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策划编辑/邱少华吴子明黄长根特约编辑/陈东有研究丛书责任编辑/杨冬华装帧设计/邓家珏责任印制/黄江萍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刘正刚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1(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ISBN978-7-5493-8001-5东…刘…移民—对比研究—Ⅰ.①Ⅱ.①Ⅲ.①台湾、四川—清代Ⅳ.①D691.22-03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第号CIP2018255547?
?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号?96总编室电话()?079188504319?销售电话()079188505090?网址?wwwj.uacp.com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700mm×1000mm116印张?20.5?字数千字350?版次年月第版?201911年月第次印刷?201911?书号ISBN978-7-5493-8001-5?定价元?63.00?赣版权登字-07-2018-1357?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总序一年的开始是人生的新起点,学习的新坐标,事业的新征程,成功的新希望。但我平生在元旦写下学术研究心愿和追求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年元旦为《林则徐传》写自序,第二、三次是年和年元198019982003旦分别为《海洋与中国丛书》与《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写总序。这三篇序都和海洋与中国的研究有关,特别是后两篇,表达了当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走向海洋的书生意气、家国情怀。今天是年元旦,要写第四2018篇序,不能不从第二篇序说起。
年月,我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19973社会学。我毅然从原有的历史学科主流走向多学科结合的边缘,筚路蓝缕,敢为人先,亮出“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的口号。年元旦,我在《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中说:1998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万余千米的大1.8陆岸线,万余千米的岛屿岸线,有大于平方米的海岛1.45006500多个,五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陆地国土300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13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略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21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根植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
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点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世纪。
21年元旦,我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中表示,历史事实是2003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学科的发达。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是我的追求: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20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世纪21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21上个世纪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90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3
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4
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1996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
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2010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册),便是《海洋与中12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211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纳入本丛书的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移,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做了大量的加工,或做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
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
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
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
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
我们的努力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同心同向同步同行,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一届又一届的青年博士朝着同一个方向砥砺前行,接力创新,参与了对中国海洋史学基本论断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年第一本研究著作问世,到年出版《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9942016(卷),以丰硕成果呼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为中国海洋史学奠定10基础。这支以我为导师,以我的博士研究生及其再传弟子为主,自然集结起来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海洋史研究团队,但它与现行科研体制的研究团队不同,不是由某种基金项目、人才计划或科研单位组织起来的,而是以传统的学业传承关系为纽带,以学术兴趣和国家需要为动力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如今传承四代,枝繁叶茂,分布各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年,中共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017“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实践,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海洋史学迎来了新机遇,需要擘画新坐标,谋求新作为。我们和出版社精心策划,将在一年内推出两套丛书。一是《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册,由海洋出版社4
出版。团队八位新锐菁英每两人和我合撰一书,历经三年杀青,以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用新的材料、新的理论,开创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新境界,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支撑。二是《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册,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我们将原有的《海洋与中26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册均重新修订,同时扩大规模,17纳入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后过了合同期限的册、尚未公开出版的新书54册,重新布局,精心打磨,统一版式,结集出版。站在学术前沿的制高点上,凝聚饱含二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成果,展示中国学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助推“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帮助人们认清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定位,认清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借此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共同推动海洋史学术事业的繁荣。
年元旦2018目录绪论001第一章朝野关注东西部009第一节东西开发朝廷出招009第二节政策差异缘由何在026第三节追求富裕各奔东西033第二章血浓于水聚亲情046第一节陆海分居寻求发展046第二节枝繁叶茂复制家族051第三节木本水源延续血脉059第三章乡音未改凝乡情072第一节草根文化之克隆073第二节故土神祇聚乡情081第三节有规有矩成方圆093第四节整合之中渐转型100第四章生财有道显特色111第一节陆海米粮输出地111第二节东西货殖平分秋色144第五章接触、冲突与融合170第一节最终成为朋友170第二节官府扮演的角色187第六章节庆欢娱皆雀跃210第一节万众欢腾庆节日211第二节五彩缤纷地方戏219第三节寓教于乐重教化229第七章移民大潮中的另类242第一节名异实同的祸根243第二节为害一方难治理255第三节官府管理的偏差278结语291主要参考文献302绪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在陆海兼具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在不断开拓内陆的同时,始终不屈不挠地开发海洋国土资源。中国移民既有向内陆迁徙的,也有向海洋迁徙的。就海洋移民而言,可分为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两大类型,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闽粤两省尤为突出。
闽粤沿海地区的居民一直和海洋打交道,至少自宋代开始,已开始有规模地向海洋进军,南宋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卷一三“福建路泉州府”就收录了北宋进士闽人谢履的《泉南歌》,歌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可见,北宋泉州一带的人每年都造船,通过海洋前往“异域”。而从前面的“无地辟”来看,这里的“通异域”,显然是指海洋移民。由此又可以推测,福建海洋移民起源的更早。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压力不断增大,海洋已成为闽粤民众谋生的重要途径。清初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云:“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清代闽粤地区民众在漂洋过海锐意开发中国沿海岛屿,甚至远渡重洋移民海外的同时,也浩浩荡荡开赴内陆各地谋求生存与发展。清代台湾移民属于海洋性移民,四川移民则为内陆性移民,两者均属于国内移民。清代移民台湾与四川均得到官府不同程度的支持,印证了中华民族在国土资源开发上的陆海并重。本书就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当今西部大开发和东出海洋战略的实施,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1
具现实意义。
清代闽粤移民向台湾与四川的迁徙,是中国移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今天,它仍然激发着人们浓厚的兴趣。台湾人的根在祖国大陆,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这已成为世人皆知的常识。四川(包括今重庆市)、两湖、闽粤等省的普通民众对“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也能侃侃而谈。
