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绪 言一 革命元勋章先生名炳麟，字枚叔，爱慕昆山顾炎武的为人，改名曰绛，别号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这个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只要一看那时代的背景，便可了然。先生公元1869年（民国纪元前四三年，即清同治八年），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生年比国父小三岁。那时侯，正是中英缔结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二十七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九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五年。从里面看，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厉害一天；从外面看，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天沉重一天。但是当时士大夫们苛且偷安，懵然无觉。所谓优秀分子者，也不过或言变法，或谈立宪，议论纷纷，徒乱一般人民的视听。自从先生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又和国父相见定交，同谋革命，先生的文字鼓吹的力量，特别来得闳大壮美。因之遭逮捕，入幽牢，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国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之功，国父而外，实为第一，所以称之曰革命元勋。二 国学大师至于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试看满清一代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其原因就在满洲入关以后，用种种凶暴阴险的手段来消灭我们汉族的民族意识。我们看了足以惊心动魄，例如兴文字狱呀，焚书呀，删改古书呀，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中，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三 中华民国国名的解释章先生的地位，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或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卓绝的。我们有国父和先生才有革命，有革命才有“中华民国”。要晓得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现在录一节如下：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羲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原注：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阳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人也。”“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不知起于夏后之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由此可知华是国名，原于华山。雍、梁二州，中间以华山山脉为界（秦岭山脉应正名为华山山脉）。我们的祖先开国，本以这二州做根据。故就华山山脉以定方位，而名其国土曰华。夏是族名，《说文》训中国之人。因为本是族名，并非邦国之号，所以得称诸夏。国父说过：“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这句遗训，于今于古，都是恰当的。我们从古以来，自称华夏。华夏二字连称，便可作为国父所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一个实证，又得先生这样明白地解释，使人豁然贯通，真可谓之“相得益彰”。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四 满清盗有中夏满洲爱新觉罗氏是女真的遗族，自从努儿哈赤起兵，蚕食邻部，其子皇太极入据全辽，我国适有流寇之乱，开门揖盗。于是多尔衮、福临父子，乘隙而入，宰割我国土，屠戮我人民，盗窃我政权，卒使黄帝遗胄，沦为奴隶者二百六十七年，四海困穷，救死不给。即如康熙中叶，人们每艳称为家给人足，但按其实际，何尝是如此！唐甄生当其时，他的《潜书·存言篇》有云：“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冄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月无；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伸。吴中之氏，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最盛时期，富庶地方尚且是这样，其余更可想见了。五 政谷十大罪满清统治，稔恶盈贯，章先生写其凶虐的情形，历历如画，兹录一节如下：……今将数虏之罪，我中华国民其悉心以听：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伐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镕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藏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币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诡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收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餮，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遗黎彫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向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果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狀虐弘光，朱氏旧宗，剿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中藻等皆以议论自恣，或托讽刺国，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藉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诺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复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淫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其他烝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淫慝。