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策划编辑/邱少华吴子明黄长根特约编辑/陈东有研究丛书责任编辑/晏仁琼装帧设计/邓家珏责任印制/黄江萍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欧阳宗书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1(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ISBN978-7-5493-8019-0海…欧…海洋渔业—渔业经Ⅰ.①Ⅱ.①Ⅲ.①济—经济史—中国Ⅳ.①F326.49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第号CIP2018259351??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号?96总编室电话()?079188504319?销售电话()079188505090?网址?wwwj.uacp.com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700mm×1000mm116印张?14?字数千字210?版次年月第版?201911年月第次印刷?201911?书号ISBN978-7-5493-8019-0?定价元?42.00?赣版权登字-07-2018-1382?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前言作为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大国,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首先是从渔业开始起步;而中国由海洋迈向世界,则渔民是开路先锋。在中国海洋开发史上,渔业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在海洋产业经济体系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渔业经济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代既是中国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形成、发展的时代,又是中外海洋社会经济大碰撞的时代。而在实现这一沧海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海洋渔业经济和数以百万计的耕耘海洋渔业资源的渔民组成的渔民社会起着重要的龙头作用和驱动力作用。因此,以明清海洋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为研究重点,并对它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趋势作一粗线条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社会变迁的发展演变过程的本身,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明清整个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搏及其运作机制,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时代中国由海洋走向世界及世界通过海洋走向中国的艰难曲折过程。此外,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海洋渔业经济建设及海洋渔政管理,对于促进中国蓝色产业的发展及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世纪是海洋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经济已高度渗入国民经济体系内,成为拓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是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国政府已正式将海1998洋经济确立为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21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海洋强国战略的确立,呼唤着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加快建立。早在世纪20末,导师杨国桢先生就率先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多年来,他不忘初心,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带领学生们在这个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但愿在杨国桢先生的策划、组织、指导下,本书能与其他师兄弟的论著一道,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做些添砖加瓦的基础性工作。一对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尤其是明清这一重要的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综合研究,可谓是学术领域的一片荒地。迄今为止,非但未见有系统专著问世,相关论文亦罕若晨星。检阅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洋渔业开发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中国渔业史、海洋渔业史、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沿海区域经济等的研究,其中虽对明清海洋渔业问题有所涉及,但因学术目标不同,尚未对其时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作综合系统研究。虽然如此,但是因其研究视点已触及明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海洋渔业问题,故此类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学术界关于中国渔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清宣统三年(公元年)沈同芳就编写了《中国渔业历史》①。书中对中国渔业史的发1911展轮廓作了粗浅地勾画并介绍了当时各地使用的多种渔船、渔具及沿海某些地区的渔期渔场等。虽然该书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涉之甚少,语焉不详,但是它在学术研究史上的草创之功则是值得肯定的。中国海洋渔业史的拓荒之作当为李士豪的《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②。该书出版于年。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绪1936论、我国海洋渔业现状、日本在吾国沿海侵渔概况、我国渔民生产组织及其经济概况、我国沿海渔业衰落的原因及我国沿海渔业建设。