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赖永海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赖永海卷/赖永海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12ISBN9787214244086江…赖…社会科学文集哲学文集Ⅰ.①Ⅱ.①Ⅲ.①②Ⅳ.①C53②B53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第号CIP2019288713书名赖永海卷著者赖永海责任编辑张凉责任监制王娟出版发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地址南京市湖南路号楼,邮编:1A210009出版社网址://httpwww.jspph.com照排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印刷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开本毫米毫米/718×1000116印张插页24.54字数千字388版次年月第版年月第次印刷202011202011标准书号ISBN9787214244086定价元62.00(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厉以宁《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收集的成果是由“江苏社科名家”完成的,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些成果展现出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30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质朴的行文风格。细细浏览之后,感到《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江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苏社科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名家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阅读《文库》,犹文如在听作者讲见闻、讲故事,在轻松有趣的交流中了解深刻的社库会科学道理。002《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上个世纪年代由匡亚明发起主编、共80部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成为我国影响重大的2006000原创性思想文化项目;由全省多名社科专家编撰的卷本16014多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第一430套全面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范畴的系列研究著作,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江苏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赖永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年的“江苏发展高海1997卷层论坛”已连续举办数十次,先后有多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003向数百位专家学者问计。《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社科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年2014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12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江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苏社科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名家江苏”的伟大实践。文我是江苏仪征人,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我在库1948这里衷心地向故乡的杰出学者们致敬,希望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004域内做出新成绩。(年月日)2015527目录学术小传一、喜欢上读书………………………………………………………002二、我的几位老师……………………………………………………007三、学术研究与学术贡献……………………………………………016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034代表性学术成果王夫之辩证法体系探索………………………………………………038中土佛性与汉唐社会…………………………………………………083中国佛教通史…………………………………………………………110佛本与人本……………………………………………………………145佛性与人性……………………………………………………………160理学与佛学……………………………………………………………185心学与禅学……………………………………………………………212禅与诗书画……………………………………………………………234禅教合一与佛儒合流…………………………………………………260顿悟见性与修心养性…………………………………………………285佛道之争与佛道交融…………………………………………………302祖师禅的儒学化与分灯禅的老庄化…………………………………316佛法智慧与智慧人生…………………………………………………330经藏汇编与佛典释译…………………………………………………348江南京栖霞山志序………………………………………………………372苏社牛首山碑记……………………………………………………………374科名家文学术年谱………………………………………………………………376库跋………………………………………………………………………384002后记……………………………………………………………………385学术小传江苏社科名家一、喜欢上读书文库我年月出生在福建漳州,年高中毕业后回平和县仁山194971967002村务农,年有幸被选调到位于武夷山下的兵工厂当工人。1971兵工厂地处“小三线”的宁化、清流、归化。在那个大山沟里,下班之后,除了与工友们聊聊天,真的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百无聊赖中,有时就顺手抓本书翻翻,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读书几乎成了我在兵工厂期间唯一的业余爱好。习惯对一个人的影响也许是“润物细无声”,但同时又可能是异乎寻常。当某种习惯后来慢慢变成一种兴趣或爱好时,其作用之大往往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就读书而言,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说读书是为了日后有好的前程,很少人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或大智慧。也许不能说是全部,至少有不少人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无聊才读书”。但成了习惯之后,对其往后的人生影响会是十分巨大重大的。例如,年恢复高1977考后考上大学和年实行新的学位制度之后考上研究生的,可能都1978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那个鄙视知识的年代,都有读书的习惯或爱好。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派上了用场,考上了大学或研究生,开始了一段人生的新征程。我年到兵工厂后,一开始被分配到第一车间当车工,因有腰1971疾,蒙领导关照,把我调换到工具科工作,那是一个相对轻松的保管和分发工具的部门。工具科有一个煮油工作间,专门对各种入库前的刀具、磨具等进行消毒、煮油、包装。工作间位于库房外的一个半山坡上,是一个独立小房子,设备十分简陋,污染度极高,如果按照现在的环保标准,大概是一项需要穿防化服才能进行的工作,但最大的好处是,一个礼拜大约只要工作个小时。我主动报名承包了这项工作。虽然工4作时穿着工作服、带着大口罩,确实是有点屏住呼吸在干活,但干完活就彻底自由了。我几乎把所有自由时间都交给了书本。这个时期是我读书最多的一个时间段,尽管可以找到的书不多,但举凡能拿到或借到的,不管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是经济、政论性著作,特别是哲学类的书,只要能拿到手的,一概通吃!我在工具科的煮油工作间大约待了将近一年,后被调到厂劳工科“以工代干”了。身份变了,待遇也提高赖了,这对于一个进厂不久且毫无背景的学徒工来说,应该说是件很幸运永海的事。当然,正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到劳工科不到半年,卷有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指标分配到厂里,我也报了名,参加了高考。但003当时并非考得好就能上学的,还必须单位推荐、批准。这一关可把我给拦下了,倒不是政审不合格之类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刚被提拔“以工代干”,还没干几天,怎么能出去读书呢?好在厂长还比较开明,最后还是放了一马,要不然那半年“以工代干”的代价就有点大了。在兵工厂先后待了两年,印象最深和受益最多的当是读书,尤其留恋在煮油工作间的那段时光。那一年时间真读了不少书,对我而言,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文化乃至理论的扫盲或普及。其中,有两部著作至今仍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是《毛泽东选集》,二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毛泽东选集》,我连续读了四遍,阅读的起讫日期都写在书的扉页上。