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马白居易江州司马白居易JIANGZHOUSIMABAIJUYI陈建国著谨以此书纪念白居易授江州司马1200周年（公元815—2015年）︽琵琶行图︾明·郭诩图书在版编目(CIP冤数据江州司江州司马白居易/陈建国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马社，2014.11白ISBN978-7-5493-2911-3居易Ⅰ.①江…Ⅱ.①陈…Ⅲ.①白居易（772～846）—传记Ⅳ.①K825.6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822号责任编辑邱建国黄倩装帧设计彭威排版制作邓娟娟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社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邮政编码330046总编室电话（0791）88504319编辑部电话（0791）88595397销售电话（0791）88517295网址www.juacp.com印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700mm×1000mm1/16印张35字数430千版次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5493-2911-3定价48.00元赣版权登字-07-2014-613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出版说明一、本书认定并引用的白居易江州诗文，主要依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本，同时参考罗联添《白乐天年谱》、顾学颉《白公年谱》、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杨宗莹《白居易研究》和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等刊本意见。二、本书内容主要取材于白居易诗文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史籍以及地方志等相关文史资料。三、本书采用的文体及语言介于传与评传之间，以传为主，寓评于传，夹叙夹议，传评结合，有的章节还适当运用了小说的叙述语言和描写手法。这是一种尝试，目的是能更好地表述历史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记述均以白居易诗文和有关史实为依据，无杜撰虚构。四、本书注释均放在需注释的句子或词语后的括号内，而不是按通例集中放在每一章后或每一页的下方。这亦为一种尝试，目的是帮助读者及时扫除“拦路虎”，顺利往下继续阅读。至于一些不需要这样释疑解难的读者，则不必理会括号内的注释，直接跳过去往下读。五、关于“笔者注”。为了帮助读者领会书中有关内容，本书多处使用了“笔者注”。“笔者注”主要用于以下情况：1.注明所引诗文和典籍的出处；2.对一些典故及有关问题做出解释；3.对某人生平、家世、001宦履等情况做介绍；4.笔者对自己在某一问题上看法的说明；5.其他。江州六、关于书中人物所任官职的名称、职责、品秩等问题。这是当司马前许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阅读古籍和历史读物时普遍遭遇到的白居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书中人物的易了解、内容的领会，使阅读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挫伤。本书依据《唐六典》、《通典》和徐连达《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等文献典籍和职官专科辞典，对书中人物所任官职名称、品秩、职责等问题一一做出简要说明。为了使读者能明白书中人物所任官衔的职责，本书还将其与现今职责大致相同的官职进行类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即使同一官职名，古今职责范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笔者在类比时，冠以“类”、“相当于”这样的字眼加以注明，希望读者阅读时不要将两者机械地比附。002序一叶春白居易是我国唐代地位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艺术珍品。有关白居易的中外论著很多，其中不乏大师、名家的论著。陈建国先生退休后执着于研究江州司马白居易，用以充实休闲生活。这是有勇气、有胆识、有智慧、实事求是的选择。我对这种选择十分钦佩。白居易远谪江州，使他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江州，白居易登庐山、游江畔、访古迹、听民情、编诗集、盖草堂，忧郁政治，半仕半隐。为了重点描述江州司马白居易，并写清楚其遭贬的前前后后，作者沿着白居易出生、出仕、遭贬、复出、晚景的轨迹，走访、查看了众多可寻旧迹，采集、选录了一批文史资料，阅读了大量白居易的作品，参阅了一批有关白诗的论著和评论。经过十三个寒暑，作者以严肃认真的学风、孜孜不倦的精神，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终于写出了一部有个性、有创见性的好书。这部书用故事的形式描绘史实，用史实来规范故事的内容，文学性与历史性相辉映，资料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篇章结构合理，文笔通畅，内容和形式比较统一。这种把历史资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的表现方法，不失为一种普及与提高文史知识的好尝试。在《江州司马白居易》即将问世时，陈建国先生要我写几句话。003我建议一定要请文学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椽笔为序，方能画龙点江州睛，道出真谛。我自愧学业荒疏，言不中的，欲辞未果。基于与建国君司马是四十多年的文友，只好写了以上一些话，还有拙诗一首，一并作为白居《江州司马白居易》的读后感。易心血篇章字字金，笔华雅俗叹精新。歌诗作纬凭青史，言论为经诵谏臣。蓬荜重温霜雪苦，仕林当习地天仁。可嘉学问几千里，方得书香奉世人。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叶春：原江西省文化厅厅长）004序二白高来陈建国先生出于对先贤白居易的尊崇、敬仰和热爱，自2002年退休后，毅然决定从事白居易研究。他历时十三年，完成了《江州司马白居易》一书的创作，把这部近四十万字的洋洋大作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陈先生希望我能为该书作序。作为白居易的后裔和热心研究者，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两年以前，陈先生与我在电话中有了初次的交流，当时就感受到了他对白居易研究的热爱和执着；去年五月我去九江、庐山寻访先祖白居易的足迹，陈先生自始至终陪同，他透漏了自己研究白居易的部分情况，已使我迫不及待地期望目睹他的研究成果问世；今年五月九日，我终于来到了他的书房。我看到靠墙摆放的四个书柜，上上下下摆满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等各个时期出版的白居易全集、诗文集、笺校、译注集和研究论著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等典籍，《隋唐两京考》、《隋唐两京坊里谱》、《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等参考书籍，白居易故里、故居及足迹所至之处的人文和地方志书籍资料，以及更多的九江和庐山有关白居易的历史、地理、人物、宗教（佛教、道教）、园林和文学艺术等书籍和地方志资料。