人为雄孤，家有麀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赃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藏。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其罪十三也。氈笠绎缨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放鬘，鞅靷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絷，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太炎文录》卷二《讨满洲檄》）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六 文字狱国父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这是说我们的民族主义被满清政府消灭了的痛史。其所用以消灭的方法不一，有软的，有硬的。前者示恩，如开博学鸿辞科之类，以牢笼士人；后者示威，如屡兴文字狱、焚书及删改古书之类，以毁坏历史。兹仅将后者三项，分节略述：文字狱的案件甚多，不仅由于讥刺清朝，所谓“反动”而已。亦有出言隔膜，或乡曲迂儒，不识忌讳，或草野愚民，关心皇室，然其运命大抵悲惨。现在此类档案，已由故宫博物院陆续刊布。这里仅就上节所述关系民族思想的庄廷等九人之狱，略叙述如下：一）庄廷《明史》之狱。廷，浙江人。编《明史辑略》，于清廷的事概施直笔，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掲发，时廷已卒，乃戮其尸，株连死者七十余人。二）戴名世《南山集》之狱。名世，安徽人。《南山集》多采取方孝标所记，并用永历年号，遂处以极刑，族皆弃市。三）吕留良选文之狱。留良，浙江人。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国亡著书，多种族之感。雍正时，以曾诤狱牵涉，至于戮尸，株连甚众。四）査嗣庭试题之狱。嗣庭，浙江人。为江西正考官。试题曰：“维民所止。”讦者谓此“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而去其头。胤禛帝竟谓其逆天负恩，并且迁怒于浙江全省的士子，谓恐其效尤，乃停乡、会试若干年。此亦一段清代考试的史料。嗣庭死于狱，仍被戳尸。五）陆生楠论史之狱。生楠，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胤禛谓其借古诽今殽乱国事，乃被杀于军前。六）汪景祺作诗之狱。景祺，浙江人。随年羹尧为记室，作《西征随笔》。胤禛谓其作诗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立斩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为奴。七）齐周华刻书之狱。周华，浙江人。好游览，有《五狱游草》，足迹遍天下。以保吕留良，刻其书，磔于市。八）王锡侯字书之狱。锡侯，江西人。作《字贯》一书，于《康熙字典》多所纠正。胤禛以其凡例内将庙讳及御名开列，就算不敬，治以大逆之罪。九）胡中藻诗抄之狱。中藻，广西人，鄂尔泰门生。鄂与张廷玉二人互相龃龉，朝官依傍门户者，彼此攻讦，倾轧不已。弘历帝深恶之，因欲借文字狱以示惩儆。中藻所刻诗曰《坚磨生诗抄》，弘历乃指二藻以此自号，为有心谋逆，且寻摘诗词中疑似的字句，指为谤讪诋毁，遂被弃市。七 焚书焚书亦是十四大罪之一。国父说：“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一概定为禁书，通通把它消灭，不准人藏，不准人看。”因为弘历假奖励文化的美名，行察勘禁书的私意，所以章先生揭发其隐并列举书名及著者甚详，今摘录一段如下：……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原注：谕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若高拱《边路》，张居正《太岳集》，申时行《纶扉简牍》，叶向高《四夷考》、《籧编》、《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苍霞奏草》、《苍霞尺牍》，高攀龙《高子遗书》，邹元标《邹忠介奏疏》，杨涟《杨忠烈文集》，左光斗《左忠毅公集》，缪昌期《从野堂存稿》，熊廷弼《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孙承宗《孙高阳集》，倪元璐《倪文正遗稿》、《奏牍》，卢象昇《宣云奏议》，孙传庭《省罪录》，姚希孟《清閟全集》、《沆瀣集》、《文远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马世奇《澹宁居集》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燃爇。虽茅元义《武备志》，不免于火（原注：《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太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议》，国维《抚吴疏革》，煌言《北征纪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奏议、文献次之……《检论》卷四《哀焚书》）八 删改古书国父说：“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通通删去。”同门鲁迅也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四部丛刊续编》中，多系影宋刊本或旧抄本，还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所以他举出两部书：（一）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二）宋晁说之的《嵩山文集》。洪氏书，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所没有。例如《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袭。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秸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至于《嵩山文集》，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旧抄本》：金贼以我疆场之臣无状，斥侯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顾弗之惧哉！我取而歼焉可也。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取故相家孙女姐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四库本》：金人扰我疆场之地，边城斥侯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为上下臣民之大耻。以百骑却辽枭将。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我因而取之可也。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之意。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禁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鲁迅说：“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综观以上三节，都是满清政府用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使对于历史文化，不致发生观感，也使后世对于满洲的秽德，无从知道。