这充分显示了清代两地大移民留下的历史记忆与痕迹是多么深刻!明末清初,台湾是待开发的地方,四川则是一片荒凉的废墟。然而,至迟到康熙末年以后,两地的社会经济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雍正以后,两地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米粮与蔗糖的出口基地。这些显著成就的取得,正是清代移民不断涌入两地垦殖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清前期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当今台湾与四川的开发与发展是历史的延续。
台湾与四川均是清代典型的移民社会,但两地移民社会的变迁存在明显差异。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明清之际,历经战乱的四川,人烟稀少,社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台湾自宋元以来已有大陆移民零星进入,但直到清初仍多为原始荒芜的区域。但自清初至乾隆年间,移居两地的移民人数均已达到百万以上。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四川移民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迁徙到定居乃至对迁入地的情感认同。
相对而言,台湾移民所经历的这一过程较长,直到年前后才大致完1860成。台湾与四川地理位置明显不同,台湾地处祖国东南边陲的海疆,属于海洋性社会;四川则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属于内陆性社会,对两地移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海洋性移民和内陆性移民的比较研究。
汉人开发台湾最早始于宋元时期的澎湖岛。从明代开始,福建沿海地区的汉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向台湾岛移民开垦,经过荷据、明郑时代不断招民入台,台湾的汉人明显增多。清初为了阻止明郑反清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迁海、禁海政策,以王朝政权控制的手段阻止移民入台。
康熙统一台湾后,大陆人口移民台湾进入高潮,有清一代连绵不绝。四川的汉人移民开发脚步,至迟开始于战国的秦灭蜀之战,中原移民的进2
入加速了巴蜀地区内地化进程。自此以后,中原移民入川几乎未曾中断过。①但清代移民四川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清代移民入川自顺治年间已零星开始,后因“三藩之乱”暂时中断,“三藩之乱”平定后,引发了长达近百年的移民入川浪潮。大规模移民入川在乾嘉年间已基本结束。
清代移民大规模进入台湾与四川大约均始于康熙二十年(年)1681以后,属于和平盛世的人口自由流动,移民基本上是为谋生求发展的经济性移民。清前期是移民进入两地的高潮期。尽管两地移民结束时间先后不一,但两地移民社会明显存在可比性。清初台湾与四川移民环境同中有异,台湾移民来源地主要以隔海相望的闽粤两省为主,四川移民来源地则相当广泛,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省区,但闽粤移民所占比重较为可观。而台湾与四川的闽粤移民地域构成又有区别,台湾移民主要是闽粤沿海人民,包括小部分内陆山区人民;四川移民主要是闽粤内陆山区人民,包括小部分沿海人民。
那么,闽粤移民在清前期为何要舍近求远入川而不是全部入台,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相同地理环境下的闽粤移民在同一历史时期分别移入环境迥异的海岛台湾与内陆四川,移民发展的模式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深究的。移民与祖籍地的关系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台湾移民在早期大多属于“候鸟式”迁移,即使后来的单身男性移民,其眷属也大多留在祖籍地,台湾移民与祖籍地的关系相当密切,移民对祖籍地的情感认同十分强烈。四川移民虽然与祖籍地关系未断,但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台湾移民对祖籍地那么强烈,大多数移民在挺进四川的过程中,就已经做好扎根四川的心理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在台湾与四川均建立了自己的血缘和地缘组织。一般而言,地缘组织对移民的控制和约束在早期颇为有效,而当移民家族人口不断增加,血缘组织也随之建立,并与地缘组织共同控制和约束移民,移民对迁入地的心理认同感也更为明晰,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
台湾的土著居民与大陆汉人交流相对较晚。早期开发主要是闽南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①1987423
人对今台南地区的开发。除此之外,台湾都属于番地,即平埔族人和高山族人的生活范围。清代移民在对台湾的开发过程中,首先与平埔族人发生接触、矛盾甚至冲突,随着移民开发的不断深入,平埔族群或被汉化,或向山区迁徙,生活区域不断缩小,造成“番地尽为闽粤所有,计通台九十二社,田园皆失,存者不过万分之一”①。四川的土著居民与汉人交流可上溯到战国,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清代移民入川首先占垦成都、重庆等较繁荣、富庶的中心区,属于对老经济区的复垦。乾嘉以后,移民及其后裔开始深入到川边的羌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这些土著居民与汉人交往历史悠久,他们主动将田地佃给汉人耕种,甚至掳掠汉人到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垦殖。经济开发是移民的最主要社会活动。
在农业垦殖方面,台湾以垦户招佃制为主,反映新开发区筚路蓝缕的艰辛;四川则以自耕农为主,是对老农业区经济的恢复。
台湾移民经济的商业气息比较浓厚,四川移民经济更多地保持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特色。在商业发展上,台湾全方位发展与大陆及海外的贸易往来,凸显了海洋性商业特征,四川的商业发展主要依托省内各级市场,并积极拓展省外市场和周边的民族市场,难以摆脱传统内陆性贸易的框架。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的人口构成相当复杂,尤其是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游民的数量也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台湾的罗汉脚和四川的啯噜都是由移民社会中的游民所构成的。两地移民的民间文化活动形式上相近,但内容和功能不尽相同。
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清代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改变了地域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态,为落后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最终使台湾与四川都发展为当时王朝的经济发达地区。清前期,人口大规模、远距离的地域流动愈益频繁,尽管最终没有导致整个社会近代化,但中国传统社会却因此而稳中有变。不同地域间的人口流动,使区域的社会经济、生产技术、文化观念得以交流,移民在迁入地社会的拓垦竞争,使移民社会的发展充满活力,促使社会形态发生变化。
[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年版。
①19834
移民都经历了从外来者向定居者转变的时空过程,这实际上是移民在迁入地自我认同的过程,所需时间的长短难以一概而论。从法律上讲,四川移民入川即可入籍,子弟还可参加科举考试,其移民和定居过程基本上同时完成。移民对四川本地的情感认同大部分也在短期内完成,入川伊始,就迁祖先骸骨入川重葬和在四川建立祠堂,即生动地反映了移民对四川的认同心态。雍正十一年(年)广东龙川移民在《往川人1733民告帖》中宣称:“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面对官府的阻拦,他们发出“我们家已在四川,还回到哪里去”的呼喊。①与此相反,台湾早期移民往往自称是福建某县人或广东某县人,大约在嘉庆以后才较普遍产生了对台湾的认同心态,在时间上比四川移民晚了很多。②无论是台湾还是四川移民社会,以祖籍地缘关系为主进行组合是其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移民与土著居民、他籍移民以及祖籍地等发生多重关系,隔阂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基本趋势是逐步由对立、冲突走向融合,由移民社会走向定居社会。即使定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移民社会的某些特征仍长久发生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在四川与台湾社会还可以感受到当年移民社会的某些历史痕迹。
中国移民史研究开始于世纪年代。③近年来,移民史的通史2030性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与此同时,从区域史和断代史的视角研究移民和人口史的新著也不断问世。④有关四川与台湾移民史研究的新作也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辑,“杨永斌折”,台湾“故宫博物院”刊①22行年版,第—页。
1979101102周翔鹤:《从清代台湾公共墓地———义冢看移民的认同心态》,《台湾研究集刊》年②1994第期。
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卷,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119972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陈良学:《湖广移民④1995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年版。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1998的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1700200020005
频频出版。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四川移民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①,发掘了不少新的移民资料,研究方法和学术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涉及移民与四川乡村社会、移民与四川城市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稳定、少数民族关系等各方面。
清代台湾移民史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特别注重在方法和手段上创新,强调理论模式的诠释与田野社会调查相结合,研究课题更加细化,推出了土著化、内地化和定居化三种移民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②,为研究移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维的参考体系。
从台湾与四川移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移民史学术发展的趋势愈益倾向于区域、断代或族群的具体探讨,但对相同祖籍地人口迁入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却并不多见。笔者以为,通过将台湾的移民与四川的移民进行对比研究,有利于了解移民社会的共性及海洋性移民和内陆性移民发展的特殊性,进一步探寻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闽粤地区人口向海洋和内陆两个不同方向迁徙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传统社会晚期,移民在保持传统的内陆迁徙基础上,向一切适合自己的国土甚至海外发展已成为一种大趋势。
然而,移民不管迁徙何处,其在迁入地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几乎都以祖籍地为蓝本进行构筑,不过,海洋和内陆移民社会在兼具移民社会共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变异。