在陈先生辛勤笔耕的书案上，摆的是《江州司马白居易》一大摞书稿。在大略浏览了这浩如烟海的白居易资料后，我不禁感叹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您对白居易的挚爱和广泛深入研究，真是我学习的榜样啊！”005十多年来，陈建国先生为了写作《江州司马白居易》，反复认真江州地研读了上述各个方面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记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司马笔记，并分两次走完了白居易被贬江州所走过的路线。白居易在九白居江、庐山的生活居住地及足迹所至，陈先生更不知亲自考察、体验了易多少遍。陈建国先生把本书定位在故事加评论的评传体，受众是普通读者群，主要是青年读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对读者负责的严肃态度，陈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坚持不杜撰、不虚构、不妄言、不搞“戏说”。因为此书资料翔实、有根有据有出处，故专家学者也可以从书中获得可靠有益的资料。为了帮助普通读者，特别是对历史资料不甚了了的青年读者，作者还对有关地名加了古今对照引者注，对有关诗文进行了白话翻译。而这一切，都是陈建国先生反复查证有关资料，花费巨大心血换来的。陈先生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令我深为敬佩。《江州司马白居易》是继《白居易与下邽故里》、《白居易秦中行吟》、《白居易与洛阳》、《白居易在洛阳》、《白居易与忠州》、《白居易与杭州》、《白居易与西湖》等书后，有关白居易在某一地区的行踪、心迹、交游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研究的又一部专著，填补了白居易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作者在前贤、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白居易在江州的思想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再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认为这很值得学界重视和关注。我非常赞同原江西省文化厅厅长叶春先生的看法：《江州司马白居易》是“一部有个性、有创见性的好书”。希望读者能喜欢它。是为序。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于洛阳（白高来：河南洛阳白氏后裔，洛阳白居易研究会副会长，已先后出版八部白居易研究著作）006目录001出版说明003序一/叶春005序二/白高来001第一章惊天血案后的奇冤011第二章家世家风018第三章漫游江南031第四章初试锋芒037第五章三登科第056第六章县尉任上的意外收获068第七章“少府无妻春寂寞”080第八章宪宗特力拔擢的翰林学士091第九章拜授左拾遗105第十章恪尽职守的谏臣120第十一章另一种形式的奏章132第十二章接踵而来的打击148第十三章心境非常郁悒的半年157第十四章贬谪江州的真正原因177第十五章王涯其人001江州司马白居易190第十六章凄风苦雨赴江州211第十七章“相迎劳动使君公”223第十八章司马宅233第十九章第一次自编诗集247第二十章诗论名篇《与元九书》258第二十一章浔阳楼寄怀265第二十二章江州任上的第一个春天275第二十三章泛舟湓水，步游江郭283第二十四章难忘的初恋293第二十五章大水触发怨愤难抑的心绪299第二十六章与长兄形影相依浔阳城306第二十七章小池清心312第二十八章秋游庐山329第二十九章千古绝唱《琵琶行》339第三十章酷寒迫人的冬天349第三十一章庐山草堂369第三十二章千里修书荐刘轲379第三十三章乐天知命002386第三十四章“诗魔”（一）402第三十五章“诗魔”（二）410第三十六章“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418第三十七章尝试炼丹427第三十八章盼得行简到江州436第三十九章咏妓诗引发出的话题447第四十章迟延的“量移”457第四十一章依依不舍离江州470第四十二章不尽的思念（一）478第四十三章不尽的思念（二）488附录一白居易年谱简编507附录二白居易江州诗文编年详目526附录三主要参考及引用书目540附录四唐长安外郭城图（即西京外郭城示意图）、明九江府郡城图和清九江府德化县县城图542后记003第一章惊天血案后的奇冤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文中月日为农历，后同———笔者注），京都长安。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居住的靖安坊（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二街，永乐坊南、永崇坊西）家中出来，骑马进宫上朝。两个导骑各执标有“相府”字样的大灯笼在前引路，武元衡居中，前后各有侍从。队伍刚出靖安坊东门，黑暗中突然有人喊：“灭灯！”导骑闻之大声呵斥，但被刺客射中肩膀落马，两盏灯笼随即扑灭。刹那间，原先藏在道旁林荫中的一伙人窜出，抡起棍棒向武元衡及其随从打来。武元衡的左腿被打断，随从人员被驱散。刺客紧拉着武元衡的马向东南走出十多步后将武杀死，急割下其头颅用布裹之，乘夜色未尽逃离。等到有人发现并将众人喊来时，灯火下只见一身着朝服的无头尸体倒毙在血泊中，头颈部涌出的血喷射得很远，现场还有凶杀时遗留下的毛发和骨髓，惨象目不忍睹。根据服饰及佩戴物，大家推断死者身份为宰相，但不知是哪位宰相。这时，路上已有骑马上朝的官员及行人。负责城市治安巡逻的兵卒一个接一个往下报告：“贼人杀死宰相了！”连呼十余里，一直传到朝堂，百官惊恐，喧扰不安。不一会儿，一匹受惊的马沿着主人过去上朝的路线来到朝门，人们辨认001坐骑，才知遇害者为武元衡。江州在刺杀武元衡的同时，另有人在通化坊（位于朱雀门街西第一司马白街，善和坊南、通义坊东）截杀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阶正五品居易上，官职类今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刑部侍郎（刑部副长官，阶正四品下，类今国家司法部常务副部长）裴度。裴度刚走出所居的通化坊，刺客即朝其连刺三剑。由于光线昏暗，抑或是刺客心慌，第一剑仅砍断度裴脚上的靴带；紧接着第二剑，也只刺破他朝服的外层；第三剑直刺其首，裴度头部被砍伤，从马上坠下，倒在路边的水沟中。也是裴度的命大，当时长安城风行戴扬州毡帽，恰好出事前一天有人送了一顶新款式的毡帽给他，他很喜欢，遂于第二天戴着上朝。由于毡帽顶部材料较厚，因而裴度头部虽受伤但伤势并不太重。刺客以为裴度已丧命，急欲到水沟里去割其首级。这时裴度的侍从王义眼疾手快，急勒缰绳将马横立在水沟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裴度。刺客料想裴度或未死，向王义猛刺。王义跳下马，从背后奋力将刺客紧紧抱住，并在街道中大声呼喊。刺客不得脱身，抽剑砍断王义的胳臂仓皇逃走。王义后因失血过多身亡。天亮后，宪宗皇帝的仪仗来到紫宸门，有关职能部门的官员将武元衡、裴度遇刺一事上奏，宪宗听后极为震惊，立即决定取消当天的朝会，自己改坐延英殿召见其他两位宰相。宪宗一直非常器重武元衡，曾对群臣说：“元衡真宰相器也。”