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女儿沈霞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父母的结合虽是旧式的，但父母的思想却是新潮的；家庭是和睦的、温馨的，充满着革命的气息。
1921年，4月的江南已是春色浓郁百花盛开的季节，油菜花铺满了江南水乡的平原田野，鲜艳的桃花似云似雾地飘逸在江南农村的房前屋后。
春天，将江南妆点得分外妖娆妩媚的江浙一带，河流纵横，春水荡漾，大运河里船来舟往，随着春意的浓郁，乌镇一带农村已经繁忙起来，一些小河里，河埠上到处都是为养春蚕而忙碌的男男女女的身影。
春暖花开让孩子们欣喜不已！他们脱掉厚厚的棉衣，在河埠头跑上跑下，帮着大人拿一些轻而小的蚕具，吆喝着、蹦跳着，夹杂在忙碌的大人们中间，特别开心。
水乡乌镇，茅盾的故乡。
春天来了，不光江浙农村里呈现出一派生机，在黄浦江畔也桃红柳绿春意盎然！
来上海四年多，结婚已三年的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夫妇，在鸿兴坊刚刚迁进的新居里，沉浸在喜得女儿的兴奋中。
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年轻茅盾，面对新生的女儿，兴奋得不知所措，一旁的母亲让他给孩子取名，他竟一时想不出来叫什么好，想了好久，赶个时髦，用个单名，姓沈名霞，乳名亚男。
对当年十分仓促地给女儿取名一事，茅盾直到晚年仍后悔不迭！
沈霞是茅盾和夫人孔德沚爱情的结晶。当年茅盾虽年纪轻轻，却担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同时又和北京的一批同样年轻的文学青年、学者教授结社，成立了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学研究会”。一时间刊物编得红红火火，发宣言，写文章，团结了一大批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文学青年，成为全国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团体。同时，茅盾还秘密从事事关民族解放大业的革命活动。
沈霞一岁时摄
女儿沈霞的出生，给沈家带来无尽的欢乐。孔德沚望着伺候在床边的婆婆陈爱珠，看着红扑扑的脸蛋上长着大眼睛有点像个男孩的女儿沈霞，一种幸福和感激之情从心里漾起。她想起自己的这桩婚姻以及这几年丈夫、婆婆对自己的种种关爱，常常有一种婆婆比自己的亲生母亲还要亲的感觉。
孔德沚和丈夫茅盾都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两人的婚姻，还是两人都很小的时候由长辈定下的。
大概在1900年初夏的一天，茅盾的爷爷沈砚耕带着4岁的茅盾，东栅孔繁林抱着3岁的小孙女孔德沚，同时来到位于东大街的钱隆盛南货店里闲聊，当时店主钱春江也和他们闲聊，聊着聊着，钱春江忽然对沈砚耕和孔繁林说：“你们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两家定个亲吧，本是世交，门当户对。”两个“祖父”一听，连声说好。
乌镇这个地方，水路发达，北去苏州，南上杭州，东去嘉兴，西到湖州，十分方便，因而镇上商业相当繁荣。同时，商业的繁荣使镇上的生意人养成讲诚信的习惯。所以，无论是做纸店小本生意的沈砚耕，还是做蜡烛、纸马生意的孔繁林，自同意钱春江建议后，都守诚信践诺言，从钱隆盛南货店一回家，就分别操办起这件事来。
不提孔繁林回家操办孙女婚约一事。单说沈砚耕牵着孙子的小手回家，将钱春江做媒的事一说，便在家里引起一场风波。
茅盾父亲沈伯蕃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而茅盾母亲陈爱珠却很不情愿，觉得公公答应这件事太草率：“两边孩子都小，长大了是好是歹，谁能预料？”
茅盾父亲说：“正因为女方年纪小，定了亲，我们可以作主，要女方不缠脚、去读书。”
茅盾母亲还想说什么，沈伯蕃又说：“我们已经欠孔家一个情，这次正是补情的机会。”
茅盾父亲对陈爱珠讲起以前的沈家与孔家的一桩往事。原来茅盾父亲和陈家定亲之前，有媒人持孔繁林女儿的庚帖来沈家说亲，不料“排八字”后，竟说女的“克夫”，所以这门亲事立刻“吹了”。而孔繁林的女儿听说自己命中“克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了，心头悒结，不久得病竟去世了。
沈伯蕃对妻子说，尽管孔繁林女儿是因病去世，但这病却是与沈家定亲不成引起的。因此，这次下一代的婚姻就这样定了。
“如果这次‘排八字’又‘相克’，怎么办？”茅盾母亲见丈夫态度坚决，也就勉强答应，但一想起往事又担心起来。
“此事由我作主，‘排八字’不对也要定亲。”沈伯蕃的语气很坚决，茅盾母亲也不再争了。
后来，两人“排八字”的结果竟是大吉，让茅盾父母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当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茅盾父亲就按照自己的如意想法让钱春江告诉孔家，不要给女儿缠足。但孔家长辈却认为，现在你沈伯蕃要我们不缠足，将来你儿子不要大足的媳妇，再去缠足就来不及了，所以没有理会沈家的要求，幸好小女孩的大姨暗中帮助，缠了一段时间便不再缠了。
此后日子，开明的沈家不断带信给孔家，要孔家长辈让德沚去读书，谁知孔家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听沈家的劝告，终是没有让德沚去读书。
如今，已为人母的孔德沚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小时候的一幕幕往事，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比照沈家的气氛，她觉得自己娘家长辈守旧守得实在有点可气，禁不住有点伤心。