清代王朝国家对内陆和海洋移民均制定了政策,政策施行直接关系到移民方式和规模,造成内陆与海洋移民在构建家族组织上———尽管其模式基本以移民祖籍为蓝本,但构建时间不尽一致。地缘组织是整合移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崔荣昌:《四川方①1997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合编:《成都东1996山客家氏族志》,以《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王纲:《清代四2001川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年版。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991(—)》,中华书局年版。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天地出164419111993版社年版。蓝勇:《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隗瀛涛20011999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
1991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②199031356
民社会的共性,但海洋移民与内陆移民对祭祀神灵的庙宇构筑同中有异。台湾与四川的移民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但海岛与内陆不同的地理环境,移民社会经济发展的海洋性特征和内陆化特征也颇明显。移民在台湾与四川如何处理和土著居民的关系,是当时朝野关注的重要话题,但其最终趋势是走向融合。海洋移民与内陆移民迁徙历程的不同导致民间文化活动在强调娱乐的共性的同时产生了一些差别。
移民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人口成分相对复杂,无业游民成为海洋和内陆移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共性。
笔者关注本课题的研究,始于年至年在厦门大学攻读博19901993士学位期间,业师杨国桢先生建议我在原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广东移民四川考》(中山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的基础上,将选题范围1990扩大为海岛台湾的闽粤移民与内陆四川的闽粤移民进行比较研究,于是我从史料入手进行排比,搜集了不少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按业师杨先生的指导进行,博士学位论文最终以《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为题而结束。可我的内心一直牢记杨师的教诲,走上工作岗位后,杨师还就此研究多次叮嘱我。接下来,我断断续续搜集资料,并尝试将一些成果予以发表。年,我申报的“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形2000态变迁研究”获“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我除了曾就课题有关问题继续请教杨师外,还向中山大学陈春声博士、复旦大学曹树基博士、厦门大学郑振满博士、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世松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刘义章博士请教,并逐步将选题范围缩小,最终确定为“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我的硕士导师黄启臣教授不仅对课题研究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而且赠送我不少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资料。
本书的研究以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为主,运用有关区域社会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田野调查,在注重文献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增强感性认识。清代台湾与四川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均持续百年之久,本书讨论的范围主要是移民社会,由于两地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的时间不同,本书暂不探究定居社会的相7
关问题。台湾移民的来源主要是闽粤人,而四川则包括闽粤人在内的大陆各地人。所以,本书在讨论海洋移民和内陆移民社会时,除了以闽粤移民为重点外,受移民史料残缺或遗漏的影响,有些章节只能笼统地描述内陆四川移民社会的特征。
本书资料主要为地方志、档案、实录、族谱、笔记以及文集、碑刻等。
在资料收集上,我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黄国信博士,是他培养了我通过互联网查阅资料的能力,从而得以利用超星数字图书馆(网址:://http)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瀚典资料库(网址:://www.ssreader.comhttp)的相关资料。在研究过程中,我曾到四川、重庆、广www.sinica.edu.tw东、福建等地实地调查,并在黄子尧先生帮助下,赴台北、新竹、苗栗、桃园等地考察,访问移民后裔,获取了一些文献、实物和口碑资料,对有关移民祠堂、会馆、古旧建筑等拍照留影,增加了对移民社会的感性认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乔素玲博士在承担科研教学和家务的同时,认真地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研究和撰写;我招收的级至级硕士20002002研究生们也帮助我查阅或核对过许多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8第一章朝野关注东西部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国内形势基本趋于稳定,史称清前期的康、雍、乾三朝为“丁男不知兵革之患,亭障从无烽燧之警”①的太平盛世。在这一时期内,我国人口的自发性迁移表现得异常活跃,出现了几股规模庞大的移民潮,四川和台湾的移民运动最为典型。这种和平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潮,与历史上各朝代因天灾人祸而产生的人口流迁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由于清前期大规模的移民涌入,使四川和台湾在清代均处于典型的移民社会形态;也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移民涌入,使四川和台湾的社会经济逐步走向繁荣,成为我国重要的米糖生产和出口基地。
第一节东西开发朝廷出招清初的四川和台湾地广人稀,因而吸引了大批民众自发地向两地迁移,但清廷对两地制定的移民政策却颇不相同。
早在顺治十年(年),清廷即“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1653垦”②,对已纳入统治的区域进行垦殖,但收效甚微。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失败,四川境内战事最终平息,于是四川的重建工作迫《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①20005035[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五一,“田制部”,中华书局影②
印年版,第册第页。
193468189
在眉睫。康熙六年(年)九月,湖广道御史萧震上疏请求以驻兵屯垦1667四川的荒地。他说,蜀省“地多人少,诚行屯田之制,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其乡之地”①。与此同时,官府开始积极招募因战乱而外逃的四川本省劳动力。康熙七年(年)十一月,户部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1668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②于成龙在《规划铜梁条议》中也建议对因战乱而外流的四川人口要采取主动招徕的措施,“为今日计,或遍发告示,或坐名关取,或现在载册之民,归自外方,凡有父族、母党,给以照票,令其招徕,招到三五家或五六家,俱准入本名户下,俟三年例满输赋,使在外之民播闻此风,各自襁负而至矣”③。
当时招民授职之例在全国已取消,可清廷对四川却破了例,史称:“查招民授职之例已经停止。但蜀省寇氛之后,民少地荒,与他省不同。
其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纪录有差。”④为了鼓励四川的普通百姓回籍落业,清廷首先要求在外省避难的四川乡绅带头回籍,以给百姓树立榜样。康熙二十五年(年)六月,户部批准四川巡1686抚姚缔虞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上疏,并强调指出:“四川土旷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⑤康熙二十七年(年)七月,皇帝对四川巡抚噶尔图说:“姚缔虞曾奏四川缙绅迁居别1688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则地方富庶于贫民亦有裨益。此事尔等次第行之。四川荒地甚多,尔当募民开垦。”⑥可见,清代高层对四川招民垦殖的重视。
清廷在鼓励各级官员招抚四川本省难民回乡的同时,还通过各种优《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1328《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②.19854380[清]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一,“合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册第③19871318页。
56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④1985438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二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⑤19855347《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三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⑥19855475476页。
10惠政策引导外省人民入川落籍生产。康熙七年(年)朝廷批准了四1668川巡抚张德地的奏请:无论各省州县人民,虽册籍有名而家无恒产、出外佣工度日之人,至于册籍无名而又无家业、流落于彼游手游食之人,准令彼地方查出,汇造册籍,呈报本省督抚,移咨到臣,臣即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此等游手游食之人……在他省无地可耕,久则势必放辟邪侈之事无所不为。一至蜀土,无产而有产,自为良民;在于蜀省,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一举两得,无逾于此。①为了尽快使省会成都的社会经济恢复起来,张德地还建议奖励招民入成都有成效之官员:“臣更有请者,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②而他本人也正因为招民有功,康熙九年(年)五月被朝廷加封工部尚书衔,“以招民议叙也”③。
1670康熙十年(年)六月,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奏请“敕部准开招民之1671例”,同样也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为候选州同、州判、县丞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衔,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地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俟三百户民尽皆开垦,取有地方甘结,另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其本省现任文武各官,有能如数招民开垦者,准不论俸满即升。又蜀省随征投诚各官,俟立有军功,咨部补用者,能如数招民开垦,照立功之例,即准咨部补用。④[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①
年版,第页。
19361000[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②
年版,第页。
1936100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三,《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③19854447《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④1985448511这些措施无疑会刺激准官员们招民入川的积极性,也更加拓宽了四川招民垦荒的渠道。从上述张、蔡奏疏之良苦用心来看,正反映了清初四川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之迫切现状。
清初尤其是在“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四川的荒凉残破达到极点。康熙为此多次下诏要求官员招抚移民入川。那么到底有无康熙诏书呢?