也许是对哲学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在年报考“工农兵大学生”时,尽管我所在的是国防科工1973委系统,能分配到的名额理工科的院校和专业居多,但我所填的三个志愿竟然是,第一志愿哲学,中山大学,第二志愿还是哲学,中山大学,第三志愿仍然是哲学,中山大学。当时我对哲学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结:好像除了哲学之外,其他的专业、学科都索然无味!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从年跨入中山19731973大学校门,到年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研究生院,我在中山大学1978整整待了五年。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读书的量最大,同时又是最系统的五年。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工农兵学员”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不怎么读书的,实际并不尽然!在中山大学的读书与在兵工厂期间的读书,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兵工厂期间,那个环境下所能见到的书,一是数量极其有限,二是内容非常杂乱。因此,两年时间所读的书,能留下印象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中山大学的五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几十本读书笔记。上面我曾提及在报考“工农兵学员”时所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哲学,中山大学”,这除了说明我特别喜欢哲学外,对中山大学也是情有独钟。这个情结得从年的“大串联”说起。“大串联”让我有机会去1966江了一趟中山大学。当时中山大学的校园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苏社了!我萌生的第一念头就是,如果今后有机会到中山大学去读书,那该科名多好呀!没想到天遂人愿,年夏天,我真的到中山大学念书了。家1973文在中山大学那五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最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期。库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一大早起来,在校园内跑一圈,回去冲把澡,然后去食堂排队,争取能吃上个炒河粉,之后就上图书馆(逃不掉的课和躲不004开的活动除外)。到了下午点,我一定要去打球。如有球友,就打乒5乓球或羽毛球;如果没有球伴,我也会拿着篮球独自一人到球场投篮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回去冲凉、吃饭、上图书馆,千篇一律,雷打不动。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生活有规律得近乎刻板,一生至今,生物钟准点得误差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因此,一直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后,我放弃了许多十分难得的同全系老师共享的参访考察,如敦煌、丽江、北海等。不是我不想去或没有时间去,是因为我无法适应每天一大早起来,匆匆吃过饭后,立刻得上大巴出发的那个环节,因之失去了许多难得的与同事们打闹、起哄的快乐时光。如果说在兵工厂的读书,多是随机性的,有什么读什么,那么到中山大学后,基本上是按既定计划读书。入学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由,让我当了个学习班长。虽然这个头衔也许会推动着我必须带头好好学习,但据实而论,这个动力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把学习(读书)太当回事,因此,“工农兵学员”期间的读书,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好或喜欢。当然,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那几年的读书相对而言,会比较系统,而且大多做了笔记。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统而言之,细分的话,我有点拙于文,而比较喜欢史、论。读的较多的是诸子百家和宋儒的著作,用力最巨者当推张载、朱熹、阳明学和王船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是我整个学思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一环,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如果一定要做出说明,就两个字:喜欢!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阅读马恩著作的。读过一遍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重新读了一遍,并开始做笔记。之后我决心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连续读了两遍《资本论》。接下来,我开始整理笔记,并对笔记做了索引。马克思思想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在人类历史上,恐很难有几个思想家能望其项背!其唯物史观对我影响之深、之赖巨,在我往后的学术成果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而恩格斯之文永海思泉涌、文采飞扬,尤其是他的“情义人生”,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卷印象。005列宁的哲学思想,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真理是全体”和“真理是过程”的论述。此外就是他在《哲学笔记》中关于“对立统一的论述”,那才是真的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在这个问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能抓住辩证法的内核而又通俗易懂,这一点非常值得今天的哲学工作者借鉴与参考。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诱使我回过头去追寻黑格尔、康德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其中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圆圈的圆圈”),以及他在《哲学史讲学录》中关于“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和叙述应该采用抽象———具体的方法”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到我后来的硕士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黑格尔关于“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与叙述应该采取抽象———具体”的方法,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细胞,推导出剩余价值的逻辑思路,在王夫之辩证法思想体系研究中的沙盘推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此语的话中之意,与我当年的读书实际,可能还真不尽相同!我那时的读书,几乎完全是因为爱好,或喜欢———这与一个人喜欢旅游、摄影或足球一样,它本身有时就是目的———而不是另有所图———在那个时代,谁能企盼靠读书读出名堂来呢?———至少我是没有这种大智慧或先见之明的!如果说当时的读书后来还真的派上了一些用场,那只能说明养成一种好的习惯或爱好,对于一个人成长或发展,确实颇有助益———仅此而已!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我有幸被留在中山大学工作,所在1976单位是《中山大学学报》。从年夏天到《中山大学学报》报到,至年考上研究生离19761978开中大,我在《学报》整整待了两年。这两年时间,与其说是在当编辑,不如说是在读书!当时的《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环境挺好的,在中山大学行政楼前的一栋别墅里。编辑部主任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之父”“中国当MPA代行政学泰斗”的夏书章先生。夏老在哈佛管理学院与肯尼迪是同学,江也许与他的“洋经历”有关,他那时已经近岁了,但我的印象是,他始苏60社终西装革履,天天准时上班。科名夏老对于编辑部的管理非常严格,包括上下班制度。但那两年我家文虽然天天上下班,但几乎从不在编辑部坐班。库每天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编辑部,烧水、扫地、抹桌子、整理好报纸,夏老及编辑们都到了,我同夏老说一声,就带着两份稿子到离编辑006部大约多米远的校图书馆去了。下班前十分钟我会回到编辑部。100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有什么急事、重活,他们会到图书馆叫我一声。这两年时间,举凡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会竭尽全力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它;有什么重活、脏活,我最年轻,理当自告奋勇。因此,与大家相处得蛮融洽的。更重要的是,我几乎读了整整两年的书———因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审读中国哲学方面的稿子,因此,那段时间所读的书以中国古代的史、论为多。