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书名：中国文化概说作者：陈书禄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10ISBN：9787305139970高等学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名单主任委员：周德藩副主任委员：朱小蔓 邱坤荣 杨九俊 朱嘉耀 王伦元 李吉林 鞠勤 刘明远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丁帆 丁柏铨 马景仑 王铁军 许结 师书恩 朱永新 华国栋 汪介之 陈书禄 陈敬朴 吴仁林 吴顺唐 何永康 李庆明 李复兴 李敏敏 单墫 金成梁 周明儒 周建忠 郁炳隆 林德宏 赵炳生 俞瑾 姚文放 姚烺强 胡治华 郭亨杰 殷剑兴 唐忠明 唐厚元 葛军 辜伟节 彭坤明 詹佑邦 缪建东 缪铨生 谭锡林 樊和平绪论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在灿烂的世界古老文化中，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等，有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或摧残，有的出现大断层而失去光泽，唯有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直生气勃勃，并且代有高峰，蔚为壮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一直站在世界文化的前列，是世界上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文化。现在，中国文化不仅积淀着深厚的底蕴，而且焕发出新的生机，以更加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第一节 “文化”界说与“中国”的含义本书名为《中国文化概说》，意在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风貌，探讨中国文化演变的基本规律，使人们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是怎样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文化特征。因此，首先应该对“文化”的概念作简要的界定，对“中国”的含义作简要的说明。“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西晋束皙《补亡诗·由仪》中写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其中的“文化”均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意为用诗书礼乐等教化世人，是与“武功”相对而言的概念。大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与没有教化的“野蛮”等形成反照。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这也就是说，“文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在近代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书所讨论的“文化”，力求古今贯通，中西汇合，侧重于以下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物态文化，或称“物质文化”。所谓“物态文化”，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所构成的，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也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例如人们衣、食、住、行所凭借的物质条件，那衣裳、冕帽、鞋、袜等，那柴、米、油、盐、酱、醋、茶等，那都城、宫殿、平房、楼房、窑洞、帐篷、吊脚楼、蒙古包等，那马车、石桥、木船乃至汽车、火车、飞机等，还有那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那庄严肃穆的北京天坛，那巍峨壮丽的曲阜孔庙，那清静幽雅的成都武侯祠，那小巧玲珑的苏州拙政园，那气势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等，都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都称之为物态文化。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物态文化风貌也各不相同。比如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的服装特征为短衣、长裤、革靴，衣服紧窄，与汉族当时的宽衣博带不同。中原地区的赵国武灵王为了组织骑兵，最早推行“胡服”（西北游牧民族的服装），并且学习游牧人的骑射等方式，史称“胡服骑射”。又比如唐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是梳螺髻，穿窄袖短襦，半臂，肩上搭有披帛；而宋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是梳高髻，戴高冠，穿窄袖对襟背子。明代的官服是戴乌纱帽，穿盘领袍；清代的官服则是戴暖帽或凉帽，穿马褂长袍。显然，物态文化是文化整体（还包括下文所说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的物质基础，一定时代的物态文化往往与这个时代其他层面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当然，它们之间有时也不成正比）。例如，唐代国势鼎盛、气度恢宏的文化（所谓“盛唐气象”），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诚如诗人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二中所描绘的那样：“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第二个层面为制度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成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各种组织形式所构成的。制度文化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等。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制、铨选制、田制、兵制、刑制、爵制、勋制及至姓氏制度等一系列典章制度。又例如，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在各州县设立由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其办法是每州按征收粮食的数额分为若干粮区，各区设粮长。这种制度先在南直隶（今江苏、安徽省）等地推行。其中上元县（治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平均每区辖20余里。由于辖区较大，粮额便多了，征收税粮任务繁重，粮长以下便采用里长、甲长分层负责制。由里长、甲长催征，粮长收解。另外，苏州府、松江府等地的粮长之下设知数（司计算）1人，斗级20人，粮米运夫约有1000人。粮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独特的制度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在“鱼米之乡”、税粮重地的江苏一带显得更有特色。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制度文化有着不同形态。例如中国古代的铨选制度，春秋时为世袭制，战国时又以客卿制作为补充，两汉时盛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至明清则推行科举制度。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后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上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第三个层面为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往往是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出现的行为规范。例如我国传统节日习俗中，除夕夜吃“团圆饭”，元宵节赏灯，清明节扫墓，端午节裹粽子和划龙舟，中秋节赏月并吃月饼，重阳节登高、赏菊等。而登高与赏菊，都反映了人们辟邪消灾、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宋代人给菊花起了一个雅致的别号——“延寿客”。每年重阳节，平民百姓都要买两株菊花玩赏；而皇宫与达官显贵之家更是将赏菊当作一件盛事，大张旗鼓地操办。据说宋代宫廷中，每年重阳节分列菊花万株，名花珍品，五彩缤纷，灿烂眩目，并且还要点菊灯，其盛况与元宵节差不多。清代人赏菊的风气比宋代人更盛。据说清代都城北京在重阳节要立“九花山子”。每当重阳节，富贵人家用数百盆菊花架在高楼大厦上，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座菊花山。因为菊花称为“九花”，所以叫“九花山子”。应该说，行为文化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等伦理纲常严重地束缚并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在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中还有很多良风美俗，诸如敬父母、尊师长、爱兄弟、重朋友等传统美德和行为规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应该发扬光大。例如，在交友方面要注意择交，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意思是说：和正直的人、诚实可信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就会得到益处；和逢迎谄媚的人、当面奉承背后毁谤的人、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交朋友，就会受到损害。这“三益”、“三损”的交友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颇有借鉴意义。第四个层面是心态文化，或称“精神文化”、“社会意识”。所谓“心态文化”，是由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这些都是文化整体中的核心部分，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哲学思想，再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又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作为心态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的思维方式，中西方人也有较大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有所谓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与地、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二者之间相互协调，和谐一致，因而往往侧重于内向的、亲和的、协调的而又直觉的思维。