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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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第一章生逢时代聚于一处5
一风起云涌大时代5
二戴季陶日本求学，孙中山组织同盟会13
三戴季陶参加革命，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21
第二章亡命日本依偎扶助31
一戴季陶担任孙中山在日期间翻译31
二孙中山由戴季陶等协助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41
三孙中山与戴季陶的日本观50
第三章共事广州不离不弃58
一孙中山在广州三建政权58
二戴季陶与宋庆龄左右追随孙中山65
三戴季陶与广州中山大学73
第四章创办杂志共研理论81
一孙中山的“信徒”81
二戴季陶与孙中山共宣马克思主义90
三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与戴季陶的考试思想98
第五章建立军校相伴北上108
一国民党“一大”前后的戴季陶108
二戴季陶与黄埔军校115
三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北上123
第六章“戴季陶主义”与孙中山131
一中国国民党首席“理论家”131
二“戴季陶主义”对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140
三戴季陶人生的终点148
参考文献159
后记166
孙中山与戴季陶
引子
引子
在风景秀丽的南京中山陵园，有众多纪念性建筑，按照统一的布局，精心安排，散处于巍峨壮观的中山陵墓的周围。这些纪念建筑不仅是建筑史上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寄托了捐建者、设计者和建造者对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崇高的敬意和永恒的怀念。位于中山陵广场南端的孝经鼎，就是其中之一。
孝经鼎，紫铜质地，鼎高约4.67米，腹径1.33米左右，重达万斤。铜鼎外观呈圆形，三足两耳，下部为铜鼓状底座，通体饰有花纹，平面光滑如镜，正中刻有一个五角星；腹部朝北一面铸“智、仁、勇”三个楷书字，是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军人的要求，向南一面原铸“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楷书字，是孙中山先生概括的中国人的传统“八德”；上部沿铜鼎口向上为一座六柱、三重檐的六角攒尖顶亭子，屋面雕有小瓦，亭内竖有一六角形铜牌，上刻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之母黄太夫人手书《孝经》全文，故而得名“孝经鼎”。
铜鼎安置于一座三层八角形石台基座上，石台下面约3米深的地基中，埋藏着一只石匣子，石匣中装有一只一方尺大小的古铜色箱，箱内贮存着在南京的中山大学师生所恭录的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箱面刻有总理遗嘱，为戴季陶亲笔所书。
这座鼎鼎大名的孝经鼎及其石台均由曾任广东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与中山大学的师生所捐建。1932年动工，1933年建成，全部造价时银三万余元。孝经鼎曾一度移至中山陵陵门前的广场上。1985年后又重新安放于此。
捐建孝经鼎，并为孝经鼎手书，对此鼎的设计和铸造都极为重视的戴季陶，正是孙中山多年的革命战友和得力助手。1932年4月，他曾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宝鼎的造型及其成功铸造都体现了他遵循中山先生遗训的思路。
戴季陶，何许人也？戴季陶（1891年—1949年），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
一说戴家原籍安徽，后迁至浙江，乾隆末年定居四川省。，生于四川汉州（今广汉），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又字选堂，笔名天仇，晚年号孝圆，曾受药师灌顶，法名不空，又受时轮金钢灌顶，法名不动。先世家境贫寒，祖父行侠仗义，父亲行医乡里，负有盛名。他7岁
一说6岁。入私塾，11岁入东游预备学校，掌握日文听说读写能力。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思想者。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戴季陶的前20多年，追随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事业，献身革命，殊有功勋，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战友。孙中山去世后，他又最终成为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反共理论家，进而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和革命事业的“叛逆者”，因而被人诟病。他的一生矛盾诸多。可以说是随波逐流，也可以说是本身的局限所致，原因多种多样，见仁见智。然而，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正是与其所生存的近代中国时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相对应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戴季陶，无疑也为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一位著名的西方政治学家曾说:“领袖人物是一团热情的火，但如果没有助手，在他身后只能留下灰烬。”这句话正好是一代革命领袖孙中山和一个多面孔具有复杂性的政治人物和思想者戴季陶之间的相互关系写照。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奋斗凡四十年，经历了旧、新两个民主革命阶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四十年间，他屡遭挫折而坚持不懈地奋斗，建树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是他自身伟大的思想、意志、品格的结晶，也是其助手们，包括戴季陶在内，拥护、合作、支持和赞助的结果。戴季陶作为他的秘书、国民党的要员、日本问题的专家，无可厚非地说，他为孙中山的理想和事业，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孙中山的精神、品格、主义，当然也对他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初，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由于孙中山等大批革命志士亡命东渡，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戴季陶像那时许多的青年一样，怀着赴东瀛寻求真理的热切愿望，踏上了去日本留学的道路。回国之后，他迈入新闻界，担任《天铎报》的总编辑，不久结识同盟会的会员雷铁崖，经雷敦促，赴南洋，担任革命党在马来西亚的机关报《光华（日）报》主编，并经雷铁崖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年底，孙中山自美洲返回，抵达上海码头，戴季陶以记者及党员资格，第一次正式谒见孙中山，即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赏识，让他随同抵达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典礼。
此后，戴季陶一直追随孙中山，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北议和时，他是较早认清袁世凯真面目的人之一，并曾予以无情地揭露和反击。在反袁斗争时，他是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坚决支持者。在护法运动时，他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帅府秘书长和外交部次长。在五四运动时，他又受命孙中山，与沈玄庐、孙棣云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来说明中国的社会问题。在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之时，戴季陶被任命为二十参议和改组五委员之一。此后任中国国民党中执委委员、中央监察常委、宣传部部长，后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可谓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议“建设大计”，“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不料积劳成疾，肝病发作，住进协和医院。戴季陶闻讯前往北京，孙中山已被确诊肝癌，医治无效，于1925年2月24日，口述国事遗嘱，3月11日补签家事遗嘱，遗嘱由汪精卫笔记，戴季陶是在遗嘱上签字的证明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以孙中山嫡传弟子自居，向暂厝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遗体棺椁敬献挽联：“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此后，加强理论著述，先后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书，以他自己的意愿、主意，“继承”“传播”“孙中山思想”。
1932年，戴季陶对孝经鼎的建造极为上心，提出“圆形铜鼎，鼎上五方、三级，鼎亭全部黄铜吹色。向外正面刻八德字；向内正面刻智、仁、勇三字，全部集总理字。鼎内藏四方铜牌，上刻黄太夫人孝经。下面三级石台，四面栏杆石级全部雕花”。在铜鼎举行奠基礼时，他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共同出席，林森发表讲话，他致辞。致辞结束后，他与辛树帜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一只铜箱放入石匣，并亲自用水泥填入石匣内封固，然后徐徐放入地基底部，随后开始建造石台，铸造铜鼎。
1949年，戴季陶因精神危机吞服大量安眠药身亡。他的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终结了。但他与孙中山的故事却凝结在“孝经鼎”中，流转于时空，待后人细细回味。
第一章生逢时代聚于一处
第
一章
生逢时代聚于一处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66年，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伟人、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诞生在广东香山。1891年，日后与腐朽的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广汉。为开阔眼界，戴季陶赴日本留学，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怀着爱国报国的共同理想，戴季陶加入孙中山的革命队伍中。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戴季陶开始到孙中山身边工作，逐渐得到孙中山信任，与之一起度过一段革命岁月。
一风起云涌大时代
堪忧逆境伟人诞生
19世纪，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逆世界潮流而动，专制、闭关锁国。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土地和资源虎视眈眈。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政府的屈辱让步而告终。中国自主、独立的地位开始丧失，领土完整遭到破坏。
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开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30、40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基本结束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完成。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对外扩张愿望强烈，以印度作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成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目的是想要打开中国的经济及原料市场，廉价掠夺中国原料，并对华进行商品倾销。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此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为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对华走私鸦片，攫取暴利。