赖二、我的几位老师永海卷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0071978身任门,成为任继愈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我的学术研究之路,也许从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记得在报考研究生时,曾征求了一位老师的意见,他很诚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任先生是大家,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正因为他是大家,要考上难度相对会大一些,这一点要有精神准备;第二,听说任先生眼睛不太好,加之,事务十分繁忙,考取之后可以得到先生多少的具体指导不太好说。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我还是坚持了原先的想法,报考了。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关照,我有幸被录取了。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非常出乎意料。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听了不少天马行空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佛经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首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主席曾称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人才难得”,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之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位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功夫、苦功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我对先生的传道授业还停留在一般性的感受,江那么,到了博士生阶段,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感受真的从一般苏社上升到了具体。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科名性论》,全文近万字。当时(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家301985每页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一千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文300库我把这近一千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我的内心真的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这真的太为难乃至折磨先生了。可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008时,我真的是被震撼了!近一千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润,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是何等的艰辛!他对学生的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论文付梓时,先生又亲自为论文赐序,说了许多褒奖和鼓励后学的话,作为一名学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夫复何求!任先生的学生很多,当今大陆从事宗教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年学者,相当一部分人出自任门。学生一多,通常很容易出现“放羊”现象,但先生指导学生之认真负责和无微不至,如果不是当事人,有些事是难以置信的。前几年我把先生生前给我的信件做了一番整理,发现仅手头留存下来的,就有封之多。信中所谈,大至做人、研究方法,62小至饮食起居、身体调养,乃至标点符号的应用,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粗粗地浏览了一遍,真是感慨万端。现谨录几件,聊以佐证:得来信,知道您的病情,这是长期营养跟不上,工作累,入不敷出,营运不良引起的。希望加强营养;饮用药酒(辅助运①②营)。同仁堂出产的“国公酒”为明代秘方,清代宫廷采用,加以完善,可以试服一瓶(我的孩子任重服用有效)。如南京买不到,我可以在北京买了给您带去。(任继愈,)1991.12.18江苏古籍出版社寄来《禅学研究》第一期。您的文章我首先看了遍,第页有两处标点符号不大准确,一处印错了字,均在该刊17第页上。……最末一行,洞山良價,是排字工人认为价是简体17字,改为繁体,改错了。价(读jie)不是“價”的简体,校对没有校出来。(任继愈,)1993.1.30新书收到,很为你高兴。对你,我不怕你写不出来,我担心你经不起称赞,怕你安于小成,成不了大器。(任继愈,)1988.5.14先生待人,非常的真诚实在,不喜欢表面文章,刚接触时,会有一些拘谨,时间久了,你会慢慢体会到他那颗慈父般的心。其教学生,尤重赖人品,中国自古就有“道德文章”一说,先生也常常强调“人品即学问,学永海问即人品”,“不管干哪一行的,首先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说话不卷多,更不喜欢当面说好话,但他在背后为人所说的好话和所做的好事,009大概有许多当事人至今仍不知晓。他长期奉行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80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语及此事,先生都断然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等岁再说吧。到90了临近岁时,我们几个学生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90态度。至于“不当挂名主编”,许多参与先生编书的学者都有切身的体会。我曾参加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让人赞叹。从总体的编写思路到具体的篇章结构,先生都事必躬亲自不待言,文稿交上去后,他都要逐章逐字进行审读和修改,处处体现了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本色。我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季羡林先生。我不是季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绝对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20仰、崇敬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潘平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年底,我到北京开会,1990正好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俩到北京大学办件事,潘平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他一本《佛道诗禅》。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后,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并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着许多纸条的书。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很不错,我正在拜读,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季老何许人也?我何许人也?他正在读我的书,江书中还夹了那么多纸条,而且书是街上买的,不难想象,我当时会是一苏社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科名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去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在家文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得很远很远。库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人往往有“得寸进尺”010的天性———当时我这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为怀,真的能遂了我们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樁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夙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辑)19942看了这一段话,对于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还有一件小事,也着实让我大大地感动了一番。大约在年代90末,南京大学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学卞孝萱先生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南京后,卞先生特地到我家,说他在广州开会时碰到了季先生,季先生托他回南京后向我问好。作为晚辈后学,我几次碰到季先生的弟子王邦维教授时,倒是很想托他带个口信代我向老先生问好,但又怕他遇到尴尬,万一先生记不得我了,反问“是哪个赖永海”,岂不让邦维兄难堪,因此,几次都欲言又止。