由于作者关注的是世纪年代初期的海洋渔业的“现状及其建2030设”,对海洋渔业的历史回顾仅为片言只语,因此,该书对我们研究30年代海洋渔业史作用不小,但对我们研究的中心专题则建树不大。一年之后,李士豪又与屈若搴合著了《中国渔业史》一书③。相对于作者的前一书而言,本书渔业史的学术价值就高得多。全书分为总论、渔政设施、渔业试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渔业技术之进展、新式渔业之沿革及进展、水产贸易、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渔盐之重要与各省渔盐秤放之史实等九章。全书虽然的篇幅仍放在年代渔90%30业之现状上,但毕竟还是有左右的内容是探寻渔业发展的历史,10%尤其是“清代以前之我国渔业”“渔业设施及渔业行政机构之沿革”“水产技术之演进之各阶段”“我国渔捞制造养殖之进展”等章节,更具渔业史学术价值。虽然作者是上下五千年式地勾勒中国渔业史的某些方面的发展轮廓,而未专门分历史阶段叙述,显得有些零乱和不成系统,但对于我们考察明清海洋渔业的渊源关系和历史面貌及现中国图书公司,年。①1912商务印书馆年发行。②1936商务印书馆年发行。我们所用的版本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年月台三版影③193719808印本。代海洋渔业的诞生还是极有裨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年代初,学术界对于海洋渔业80史的研究似不景气。自年代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热闹起来。80年张震东和杨金森编著了《中国海洋渔业简史》①。这是中华人1983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我国海洋渔业史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目前所见编得最好的一部海洋渔业史方面的著作。全书共分概述、渔政设施、渔民、日本对我国渔业的侵略、传统渔业的渔船渔具、我国机船渔业、水产资源和养殖品种、加工利用及水产教育和试验研究等九章。虽然全书的重点仍在近现代,在体例和内容上承袭李士豪两本书较多,但总的来看,还是将中国海洋渔业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从海洋渔业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海洋渔业史,更有其学术特色。书中也未对海洋渔业史作分时段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觉得难度较大:“关于编写体例问题有两种考虑:一是像中国通史那样,把海洋渔业发展也分成那几个主要时代;二是采用一些专业史和科技史的方法,分若干专门问题叙述。我们发现,以断代的方法编写海洋渔业史是很困难的。由于封建王朝不重视渔业,渔业政策、生产规模等反映渔业发展水平的史料极少,给编写断代渔业史造成很大困难。另外,有些专门问题也不适宜采用断代的方法,例如水产品的品种、渔船渔具、加工技术等,有些变化很小,断代编写就会有不少重复。”②显然,以上述理由解释分时代研究的困难是说不过去的。正因为作者觉得分时代来写难度很大,所以在书中就缺少对明清海洋渔业史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尽管如此,该书对于我们考察明清海洋渔业的早期开发背景及某些方面(尤其是渔业技术)的渊源海洋出版社年月,第版。①198341《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前言”。②演进关系还是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之处。对明清渔业作专章分析探讨的专著当属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①,该书出版于1993年月。从“编著说明”中可以获知,该书是组织全国渔业史学界最高7水平的学术队伍,经过年的辛勤劳动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因而可以9说它代表了中国渔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史前至中华民国时期,中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年,1985下编是古近代名人事要,共计十章;史前时期(公元前世纪以前)、21夏商周时期(公元前世纪—公元前年)、秦汉至唐宋时期(公元21221前年—公元年)、元明和清朝初中期(—年)、晚清221127912791840和中华民国时期(—年)、恢复改造时期(年月—18401949194910年月)、曲折前进时期(年月—年月)、“文化大19571219581196512革命”和挽护时期(年月—年月)、改革发展时期(196611975121976年月—年月)、台湾地区渔业(—年)。本书的最119851219451985大突破是将中国渔业发展史分阶段来写。按书中的分法,中国渔业发展史共分六个阶段,即分别为史前时期(公元前世纪前)、夏商周21时期(公元前世纪—公元前年)、秦汉至唐宋时期(公元前21221221年—年)、元明和清朝初中时期(—年)、晚清和中华民127912791840国时期(—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时期。不过,18401949从全书的篇幅和内容来看,该书仍未摆脱详于今而略于古的窠臼,从史前至年的篇幅尚不及全书的四分之一,此其一。其二,全书是1840将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合而论之,故海洋渔业史的篇幅在全书中所占的份额就更少。书中将元、明、清三代渔业放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进行论述,虽是学术上的突破,但此种三代合一的分法却有不科学之中国渔业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年月。①19937处,最简单的理由是,元代和明清两代的海洋渔业在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异性远多于共性。此外,作者认为明清两代海洋渔业的发展是“向下的,倒退的”“明清两代,南从粤东起,中经福建东山、浙江舟山、江苏连云港,北至山东辽宁间所有海岛,悉数荡平房舍,驱民迁徙”。“这种海禁、迁界暴政,使海洋渔业的生产基本上陷于中断”,“两王朝两次倒退统治,严重地破坏了隋、唐、宋以前的经济基础,致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现代渔业长期难产”①。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代中国渔业史学界对明清海洋渔业发展状况评价的主基调。这种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该书,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它从“轻渔禁海、迁界暴政”“捕捞、养殖、加工的进步和特点”“渔户、税课、土贡和渔盐管理”“水产品对外贸易入超”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海洋渔业的发展特点,甚至是涉及了与本书专题相关的渔业生产、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的有关问题,但由于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史学功底先天不足,史证材料极为匮乏,多数情况下不是论从史出,远不如他们做实验严谨,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内容浅显,缺乏研究的深度,更缺乏系统性。