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选于《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一书，由当代主持沙门亲笔书写的文作。应县佛宫寺全景，由朔州市文管所赵达所长供本片系由南宋使臣叶隆礼撰编的《契丹国志》封皮之图绘本片为辽代文化城之影，由（李文奎先生）所摄本片为应县木塔第二层释迦像，由（李文奎先生）所摄位于大同（辽西京）城西八公里处同云公路北侧的观音堂，内有《开仙太子庙手》，碑记撰文人为应州山阴之徐浩，见载于《通志二十略》下1880页。作者于公元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塔下留影（王俊杰同志摄）作者于公元二零零八年八月于榆次市常家大院园中摄作者生活在书屋的一角扫描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应县木塔探究/徐德富著.—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7ISBN978-7-5457-1184-4.应….徐….佛塔—研究—应县.K928.7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7915号应县木塔探究著者：徐德富责任编辑：落馥香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邮编：030012电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0351-4956036（综合办）0351-4922203（印制部）E-mail：sj@sxpmg.com网址：http://www.sjcbs.cn经销者：新华书店承印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开本：787mm×960mm1/16印张：10.75彩页8字数：150千字版次：2015年8月第1版印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5457-1184-4定价：52.00元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序一序一看到徐德富老先生的《应县木塔探究》，一种莫名的敬意油然而生，一个八十多高龄的老人居然在完成了浩大的《雁北志集注》《水经注·水研究》后又推出一部论著。这种精神使我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言志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和徐先生交往算来已逾三十个年头了。在我的第一印象中，他是个博览群书，又能从群书中读出点名堂的人。他的悟性、不拘泥古人、独辟蹊径的钻研能力，是一般的读书人很难企及的。特别是对地方史的探究，每多卓见。眼下这部《应县木塔探究》就是我对他这一印象的最好注脚。我对老先生的印象之二是，执著、较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太多的历史疑团。正史、野史、传说、方志、遗迹、佚闻仿如各种马队，把原本模糊的东西践踏得愈加模糊不清。为了探究历史本来面目，后人于是乎或考古，或训诂，或考辨，而此中艰辛，犹如大海捞针，非功力深厚者绝难为之。徐老先生正是这一群人中很执著的一位。社会上把那些爱啃书本的人讥为“书呆子”，窃以为那些泥古不化的确实是“书呆子”，而那些不唯书、不泥古，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名堂，发现点什么的人，不但不“呆”，而且是难能可贵的“智”者。徐老先生即是读书人中的智者。他的视觉，他的观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每每超群，１应县木塔探究这些是做学问的人最为难能可贵的。壮哉老徐，愿您继续在书海中自如游弋。要子瑾２０１２年冬于云中（要子瑾先生系山西左云县人。曾任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长期从事史志研究，先后主编了《雁北今古》《大同今古》《大同年鉴》《大同名胜》《大同市志》等著作。是当今朔同地区一位颇具知名度的历史学家。）２序二序二盖闻阅人间之沧桑，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法古今之正道，人生的价值又在于奉献。徐德富同志，继他的《雁北志集注》和《水经注·水研究》两部历史巨著出版发行之后，而今又一部《应县木塔探究》即将付梓面世。作为一个现年８４岁高龄的老同志，在短短几年之内，连续推出了百十多万文字的三部力作，他的这种执著精神及其写作的毅力，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考现存的应县木塔，其顶天立地、气壮山河的雄伟之势，虽然是雁北大地边塞烽火文化和各民族大融合的一部文明史的升华，但它的始建年代，一直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从而形成一个定论。只有一个来自民间的传说，即辽清宁二年所构建。可是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质疑。徐德富同志出于他个人倔强的个性和作为学子的追求，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讨和研究。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就一连推出了五篇关于考证应县木塔始建年代的论文。每一篇力作，都是论点有据、论据有力，完全可以成为他自成一家之说的“硬道理”，充满着科学的价值和历史的活力。考其论文，是从《水经注·水研究》中，受大道坛静轮宫之论文启迪，以《魏书》《北史》和《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的记载来立论，又以现代自然科学和高科技勘察出来的地质地貌资料来求证，复佐以各类诸家之杂１应县木塔探究说来烘托，最终以《木塔辽代秘藏》中的文句“点睛”。辑其精要，择其大化而成一著。至于其论辩的方式，尽管广蒐博引、独抒己见，力求争得社会的认可和明辨，但他对不同观点，仍然是存疑志异、辩证求真。不立异以哗众，不专己而排他，俱以抛砖引玉之态自慰之，以百家争鸣之说自勉之。落落大方，采取学者的心态，善与不同之说共存、互通，保持了多元合流的风度。另外，本书还附载了几篇古应州地域“龙飞凤舞”的史实资料和“代北士马甲天下”的英雄篇章，以及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史诗，其目的就是要使之与大木塔交相辉映，彪炳春秋。徐德富先生可谓我多年的老相识，引我与他相识的就是那部《雁北志集注》，该书旁征博引，涉猎浩繁，令我惊叹。总观其人，确实是一位博览群书、广涉诸史、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悟性之人物。其孜孜不倦的精神，老有所为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其桑梓之情可嘉，其赤子之心可表。特别是其奉献的精神，永远会成为他的一座历史丰碑。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正是他真实的写照。他的精神完全符合我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我们学习！兰思臻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２引言引言应县木塔，顶天立地，气壮山河，与桑乾河流域的其他文明载体一起，交相辉映了千百年，共同构成雁北大地的人文景观，共同代表着一方水土的文明史。既是各民族大融合、代谢升沉、沧桑巨变的鉴证，又是我国儒释道三种文化合流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它积淀着边塞烽火、多元文化的深厚底蕴，很值得现代人们重视和爱护。但这一座高耸入云、拱星托月的雄伟建筑物，其始建的年代，在历史上却一直是一个空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故而形成了一大迷雾。多少年来，有多少人以百家争鸣的精神试图对其搞明白，但至今仍然还是一桩遗案。这不能不给人们留下失望的情感和迷惑与不解。现代的应县，在历史上先有龙凤井的传说，后有李克用以讨黄巢之功得封晋王后，改置成应州。先传后验者为“应”，故名。山阴县始于应州之置、终于建立民国，这一大段历史，约８００余年。尽管多历改朝换代的巨变，县名也多次变来变去，可是这一地域，一直是应州的一个属县。我本人在当代虽是山阴县人，溯往古代却也是应州的一个子民，故对探究应州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情趣一直不减。佛家有句偈语说：“佛种在身不悟而岂显真性。”我虽不信佛，但我性真，一直想把大木塔始建年代的“真实性”，以“道法自然”的态度搞清楚。这是我个性所然，也可谓是我的“性真”也者。１应县木塔探究其次，应州这块“风水”宝地，在历史上曾有过“龙飞凤舞”和“代北士马甲天下”的英雄史诗，这又给大木塔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人说：这是大木塔给阴骘出来“风水”的结果。又，金元之间的大文学家元好问，也有诗句咏应州曰：“南北东西旧有名，三冈四镇护金城。”所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史实，固然仅用“风水”两个字解释不了，但这实实在在的历史，的的确确是光耀了大木塔的辉煌。山河之气肇人文之盛，信不诬也。笔者谨以赤子之心、乡土之情，愿把多年的精力，奉献给大木塔的考究，以就教于方家。２目录目录序一…………………………………………………………………………１序二…………………………………………………………………………１引言…………………………………………………………………………１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１第二论：木塔与唐代魏国公李靖……………………………………………１６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２４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从高科技的探析中道法自然…………………………………４２第五论：破解“龙楼凤阁九重城”之谜句———为应县木塔历史画龙点睛……………………………………５４余论：为应县木塔始建年代再作附言………………………………………６１木塔高耸龙凤舞———历代帝王与应州……………………………………７０附录………………………………………………………………………１１７“金沙滩”与“金沙滩大战”……………………………………………１１７１应县木塔探究薛平贵与《算粮登殿》…………………………………………………１２４明代山阴王家族兴亡的史事考略……………………………………１３１《南明史》有关“山阴王”家族的几段后续记载………………………１３６清军在雁北的两次大用兵……………………………………………１４１诗词三首………………………………………………………………１４６参考书目……………………………………………………………………１４８跋一………………………………………………………………………１５１跋二………………………………………………………………………１５３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徐岳峰）…………………………………………１５５后记………………………………………………………………………１６０２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在应县城内西门北侧。木塔的整个建筑是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个部分组成，塔为楼阁式的五层六檐，总高为６７．３１米，底层直径为３０．２７米，状似空中一柱，足称浮图第一。高耸入云的大木塔，真可谓“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接层霄”。举步登临，广观形势，则恒岳、太行、五台、塞北诸峰皆环拱错拥，万里河山，一览无余。再如摄衣绝顶，如立云霄，俯视人间，悟门空了。但见河水一线，孤城如弹。这么一座雄伟壮观的大木塔，其始建年代，据明代《应州志》所载，为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由“田和尚奉勅募建”，但还没有真实的史料记载，直接地说明它的建造年代。这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大谜，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研究和探索这一个问题。笔者近几年来也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现将个人之所见提出如下，供同仁们参考。一、静轮天宫与崇虚寺笔者认为，应县木塔的前身，就是北魏大道师寇谦之所议建的大道坛静轮宫。《魏书·释老志》谓之曰“静轮天宫”。在移建于桑乾之阴，岳山之阳后，改曰崇虚寺。“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给户五十，以供斋祀。”１应县木塔探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尤好道学。始光初，得道士寇谦之，奉《录图真经》献之，自御为“太平真君”，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考其地在今大同市御河东之东塘坡处，距城约三里余。