我的形象有损伤；另一个又说不不不，你是一个很好的偶像，你不应该抽烟，你抽烟会影响到别人……难道我要欺骗别人说我不抽烟吗？所以在这里，我会产生巨大的矛盾感。”他极快地讲出这缠绕纠结的一大段。
然后，他长出一口气，注视了一会儿地面，像是突然做出某种决定，他抬起头望向镜头，说：“明年我就50 岁了，也许我这一生不能对所有人诚实，但一定要对自己诚实，来吧，”坐在反光板下和摄像机前的吴秀波，越过面前的一排围观者，向不远处的助手摊开了右手，“给我拿根烟吧。”
自由
关于抽烟，杨文军记得2003 年左右，吴秀波自己从来不带烟。请客吃饭的时候，也都是其他朋友掏钱，“那个时候他真没钱，他要养家”。
他发现吴秀波“红”了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他老蹭我们吃的、蹭我们喝的，红了以后，他真的开始请我们吃饭了。再后来，我们吃饭几乎全是他买单了，他永远是偷摸抢着买完了”。
不过，当年蹭朋友的，吴秀波从来都很理直气壮。在杨文军看来，他根本就没有金钱的概念。
除此之外，杨文军发现他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他红之前，我们俩拍戏经常‘打架’，就是吵得很厉害，因为他有的时候特别固执。
我那时候跟他急过好几回，真的是开干。但是后来他真正红了之后，我反而觉得他变得特别谦和，我们俩也很少吵架了”。
在刘蓓看来，吴秀波从来没有为“不红”焦虑过，“他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那种孤独、忧郁的气质，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的。我相信他是不会变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孤独。也可能他拍几年戏转身去玩别的了，也可能他痴迷于演戏成戏疯子了，反正滚滚红尘带不走他满脸的羞涩。所以我现在想，对于他的红与不红，对于他的其他一切，哎，可能这次（指《军师联盟》的火爆）之后，他会更不在乎了吧。”
而这之前所有曾经的晃荡、发呆、逃避、拖延和沉沦，“都不是浪费……我们看不到的也不知道的那些他的思考、观察还有经历，这对他来说都是为后来做准备。他是娱乐圈的边缘人，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
对于物质，朋友们发现吴秀波近来的选择和态度似乎更“自由”了。
2014 年，吴秀波和导演杨文军拍《离婚律师》。拍到最后，主创对大结局都不太满意，但投资方觉得已经很好，也来不及改了。杨文军记得吴秀波跟投资方纠结了很久，还发了一封长信给对方。他特别大方地提出：“之前整个戏超期得很厉害，如果对方同意新结局的方案，超期的钱他一分不要”。
吴秀波仍没什么物欲，黄俊鹏说：“《黎明之前》爆红之后他就买了一辆路虎，还说是咬着牙买的呢。你看演员都有大房车什么的，他就自己买了一个别克商务，还跟我说，那车特别好，又便宜，真好用。之前好像还买过一辆GMC，用了两部戏就卖了，他说又招摇，还高，每次都得爬，不舒服。”
比起10 年前因为想赚钱养家而仓促开始的演员生涯，如今的吴秀波已经将演戏看作“和活着一样重要的事”。
《军师联盟》还没拍完的时候，张永新记得有一天吴秀波来他工作室聊天。
“一进门他就感慨：这回于和伟大发了！我说怎么大发了，他说演得太牛了，这回他要爆。他说有一回他有工作，回北京待了十几天，再回去的时候发现，不对，全组的工作人员和演员看见于和伟都绕着走，因为他那个人物当时已经是曹操灵魂附体了。他说‘我看他的眼神都觉得邪得慌，害怕，知道吧’。他连说‘糟了，糟了，完了，自己得赶紧加油了，要不然追不上他了’。”
就这样被起起伏伏的时代和生活推挤着，吴秀波幸运地再一次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提供安全感的“躲避岛”和一张能让他继续自由游荡的“壳”。
“演员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幸福的行业。所有的人以为演戏的人是骗子，他们在虚伪地做一些表演。大家可能不知道，演员在生活里可能是个骗子，但在银幕上、荧屏里，他是个说实话的人——因为银幕上更安全。”
从这个意义来说，吴秀波自认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演员的“壳”让他“在生活惶恐或者觉得无趣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去，因为只要我进入一个戏剧、进入一个角色，我的现实生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旦你进入角色，完完全全地被那个角色的那段经历所带动和专注，而同时那里面又没有所谓的风险，只有情感的宣泄和态度的表达，那确实是一个能养生救命的地方”。
这也让他每次到了杀青的时候，都会很失落，“因为每次我花掉两三个月的时间，住在这个角色的身体里生活，突然间一停，我会有留恋的感觉。之后进新的组，就等于你的精神在搬家，搬家总归还是不太喜欢”。