武元衡遇害当天，宪宗“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旧唐书·武元衡传》）。由于武元衡、裴度遇刺，京都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百官在天未亮时大都不敢走出家门。有时宪宗登上金殿等候很久，朝班中的官员还未到齐。于是，宪宗颁诏：凡宰相出入，加派金吾骑士（金吾，即禁军，负责京城治安的警卫），箭上弦，刀出鞘，严加保护，确保安全。002官员们上朝经过的坊市门前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行人。但刺客肆无第一章忌惮，竟给左右金吾卫（禁军指挥机关）、京兆府（京都长安所在地设惊天置的府，类今首都北京市政府）及长安城内的长安、万年两赤县（相血案当于现在北京市内两中心城区）的主要官员分别送去信函，警告说：后的奇“不要急着搜捕我，否则，我将先杀死你！”其气焰十分嚣张，致使吏冤卒们不敢积极追捕，朝中百官更加人心惶惶。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案。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十二日，彰义节度使（彰义，方镇名。唐置淮西节度使于蔡州，后改为彰义军，故彰义节度使即淮西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隐匿父丧，以吴少阳患病为由上报朝廷，自己统领淮西军政事务。事情败露后，吴元济在蔡州公开反叛。宪宗早就想解决藩镇目无王权、父子相袭的问题，现在吴元济自己跳了出来，他立即削掉了吴元济的官爵，发重兵讨伐，并命宰相武元衡分管此事。武元衡和裴度在平叛问题上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吴元济遭官军多次重创后，于元和十年四月初向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求援。王承宗、李师道一向擅地自专、拥兵自重，与吴元济是一丘之貉。他们一方面连连上表，请求宪宗赦免吴元济，罢兵息战；一方面又对朝廷阳奉阴违，暗中声援吴元济。宪宗坚决拒绝赦免吴元济的请求，命各道兵马加紧讨伐吴。李师道家里豢养着数十名刺客和奸佞之徒，平时用丰厚的资财收买他们，使之死心塌地效忠自己。其中一些人此时向李师道献计：“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粮食的储备。现在河阴转运院（即河阴仓，当时负责承担江淮地区米粮、钱币、物资的转运，以供京师及百官所需。地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桃花峪）积存着江淮地区的粮食，请批准我们秘密前往，放火把它烧掉，再招募东都（洛阳）喜欢打架闹003事的顽劣青少年几百人，让他们抢劫市民财产，纵火焚烧宫廷。这江州样，朝廷便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蔡州，只能忙着先解救自己心脏地司马白区的问题。这是救助蔡州的一项奇计。”李师道接受了这项建议。居易四月十日晚，有盗匪数十人袭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多人，纵火烧掉钱三十万缗（一千钱为一缗）、绸缎三十余万匹、稻谷三万余斛。与此同时，各地都相继发生盗匪抢劫案件。由此，人心恐惧，群臣多数请求停止讨伐吴元济，宪宗并不退让。五月二十六日，由于宪宗的坚定决心，以及裴度举荐的战将李光颜骁勇善战，官军在时曲（今河南省漯河市南）又一次击败吴元济，淮西军被杀者数千人，大溃而逃。王承宗、李师道见此惊恐万分，担心“唇亡齿寒”，很快殃及自己。李师道的门客又献计道：“天子所以锐意讨伐蔡州，是因为有武元衡的辅佐，请派我等前去将他暗杀掉。如果武元衡死了，其他宰相就不敢再为讨伐蔡州出谋划策，还会争着劝说皇上停止用兵。”李师道认为讲得有理，发给足够的费用，派他们实施行刺，并将裴度也列为这次暗杀的对象。于是，六月三日便发生了本章开头出现的血淋淋的一幕。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官阶正五品上，隶属东宫，“掌侍从太子，翊赞左右”，其主要职责是“讽过失、赞礼仪”）的白居易，这天也早早骑马来到朝堂前，和其他文武百官一样等候入殿朝参。中官（宦官）奉旨向大家宣布因武元衡、裴度遇刺而取消当天朝会的决定，现场许多人听了顿时大惊失色，战栗不已，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一个个骑上自己的马急忙赶回家，没有一个人对这起事件表态。白居易与武元衡生前在政见上曾有分歧，特别是在对待“永贞革新”党人的问题上对武元衡有看法。他的好友刘禹锡，就是刚被朝廷召回仅三个月又在武元衡的排斥下外放荒州远郡的。然而这时白004居易首先想到的是：堂堂一朝宰相，竟然在上朝的路上被贼人残忍第一章地杀害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惊天此案不破，何以维护王权的尊严；凶手不抓，朝廷哪里还有威信？联血案想到刚才百官在听闻武、裴遇刺后的“第一反应”，他不禁义愤填膺、后的奇怒火满腔。虽然自己现任官职不便对朝政多发表意见，但想到现今冤朝廷发生了这么大的“非常”事件，就是一般老百姓都不能沉默，更何况自己位列朝班，岂能无动于衷？于是他毅然决定上书宪宗皇帝，主张立即采取得力措施，缉拿凶手，以雪国耻，以肃法纪，把贼人的嚣张气焰坚决打压下去。武元衡是天将亮时身亡的，白居易的奏章在当天中午就已呈送到宪宗手中。他是朝官中第一个站出来对这起刺杀事件做出正面反应的人。两天之内，全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了白居易率先奏议这件事。白居易的奏章符合宪宗强固王权、中兴唐室的心志，是对宪宗坚定的平叛主张的实际支持。六月三日的刺杀事件发生后，当时有不少朝臣确实如李师道门客预计的那样，非常害怕，主和派甚至叫嚣要罢免裴度的官职，以稳住王承宗、李师道，实现罢兵息战。宪宗痛斥这种言论，更加信任和器重裴度，于六月二十五日擢升裴度为宰相，让他全权负责指挥平定淮西战事。六月八日，宪宗下诏，命令京师内外搜查缉拿凶犯。凡捉到杀手的，赏钱一万缗，赐给五品官位；胆敢藏匿杀手的，诛杀全族。于是长安城内进行了大搜查，连公卿家的夹墙、小阁楼都不放过。六月十日，成德军进奏院（成德军，即成德节度使指挥的军队。进奏院，相当于今驻京办事处）张晏等人被控有涉案嫌疑，经审讯，他们承认受节度使王承宗指派，参与了六月三日的暗杀行动。根据宪宗诏命，张晏等人于二十八日被执行腰斩。八月，李师道派刺客杀害武元衡的罪行亦被侦破，只是由于宪宗当时正全力讨伐吴元济，又005刚与王承宗破裂，没有余暇顾及处治他。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江州七月，宪宗在平定淮西和解决王承宗的问题后即发兵讨伐李师道，司马白李氏父子于次年二月被斩首。居易按说，白居易在这次非常事件中表现出的公忠体国、急朝廷之所急的耿耿忠心，理应受到肯定和奖励。可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由此招来了祸患。随着京城内事态的逐渐平定，朝廷里突然冒出了一股污蔑、中伤和陷害白居易的恶浪。一些在谋杀案发生时吓得有如缩头乌龟的人，现在一个个争相跳了出来，大言不惭地指责白居易。有的说，宰相被害、御史中丞被刺，这是国家之大不幸，尚书省的左右丞和六部侍郎、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类今中央立法机构的办公厅负责人，阶正五品上，掌起草诏令、侍从、宣旨、慰劳、接纳上奏文表等事）以及谏官、御史等重臣、职事官都还未来得及奏论，白居易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却抢先第一个上书言奏，难道他的忧国之心反倒超过大家吗？有的说，白居易身为东宫官，按廷制不应过问朝政。