《水经注》曰：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水左有大道坛庙，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即此。其水者，即《水经注》所云之“如浑水”，源出今内蒙古凉城县之双水泉，南流，纵贯今之大同市南北，其上游河段称作饮马河，下游河段称作御河，全流至今之怀仁县海子洼处注入了桑乾河。《水经注》云：“大道坛东北，旧有静轮宫，魏神四年（４３１）造，台榭高广，超出云间，欲令上延宵客，下绝嚣浮。”故《魏书·释老志》谓之为“静轮天宫”。这是据寇谦之所献《录图真经》中天宫静轮之法所建。太平真君三年（４４２），太武帝拓拨焘还亲至道坛，接受了寇谦之所授的符箓，至后诸帝每即位之始即如之。但，拓跋焘的大太子拓跋晃对建造的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有所非议，即向其父皇太武帝提出了谏阻意见。上言说：“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矣。”拓跋焘听了之后，也深以为然。经过了一阵沉思之后，对他的儿子说：“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这时拓跋焘所考虑的是已历时十一年的建筑工程，怎可以半途而废呢？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寇谦之病卒，临死之前，即对其众弟子说：“吾去之后，天宫难就。”果真在十一年（４５０）太武帝拓跋焘就诏令将静轮宫毁去。《水经注》云：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毁之，物不停固……我们现代人对“毁之”的这个记载，绝不能理解成将一座气势宏伟的静轮宫，只一声令下就彻底地予以破坏无遗。事实上这仅是一种“宣告”而已。《水经注》所说的“物不停固”就是说静轮宫还是停留在已建至的一个固有状态之中，如２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魏书》载：迨后文成帝兴光元年（４５４），献文帝于天安元年（４６６）前后又幸过大道场，登受《图录》，更加证明了静轮宫虽名曰毁去，但实际还在，这也就是以后为什么要移走的依据。《魏书》载：太和十五年（４９１）秋八月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见卷七下，１／１６８页）《通鉴》云：“南齐永明九年（４９１）八月戊戌，魏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见卷一三七·９／４３１０页）孝文帝在移道坛的诏书中说的更具体，更清楚。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内，居舍尚希，今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仍名崇虚寺。”（见《魏书》卷一一四·８／３０５５页“释老志”）事实上所移的道坛仅是一座静轮天宫。据此，崇虚寺的前身，即是所移来的静轮天宫而无疑。但对一千多年后的现代人来说，却又成了一个大谜，需要加以历史的和科学的考证。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究竟移在了何地？据《水经注》载：“水又东北左会桑乾水，县西北上下，洪源七轮，即谓之桑乾泉……桑乾枝水又东流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俗谓之南池，南池水又东北注桑乾水为水，自下并受通称矣。”据此可考证在北魏之代，今之桑乾河西起朔县境内的神头，东至应县境内藏寨以西河段，称之为桑乾水，其藏寨以东河段通称之为水。但在这一个河段找不到很符合“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的地理位置。首先在这一个河段之南的近水，就根本没有山的存在。有人试图把黄瓜阜说成是“岳山”，但黄瓜阜即今之黄花岭，也是存在于桑乾之阳的位置，如果把“大道坛”移在了今黄花岭之阳，又怎么可以解释成“桑乾之阴”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３应县木塔探究《山西通志》曰：“太和十五年诏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置崇虚寺。审其地望在今山阴县之岱岳村。所谓岳山，乃黄瓜阜也，缘泰常并于其地建岳渎祠，故祠北之阜遂有岳之称。”（见卷三十八·７／３０６２页“山川考九”）岱岳村一作岱岳镇，即今之山阴县治所在地，这无论如何也说不成是“桑乾之阴”的。从地形高度来考证，现在山阴县治岱岳镇居于海拔１１００米的地形高度内，而桑乾水千百年以来一直是在海拔１０００米的地形高度内流淌，即使河水改道，也不可能再改在海拔１２００米的高坡地形上去。据此，《山西通志》所载之说，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也不是崇虚寺的所在位置。在“都南”即今大同市的南向桑乾水河段，只有应县境内的龙首山或是镇子梁，是存在于“桑乾之阴”的。如果把大道坛移置在它们的附近，基本上符合“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现在的应县城基本上是符合历史所载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三、大道坛为什么要移在今应县城的位置？“大道坛”为什么要选移在今之应县城位置？这也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一个问题。北魏在建国之初，儒、释、道三种文化，一直是以道教文化为主导，也就是说道家的学说，在北魏之初是居于一个统治的地位。太祖拓跋珪自号道武帝，其帝号的“道”字，就是这个道权地位的标志。拓跋珪几次迁都，由盛乐而平城，又欲由平城而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家“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和“风水”之学是有缘的。当然大道坛的移位，也是依据这些学说来选址和定位的。北魏王朝，自谓“水德”，所谓“以武立国，以水立业”者即此。孝文帝太和十六年（４９２）春正月壬戌，正式诏定“行次，以水承金”。（见《魏书》４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卷七下，１／１６９页）晋承曹魏为金，而拓跋魏承晋，自谓启基云、代，宜为水德，以水承金合于“金生水”的五行“相生”之说。再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胜”的五行之说：金生水，水生木，但又胜火。大木塔（静轮宫）移于桑乾之阴，阴在卦象中属水，而水既生木，又胜火，宜于木的生存和安全。至于“桑乾”之桑者，上玄下黄以象乾坤也，而乾与坤在八卦中也是以相对立而存在的。不过，迨至孝文帝时代，已进入了一个儒、释、道三种文化合流的新时期，其中儒家思想渐盛起来，孝文帝就是一位积极推行向汉改革的尊孔人物，一切皆“事准古制”。《礼祀·乡饮》云：“天地温厚之气，始于西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盛德之气也。”这与今应县城的位置也基本相合，“温厚气”之说也很符合三种文化共同的一个基本思想。其次，魏前昭成帝即位于繁畤之北的史实也不容忽视。《魏书》载：昭成帝讳什翼犍，称建国元年（５５８）十一月，帝即位于繁畤之北……（见卷一·１／１１页）《通鉴》载：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质于赵，翳槐疾病，命诸大人立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畤北，改元建国。（见《资治通鉴》卷九十六·７／３０２５页）这是魏前晋成帝咸康四年（５５８），代政权代王即位之地。其所指“繁畤”，即两汉时期雁门郡十四县属之一，其故治在今应县城东八里处城下庄的西北。晋怀帝永嘉五年（３１１）晋封魏前穆帝拓跋猗卢为大单于，代公后，乃徙陉北马邑（朔县）、阴馆（山阴）、楼烦（怀仁）、繁畤（应县）及崞县（浑源）等五县地于陉南，更立新邑，其故邑遂废。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山西省地震局地质工程研究所，１９９５年５月《应县木塔地基的层析探测》一文中有结论说：……在塔院区勘察报告中，根据远离塔基的四个钻孔资料推断，设想原塔基至少应有２０米高。这次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古地面在木塔的部分实际是一个小隆起，相对高度２．５米左右，其底面的外径，也与现今的接近。（第２０页至２２页）５应县木塔探究这是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得出来的科学结论。笔者认为：木塔基部古地面的一个“小隆起”部分，不排除就是什翼犍即代王位时所筑的土坛址。如属自然地形，绝不会与今塔基大小所巧合。北魏自谓“启基云代，以水为德”，可能即指此。因为在这个坛址北面的不远处，便是“湖泊”，或就是《水经注》中所指的“南池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大木塔移迁于今址，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依据。还有，北魏在公元３８６年正式建国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这里置有“离宫”。《魏书》载天兴元年（３９８）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寺宫”者，即此。（见卷二·１／３２页）又献文帝于皇兴二年（４６８）五月，“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见《魏书》卷六·１／１２８页）可见北魏历代王朝对这个地域还是很重视的。另，今应县之地，在历史上有金凤井的神话传说，对北魏拓跋氏王朝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为什么什翼犍要在繁畤（应县）之北即位？又为什么道武帝在繁畤置有“离宫”？这与传说中的“金凤井”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金凤井就在今应县城内。最后，还需要补叙一笔：大道坛为什么要由都内迁出都外？又为什么要迁在都南？考，北魏的道家文化，迨至太武帝拓跋焘之代，已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大道坛静轮宫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太延中拓跋焘平定了凉州，即今甘肃之武威，素有沙门佛国之称。《魏书》载：太延五年（４３９）徙凉州民三万家于京师。（见卷四下·１／９０页）其中大多是佛教徒，沙门佛事具备。从此，在道家文化盛行的时期，又推进了释家文化。但好景不长，拓跋焘又西伐至长安，偶入一佛寺，见有不法僧徒污秽佛门，私藏武器，大怒。即于真君七年（４４６）三月，诏令诸州郡坑沙门，毁诸佛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灭佛运动，一直持续到正平二年（４５２）他死后。他的儿子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于兴安元年（４５２）十二月，才６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又初复佛法。迨至显祖献文帝时代，释家文化又大盛起来，现存的云冈石窟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道家文化盛行时期，佛门遭受了一场灭门之灾，而在释家文化盛行起来之时，事实上道家文化就自己衰败下去了，大道师寇谦之于真君九年（４４７）一死，道家就从魏都的顶峰上跌落到低谷，真可谓树倒猢狲散。真君十一年（４４９）拓跋焘又下令将大道坛毁去。此时的道家虽没有像佛家被灭门，但在事实上已是一落千丈。这就是大道坛为什么要由都内迁出都外的历史背景。至于为什么要迁至“都南”，这仍然是依据道家“五行八卦”的学说来作出的选择。《易·说卦》云：“离，南方之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合于大道坛“上延宵客，下绝嚣浮”之说。又，在“八卦”中，北方是“坎”位，属水，南方是“离”位，属火。“坎与离”即“水与火”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这就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也就是为什么将大道坛移到“都南”的道家学说依据。四、崇虚寺与今应县城现存的大木塔上文已将大道坛静轮宫和崇虚寺的历史演变，及其为什么要由都内移迁到都南，又为什么要选定在今应县城的位置基本上概说清了。但崇虚寺是否就是现存的大木塔，这是本文的论证主题。笔者认为：大木塔的前身，就是大道坛静轮宫移迁过来的崇虚寺。其历史的依据如下。第一，大木塔与静轮宫的基本特征相合，首先从两者的高度上来看近乎一致，《水经注》曰：“坛之东北旧有静轮宫，台榭高广，超过云间，欲令上延霄客，下绝嚣浮。”而现存的大木塔，《应州志》曰：塔高三百六十尺，围半之。但运用现代科学的测量手段，精确的测试，其塔的总高度为６７．３１米，约合２０２尺，这可能与古代在量器上有一个大小的差距，总的说来，现在的７应县木塔探究木塔拔地擎天，高耸入云，这是现代人们都可以见到的一个矗立的物体。这不正是静轮宫的高广吗？也许人们还对《水经注》所述静轮宫的高广度提出质疑，北魏之代能否建造出那么高大的建筑物来？《魏书·释老志》云：“显祖献文帝即位，天安元年（４６６）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见《魏书》卷一一四·８／３０２５页）这对人们所要提出的质疑，给予了一个完整的回答，完全证明了北魏之代是有高广建筑物的构造能力。