近年来,四川学者孙晓芬女士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终于在族谱中发现了两份较有价值的康熙诏书:一份为川西金堂县《孙氏族谱》记载的康熙二十五年(年)下发的填川诏,另一份为川东大足县《万安龙氏族1686谱》记载的康熙三十三年(年)招民填川诏。现分别转录如下:1694康熙编湖南民填川诏朕承先帝之遗统,创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幸四海同风,八方底定,征赋惟固,实朕愿矣。独痛西蜀一隅之地,自先移徙以来,地土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虽征毫末,不供在位之用,倘起江西、江南解金助府应用。今有温、卢卿俱奏称言民有击谷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兹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总督等处,百姓任通往来,无得关隘阻滞,开辟六年以后候旨起征,招抚另行嘉奖。
康熙招民填川诏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方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矣。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供赋给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倘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俱奏称言,湖南民有击谷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如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以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12另行嘉奖。
这两份诏书的内容基本上与清初朝廷急切招民入川的精神是一致的。至于诏书格式、语言表达等,可能因民间辗转摘抄而发生了变异。①应该说,清初官府为解决战后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重建,确实做了许多务实性的工作。
清前期,四川除贯彻执行中央对各地制定的垦荒抚民统一政策措施外,还享受了中央给四川的不少特殊优惠政策。在土地垦殖权方面,康熙二十九年(年)清廷“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特定《入籍四川例》,1690其中有“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②的规定。这一措施肯定了移民入川对占垦土地的所有权。直到雍正六年(年)三月,户部1728还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俱给以照票,令其管业”③,基本上保证了入川移民均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而对移民入川的户籍权问题,早在康熙十年(1671年)即有“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④的规定;于成龙在上奏中也称,“土著、流寓既入版籍,俱系县民”,他反对土著争夺流寓已开垦的土地,要求地方官严格按规定办事,“若不严示,地方终无起色,不惟不广招徕,既现住之民日益思散矣”。同时,他强调移民有占地为业的权利,“凡一插标,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一月又规定:“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⑥依科举制度之例,移民能在四川参加考试,则是对其户籍权的肯定和确认。
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①20001819[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四,“食货志”。
②《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七,《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③1985710291030页。
[光绪]《奉节县志》卷九,“户口”。
④[清]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一,“合州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⑤1987第册第页。
131856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四九,《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⑥1985565013清初四川的地广人稀为移民自由占垦创造了条件,如新繁县在清初有湖广、福建、广东、江西等移民进入,“始至之日,田业无主,听民自占垦荒,或一族为一村……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①。一些荒芜土地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②。清初规定各省垦荒地亩以“三年起科”③,惟独对四川又实行了例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准川省招民开垦……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④其起科的田地也是由百姓自由申报,史称清初“来川之民,田亩任其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此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⑤,以致四川出现“有报粮升合,而占地数块者”⑥的现象。时至康熙四十八年(年),中央仍反对清丈四川地亩,史载1709康熙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⑦直到雍正七年(年),四川才开始全面清丈田亩。清丈的结果为:田1729亩总额为顷亩,是明朝万历年四川田亩总额顷亩4590278313482776的倍;而此年四川的田赋总额为两,仅为明万历时四川田赋3.4656426额两的左右⑧,以致光绪《江津县志》卷四一在描述清前期161660040%赋税时,发出“国家赋税,四川为最轻”的惊叹。清末薛福成也曾指出:“四川古称饶裕,国初定赋,以其屡经寇乱,概从轻额,故其地五倍江苏,而钱粮不逮五分之一。”⑨清前期还对各省入川的贫民给予牛具、种子、口粮等经济上的援助。
如雍正五年(年),各省贫民借逃荒之名大规模入川,川陕总督岳钟1727琪向朝廷奏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光绪]《新繁县乡土志》卷五。
①[民国]《万源县志》卷五,“风俗”。
②《清朝通典》卷一,“食货一”,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2000202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④19854485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辑,“管永泽折”,台湾“故宫博物院”⑤91978年版,第页。
767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辑,“法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年⑥41978版,第页。
86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三九,《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⑦19856385彭雨新:《四川清初招徕人口与轻赋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期。
⑧19842[清]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一,“应诏东言疏”,文海出版社(台湾)年版。
⑨197314有益。”雍正帝览后批令:“今据岳钟琪奏请设法安插,令其开垦以为生计,此实安辑贫民之急务。其牛具、籽种、口粮等项之费,不必另开事例。
现今有营田水利捐纳银两敷余之项,存贮在京,著于此内,拨发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①雍正六年(年)三月,户部1728规定,入川开垦人户“每户给银十二两”②,助其应急之需。清廷直接从中央存贮的银两中拨款支持移民入川垦殖,显示出中央对西部四川恢复性建设工作的重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前期四川的招民开垦政策是全方位开放的,既采取优惠措施鼓励人民携家自愿入川,又以升官为手段大力倡导官员招民入川,甚至连外省的游手好闲之人,四川也乐意筹措盘费接入四川。
不仅如此,清前期对四川的移民政策基本上是连续不变的。乾隆时期,一些官员屡屡上奏,请求朝廷禁止外省人民入川,但均被皇帝否决。