仅就“水产品对外贸易入超”而言,本节不足字,姑且不说无一则史料证据,而且竟有三分之一的篇幅700讲的是光绪年间以后的情况,与作者自己将元明清的历史时期的下限划为年就不相吻合。1840关于中国渔业早期开发背景的文章主要有余华青的《秦汉时期的渔业》②、魏天安的《宋代渔业概况》③、刘汉东的《魏晋南北朝林业、见该书第—页。①78《人文杂志》,年,第期。②19825《中州学刊》,年,第期。③19886渔业考查》①、李仲均和李卫的《我国古代的渔业》②等。关于明清时期渔业史的专门文章不多见,笔者检阅有关文献资料,仅见陈伟明先生的《明代的渔业养捕技术》一文③。由于文章是从渔业技术的角度来探讨明代的养鱼技术和捕鱼技术,兼之重点篇幅放在淡水渔业方面,故对本专题研究参考价值不大。区域渔业史研究成果颇伙是中国渔业史研究的又一特点。1988年由福建水产学会组织编写的《福建渔业史》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④。这本书亦可谓是经过精心准备、多方合作、长期努力而成。为写这本书,编委会早在年就开始创办《福建渔业史研究》内部刊物,以征1984集史料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前后共出版期,该刊亦发表了一些有关8福建渔业史研究方面的文章。经过年准备才正式出版《福建渔业4史》。全书分概论、福建渔业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福建渔政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福建渔业经济、福建的海洋捕捞业、福建的海水养殖业、福建的淡水渔业、福建水产品加工与供销、福建的渔船、渔业机械和仪器、福建的水产科学技术、福建的水产教育、福建的渔民及其习俗和宗教等十二编,虽然该书的作者都是水产科技专业的专家、学者及渔业公司的一线研究人员,研究重心仍放在现当代,虽然该书离作者所希望的“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几千年来福建水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尚有些距离,其重心主要放在渔业科技发展史上,虽然该书仍存在自然科技工作者研究史学所犯的史料不足、以偏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期。①19913《文史知识》,年,第期。②19894《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另,关于明代渔业史的文章尚有吴智③19943和的《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所载刊物笔者不详,仅从《福建渔业史研究》内部刊物第期转载7该文获知)。由于该文完全是以江南一带江湖渔村渔户为研究对象,根本未涉及海洋渔业,故与本专题无关。刘惠生主编: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年。④1988全的通病,但它毕竟是“福建省第一部水产综合专业史文献”①,在福建渔业史学术研究上的拓荒之功不可磨灭,对于本专题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关于区域渔业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赵以忠《舟山渔业发展史初探》②和吴凤斌的《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③两篇文章值得重视。前文对我国最大的海洋渔场———舟山渔场的渔业自史前至世纪年代的发展史作了粗线条的回顾,并2050对近代舟山渔业衰落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后文则从渔民在海洋开发中的作用的角度对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作了可喜的探讨。一些海洋经济地理及沿海地方史方面的论著,对海洋渔业史也偶有涉猎。如黄公勉、杨金森合著的《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一书就专门有一章谈“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④。不过,由于该书的作者之一杨金森是《中国海洋渔业简史》的编著者,故书中的观点和体系大多是承袭《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并无多大发展。此外,朱维斡先生的《福建史稿》⑤下册第十七章“明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四节“渔盐事业的发展”及第二十六章“清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节“渔业概况”也简略地提到了明清福建海洋渔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台湾学者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史的文章不多见,而且研究面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台湾本岛渔业史的研究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曹永和先生于年代初期发表的《明代台湾渔业志略》和《明代台湾渔70见该书“编写说明”。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期。②1984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期。③19851海洋出版社年月,第版。④1985121福建教育出版社年月,第版。⑤198631业志略补说》两篇文章①。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目前所见有关明清中国海洋渔业区域发展史研究成果中最具学术水平的力作。前文分绪言、初期澎湖渔业、明代之台湾渔业及结语四个小节,对明代台湾渔业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文章认为,“有明一代,台湾地区已是闽南渔户的渔场,最先是到澎湖,以后逐渐扩展到台湾本岛。在明代末叶,闽南渔户对于台湾西岸,已非常熟悉”,“台湾区域的渔业,此时已不仅影响闽南沿海居民的生计,而且有关国家的收入。同时,大陆上对于台湾之能够逐渐了解与注意,亦端赖此辈出入风涛的渔户”。“就台湾本身而言,国人发现当时,在经济上本以渔业占优势。在荷兰人入据前后,因台湾处于大陆南洋与日本之间,占地理上的形胜,遂倾向于贸易。嗣后荷兰人提倡土产,适值大陆混乱,有大量移民入台,于是台湾农业的性格,逐渐形成而确定,渔业乃降而为副业。”第二篇文章分引言、明末台湾的渔业、渔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及结论四个部分,循着前文的思路继续探寻“渔业在台湾开发史上的任务”。同前文一样,此文所依据的史料也主要是荷兰人的《巴达维亚城日志》和《大员商馆日志》。文章通过详实地论证、科学地分析,得出六条结论:一、自宋元以来,闽南的渔户不断地扩大其活动范围,不断地寻觅新的渔场,其结果遂来到台湾。