在北魏之代，每攻下一城，都要把那里的能工巧匠迁徙都城安置，故当代的魏都是一个人材荟萃之地，像构造静轮宫和永宁七级佛图那样的高大建筑物，也是无可置疑的。另从一个“构”字可以看出，永宁寺的七级佛图，也是一个状似现存的应县大木塔，“构”字的汉字释义，乃架屋也，即“木材相乘”之谓也。《韩非子·五蠹》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又云“构木以为宫室也”，即此。还有人可能对“塔”与“宫”的建筑形态，有所非议。笔者认为：静轮宫原本就是道家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它的物质形态，也只能是这种精神的反映。考，“静轮”者，就是一个“高广声绝，清虚自守”道文化的内涵。如《魏书·释老志》云：“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见载于卷一一四·８／３０５３页）可见静轮宫就不是一个古代传统式的皇居，当然也就不能用一般宫居的概念去理解。试想那么一座高出云霄的建筑物，除开以现存的大木塔式构造而外，再还能有什么的构造方法呢？另，现存的大木塔，在外观上看是“五级六檐”，但在内部结构上却是“五级九层”（其中有四个暗层），这就是静轮宫“九五之尊”的内涵，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又据《应州志》载，大木塔高为３６０尺，围半之，即１８０尺。其塔基则为４９１４平方尺，均系“九”的倍数。“天地之至数始８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于一，终于九”。九为数至大至尊，古代为人君之象。《北史》载：“天师寇谦之每与崔浩言，闻其论古兴亡之道，常自夜达旦……因谓浩曰：吾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见卷二十一·３／７７８页）可见寇谦之也通儒学，并了解皇家建筑合于“九”的惯例。还有塔的顶部，有洞开的“南天门”，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其为塔身和塔顶联系之所必须，但另有一层内涵，就是静轮宫通向“天宫”的一个“宫门”，因它要“上延霄客”与“天神”交接，不留宫门怎可以请天神入宫呢？这些原本就是静轮天宫的格局，《水经注》云：“抑亦柏梁之流也。”也就是说“静轮天宫”相当于一个“柏梁台”。考柏梁台，是汉武帝于元鼎二年（前１１５），在长安城的北关内，以百头梁所作的一个台，常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以能言七言诗者方可得上。据此可知，虽名之曰台，但实际上也就是在台上的一座“楼宫”，这又是台与宫的另一种转化形式。与静轮宫所不同的是，汉武帝的“柏梁台”是为饮酒赋诗与群臣作乐而建。而太武帝拓跋焘所建的“静轮宫”，则是为了“修行养道，羽化登仙”之用。《水经注》所云“重坛五层”，其“坛”和“台”不很近似吗？其次，从另一个侧面来讲，现存的应县木塔，也并不完全合乎佛塔的规范。考佛塔起源于印度，梵文与巴利文译作“窣堵波”或“塔婆”，西域谓之曰“浮屠”或“浮图”，一作“佛图”，正号曰“佛陀”，其意即“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也。正宗的佛塔，只是用作藏放“经文”和“舍利”。随着时代的演化，后代也很少用作供佛。但如像大木塔中的释迦大佛，而被奉祠入塔者，则是一个仅有的例外。正宗的佛规，大佛都在石窟之中，即“窣堵波”之谓也。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即是。后来也有被奉祠于大殿之中，如五台的佛山等。由此可见，大木塔原本就不是佛门的格局，只是被后代人将其改换了９应县木塔探究门庭，由道家的崇虚寺，改置成尔后的“宝宫寺”或“佛宫寺”的。“宝宫寺”之名，不知起于何代，《应州志》云：“延祐二年，避御讳敕改‘宝宫’为‘佛宫’。”据此，“宝宫”之名应是元代以前的寺名。按“宝宫”二字，不应是释家文化佛门的用名。通常所见的有“宝刹”或“宝塔”之称，未见有“宝宫”之谓。《契丹国志》载：“金主阿骨打亲率精兵追及辽天祚帝，应州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之所积，悉为俘掠一空。”（见卷十一·１２０页）又曰：“天祚复欲逃往云中，闻说金兵将至大惊，有金铸佛丈有六尺，他宝称是，皆委之而遁……”（见卷十二·１３４页）据此，应州内库三局的宝物及丈有六尺的大佛，可能就奉祠于木塔之内，故名“宝宫寺”。《山西通志》载：“魏兴光初，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各长一丈六尺，用赤金二万五千斤。”这就又为“宝宫寺”的丈六大佛作了注脚。又，《通雅》云：“十六角七级皆塔也。”人们通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即此。现存的应县木塔，却是“五级六檐”，根本就不合佛塔的规范。第二，从近期塔区工程地质探测资料分析，比较接近于北魏的文化层次。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十一个单位组成的“应县木塔工程地质联合勘查队”，对塔区的工程地质，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进行了一次探测。笔者有幸得到了探测结果的前后两个“报告资料”。从资料中看出，木塔的西北、北、东北迤至东南的地质层，在现代地表下的２４米以上，是属于一个“打破”的地层，从钻孔中出土了大批古代文化遗迹，其中有砖红色薄陶片，砖块，碎瓦片，薄厚两种缸片，以及石灰渣，煤渣等，这些文化遗迹叠压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很难明确地层的文化时代。但砖块、瓦片及石灰渣等建筑材料遗物，在现有地表３米以下１７米以上的各个层次，基本上均可以见到。这是因为木塔建筑时采用了“堆土构筑法”来完成的，即：木塔起高１０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一层，则堆土一层，一层一层建，一层一层堆，直至完成了塔顶工程，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将士扒去，回填到原来取土的地方，层层塔檐均要铺瓦用砖，因此它的遗物也就层层可见。在《报告》中也确认了这种方法，如说：“堆土建塔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木塔建好后，人工填土，地基变形过程已经完成……”（见第９９页）《报告》又说：“木塔修建时古地面在孔深１６～１７米处，木塔北面附近仍是大片积水或湖泊。”实际上这就是在取土建塔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湖积沉相。其次，从钻孔中出土的文化物，经专家鉴定，按《报告》说：“除碎缸片年代为宋、元时期外，其他多属西汉至仰韶文化间。”对于这个粗略鉴定，笔者不予评说，尽管还没有鉴定出属于北魏的文化，但远比北魏以下朝代要接近。可以说木塔的工程建筑是属于一个早期的文化历史阶段。第三，北魏至辽这一阶段构建的可能性则应完全排除。北魏至辽，今雁北之地又历北齐、北周、隋、唐和五代等五代王朝，而这五代王朝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战乱和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从根本上说，完全不具备建塔的环境和能力。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４９３）从平城迁都洛阳，明帝正光五年（５２４），即发生了“六镇起义”的大动乱，恒代而北，几被起义军的战火化为灰烬。此后的北魏王朝，即被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分裂成东西两魏。迨至公元５５０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自立为北齐，时雁北之地属之。终其世，与西魏宇文泰集团攻伐不已，而西魏又联合突厥，故今雁北之地即属于突厥。公元５７６年，北齐又为宇文泰篡立的北周所覆灭，但仅五年之后，即于公元５８１年，北周又为隋文帝杨坚所废。在北齐、北周战乱的三十一年里，试问有谁可以去建塔呢？隋朝从公元５８１年开国至６１７年被唐王朝覆灭，历三帝仅三十六年，１１应县木塔探究文帝杨坚率师南伐灭陈，结束了中国南北朝的历史局面，根本无暇北顾。炀帝于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即被突厥可汗率骑数十万围于雁门，几被战俘。十三年（６１７）马邑校尉刘武周又杀太守王仁恭起义，北连突厥，自号定阳可汗，尔后又做了皇帝。从此，揭开了全国农民大起义、大混战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么短的一代王朝，也根本不存在建塔的可能性。公元６１８年，大唐王朝灭隋立国，历太祖太宗两代，全力平定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各个武装集团。直至贞观四年（６３０）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了突厥，今雁北之地始入于唐，但边患仍然不已，尚不是一个稳定的地区。迨至光宅元年（６８４）朝内即发生了武氏之乱。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又发生了安史之乱，安禄山的部将高秀严据守大同，今雁北之地又是一个主要战场。唐末又被黄巢起义军攻陷了长安都城等。有唐一代，王朝经历了三次大的危难，耗尽了主要的财力和物力，在今雁北之地仅有马邑一郡之置，也根本没有建塔的历史环境。唐末乾宁二年（８９５），李克用平定了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以功授守太师，中书令，进封晋王，河东节度使。克用虽是应州籍人，但南与朱梁争雄，北有契丹侵扰，东有幽州刘仁恭掣肘，仍然是东征西讨，攻伐不已，终于在天祐五年（９０４）含恨而卒于晋阳宫中，由他的儿子继位，于同光元年（９２３）灭梁后即了皇帝位，是谓后唐，在位仅四年，即发生了魏州兵变，又由明宗李嗣源于天成元年（９２６）继位。至末帝清泰三年（９３４）又被石敬瑭勾结契丹辽篡立，是为后晋。后唐历四帝，仅十一年。应州虽为帝王之乡，有建塔的历史背景，但不具备建塔的时间和力量。历史进入五代的后晋王朝，石敬瑭已向契丹辽献了燕云十六州，今之应县已于天福元年（９３６）入于辽，木塔有始建于后晋之说，鉴于两国分界，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总的说来，以上五代王朝近４００余年的这一大段历史，谁也没有建塔１２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的历史环境，更不具备建塔的财力和物力，连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迨至辽代，今雁北之地，始进入了一个比较安定和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圣宗统和四年（９８６），由于宋军北伐，而又引发了一场宋、辽大战，云、应、寰、朔四州又经历了一场战争的浩劫，直至二十二年（１０４４）宋、辽两国在澶渊结盟之后，始又恢复了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局面。后历兴、道二宗励精图治，把辽王朝推上了一个鼎盛时期。应该说这个历史阶段是有建塔的和平环境，也具有建塔的财力和物力，同时也还有萧氏皇后是应州人的政治背景。但缺乏的是建塔的历史依据。有的仅是“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的一片碑石，究竟“募建”了什么，没有一个定语，故而在历史上还是一笔糊涂账，或是一种“不明文”，还不足以推翻本文上述所论各节，仅可存疑志异而已。就连《应州志》的编撰者田蕙，也在重修释迦塔的碑文中说：“余邦人也，尝疑是塔之来久……索之，仅得石一片，无他文词。呜呼！岂其时不能文哉？”可见田惠也对辽清宁二年始建之说持有异见。五、大木塔的神秘性与其科学性木塔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经人间的代谢升沉，大自然的风雨沧桑，但依然巍立，这不能不给人以一种神秘感。可是很少有人从其科学的侧面加以认识。大木塔立体的绝对高度为３６０尺，但其围广却是其半，即１８０尺。其高与广的比例仅是一比二，也就是说其高度仅是其广度的一倍而已。从这一个比例相对而言，大木塔并不是一个很高大的建筑物。另，木塔又是建在一个八角形的塔基上，这既是一个“八卦图”的象征，又是一个“八线”的力学台基，其“六檐八角”的构造形体，比之四角形态的构造物，其力的支撑点即大出了一倍，这样就大大地增强了塔的稳固１３应县木塔探究性。通常人们所说的“四平八稳”就是这个道理。加之又是内外两层立柱构成的一个套筒式的结构，柱头之间有栏额和普柏枋，柱脚之间有地柎等水平构件，把一个高广的建筑物，结构成一个坚实的整体。这样在力的支撑点上，又等于是在八角的基础上多出了一倍。大木塔的整体结构，是由成千上万个斗拱、梁柱、枋柎、拦楯联结而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整、散、活的科学安排。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结构坚实的整体，如遇到外部超强力的冲击（如地震等），它就会利用各个“散件”的活动空间，把整体的受力，分散给各个构件去承受，又像是一堆散沙那样轻松和自如，根本不会被扭裂。大木塔与地面也没有固定的强力结构，像是一个活动的物体，即使遇到强烈的地震，它也会像是一个被摆放在那里的木制家具一样平稳，只能是被震动，而根本不会被震倒。只要自身的材质不腐，结实的框架就不会散落，只要骨架屹立，当然也就无需担心它的倒塌。其次，在古代木塔的建筑空间，是一个大面积多水或潮湿的环境，其大气中的湿度较高，加之又含有盐的成分，这对木结构的建筑物来说，或多或少会起到一种防腐耐久的作用。