没想到老先生倒托口信向我问好,而且几次遇到南大学者时,季老都要问及我的情况,这使我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长时期地对我的《中国佛性论》的关注和褒赖奖,有几次我都是从第三者口里得到这个信息的。江西人民出版社要永海组织一套丛书,他们要请我写其中的一本,说是季先生向他们推荐的;卷我的一个学生叫圣凯,有一次他同湛如法师一起到医院去看季先011301生,先生听说圣凯是我的学生,就对圣凯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写得非常不错。”我有时在这么想:先生如此待我,真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先生的为人好。实际上,与我有着相同境遇与感受的年轻学者应该还有许多,也许先生自己不知道,他对晚辈后学的这种慈父般的关爱和呵护,给了这些年轻学者们多大的激励、鼓舞和精神力量!我的第三位老师,是南京大学的孙叔平先生。孙先生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南京,当年月兼任南19499京大学军代表,后担任南京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年,被1981教育部聘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哲学博士点,并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我第一次拜望孙老,是在年春天。当时因报考他的博士研究1983生,并寄了两篇文章给他,故趁返宁探亲之机,到他府上去探望一下他老人家。当时孙老在学界名气很大,加之自己刚报考了他的博士生,故去时很有点怯怯不安,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后,自己不但轻松了许多,而且似乎有一种亲切感,他老人家一点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始终十分平静、随和,尤其一涉及学术问题时,他顿时会变得十分投入,忘记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前去求师问道的后辈末学,其在学术问题上的既坦诚直率又认真执着的态度,给人一种既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自信又十分尊重对方的感觉,他老人家能在我第一次探访他时那样认真地同我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这使我多少有点意外。当问及我寄给他的文章收到没有时,他的回答更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但非常认真地看了我所写的两篇文章,而且还颇认同我文章中的观点,这一下子把我同他的距离拉近了,好像已经是他的学生了。第二次拜访孙老,是在入学后半个月左右。当时孙老通过系办公室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抽空去他家一次。那次见面,孙老主要同我谈专业学习的事。孙老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哲学史大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造诣非常深,尤其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在马江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的历史苏社巨著,从现象上看,它谈的是经济学问题,实际上,《资本论》的方法论意科名义丝毫不比其经济学意义逊色;马恩的其他著作也有这个特点,具体的家文结论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例如历库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它是贯穿于马恩许多著作中的方法论基础,这个方法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012意义。孙老对佛教哲学研究非常重视,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学界对于佛教哲学重视不够,是很不应该的。他说,对于佛教哲学,比他们更老一点的学者,如冯友兰、汤用彤、范文澜、侯外庐等多少涉及一些,他们这一代人,涉足佛学的很少,比他年轻一些的任继愈先生算是研究佛学的专家。他说,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只酸果,他由于撰写《中国哲学史稿》的需要,曾阅读了一些佛家哲学的原著(主要是隋唐佛教几大宗派创始人的原著),但没能对佛教哲学做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大憾事———因为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而言,如果完全不懂得佛教哲学,那么他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又何从谈起编撰中国哲学之通史呢?他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下决心啃一啃这只酸果。有一次我因学习的事去请教孙老时,他关于佛教辩证思维的一番话让我很受触动。他说:西方有些哲学家看不起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思辨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一种偏见。实际上,撇开《老子》《庄子》《周易》不论,单就中国佛学而言,其理论思辨程度不见得比西方哲学家差。他说,同样是西方哲学家,马恩对佛教哲学就持肯定态度,认为佛教哲学的思辨性很强,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对这种佛教哲学的辩证思维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对我说:你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又是出自任继愈先生门下,这方面有基础,有优势,要下决心钻进去,做出点成绩来。孙老的这一番话,使我明白了他老人家为什么会在招生目录中单独列出了“中国佛学”这一研究方向。临离开时,孙老给了我一份阅读书目,其中除了传统儒家的经典外,还罗列了一批佛教原著,从《金刚经》《维摩诘经》到慧能、玄奘的著述,总共好几十部,他要我静下心来,一部一部地读,认真做好笔记。说实在话,我虽然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待了三年,但当时主攻方向是“船山哲学”,故对于佛教经典,也只是零敲碎打读了一些,并不系统,更不深入,真正系统去研读佛教经典、走上中国佛学研究赖之路,是从孙老手里领回这张阅读书目后开始的。永海我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师”,他是我的一位“方外”“忘年交”星云卷大师。013我认识星云大师,始于世纪年代。自攻读硕士学位起,就较2080多地接触了佛教。年考上博士生后,因为研究方向是“中国佛1983学”,因此就更多致力于佛教方面的研究。世纪年代以后,人间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而2040台湾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是现当代中国佛教的其中一个重要代表。由于专业研究的原因,开始接触到星云大师的一些讲演和著述,第一印象是他所说的佛法,与传统佛教不太一样,非常贴近现实人生,很生活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机缘巧合,年星云大师率1989“国际佛教促进会”代表团回大陆探亲、访问,路过南京时,有缘邀请大师在省政协礼堂做了一场题为《禅与人生》的讲座。大师的讲演,经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小故事来阐发佛理,深入浅出,既形象生动,又让人在听故事过程中,体会到“舍”与“得”的关系、“放下”与“提起”的关系、“前进”与“后退”的关系,等等,使人深受启发、回味无穷。世纪年代,我与大师的接触与交往多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与佛2090教文化的研究方面。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王志远先生,曾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合作,在星云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编纂了总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这部经典宝藏的编纂,对于当时及132后来的佛教文化研究乃至海峡两岸的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世纪年代,大师到大陆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每次到大陆都会2090通知我,我也都会去拜会大师。每次都相谈甚欢,获益良多。年,1995我去美国波士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应大师之约,到位于洛杉矶的西来寺看望大师。第二天,同大师一起度过十分难忘的一天。大师虽然前段时间刚做过“开心”手术,但精神很好,且十分健谈,还带我们在社区里转了一圈。那一次同大师谈得很多,其中有一段谈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段话非常能体现大师对于两岸关系的一贯态度。在谈及当时台湾有些人企图搞“台独”时,大师说:“欧洲那么多国家,他们都要联合起来,成立欧盟。台湾和大陆本来就是同宗同江源,都是亲兄弟,一家人,干吗要闹分家呢?”大师的这番话,让我从心底苏社里叹服大师那颗赤诚的、始终不改的“中国心”和炽热的“台湾情”!科名进入世纪后,大师到大陆来的次数日渐增多。为了用文化回馈家21文家乡,大师捐资数千万在扬州大明寺旁建造了鉴真图书馆。