二、在明季荷兰人占据台湾以后,汉人的渔业颇受其保护,故其时台湾的渔业颇为殷盛。三、这很隆盛的渔业,对于荷兰人的财政贡献颇多。四、大陆上来的渔人在渔期中或渔期外,常运用小额的资本兼营商业。五、因为此项渔业活动,故汉人与土著问题逐渐发生关系,一方面又促进盐业的发达,而渔人的前文刊于《台湾银行季刊》,年,第卷,第期;后文刊于同一刊物的年,第①19531119557卷,第期。两篇文章后收录在作者所著《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一书中,台湾研究丛刊,年419797月初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第—页。157253定居,并遂开农业的端绪。六、故我人不能不承认在台湾的开发上,是具有莫大的功绩。这两篇文章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结论上均有许多可取之处,尤其是对于我们研究明代的远洋渔业及渔民在开发海洋中的历史贡献更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关于台湾渔业史研究的成果,《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四《经济志·渔业篇》也值得一提①。书中第一章第四节即为台湾渔业史内容,标题为“早期台湾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史”,从“泉漳渔民开拓澎湖台湾渔场”“荷据时期诱我渔民税”“明郑清时代渔业成垦民副业”“日据时期的渔业发展概况”及“台湾光复初期的渔业概况”等五个方面,对台湾渔业发展史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中国渔业史在国外学术界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学术角落。据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小姐提供SusanneBrandtstadterM.A的信息及已故日本好友青山一郎先生提供的相关索引来看,似乎只有日本极少数学者研究这一课题。早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中村孝志于年代初写的《论台湾南部的鲻鱼渔业》②和内藤春吉的《台湾渔业50史》③。值得一提的是中村孝志的文章。文章通过以台湾南部的鲻鱼渔业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活动中的一个关节为线索,对当时台湾鲻鱼的渔场、渔期及渔税等作了相当精深的研究。曹永和先生的大作《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就是受中村教授文章的启示写成的,而且曹先生的文章所采用的也是中村教授的思路。这一点是曹先生自己承认的:“本文完全是出于中村教授的研究结果的启发而写高育仁等主修,刘宁颜总纂,台湾文献委员会年月编印。①19936刊于《日本天理大学学报》,第卷,第号,汉译参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经②51济史》,第集,第—页。24352许冀武译,台湾银行年印行,台北。③1957成。”①此话一则反映了曹先生的谦虚态度,同时也说明此文的确有学术价值。近期的代表作有中村治兵卫先生的《中国渔业史の研究》②。全书分序言、唐朝の渔业政策と渔具、宋代の渔税、鱼利钱と渔场、宋代の渔法と渔具、明初の鱼课と河泊所の官地域回避及明代の河泊所と渔民等六章,可以说是目前所见最完备的一部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渔业史方面的研究著作。不过,由于作者一则是将海洋与淡水渔业一并研究,二则是只写到明代为止,三则是未从海洋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所以本书未吸取其中的养料。以上所述,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渔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由于中国渔业的主体是海洋渔业,因而也可以说上述介绍基本上反映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总的来看,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极为薄弱的。虽然起步较早,但进展却极为缓慢,八十多年的历程只有上面屈指可数的一些论著问世;虽然大部头的中国渔业史专著出版了好几部,但由于作者基本上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其研究成果非但以渔业科技发展史为重心,而且在内容上也是以近现代为主体;虽然从文字上粗线条地勾勒出了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但因极为匮乏史料证明,故使得研究缺乏深度;虽然通史般的渔业史成果不少,但断代研究却极为薄弱,而与本专题有关的明清海洋渔业史方面的研究就更显薄弱;虽然关于中国海洋渔业史的研究面在形式上也铺得比较广,但对于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却少有触及。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我们才认为本书研究的专题在学术界是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见曹先生大作的“后记”。①日本水刀书房,年月日初版一刷。②1995410二因本书研究的重点是明清时代整个中国的海洋渔业,所以原则上讲当以明清时期沿海全图为空间定位,但因永乐时期所设奴儿干都司所属北部海域(即今南起符拉迪沃斯托克,北至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今已属界外,故暂不涉及。本书研究的区域,重点放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覆盖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广西等十个沿海省区和一个沿海直辖市。本书的基本思路是试图将海洋渔业放入整个海洋社会经济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渔业生产的主力和渔村社会人口的主体———渔民为基本的考察点,以渔民的海洋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为主线,以渔业经济与其他海洋产业经济的相互关系为副线,拟就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及其开发背景、渔业经济的发展、渔村社会的变迁、海洋社会的少数民族、渔政管理及其实际效果评估、远洋渔业和海水养殖业的兴起、明清海洋渔业的历史地位及海洋渔业的现代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作综合、系统且动态的研究。