还有塔顶上的铁刹，八索贯通，既增强了木塔的立体艺术感，又起到了避雷的作用。同时在飞檐下，飞铃摇曳，音响飘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种防范鸟害的作用。以上几点，就足以说明大木塔以神秘的一面，掩盖了它科学的另一面，而今我们需要反过来，用科学的态度，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因此要全面认识大木塔，科学性是最重要的。六、结语综上所述，应县现存的大木塔前身，就是北魏大道坛中的静轮天宫，它１４第一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的始建年代，是在北魏神四年（４３１）；其移建后改为崇虚寺的年代，是在北魏太和十五年（４９１）。据此，大木塔的塔龄，如从始建的年代计，距今已１５６５年；如从移建的年代计，距今已有１５０５年。较过去始建于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之说，提早了５００余年的历史。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笔者认为，大木塔的历史，应全新改写，以还北魏“静轮天宫”的本来面目，这是中国历史的骄傲，应让它更加闪烁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另，大木塔的总设计师就是大道师寇谦之，他虽不是一位天神，但却是一代天才，他在总体设计上的科学性也不容忽视。结构完整，内涵深邃，做到了科学和艺术的统一，道学和儒、释的融合，够得上奇才或全才之称号。故应扯掉其道帽，改换一下头衔，由过去单一的一个道家人物，改易成学问丰富的一位学者，使之在１５００余年后的今天，“功德圆满”，他虽未“得道成仙”，但却“改道成真”，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本文于１９９７年在《大同今古》第１期全文刊载）１５应县木塔探究第二论：木塔与唐代魏国公李靖李靖其人其神李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初仕长安县功曹，后历驾部员外郎，隋大业末刘仁恭为马邑郡守时，靖为郡丞。大唐初，靖屡立奇功，很快官至灵州道行军总管，兼检校中书令。太宗贞观三年（６２９），靖转任兵部尚书。时突厥诸部叛离，又以靖为代州行军总管。虽统军三十万，但他是靠自己的谋略来取胜，凭借他熟悉地理和地形的优势，仅率精骑三千，自马邑，直驱今平鲁县西北边外的恶阳岭，尔后夜出奇兵，奔袭了定襄城（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颉利可汗不知兵多少，仅以身遁，靖又进击之，出奇制胜，又一战大破了突厥诸部，以功封爵为代国公。李靖大破定襄之后，颉利可汗退保铁山（今甘肃徽县东南），自请举国内附。贞观四年（６３０）二月，太宗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同时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对突厥王颉利抚谕之。靖知之，对部众曰：“若诏使到彼，虏必自宽，可出其不意而攻之……”遂选精骑一万，带二十日粮，督军疾进。而颉利见唐使者到后，果然大悦，不再作任何防备。靖率精骑进逼其牙帐仅十五里，虏始觉之，颉利先遁，部众随即溃散，靖斩万余级，俘获男１６第二论：木塔与唐代魏国公李靖女十余万，并将亡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之妻）俘斩之。颉利乘千里马，将走投吐谷浑，却被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获。唐《通典》云：“大唐至此复定襄、恒安地。地至大漠。”（见卷一七九／１０７页）恒安，据《辽史·地理志》载：“西京，大同府……元魏道武帝于此遂建都邑，孝文帝迁都洛阳，置恒州，北齐文宣帝废洲为恒安镇。”即此。（见《辽史》卷四十一／５０５页）贞观十一年（６３７）李靖又被改封成“卫国公”。但“例竟未行”，迨至十七年（６４３）才又正式成了卫国公。（载于《旧唐书》卷六十七·８／２４７５页“本传”）《应州志》载之为“魏国公”。考卫国，曾都于今河南之濮阳，公元前２５４年，被魏所灭，其国入于魏，《应州志》即据此史实，将李靖实封的“卫国公”讹称作“魏国公”。今且从州志之载，亦作魏国公。李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唐太祖李渊称赞说：“古之名将韩（韩信）、白（白起）、卫（卫青）、霍（霍光）岂能及哉！”但靖一生，首重功业，淡泊利禄，太宗李世民也曾对众臣感慨地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惟李靖也，深足可嘉。”故李靖虽功名显赫，权倾当朝，但仍能善终，享年七十九岁，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多见的元老重臣。所以在他死后，民间就流传着他的许多神话故事。有的说他根本没有死，而是得道成仙，有的说他原本就是一位“天神下凡”等等。在《太平广记》中就有他的许多神话记载。“天王祠”与“托塔天王”的历史渊源李靖代国公的封地在什么地方？考代国，自西汉即指云中，雁门之地，《汉书》载：高帝六年（前２０１）春正月壬子，以云中、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七年（前２００）代王喜弃国，复立子如意为代王。十年（前１７应县木塔探究１９８）复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晋怀帝永嘉四年（３１１）进封拓跋猗卢为代公，复封代王，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尔后的明代，亦封其第十三子朱棣为代王，就藩大同。历史上的代国概即在此。故李靖所封之代国，其大概的范围即兹。不过这只是一个封号而已，并未真正立国，当然也不存在其国都所在地的问题。但毕竟是代国公爵之邑，而且李靖曾任隋之马邑郡丞数载，加上他后任大唐代州道行军总管，他前前后后曾在今雁北之地，度过了十多年的军事生涯，所以不排除在这个地域有其蛛丝马迹的历史遗迹。高振亚先生１９９１年曾在《雁北今古》撰文《塔乡风物录》说：今之应县城，有两处与魏国公有联系的地名：一条叫“魏家巷”，可能是李靖的府邸；另一条叫“魏碑后巷”，可能是在李靖之碑后巷也。笔者认为这一个考据虽还不太有力，但其可能性则不能完全排除。据考，李靖原本就是一位具有道家思想的人，本名药师，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毕生精通阴阳八卦，就是行军布阵中，也多运用此术，无疑他也是非常讲究“风水学”的，所以在今应县城，龙飞凤舞金凤井的神话传言，对当时的李靖来说，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故不能排除在此有他的历史遗迹。《应州志》载：“天王祠，在古城帅府东北隅，唐魏国公李靖所创建。”（载于卷二／５２页）这可能与大木塔有联系。按，《应州志》说：李靖所创建的天王祠是在“古城帅府东北隅”，这与大木塔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合。笔者认为《应州志》所载的位置绝不是李靖所创建的原址，应是以后移建的位置。笔者在前文已说过：现存的应县大木塔，原本是北魏太和中，将原建在都城大道坛中的“静轮天宫”移建于此的，改名崇虚寺。迨唐之代，早已时过境迁，空若虚无了，李靖由于在这个地域生活了许多年，对这一段史实的来龙去脉，不可能不了解，既然本名“天宫”，就不能没有“天王”，所以就在天宫中创建了天王祠是可能的。１８第二论：木塔与唐代魏国公李靖尔后的李靖，又被改封在今河南濮阳做了卫国公。但他仍然没有被乡民们所遗忘。迨其死后，由于广为流传着他的许多神话故事，就在大木塔中塑起了他的一座偶像，奉之为天神。《西游记》中，托塔天王李靖的神形，可能即渊源于此。考，古今中外传说中的神都是有功德、有业绩的伟人化身。托塔天王李靖的天神形象，当然也不例外。迨至唐高宗之世，突厥的势力又渐盛起来，今雁北之地，也不时受到大规模的侵扰。开耀元年（６８１），定襄道行军总管裴行俭，总三十万之众，分三道北出讨之，裴行俭自出代州之陉口，即今之雁门关，屯军于朔州，而后出奇制胜，长途奔袭，一战就平定了突厥的反叛。后睿宗文明元年（６８４），武后垂拱二年（６３６），突厥复叛，大寇朔、代二州。三年（６８７），武后以黑齿常之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在黄瓜堆（即今黄花岭）一战，又大破了突厥，其众散走碛北。边境虽稍安之，但由于突厥的存在，唐王朝在北方的边境，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地区。乡民们鉴于这种态势，为了保持一方平安，并为了大木塔的幸存，又不得不把被突厥部众视为寇仇人物的李靖，从木塔中请出来，改塑成释迦牟尼大像。因为突厥人对佛教也特别尊崇，其众虽有嗜杀之风，然而见大雄则膜拜，闻弥陀则讽诵，也是突厥人的民风和习俗。所以就在大塔内塑以释迦大佛之像，这样就可使其免遭毁坏，瞻拜皈依。为什么在战火频仍的今雁北之地，大木塔能够幸存下来，这应是佛法无量的功德所致。“大悲阁”与“大木塔”《辽史·地理志》载：“辽太宗耶律德光，援立石敬瑭后，军还入幽州，于兴王寺，幸大悲阁。见有白衣观音像曰：我梦神人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因移木叶山，尊为家神。”元《一统志》载：“大悲阁在旧城之中，建自有１９应县木塔探究唐。自开泰中重修，圣宗遇雨，飞驾来临，改寺圣恩，而阁隶也。金皇统九年重葺，元至元壬午年复修，中奉大夫领道事安藏撰记，二十四年四月立石。”据上述所载的几段史料来考证：第一，大悲阁隶于兴王寺。据《旧五代史》载：晋王李克用于唐大中十年（８６８）九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其母怀胎十三个月，出生时其母危在旦夕，市药于雁门，巧遇神叟指点，才得以安全出生。是时白气充庭，井水瀑溢。（载卷二十五／１３２２页）《大明一统志》云：“天王祠，在应州城内，旧为天王村，晋王李克用母祷此祠，有金甲神人跃出，果生克用。”（载卷二十一）《应州志》载：“天王祠，相传晋王李克用母，尝祷于祠，见壁裂，金甲神人跃出。后生克用。”（载于卷二／５２页）另据《太平广记》载：“李克用曾于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门之天王塑像，请于谈兵，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载卷一三六／７５３页）据此，可见天王塑像是塑在佛寺之内，可能即“大悲阁”也。同时也可以把天王祠与兴王祠联系起来。唐末中和八年（８８４）李克用率代北劲旅，济河而西，平定了黄巢的起义军，并收复了唐都长安城，挽救了唐王朝的灭亡，以功初封陇西郡王，后又改封为晋王。由于前有神话的传说，所以就将“天王祠”，又改谓“兴王寺”。《辽史》载辽太宗于兴王寺所幸之大悲阁者，即此。第二，兴王寺中的大悲阁之称始于唐代。元《金台集》云：“大悲阁，唐虞世南所书。”（见《辽史纪事本末》卷十·上／２４６页）考虞世南与唐代大军事家兼大书法家裴行俭是同代人。裴行俭就任朔州道行军总管时，虞世南曾是总管府的幕僚之一，行俭常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见《旧唐书》卷八十四８／２８０页，裴行俭本传）但“大悲阁”是否就是大木塔呢？《辽史纪事本末》于“大悲阁”之后又注云，宋荦《筠廊偶笔》曰：“应州木塔甚奇。”可见大木塔就是２０第二论：木塔与唐代魏国公李靖大悲阁。《应州志》云：释迦塔层如楼阁，玲珑宏敞，这也就是说大木塔虽名为塔，实形是阁。考大木塔之名的历史演变，多以“天”、“宫”、“阁”称之，这足以和“静轮天宫”的历史演变联系起来。自辽道宗清宁二年赐额曰“释迦塔”，大木塔才始有“塔”之称。清宁二年始建之说，可能就渊源于此。第三，《辽史》载：太宗在援立石敬瑭，军还幽州时，于兴王寺，幸大悲阁。但《辽史纪事本末》将这一段史料，记载于应州之下。据《辽史》载：太宗天显十一年（９３６）七月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八月庚午，太宗率大军自将援之。九月丁酉入雁门，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冬十月甲子，封石敬瑭为晋王，十一月丁酉，复册立为大晋皇帝。在为石敬瑭上演了一出“大登殿”的闹剧之后，十二月庚寅，军还发太原，戊戌还次雁门，庚戌幸应州，十二年（９３７）春正月丙辰，才从应州发军，又次于今之大同。由于石敬瑭向辽将燕、云十六州之地献出，原属后唐的大同（云州）、彰国（应州）、振武（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三节度使前来迎见时，被太宗留之不遣。据上所载，实际上辽太宗还军时所幸的正是应州，而非“幽州”。在历史上，曾多把“应州”讹称作“幽州”，考其历史渊源，就是因为辽代萧氏太后的祖籍是应州人，故萧氏宗族，大多出任了南府宰相，南府就在今之北京，辽时称作南京，在历史上称作幽州。我国自古就有以地名人的尊称习俗，如唐代的韩朝宗，由于时任荆州长史，被人们尊称为“韩荆州”，韩愈在昌黎出任太守时很有政绩，也就被人们尊称为“韩昌黎”。萧氏宗族也是由于世袭南府宰相多年，所以在民间也被人们尊称为“萧幽州”。不过如“韩荆州”、“韩昌黎”之称，是对某个人的尊称，而“萧幽州”则是全宗萧氏的称谓。所以在民间也就把幽州与应州混称。宋辽大战中的幽州，也就是根据民间的传说演化而来。《辽史》是元代脱脱撰修，中历大金王朝，历时达四百余年，故原始记载，早已亡佚，所以就博采一些民间传说，２１应县木塔探究幽、应二州的史实讹误，也即渊源于此。在《西游记》中被神话了的李靖画像２２第二论：木塔与唐代魏国公李靖结语综上所述，李靖虽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也具有广为流传的许多神话。而神话的传说和产生，也不一定全部没有史实依据，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历史渊源。