可他为了出风头，邀功取宠，置朝廷规矩于不顾，放肆妄为，简直是一个狂人，不配在朝为官。尤其恶毒的是，过去一直对白居易心怀不满的人趁机编造谣言，诽谤居易对母亲不孝。他们煞有介事地说：由于白居易对母亲照顾不周，致使其母看花时坠井而死。母亲死后，他在服丧期间还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旧唐书·白居易传》，“周行”，指仕宦的行列、官位）诽谤者这番话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借由白居易“忤逆不孝”，严重违背了以对君主之忠和以对父母之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提出不能将他再置于官员行列。有的说，像白居易这样有亏人子之道的人，根本不配陪伴太子，必须逐出东宫。当时，宦官对白居易早已怀恨在心，宰相张弘靖、韦贯之也不满居易“出位言事”。于是一时间，白居易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纷纷主张对006他予以贬逐。第一章元和十年八月上旬，在宦官的示意下，由张弘靖、韦贯之出面，惊天将白居易“奏贬为江表刺史”（《旧唐书·白居易传》。江表：古地区名，血案长江以南地。从中原人看来，地在长江之外，故称“江表”。刺史：唐官后的奇名，州长官，相当于现设区市行政主官。“江表刺史”即长江以南某州冤刺史———笔者注），宪宗准奏。诏书发出后，中书舍人王涯又参奏一本，言依据“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意思是说，根据白居易的“犯罪事实”，不适合担任治理州郡的主官。宪宗听后又准奏，追回原诏书，将白居易再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唐州名，属江南西道。州治浔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城区。司马，州刺史属官，位在同为属官的别驾、长史之下，是一个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闲职）。就这样，白居易背着“越职言事”和“甚伤名教”的罪名，负着天大的冤屈，被赶出了东宫，赶出了朝廷，赶出了京都，贬逐到了二千九百里外的江州。接到第一道诏命，白居易有如五雷轰顶，简直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片忠心、满腔热血，竟会招致如此下场；没有想到政敌们对自己的算计会如此卑鄙、龌龊；没有想到宰相们，特别是一向对自己友善的宰相韦贯之也不理解自己；更没有想到他非常敬仰的宪宗皇帝会听信谗言，忠奸不辨，批准同意将自己贬逐。接到第二道诏命，白居易怒不可遏，心如刀绞。他与王涯既是“老乡”（祖籍均称为太原），又曾为翰林院同事，特别是七年前（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当王涯在政治上遭厄运时，他不顾可能断送自己政治前途的危险，冒死在宪宗面前为之辩护。如今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王涯不仅不秉公直言，反而以怨报德，落井下石，这是他怎么也料想不到的。王涯言根据“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的奏状，用心十分狠毒。007一是手法上先肯定虚构的论据，将强加在白居易身上的“罪状”认定江州为事实，然后以这种虚假的依据为前提，推断出白居易“不宜治郡”司马白的结论，从而使宪宗无法不接受他进一步加害白居易的奏论；二是居易时机上选择在白居易已贬“江表刺史”以后，目的就是要使白居易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不可能再得到重用，更不可能回朝为官。白居易的政敌们精心炮制并死咬不放的两条“罪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先看所谓“越职言事”。根据《唐律疏议》，东宫官先于谏官言事并不构成罪名。一是《唐律疏议》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专门名例和律条；二是《唐律疏议》卷第十《职制中》中虽有“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条，但白居易请急捕贼以雪国耻的奏论与此罪亦挂不上钩。“疏议”对该条解释道：“不应言上者，依律、令及格、式，不遣言上而辄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者，假谓州管县，都督管州，州、县事须上省，皆须先申所管州、府，不申而越言上者……各杖六十。”所谓“不应言上者”，是指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没有要求你向皇上进谏却进谏了的。所谓“不由所管而越言上者”，譬如说州管县，都督管州，州、县的事如需报告朝廷的，都须事先向所管的州、府汇报说明。不事先申报而越级直接向皇帝进言者，就是“不由所管而越言上者”。对于这类违律的犯罪行为，给予“各杖六十”的刑事处罚。根据本条“疏议”，白居易既不属于“不应言上者”———因为没有一条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东宫官属“不遣言上”就不能“言上”的，也不属于“不由所管而越言上者”———因为这里讲“所管”县、州、都督府，是指地方行政管理机关的三级建制。白居易的奏状，是针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提的建议，且他自己本身又属朝臣。更何况白居易奏状008是在朝廷发生了宰相被害、重臣遇刺的非常事件且“合朝震栗，不知第一章所云”（白居易《与杨虞卿书》）的紧急情况下提出的，何罪之有？退一惊天步讲，如若朝廷真的认定白居易此举确实犯有“越职言事”罪，按唐血案律就应被“杖六十”，那么为什么不对其施以杖刑呢？后的奇白居易对政敌们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伎俩非常气愤，他后来在冤给姻兄杨虞卿的信中说：作为赞善大夫，自己确实地位卑下，为国家做不了什么贡献。但在朝廷发生非常事件的当天，只有我一人独自向皇上进呈奏章，讲我忧国奉公、忠肝义胆，也是当之无愧！而他们众口一词，说我“妄”，说我“狂”，我又岂敢辩诬？如果以此获罪受贬，不是太可悲了吗？何况他们最后实际上又不以此为罪名（可能意识到“理由”不充分———笔者注），而是另诬构了一条罪名（即“甚伤名教”）纠弹我，哪里能够这样啊？再来看所谓“甚伤名教”的罪名。据高彦休《唐阙史》载：白居易母亲患“心疾”（即精神病）多年，时好时发。白居易父亲逝世后其家境困窘，兄弟又经常旅居在外，母亲念子心切，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一次白居易母亲因忧愤发狂，用切苇刀自杀，幸好被人及时救护才未死。白居易对母亲非常孝顺，“遍访医药”，并以“厚给衣食”的优厚待遇雇请两名健壮的婢女日夜抚慰看护。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时居易四十岁）四月三日，白母“心疾”突发，由于婢女猝不及防，不幸坠井身亡。当时与白居易为邻的薛存诚等官员都清楚此事，并为之向裴度作证。至于《新井》诗，据查证，这首诗为居易任盩厔县尉时作。白居易始任盩厔尉为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第二年七月即调回长安，任集贤院校理，与白母身亡相隔四年多，与现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职也“官隔三政”（居易任县尉后升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继而任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再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至于《赏花》诗，009《唐阙史》讲“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到底是哪一首，何年江州，诬陷者未有具体说明。