1838年，清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尽数销毁，是为“虎门销烟”。此举打击了英国鸦片走私贩的嚣张气焰，同时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
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28日至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战争以中国的失败与赔款割地而告终。由此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割让于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1856年至1960年又爆发了在俄、美支持下的英、法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即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与法国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发动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致使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而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进一步丧失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的失败、领土等的丧失，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围绕着向西方学习，形成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运动，对封建思想起到一定冲击。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西方列强先进的武器装备，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揭开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序幕。之后，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开启“洋务运动”，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
图1119世纪末的中国人
在鸦片战争期间，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奋起反抗，一方面反抗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一方面也反抗外国列强欺凌自己的家园。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此后建立起存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政权。
图12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的肖像
1866年，距离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已过两年，清朝政府统治中国已有220年的历史。西方列强依然一步步蚕食着华夏大地，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就在这个年头，即当年的11月12日，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诞生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化名“中山樵”等。他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他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反清事业，以“洪秀全第二”自许。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是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开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16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孙中山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
孙中山在童年时代大概就与一般的孩子不同。他7岁进入私塾，据说十分聪明，记忆力惊人，常常不满足于私塾中枯燥反复地诵读《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文字，总是爱向老师提问“为什么”。他对老师说：“我读这些书却一点也不懂，有什么意思呢？”老师看他那副天真而又疑惑的神情，竟无言以对。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童年时代见到了许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见到这些现象后，他久久难忘、气愤不平，心中埋下了将来要救国救民的种子。
有一天，孙中山在私塾里念书，忽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声，原来是一批土匪在打劫一家刚从美国回来的侨商住宅。光天化日之下，大批的财物被抢走，却没有人敢上前阻拦，教师和其他的学生都跑了，但是孙中山没有，他一直站在那里冷静地看着这场野蛮的抢劫。被抢的华侨眼看着洗劫一空的房子，绝望地说：“多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攒的钱被强盗一下子抢去了，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于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而没有保护了。”听着这位老华侨绝望的心声，孙中山的心里翻起了波澜。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杨太夫人，乘“格兰诺克”号轮船第一次到了檀香山（美国夏威夷首府）。远渡重洋的经历，使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之后，他又先后五次到过檀香山。可以说他改造中国的志向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檀香山和他的革命生涯结下难解之缘。在檀香山，孙中山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对他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影响。在檀香山的五年，孙中山“有了浓厚的反对种族歧视，痛恶以强凌弱的意识”，并“接受了基督教义中‘平等’‘博爱’的思想，萌生了拯救民族、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志”。此后，他回国学医、行医。同时，与志同道合者论天下时事，曾起草国家改革方案《上李鸿章书》，未被采纳，又回到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举起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大旗。
1896年，孙中山因策划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这年来到英国伦敦，被驻英清使馆诱捕，囚于馆内，幸得老师康德黎及伦敦民众营救而脱险，此即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伦敦蒙难”后，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声誉鹊起，而他却用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逗留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读书，每天约4至7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博览群书，考察欧美政体，研究伦敦的政治和社会，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出现了质的升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之主张完成定型。孙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求学时，产生了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体现了他的民权思想；此时，他考察欧美政体，发现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希望将来能够有效地避免国家出现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
理论精深戴氏服膺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因袭吾国古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其“所独见而创获者”，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这个“结晶”，深为后人所膺服。祖籍浙江吴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宣传者”，一生颇受争议的政治学说“理论家”——戴季陶，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辛亥革命的一员斗士，他早年信奉的是君主
立宪，实际上是走改良救国的道路，但很快便转向了三民主义，服膺民主共和。他追随孙中山，又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名，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戴季陶主义”，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图13戴季陶
此人何许能耐也？
戴季陶（1891—1949），谱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复字季陶。1891年1月26日出生在四川广汉西街一个经商兼儒医的家庭。自称“蜀中野人”，后来笔名“天仇”等，中晚年号“孝园”，法号“不空”。“季陶”是他青年时代之后常用的名字。
戴季陶的先祖本是安徽徽州人，生息于徽州府休宁县隆阜小镇，或因躲避“《南山集》案”文字狱，后来迁居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明清之际，几十年战乱，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片荒芜，“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田之民”，因此自顺治十年（即1653年）起，清政府在四川实行招民垦荒地的政策，这些政策吸引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大批移民入川落户，开荒辟地。戴家高祖便在乾隆末年迁入四川，到戴季陶这一代，其家居广汉已经是第5代了。
戴家高祖名为戴闻天，起初，他只身来到四川，在夔州、开县一带为人帮工，勉强度日。除夕祭神都舍不得用双烛，而以一盏油灯配一支蜡烛来祭祖，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以后几经辗转，从川东闯荡到了成都北不远的汉州，靠一个浙江同乡的接济和帮助，做起瓷器买卖。他学得做瓷器的手艺，开起了一间小店，名为“昌泰号”，以求生意兴旺发达。由于专营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以质取胜，经商有方，一时间“昌泰号”名声大噪。从此，戴闻天在广汉定居下来，娶妻得子，建家立业。戴氏家业两旺，很快成为广汉一带举足轻重的人家。
戴闻天之子戴跃龙，从小得到父亲艰苦创业的教育，长大后丝毫不敢也不愿铺张，仿效父亲用一灯一烛祭祖，以此来鼓励自己不断奋进。戴跃龙是个聪明人，在父亲的基业上，他又显示了卓越的经济头脑，生意更加兴隆。不但老昌泰财源滚滚，而且还扩大经营，又开了一爿新昌泰瓷号。戴氏家业更加兴旺，达到顶峰。戴跃龙把父亲早期奋斗的故事讲给儿子听，告诫他们，今天的富裕兴旺是来之不易的，一灯一烛祭祖的故事在戴家成为家规，直到戴季陶身居民国要职时，他也念念不忘时时给自己的儿女讲述这个神圣的故事。
戴跃龙的儿子，即戴季陶的祖父，名叫戴廉。戴廉是个天性纯孝的人，尊师重道，慷慨尚义，远近皆赞美其具有侠义之风。他精通绘画，能画得一手绝佳的海棠图，却不善于理财，晚年由于商业不景气，两家瓷号都关闭了。戴廉则闲居在家，沉溺于丹青，过起宁静淡泊的生活。