我们如果把神话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历史的传说和历史的遗物加以联系，使二者互为印证，或许可以对历史的某些谜底揭开。正如胡适先生生前所说过的：“对历史的考证，可以大胆设想，但需小心求证。”笔者认为：如果把这句名言当作对大木塔考证的指南，定会撩开蒙在木塔上千年的面纱。（本文于１９９７年在《大同今古》第３期全文刊载）２３应县木塔探究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应县大木塔，千百年来，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可这样的一个巨大建筑物，其始建的年代，仍没有一个可信的历史依据，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前面两论已表述过笔者的看法，但仍然不够详尽。现再就几个问题，补析如下。一、始建于辽清宁二年之说的历史疑踪大木塔的始建年代，时至今日，主流的说法是在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其主要的历史依据，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田蕙所纂修的《应州志》之记载：“佛宫寺，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勅募建。至金明昌四年，增修益完。塔曰‘释迦’，道宗皇帝赐额。”（见《应州志》卷二·／５９页）《大明一统志》和清《云中郡志》、光绪刻本的《山西通志》也都附和了这个说法。同时，在古代还有一些民间著作，亦如其说。如明末清初人谈迁所著《枣林杂俎》中载：“应州治西佛寺，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勅立石。有塔，高三百六十尺。”（见《辽史纪事本末》上／２４９页注文）不过这个记载，没有“道宗赐额”之说。其实，《应州志》纂修者田蕙本人，对辽清宁二年之说也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如在该志中有他《重修佛宫寺释迦塔记》一文曰：“余邦人也，尝疑是塔之来久远，当缔造时费将巨万，而难一碑记也？索之仅得石一片，上书２４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勅募建数字而已，无他文词。呜呼！岂其时不能文哉？”（见《应州志》卷六／２３３页）《应州志》载辽清宁二年建塔之说的主要历史依据，就是来源于这个所得不明文体的片石。是辽清宁二年始奉勅募建呢？或是已经完成了呢？又，田和尚究竟募建的是什么？仅此一段石刻文字，根本就对这些疑问回答不了。如果说田和尚募建的就是如今的大木塔，我想每个人只要很好地想一想，也就会自然地提出一个疑问：那么大的一座建筑工程，且系巨木为之，仅靠一个或几个和尚去化缘募建，能够建得成吗？就在我们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国家投资维修一下，讨论来讨论去，还定不下一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案。而在当时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仅凭几个和尚就可以完成那样一项巨大的工程，简直是如同“鲁班建塔”的神话一样传奇。当然，并不排除对大木塔的某些门窗、护栏、楼梯、地板、檐瓦、壁砖、塑像、彩绘等方面的维新或更建的可能；还有对寺内新建、增益的某些工程等，其募建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其次，《大同府志》有载：“宝宫寺，在应州城内西南隅。晋天福、辽清宁间建。国朝洪武间重修，僧政司置予内。有木塔五层，额书释迦塔，高三十六丈。”（见《大同府志》卷之四·／７０页）本志成书于明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刊印于正德十年（１５１５），比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刻本于二十七年（１５９９）的《应州志》，还要早８０多年。也就是说，在辽清宁间建塔之说，《大同府志》要比《应州志》还要早得多，但也不知其历史的依据是什么，可能是来源于民间的传说。同时，也没有“道宗赐额”的记载。其实《应州志》对道宗赐额之说，也完全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有的仅是大明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在塔的第三层匾额上的题记“大辽清宁二年敕建宝塔，大金明昌六年增修益完”而已。按上，《大同府志》还有“始建于晋天福年间”的说法。此外，大清《嘉２５应县木塔探究庆重修一统志》也说：“佛宫寺，在应州西南，《通志》云：寺初名宝宫寺，五代晋天福年间建，辽清宁二年重建，元延祐二年改名。有木塔五层，额书‘释迦塔’，高三十六丈，围半之……”（见卷一六·９／３２页）这个记载很值得注意的是“辽清宁二年重建”之说。因为“重建”与“始建”的内涵是不同的；同时也还有始建于晋天福年间的说法，这就又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大木塔究竟始建于何代？辽清宁二年之说可否成为定论？至于晋天福，就是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９３６—９４４）。《辽史》载：天显十一年（９３６）秋七月石敬瑭叛唐，向辽献了燕、云十六州之地。太宗耶律德光于秋九月，自将大军道入雁门次太原，将石敬瑭扶上了大晋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戏曲《算粮登殿》中的薛平贵的原型。耶律德光在演完了这一场“大登殿”的闹剧之后，十二月军还，出雁门，入应州，于兴王寺幸大悲阁，寺中有观音像，太宗见之指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因移木叶山，建庙告赛，尊为家神。（见《辽史纪事本末》卷十·上／２４９页注文）《天府广记》载：“晋像观音寺，天福中僧道翊所造。后汉乾祐中，僧从勋以佛舍利亲安大士顶。”（见卷三十八·下／５７８页）这可能是在辽太宗将原有的观音像移在了木叶山之后，石敬瑭为报“观音送石郎”之大恩，又补塑了一尊观音像。因其国号曰“大晋”，故曰“晋像观音”。故大木塔始建于后晋天福年间之说，可能即渊源于此。“后汉乾祐中，僧从勋以佛舍利亲安大士顶”，因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祖籍俱是应州人，故这一段史实的可信性，应该说是很大的。考，《天府广记》系明末清初的孙承泽所著，其为崇祯年间进士，历任大明刑科都给事中。入清之后，又任大清吏部都给事中、左侍郎等职。晚年，以北京为主题，辑录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也杂有一些民间传说。如说：“金兀术入临安，宋高宗逊于海，僧从勋遂与玉帛图籍俱航而北……”僧从勋既是后汉年间人（９４８—９５１），距宋高宗末年（１１６３）已有２００多年２６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的历史，怎可“俱航而北”呢？显然是一个十分谬误的记载。另，在民间的传说中有把应州说成“幽州”的，特别是戏曲《金沙滩》杨家将“七郎八虎出幽州”的故事，直接就把应州演义成了幽州，在民间广为流传。故《天府广记》也可能把本是应州的史事，讹载于幽州（即今之北京）。据考，在《日下旧闻考》和《析津志》中，亦多有类似的讹载。至于兴王寺，原本是应李克用晋封为晋王所建。后晋高祖石敬瑭为报效辽的佐助之功，曾改名曰“报恩寺”。迨后石敬瑭的大晋王朝又被辽主覆灭之后，复易名曰“圣恩寺”，而大悲阁隶属寺中，这可能成为大木塔的一段“简历”。很值得一提的是，在陈述辑校的《全辽文》中，有一块没有载明出土地点的建塔题名残碑文字。这一块残石系辽道宗大安七年（１０９１）的遗石。残石上有“提点塔事管内僧政讲经沙门”的刻文，沙门中有“田亨”其人，这可与“田和尚”联系起来。“大安七年”，又是辽道宗的年号，在清宁二年之后，相距３６年。据此，大木塔是否是在清宁二年由田和尚奉勅募建，迨至大安七年始竣工立石呢？这应该成为大木塔的一个重要疑踪。其次，在这块残碑上还有众多的崔氏参与者。据《应州志》载，在明代的应州南孝义乡还有一个村里崔家庄。是否是由辽代延续下来的村庄呢？如果是这样，就可能成为这块残碑出土于应州的佐证，从而也对揭开大木塔的庐山真面目，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惜这块残碑因不知其出土于何地，故其疑踪尚有待于进一步去考证。笔者曾于《大同今古》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雁北史料的几则考补》一文中有所详述，可供参考。基于上述各点，可知大木塔的始建年代，辽清宁二年之说，时至今日尚无充足的历史资料可资依据，且又在逻辑上也很难成立，断难成为定论，只可存疑志异，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探讨，继续有所突破、有所发现。２７应县木塔探究（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九／２４０页，中华书局出版）２８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二、北魏大道坛移来之说的疑踪近年来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在北魏。笔者于《大同今古》１９９７年第１、第３两期，曾连续发表文章，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据《水经注》载：……如浑水（即今之御河）又南经平城县故城东。注云：水左有大道坛庙。始光二年（４２５）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坛之东北旧有静轮宫，魏神四年（４３１）造。台榭高广，超出云间，欲令上延霄客，下绝嚣浮。（见《水经注》卷十三·／２５２页“水”）《水经注》是一部以水道为纲，杂记人文地理和自然景观的历史巨著，是由北魏当朝的御史中尉郦道元所注。其卷十三的《水》篇，就记注了今之桑乾河水道。因系当朝作史，故对魏都平城中有关大道坛的记载就十分真实可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尤好道学。始光初得道士寇谦之奉献的《录图真经》，自御为太平真君，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师。考其地即在今大同市御河东之东塘坡处，《魏书·释老志》所谓之“静轮天宫”即此。但太子拓跋晃，有见于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上本谏阻曰：“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言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拓跋焘听了太子的意见说：“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三五百功。”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寇谦之病卒。在临终之前，即对其众弟子说：“吾去之后，天宫难就。”果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拓跋焘就诏令将静轮宫毁去。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宣告而已，并没有真正地将一座从神四年（４３１）至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历时长达十九年的一座宏大的建筑工程给予彻底地毁坏。迨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４９１），《魏书》载：秋八月戊戌移道坛于桑乾２９应县木塔探究之阴，改曰崇虚寺。（见《魏书》卷七下·１／１６８页）《通鉴》亦载曰：南齐永明九年（４９１）八月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注云：此即寇谦之道坛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七·９／４３１０页）孝文帝在诏书中说：“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内居舍尚希，今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请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仍名崇虚寺。”（见《魏书》卷一一四·８／３０５３页）据此，大道坛究竟移到哪里去了？笔者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大道坛就是而今的应县大木塔。其主要的依据是：第一，大木塔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符合《魏书》所载的“桑乾之南和岳山之阳”的定点。不过而今由于看不见有岳山的存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疑踪。