司何月所作马白他们在白母坠井身亡四年后别有用心地翻出白居易八年前写居易的《新井》诗，并把讲不出具体写作时间的所谓《赏花》诗移花接木地联系在一起，大做文章，目的就是构陷居易犯了有悖于封建礼法人伦的“不孝”之罪。而“不孝”，系唐律“十恶”之一，为大罪。官吏如认定犯有此罪，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唐律疏议》卷第一），不仅要受到行政制裁，还要受到刑事处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白居易以不白之冤远贬江州，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也是他所经历的最严峻的一次考验。为什么白居易“请急捕贼以雪国耻”的奏状会触怒执政者？为什么白居易的政敌们要一再罗织罪名构陷于他？为什么白居易竭智尽忠奋力报效的宪宗皇帝竟同意将他一贬再贬？为什么王涯要以怨报德，落井下石？白居易这次左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江州之贬对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和人生轨迹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白居易极强的政治参与欲和谏臣心态，养成了他刚直狷介、唯义是向、疾恶如仇、宁折不屈的骨鲠之气，从而导致他在仕途上必然会遭受重挫的悲剧命运？针对这些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探析的话题，本书将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逐一为读者解读。010第二章家世家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在郑州新郑县（属河南道郑州荥阳郡，即今河南省郑州市辖之新郑市）城西东郭里村（今东郭寺村）白家宅院里，一个可爱的男婴降生了。他就是后来被誉为继杜甫之后我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诞生时，父亲白季庚已四十四岁，在宋州（州治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任司户参军（相当于现在设区市民政局长或分管民政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母亲陈氏十八岁。祖父白鍠六十七岁，祖母薛氏六十五岁。东郭里村的白家宅院是白鍠的住所。唐代时新郑是荥阳郡所管辖的一个县。白居易少儿时在这里生活成长，直到十一岁才因战乱随家人离开。所以白居易说自己“生长在荥阳”。根据白氏宗谱，白居易的远祖是秦将白起。白起死后，秦始皇念其有功，封其子白仲于太原（秦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白氏子孙遂世代定居在太原。北魏初，白起以下二十三世孙白邕为太原太守，白氏在太原成为望族。这就是白居易在诗中多次称自己是“太原人”、“太原白居易”、“太原一男子”的缘由。到了白邕以下的五世孙白建，由于对北齐有功，被授五兵尚书（即后来隋唐时称的兵部尚书），赐田韩城（今陕西渭南市的韩城市），遂从太原迁家到韩城。白建的儿子士通，在唐朝任利州都督（利011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都督，唐州府军事长官名，中唐后江州其权责为节度使取代）。士通的儿子志善，做过朝散大夫、尚衣奉御司马白（朝散大夫，唐文散官名，从五品下。尚衣奉御，唐掌帝王衣服的侍御居易官，阶从五品上）。志善的儿子温（白居易的曾祖父），做过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掌配役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的官，见《旧唐书·职官志》。相当于现在司法部下属的监狱管理局局长，阶从五品上）。由于都官郎中既是京官，又事务繁杂，需常在长安，韩城离京较远，来往不便，因此白温又把家从韩城迁到离长安较近的下邽县（属华州，县治在今陕西渭南市渭河以北下吉镇）。故白居易又常讲自己是“下邽人”。白居易的祖父白鍠，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自幼好学，很会写文章，尤其工于五言诗，有集十卷，可惜后来失传。白鍠十七岁的时候，以明经及第，最初担任鹿邑县尉（鹿邑，唐县名，今河南鹿邑县），后任洛阳县主簿（洛阳，唐县名，为河南府治所在地，今河南洛阳市城区）、酸枣县令（酸枣，唐县名，今河南延津县）。由于白鍠治理酸枣县政绩显著，当时该道（唐行政区划名，相当于现在的省）节度使令狐章很器重他。在他任职期满后，令狐章奏请朝廷授其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唐御史三院殿院的长官，阶从七品上，此为挂虚职，类似现代解决“政治待遇”），赐绯鱼袋，担任滑台节度使参谋（滑台，古城名，唐滑州治所，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县城），军府中重要的事情，多和他商议决定。后来白鍠时常规劝令狐章的过失，令狐章不听，白鍠便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第二年朝廷授白鍠河南府巩县令（巩县，唐县名，今河南郑州市巩义市）。由于白鍠多年来大都在郑州和河南府辖的县为官，看中了郑州新郑县的美丽环境和风土人情，便将家迁到新郑。朝廷曾三度考察白鍠政绩，从鹿邑尉到巩县令，白鍠皆以清廉正直、冷静明理名闻当时。012白鍠为人敦厚笃实，温和近人，很少说话，很好相处。但对于关第二章系到是非邪正的问题，他则分辨得很清楚，而且有操守，绝不轻易转家鍠世变自己的立场。白于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五月三日病逝，享年家风六十八岁，此时白居易还不到两岁。白居易虽然没有亲身聆听祖父的教诲，但长大后从他人口里得知祖父的为人和诗文成就，间接受到很大影响。白鍠有五个儿子：长子季庚，襄州别驾（襄州，唐州名，今湖北襄阳市）；次子季般，徐州沛县令（徐州，唐州名，今江苏徐州市。沛县，唐县名，今徐州市沛县）；三子季轸，许州许昌县令（许州，唐州名，今河南许昌市。许昌县，唐县名，治所在今许昌市东许田镇）；四子季宁，河南府参军（河南府，唐府名，府治在今洛阳市）；五子季平，乡贡进士。长子白季庚，即白居易的父亲，于玄宗天宝末年明经及第。及第后授萧山县尉（阶从九品上。萧山县，唐县名，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历左武卫兵曹参军（阶正八品下）、宋州司户参军（阶从七品下）。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季庚授徐州彭城县令（彭城县，唐县名，今江苏徐州市铜山县）。当时徐州被淄青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控制，李正己反叛朝廷，派重兵扼住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的徐州埇口（即埇桥），切断汴河漕运，谋窥江淮，形势十分严峻。第二年（公元781年），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纳率领军队继续作乱。