戴廉的儿子名叫戴小轩，受其父影响，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戴小轩娶妻黄氏，黄氏受其指点，也精通治疗。夫妇二人，医术精湛，远近闻名。戴小轩共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大哥传薪，二哥传荣，三哥传宜，大姐玉贞，二姐秀贞，三姐慧贞。戴季陶由于排行最末，自然最受宠爱。
戴季陶的母亲黄氏是湖北黄州人，家族世代经商，与戴季陶一样，她在兄妹中亦排行老幺。16岁就嫁与戴小轩。戴小轩先于黄氏作古，黄氏则独自行医，救贫苦者不可胜数。戴季陶回忆她时说，母亲“秉性慈祥，持家勤俭，侍尊嫜以孝，抚儿女以慈，族戚里邻曾无闲言”。
由于黄夫人笃信佛教，虔诚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曾常常跟随她烧香敬佛，当时多出好奇之心，并不能深领之意。许多年后，戴季陶突然醒悟，皈依佛门，幼年的敬佛成为契机，儿时的事情或对于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了母亲之外，对戴季陶一生影响极大的还有祖父戴廉和大哥戴传薪。戴季陶曾向别人讲述过他婴儿时期的一个传奇故事：戴廉风尘仆仆地回浙江吴兴修培祖坟，对祖宗行三跪九叩之礼后返回广汉，正值戴季陶满月大喜。戴廉怀抱小孙，深感祖宗之灵光，满心欢喜，不由得开怀大笑。此时，刚刚满月的戴季陶第一次见到祖父，竟然也大声笑起来。这是他出生以来的第一次发笑。这一笑使满堂宾客都惊讶无比，视为奇谈！自此，祖父对他无比钟爱，十分重视他的启蒙教育。仅1岁多，祖父就教他识字，并给他讲做人的道理。两三岁时便教他诵读。戴季陶竟“异乎寻常”的聪明，常常能够过目成诵。多年以后，戴季陶回忆起祖父教他读书识字的情景时说，他坐在摇篮里，看着祖父拿着一根四川特有的三尺多长的旱烟袋，一面吸着叶子烟，一面指点他一句句地读书。祖父如此和蔼慈祥，实在叫人难忘。
祖父的教导，使戴季陶的智力得到了较早的开发。祖父病逝时，仅6岁多一点的戴季陶，已经读完了《幼学琼林》《唐诗合解》和《诗品》等书，而且还能背诵其中的很多内容，书中大意也基本上能够理解。幼时的习惯培养了他对读书的兴趣，也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不久，戴季陶进了私塾，开始学着作一些对联和五言诗，也很快就能出口成诵，受到父兄、师长的赞赏。
然而祖父病逝后，戴家已经负债累累，生活日见困难。家中生计，除戴季陶的父亲一点收入之外，全靠他的哥哥戴传薪一面苦读，一面设私塾补贴家用。长兄对他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10岁以前，戴季陶主要跟着塾师学习。几年的时间里，他熟读了“五经”及几部重要的史籍，曾两次点阅袁了凡的《纲鉴》，5次批点《通鉴辑览》。10岁以后，长兄在汉州纯阳阁设私塾，把他带在身边。他就在长兄的监督下制订了紧张的学习计划：每逢三、六、九日为作文时间，平日早读经、午阅史、晚上习诗文，每日要做默写经传的复习，读完功课后还得另写两三条300字以上的读书札记，日日不得有缺；默写经传时倘若有错，还要受到重罚。这为他以后的雄心壮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他今后思想的成长奠定传统文化的基石。
戴季陶幼时的读书经历，比起孙中山来，努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没能像孙中山一样后来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而是去了东瀛日本求学深造，异曲同工地赶到了时代的洪流之中。
二戴季陶日本求学，孙中山组织同盟会
刻苦学习东游日本
孙中山去檀香山接受西方教育，原先是投奔出洋谋生的哥哥孙眉而去的。戴季陶之所以去日本，则得从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变故说起。
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全国要求革新的呼声越来越激烈，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摇摇欲坠。为维持自身统治，稳定民众反抗情绪，清政府开始“筹办新政”。措施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一千多年。明清两代考生首先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儒童或童生。清童试分县、府、院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取得秀才资格后才能参加后面几级正式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名即为状元。科举考试后对及第者的优待和荣誉，是打动千百万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人们的重要因素。科举制度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然而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禁锢人们的思想，完全服务于皇权专制，最终把自身引向了绝路。，创办新式学堂，并且选派一些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旨在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一时间，办新学之风在全国上下兴起。
1901年，才过10岁的戴季陶随两个兄长一道参加了科举童子试，大哥戴传薪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州试和府试中名列前茅，但在院试时因不熟《易经》“为大赤”
《易经》卦象名。而失却桂冠。第二年，大哥来到成都，在一所名为东文学堂的新学堂里谋到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也带到了成都。在哥哥的帮助下，戴季陶第一次进入新式学校学习。这所新式学校名为“东游预备学校”。
“东游预备学校”，顾名思义是为向东方（日本）留学而做准备的学校。借助清政府所谓“新政”，趁着一些宽松的政策，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投向海外，希冀能从外国寻求救国的真谛。中国的邻帮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制度文明，成为当时中国青年所向往的地方之一，对中国影响很大。清政府也从1896年开始，便派学生到日本留学。1898年后，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抚选派青年留学日本，并作为一项固定的政策。1901年后，还鼓励自费留学，学成归国，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其用意在于“培植人才”，“以通中外之情”。1902年左右，四川当局还采取了几项向日本学习的措施：一是造就师资，即集选人士赴日本学习师范速成科，又在全省普设初级师范学堂，并对私塾讲师进行改造；二是考察西学，即以日本为楷模，将日本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学科程级“无不洞悉本原，毕贯条理”，全省效仿；三是延聘教习，即聘请相当数量的洋教习入川，以节省费用和时间，力求达到与留学他国“无异”的效果。
为了便于青年人留学日本，先期解决语言等方面的困难，许多地方办起了类似培训班一类的学堂。东文学堂就可算是其中之一。它培养的是留日预科生。招生要求也很高，学子都从各县的生员中选拔而来，一般的学生被拒之门外。学生入学后皆得学日语，并有日籍教习授课。东游预备学校则相当于东文学堂的先修班。或似现在的“学前班”，过渡学校。这所学校也规定学生必须学日语，为以后的留洋做准备。学子大都是不能参加赴日留学的选拔，即暂时入不了东文学堂，却又有志于留学日本者。
图14清末留日学生
创办东游预备学校的是一位江苏句容人，名叫徐炯，是东文学堂的监督，在当时名气很响，被称为“新学领袖”。校址设在成都江南会馆中。戴季陶小小年纪进入这所学校，为当时少有。他跟着徐炯读书，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起点。因为正是在他开始确立人生观之时，跟上了一位时代洪流中的先进者学习，这对他影响颇大。这位启蒙老师是个热心变革的新派人物，他对清图15少年时期的戴季陶
政府的专制统治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他常常在课堂上灌输革命思想。1902年前后的中国社会，革命风潮激荡。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奋斗历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革命大发展时期，革命的火炬在专制统治的黑暗中熊熊燃烧。或许此时的戴季陶已从先生的口中得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大名，对他们也十分敬仰和向往与之相识。他总是被徐炯先生的演讲深深打动，甚至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小小年纪也投身革命。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东游预备学校学习的时期，是他立志革命的起点。
在东游预备学校期间，戴季陶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学习日语外，还通过长兄的介绍，跟随东文学堂的日籍教习服部操学习日语。服部操与戴传薪关系颇佳，也十分器重年幼好学的戴季陶，为他特地编创了一套混合教学法，辅导戴季陶。戴季陶刻苦认真，又聪明伶俐，很快就掌握了日常口语。通过服部操，戴季陶又经常与其他日本人接触，常常得到与他们交谈的机会，到十四五岁时，他已经能讲出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了。戴季陶的日语水平在他日后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留学东洋几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并任其日文翻译，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日本通等，都是因为此时通过不懈努力打下深厚的基础。孙中山曾高度称赞戴季陶的语言天赋，说他“日本话说得比日本人更好”。
进行初步的日语学习之后，戴季陶又于1903年考入客籍学堂高等科，在名师丁师汝和赵怡等先生的指导下，学业日益精进，除了传统的经史课程外，他还学到了自然科学知识。这一时期，他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日益增长，竟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面对国家的日益衰败，官员的骄奢淫逸，年少的戴季陶感触颇深，竟与班上三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结拜为兄弟，发誓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如同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四人议论时政，针砭时事，组成“四大寇”一样，客籍学堂也产生了“四大寇”，这“四大寇”显然不为人知，年纪更是幼小。然而在客籍学堂时间不长，戴季陶便因反对学堂监督奉承权贵的拙劣行径，导致一场学堂风波而被校方开除。四川政府竟通令全省各学校不可收录戴季陶。后来，他不得已改名入教会所办的华英学堂，又3个月就被官府查知，被逼退学。国内求学之路就这样被阻断，戴季陶的东游求学之心便越来越迫切。
图16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成员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皆是公派赴日留学生。图为会址坂本金弥邸
1905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戴季陶终于踏上了留学日本的道路。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族兄。他们顺利地抵达了日本的东京。这一年，东京已成了中国革命党人汇集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中国各派人士展现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关于中国命运之思潮和论调。这一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一大批革命志士聚集在经过数年的奋斗和失败仍然壮志满怀的孙中山先生的周围。日本的留学生受其影响，倾向革命，越来越多的先行者加入革命的行列中。东京实际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战场。
满腔热忱初见总理
这一年，年仅14岁的戴季陶开始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给予关注和同情。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时，他也在现场。此时的戴季陶，是一个具有了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怀抱着拯救祖国的热忱的爱国青少年。自然而然也渴望凝聚在孙中山先生的周围。当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时，心中立刻对他充满敬仰之情。陈天锡编辑的《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这样记载：他“看见总理对同盟会的同志演说，知道总理是一个革命家，想到总理一定是很伟大的”。