鉴真图书库馆不但是一个佛教图书收藏量最多的图书馆,而且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设在图书馆报告厅的“扬州讲坛”,历014时十载,大师亲自邀请海内外多位名家大师担任主讲,讲座内容涵100盖文史哲乃至军事、艺术、养生等诸多领域,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坊间甚至有“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扬州讲坛”一说。蒙大师抬爱,大约在八九年前,让我担任了鉴真图书馆馆长。担任馆长期间,有机会较多地接触到星云大师,他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和看法,颇能给人以启迪。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星云大师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长者,是以其超乎常人之大智慧,成就了超乎寻常的大事业。星云大师的这种大智慧,就我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其思维方法上。这种思维方法经常体现在大师的讲演、谈话,尤其是很多著述当中。包括像《菜根谭》那样的格言、偈语汇编,都非常富有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诸如“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改变外在的环境,不如改变我们内在的心境。就如一池落花,两样心情。有人怜惜好花飘零,有人却喜花果将熟”,凡此等等,无一不闪耀着佛法智慧和人生哲理之光。我与星云大师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佛教研究,特别是人间佛教研究方面,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曾经给过我很多的启发。我有时同大师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席间他经常语出惊人,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但他又经常在公开场合称“赖永海教授跟我有很深的历史感情”,“是多年的老朋友”,让我深感大师确实是一个性情中20人,其注重情义确实超乎常人。星云大师对我的佛教研究曾给予许多的关爱和支持:早在世纪20年代初,蒙大师的关照,我的好几部著作相继在佛光出版社出了繁90体字版,其中包括由我主编的总卷、共万字的《中国佛教百科丛11300书》,以及我的个人专著《中国佛性论》《佛道诗禅》等。还有两件事更一直让我感铭在心:一是大师曾经在佛光山为我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举行了隆重的台湾地区的首发式,并赐墨宝《光明藏》;二是在年大师慷慨捐资万元人民币,用于助建中华文20103000化研究院大楼。在大楼落成仪式上,大师的一番讲话,更让人赞叹不已。大师说:“布施无相,度生无我,整个《金刚经》的精华就是这两句话。布施要无我、无相;度生也要无我、无相。”大师是这么说的,更是这赖么做的。在大楼落成仪式上,大师的发言尤其令人感动。他说:“我自永海己一向都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比什么都重卷要,教育“能变化人的气质,增加人的品德”,“我们这么一点点布施,与015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功德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这也许就是大师一生之所以一直十分热衷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初心。江苏社科名三、学术研究与学术贡献家文库我的学术研究,严格地说,是从硕士生阶段开始的。就年前的读书情况和学术积累,我也许更应该报考哲学原理0161978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生———因为我一直以来对于哲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加之年之前的读书,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对我所产生的实1978际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思想(其中包括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康德、黑格尔哲学,应该是最大的。对于辩证法问题(包括体系结构),一直有自己的看法。特别对当时流行的辩证法教科书的“三个规律、五对范畴”说,一直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种辩证法体系结构本身就违背辩证法,所以总想找个机会阐述一下自己对辩证法体系的看法。(一)对辩证法体系的探索对于辩证法体系的探索,发端于我对当时流行的辩证法体系中的“三个规律”说的质疑,我认为它最大的问题是把不同逻辑层次的“三个规律”放到同一个平台来进行考察和叙述,甚至以此来构建辩证法体系。后来在《江苏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能把‘水果’和‘苹果’放到同一个盘子里”的文章,我一直把它视为是自己在哲学原理方面的一个学习心得或研究成果。首先,我认为“三个规律”不在同一个逻辑层次。把“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放在一起作为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有如试图把“水果”与“苹果”放到同一个盘子里。人们知道,“水果”与“苹果”这两个概念都是一种抽象与概括,但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苹果”是对红苹果、黄苹果、青苹果等的抽象与概括,而“水果”则是对“苹果”、梨、香蕉、菠萝等的抽象与概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把红苹果、黄苹果、青苹果等放到同一个盘子里招待客人,但任何人既不会也不可能把一个“水果”和两个“苹果”放到同一个盘子里去招待客人。但是这种逻辑错误却在哲学界漫延了几十年。直截了当地说,通行的辩证法体系中的“三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水果”与“苹果”的关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如同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范畴一样,是人们从某一个侧面或角度考察与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例如,质量互变范畴,乃是人们从事物变化之形式去考察和研究事物如何在特定赖的条件下实现质与量的互相转化,而否定之否定则是人们从发展过程、永海发展方向的角度去考察与研究事物如何在肯定与否定对立统一中实现卷辩证的发展、变化;而当人们从原因和结果方面去考察事物时,就产生017因果范畴;当人们从现象与本质方面去考察和研究事物时,就有了现象与本质的范畴。辩证法的诸多范畴,实际上与诸多辩证法规律是同一逻辑层次的概念。所不同的是,规律更侧重于从事物相互联系的角度去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拿今天人们对于辩证法规律与范畴的划分来说,规律无一不是范畴,范畴无一不可成为规律。当人们从事物联系之必然性、普遍性、重复性去考察和研究事物时,诸如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范畴,无一不是一个规律。既然范畴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规律怎么只能是一个或三个呢?应该说,规律同范畴一样,也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将日益增多。如果说,今天人们已发现许多古人根本无法知道的规律,那么,有理由相信,明天,人们又会发现许多今天人们所不能知道和无法知道的新规律。辩证法的本性要求我们这样去认识辩证法本身。是把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称为范畴,还是把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的相互关系称为规律,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二者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人们从某一个侧面或角度考察与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这些规律或范畴与对立统一的关系。其次,我认为对立统一应该是辩证法的“细胞”。与这些规律或范围不同,对立统一是所有这些规律或范畴的进一步抽象,如果说,由于科学发展的无止境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决定了规律或范畴是永远不可穷尽的,那么,作为这些规律或范畴进一步抽象的对立统一则永远只能有一个,这有如人们可以不断发现新的“水果”品种,但作为所有水果品种抽象与概括的“水果”,则永远只能是一个。其实,人们不值得花费偌大的气力去苦苦探求和规定辩证法的规律究竟有几个,范畴究竟有几对,重要的是应该切实下点功夫,找出组江成辩证法之网的诸多范畴中共同的、最基本、最简单、最普遍、“不以任苏社何东西为中介”的“简单的直接物”,这个“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的“简科名单的直接物”,在辩证法中,实际上就是对立统一。列宁在《哲学笔记》家文中也曾经精辟地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在库①《矛盾论》一开头也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是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018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②不管是列宁所说的“核心”,还是毛泽东所说的“最根本的法则”,绝不可只把它理解为比其他的规律或范畴更重要一些,而应该认识到它是所有规律与范畴的进一步抽象与概括,它在逻辑层次上比其他规律与范畴“更上一层”,是诸多范畴中共同的、最基本、最简单、最普遍、“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的“简单的直接物”,此“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的“简单的直接物”亦可称之为“细胞”。