白季庚劝说徐州刺史李洧尽忠皇室，以徐州及埇口归唐，摆脱李纳。李洧是李正己的堂兄，虽与叛军李纳是叔侄之亲，但经白季庚晓以大义，毅然守土报国。李纳派强将率精兵两万余围攻徐州。徐州虽系重镇但当时无兵防守，白季庚便召集吏民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日夜奋战，达四十二天之久，直至朝廷救兵到，叛军败退。这次能挫败叛军图谋，使朝廷保有徐州一郡七县及埇口三城，013大唐帝国水运恢复畅通，主要是白季庚的功劳。德宗诏命白季庚从江州朝散郎（文散官名，阶从七品上）破格授任朝散大夫（文散官名，阶从司马白五品下），自彭城县令提升为徐州别驾（阶从四品下，相当于现在设居易区市的常务副市长），赐绯鱼袋。任职期满后，德宗又念其前功，加检校大理少卿（此为荣誉头衔，加官名称，阶正四品上），依然做徐州别驾，该道团练判官（唐地方武官的佐官），掌管州务。当时颁给他的制书（即皇帝发的委任状）说：“尝宰彭城，挈而归国，旧勋若此，新宠蔑如。或不延厚于忠臣，将何劝于义士？宜崇亚列，再贰徐方。”意思是，白季庚曾在任彭城县令时奋力抗贼，将徐州保住归唐，那么大的功劳，但给的荣誉地位显得有些浅薄不足道。对这样的忠臣，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厚待，今后如何能激励那些竭尽忠心、信守节义的人呢？应当在现同等职级的基础上再提高待遇，让其继续在徐州任职。后来，白季庚又先后授职检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衢州，唐州名，今浙江衢州市）和襄州别驾。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五月二十八日，白季庚病逝于襄阳（襄州治所，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南岸的襄阳城）官舍，年六十六。白季庚一生为官清廉，病逝后家里由于无积蓄，竟无力搬运其灵柩到下邽白家祖坟地，只得暂时安葬在襄阳城南，直到十七年后（元和六年，居易母殁———笔者注），才由白居易迁葬到下邽。白季庚死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常常要到邻舍借米为炊。作为曾任过一县县令、三州别驾的他，清贫如此，着实令人感叹和敬佩。白季庚天宝末年明经及第，授萧山县尉，时二十七岁，可见出身不晚，但其后迁升迟缓，五十二岁才授一县令，由于保徐州有功得以擢升为州别驾。从徐州拒叛表现出的大智大勇看，这绝不是季庚自身才能和作为上的问题。白季庚忠君报国的功业、临危不惧的果决精神和清廉的品德，014在白居易心灵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敬仰自己的父亲，崇尚第二章父亲的操行，毕生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荣。家鄜鄜世白居易的母亲陈氏，是城县尉（城县，唐县名，今陕西富县）家风陈润之独生女。其外祖父陈润亦明经出身，善诗，格调凝重，如他写的《阙题》诗云：“丈夫不感恩，感恩宁有泪。心头感恩血，一滴染天地。”《全唐诗》中收其诗八首。白居易外祖母白氏是祖父白鍠之女、父亲白季庚的妹妹。白居易撰写的唐故坊州鄜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说白氏是“鍠之第某女”、“季庚之姑”。季庚是白鍠的长子。鍠之女，与季庚是同胞而不是姑侄。所以“季庚之姑”语，是白居易为掩人耳目做的“文字游戏”。因为白居易的父母实际是以舅甥关系结为夫妇的，这是唐律所不允许的，故用隐讳之辞。白居易的外祖母白氏，为人慈厚，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妇女。她“工刀尺，善琴书”，学艺才能兼备。她未出嫁前，和顺孝敬；嫁与陈润，夫妇相敬如宾。自白鍠和陈润去世后，不遗余力地抚养白居易兄弟。白居易为她写的墓志铭中说：“及居易行简生，夫人鞠养成人，为慈祖母。……恭惟夫人，女孝而纯，妇节而温，母慈而勤。呜呼！谨扬三德，铭于墓门。恭惟夫人，实生我亲，实抚我身。欲养不待，仰号苍旻。呜呼！岂寸鱼之心，能报东海之恩？”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白居易对外祖母恩德的感激之情。白居易母亲陈氏，是一个非常好胜的出色女性。她为人处世完全合乎当时标准的孝女、顺妇、慈母的形象。陈氏八岁时，其父陈润病故，她“居丧致哀，主祭尽敬，其情礼有过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称异之”（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她十五岁与白季庚结婚，时季庚四十一岁。她虽然年纪很轻，但孝于翁姑，勤于家事，邻里称道。之后九年里，白居易的祖父母先后去世，家庭重担便落在了她身上。当时她才二十三四岁，但供奉祭祀、亲睦妯娌、善待宾客、管好仆役等015事，样样做得尽善尽美，所有的亲戚朋友，无不夸奖。特别是宗室中江州那些嫡长子的妻子，都非常敬佩她，并以其为效法的楷模。白居易父司马白亲病逝时，她四十岁，艰难地撑起整个家。“及别驾府君即世，诸子尚居易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亲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这说明，陈氏是一个粗读诗书，善于教养且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在子女身上的慈母。朝廷因白季庚保全徐州的功劳，封陈氏为颍川县君。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陈氏殁于长安宣平里宅第，享年五十七岁。白居易与母亲的情感十分深厚，对母亲的遭遇十分同情，对母亲非常孝敬。为了能有钱给母亲治病，他不怕羞于人言，上书乞请皇上改授“俸禄稍多”但不属要职的官位。为了保全母亲的声誉，他默默忍受政敌对自己的人身诽谤和攻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将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专门讲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白居易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父系属单寒之族。曾祖父白温做过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祖父白鍠终于巩县令，父亲白季庚官至襄州别驾，虽然也不失于官僚阶层，但在当时都算不上高官豪门，够不上显贵。实际上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得他们在与劳动人民有相当距离的同时，也与世袭的大官僚、大贵族存在着矛盾。比如入仕，唐王朝规定，凡皇亲国戚和大官的子孙，无须考试，即可由世袭和荫封得到较高的官职；而一般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读书人，则只能通过各种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即便他们考中了，也只能从小官做起。白居易就属于后者。再从族望看，在白居易成名前，白姓一族在历史上没有什么闻人，这在讲究门第的唐代很为人瞧不起。白居易的先辈们之所以在016宗谱中讲自己的远祖是白起、太原白氏等，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第二章下借以提高自己地位和身价的一种努力。据陈寅恪先生和谢思炜等家世专家学者考证，有关白建以前白氏家祖的推溯没有切实的依据。这家风进一步佐证了白氏家族确实没有可资炫耀的门阀背景。