图17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第二展厅中国同盟会成立场景。大会通过黄兴等人草拟的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孙中山自伦敦蒙难以后，不能久留英伦，因此，他于1897年7月乘船离开英国，绕道加拿大，8月抵达日本横滨，结交宫崎寅藏、平山周、头山满等日本友人，并赴东京拜访犬养毅，争取日本政府或民间人士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还试图与改良派谋求合作，以期共同救国，因保皇派人士康有为等固执己见，未能成功。
这一时期，孙中山活动的轴心，还是在团聚力量，创造条件，再次起义。1900年7月中旬，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从新加坡乘船经过香港，在船上举行发难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对惠州起义做出重大决策。10月，在乙未广州之役流产5年后，惠州三洲田燃起了革命的火焰。以会党为主的义军在孙中山建议的指挥官郑士良的率领下英勇作战，起义初期取得顺利进展，清军被大败于佛子坳，义军从600余人发展到2万余人。但后因粮食、军械不能持续供应而导致起义失败。郑士良在弹尽粮绝、清军围困的处境下向全军宣布孙中山的指示，忍痛解散义军。帮助孙中山向义军送函传达命令的友人山田良政在归途中迷路被捕，成为第一位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日本志士。
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又于1901年4月由横滨到檀香山，与家人见面。6月，离开檀香山回到日本，接待留日学生，参加1902年4月在东京举行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宣传革命思想等。年末又离开日本，到达越南，发动华侨，建立革命组织，并与法国印支政府官员会晤。1903年7月，孙中山乘法国邮船“亚拉”号从西贡再次抵达横滨。两个月后，又离开日本赴檀香山，与保皇派展开斗争。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安会馆加入洪门，受“洪棍”之职，并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在《檀山新报》发表《驳保皇报书》。同年年底，离开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
图18黄兴
1905年1月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在留学生中建立革命组织。1月下旬，赴柏林、巴黎，建立革命组织。6月，乘“东京号”邮船离开马赛东返，途径新加坡，与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会晤。7月19日，再抵日本横滨。7月下旬，赴东京，分别与黄兴、杨度、邓家彦等会晤，筹建同盟会。
在一系列的奔波、宣传，以及建立各地革命组织之后，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终于在日本东京举行。会上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在此之前，随着革命思想的日趋觉醒，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于1903年组织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黄兴、宋教仁等领导成立华兴会，稍后诞生了蔡元培、章太炎主持的光复会。正是在多方了解各种团体、广泛联系兄弟组织成员的基础上，孙中山的组织工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和深度，决定创建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个政党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具有近代政党形态的意义，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社团所不可比拟的优点，农民的秘密结社难以望其项背，维新派的“学会”团体也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它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主要领导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此后，孙中山又不断在海外奔波，成立同盟会分会，同时到处筹集革命经费，为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戴季陶虽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加入同盟会及从事同盟会的革命工作。这是因为，他到日本来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他与许多留学生一样，在长达四年的留学生涯中，“最大的希望”“最出劲干的”就是要想把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全部运输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且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时，他只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学生，而此时孙中山已近40岁，是同盟会的领袖，富有经验的革命家，由于年龄差距太大，这段时间他们没有什么交往。因此，戴季陶在日本虽见过孙先生，但并不就是与之相识，匆匆忙于革命的孙中山也还未与戴季陶结成忘年之交。
在日本期间，据说戴季陶很刻苦。他先进入一所师范学校学习，一说也曾入振武学校学习，1907年秋转入日本大学法科，投入日本著名法学家笕克彦门下。日本大学是东京有名的6所私人大学之一，有5000多名日本学生，中国学生也有千人以上。在学校里，戴季陶酷爱读书。他结交的几位四川同乡之一谢健说他“嗜书如命，手不释卷，在东京长跑图书馆，日人著的汉学著作选读得很多，看书很快，我们偶尔看看书，总是他先看完。”后来与他在中山大学共事的朱家骅也曾这样说道：戴季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生来好学，虽在忙中，不废书卷，尤其看书之快，的确可以说一目十行……回国之后，戴季陶学的法政和师范等专业知识都派上了大用场。
图19东京振武学校是为晚清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开办的预科班，遗址现为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通过在日本的留学，戴季陶的日文水平也有极大提高，一说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他还时常用“散红生”的笔名写散文、小说或诗歌，投寄日本报纸，报纸都争相刊登。他的写作特长，也逐渐表现出来。
另一面，戴季陶长得五官清秀、文质彬彬，在日本留学过程中，生活上也有好玩、放荡不羁的时候，是位风流倜傥的多情才子。他曾与一些朝鲜人士来往，并识得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李姓皇族公主，是韩王叔辈的女儿。两人有过一段秘密交往，甚至相约订婚。但订婚之后，没过几天，对方却突然失踪，与他断绝了往来。不知是何原因，最后也没能找到答案。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戴季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幸好他年轻，初恋的甜蜜与酸楚，都被他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此再未提起。
在日本期间，戴季陶也显露了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1908年，他与杨子鸿、胡霖等人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得到校方的许可和赞助。在筹备同学会期间，他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外交才干。典礼当天，日本文部省、清政府驻日使馆均有政府要人到会，日本大学校长及许多教授也出席大会，日本同学也前来观礼，使人数达2000多人。在典礼上，戴季陶被推为临时主席，他用汉日双语致辞，博得满堂喝彩。戴季陶的才干与优秀，为即将回国的他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
三戴季陶参加革命，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共襄革命推翻清廷
1909年的中国，已经处于政治大变动的前夜。这一年的夏天，戴季陶从清凉的日本回到灼热的上海，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不久，他投奔江苏巡抚瑞澂。当时，清政府所谓的预备立宪甚嚣尘上，各地纷纷举办法政学校，苏州也办了一个研究所。戴季陶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专业，瑞澂便委任他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然而，在这个地方自治研究所里做事的人，多是些翰林进士，思想守旧者不少。戴季陶以一个18岁的青年留学生，高居主任教官之职，少年得志，锋芒毕露，却对官场上的阿谀拍马那一套一窍不通，其思想作风与周围的同事格格不入，便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想方设法排挤他。瑞澂奉旨调升湖广总督之后，戴季陶没了靠山，四面楚歌，最后只得辞官另谋生路。
戴季陶在清政府中的这一段不成熟的官场生涯也使其领悟到“立宪救国”只是幻想，不切实际。他思想上逐渐转向革命派，并投入到反对清政府的斗争中。
戴季陶离开苏州，来到上海，首先担任《中外日报》的新闻记者。他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尖锐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的伎俩，反对封建专制，宣扬民主自由。但是《中外日报》隶属上海道台蔡乃煌，是官方报纸，改良色彩浓厚，不能容忍戴季陶激进的主张。短短一个月后，戴季陶便转入《天铎报》。他的名字也改为“戴天仇”，暗示与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天铎报》具有革命倾向，深受上海地区人民的欢迎，日销量达4000份。戴季陶进入该报后，如鱼得水，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很快为读者所熟悉。戴季陶的革命言论，犀利尖锐、煽动力极强，深受读者喜爱。于是，几个月后，他便成为总编辑，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
图110《天铎报》报样
1911年春，戴季陶因在《天铎报》多次发表时论，攻击清政府，触怒了两江总督张人骏，被下令拘捕，幸得上海会审公堂关炯报信，才躲过一劫。但此后，戴季陶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亡命出走，先至日本长崎，两周后又潜回湖州，后又跑到云巢山道观。之后在南洋报人雷铁崖先生的电邀下，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与《光华日报》的编辑工作。
雷铁涯（1873—1920），四川留日学生，中国同盟会会员。他在赴南洋之前，曾在上海新公学等学校任教，以教育为名从事革命工作，并为《民声》的主要撰稿人。他也是南社社员。1910年秋，名为应胡汉民之邀，实受孙中山先生之召，赴南洋筹办《光华日报》。
图111《光华日报》是迄今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1910年由孙中山创办后，一直在槟城出版。图为《光华日报》旧址
雷铁涯虽未与戴季陶见过面，但早已熟悉“戴天仇”这一名字，也很欣赏他的文章。所以，他电邀戴季陶前往槟榔屿。在槟榔屿，两人气味相投，互相以《光华日报》为园地，全力鼓吹革命。约在1911年2、3月间，经雷铁涯、陈新政介绍，由黄金庆主盟，戴季陶加入了同盟会。
在槟榔屿，戴季陶又在雷铁崖等的介绍下，成了孙中山家的私人教师。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离开槟榔屿赴欧美筹款，但他的家属寄居在槟榔屿。戴季陶遂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孙娫和14岁的孙婉讲授国文，孙家两位小姐每天跟他学习两个小时。这样，戴季陶便成了孙家的常客。但他没有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对此，戴季陶曾十分遗憾地说：“这时，本人对于总理还是不大认识。”