其藏身之固，防汉之术，可谓周密！哪里知道一到晚清，他们的阴谋完全暴露，我们民族意识的潜力也重新发芽了。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九 外患纷呈清代的内政既极腐败，以至外患纷呈，国权日蹙。中间以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订立，为划定外交新局面的界线，前乎此者是自尊自大，看不起外国人；后乎此者是一味屈辱，造成无数国耻。每当割土地、丧权利的时候，满洲政府所持惟一的政策是“宁与仇人，不与家奴”。其侮辱我们全体汉族为“家奴”，丧心病狂，已至于此！现在先把鸦片战争以后外患的年代，列一简表如下：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结局，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1857年（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翌年至天津，陷大沽炮台。1860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毁圆明园。奕帝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1882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1884年中法战起，翌年议和，失安南。1886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1893年英法共谋暹罗，废止入贡。1894年中日战起，翌年马关议和，割台湾、澎湖列岛，失朝鲜。1897年德占胶州湾。1898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1899年法占广州湾。1900年八国（英、俄、日、法、德、奥、美、意）联军入北京，载湉帝避难西安。翌年订《辛丑和约》。1903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1905年与日订《满洲协约》。1910年（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1911年英兵侵据片马。综观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而《天津条约》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第二时期：自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而《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第三时期：《辛丑和约》以后。在第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在第三时期，八国联军之后，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本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有1903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本亦从此遂确立了它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十 国权日蹙国权日蹙的要目，如割地，如租界，如势力范围、租借地，如使馆界，如领事裁判权，如外国军队驻扎权、军舰行驶停泊权，如海关税务管理权、关税协定权，如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如铁路建筑权，如矿山开采权，如设厂制造权，等等，其影响所及，使我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国将不国，民亦非民，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章先生尝谓列强帝国主义的凶暴，甚于满清政府。二者均应攘除，然不能不先其所急，而以推翻满清为首要。有云：“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哲族，不其忸乎？”《文录》卷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十一 清代学术的畸形发达清代学术，惟有小学昌明，余多不振，绪言中已发其端。这种学术上的畸形发达，就因为在异族统治之下，顾忌太多的缘故。鲁迅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绝没有看懂的古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算账》）言之极为沉痛。有人以为满清一代，国学渊微，发明已备，后生只要追踪前修，无须更事高深。此乃浅见之言，其实缺陷正多着呢！考史者虽则留心于地理、官制，而其他如姓氏、刑法、食货、乐律之学，却无一不见衰微。章先生有云：姓氏之学，自《元和姓纂》以降，郑樵亦粗明其统绪；至邓氏《辩证》，渐确凿矣。元、明以降，转变增损，又益繁多，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原注：《元史·民族志》别是一种）。刑法之学，旧籍惟《唐律》为完，汉、晋、南北朝之事，散在史传，如补兵以减死，督责以代仗，又皆律外方便之门，皆当校其异同，评其利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货之学，非独关于租赋，而权度之大小，钱币之多少，垦田之盈诎，金银粟米之贵贱，皆与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论列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乐律之学，略有端倪，陈氏《通义》，发明荀勖之学，可谓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审定者，丝声倍半相应，竹声倍半不相应，相应者乃八与一，九与四。其言人气折旋，必有度数，皆由证验所明，更谓丝器不可以名律吕，亦可谓得理者。而陈君犹取倍半相应之说，两者孰是？必听音而后知之，非衍算所能尽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章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十二 先生学术的精深独到先生更进言清代的小学与玄理，并且自述其独到之处，与下文第十三节所引可以互参。其言云：近世小学，似若甚精，然推其本则未究语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余若此类者，盖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者，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自述学术次第》）综观以上所述，满清政府的罪恶，帝国主义的猖狂既如彼，民族主义的沦没，固有学术的消沉又如此，在这暗无天日的中间，忽然现出了光明的救星，这便是章先生所负的使命。换句话说，便是救中国——光复中华，振兴学术——的事业。其所完成的，不但和曾国藩这一派的洋务，康有为这一派的变法截然不同，就是和梁启超的运动，有志革命而仍徘徊于君主立宪的，也根本有别。这是先生伟大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