１９９３年，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地矿部华北石油局第九普查大队综合队、地矿部华北石油局第九普查大队工程队、化验室和山西地震工程研究所、山西电力设计院勘察室、山西地矿局调查勘察队、山西地矿局第一水文队化验室，以及中国煤炭科学院西安分院等十一个科研单位，组成了一个工程地质联合勘察队，对应县木塔院区运用“浅层地震勘察、电法勘探以及电磁波ＣＴ扫描”等三种高科技手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起草了一份《应县佛宫寺塔院区工程勘察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勘察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对岳山的踪迹能够粗略地有所解析。《勘察报告》中说：“修塔时的环境，根据钻孔和年代资料，木塔修建时的周围，除西南外，三面环水，是一个滨水的环境。在水边上露出一块坚硬的物体，恰似水中孤岛。在这个比较坚硬的物体上建塔，可谓近山滨水的优美环境。”（见《勘察报告》第９９页）可见大木塔在移建时的坐地，“近山滨水”，就说明了确实是有一座山的存在，这可能就是《魏书》中所谓的岳３０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山了。又据《勘察报告》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木塔区的年代鉴定：木塔修建时古地面在距现代地表下１６～１７米间。”（见９８页）又，从热释光鉴定的年代看，木塔修建时的古地面，约在孔深１６～１７米处。（见第６０页）１９９５年５月，继前十一个单位联合考察之后，又有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山西地震局地震工程研究所，对塔区的地基进行了一次“层析探测”，其中也说：“这次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古地面在木塔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小隆起，相对高度２．５米左右。”即在古地面的基础上，比现代地面又高出２．５米。（见《层析探测》第２０页）据上所载，其实所谓的岳山，也就是相对古地面约２０多米高的一个小隆起而已。远在新生代时期，在应州的地域内，由于“喜马拉雅”地壳运动的结果，在大面积湖相沉积的地面上就出现了许多个小隆起。如《水经注》所载的黄瓜阜，今谓之黄花梁，孤耸于今山阴、怀仁、应县三县之间，东西绵延长度约１５公里，古谓之黄华山；黄瓜堆即今山阴境内高山疃村与黄巍村所毗连之小土梁，《辽史》作“嵬白山”；浑源县境内神溪村的凤凰山；以及今应县境内的镇子梁，亦称龙首山等。至于《勘察报告》中所说的塔区是三面环水的一个“孤岛”，实际上也就是与上述在同一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小隆起，《魏书》中所指的“岳山”即此。考，岳山其名，原本就是一个只有姓而没有名的小土山，按“岳”解，也就是一个山之义。可见岳山之名，只是在大道坛移建时，才由史官草草命名的一个地名，这完全是出于记载的需要。所以后代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它的具体位置，尤其是对其真面目就更不相识。再据《勘察报告》：“据电法勘探，发现塔基下有一向北东倾斜的较坚硬物体。”（见第９８～９９页）又说：“在静孔的底部，有一坚硬物体。将静探３１应县木塔探究的车轮顶起，甚至烧坏了静探头的电桥……”（见第８６页）这个坚硬物体，就是由火山岩浆所形成的一个山岩的基底，故十分坚硬。其走向是由北东倾斜，可惜没有说明它绵延的长度。而今的岳山哪里去了？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古代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建塔都是采用人工堆土的办法，尤其像大木塔这样高大的一个建筑物，且又系巨木为之，除了采用人工堆土的办法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代替。即：木塔起高一层，则堆土一层。一层一层的建，一层一层的堆，直至完成了塔顶的工程，然后渐次一层一层地将土剥去，回填到原来取土的地方，或其他低凹的地方。《勘察报告》中也确认了这种方法，如说：“堆土建塔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木塔建好后，人工填土、地基变形的过程也已经完成。”（见第９９页）大木塔的堆土来源于哪里？从建塔时三面环水，周边低湿的环境来考虑，其取土之地，必然是紧靠的岳山而无疑。据《应州志》载：大木塔的高度为三百六十尺，围半之。这样的一个高广度，如果再按４５°的坡度去锥体堆积，其所要堆积的土方量，基本上也就足以把一个原来就不很高大的小土山给取平了。从大木塔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方向四个钻孔出土的文化层来看：在现在地表３米以下、１７米以上的各个层次，广布了许多砖块、瓦片，以及石灰渣等建筑材料的遗物。这就是将大木塔的堆土回填到大面积的湖泊沼泽地带的明证。（参见《勘察报告》第４２页～４８页）就这样，经过大量的堆土回填，加之水陆交替的洪积作用，渐渐地使古地面大幅度地提高。而岳山取土后的剩余残迹，千百年来又经过风雨的冲刷，一天天、一点点地渐次减少。这个一增一减、地长山消相对演化的过程，就使《魏书》中所载的岳山，完全从地平面上消失。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沧海桑田”的变化。３２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第二，大道坛与大木塔的高广度近乎一致。按《水经注》所载之大道坛台榭高广，超出云间，上延霄客，下绝嚣浮，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而今之大木塔，《应州志》载之曰：“塔高为三百六十尺，围半之。”运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测定其高度为６７．３１米，约合２０２尺，这可能与古代在量器上有一个大小的差距。不过从直观上看，大木塔拔地擎天、高耸入云。与《水经注》所载大道坛超出云间的雄伟状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次，大木塔的“五级六檐”，与《水经注疏》所说的大道坛“重坛五层”的记载也完全一致。（见《水经注疏》卷十三·中／１１４８页）大道坛是据寇谦之所献的《录图真经》所建，原本就是一个道家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它的物质形态，也只能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大道坛的静轮宫，考其“静轮”二字，就是一个“高广声绝、清虚自守”的文化内涵，根本不合佛塔的规范，只是被后代人将其改换，由道家的“崇虚寺”，改换成释迦的“佛宫寺”而已。正宗的佛塔，其文化内涵，据《通雅》载，首先在构建上应当是“十六角七级”。通常人们所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即此。魏都平城在北魏时期也有所建的佛塔。《魏书·释老志》载：显祖献文帝即位，“天安元年（４６６），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见《魏书》卷一一四·８／３０２５页）其建筑结构及其高广度，基本上与大道坛的静轮宫相同。只是在塔的层数上，谨据佛家的规范建为七级。考北魏所建的永宁寺，除平城之外，迁都洛阳之后，明帝熙平元年（５１６），灵太后又起永宁寺一所。据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宝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见《洛阳伽蓝记》卷第一，又《野史精品第一集》／８３８页）可见在北魏之代，具有建造高木架结构的能力，而且也十分崇尚这种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历史上可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代例外，再未见任何王朝，建造有如３３应县木塔探究此高大的架构。这对大木塔的始建年代，无疑也是一个最为有力的佐证。第三，大木塔所在地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大道坛所要迁来的重要历史依据。相传尧帝三十九年，在今应州之地有陶宫之置，但不知其具体的位置。一说即今山阴县治岱岳，但两汉时期雁门郡所属有一汪陶县（见《汉书》卷二十八下·６／１６２１页），其治所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的具体位置，约在东经１７３°８'，北纬３９°５３'之处，也就是今应县稍偏西不远处。（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１７～１８页西汉并州图绘，东汉并州刺史部第５９～６０页）汪陶县之置，可能与“陶宫”的传言有关。《勘察报告》说：“在塔院钻孔中出土了大批古代文化，其中包括砖红色薄陶片、灰色薄陶片，据专家鉴定可能为西汉至仰韶文化间。”（见第５０页）这可能就是陶宫或汪陶故治的所在了。北魏时期，魏前昭成帝拓跋什翼犍于建国元年（３３８）即代王位于繁畤之北。（见《魏书》卷一·１／１１页）《通鉴》载：代王翳槐之弟讳什翼犍质于赵，翳槐病疾，命诸大人立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畤之北，改元建国。（见《资治通鉴》卷九十六·３０２５页）这就是魏前晋成帝咸康四年（３３８）拓跋氏王朝代王即位之处。其繁畤故治，在今应县城东４公里处城下庄的西北。晋怀帝永嘉五年（３１１）乃徙陉北马邑（今朔县）、阴馆（今山阴）、楼烦（今怀仁）、繁畤（今应县）以及崞县（今浑源）等五县之地于陉南，更立新邑，其故治遂废。（见《魏书》卷一·１／７页、《资治通鉴》卷八十七·６／２７５２页）迨至公元３８６年，拓跋氏王朝经两次大变乱后，拓跋珪第三次正式建国，史称太祖道武帝，在此曾置有“离宫”。《魏书》载：天兴元年（３９８）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即此。（见卷二·１／３２页）又，献文帝于皇兴二年（４６８）五月“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见《魏书》卷六·１／１２８页）。可见北魏王朝对这个地域，还是十分重视的。《雁北今古》１９９１年第４期３４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马良先生的撰文说：“最近维修木塔，从塔址挖出大柱石两块，直径一米多，上有雕龙……”这可能就是繁畤宫的遗物。因为雕龙柱石不是一般民间之物，只有皇家宫室的建筑物才能独自享用。故大道坛静轮宫，从魏都平城移建于此，不论从人文历史的角度，还是自然环境的角度，都是顺理成章的。三、大木塔与应州城在构建关系上的疑踪大木塔现在应州城内，而应州城的筑城年代在唐乾符年间（８７４—８８０），因此在构建上存在一种内在或外延上的联系。这就是说大木塔如果是在北魏所建，必然是先有的塔而后筑的城，其城要比北魏太和十五年大道坛移建的历史晚约３８０多年。而如果大木塔是辽代清宁二年所建，那么应州城又要比建塔的历史早１７６年。大木塔是一个坐地不动的庞然大物，自建以来就如此。如以它的存在作为古地面的一个点，然后用城的框架去匡测其始建的年代，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科学结论来。因为在地缘上，两者在构建的空间存在一种局限的作用。也就是说，大木塔如果确是北魏太和年间移建过来的，那就在建筑的空间上不受城的框架局限；反之，如果是辽清宁年间的一座建筑物，必然是在应州城内的一大建筑工程，在构建的空间上，也必然要受到城的框架局限。据《应州志》载：现代的应州城，相传昔为天王村，李克用父子世居之。至唐天符间（８７４—８８０），克用父为大同节度使时，因古城废塌，从城东八里处的古繁畤城，移筑于此。迄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知州陈立诚，以旧城西、北两面多旷地，遂就东、南城墙改筑今城。”（见《应州志》卷二·／２８页）３５应县木塔探究同时，应州城构筑的年代，要比应州的行政建置还要早约１０多年的历史。李克用以讨黄巢之功，得封晋王之后，据《通鉴》载：“分云州，置应州。”（参见《通鉴》卷二七五·１９／８９９０页）但其父李国昌所移建的新城，是在李克用封王建州之前的一个构筑物。所以其建城的规模也仅是一个金城县的县城而已，迨后建置的应州即治于此。按应州城，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在北、西两面扩建之后的周长仅五里八十五步。其始筑的金城规模比这个还要小。据此，就引出一个问题来，大木塔的建筑规模那么高大，建造在一个小小的州城内，其空间究竟是如何摆布开的。１９８５年《雁北今古》刊有一篇文章：“按田蕙《应州志》所记应州之城墙曰：迄我洪武八年，知州陈立诚，以旧城西、北多旷地，遂就东、南城墙，改筑今城……某专家在研究木塔过程中，调查了应县明、清两代城墙。他认为明代西、北两面的城墙即经缩进……随即改变了东西大街的位置。辽代寺塔在城中的位置是金城的中心或略偏西，而不是现在偏处于城的西北角。”（见《雁北今古》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２７～２８页）对上述所论，笔者则不能苟同。因为：第一，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对城墙的改建，距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田惠编纂《应州志》的年代，尽管已有２００余年的历史，但当朝建城，当朝修志，也不大可能在“外扩”和“内缩”这两个根本问题上颠倒了。第二，据上引文：“辽清宁二年建塔的位置是在城的中心或略偏西，而不是现在偏处于城的西北角。”这更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大木塔是那么高大的一座建筑物，按《勘察报告》，其建造的方法是“堆土建塔”。