与此相反，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较多地强调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侧重于外向的、个人的、功利的而又是逻辑的理性思维。心态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例如，早期定都南京后来又以此地为南都的明朝，其士人心态与那国势鼎盛、气度恢宏的唐朝士人心态迥然不同。在此，以唐代与明代各一首《早朝》诗作比较，以“窥一斑见全豹”的方法来观照李唐王朝与朱明王朝不同的庙堂文化与士人心态：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阖闾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栽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火城渐簇大明宫，随例高呼岁岁同。残雪在帘如落月，轻烟半树信柔风。金支缥缈春阴外，碧落参差夜气中。却忆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语不曾通。——钟惺《辛亥元日早朝》这两首诗在写“早朝”中展示了不同的庙堂气象和不同的士人心态：盛唐王维的诗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等大唐鼎盛的气象中，展示了士人雍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襟；而晚明钟惺的诗则是在残雪落月、夜气阴郁之中流露出文人的忧愤：“却忆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语不曾通。”据谈迁《国榷》卷七十五记载，庚寅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明神宗朱翊钧召见辅臣，声称“朕疾锢矣”，从此不召见辅臣、不批发奏章便成了惯例。钟惺《早朝》诗写于辛亥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廿年天语不曾通”为实录。显然，造成钟惺忧愤的根源在于万历皇帝荒淫怠政，导致了朝政荒废，党争激烈，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换言之，以王维、钟惺的诗为例，将两种庙堂气象、两种士人心态作对比，更加映衬出晚明乃至有明一代士人充满着忧患感、危机感的心态。综上所述，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各个层面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结构。以上为“文化”的界定，再说“中国”的含义。图0-1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的何尊“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1963年，在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何尊”，其铭文中写道：“武王既克太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古时“中国”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京师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汉代毛亨传：“中国，京师也。”又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南朝宋裴骃《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在这里，“国”是都邑的同义词，中国就是天子所居的城，与四方诸侯对举。二是指华夏族地区为中国，因为华夏族在“四夷”之中。例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如《礼记·中庸》中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此处“中国”也是指华夏族地区。与“中国”含义相同的有“中华”。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与亮友善。”南朝宋裴松之注：“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此处“中华”与中国、中原等同义。又如《魏书·宕昌羌传》中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其初，“中华”仅指黄河中下游，后来，随着各朝疆土不断扩大，凡所统辖，皆称“中华”。而且，“中华”一词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或种族的意义，人们还发掘出“中华”的文化内涵，如《唐律释文》（王元亮重编）卷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又如章太炎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与“中国”相同含义的还有“华夏”。华夏，古代汉族的自称，亦作“诸夏”。“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华夏族的始祖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上古时期约在姬水一带形成了较为先进的黄帝族，黄帝族与住在姜水一带的姜姓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后来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就称夏族。夏族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再传就是生息在陕西境内的姬姓周族。黄帝族经过夏、周两代与戎、狄、蛮、夷（所谓“四夷”）等其他各族的冲突、交往与融合，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中国称“华夏”，带有礼仪文化的色彩。如《左传·定公十年》中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解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名，又都以中国通称。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是“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疆界划分和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对其中一方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首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专指我国全部领土。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首次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二节 中国历史沿革与中国文化的分期我们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不仅要知道“中国”二字的含义，而且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沿革。大约在百余万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已在东亚大陆栖息繁衍。已知中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元谋，距今约170万年。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人类化石，是北京猿人。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万～23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遗产遍及中国，其中以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为代表。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发达期。1928年在山东历城县（今章丘市）龙山镇发现的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处于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转型期。至于有巢氏巢居，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神农氏遍尝百草，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历史传说，都隐约地反映了中国先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生活、生产和斗争的经历。其中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被公认为全族的始祖，华夏儿女均称黄帝后裔。又因黄帝族与姜姓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华夏儿女又称炎黄子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夏（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6世纪），由黄帝族的后裔夏部族建立。夏部族的活动范围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汝水上游地区。取代夏朝的是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066年），商朝是契的后裔商部落建立的，建都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徙，至盘庚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此商又称殷，或并称殷商。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也就是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处，已是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连河北北部。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国，史称西周。周武王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斗门镇），以镐京为中心分封诸侯，据说周初所封有71国，有的诸侯国已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如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等。