正好此时婆婆陈爱珠给孔德沚端来一碗红糖泡锅贴——这是乌镇的习惯，妇女生产后要常喝“红糖茶”。
孔德沚喝完后，和婆婆说着话，性格开朗的孔德沚，把婆婆当亲娘，无拘无束，尤其是嫁到沈家和茅盾结婚之后，孔德沚更是感受到沈家的亲情和温暖。
结婚后茅盾母亲和茅盾才知道，当年孔家没有把沈家的话当回事，以致德沚嫁到沈家后，茅盾才知道自己妻子的文化水平是只认得一个“孔”字及一到十的数字，而且也不知道上海离乌镇远还是北京离乌镇远。为此，新婚的孔德沚回娘家还和自己的母亲大吵一场，埋怨父母不听沈家的意见，毁了自己一生！
然而，孔德沚嫁了个好丈夫，还有一个好婆婆。刚当新郎官的茅盾没有瞧不起自己没有文化的妻子，而是开始教妻子识字。半个月后，茅盾回上海，便由婆婆教媳妇识字。
孔德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专习读书要有环境才能读得下去。所以，还是新娘子的孔德沚在丈夫和婆婆教了一段时间后，于1918年春天到乌镇邻镇石门湾丰子恺大姐创办的振华女校读书。从那时起，孔德沚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接受五四运动前夕的时代氛围的熏陶。
孔德沚在石门振华女校里，结识了思想进步的青年张琴秋、谭勤先等同学，也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青年教师褚明秀。到了1919年，孔德沚休学回家伺候卧床的母亲，直至其去世。后来，孔德沚怀了女儿后，忙得没日没夜的茅盾让人帮忙在上海找房子，后在鸿兴坊租房了。
1921年2月，孔德沚怀着身孕到上海与丈夫团聚，婆婆陈爱珠也一起到上海。
此时的孔德沚看着身边睡得香甜的女儿，回想自己这几年的变化，从心里感激丈夫和婆婆。
而女儿沈霞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父母的结合虽是旧式的，但父母的思想却是新潮的；家庭是和睦的、温馨的。
沈霞出生后，给沈家带来无限欢乐，也忙坏了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尽管家里有佣人，但四十多岁的陈爱珠仍整天忙进忙出，忙里忙外，替儿媳孔德沚端茶递水，烧儿媳喜欢吃的乌镇菜，还要照看孙女，帮助喂水、换尿布等。不过，陈爱珠忙得高兴，也忙得井井有条。
而茅盾此时工作正忙于主编《小说月报》，沈霞出生时，《小说月报》办得红红火火，发行量从5000册到7000册再到10000册，销售数量直线上升。由于茅盾一个人编辑杂志，既要编稿子，又要跑到印刷厂指导工人排字，晚上还经常忙革命工作，因此，忙得把家当旅店。
嫁到沈家的这三年，孔德沚文化知识水平大有长进，除了孔德沚好学、刻苦外，加上丈夫、婆婆的帮助，孔德沚从大字不识达到了可以看书读报的程度。她还能书写娟秀的钢笔字，谁能想到三年前她还是一个文盲！
孔德沚月子坐满后，将女儿交给婆婆，自己又进了上海的爱国女校继续念书。茅盾后来回忆当时情景：
这个学校离鸿兴坊相当远，德沚上午一早去上课，中午回来吃了午饭，又匆匆去上课，下午6时以后方回家。这样紧张的生活，她还未曾经过。吃饭后，我们陪母亲谈天，一过9点，德沚接连不断打哈欠。那时母亲就叫我们去睡觉，可是我们进了自己的房，我叫德沚先睡，她头一着枕，就呼呼熟睡，我则安然看书写文章，直到12点以后；这中间，德沚也许醒来一次，见灯火通明，含糊地说了句“你还没睡？”就又呼呼入睡了。[1]
茅盾所写的当时情景，就是沈霞出生后茅盾小家庭里常出现的一个画面。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工作、学习，小孙女沈霞被奶奶陈爱珠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照看了。
当时，虽然女儿刚出生，妻子要上学，茅盾无法照顾小家庭，但每周一个晚上的革命秘密会议，茅盾一定要去参加。他晚年回忆说：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钟，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渴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2]
这是沈霞幼年时，沈家的又一个场景。沈家不仅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也是开明而又深明革命大义的家庭。
1923年2月10日，茅盾夫妇又添了个男孩。因是沈家的长房长子，孩子出生后应要长辈取名字，按沈家家谱，“德”字辈下面是“学”字辈，由于孩子“五行少木”，所以沈家长辈给这个男孩取了个“学梅”的名字。
茅盾由于太忙，没有认真去考虑“学梅”这个名字，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顺着女儿大名沈霞、乳名亚男的思路，给儿子取了个“阿霜”（又叫“阿桑”）的乳名，反而将“学梅”的名字忘了，直到阿霜六七年后上小学时，学名为“沈霜”（后改名韦韬），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1924年沈霞与弟弟。
快3岁的女儿又有了一个弟弟，本来热闹的小家庭，此时更热闹了。
茅盾仍一心扑在做学问和干工作上，晚上又把所有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所以基本上仍把小家当“旅店”。
沈霞和弟弟很难得和父亲一起吃饭，而母亲孔德沚又忙于读书和做女工工作，家里两个幼小的孩子都是奶奶陈爱珠在照管；而常来茅盾家里聊天谈工作的，都是一些革命家或者思想进步的新文学青年，茅盾的母亲热情招待他们，让这些年轻人感觉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
[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73页。
[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