此“细胞”之与辩证法,犹如“商品”之于《资本论》,“元素”之于普通化学,“蛋白体”之于生物学,等等。第三,笔者认为,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与叙述应该采用抽象—具体的方法。如果说,对立统一确实是辩证法之“细胞”,那么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与叙述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至关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在科学史上屡被证明了的。例如,笛卡尔所以能创立解析几何,主要是把代数方法引进几何学;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与理想实验方法是分不开的。又如—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所以在理论上是不成熟、不彻底的,1517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单纯的分析,仅走具体—抽象的道路。当时的经济学家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生动的整体出发,分析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抽象固然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思等)上升到经济学体系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但它本身却不是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至于当时的经验自然科学,则撇开事物之广泛的总体联系,孤立地考察事物的各个方面,虽然这也为19世纪之后的理论自然科学准备了大量和必要的思想资料,但它本身却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光的粒子说和波动说在互争雄《哲学笔记》,页。①240《毛泽东选集》,页。②274长,动物与植物断然分家,笛卡尔和罗蒙诺索夫的运动守恒同迈克尔、法拉第的磁电相互转化的理论还不能结亲,林奈和居维叶关于生物物赖种永恒不变的神话还在流行,千百万种物种还在各自生生死死,找不到永海彼此间的血缘关系。直至世纪中叶前后,这些彼此分裂的对立面才卷19得到综合,新的科学理论才得以产生,这就是著名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019理、细胞学、进化论及光的波粒二象性学说。科学史上的事实说明,仅仅走具体—抽象的道路,采用单纯的分析方法,不能建立起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不能获得作为思维具体的真理。与具体—抽象相反而又相成的另一种研究和叙述方法,即是抽象—具体的方法。马克思在《导言》中把它概括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两条道路,两种方法,马克思认为“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①。因为,抽象—具体一般和主要地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虽然严格地说,分析与综合往往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但进而言之,综合有时却显得比分析更重要。这一点,对于建立科学理论体系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康德哲学中,综合比分析就常常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其《逻辑讲义》和《就职论文》中,康德就指出:综合属于把对象搞清楚,分析属于把概念搞清楚;分析终于简单部分,综合终于世界。“分析的方法与综合的方法是对立的,前者从既定条件和根据出发,走向原理。后者从原理走向结论,或从简单走向复杂。前者可称为追溯法,后者可称为前进法。分析法又称为发现的方法,为了大众化,分析更适合;但科学目的和认识的系统探究,则综合法更适合。”②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的研究与叙述,是否亦应作如是观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的探讨(其中包括对诸多规律与范畴的探讨),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理解,取得许多可喜的成绩,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无疑是极其必要和十分有益的。但是,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克服以往偏重于分析的倾向,易之以综合为主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①103《逻辑讲义》,节。②117江具体的方法,应该说是势在必行的。苏社对于应该怎样研究与叙述辩证法问题,列宁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科名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指出:“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家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列宁还以马克思在《资文①库本论》中坚持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商品交换这个“细胞”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为例,指出:“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020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简单、最常见的东西开始”,进而揭示出事物和概念发展的全过程②。其实,不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这样,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叙述,也往往采用抽象—具体的方法。例如,普通化学在叙述自己的研究对象时都是从化学元素开始,然后转入元素的化合。而在叙述化学元素时,普通化学遵循的又是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本身就是从最简单的氢元素开始,而周期表末尾则是最复杂的、综合而成的铀后元素。生物学在系统叙述动植物时,也是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如变形虫和鞭毛虫开始,然后不断向越来越复杂的有机体发展,直至最高等的灵长类动物转变成人,等等。可见,以综合为主的抽象—具体的方法,是许多学科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与叙述,可以也应该走这条道路。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的研究所以会出现诸多偏弊与缺失,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研究方法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注重分析、缺少综合,只用具体—抽象的方法而没用抽象—具体的方法,应该说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其实,按辩证法的本性与基本特征说,它应是最适合于采用抽象—具体方法的。因为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③的辩证法,它实际上是客观世界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思想中的反映。而人们的认识世界,总是由一个侧面到另一个侧面,由比较的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由表象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思维具体这样一个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人们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去考察和研究事物时,就形成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对范畴。范畴的不断增加和深刻,标志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深入。《哲学笔记》,页。①188《列宁选集》第二卷,页。②7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③181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认识也没有极限,自然,范畴将永远不可穷尽,因此,企图把辩证法的范畴限定在几对之内的想法和做法,本身就赖是对辩证法的嘲弄和背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指出永海人类认识之发展趋势,即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当卷人们认识越深入,范畴越多,事物内部各种联系日益为人们所揭示和掌021握,那么,人们的认识即由比较的抽象向比较的具体前进了一步。人类的认识没有止境,则辩证法只能是一个不断由抽象—具体的永远开放的体系。