白居易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要走的只能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自幼萌生的唯有对世族特权的憎恶和对寒门贫士的同情。第二，从白居易父系和母系家族来看，两家都是世代书香门第，即《旧唐书·白居易传》上所说的“世敦儒业”。明经科是唐代科举制度中的常举科目之一，以“经义”取士。所谓“经义”，就是阐发儒家的经书义理。白鍠、白季庚、陈润都是由明经出身而做官的，因而对儒家学说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信仰。白居易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自然受到濡染和熏陶，对他坚毅清正性格的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塑造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此外，祖父白鍠、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家中浓厚的诗书气氛，使白居易受到良好的文学教养，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017江州司马白居易第三章漫游江南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从极盛走向衰落。中央政权日见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宦官掌握禁军（神策军）大权，专横贪暴；外族乘虚入侵，干戈不断；统治阶级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更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国无宁日、局势动荡。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朱泚、李希烈等藩镇作乱，战火烧到新郑附近，严重威胁到白居易一家的安全。为了躲避兵祸，白居易随家人离开生活了十一年的新郑县东郭里村，来到父亲白季庚的任所徐州。由于徐州属兵家必争之地，且周围已有战事，白季庚又不得不把家眷寄托到徐州所属的符离县（符离，唐县名，亦作“苻离县”，治所在今安徽宿州市宿县符离集。该县因苻离草甚多，故而得名）。符离位于徐州南，离徐州一百多里，处丘陵地带，濉河在附近流过，物产丰富，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避难地。据《宿县地区志》，白居易故居在今宿县城北二十华里古符离东菜园毓村。在符离，母亲陈氏悉心指导白居易、白行简兄弟读书。白居易“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白居易《朱陈村》诗），学业上进步很快。到符离的第二年，白居易的小弟幼美（乳名金刚奴）出生。白居易除行简、幼美兄弟外，还有一个大哥叫幼文，系白季庚的前夫人所018生，在族兄弟中排行老大，长白居易十八至二十岁。白居易排行二十第三章二。漫游白居易十五岁（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时，父亲白季庚安排他江南只身漫游了一次江南。唐代士人非常重视漫游。李白二十五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十多年内，足迹踏遍了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山西等许多地方；杜甫二十岁南游吴越（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二十六岁又北游齐越（今山东、河北南部、山西等地）。其他文人也大都有类似的经历。漫游的目的，一是通过游历名山大川，寻访古迹，交游结友，开阔眼界，丰富阅历，增长知识；二是认识、结交权贵和名流。因为唐代士人若要得中科第，须有社会先贤名达的推荐和主司（即主考官）的赏识，否则比登天还难。这样，漫游就成为士人结交权贵、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是唐代科举制度造就的特有文化现象。白居易生性聪颖，天赋很高，出生六七个月后就显示了非凡的识字能力。乳母抱着他辨认书屏上的“之”、“无”（“无”为繁体字———笔者注）两字，他口虽不言，但能暗暗识别，“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许多人为之暗暗称奇。他五六岁，便学作诗；九岁，已“谙识声韵”。看到儿子的才赋，白季庚非常高兴，对他的未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白季庚决计尝试着让居易提前走出家门，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漫游是必须以社会安定和繁荣作为重要基础条件的。白季庚在这动乱的年月，在白居易十五岁之时安排其出游，着实是用心良苦。关于这次漫游的目的地，有多种说法：一是笼统地讲“到江南去了”，或含糊其词地说“避难越中”、“到了吴越”、“漫游江南”，有的还将居易出游时间指定在白居易十二岁时；二是讲到了溧水（溧水，唐019县名，属宣州，今江苏南京市溧水县）。因居易堂叔白季康（季康父白江州鏻与季庚父白鍠属胞兄弟，同为白温所生———笔者注）此时任溧水司马白县令，故而居易到了溧水，游了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三是讲到萧居易山县（属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一带。因居易父亲白季庚初入仕授官即为萧山县尉，这里必有故旧，且堂叔白季康长子崇嗣可能此时正任杭州于潜县尉（于潜，唐县名，今杭州市临安市，离杭州市区约二百里）、白季康次子传规曾任睦州遂安尉（睦州，唐州名，辖境相当今浙江省铜庐、建德、淳安三县、市。遂安，唐县名，1958年撤销，并入杭州市淳安县）。这些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细细分析，有些“依据”又觉得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其一，笼统地讲白居易“到了江南”，或含糊其词地说其“避难越中”、“到了吴越”、“漫游江南”，不讲具体去处、依托何人，就等于讲这次漫游是漫无目的、生活上没有任何保障的漫游。而如果是这样，白居易的父母断不可能将自己一个生活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送到若发生实际困难便得不到任何救助的地方。李白、杜甫的首次出游，均在唐朝全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且他们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上。杜甫之所以首选吴越作为漫游之地，是因为有个姑父在常熟县（常熟，唐县名，今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当主簿，还有个叔父在武康县（武康，唐县名，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做县尉。李白之所以能够放胆地“辞亲远游”，是因为其父是个大商人，家中非常富有，给了雄厚的物质作支撑。他东游扬州时，一年之内就花费了“三十万金”。白居易在越中无所依托，不要说像李白在扬州那样去挥霍，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十五岁的他怎么可能独自前往呢？