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戴季陶传》，团结出版社，2014年2月，第52页。
戴季陶真正与孙中山相见，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国抵达上海的时候。
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反清武装斗争。1907—1911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先后策划了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即黄花岗起义），共8次武装起义。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先生亲登镇北炮台轰击清军。令人扼腕痛惜的是，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所策划的多次起义都失败了。但一次次的起义，不断动摇了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被后人视作辛亥革命的序幕，孙中山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轰动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武昌起义的枪声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迅速得到了响应。至1911年年底，中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宣告“独立”。清王朝覆灭已成定局。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为武装起义筹款。几天后，他在美国芝加哥参加了当地同盟会分会召开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后赴纽约，拟定行动方案：由黄兴指挥湖北革命军，同清政府作战；朱执信、胡汉民等则在广东活动，策划粤省反正。随后，他又于11月中旬在英、法两国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争取到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更多同情。12月，孙中山才从欧洲启程返回祖国。
孙任总统季陶追随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抵上海，随行人员有胡汉民、谢良牧、朱卓文、李晓生、黄菊生等，另有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及日本志士6人。孙中山等抵达上海时，受到上海革命党人及广大群众的盛情欢迎，黄兴、陈其美等特备专轮，亲往迎接，场面十分热烈。此时，戴季陶已事先回到国内，他便以同盟会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欢迎活动。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却也是正式地第一次谒见总理。当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只见孙中山虽然旅途劳累，但精神饱满，谈吐不凡。戴季陶因为是新闻记者，一直和孙中山相距很近，还能与孙中山面对面谈话。在回答中外记者问题时，孙中山说道：“予不求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这种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革命精神感动着戴季陶，他从心底更加对孙中山充满敬仰之情。
作为被一致公认的革命元勋和领袖，孙中山先生享有崇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由各省代表推举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
图112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地，今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首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戴季陶等立刻向孙中山汇报东北的情况。原来，武昌起义一爆发，戴季陶就选择回到了祖国，他还参加了同盟会在上海及东北的筹划起义。
图1131912年的蒋介石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槟城时，戴季陶激动万分，他立即打点行装，准备回国投身革命，干一番事业，便于当年10月中旬回到上海。而当时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与钮永键等正在策划上海起义。戴季陶就参加了上海起义。在与蒋介石的默契合作下，戴季陶说服了钮永键同意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避免了一场内讧。
戴季陶协助陈其美等积极筹划起义，各方奔走，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不仅将上海各革命党派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且还与商界上层人物进行联络，争取到上海商团公会会长李燮和等倾向革命的商界头面人物同情和支持革命，商界贤达沈缦云、王一亭、叶惠均、顾馨一，与“民党”褚慧僧、于右任、谭延闿、张岳军等诸志士，与陈其美、戴季陶等，“设秘密机关于沪北后马路天宝栈，而《民立报》亦为机关之一焉。每集会辄在深夜，而由商团团员之参加民党者挟实弹手枪，偶怀炸弹以卫”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7页。“民党”应指中国同盟会。。
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东北地区的人民也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勇敢地投入了这场斗争。当时活动在奉天省等地区的革命派首领争取到驻沈阳附近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倾向革命，也在各地联络了一些新军。11月22日，蓝天蔚等逃出沈阳，到大连后乘船到达上海。
戴季陶等以革命党人代表的身份与他取得联系，负责接待。戴季陶悉心听取蓝天蔚介绍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为东北地区革命党人的英勇斗争所深深吸引。他迅速将东北的情况转告给上海的革命领袖陈其美等人，以尽快取得上海对东北的支持；还为蓝天蔚等多方联络，并妥善安置大批从东北逃亡到上海的革命党人，让他们在上海站稳脚跟。一些原东北的革命领导人，如蒋春山、商震等，与蓝天蔚在上海汇合，继续进行“光复”东北的斗争。戴季陶自告奋勇，作为蓝天蔚的代表，赴东北进行革命联络工作。
在大连，戴季陶与商震、蒋春山等一起，联系东北各地民军及防营警察等起义，以牵制反动势力，并招募学生军，筹拨兵械运输登陆，以充实革命力量。他们还策动兵舰前赴烟台，保持当地和平，并争取商会给予资金支持等。他们在东北设了两处机关，一在奉天城内，推选商震为临时代表；二在大连，由戴季陶、商震、张光如等负责一切起义筹备事宜。
一切组织准备工作就绪，戴季陶南下返沪，向孙中山等人汇报。孙中山即命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令其率师北伐。蓝天蔚带兵于1912年1月间占领了烟台，下旬，北伐军在辽东口岸登陆，2月陆续占领瓦房店、铁岭、开原、哈尔滨等地，东北三省局势可观，清朝反动官吏赵尔巽等手忙脚乱。
正当蓝军在东北捷报频传之时，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清帝宣布退位，黄兴电令蓝天蔚停止进攻。27日以后，北伐军陆续奉命撤回烟台。不久，袁世凯取消关外都督，蓝天蔚只好撤销关外军政府烟台、大连等地机关。作为蓝军交通部部长的戴季陶，无事可做，纵使豪情满怀，此时只好壮志未酬。于是，他再回到上海。
对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戴季陶从一开始就认为，袁世凯是包藏祸心的。这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要袁世凯按约到南京就职，于2月18日派遣由蔡元培等率领的代表团到北京迎袁南下。戴季陶也以随团记者的身份与代表团一起北上。2月27日，蔡元培所率的欢迎团到达北京时，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接待。他命令大开正阳门（清代旧例，只有皇帝进出才开此门）迎接代表团，以表敬重之意。他向蔡元培等表示可以先到武昌再顺流而下赴宁，但是其言行并不一致。因此，他的样子显得十分虚伪。通过与袁世凯的短时间接触，戴季陶对他心怀鬼胎有所察觉。等到回到上海以后，戴季陶便与周浩共办《民权报》，重操新闻就业。他仍以“天仇”为笔名，品评时政，激昂慷慨，尤其是对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进行猛烈攻击，口诛笔伐。
图114《民权报》（1913年）
在一篇文章中，戴季陶对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这件事这样写道：袁世凯无意离开他的势力范围，自北京南来南京就职，所以他一手导演北京兵变，酿成纵火流血事件；再以北方秩序未复，他必须留在北京镇压为词，将要他到南京就职的协议推翻。
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戴季陶传》，团结出版社，2014年2月，第45页。戴季陶的文章，可以说较早地将袁世凯窃国的阴谋揭露于国民面前，也因此遭到了袁世凯对他的忌恨。
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一再退让，迁就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却背信弃义，毁弃临时约法。当时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唐绍仪本是深得袁世凯信任的清朝官僚，但这时他加入了同盟会，以“调和南北”的功臣自居，与袁世凯发生矛盾。袁世凯感到他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指挥唐绍仪，一怒之下，逼迫唐下野。袁世凯提议新的人选，但参议院并不同意。袁世凯便一次次向参议院施压，强迫参议院接受他的提议。
图115袁世凯肖像
针对这一情况，戴季陶很快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袁世凯强迫参议院接纳提议，就是“阴谋称帝”。这下直接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对其恨之入骨。
1912年5月，袁世凯命令手下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莫须有的罪名将戴季陶拘捕。20岁刚出头的戴季陶就这样第一次遭到了牢狱之灾，后来幸得友人营救而出狱。
民国初年，《民权报》在宣传革命、不畏强暴，及当时的反袁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国民新闻》《中华民报》一起具有“横三民”之称。戴季陶更以一支锋利泼辣的笔，为广大痛恨专制独裁的读者所熟悉。
1912年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并于10月14日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负责研究铁路工程资料，规划铁道建设。办事处成立后，46岁的孙中山便启用了怀有革命热情和好学精神的年轻人戴季陶，聘用他为机要秘书（一说随从秘书）。从此，戴季陶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在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同志中间，戴季陶是最年轻的一个。对于这段经历，他本人十分自豪，并说：“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总理过。”
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戴季陶传》，团结出版社，2014年2月，第54页。因此，这也是戴季陶政治生涯中一段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任职后，戴季陶每日早晨8时便去听孙中山讲授建国之道，并奉命将这些讲话记录下来。21岁的戴季陶能够得到孙中山的如此信任，实属不易。更为可贵的是，戴季陶由于长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能够直接聆听先生教诲，直接处于先生的思想熏陶之下，他从中所得到的教益自是不浅。他自己回忆说，仅在刚开始一二年中，孙中山就对其在外交方面的工作“谆谆教训，不下数十次”。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一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第139页。