如乾隆六年(年)三月,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称:“广东惠、潮、嘉二府一1741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许其开明眷属名口、年貌,报本地方官查明给票听往,不必候川省关移,并饬知沿途营县,验明人票相符,即予放行。到川,编入烟册,移知原籍存案。应照所请。至在川粤民,立有产业,呈请关移亲族者,听其自便。”乾隆对此批示为“从之”。③乾隆二十五年(年)正月,贵州巡抚周人骥奏请设法限制各省人民入1760川。乾隆批评他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地方官本无庸强为限制,若其中遇有生事为匪之人,则在随时严行查禁,不得以一二败类潜踪,遂尔因噎废食。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一,《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7941《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七,《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②19857103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八,《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③19861099315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若如周人骥所奏,有司设法禁止,不但有拂人性,且恐转滋事端,否则徒为增设科条,而日久又成故事。①乾隆三十二年(年),四川总督阿尔泰又奏禁止各省人民入川1767疏。乾隆帝批道:“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倘此等民人入川或有滋事为匪,致为乡里之害,即按罪严惩,以儆其余,亦督抚等分所应办,又何事讠思讠思过虑?”②与四川的移民政策相比较,清廷对台湾移民采取的措施则显得较为保守。
清朝康熙时期平定台湾后,并没有将台湾的明郑余部就地安插,而是尽力将其势力迁往内地省份。康熙二十三年(年)十二月,侍郎苏1684拜等人上疏称:“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明裔朱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职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四百有奇,或自愿回籍,或愿受职,应听部察例议叙。
兵四万余人,愿入伍、归农,各听其便。”康熙帝对此朱批道:“命郑克塽家口亲族及刘国轩、冯锡范本身家口,俱令遣发来京。其伪官并明裔朱桓等,俱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余如议。”③施琅于是就“派拨船只,将各官陆续载入内地,查系外省者,分发外省各府县原籍安插,系本省者,即交各府县原籍安插,仍取其地邻保结存查”。这一做法,使“其尚在台湾伪官卒约计只三千余员名”④。另据邓孔昭先生研究,在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最初一年时间里,从台湾移回大陆的人口肯定不会少于万⑤,这种情形5
与清前期朝廷要求四川地方官招抚流遗以及要求四川乡绅返籍归里的《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四,《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61678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八四,《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②19861864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一八,《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③19855239[清]施琅:《靖海纪事》卷下,“移动不如安静疏”,《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辑,大通书④6局(台湾)印行年版,第—页。文中使用的台湾地方文献绝大部分出自《台湾文献史20006364料丛刊》,不再注明。
陈孔立主编:《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⑤199025916措施迥然不同。在台的郑氏文武官员及其兵丁民众被大量遣返原籍,台湾陷入“人去业荒”的悲凉境地,施琅称:“自臣去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奉旨荡平,伪藩、伪文武官员、丁卒与各省难民相率还籍,近有其半。
人去业荒,势所必有。”①康熙二十三年(年),清廷取消通海之禁,允许人民出海贸易、捕1684鱼,但对大陆与台湾之间人民的往来却限制颇严。据记载,清前期对渡台人民的规定大致有三:“其一为欲渡船台湾者,先给原籍地方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依台湾海防同知审验批准,潜渡者严处……其二为渡台者,不准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其三为粤地屡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渡台。”②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渡台之人失去了天伦之乐,而且酿成了台湾人口之变态组合(即以男性为主),给台湾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这种政策与清前期的鼓励移民以“家”“户”为单位入川垦荒之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康熙二十四年(年),台湾府诸罗知县季麒光曾上疏请求清廷准许台湾按四川招民1685例招民入台。他说:“台湾自伪郑归诚以后,难民丁去之,闲散丁去之,官属兵卒又去之。卑县设法招徕,虽时有授廛附籍之人,然重洋间隔,闻多畏阻而不前。……请照昔年奉天、四川③招民之例……广劝招募,在贫民有渡海之费,相率而前,到台之日,按丁授地,并将伪遗生熟牛只,照田给配……不特人民汇集,抑且野无旷土,田赋日增,国势军费有攸赖矣。”④但他的请求没有获得清廷批准。由此可知,清初台湾的移民政策没有四川移民政策那样优惠且吸引人。
清廷禁止大陆移民台湾携带家眷的规定,一直没有放松。嘉庆三年(年)八月,定留养例也规定:“引诱包揽偷渡过台,招集男妇至三十1798[清]施琅:《靖海纪事》卷下,“壤地初辟疏”,《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辑,大通书局(台①6湾)印行年版。
2000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②
(台湾)年版。
1980原文为“四州”,笔者疑为“四川”之误。理由是:第一,清初招民垦荒属朝野皆碑之事,③
其与东北地区招民开垦政策十分类似;第二,查《地名大辞典》奉天条,无四州之辖。
[康熙]《台湾县志》卷十,“艺文志”。
④17人以上者”,俱不准申请留养。①这里的“妇”应该移民眷属。也正是因为官府管控太严,所以偷渡赴台的现象相当严重。同治十三年(年),1874沈葆桢在《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中称,旧例“台湾不准内地人民偷渡,拿获偷渡船只,将船户等分别治罪,文武官议处,兵役治罪。”旧例还规定:“沿海村镇有引诱客民过台数至三十人以上者,壮者新疆为奴,老者烟瘴充军。又内地人民往台者,地方官给照盘验出口;滥给者,分别次数,罚俸降调。”②这与清初四川的只要能招徕移民即行奖励的政策大相径庭。
清前期官府采取多种优惠措施,大力鼓励外省人民携眷入川落籍垦荒;而对台湾除采取凭“照单”入台外,还一度专门禁止粤民入台。这种政策一方面造成沿海人口大规模的“偷渡”入台之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台湾移民来源地的单一性,即使后来准许粤民入台,但有清一代,台湾的移民潮始终没有像四川那样波澜壮阔。事实上,凭“照单”迁移之举,在清前期的四川和台湾移民过程中均使用过,然而其用意却不同。四川的凭照入川,据史料记载,始于康熙五十一年(年)五月,康熙帝谕令节1712选如下:湖广民人往四川垦地者甚多,伊等去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亩,争告者甚多。潘宗洛以此情由,曾缮折启奏。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③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官府之所以要对进川移民造册查验,主要是《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三,《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①198528378379页。
[清]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大通书局(台湾)印行年版,第页。