白杨树叶
即便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第二副“壳”，吴秀波依旧无比留恋在歌厅唱歌的岁月。他幻想过要抱着吉他出没于各个酒吧，到老了，有一天醉死在从这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的路上。
2017 年春节后，当年北京四大夜场之一的大富豪夜总会老板白平，联络了几十位当年在歌厅唱歌和跳舞的老朋友一起聚会。戴军后来在自己写的文章《我就在你身边》中回忆，大家一直喝到了凌晨一点。那天晚上，吴秀波看着这些20 年前一起闯荡北京的朋友们一直在流泪。
“老戴，你知道吗？这些年，虽然我挣得比较多，但是我不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光，是你们陪我一起过来的那段日子，那个时候我可以肆意享受生活。看到你们，我又开始怀念那段时光了，你知道我有多快乐吗？” 吴秀波抱着戴军说。
午夜1 点，大家都已经半醉，有人说：散了吧！
吴秀波举起杯对大家说：“今天一晚上，各位拍了许多照片，也录了很多视频，包括各位服务员，你们也一直都在拍，在这儿，我求大家一件事儿。”
戴军想：“哟，终于回过神来了，是要我们删除吗？”
吴秀波说：“明天，我给各位一个邮箱，请大家选择拍得不错的，发给我。我会用在我新剧的片尾，做成彩蛋。”
吴秀波曾经和刘蓓一起出演过电视剧《嫁衣》，在一场戏里，吴秀波通过剧中那个酷似他早年浪荡经历的男主角之口，用一段自己构思的台词，表达了对刘蓓多年帮助和提携的感恩之心。
那是《伊索寓言》里一个关于蛐蛐和蚂蚁的故事：秋天的时候，所有的虫子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蚂蚁在拼命往家里背着过冬的吃的东西。蛐蛐呢，特别闲散，坐在路边弹着吉他，给过路的虫子唱着自己的歌儿。转眼冬天就到了，在一个特别特别冷的夜里，下着大雪，蛐蛐去敲蚂蚁家的门，蚂蚁打开门一看，就问蛐蛐：“你有事儿吗？”
蛐蛐说：“你能给我点吃的吗？我太冷了，我如果再不吃点东西的话，我就会被冻死。”蚂蚁说：“秋天的时候你干吗去了？”蛐蛐说：“秋天的时候我一直在唱歌。”蚂蚁说：“那你还唱歌吧。”蛐蛐没有办法只能掉头走了。
就在那个特别冷的夜里，蛐蛐被冻死了。
蛐蛐又被叫作秋虫。
“秋虫”吴秀波，似乎依旧游荡在20 世纪80 年代的“lalaland”中。
那里是青春、本真、无功利、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过去的好日子。曾经，他像那只故事里的蛐蛐一样，光顾着唱歌和浪荡，差点儿饿死在冬天。
在之后的岁月里，他曾经在一次接受主持人马东采访时说：“推着你走的根本不是你自己，有时候你好像要装扮成另外一个自己，不停地在别人眼里努力工作，其实自己也不明白干吗要这样。我就是那个努力想让自己明白，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被一个东西推着走的人，然后我就是不想走那么快。”
吴秀波说：“在现实生活中，持有蛐蛐世界观的人，得以苟活已经很幸运，基本上在《伊索寓言》里不得善终。那时候，刘蓓可能也跟我说，你应该过好点，应该像蚂蚁一样去搬粮食，可我终究知道我不是那只蚂蚁。”
在近20 年的老朋友黄俊鹏眼里，吴秀波对离开“中心”的欲望，一直都存在。
“最好是自由自在地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不用去节食，不用去减肥，”他曾跟黄俊鹏提过，“鹏儿，以后老了，我们哥儿几个一起去森林里玩儿，侃大山，吃烧烤，晒太阳。”黄俊鹏去帮他客串《军师联盟》的时候，有天，吴秀波就跟黄俊鹏和来喜说：“过两年，你们会看见，海滩上有一个戴墨镜的大胖子，那就是我。”
秋天是吴秀波最喜欢的季节。
只要双脚还能游荡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他就知道，那种从他少年时代起便已经熟悉的声音和气温又快出现了：“那是北京临近秋天的时候，白杨树叶的响声，正好是夏末，还有些暑气，那个时候不管你走了多长路，或者在一个空寂的屋子里望着外边的树，或者在一个公园的角落坐在一棵树下，北京的杨树很多，白杨的叶子在临近初秋的时候开始慢慢地丰满，那个时候风吹过来以后，整个树叶像在拍手，对，然后尾随着一阵风过，就好像有人在为你这一个下午和你的生命在鼓掌。那个时候你就会变得格外安静，而且那个时候的风虽然热闹，但已经没了暑气，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暑热退去，而略带秋天孤单、成熟的味道。我们走在所有的路上，走在约女朋友的路上，走在从哪个地方下班的路上，从哪个地方上班的路上，走在所有的路上。
走在所有看不见未来但也不牢记过往、没有太多的财富、不恐慌不青涩，以及可以随时付出情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