这样一种原始的构建方式，所要堆的土，几乎等同于一座土山，如果再加上建筑材料的堆存，工匠们作业的区所，试问一座小小州城的中心空间，能够容得下这样的一个构筑物吗？再说，在州县城内，其所要堆的土从哪里来，３６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待塔建好后，其所要剥去的土，又要回填到哪里去？这两个基本问题，无论如何是不容回避的。又据《勘察报告》说：“从热释光鉴定来看，木塔修建时，北面附近仍是大片的积水或湖泊，西南为洪水经常出现的滨水或湖沼环境，东南侧为干湿相间并经常处于潮湿的状态，东北由洪积变为浅水环境……”（见第６０页）大木塔周边的建筑环境是这样。似此，如果在辽清宁二年，不要说把大木塔建在了城的中心位置，就连应州城的构筑也不大可能。而今在研究木塔的同时，绝不能无视还有一座应州城的存在，更应该注意到，任何一座城池，都不可能建在大面积的湖泊和沼泽环境中。据上所述，科学的推论，大木塔自建以来，就不是一个在城中的建筑物体。只是于明洪武年间，知州陈立诚在西和北的两个方面外扩时，才将其包圈入内。其现代所处在城西北角的位置，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并对大木塔的始建年代也是一个更好的说明。那就是说大木塔必然是一个早于建城年代的建筑物体，即北魏太和十五年所移过来的静轮天宫而无疑。大木塔始建于北魏，则周边环境是一个多水的湖泊或是沼泽低凹之处，而后历经近四百年的风雨沧桑变化，迨至唐末始营造出一个建城的地理环境。后至明代，才又能在西、北两面外扩。考其塔与城在构建关系上的演化过程，即明乎此。四、历史记载中的讹误疑踪大木塔在史志上很明确的记载不多，而近似之说、讹误之载，却是不少，所以就使其本来的面目难以相识，形成了许多个疑踪。《大元一统志》载：“大悲阁在旧城中，建自有唐，开泰中重修，圣宗遇雨，飞驾来临，改寺圣恩，而阁隶也。金皇统九年重葺。元至元壬午春重３７应县木塔探究修。中奉大夫领道教事安藏撰记，二十四年四月立石。”又曰：“圣恩寺即大悲阁，后有方石甃八角塔。”并在按语中说：“今之圣恩寺当即唐时故址无疑。”上述《元志》的这段记载，在《日下旧闻考》中全文收录（见卷六十·２／９８９页）。还有《析津志辑佚》，除“金皇统九年重葺”之句，改曰“金皇统九载即其地而新之”之外，其余文字也都作了重载。另有句曰：“阁祠大悲观音菩萨。”注曰：《日下旧闻考》存疑。（见《析津志辑佚》第６８页）考，《日下旧闻考》其书所谓之“日下”，即借指京都。清康熙二十五年，由朱彝尊编辑。他从１６００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由于辑录了古碑残碣的许多文献，故有很大的考古价值。《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的一部专志。可惜早已亡佚。三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曾积累了一些有关《析津志》的资料。“善本组”的同志，为了配合地方史志的编纂和研究，对旧有的《析津志》进行了整理，重新辑出了若干资料，将其公开出版，从中可得到元大都和金中都等难得的资料。但清代李有棠所撰编的《辽史纪事本末》，则认为《日下旧闻考》和《析津志》所载的这段史料，就是记述的应州大木塔，故将其原原本本地注记于应州之下。（见卷十·上／２４９页）如果确是这样，则引出许多存疑之处。诸如“建自有唐，唐时故址”，“辽开泰重修”，“金即其地而新之”等句，这些都可说明大木塔的春秋，也许是多灾多难，并非是一个“松鹤延年”的老寿星。很可能在代谢升沉的改朝换代中，曾被一度或几度、全部或部分在战火中被摧毁过。在《勘察报告》中，据塔区钻孔出土的文物来看，就有许多的木炭块、木炭碎屑及木炭灰等遗物，这可能就是被火之后的明证。（以上见第４２～４８页）不过这仅是一宗疑案而已。３８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其次，据《辽史》载：“圣宗开泰五年（１０１６）四月，猎于浑河之西。”（见卷六十八·４／１０５８页）浑河之西，就是应州之域，这可与圣宗遇雨，飞驾来临，改寺圣恩之说联系起来。还有，元代宋犖在《筠廊偶笔》中也说：“应州木塔甚奇。”冯纳生主政云駺有登塔诗（已佚）。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均记注于应州之下。（见卷十·上／２４９页）或许有人对《日下旧闻考》和《析津志》记述应州的事有所非议，但在《析津志》中，就有云冈石窟的明确记载。如说：“大石窟寺，在大金西京武州山，后魏所建也。”（见《析津志辑佚》第７９页）云冈石窟的事有记，应县大木塔的事就不可记吗？至于“圣恩寺即大悲阁”之说，其阁之称更似大木塔的构建形象。《应州志》说：“大木塔六檐八角，上下皆巨木为之。层如楼阁，玲珑宏敞。”（见《应州志》卷二·／５９页）另，圣恩寺之前，本名兴王寺，是为晋王李克用所建。大悲阁则隶于兴王寺，而圣宗复改寺曰圣恩者即此。大木塔的另一个疑踪即是昊天寺。据《日下旧闻考》所载：本系辽清宁五年（１０５９）由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私第所建。咸雍三年（１０６７）立碑，由王观撰文记其事。又说：道宗喜作字，帝为之书碑赐额。（见《全辽文》１７６及１８６页）但《续通考》说：“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长公主降钱三百万建昊天寺……”（见《辽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下／６３４页）这就把昊天寺又说成是大金所建。这个说法无疑是一个讹误。辽建可有碑记佐证。元《一统志》有王恽《秋涧集·登昊天寺宝严塔诗》，首句即曰：“高标直上跨苍穹，物外方知大象雄。”笔者认为除了顶天立地、气壮山河的应县大木塔外，再没有如此高大的建筑物，故其所登之“昊天寺宝严塔”者，即此。另外，大木塔还有“辽清宁二年建塔，道宗赐额”之说。其“道宗赐额”，未见他载，可能即讹传于兹。３９应县木塔探究《析津志辑佚》还载曰：“天王寺，在黄土坡上，有塔。”这也是大木塔的一个疑踪。考天王寺，在唐代即为托塔天王李靖所建。故大悲阁又有“建自有唐”之说。元《纳生金台集》云：“大悲阁榜，唐虞世南所书。”其书既是冯纳生主政云駺所撰，故其所载，不排除就是记载大木塔的可能性。同时，“建在黄土坡上，有塔”之说，与《魏书》所载的大道坛可移于“水之阴，岳山之阳”；以及在《勘察报告》中所说的建塔时的环境是一个“近山滨水”的位置相当近似。又，《山西通志》载：“五级崇虚大寺，在大同县南三里，始光初建。注云：始光初嵩山道士寇谦之，奉道书献阙，遂起天师道场于代都南。”这与《水经注·水》篇之所注是一致的，即大道坛静轮宫。又载：“魏兴光初，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各长一丈六尺，用赤金二万五千斤。”（见《山西通志》卷五十七·９／４１２４页）另据《契丹国志》载：辽金在西京（今之大同）的最后决战中，“金主阿骨打亲率精兵追及辽天祚帝，应州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所积，悉为俘掠一空。”（见卷十一·／１２０页）又说：“天祚帝复欲逃往云中，闻说金兵将至，大惊，有金铸佛丈有六尺，皆委之而遁……”（见卷十二·／１３４页）据此，其所载之丈有六尺的金铸大佛，原本就是奉祠于大道坛的静轮宫。但在辽金之战中，金兵就在应州的行宫内库三局缴获，这就又为大木塔迁来之说注了脚。大木塔曾名“宝宫寺”，按“宝宫”二字，不应是释迦文化佛门的用名。通常所见有：“宝刹”、“宝塔”之称，未见有“宝宫”之谓。其所以称“宝宫”，可能与辽的内库三局所藏之珍宝及北魏所铸丈六金佛之史实有关，故谓之宝宫寺。结语综上所述，对于大木塔的始建年代为辽清宁二年之说，目前虽成为主４０第三论：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踪补析流观点，但终因史料缺乏，其论据尚不够充分，从历史的角度讲尚难成为定论。北魏大道坛静轮宫移来之说，尽管目前还是一个少数人的见解，但其历史的观点，却得到了现代科学测定的佐证，也应得到重视。故二者宜相并重，不可偏废。在百家争鸣精神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不断求真，尤应借重现代科学，借以贯通古今、集思广益地去揭开大木塔的本来面目。（本文于２００６年《大同古今》第４期全文刊载）４１应县木塔探究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从高科技的探析中道法自然应县大木塔始建年代，笔者长期探究，并连续撰文表述自己的看法，但还不尽如人意，有待于进一步科学论证。而今我虽已八十有二，但对此仍然未能忘情，仍在不断地探索、研究、考证之。１９９３年，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１１个科研和勘察单位，组成了一个工程地质联合勘察队，对大木塔院区运用“浅层地震勘察”、“电法勘探”以及电磁波ＣＴ扫描等高科技手段，进行了一次详细和深入的勘察，并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作出一份《应县佛宫寺塔院区工程勘察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勘察报告》）。这个《报告》不论从单位的组合，还是高科技的手段；不论其专业的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等，在我国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勘察报告》对塔区的地质、地层和地形、地貌等，从远古到近代，从深层到浅层；从湖相沉积，到土质土壤的沧桑变化，都科学地给予揭示。这对大木塔始建时间和空间的研究，都佐以高科技的证据，使研究者获得道法自然的启迪。所谓“道法自然”，借老子将天地万物的产生，归结于自然之道的运动一语。笔者认为事物的“本体”或“本来”都是遵循着一条自然而然发展的运动规律。如大木塔的始建，也绝对离不开具体的地质、地层的本体和地４２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形、地貌的形态。高科技探测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方面的宝贵资料。人们在研究时，都应当遵循其高科技的成果，去自然而然地探索，不能只看“佛面”，而不讲科学。笔者近年来对《勘察报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研读和探讨，现就我个人研究的印象，本着道法自然的精神，再作最后一次论述，以作为前三篇旧作的补叙。一、大木塔修建时及其前与后的地质变化情况大木塔修建时的古地面，据《勘察报告》载：“约在孔深１６～１７米处。这个时期大木塔北面附近，仍是大片的积水或湖泊，正南为洪水经常出现的滨水或湖沼环境，而塔的东侧为干湿相间，并经常处于潮湿的状态，木塔的东北由洪积变为浅水的环境；木塔的西北由浅水环境，逐渐变潮湿环境，木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修建的。”（见《勘察报告》第６０页）大木塔在其修建前的环境则是：“木塔的东北、东南和西南三面，由水转为滨水，木塔的西北始终是洪水或湖沼环境。”（见《勘察报告》第６０页）又曰：“从木塔四个地质剖面可以看出，木塔四周在２４米以下，大体在一个大的湖泊中……从应县城西北造纸厂三个钻孔资料得知，湖相沉积深达１５０米。”（见《勘察报告》第５９页）其建塔后的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东北则由浅水变潮湿，后又由潮湿变浅水，直到近代才逐步变干。木塔的西北，开始以浅水为主，尔后经常出现水陆交替的环境，其西南，由水变陆的过程有好几次，其东南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水陆交替。（见《勘察报告》第６０页）从上述大木塔建前建后，以及构建时的地质变化情况来看，其周边环境，是经历了一个从深水到浅水，渐到湖泊而沼泽；或是水陆交替，由潮湿４３应县木塔探究变干的沧桑过程，而这个过程，应当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二、大木塔是在怎样的地质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据《勘察报告》载：根据钻孔年代的资料，修建时大木塔的周边环境，除西南外，三面环水，是一个滨水的环境。如说：“在水边上露出一块坚硬的物体，恰似水中的孤岛，在这个基础上建塔，可谓近山滨水的优美环境。”（见第９９页）又说：“电法勘探发现，塔基下有一个向北东倾斜的坚硬物体。”（见第９９页）“在静探孔的底部，有一坚硬的物体。静探成孔时，坚硬物体将静探车轮顶起。甚至烧坏了静探头的电桥。”（见第８８页）“在木塔基座南侧约５米左右，有一个高电阻物体，这个物体东西宽度不清，由木塔的西南向东北倾斜。”（见第３８页）这一系列的记载，就把大木塔的坐地，归结为一个“近山滨水”的优美环境。大木塔是一个坐地不动的庞然大物，自建以来就如此。它为什么能够在千余年的风雨飘摇和不断地震的侵袭之下，而仍能岿然不动？其根本就在于它的座基，是稳在了一个坚硬的山岩基础之上。不过这个山岩也就是相对古地面的一个“小隆起”而已，即《魏书》上所称的“岳山是也”。远在新生代时期，由于“喜马拉雅”地壳运动的结果，古应州地域，在大面积湖相沉积的地面上，出现了许多个小隆起。如今之黄花梁，《水经注》称作黄瓜阜，古称黄华山等；在其梁之南向不远处，还有高山疃毗连黄魏村之小白土梁，《水经注》称作“黄瓜堆”，《辽史》称作“嵬白山”。“圣宗太平元年（１０２２），云应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地裂数百步，泉涌成流”，即此。（见《辽史》卷十六·１／１４０页）还有浑源境内神溪村的凤凰山，以及今应县境内的镇子梁等，均属同一个时期的“小隆起”地貌，而且都有一个由火山岩形成的坚硬基底，故能成为一个“高电阻”的物体。４４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勘察报告》也证明了大木塔在构建时，确确实实是坐落在“水中孤岛”之上的一个独立物体。