既然这样,人们在研究和叙述辩证法时,只要不想违背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原则,就当然得采用抽象—具体的方法。(二)中国佛性理论研究年前,我的读书范围与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哲学原理与儒1983家哲学方面。硕士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当编辑,由于不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加之太太在南京高校任教,有调到南京工作的念头。恰好南京大学孙叔平先生年招收博士生,有一个“中国佛学”1982的研究方向,我想如果能够考上,岂不两全其美,就选择了通过报考博士生,同时解决工作调动问题。年初,我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先是在导师孙叔平先生1983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孙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年,孙先生因1983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阶段的学习,完全遵照先生的教导,一是掌握方法,二是大量地研读原著。就方法而言,我真的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并且认为,它确实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或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的长处在于不是就佛教论佛教,就佛经解佛经,而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这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批判宗教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无分析的漫骂和批江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人们对这种方法望而苏社生畏。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科名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家文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是客观地评价宗教在库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022同那种宗教、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而在其老家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而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而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而企图就佛教论佛教,是根本做不到的。当然,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一样,对于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研究,方法也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于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举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任何方法,都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去采用。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这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至于研读原著,这是学习、研究佛教的基本功。佛教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经典浩如烟海,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难入其门的。如果说我在佛教研究方面也曾得到些许收获,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然得益于当年硬着头皮、锲而不舍地啃完一部又一部佛经。这里要顺便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各位教师,特别是当时的古籍部主任蒋老师。世20纪年代的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只能到80古籍阅览室阅读而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下,如每天往返奔波,着实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蒋老师特批,允许我赖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永海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多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卷张。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023始料未及的。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40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与有时为了写一篇应景文章但准备不足时,一提笔三挠腮,冥思苦想,坐立不安,适成鲜明对照。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具有一般宗教的许多品格与特征,但又与其他宗教有着若干差异。例如,举凡宗教,都十分注重对人格神的信仰,但佛教既反对纯粹依靠信仰,更否定人格神的存在,它最强调的是“智慧”,注重“慧解脱”,亦即平常所说的“大彻大悟”。佛教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历史上许多学者和僧人曾经提出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有鉴于此,对于佛教,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特别可以从哲学的乃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我研究佛教,就较侧重于佛教的哲学思想、理论思辨方面。与我国高等院校的许多佛教研究者原来多是研究中国哲学一样,我的佛教研究,亦是从中国哲学切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人们曾经对古代中国哲学有过一个概括,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其中除却先秦因佛教尚未传入,无从谈论佛教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从两汉开始,佛教与中国哲学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特别从魏晋之后,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就不能置佛教于不顾。例如,魏晋佛教般若学的传入,起初就是借助于玄学的,后来般若学与玄学合流,最后,般若学因其“不落有无”较之玄学的谈“有”说“无”更抽象,理论思辨更高,遂取代了玄学,成为玄学的出路;到隋唐,由于强大的唐王朝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中国古代的三大学术流派儒、释、道三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哲学思想而言,尤以佛教为甚,其时之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四大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无论就其体系之宏大,抑或就其思想之精深缜密,都远远超出儒、道二家,因此之故,人们习惯于把隋唐哲学概括为“隋唐佛学”;至于宋明理学,则先贤时哲都称之为“儒表佛里”“阳江儒阴释”。也就是说,它表面上是儒学,骨子里是佛学。宋明理学亦称苏社“新儒学”,其“新”就新在以“心性本体”取代了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科名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就受到了佛教佛性本体论思维家文模式的影响。库通观古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人们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研究中国佛教,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024其实,不唯中国哲学为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例如,素有“华夏文化冠冕”之称的诗、书、画,就受到佛教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之诗、书、画,向来注重意境、气韵。