很快，戴季陶升任孙中山的专职记室（秘书）。孙中山奔走各处时，与地方同志讲述革命理论与建国之道，戴季陶就在左右，以笔记录。他记录孙中山的讲话，既快又准，深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将孙中山的演讲等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书，使孙中山的重要讲话得以完整保留。
第二章亡命日本依偎扶助
第
二章
亡命日本依偎扶助
1913年，孙中山携戴季陶等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访日活动。访日中途得知宋教仁被刺的不幸消息。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兴师讨袁，结果兵败，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期间，戴季陶依偎在孙中山身旁，协助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民国杂志》编辑，在宣传舆论上为“三次革命”造势。孙中山关心戴季陶的成长及其家人。日本在孙、戴二人的革命生涯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二人也都有见解独到的日本观。
一戴季陶担任孙中山在日期间翻译
陪同访日传来噩耗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生事业不多久，俄国压迫外蒙古签订了《俄蒙协约》，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而承认外蒙古“独立”。协约蔑视中国主权，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人移居外蒙古，俄国实际取得外蒙古的政治特权。中国政府驻俄公使指出：“这将标志着中国在外蒙古一无所有，并完全放弃领土。”面对沙俄的咄咄攻势，孙中山认为，从抗俄角度出发，考虑亚洲的前途和中国的利益，应恢复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两国之间相互合作。因此，在1913年2月间，孙中山携亲友、助手等人一道赴日考察，孙中山信任戴季陶，便也带上了戴季陶。此行同去的有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孙婉，英文秘书宋霭龄及其父宋耀如，以及马君武、何天炯等人。
他们一行于1913年2月11日（一说10日）乘坐“山城丸”号，由上海启程前往日本。到达之时，日本政府特地派专车到长崎迎接他们，沿途经过的地方都有人挥动小旗子迎送。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手持中华民国旗帜在东京新桥车站迎接孙中山先生一行。孙先生下车时，四周欢声雷动，因前来欢迎的人太多，他只能慢慢地走，他一边走一边频频地向人们点头、招手，表达对大家的感激。日本的报纸《日日报》因孙中山等的到访而发表重要文章，文章推崇孙中山先生创立革命事业，功勋卓著，说：“历来史记，实无其匹。”
图211913年3月4日晚，孙中山在东京设宴答谢日本各界人士
在日本，孙中山等总共待了40多天。他到了日本的长崎、神户、大阪、东京、横滨、名古屋、福冈等诸多城市，发表了大量关于中日友好的演讲，而这些演讲通常都是由戴季陶担任翻译的。关于这次访日，任务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担任铁路督办以后，提出用10年的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因此这趟赴日是为修筑20万里铁路寻求日本实业家与中国的合作；二是面对沙俄政府的外部攻势，孙中山也想替国家谋求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当年听过孙中山演讲的人都称赞他的演讲和戴季陶的出色翻译，孙中山的演讲通过戴季陶的翻译，感动日本诸多市民。
图221913年3月，日本芝公园红叶馆，后右九为戴季陶
访日期间，孙中山还坚持看书读报，但他的眼睛不太好，通常由秘书代为读诵。除了英文秘书宋霭龄外，戴季陶是年纪最小的，对于念书这些工作也似乎最为适宜，尤其在日本，他是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因此也为孙中山读诵日文报纸。
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除了演讲、读报之外，戴季陶还参与了孙中山的一切宴会、访问、交涉等活动。他随着孙中山遍访日本各大中小城市，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协助孙中山先生向日本政界领袖介绍中国革命，同各地工商巨子研究开发中国的实业计划。
图231913年3月18日，孙中山（右四）在福岗参谒友人安永东之助墓时留影，右二为戴季陶
40多天里，戴季陶与孙中山东西辗转、南北奔波，殆无虚日，形影不离。他既充当孙中山的秘书，担任记录，又兼他的私人翻译官，充当译员，还对孙中山先生的生活加以照顾，整日忙忙碌碌，不知疲倦，出色地完成各种任务。他以流利的日语、广博的知识、较强的外交能力、辛勤的工作，协助孙中山先生了解日本社会，宣传中国的革命，同时也完整记录了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与各种人物的谈话。
孙中山在日本时，曾同日本内阁总理桂太郎作过两次密谈，密谈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戴季陶都陪伴在侧。而当时没有第四人知晓情况。戴季陶与孙中山一起对桂太郎的一些现状与想法进行了保密。直到后来，他才回忆说：桂太郎是日本军界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像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3次，总共不过6年10个月，桂太郎也组阁3次，却有7年10个月之久。桂太郎第一次组阁时使英国抛弃了“荣誉孤立”的百年政策，和日本联盟。孙中山先生到日本之时，桂太郎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自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已经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过亲近的意思。戴季陶说：此时，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前来看望的最亲信的人说：我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
[美]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180页。这些情况后来被直接记录于戴季陶在1928年初版的著述《日本论》中。
访日期间，为促成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和中国兴业公司合办事业，孙中山先生与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益田孝进行交涉，起草《中国兴业公司计划草案》，戴季陶也参与了这些活动，并出资入股。他还代表先生访问福冈日日新闻社和九州日报社，作为孙中山对日交涉的责任者，频繁活跃于这些组织之间。
孙中山这次访日的意义与成果重大。离日时，大隈重信、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外务次官松井、涩泽荣一、副岛义一、犬养毅等著名人士及数千名留学生到新桥车站送行。可以说，在这次访日过程中，戴季陶在中日关系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自少年以来所积淀的日语能力及有关日本的知识，由一介记者成为孙中山对日交涉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因而，这次访日对戴季陶的意义也重大，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次访日是戴季陶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也是他由单纯的政治评论家转变为政治实践者的出发点。
孙中山先生对于戴季陶在日本期间兢兢业业的工作十分满意与欣赏。同时，戴季陶对孙中山的生活起居的照顾也使先生对他厚爱倍增。这一阶段，他们的关系可以说处于师友之间，超过一般同志之上了。
还是在神户访问期间，孙中山见戴季陶整日辛勤工作，不注意休息和养生，曾疼爱地加以指责道：“你今日再不养生，他（日）年老时，将不得了。”以此叮嘱他注意休息，以免累垮身体。后来，孙中山还曾赠送过一副对联给戴季陶，上联是“淡泊明志”，下联是“宁静致远”，以此来殷殷勉励戴季陶，可以看出孙中山与戴季陶深厚的私人情谊，也体现了他对戴季陶的一片真诚的希望。
而正当孙中山携戴季陶等人在日本考察之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那就是“宋案”的发生。
图24宋教仁遇刺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45分，上海火车站突然响起枪声。在此准备乘火车由上海北上，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在车站送行的宋教仁只说了一句“我中枪了”，就倒在血泊中。凶手开枪后逃跑。于右任等急忙将宋送进铁路医院抢救。到22日凌晨3点钟，这位年仅31岁的原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不幸去世。
宋教仁是被袁世凯等人密谋杀害的。在此之前，他曾是最坚决主张和袁世凯妥协的同志，与戴季陶也有一定的私交。他被袁世凯所谓“新旧协力合作”“朝野合作”的虚假氛围迷惑，主张改组同盟会，建立第一大党，组织责任内阁，妄图以此来阻止袁世凯专权。在他的建议下，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组成新的政党——国民党。当时，大家选举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但先生已到西北考察铁路，不能长住北京，就委托宋教仁代行理事长职务。
宋教仁太相信议会斗争了！以至于对袁世凯疏于防范。在被袁派人刺杀前，他已经风闻了袁世凯有意刺杀他的消息，可他并不太相信。也许是无所畏惧，他曾笑笑说：“这是杯弓蛇影，不需多虑。”袁世凯却并不这么想。同盟会改组，“真的”差点实现了政党组阁，增强了与袁世凯派的抗衡力量，把握了国会多数席位。在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870个席位中获得392席，占整个议席的45%，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对此，宋教仁十分高兴，即以未来内阁总理的身份，奔走于湖北、湖南、安徽、上海、南京等地，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一点儿没有顾及北洋军阀集团手中掌握的武力。
对于这个眼中钉，袁世凯怎能不拔之而后快？刚开始，他也曾试图贿赂与拉拢国民党人，为了巩固统治，他甚至想重金收买宋教仁，将一本银行支票簿送给宋教仁。然而宋教仁非常正直，他只客气地用了一点钱，就把支票簿还给了袁世凯。宋教仁的能力和态度遭到了袁世凯的无比忌恨。袁世凯害怕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排斥自己，而拥戴他人，因此终于对国民党的代理领袖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杀的消息由国内传到日本，孙中山听闻噩耗，感到十分悲痛和震惊。他当即在长崎致电国民党本部和上海交通部，令他们合力查明宋教仁被害的原因。同年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全国公布了宋教仁被刺案的调查结果：确属暗杀。
愤怒警醒讨袁兵败
在宋教仁被害的第六天，即1913年3月25日（一说27日），孙中山携戴季陶等人就从日本赶回了上海。当晚，来到担任国民党理事的黄兴寓所，研究处理“宋案”的办法。这是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戴季陶也有幸参加了会议，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但会议的气氛十分凝重，大家一方面对宋教仁的死表示哀悼，另一方面对袁世凯暗杀革命元勋的无耻行径感到无比愤怒。会上，大家纷纷提出各种对策，要求声讨袁世凯。孙中山提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主张武力讨袁。刚开始，黄兴等人持不同意见。戴季陶等站在孙中山这边。正当国民党内部围绕“宋案”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已杀气腾腾准备对南方诉诸武力了。后来，黄兴便也站到了孙中山一边。各地群众和革命党人纷纷撰文谴责袁世凯卖国，革命空气再度高涨。
1913年7月12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回到湖口，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檄文，正式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由此爆发。戴季陶与孙中山一道从铁道救国的迷梦中惊醒，积极地投入到讨袁护国的“二次革命”中。