我们既关注渔民的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诸如海洋环境、鱼类生态、渔业技术、渔港设施等),也关注渔民的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诸如人口与其组织、渔业生产方式、生产物处理、渔村的其他产业等);既力图从空间层面探讨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也不忽视从时间层面叙述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的演进轨迹;既研究海洋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本身,也留意它在其时整个海洋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明清海洋渔业已略具现代海洋渔业之雏形,因此,我们所说的海洋渔业实际上已涵盖海洋捕捞(包括沿岸捕捞、近海捕捞及远洋捕捞)、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及运销三大方面。我们所指的渔民既包括以渔业为专业的专业渔民,也包括以渔业为兼业和以渔业为副业的兼业渔民。本书的理论指导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采用傅衣凌、杨国桢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之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地名等)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学术,以经济制度和官经济取代经济史;也不同于以阐述经济形态为目的的经济史,把经济史实抽象化、静态化。它把经济变动和人的社会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研究。①此外,还特别借鉴了美国学者邓肯()的社会生态复合体DuncanPOET模式(其详情,请参见第三章),同时也注意吸收社会学、区域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海洋生态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杨国桢:《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稿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年月,第版,第—①19891211页。2撰写本书最大的困难是史料的零散和匮乏。为克服这一困难,本人不仅披阅了大量沿海各省区的通志,府、州、县、厅志及其他沿海地方文献,也披阅了大量《明史》《清史稿》《明会典》《清会典》等官修史书;不仅查找了《皇明世法录》《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洋防辑要》等文献,也查找了《闽中海错疏》《海错百一录》《异渔图赞、异鱼图赞补和异鱼赞闰集》等鱼书;既重点搜寻了诸如《明实录》《清实录》《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宫中档》等明清档案材料,也搜集了《闽小记》《乙酉笔记》等笔记材料。同时,也参考了大量近现代学者有关海洋渔业及海洋经济、海洋人文、自然方面的论著。饮水思源,师恩难忘。年,正值本人步入“而立之年”之时,1993便荣幸地承蒙恩师杨国桢教授的错爱吸收为徒,扶上正道。年来,3恩师不仅在学业上对我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而且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极大的鼓励、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本书更是浸染了恩师的心血和汗水,可以说,从选题、提纲到具体地转承启合乃至标点符号,都是在恩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完成的。如果说本文有一滴成绩的话,那就是他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在此,谨向尊敬的恩师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此外,在资料搜集和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集美水产学院图书馆、厦门大学海洋系资料室以及历史系的老师、师兄弟和校内外的其他师友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与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向出版本书的江西高校出版社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谢忱!总序一年的开始是人生的新起点,学习的新坐标,事业的新征程,成功的新希望。但我平生在元旦写下学术研究心愿和追求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年元旦为《林则徐传》写自序,第二、三次是年和年元198019982003旦分别为《海洋与中国丛书》与《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写总序。这三篇序都和海洋与中国的研究有关,特别是后两篇,表达了当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走向海洋的书生意气、家国情怀。今天是年元旦,要写第四2018篇序,不能不从第二篇序说起。年月,我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19973社会学。我毅然从原有的历史学科主流走向多学科结合的边缘,筚路蓝缕,敢为人先,亮出“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的口号。年元旦,我在《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中说:1998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万余千米的大1.8陆岸线,万余千米的岛屿岸线,有大于平方米的海岛1.45006500多个,五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陆地国土300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13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略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21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根植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点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世纪。21年元旦,我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中表示,历史事实是2003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学科的发达。