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城东），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期。春秋时期，在140多个诸侯国中涌现出一批强国，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此时的12个主要诸侯国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其中齐、晋、楚、秦、宋，史称“五霸”（五霸之说各家有异）。春秋末崛起的强国有吴（国都吴，今江苏苏州市）、越（国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战国时期，诸侯兼并，形成了势力最强盛的秦、魏、韩、赵、楚、燕、齐7个诸侯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将传说中的上古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划分为九州：冀州、兖（yǎ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们的大致位置如图0-2所示。但《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中的“九州”说各有不同。图0-2 上古时期“九州”位置示意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大业，建立了以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疆域东、南至海，西至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今云南、广西，北至阴山，东北迄至辽东。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以后又陆续增至40余郡。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的以长安为首都的西汉王朝，大致继承了秦朝的规模。西汉除分封诸侯王之外，从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又将全国分为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13刺史部，又名十三州。东汉至南北朝，中国处于统一、分裂的交替和民族融合时期，行政区划大体为州制。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全国，推行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隋朝虽然至二世（隋炀帝杨广）而亡（亡于公元618年），但继之者唐朝却迎来了经济文化繁荣和域外交往扩大的新局面。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城，在前期国势强盛时，其疆域东、南部到海，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曾到达里海，东北曾到达日本海。唐太宗贞观年间，全国分为10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唐玄宗开元年间再变为15道，山南道分置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道分置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北宋定都开封，疆域东、南到海，北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西夏、吐蕃接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大理接界，以广西与越南接界。北宋初年，将唐代15道改为15路，后来又分为18路、21路、23路、24路等。靖康（公元1126年—1127年）之变后，宋政权南迁，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金南北对峙。元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以大都（今北京市）为都城，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的局面，而且实现了包括辽东、漠北、西域、吐蕃、云南等地区的大统一，幅员之广越过汉、唐。元代设一个中书省，为朝廷直辖区，又称都省、腹里，包括今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河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在各地设11行中书省：岭北、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甘肃、征东。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统一王朝，建都应天府（今南京），后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明朝疆域最广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流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及海外诸岛。明代分为两京和13布政使司。两京是京师（北直隶）和南京（南直隶）；13布政使司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公元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清朝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及塔拉斯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东到海，包括台湾及附属岛屿，南到海南诸岛，西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拉达克。清初将长城以南的明朝故地分为18省，就是除明代13省外，北直隶改为直隶省，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后又分为江苏、安徽两省），陕西分为陕西、甘肃省，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共18省。清末，将原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改为省，俗称东三省。原福建省台湾道升为台湾省，原伊犁将军辖区改为新疆省。现在，全国划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首都北京市。从以上中国历史沿革中，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不仅是黄河流域，而且还有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乃至辽河流域、金沙江流域等。上文已经说到，中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元谋，即“元谋人”。“元谋人”是于1965年在元谋县境内的那蚌村发现的，今元谋县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部偏北，邻近四川省，属金沙江及其支流龙川江流域。又比如，1993年3月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市郊江宁县汤山镇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就是距今约50万年，与“北京猿人”相似的古人类遗迹。因此说，中华文化的策源地是多元的。在不同地域，均有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崧泽—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等，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各具鲜明特点的地域文化，有秦文化、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先民又不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融合，形成了华夷统一、广土众民的中国，为今日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疆域、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使中国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征。与中国历史沿革息息相关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大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八个时期。（1）原始期原始社会的文化为原始期。早期中国文化的起点，可以上溯到170万年以前，其标志之一是“元谋人”。这个时期主要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2）萌芽期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为萌芽期。先是夏代神学迷信盛行，后是商代尊天事鬼，继之以西周强调天命与德，敬天、孝祖、保民，大多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3）雏形期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雏形期。这时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创立了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名、农、杂各家学派，成为中国文化的多种源头。其中以儒、墨两家为显学，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4）定型期秦汉时期的文化为定型期。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制度一直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汉代不仅沿袭秦朝各种制度，还确定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这时的文化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5）多元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为多元期。这个时期大多处于分裂局面，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在这动乱的时世中，礼法相对松弛，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等相互颉颃与冲突，胡、汉文化并存与碰撞，其中有交融，也有变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6）鼎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