从7月15日起，黄兴在南京领导起义，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陈其美在上海就任讨袁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就任讨袁军总司令，接下来，福建宣布“独立”，湖南及重庆等地也宣布“独立”。各地纷纷发生讨袁起义。
然而，经历两个多月时间，各地讨袁军都先后被镇压，“二次革命”最终归于失败。7月22日，孙中山曾致电袁世凯劝他辞职，袁世凯接到孙中山的通电后，便下令撤销了他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当时更加强了部署，全力对付讨袁军。这年8月4日，孙中山偕胡汉民离开中国，再次去了日本。
戴季陶于黄兴在南京举兵讨袁后，即投笔从戎，积极参加“二次革命”。他曾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到各地做起义的发动、组织工作。7月19日奉命到宁波，组织革命力量。7月29日，黄兴因饷械不足、后援断绝而被迫离开南京，戴季陶又奉命到南京，之后再次发动南京举兵讨袁。他在南京期间，南京的起义将士欢欣鼓舞，大家奔走相告：“中山的代表天仇先生来了，经济问题有着落了。”而他本人却险些遭到南京反革命宪兵逮捕，幸亏假装成日本人而逃过一劫。南京起义失败前，曾二度宣告“独立”。之后，戴季陶从上海赴东北图谋起义。在东北之事没有成功，他又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国内已无立足之地，戴季陶得知孙中山去了日本，就于9月25日，化装成日本新闻记者，离开大连，去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再度取得联系。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东渡日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面总结前面失败的教训，一面为发起下次斗争做准备。
1913年9月29日，戴季陶在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去谒见了孙中山先生。此后，他在先生身边度过了长达两年多的流亡生活。这两年里，孙中山与戴季陶的关系密切。戴季陶去拜访孙中山有时一日数次。据日本外务省所藏的档案资料显示，1913年10月2日一天之内戴季陶去见了孙中山4次；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又接见戴季陶4次。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戴季陶是革命党人中，自始至终与孙中山来往关系最密切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陈其美。在这段日子里，戴季陶协助孙中山做了许多的工作，主要有：奉命离开东京从事“第三次”革命的联络准备工作；创办《民国杂志》，担任编辑，以宣传为武器唤醒人心，揭发袁氏帝制野心挽救民国；协助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在日本创办的政法学校翻译等。
鉴于“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孙中山非常重视包括山东半岛在内的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把东北工作的据点设在大连。大连属于关东州，受日本管辖，而且和山东隔海相望，便于革命党保护自己，开展工作。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曾转移到大连，“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有一批革命党人转移到大连，使该地的革命党人达到200余人。他们虽然准备联合举义，但因缺乏经费处境困难，希望孙中山提供资金帮助，孙中山就派戴季陶、陈其美、山田纯三郎和蒋介石等人前往大连，并送去一些资金。
1914年1月，戴季陶两次离日赴大连执行任务。一次是在1月2日，与张继一同前往大连，一周后返回东京；另一次是在1月26日，和陈其美、山田纯三郎从日本乘船前往大连，奉命去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部。抵达大连后，陈其美因肺病复发住进医院。戴、陈的一些活动，又受到袁世凯和日本关东军都督府的严密监视和百般干涉。因而在东北各省建立革命党的基础，花了将近50天的时间。直到这年的3月15日，戴季陶才与陈其美等人悄然离开大连，重返东京。由于经常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以至于后来许多年在东北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都下令悬赏通缉戴季陶。
图251914年，戴季陶在东京《民报》发表文章
戴季陶回到日本后，与孙中山一道走访日本朝野人士，宣传中国革命良机，以争取日本在外交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他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情况，给了孙中山先生很大帮助。孙中山在他的协助下，访问了日本重臣犬养毅，拜访了头山满和日本自由党及立宪政友会创始人板垣退助等人。他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和翻译，参与了许多孙中山与日本友人的秘密会谈。由于他经常作为先生的代表，与日本朝野人士联系，使得日本政府的情报机关将他视为“孙派最高幕僚之一”，年纪轻轻的就被视作“革命党首领”，等等。可见戴季陶当年在日本的影响。孙中山在这个“日本通”的帮助下也争取到了日本朝野一些要人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压制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革命行动，而且不提供贷款。袁世凯方面把青岛拱手交给日本，使日本得偿所愿。革命党人想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接发动“第三次革命”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这段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为安置同志、培养干部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创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教授学生们学习政治和法律。戴季陶到日本后，又由孙中山委派到政法学校担任翻译。他一面做好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得力助手，一面又要做好政法学校的这一常规工作。戴季陶不但欣然接受这一任务，而且尽心尽力去做好这项工作，为培养革命人才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图26孙中山（中坐者）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夫妇
1916年2月，戴季陶还奉孙中山之命，协助飞行家坂本寿一创建航空学校。经梅屋庄吉援助，该校在滋贺县近江八日市町建立。通过这件事，戴季陶了解到在日本有像梅屋这样竭力支持中国革命的人士，而中国发展航空技术等也必须得到日本的帮助，这些对戴季陶重新认识日本，形成自己的日本观影响很大。孙中山在日期间会见日本要人时，戴季陶又再度担任翻译，与日本财界、政界等重要人士进行直接接触，特别是参与和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秘密交涉，这也对他本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孙中山由戴季陶等协助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
流亡日本重新建党
自戴季陶在孙中山先生担任机要秘书起，他一共在孙中山身边待了12年半的时间。孙中山对他的影响有一个方面是生活上的，即孙中山对他外表方面的严格要求，使他任何时候在公开场合出现都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戴季陶回忆，孙中山对身边的秘书及部下平日的一切生活行动，哪怕是最细微、最琐碎的事都特别注意。他在家里会客时，经常请戴季陶等人作陪。他的客人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有时还有外国人。在客人到来之前，孙中山会细心检查秘书和部下们的仪容，如衣服是否穿得整齐，裤子上的扣子是否扣好，胡子是否刮得干净，皮鞋是否清洁，鞋跟是否损坏等。遇到有人衣服不整齐，胡子没剃干净，就叫他到楼上修整，皮鞋不清洁的也叫他更换，损坏的便叫他拿去补好。戴季陶说，孙中山经常告诫手下那些不修边幅者，如果仪容不整就会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足以影响革命的前途。许多追随孙中山的人，虽然地位很高，但经常不修边幅，因而被孙中山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纠正。
经过孙中山严格细致的训练，戴季陶便变得很讲究仪容，而且遇到什么事情都早早准备妥当，见事待人都举止有礼、大方。有人曾问过戴季陶，说：“你没有去过西洋，为何对西洋的礼节如此熟悉？”戴季陶说：“这都是跟先生（孙中山）学的。”还说：“我们从前跟着先生的时候，如果在政论上同他的意见不同，他必定反复同我们辩论，夜以继日的，必定要等到说服了我们才肯罢休。然而辩论是辩论，总是平心和气的，从来不肯用严词切责。可是如果看见我们一时大意，不修边幅，那时，先生就要不客气地教训我们了。”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戴季陶总是整洁从容。
在事业上，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为先生的思想、理论所服膺，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先生的一边。反袁举事未成，孙中山于1913年8月到日本，9月便开始筹建中华革命党。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尤其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正是这些原因才导致失败。因此，他主张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重新焕发革命精神，重新组织革命党派。而这个党的党员，一定要忠于革命，忠于革命领袖。为此，他要求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并要求每人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同时在盟书上按上指印，以避免“不听我之号召”的情况再次出现。对于孙中山这种党内完全听命于一个人的“宗派”做法，许多人持有异议。黄兴首先表示反对，其他人如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孙中山说：“要我们唯命是从，那你不就成了专制君主了吗？你自己的主义是民权自由，而现在你却要取消这个主义，采取君主专制主义，我们不赞成。”因此像朱执信等，刚开始就因不愿履行宣誓服从个人等的手续而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直到后来由同志们劝说才加入。为了调和孙、黄矛盾，孙中山的另一位秘书胡汉民私下约了居正等数十人开会，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建议将誓词“附从孙先生”一句，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然而结果未能收效。他本人于1914年5月1日才加入。戴季陶则与胡汉民、朱执信不同，他于当年9月底到东京后，10月2日就宣誓参加了中华革命党。陈其美随后也加入。戴季陶和陈其美还邀约在日流亡的同志都参加。
戴季陶坚决支持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他和胡汉民、陈其美等人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在东京多次召开讨论会，亲自主持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这些会议由胡汉民或戴季陶任记录。会前会后的一些事务工作，戴季陶也积极承担。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准备，中华革命党成立的条件成熟。孙中山便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筑池精养轩正式召开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此前，他已于6月22日被选为总理，此时他宣誓并盖手印，就任总理。
孙中山的誓词是：
立誓约人孙文，为挽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护世界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
其他入党同志的誓约则改为“一、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和“二、服从命令”。黄兴等因无法和孙中山达成共识，而去了美国，陈炯明也去了南洋，但这并没有动摇孙中山及其忠实的拥护者如戴季陶等人的信念。