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是我的追求: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20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世纪21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21上个世纪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90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3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4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1996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2010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册),便是《海洋与中12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211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纳入本丛书的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移,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做了大量的加工,或做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我们的努力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同心同向同步同行,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一届又一届的青年博士朝着同一个方向砥砺前行,接力创新,参与了对中国海洋史学基本论断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年第一本研究著作问世,到年出版《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9942016(卷),以丰硕成果呼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为中国海洋史学奠定10基础。这支以我为导师,以我的博士研究生及其再传弟子为主,自然集结起来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海洋史研究团队,但它与现行科研体制的研究团队不同,不是由某种基金项目、人才计划或科研单位组织起来的,而是以传统的学业传承关系为纽带,以学术兴趣和国家需要为动力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如今传承四代,枝繁叶茂,分布各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年,中共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17“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实践,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海洋史学迎来了新机遇,需要擘画新坐标,谋求新作为。我们和出版社精心策划,将在一年内推出两套丛书。一是《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册,由海洋出版社4出版。团队八位新锐菁英每两人和我合撰一书,历经三年杀青,以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用新的材料、新的理论,开创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新境界,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支撑。二是《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册,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我们将原有的《海洋与中26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册均重新修订,同时扩大规模,17纳入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后过了合同期限的册、尚未公开出版的新书54册,重新布局,精心打磨,统一版式,结集出版。站在学术前沿的制高点上,凝聚饱含二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成果,展示中国学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助推“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帮助人们认清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定位,认清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借此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共同推动海洋史学术事业的繁荣。年元旦2018目录第一章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001第一节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001第二节海洋渔业的早期开发006第三节明清海洋渔业资源及渔场开发010第二章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017第一节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状况017第二节渔业经济在明清国民经济中的地位037第三节影响明清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因素046第三章沿海渔村的社会变迁054第一节海禁对海洋渔业的打击054第二节沿海渔村的社会变化060第四章疍民———海洋社会的少数民族078第一节“海上人家”来自何方078第二节冲向海洋社会经济的大潮081第三节海洋经济搭台,民族融合唱戏095第五章渔政管理及其实际效果评估097第一节渔政管理的基本概貌097第二节渔政管理实际效果评估117第六章海水养殖业和远洋渔业的兴起127第一节海水养殖业127第二节远洋渔业136第七章海洋渔业的现代化进程与历史地位148第一节海洋渔业的历史地位148第二节现代海洋渔业的诞生153第三节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对策164参考文献189后记193第一章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多千米1800014000的海岛海岸线和多个岛屿,海域面积有万多平方千米,相当于6500300陆地面积的/。在这广袤无垠的蓝色国土上,有着无比丰富的水产资13源。据科学探测,我国海洋生物种类有万多种,其中藻类种,海21952产鱼类种,软骨类种,硬骨类种,产量较多的鱼类余30232372786200种,渔场面积万平方千米。