②20001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③○1985647818防止湖广移民逃税以及回原籍引起的财产争讼,目的是将移民固定在四川。雍正年间,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四川地方社会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移民之间以及移民与土著之间矛盾不断。“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一再要求移民必须持照入川才能入籍。雍正五年(年),四川巡1727抚马会伯针对福建、广东等省入川移民“无执照可验”,上奏户部,要求“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户部于是“行文福建等省,遵例给照。四川巡抚亦转饬确查,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意抚绥,毋使失所”。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官府对四川移民社会早期无序状态的一种整合。为此,户部知照四川地方官时称:“查康熙五十一年(年),湖南巡抚潘宗洛题请,楚民入蜀开垦,该地方给与1712印照,仍造册送四川巡抚查验,有回楚省者,川抚亦给照造册,两相稽查,遵行在案。”②可见,四川的凭“印照”入川,是在移民过程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即因湖广籍移民逃避赋税且又回原籍争讼房产地亩而产生的。其实质是要将移民固定在四川的土地上,即“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台湾的凭照入台,却是在清廷统一台湾后即行开始,至迟应从康熙四十一年(年)算起③,其实质是要阻止大陆民人入台落籍垦荒。而且朝廷对1702从台湾回归大陆的移民还给予积极的鼓励,康熙四十六年(年)谕1707令说:福建内地之民,住居台湾者甚多,比来洊罹灾祲,米谷不登,在土著之人犹可采捕为生。内地人民在彼者,粮食缺少,难以自存;欲归故土,又远隔大洋,诚为可悯!著行文该地方官,察明情愿复归本地者,或遇兵丁换班之船,或遇公务奉差之船,令其附载,带回《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6534《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八,《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②19857880陈孔立主编:《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李祖基在《论清③1990255代政府的治台政策》中认为,清初台湾移民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应在施琅上疏后的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到二十五年之间。清廷制定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大陆移民渡台纳入官方的有序管理之中。
19原籍。①清前期对移民携眷入台的问题,清廷总是举棋不定、反复无常。据台湾学者庄金德先生研究,自康熙二十三年(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684(年)的年间,在台湾移民问题上,群臣之奏请与朝廷之决策,均1790106集中在携眷入台问题上,其间曾出现过“五禁四弛”②,其中禁期长达95年,而弛期仅为年。乾隆五十五年(年)正式设立“官渡”以后,清111790廷对携眷之事,虽未再严加干涉,但也未曾积极倡导,严禁携眷和偷渡的措施,至此才趋向尾声。
虽然受到官府禁弛政策摇摆不定的影响,但由于台湾易于谋生,人们还是不断冲破重重禁令涌入台湾。而在台湾移民潮中,一些类似今天蛇头式的人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康熙五十七年(年),清廷对台湾1718的移民政策有了明显变化,对商渔船接渡人口赴台开始有所限定,规定所有往来于台湾和大陆的船只都要到指定地点接受官方检查后才能运行。同时,还规定渡台之人必须持有官方颁发的“照”才能通行,否则的话,从官兵到民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处罚。史料记载: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盘验,一体护送,由澎而台;其从台湾回者,亦令盘验护送,由澎到厦。凡往来台湾之人,必令地方官给照,方许渡载;单身游民无照者,不许偷渡。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别严加治罪,船只入官;如有哨船私载者,将该管官一体参奏处分。③这至少说明,康熙末年台湾的移民人口可能是家庭移民和单身移民并存。尽管两者都要有“照”才能赴台,但一般来说,单身移民在无法获《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一,《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6880参阅《台湾文献》第卷,年第、期;《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众②15196434文图书有限公司(台湾)年版。
198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七,《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③1985671620得“照”的情况下,容易采取偷渡方式赴台,而家庭移民偷渡却要困难得多,所以才会将“单身游民无照者不许偷渡”专门列出,以示重视。朱一贵起义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了对移民赴台的管理。
当移民通过正常迁徙渠道难以达到目的时,非正常的形式———偷渡也就悄悄地在民间兴起,移民在“客头”的引诱下暗中进行偷渡。有鉴于此,官府对“客头”在厦门等地引诱包揽民人渡台,以索取酬金的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这从当时制定的法律条文中也可见一斑。乾隆五年(年)规定:1740闽省不法棍徒,如有充做客头,在沿海地方引诱偷渡之人包揽过台、索取银两,用小船载出澳口复上大船者,为首发边卫充军;为从及澳甲、地保、船户、舵工人等知而不举者,俱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折赎。其偷渡之人,照私渡关津律杖八十,递回原籍。……若有船户私揽无照之人偷载过台,及将哨船偷载图利者,俱照此例,分别治罪。①正因为客头与大小船只串通作案,所以官府打击的力度也很强。从乾隆五十五年(年)处理拿获的偷渡人犯陈水等案例中,可以看到偷1790渡者、客头以及官方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官方的惩罚力度。史料记载:缘陈水籍隶海澄县,于乾隆四十四年(年)到台湾,五十四1779年(年)置买双桅商船一只,领给嘉义县牌照,牌名陈发金;雇陈1789盛为舵工,林相、林篆、冯奚、孙古为水手。五十五年(年)四月1790二十四日,在鹿耳门挂验出口,往淡水生理。二十六日夜,陡遇东南风,将船飘至泉州府晋江县宫下港收泊。因船桅损坏,次早,陈水上岸雇船匠修理。时有许贵带妻吴氏、弟妇颜氏、婶母老吴氏、堂弟许[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五,“刑部五三·兵律关津”,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①1991—页。
51651721用,又蔡东同母洪氏,吴远同妻林氏,又陈老同妻施氏,又庄宽同婶母吴氏,又耿助一人,共男妇一十四名,均欲往台湾寻亲生活,恳陈水搭载。陈水应允。当议定男客每名交番银一元,女客每名钱八百文。五月初一日傍晚,陈水将船驶至僻静处所,许贵等先后下船,即于是晚开驾出洋。初三日午刻到淡水大安港南埔海面,当被兵役拿获。解审,讯系初次包揽偷渡,在洋并无为匪情事,加以刑吓,矢口不移。将陈水拟遣,陈盛等拟徒,许贵等拟杖等因具奏前来。
此案船户陈水,从台湾驾船往北淡水生理,乃因遭风飘至内地,胆敢搭客偷渡,实属不法,应如该镇道等所奏,将陈水照引诱偷渡为首拟军例,从重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该镇道等奏称:舵工陈盛,水手林相、林篆、冯奚、孙古等应依知而不举例,杖一百,徒三年。
船户陈水、舵工陈盛二犯应用重枷在海口枷示,俟续有拿获偷渡人犯枷示后,再将该二犯照依定拟罪名,分别遣徒。水手林相等四名,亦均在台湾枷号三个月,满日解赴内地杖徒。客民许贵、许用、蔡东、吴远、陈老、庄宽、耿助,照例杖八十,许用年未及岁,与许吴氏等均照例收赎,一并递回原籍安插。仍于陈水各犯名下,照追所得船钱同船只一并入官充公等语,均应如该镇道等所奏办理。①从陈水案的陈述事实可以看出,陈水包揽运送的偷渡者大都是官府严格禁止的移民眷属。陈水之所以敢冒受惩罚之危险,完全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即为了收取偷渡者缴纳的费用。而官府对于偷渡者的惩罚是严厉的,尽管陈水自称是首次包揽偷渡,但官方对此案的惩处则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这反映了即使到乾隆末年,政府对偷渡的打击依然是坚决的。不过,从陈水运送的偷渡者身份来看,有些人的家属均已在台湾立业有年了。他们偷渡多半是为了与家人团聚。但更多的偷渡者到达台湾以后,为了躲避官府的盘查,不敢轻易寻求工作,这可能也是造成台湾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百吉:《台案汇录丙集》卷七,刑部“为内阁抄出台湾总兵奎等奏”移会,大通书局(台湾)①