图27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合影，第三排右五为戴季陶
之后，孙中山主持制定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性文件《革命方略》，为此，他前后召集了17次讨论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戴季陶出席讨论会的有9次，每次均担任书记。戴季陶被推为起草委员之一，与其他委员一起，努力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对每句话、每个字都仔细斟酌，尽量把各方意见反映到文件中。自9月20日起，经过3个月的时间，《革命方略》才制定完成。其中包括《讨袁檄文》和《安民布告》等重要文告，其目的在于一旦条件成熟再行举兵革命时，避免重蹈“二次革命”失败的覆辙。
舆论宣传继续反袁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陈其美、居正、许崇智、胡汉民、张静江等将分别当选总务、党务、军务、政务、财政等各部部长，戴季陶以创始者的身份成为中华革命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但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到职。而他此时已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名高级组织干部，也是该党思想宣传战线上的一员得力干将。
图281915年9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合影，前排左四陈其美、左五孙中山、左六胡汉民，后排左五戴季陶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宣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民国杂志》的创办，成为该党重建革命舆论阵地的一项重要举措。《民国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便成为该党的机关报。戴季陶与居正、胡汉民等人担任编辑。胡汉民为总编，居正为发行人。长期为《民国杂志》写稿的还有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
《民国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布告”称：“本报为纯民党之代表言论机关，研究民国政治上革新之重大问题。”戴季陶为《民国杂志》撰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以反袁为主要内容，用大量篇幅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的行径，积极鼓吹“三次革命”。他曾总结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民国虽然成立而政治仍未能使人民满意和袁世凯能够轻易地窃去革命成果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专制的毒根未除。在《中国革命论》的一文中，他进一步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长远背景着眼，总结出“五种程序”，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皆为同一原则所支配”。他还指出，旧思想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掘动旧思想的基础，却种下了“独裁政治之因”；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人物又流于放任，革命团体则活动乏力，使“旧官僚得肆权威于新政府，而实质上之改革事业乃归幻泡，旧日专横之恶德积而成一大反动”，加上中国人苟安之弱点，对于共和立宪政治之自觉“尚微”，于是开启了独裁政治的端绪。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假设袁世凯在革命军未起之前忽然死去，中国的革命可以终止否？他认为不能。他认为革命，非对于袁世凯个人，而对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旧官僚党的势力，是对于封建的专横的政治。因此，只要封建旧官僚党还存在，封建的专制的政治就不能绝迹。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在革命失败后痛定思痛，检讨反省，深究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样的言论是有一定深度的。
针对袁世凯于1913年6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戴季陶挺身而出为孔子澄清、正名。在《孔子》这篇文章中，戴季陶说：“孔子为我国学术史、文明史上继往开来之伟人”，“袁世凯利用孔子‘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清事实的真相，‘尊孔为一事，袁氏之尊孔令又为一事’，所以国人断不能因‘恶袁氏之故，遂恶及孔子，而使人民历史上之信仰心日趋堕落’。”
滕峰丽：《民国时期的三民主义——戴季陶思想研究（1909—1928）》，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4445页。
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一文中，戴季陶提出建设民国制度的新设想。他主张中国应采取联邦组织，认为联邦制并非导致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合众的宪法，统一的、完全的国家，实行地方分权的国家。从中国历史来看，地方分权导致文化的发达，中央集权导致文化的退步。因此，将政权集中于一个中央政府，依赖数人的耳目心志，判全国的利害是非，有很大的弊病，所以，他的结论是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他还提出实行联邦制两个前提，即统一中国和发达中国。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反对袁世凯的封建专制，而联邦制的提出正是针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其主张也就具有反袁的作用。
在担任《民国杂志》编辑期间，戴季陶还为孙中山研究世界问题做了大量助手的工作。当时，孙中山对世界历史、地理及现状十分注意，戴季陶就在《民国杂志》上开设了记录世界大事的专栏，分欧洲、美洲、亚洲三个部分，分别汇记所发生的大事，以世界大事记的形式帮助孙中山更好地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在记述这些事时，戴季陶不仅从纵的方面追溯事件的起源，也从横的方面记下事件发生对各方面的影响，使人一看一目了然。他细致而努力的工作得到孙中山的赏识，也得到中华革命党内其他同仁的认可。在1914年中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田桐向孙中山提出的两份同志名单中，戴季陶被列入受盟立誓的“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中。
图291914年11月8日，孙中山（中坐者）与戴季陶（左后立者）等在东京芝樱田町丸木照相馆合影，其余为谭根（左坐者）、夏重民（右站者）、陈其美（右坐者）
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常与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袖犬养毅来往。当时的犬养毅对孙中山等中国的革命党人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由于和孙中山关系甚好，犬养毅在一次参加竞选时曾请求孙中山予以帮助。孙中山便派戴季陶协助其参与竞选。为了帮助犬养毅，戴季陶到处演讲，有时一日达数十次，大受日本人的欢迎。竞选对方本是最有实力的当政者，但有了戴季陶的参与，他们差点失败，最后以微弱的优势险胜犬养毅。据说，这次选举以后，日本便增设了限制外国人参加助选的规定。
为进行反袁起义，1916年3月10日，戴季陶还与孙中山、松岛重太郎在日俄贸易公司与久原房之助共同签署了70万日元的贷款合同。中方署名者为孙中山和戴天仇（戴季陶笔名），日方保证人之一是松岛重太郎，署名者还有远藤氏及武田氏等人。
困难时期不减关怀
在日本流亡期间，由于经济困窘，戴季陶跟着孙中山度过一段十分艰苦的生活。那一年，戴季陶在日本，他的夫人钮有恒女士也从上海抵达日本，与他团聚。那时，虽然戴季陶经常从早到晚都要跟着孙中山先生，只有到了晚上十点以后才有闲暇，但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休息时间，他都不肯轻易放过。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戴季陶在生活上放荡不羁，传闻他每晚都要出去过“夜生活”。
孙中山比戴季陶长24岁，一方面认可他是自己的得力助手，另一方面也视他如自己的子侄。因此，孙中山不但在政治思想方面教导戴季陶，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修养和家庭。戴季陶称年长他5岁的夫人为姐姐，孙中山也称钮有恒为姐姐，相处时关系十分融洽。
钮有恒是一位十分理性，深明大义和有胆有识的坚强女性。1913年以后，常为孙中山处理杂务，并经常往返于上海、东京两地为革命党人做秘密联络工作，受到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信任与尊敬。
“二次革命”失败后，钮有恒随戴季陶旅居东京。一次党部选任某职务，钮有恒当选，她当即表示要辞职，但大家不允许。她便请求以大家选举她的票数，由其举贤代表代职。大家同意了，于是钮有恒推举居正为自己的代表，被一致通过。
1913年12月，钮有恒与戴季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家秀。孙中山十分喜爱他们这个孩子。以后在上海期间，常常邀请他们领着儿子到自己住的公馆去游玩。后来还给他改名为安国。那是在黄埔军校成立时期了。在黄埔军校时，戴季陶有两位情同手足的好朋友蒋介石和金诵盘，三人都是孙中山身边的得力助手。戴季陶和金诵盘各有一个儿子，蒋介石有两个儿子。传闻，他们跟随孙中山在广州，同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孙中山邀他们三人去小聚。谈话间，孙中山希望他们三人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此时，戴季陶便提出让孙中山为他们的孩子起名字。孙中山便高兴地答应了。几天后，孙中山告诉他们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孙中山说：“我们这一辈人，举旗打天下，是为了建立共和国，那么，孩子们应该是国字辈啦。建立共和国的目的，是求得天下大同。我看，四个孩子的名，就叫‘经纬安定’好了。”蒋介石说，他的两个儿子要排在一起，正好是经天纬地，叫起来顺口。因此，蒋的一个儿子名叫经国，另一个儿子叫纬国。戴季陶的儿子虽然年纪略微年长，却只好叫了安国。金诵盘的儿子则叫定国。后来，戴安国赴德国、美国留学，学习航空工程，回国数年后任民航局局长，没有辜负孙中山等长辈们的一席厚望。
图210戴安国（左）与蒋纬国（右）年轻时的照片
除了戴安国，蒋纬国也被认为是戴季陶之子。关于蒋纬国的出生一事，日方有证明，说蒋纬国的生母即为与戴季陶交往的日本女性。这个日本女人是谁？有津渊美智子、重松金子、爱子等多种说法，而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后人即其曾外孙女小坂文乃女士所藏资料中，有“戴天仇”写给梅屋庄吉的两封信，称此女为“户村”（日文：おきん）。1916年9月29日，戴季陶写信给梅屋庄吉，信中这样写道：“此前离开东（按：指东京）时曾将户村托付与您，后其是否已前去拜访？四五日前接到户村来信，称尚未拜见，务请给与关照。此前离京时，曾给户村留下一百日元，但婴儿诞生后，恐不足以养育。
图211戴季陶与第二任妻子赵文淑
万望在其艰难之时给与援助，所需费用由我偿还，务请关照。”11月21日信中又写道：“户村所生之子，初曾托您关照，后其由东京来信告知所生之子为男子，此为两周前恰就此事与蒋介石君商量，蒋言自己无子，夫妇同望能收其为养子，且为该子命名为‘蒋家治’。辜负贵意甚感愧疚，然当初您曾言道：‘孩子不要，但可照顾’，故吾便应蒋之要求。在此深表歉意，勿请动怒。且务请向足下已托之士转达歉意。户村来信言及已得夫人钱，甚为感谢。厚意铭记于心，务请宽恕吾之过失。顺颂夫人台安。”
张玉萍：《讨袁时期戴季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戴季陶未认此子原因，坊间猜测是为怕被妻子钮有恒所知，因钮氏为秋瑾弟子，婚后一直大力支持戴的政治活动，并且贤良淑德、知书达理，除传闻性格颇“辣”外，应是一位好妻子。由信可知，戴季陶对自己犯下的过错，也很懊悔，心生愧意。
戴季陶常年在孙中山身边，对孙中山可谓忠心耿耿，孙中山对他一家也是关怀备至、亲善有加。而蒋介石与戴季陶早期所建立的特殊的密切关系，也许也正是日后戴季陶终其一生全力助蒋的原因之一。
三孙中山与戴季陶的日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