优越的海洋自然环境为我国海洋渔业的281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预示着我国海洋渔业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一节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海洋生物学理论告诉我们,海洋渔业资源的种类组成、地理分布以及生物群落的繁殖力,与海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它是在各种环境因素长期、综合使用下形成的。唯其如此,所以海洋自然环境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就非同一般了。在世界诸海洋国家中,我国是海洋渔业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国家之一,这为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种优越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1一、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今天中国版图内海域南从曾母暗沙北至渤海,长多千米的海18000岸线使中国近海南北纵向跨越个纬度,包括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三大37气候带。具体地说,北部的黄海和渤海是温带海区,东海西部、东北部和南海北部近岸水域是亚热带海区,南海南部、东海东南部和台湾东岸水域是热带海区。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我国海域适合于冷水性、温水性和暖水性多种海洋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大家知道,在海洋自然环境诸因素中,海流也影响着海洋生物的移动与分布,从而影响着渔业的开发。寒流与暖流的汇合地区称为收敛线。此处在渔业上为寒暖两流栖息鱼族聚集之处。在此区域内,因下层水上升,所以营养盐供给最多,浮游生物发展良好,鱼类食料丰富,因此鱼类一旦群集,就会长久栖留而成为优良的海洋渔场。而我国海域即是寒暖流之交汇带。相对而言,受寒流影响较大,暖流的主流经台湾东部海面,至台湾北部,再转东北,以每日里乃至里的速度而至日本沿3050海,幅度达里。暖流另一小部分,经由台湾海峡注入我国东海。寒100暖两流在中国海域交汇,使得中国水产特别丰富。大陆架宽广、缓和、平坦是我国海洋自然环境优越的又一突出表现。海洋中的大陆架区域,水质肥沃,日光透射良好,自表层直到海底均适于生物生存,所以生物种类特多,为栖息密度较大的区域,而且这类海域也为一般海洋生物繁衍育成之良好场所。因此,自古以来大陆架都是最重要的渔场,渔业生产基本上都是在这部分海域进行的。就渔业来说,大陆架面积越大,渔获量就越多。我国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大陆架面积约有万平方千米,占全世界大陆架面积的。我国大陆17820%的海域多属宽大陆架区,大陆架渔场面积约万平方千米,尤其是我150国内陆有西高东低的宽阔腹地,流域面积在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就100有多条,它们每年携带多亿吨泥沙和大量营养物入海,水质格500020外肥沃,初级生物力繁殖旺盛,形成了资源丰富的大陆架渔场。我国所处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还表现在风向于渔业也极为有利。2我国沿海冬季多东北风,夏季多西南风,尤以冬季东北风力最强,所以我国沿海寒流尤为发达。这种风向对我国传统渔业发展十分有利。至于发源于赤道附近的台风,虽然不时经过我国沿海,但其时多不在盛渔期,所以对我国沿海渔业影响较小。此外,我国海岸曲折、岛屿林立,有广阔的浅海和荡地,是发展海水养殖业的极佳场所。二、渔业资源的丰富性中国海域地理上的优越性决定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丰富性。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鱼类区系统复杂又多样,兼收并蓄了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一些种类,反映出兼有冷温性、暖温性及暖水性的一些种类,其中以暖温性种类最多,约占总渔获量的/。中国海域的鱼类多达种233023(包含未定出种名的种),计软骨鱼类种,硬骨鱼类种。分海782372786区具有其各自的主要栖息鱼种(土著种)及各海区共同栖息的鱼种,计南海诸岛屿种,南海大陆架种,东海大陆架种,黄渤海5211026716288种。在中国海域的渔业资源中,除鱼类以外尚有丰富的甲壳类(虾、蟹等)及头足类。目前已知虾类余种(较常见的为种),包括暖水300266性种,暖温性种,冷温性种及少量的冷水性虾类,头足类资源1545058也有种。经济价值较大的鱼类有多种,重要的捕捞对象有带鱼、91150鲐、鲹、鲱、鲅、鳓、鲮、大黄鱼、小黄鱼、鲆、鲽、鲳、鲷、笛鲷、金线鱼、鳕、马面鲀、沙丁鱼、鲀、鲨鱼、鳗鱼等;具有经济价值的软体动物有乌贼、柔鱼、章鱼、鲍鱼、扇贝等;节肢动物有对虾、毛虾、鹰爪虾、青虾、龙虾、梭子蟹、锯缘青蟹等;还有各种藻类。各海域鱼类种群互补分布、渔期交替发生,是我国渔业资源优越的又一重要体现。如福建海域,据不完全统计有多种鱼类,其中经济500鱼类有余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有鲨鱼、黄鱼、鲻鱼、带鱼、鲳鱼、鲈100鱼、鳗鱼、文昌鱼、丁香鱼等。而在一衣带水的台湾海域,不但群种不亚于福建,而且品种也有特色,著名的有青鱼、狗母鱼、旗鱼、罗非鱼、遮目鱼、鲷、鲔、??、鲹等。由于各地的海洋环境不完全相同,所以,同一鱼类3在不同的海域形成的鱼汛期也先后不一。例如大黄鱼的汛期,在广东则为—月,而以、月为最盛;福建则长年都有,以、月为最盛;江浙384556虽然也是以、月为最盛,但、月也有多量生产。这对中国海洋渔56910业资源的再生及各地渔业生产极有裨益。三、渔场的优越性中国海域的渔场面积多达万平方千米,按鱼类资源的分布水深281范围和作业特点,习惯上分为三大类:沿岸渔场1.水深米以内浅海,面积约亿亩,受大陆江河入海径流影响较405大,水质肥沃,饵料生物丰富,为盐度低的海淡水混合区域。它是多种鱼类、虾类产卵场所,也是幼体育肥和索饵场所,是定置网具及小型渔具的捕捞作业场所。中国南北沿岸渔场水域及资源情况的差异比较明显。渤海:是半封闭浅海,水的平均深度仅米,面积约亿亩。底质181.2为细沙及软泥,适于多种经济鱼虾的产卵繁殖,是一个水产丰富的“聚宝盆”。它是小黄鱼、带鱼、鲷鱼、鲅鱼、梭鱼、对虾、毛虾、梭子蟹等多种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有梭鱼、虾繁育摇篮之称。黄海:沿岸部分面积约亿亩,大陆海岸线长约千米。底质主24000要为泥质粉沙沉积物所覆盖。苏北沿海为潮流沙脊,底质以细沙为主。沿岸海域有带鱼、小黄鱼、鲳鱼、鳓鱼、鳕鱼、高眼鲽、红娘鱼、鲐鱼、对虾、鹰抓虾、乌贼、毛虾等,是带鱼、鳕鱼、鲐鱼、黄鱼等鱼类的产卵场所。东海:沿岸渔场面积约万亩,饵料丰富。东海沿岸流和台湾暖5000流是东海浅水区域的两支主要海流,受黑潮分支和沿岸水影响。嵊山附近海区是带鱼密集的大渔场。东海中上层鱼类资源丰富。沿岸有多种鱼、虾类,是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鲳鱼、鳓鱼、虾、蟹类的产卵场所和幼体育肥区。南海:地处热带、亚热带,属于太平洋的一个半封闭型边缘海,沿岸渔场面积约亿亩。东北部海区水文受黑潮影响为主,北部大陆架受1.3沿岸水影响。沿岸是斑鳕祭、蛇鲻、鲷、红石斑、红娘鱼、江珧、大虾等多种4鱼虾的产卵场所和索饵、育肥区。近海渔场2.水深—米的海域,总面积约亿亩,是沿岸水系和外海水系401008交汇区域,水质肥沃,饵料生物丰富;是多种经济鱼虾的索饵和越冬场所;是拖网、围网、流刺网和钓具捕捞作业的主要场所。