至于有的著述将这次漫游时间指在白十二岁那年，从事实和情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白居易十一岁时为避躲兵祸，随母亲及其家人一020起离开新郑来到徐州，不久又迁到符离。第二年，母亲生幼美。在这第三章样的情况下，白母怎么可能让居易离开自己？有的文章说是白母率漫游居易兄弟等一起到越中去的，这在情理上更说不过去。江南其二，有的讲白居易到吴、越，是因为此时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房孺复为杭州刺史，“居易深慕其为人”。而实际上，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是两年后（即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的事；房孺复为杭州刺史则大约是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之前，具体何年尚待考证。但从白居易三十年后任苏州刺史时写的《吴郡诗石记》中可知，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房孺复正在杭州刺史任上。其三，白季康历任华州下邽尉、怀州河内尉（怀州，唐州名，州治在今河南焦作市沁阳市。河内，唐县名，今沁阳市）、徐州彭城令、江州浔阳令（江州，唐州名，今江西九江市。浔阳，唐县名，县治在今九江市市区）、宿州虹县令（宿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安徽宿县。虹县，唐县名，今安徽泗县地）、宣州溧水令，殁于溧水官舍。溧水令是白季康生前任的最后一职。白居易到溧水请叔父白季康引介自己参加宣州乡试是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秋，时年二十七岁，其间相隔十二年，故白季康贞元二年绝未在溧水任上。既然白季康未到溧水，白居易父亲就不可能萌生让儿子到溧水、宣州去漫游的念头。白居易诗中讲自己十五岁时在江南，既然以上“依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有的著述（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张先德《白居易》等）提出十五岁的白居易此时到了萧山一带，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尽管这里有个“时间差”问题：白季庚始任官萧山尉约在天宝末年（即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时季庚年约二十八岁），到居易十五岁出游时（时季庚年五十八岁）其间相隔整整三十年，一般情况下，要在萧山县衙内再找到能021依托之人是很难的。但也不排除例外。最大的可能是白季庚在任萧江州山县尉时曾因有恩德于人而形成了特殊的亲近关系。白季康长子崇司马白嗣、次子传规分别任于潜尉和遂安尉，虽不能确定准确年月，但大致居易在这个时间段。另外，据白季康在几个地方先后任职的时间推算，贞元二年前后他正在浔阳令任上。江州、浔阳为春秋时吴、楚两国接界之地，因称“吴头楚尾”，亦作“楚尾吴头”。中唐时这里远离蕃乱战祸，社会亦比较安定。有了以上这些条件，白居易这次出游就不存在依托失所的问题。白季庚夫妇也才放心让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十五岁儿子到江南漫游。在于潜、遂安、萧山、浔阳等地，尽管有人提供了生活上的方便，但白居易毕竟年少，心中不禁常常产生游子离家的愁情。当时正好遇到一位北去的客人，他即修书一封，并赋《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诗一首（后白居易在编诗集时特意加注：“时年十五”），请捎回家，以表达自己对兄弟、对家人的怀念。诗曰：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这是白居易现存诗篇中最早的作品，虽然并不十分成熟，却已显露出他卓越的才华。全诗直抒胸臆，一气呵成，朴实无华，寥寥数语，便将离乡远游的孤凄之感与思念亲人的切切之情毕露纸上。按白季庚的本意，这次漫游主要是让白居易开开眼、练练胆，走亲访友，因而时间较短，白居易不久就回到了符离。虽然如此，江南秀美的山水还是给了白居易全新的感受，江南浓重的文化氛围启迪了白居易的心智。他开始认识到只有考上进士才有前途，并从此把进士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下决心发愤读书，要通过考试踏上仕途。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讲“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指的就是这个时候。022贞元四年，白季庚改任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特意将白居易带第三章在身边一起到衢州赴任。衢州属浙江东道（浙江东道，唐方镇名，道漫游治所在今浙江绍兴），与浙江西道的苏、杭较近。因而到衢州不久，白江南居易即遵父命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漫游，即“吴越之旅”。他独自一人沿着衢江、兰江到达桐庐（桐庐，唐县名，今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又由桐庐沿富春江顺流东下，到了杭州、苏州。当时苏州刺史是韦应物，杭州刺史是房孺复，他们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白居易《吴郡诗石记》）白居易当时年纪小，又没有名气，无缘参加韦、房邀集的名人游宴，但二人的豪放生活，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觉其才调高而郡首尊”。他当时心里暗暗发下誓愿：“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这种少年时代希望将来能在苏、杭二郡中获一郡守职的心愿，想不到在三十多年后都变成了现实：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岂止是“获一郡，足矣”！这说明，“吴越之旅”对白居易人生的发展方向起了十分重要的潜在影响。这次漫游吴越，白居易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进谒了顾况。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夏天，著作郎顾况贬饶州司户参军（饶州，唐州名，治所在今江西上饶市鄱阳县），在离开长安赴任饶州途中，路过苏州。顾况“长于歌诗”，“词句清绝”，“性好诙谐”，“傲毁朝列”（见李肇《国史补》和《全唐诗》卷二六四卷首语），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大诗人，也是一个性格上很孤傲的人。苏州刺史韦应物盛情接待顾况，并与之诗酒唱和。白居易早闻顾况大名，得知他现在做客苏州，即以自己的诗文登门进谒，希望得到鉴定、赏识和引荐。顾况开始时对这个年轻人颇不以为意，看见诗稿上署名“白居易”三字，即戏笑说：“现在长安米贵，‘居’亦不‘易’！”可当他一读下去，就大为023惊奇，特别是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江州生”等诗句时，不禁拍案叫绝，连忙改口说：“能写出这样好的诗句，司马白‘居’即‘易’矣！”于是顾况到处称赞其诗文，白居易从此声名大振。居易得到了顾况的充分肯定，白居易深受鼓舞，也更激励了他跻身仕途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