所谓意境、气韵,也就是一种内在情感与外在境物的交融合一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往往是一种整体的感受,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只能体悟,不可分析,这种注重“会意”“体悟”的艺术境界,无疑受到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注重“顿悟”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并非因为自己研究佛教,就极力夸大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客观而广泛的,正因为这样,我国的佛学研究,十几年前多停留在中国哲学界,今天已经逐渐发展到文学艺术、雕塑建筑,乃至于音乐戏曲诸领域;如果说,十几年前从事佛教研究尚有“钻冷门”之嫌,那么今天人们应该把佛学研究放到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大潮中去进行。以上可以说是我研究中国佛性理论的学思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为什么会研究佛教、如何研读原著、用什么方法撰写了《中国佛性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于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1986这也是中国社科院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记得当时连任继愈先生本人都为论文答辩的事操了不少心———因为连他都不太明了博士论文答辩到底有哪些程序、应该请些什么人、具体应该如何操作。最后是把张岱年、石峻、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郭朋等中国哲学史界(特别是从事佛教研究)的著名学者都请上了,答辩也算圆满成功。到了年月,中国社科院相继有近位同学通过了博士论1987510文答辩,《光明日报》于年月日为此在头版头条做了报道。1987513报道中在谈到《中国佛性论》时称:该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佛教佛性的起源、演变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中国的佛性思想与印度佛性学说的区别。专家们认为,这篇论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性论的专著,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赖《中国佛性论》至今共有个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台永51988海湾佛光出版社年繁体字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版、江苏人民卷19901999出版社年版、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年版。日文版、英文版已02520122013完成全书的翻译,今明年将陆续在日本和欧美等地出版、发行。该书在海内外学术界和教界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任继愈、季羡林、张岱年、郭朋、傅伟勋等著名学者,称之“有首创的功绩”“颇多创见,甚为难得,确实具有开拓性”。年,《中国佛性论》被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列入“经典中国2013国际出版工程”,年月获“百部优秀中国图书输出奖”,是唯一获201712此奖项的宗教研究类图书。(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关系研究博士生毕业后,我留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这一时期除了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外,其他的时间主要是读书,并做一些有关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佛学与儒学》《佛道诗禅》《中国佛教文化论》等几部著作,以及《佛性与人性》(《当代中国思潮》,美国,年,第期,),《试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思199123SSCI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等一些较具代表性19921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研讨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这些中国化了的中国佛教,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第三,东传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如何相互交融、相互吸收,逐步形成儒释道鼎足而三的中国古代三大学术思潮。例如,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是禅宗,而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就在于它的儒学化。从历史上说,佛教的中国化向中国化佛教的华丽转身,最关键的节点是“六祖革命”。“六祖革命”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心即佛”的佛性理论;二是“道由心悟”的修养论;三是“即世间求解脱”的解脱论。三者背后都有儒学的身影———概而言之,慧能南宗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坚持作为佛陀本怀的“自家宝藏”思想基础上,吸收融汇了大量儒家的思想内容,而且江这种吸收融汇几乎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以致人们现在已经很难苏社分清哪些思想是源于印度,哪些思想是出自中土。实际上,这种融合是科名一种契理契机的创造性发展,它不但使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家文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如何融汇库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当然,可能有人会担心佛儒交融(或者说佛教的儒学化)会使佛教026显得不再那么“纯粹”,并且会质疑这种多少“变了味”的佛教,为什么会比那种“纯粹”的佛教更具生命力?实际上,这个质疑牵涉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人类宗教、文化传播发展中一个带规律性的问题。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流传有如一条大河,大河的末端之所以会出现滚滚洪流,是因为中途不断有许多支流的加入。如果一条河流中途拒绝任何支流的加入,它流不了多远就枯竭了。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得也十分富有哲理,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文化和宗教亦然,有时越是纯粹,越是没有生命力。隋唐时期有八大宗派,哪几个宗派流传时间最短?是三论宗和唯识宗。为什么?因为这两宗的理论最“纯粹”:一个是比较正统的印度中观学,一个是更为道地的印度唯识学,尽管它纯粹,懂的人太少,又不能发现其中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它的市场就小了,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进一步流行的社会基础了。其实,不管宗教还是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与物质性的产品一样,最终决定其流传时间和程度的是市场,即社会的需求,这一点有一句话说得十分到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导言》)那么,为什么儒学化了的禅宗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说到底,是因为儒学化的禅宗既遥契“自性风光,本来具足”的佛陀本怀,又吸收融汇了儒家“以人为本”和“利生济世”的精神。而儒家思想之于中国,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深入人心,因此对于儒学化了的禅宗,社会大众能够理解它,觉得它受用,乐于接受它。接受的人多了,市场就大了,最后自然就成为“代表”了!实际上,禅宗之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还应该给人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其强大的生命力往往得益于其巨大的包容性。中国佛教与儒家思想正是在长期的相互碰撞、交汇、融合的过程赖中,既发展了自身,又成就了对方。文化上的“成人达己”,此之谓也!永海而中国佛学影响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宋明理学,尤其是陆卷王心学。027在谈及宋明理学时,先哲时贤曾经有一个评论,曰:“儒表佛里”“阳儒阴释”;而朱熹在评论陆学时,曾指责他“全是禅学”。从表面上看,理学家们大多反佛。张载曾批评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见病”。而朱熹则说:“佛老之学,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续近思录》)二程认为:“人恶多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叫人去做,更叫谁做。”“若尽为佛,天下却没人去理。”(《二程遗书》卷二上)但是理学家对于佛教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许多义理也常常深表赞叹,如张载自称曾“出入佛老数十年”,朱熹也说:“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二程则直言:“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乎高深。”(《二程遗书》卷九)因此,理学家对于佛教大多持两面态度,即批判地吸收,批判其离家出世,违背世俗纲常;吸收其义理思辨,特别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