因为它千百年来，概未受到其周边地质变化和地层沉降的任何影响，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点。三、塔与城在构建关系上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塔与城在构建上，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应该有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但由于木塔的始建年代被误导，之后在考证方面就形成了一对近似“鸡与蛋”的关系。１９９５年５月，继前述１１个科研单位联合勘察之后，又有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山西地震局地震工程研究所，将国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新的高科技技术，运用于考古方面，对塔区的地层地质，再次进行了一次“层析探测”，并对塔区的古地面起伏形态，又做出了一个新的揭示。其结果表明，与前１１个科研单位所勘察出来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样认为大木塔的建筑基地，就是一个“小隆起”，似水中的孤岛。但对大木塔座基的地质演化，则认为与其建筑年代极不相称。故而提出了一个自己也无法回答的疑问。勘察者说：“中国文物研究所最近对应县木塔的木料（华北落叶松，当地称红芊）的年代，测定表明确为辽代。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对占地面这样大幅度的沉降，木塔的座基，怎能像船一样，渐渐离开辽代的古地面，而飘浮在各个时代的地表面呢？”（见《层析探测》第２０页）难道大木塔真的能像船一样飘浮起来，成为一座空中楼阁？表现出对大木塔始建于辽代之说的怀疑。笔者认为：大木塔的木料年代，确为“辽代之说”，有待于商榷。从一般常识来理解，树与木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但不知本测定是怎样分解的。如果确定其木的生长期属辽代，仍不能把大木塔的建筑期定为辽代；如果４５应县木塔探究说仅是木料属于辽代的话，那么这一个测定就使人不可思议了。假定把而今大木塔的木料，再用于现代的其他建筑，那这个建筑物，又该测定属于那个年代呢？其次，大木塔的传统说法，其始建年代是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但这个时代的建塔环境，早已不是“近山滨水”的地形地貌了，而是坐落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帝王之邑、后妃之乡的应州城内，面对车水马龙、繁华闹市的景象，如何去“堆土建塔”呢？其所要堆的土从哪里来，待塔修好之后，其所要剥去的土，又要回填到哪里去？再次，对应州城来说，难道也可以构建在一个弹丸之地的孤岛之上吗？一座小小的州县城，又怎能容得下一个“近山滨水”的大环境呢？若此岛上建塔，水域筑城，“唐城”“辽塔”，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协调的矛盾，就形成了一个近似“鸡与蛋”的关系。笔者认为：只有将大木塔的始建年代考证明白，才能使这一对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矛盾迎刃而解。四、大木塔相对应州城应是一个早期的建筑物体《水经注·如浑水》注载：“水左有大道坛庙。始光二年（４２５）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坛之东北有静轮宫，北魏神八年（４３１）造。台榭高广，超出云间，欲令上延霄客，下绝嚣浮。”（见《水经注》卷十三／２５２页）迨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４９１），“秋八月，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见《魏书》卷七下／１６８页）又曰：大道坛“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仍名崇虚寺。”（见《魏书》卷—一八８／５０５３页）考，大道坛静轮宫，其所移建于“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的具体位置，近似《勘察报告》所谓的“近山滨水”的建塔环境。另，大道坛静轮宫，《水经注》曰：“台榭高厂，超出云间，上延霄客，下４６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绝嚣浮。”其顶天立地的雄伟状况与而今高耸入云、气壮山河的大木塔也很形像。据上所述，大木塔原本就是北魏太和十五年（４９１）移建过来的静轮宫。从其移建的时间和空间来考证，就是一个单一的建筑物体，与应州城没有任何内在或外延上的其他因素。故《勘察报告》确谓，大木塔是建在一个水中的孤岛之上。应州城的构建，据《应州志》载：“现在的应州城，相传昔为天王村，李克用父子世居之。唐天符年间（８７１—８８０）李克用之父为大同节度使时，因古城废塌，从城东八里处的古繁畤城移筑于此，迄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知州陈立诚以旧城西北两面多旷地，就东、南城墙改筑今城。”（见《应州志》卷二／２８页）扩建后的城，周长为五里十八步。其实，始筑的应州城，当时还仅是一个县城（金城县）而已。迨后李克用因讨黄巢之功，而得封晋王之后，始“分云州，置应州”，故应州的建置，比金城县城的构筑，还要晚约１０多年的历史。按：大木塔如果是从魏都平城移建过来的，其移建之年为太和十五年（４９１），比应州城的构筑早３８０多年；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建塔之说，使建塔年代比应州城的构筑晚约１７６年。假定以应州城来求证大木塔的始建年代，由这两个“一早”、“一晚”的年代差别来对应，也就可以得出一个很符合《勘察报告》和《层析探测》的标准答案来，那就是说，大木塔必然是从魏都平城大道坛移建过来的静轮宫，对比应州城，应是一个早期的建筑物体。至于说而今的大木塔，是怎么坐落在城内的，《应州志》回答很明确：“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知州陈立诚以旧城西、北两面多旷地，遂就东、南城墙改筑今城。”（见《应州志》卷二十／２８页）据此来推论：而今坐落在城内的大木塔，只是在明洪武年代，就城的西、北两面外扩时，才将其包圈入内。其现代所处于城西北角的位置，不正好是证明这个科学的推论吗？４７应县木塔探究五、有关大木塔的用材和输运方面的问题大木塔属于辽建的说法，还源于民间的讹传，多说大木塔的用材，就在近在咫尺的黄花梁。而这个传说，又被大木塔的材种属于黄花松所误证，故其传言，能够流传于今。其实大木塔的用材，经中国考古研究所鉴定，是属于“华北落叶松”，也称红芊，是黄花落叶松的别称，属松科。其种属我国有１０属１１３种２９个变种，大多分布于我国的长白山区及黑龙江。另朝鲜北部也有所分布。因其生长于潮湿的谷地，故生长快速而材质坚韧耐用。黄花梁属于火山熔岩的地质，根本就不可能生长出那么大的巨树来。其实大木塔的用材，主要来自魏都平城不远处的“平地松林”。考其林地，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境内的平地泉处。松林一般生长于潮湿的谷地，在这个地段，地表水源丰富，至今还有五泉、九泉、十一泉、十八泉等以泉水而命名的村庄。可见古代这个地域的环境，很合于黄花松的生长。平城远在北魏之代，曾是拓跋氏王朝的京都。其建城规模，周回约有百里之广。从东西南北各征服之地迁来的俘降民，多达百万之众。考其都邑建设的用材，主要来源于这个原始的林地。而且其地居如浑水之源头，也便于顺水之流输运。当时在平城大道坛处的静轮宫，其所用的巨木，也是来源于此。所以说此大木塔的用材，绝非来源于火山熔岩地质的黄花梁。另，在当时生产力落后、路途闭塞的情况之下，大木塔那么多的木材用量，是如何从魏都平城，输运至今之大木塔处，的确令人费解，匪夷所思。４８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这应该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按，《水经注·如浑水》载：“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水左有大道坛……坛之东北有静轮宫，北魏神四年（４３１）造……”（见《合校水经注》卷十三／９页）北魏所建之大道坛，其具体的位置，就在今大同市的东塘坡处，古代曾名榆坡、无忧坡等。距今之御河（当时称作“如浑水”）东岸，仅约一里许。其搬迁时的陆路运输，也仅咫尺而已。只要下了河道，通过水路即可直达于而今大木塔之构筑地。即《魏书》所称之“桑乾之阴，岳山之阳”。《勘察报告》所谓的“近山滨水”、“水中孤岛”者，即斯处。古应州之域（包括今山阴、怀仁、浑源等三县）境内，近代滩凹低湿之地，都是大面积湖相沉积之地质，远在北魏之世，是一片汪洋的大水。《水经注》曰：“桑乾水又东流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俗谓之南池。”考“长津委浪”，津者，就是渡口，这段很长的渡口的具体位置，在今山阴境内河头以东河段，这一段河宽水平，故谓之“长津委浪”。至今的地图之上，在这个河段还标有“涉渡”的字样。其“西湖”，在今山阴境内以合盛堡村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东湖”在今怀仁境内，约在今海北头为中心的周边地域，古称“镇子海”，变称“下海子”。东西两湖通结起来，往东流汇之处，即谓之“南池”。考其地理位置，就在今应县境内。《勘察报告》所谓的“水中孤岛”和“近山滨水”的环境，远在北魏之代，即在斯处。今大同之御河，即《水经注》所谓的如浑水，出今之大同境，约在今怀仁县古家坡村东不远处，注入今桑乾河。故当时水流通畅，运输便捷，如时在春秋两季，建材可用拖船拖拉，如时在冬季，又可形成冰道，均可从桑乾河道直接拖至大木塔的构建工地。４９应县木塔探究六、结语综上所述，大木塔构建时的周边环境，及其坐落的空间，经高科技的测定，其庐山真面目已现端倪。而今人们只要不尚泥古，遵循“道法自然”的客观规律，本着科学求实、去伪存真、不断探索、缜密思考的态度，就一定会将蒙在历史上的神秘面纱撩开，还大木塔始建的真面目。（本文于２０１２年在《大同今古》第３期全文刊载）附：《山西省应县佛宫寺塔院区工程勘察研究报告》（节选）二．参加单位参加本次工程勘察工作的单位有：（一）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二）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地矿部华北石油局第九普查大队综合队（五）地矿部华北石油局第九普查大队工程队（六）地矿部华北石油局第九普查大队化验室（七）山西省地震工程研究所（八）山西省电力设计院勘测室（九）山西省地矿局区调队勘察队５０第四论：应县大木塔的始建年代（十）山西省地矿局第一水文队化验室（十一）中国煤炭科学院西安分院另外，太原工业大学土木系利用Ｋ３孔也进行了波速测量工作。现场钻探、测试工作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日开始进行，至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２日结束，历时二十天。到现场工作的人员共计４７人。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３日，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局第九普查大队陈恩庭率钻机一台赴现场工作，此次现场工作共六人。现场工作开始后，得到了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木塔维修领导组组长张希舜同志和省文物局副局长、木塔维修领导组副组长高可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古建筑保护设计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张之平同志、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柴泽俊周志、朔州市文体委主任曹安吉同志等到现场指导工作。应县政府张仲英副县长、应县文化局局长、木塔维修办公室主任高翠英同志、应县文化局副局长霍顺旺同志、应县文管所所长杜福同志、副所长马福星等同志参加了现场钻探、测试技术方案的讨论，并对现场后勤工作进行了安排。在工作进行过程中，尤其在勘察研究报告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了著名工程地质学家、中国地矿部工程地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矿部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地质学院博士生导师胡广韬教授的指导；在现场工作中还得到了物探专家、山西省地矿局物探队副总工、高级工程师邢集善、水文地质专家、山西省地矿局第一水文队副总工、高级工程师赵敬孚的指导，在这里谨表谢意。……（二）修塔时的环境根据钻孔和年代资料，木塔修建时塔的周围除西南外，三面是水，或者至少东北部是水，这是一个滨水的环境。在水边上露出一块坚硬的物体，５１应县木塔探究恰似水中孤岛。在这个比较坚硬的物体上，用粉质黏土又堆起了底宽（直径）约７５ｍ，高约２０ｍ，顶宽（直径）约４０ｍ，坡角约４５°的人工填土基础，而后在人工填土基础上建塔。可谓近山滨水的优美环境。在９００多年前，木塔区一带处在应县冲洪积倾斜平原与河潮、潮沼边缘的交接地带，倾斜平原和河流相的粗粒物质与湖沼相的细粒物质，相互穿插，在这种条件下，潮沼中的大量钙与镁将其附近的砂粒或粘粒固结，久而久之，经过多次水进水退，终于形成了一块坚硬的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