印行年版,第—页。
200026126322乾隆时期,不断有地方官员呼吁加大打击偷渡的力度。乾隆十一年(年),福州将军新柱奏称:“台郡远隔重洋,民番杂处。近有小船私1746由小港偷运米谷至漳、泉、粤东等处;内地奸民乘其回棹,暗行过台。又厦门往台船只,名为横洋船;其舵、水人等额配过多,有分贿兵役,顶冒偷渡过台,通行徇庇。”清廷只得“再行申禁,设法查拿”①。福建巡抚吴士功云:“例禁虽严,而偷渡者接踵。”他在乾隆二十三年(年)十二月至二1758十四年(年)十月近一年中,共盘获偷渡民人起,老幼男妇175925999名,内溺毙者男妇名。“其已经发觉者如此,其私自过台在海洋被害34者,恐不知凡几。”②乾隆二十六年(年)冬十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又1761奏:“查偷渡出洋,由厦门大担口正路者,多船主、舵工、顶冒水手,招无照之人私往;其由青、浯、槟榔等屿小路者,系客头先于海澄、龙溪等县招集小船,由石玛潜出厦门搭载大船。”他请求增加捕获偷渡人数的奖赏额,以阻止偷渡之盛行,“原议在洋获犯十人以上,赏银二两,嗣后请加为四两;每十名以上,照数递加。若尚未出洋,别汛兵目、澳甲盘获者,减半赏”。户部批准“均应如所奏办理”。③这说明乾隆年间偷渡赴台的现象相当普遍。
而地方官员对打击偷渡政策的把握,往往会顾及地方利益,在执行过程中会有限度地进行宽大处理,乾隆三十五年(年)福建官员温福1770上奏:“向例客头船户包揽偷渡,俱按首从充军拟徒,并不分别已成、未成。嗣于乾隆八年经藩、臬两司议覆、兴泉道禀,由督、抚批准通行,将偷渡未成之客头船户减等杖徒、枷责完结;从此犯案者率以未成宽减,而无识有司亦每藉此宽纵。”乾隆阅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进行查办。史载:闽省客头、船户引诱民人偷渡台湾,最为地方之害,从前定例稍严,原欲使伊等畏法而不敢犯,乃自改未成减等之例,奸徒益无所顾忌,犯者愈多,是原办之督、抚、司、道等徒知博宽大之誉,而不顾事《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八一,《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12670[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二十,“艺文·奏疏”,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过台疏》。
②《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四七,《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③19851724423理之是非,姑息养奸,私改成例,使其人尚有存者,必当追论其罪。
着传谕温福,查明是年改办例案之督、抚、司、道俱系何人?即行据实复奏。①所以,从乾隆三十五年(年)开始,因为乾隆帝的震怒,反而引起1770地方官府加重对客头的处罚力度,“若不法客头、船户内,有积惯在于沿海村镇引诱包揽、招集男妇老幼数至三十人以上者,无论已、未登舟,一经拿获,即将客头、船户年力强壮者,发遣新疆,给种地兵丁为奴,年老残废者,改发极边烟瘴充军。”②也就是说,只要是引诱他人偷渡台湾,不论已成、未成,均给予同样的处罚。
即便如此,偷渡台湾的现象仍屡禁不止,乾隆五十二年(年)李1787侍尧奏:“闽省先后拿获偷渡客民颜钻等二百十八名,又拿获船户李淡,揽载偷渡民人张桃等男妇二百四十四名,又拿获谢胡船只偷渡民人康节等男妇一十九名”。③乾隆帝在批阅这些奏折时,不得不再次下令给福建、广东地方官,“渡台民人,多属内地游手好闲之徒,一经窜迹台地,日积日多,必致引类呼朋,毫无顾忌。着将福建、广东赴台民人,严行禁止,设法巡逻,毋许私行透漏。仍将如何查禁有无察出偷渡之人,于岁底汇奏一次”,上报朝廷。林爽文事件后,福康安对台湾可能偷渡的港口“遵旨严查”,派兵驻守。“台湾全郡,鹿耳门、鹿仔港系南北要口,商民船只出入,应行查验。其新设之八里坌海口,亦应一体办理。而其余如淡水之八尺门、彰化之海丰港、嘉义之虎尾溪、凤山之竹仔港各等处,皆可容小船出入,俱已添拨汛兵,驻守稽查。……凡各口岸尤当加谨严查。况内地台湾各处罗汉脚、天地会等匪潜踪四窜,尤当严密巡逻。节经饬文武员弁,遇有偷渡台湾及自台湾潜回不法之人,实力擒拿,毋得稍有纵漏。”乾隆五十三年(年),闽省先后拏获偷渡客民洪恩等一起人犯178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五九,《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19509[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刑部五四·兵律关津”,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②1991—页。
522523百吉:《台案汇录丙集》卷七,“闽督福康安奏折”,大通书局(台湾)印行年版,第③2000页。
25424名,船户黄桓、揽客刘忍等一起名,林祖隆等揽客许荐等一起115313名,“以上偷渡三起人犯共七十七名口,俱经分别究办”。①这一举措效果颇为明显。但由于官府入台政策的限制,加上吏治不清、官吏个人和地方利益的驱动,治理偷渡的成效并不明显。
清朝官府对台湾垦田起科征收赋税也偏高。康熙时,季麒光上《再陈台湾事宜文》称:台湾田园分上中下三则,酌议匀征矣。然海外之田,与内地不同。内地之田,多系腴壤,为民间世守之业;台湾水田少而旱田多,砂卤之地,其力浅薄,小民所种,或二年或三年,收获一轻,即移耕别地,否则委而弃之。故民无常产,多寡广狭亦无一定之数。况田租之最重者,莫如苏松等府,每亩输纳一斗五六升至二斗止矣。今田园一甲计十亩,征粟七石、八石;折米而计之,每亩至四斗、三斗五六升矣。民力几何?堪此重征乎?……大江左右,田税既重,丁税不过一钱;且或一家数口而报一丁,或按田二三十亩而起一丁,未有计口而尽税之,如台湾者;未有每丁重至四钱八分,如台湾者也。②康熙时,台湾的另一重要官员高拱乾也在《治台议》中指出:“国朝讨平台湾,部公会更饷额,虽比伪时稍减,较诸内地尤为繁重。内地一□□亩之赋,不过一钱;每丁徭银多至二钱以外。番黎按丁输饷,竟有一二两,以至一二十两者。”③这与清前期四川招民时期的轻税缓征政策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台湾重赋的规定,直到乾隆时才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乾隆元年(年)八月上谕:1736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百吉:《台案汇录丙集》卷七,“闽督福康安奏折”,大通书局(台湾)印行年版,第①2000—页。
254255[康熙]《台湾县志》卷十,“艺文志”。
②[康熙]《重修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志”。
③25所。闻福建台湾丁银一项,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有零矣。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则加倍有余,民间未免竭蹶。著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纾民力。从乾隆元年为始,永著为例。①当然,台湾早期在政府管理滞后情况下,移民多隐瞒实际开垦亩数,时常是种百亩之地而报数亩之田。雍正四年(年),浙闽总督高其倬1726上奏,台湾文武官兵及豪强大户开垦土地,“皆任意报占,又俱招佃垦种取租。迨后佃户又招佃户,辗转顶授,层层欺隐。……种百亩之地,不过报数亩之田”②。台湾入籍田地数与实际数量相差甚远。尽管存在亩数的欺隐,但早期台湾开发土地的经费投入也居高,欺隐亩数或许正是对官府高赋税的一种反映。
其实,隐瞒田亩数可能是移民社会早期的一个共性,四川移民社会也存在类似现象:“蜀省自兵燹以来,人民稀少,田地在在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者则笼罩一族田土,安插落业者则广开四至耕管,从未经过勘丈,是以多所隐匿。”隐匿的手法也是“插占地亩甚宽,钱粮止报升合,多于四边界畔先开成熟,将荒地包在中央,又或相间开垦,每段夹熟夹荒,以致分拨不开。”③第二节政策差异缘由何在清前期四川和台湾两地出现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活动,基本上都始于康熙二十年(年)前后,且两地迁入的移民均以自发性移民为主流。
1681四川真正的大规模自发性移民潮是在康熙十九年(年)平定“三藩之168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四,《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9551郑喜夫:《雍正朱批奏折选辑》,大通书局(台湾)印行年版,第页。
②2000113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辑,“马会伯折”,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③8年版,第—页。
1978606226乱”以后开始的,而台湾的自发性移民潮则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之后。清廷为何在同一时期内对两地却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政策呢?
四川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在经济上属于老开发区。据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年),秦惠王“置巴郡,314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是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一次官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入川活动。之后,秦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①。这两次移民虽并非是单纯性经济移民,但却为早期四川社会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人力基础。秦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②。也因为如此,所以西汉初年,全国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③。三国两晋时期,避战乱入蜀之人更多,加速了四川的开发。西晋左思的《蜀都赋》对这一时期四川社会经济的繁荣做了极好的描述。唐代已有“扬一益二”之说。到了宋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是“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④,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宋元之交,四川境内遭受了残酷的战争蹂躏,户口耗损严重,据光绪《内江县志》称:“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又称:“迨元一统,则邑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至正元年(年)。”可见,资州1341等基层州县政权因人口稀少,在整个元代都不曾恢复政区,虽不能断定这些地方绝无人烟,但至少户口已经稀少到“无可设官”的程度。即使安岳复设官府,然已是元朝晚期。明朝统一全国后,曾大徙湖广等省人口[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①1984194225[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②1984202[汉]班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③19621127[宋]苏轼:《苏东坡集》后集卷十,“御试制科策”,中国书店年版,第页。
④199257227实四川,此举在明清以来撰修的四川各地方志中均有明确记载。如道光《邻水县志》称:“今合邑祖籍,多系明初入蜀,谓之老民。”民国《名山县志》称:“元代名山惨遭杀戮,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明洪武十四年(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郊,来者尤众。”①大批客民的入川1381开发,使明代四川社会经济逐步走上繁荣的道路。
然而,明清之际的四川地区再次遭受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蹂躏,社会经济遭受了空前绝后的大劫难。史书对四川地区此时期的情况记录令人触目惊心!清代和民国时期编修的四川各地方志在“户口卷”内,绝大部分均有“靡有孑遗”“孑遗无几”的记录。这虽有夸张之嫌,但至少反映了清初四川十分荒凉残破之事实。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由广元入蜀赴任,“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②后来,他又由顺庆、重庆以达泸州,溯流而上,“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各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而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③。张德地抵成都后,见成都处于“荒烟蔓草之中”④。在叙州府,“叙属虽有十县两厅,荒残者十居其八,稍可充邑治者,仅一二处耳”。在川东的奉节、永川、璧山、铜梁、定远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⑤。康熙七年(年)有官员奏称:“今日之蜀1668川,非昔时全盛可比,田地荒芜,烟火绝灭,赋役户口载在由单历历可数,即一二孑遗,惊魂未定,尚望安辑抚育之。”当时铜梁县“所辖二十六里,载粮二万二千有奇。今归籍者寥寥,载册者仅三十有九户,奉行清丈之粮止三两一钱有零,开垦万不及一”。⑥由此可见,清初四川的社会和经转引自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①1987131135[康熙]《四川总志》卷三五,“筹边”。
②[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
③[康熙]《四川总志》卷首,“张德地序”。
④[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
⑤[清]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一,“合州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⑥1987第册第页。
131856028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
直到康熙十年(年),四川仍是“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1671民”①。正当各级官府积极筹划招徕人口之策,从事战后四川重建工作时,不料康熙十二年(年)又爆发了“三藩之乱”,四川地区再次沦为1673战乱的重灾区。此次战乱历时八年,“蜀省久为贼据,百姓逃亡,所存惟兵”②。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四川境内大幅度下降的户口总数令人难以置信!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年)全川人丁总额仅有丁,约168518509合万余人,在全国各省排倒数第二位。③这些数字虽不一定准确,但其9
反映清初四川境内人烟稀少的事实应是可信的。
人口数量的多寡是传统社会经济开发最重要的生产力。正因为如此,清初四川地方官才大声疾呼:“蜀省游罹惨劫之后,民无遗类,地尽抛荒……舍招集流移之外,别无可为裕国之方。”④而清初四川的人稀土旷,又正好为各省移民入川自由占垦土地创造了条件,史载各省移民在四川插占土地,“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以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⑤。
一些荒山地区,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为业”⑥。土地买卖时,地价十分便宜,一亩之田“值银不过数钱”⑦,或银一两“可购十亩之地”⑧,甚至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⑨。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清初如此低廉的地价,只能说明四川人口的稀少。
与此同时,清初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四川经济生活易于致富的各种说《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①1985448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九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②19854121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1980258272[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年④1936版,第页。
1000[民国]《华阳县志》卷三五,“纪事”。
⑤[民国]《万源县志》卷五,“风俗”。
⑥《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六,《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年版,第册第页。
⑦19856534[民国]《荣县志》第十二,“礼俗”。
⑧[民国]《南溪县志》卷二,“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