北纬以北的34°黄海水域有著名的石岛、连青石等渔场,近海水域有冷温性的种类栖息分布,如鳕鱼、太平洋鲱、高眼鲽、牙鲆、乌贼等,也有鲐鱼、鳓鱼、鲳鱼、鲅鱼等暖水性种类;北纬以南至台湾海峡一段近海水域有著名的大沙、34°外沙、长江口、舟山等渔场,这一带是我国渔船分布最多、经济水产品产量最大的区域,温水性种类占优势,主要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海鳗、鲳鱼、鲇鱼、鳓鱼等。台湾海峡以南的南海近海水域,有粤东、粤西、北部湾等几个主要渔场,以暖温性及暖水性的种类占优势,如蛇鲻、金线鱼、鲱鱼、马面鲀等。外海(包括深海和远洋)渔场3.水深米以外至大陆架边缘或米深水的海域。深海即指大100200陆架以外的大陆斜坡和海洋带,远洋指“四海”以外的海域。临近我国的外海有东海及南海的外海和台湾以东的水域。本部分渔场是大型围网和拖网捕捞作业的场所。东海外海是鲐鱼、鲅鱼的索饵和越冬场所,有五岛、海礁、对马、济州岛等重要渔场。南海外海有鲳鱼、蓝圆鲹、深水金钱鱼等资源,南沙及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分布着丰富的金枪鱼、鲣鱼、鲨鱼等资源。综上所述,无论是发展远洋渔业、近海渔业,或是发展沿岸渔业和海水养殖业,我国海洋自然环境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①本节参考文献有:邓景耀、赵传烟等著《海洋渔业生物学》,农业出版社年月,①199110第版;AnIntroductiontoMarineEcology,1R.S.K.Barnes&R.N.HughesBlackwellScientific,;中国经济地理学组编著《中国经济地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年月,第Publications198219853次印刷;黄公勉、杨金森编著《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出版社年月,第版;张31985121震东、杨金森编著《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年月,第版;李士豪、屈若搴著《中198341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年月影印。198085第二节海洋渔业的早期开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渔业功莫大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渔业和狩猎业孕育着人类的文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此有科学地阐释: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基本特征,是人能够制造工具,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最初最古老的工具,即是渔猎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更从世界范围的发展情况论证了渔业在人类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他说:“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食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恩格斯这一精深论述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真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自然也走了大体相似的路。由于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海洋渔业在中华民族祖先由低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就极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结合我国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由森林走向陆地的中华民族祖先队伍中,即有一支庞大的分队开赴到了由渤海到南海的漫长海滨。正是这批渔民祖先率先由华夏大地走向中国海洋,不仅成为华夏民族海洋渔业的开发先驱,更充当了开辟中国海洋文明的先驱。由于渔猎时代的遥远与汉字产生较晚的矛盾,故历史文献对原始的海洋渔业劳动和渔民生活的记载就极为少见。不过,检阅先秦典籍,也还是有些珍贵的文字记载的。如《韩非子·五蠹》就说了一段与恩格斯6在论述人类中级阶段发展状况理论大体相吻合的话:“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易·系辞》也记载了我们先民的渔猎生活:“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殊为可贵的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起辽宁、南至广东的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发掘出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贝壳堆(称为贝丘遗址),强有力地证明了在新石器时代我国沿海的广大地区不仅居住着众多的以采拾贝类为生的渔民祖先,而且渔业经济是其时海洋经济的唯一产业经济。我国沿海地区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捕捞海洋鱼类,并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发明了一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到了先秦时代,渔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随着渔业生产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渔船出现后,中国海洋渔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管子·禁藏》中说:“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这种生产力水平与贝丘时代的沿岸徒步采拾贝类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天壤之别。也只有到渔船产生以后,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捕捞业才算是真正产生。随着渔业生产力的提高,渔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因之重要起来。在先秦时代,就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格局而言,虽是以农耕经济为重心,但在沿海诸侯国内,渔业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当时的沿海诸侯国在发展和振兴国民经济时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大力发展渔业经济。齐国即是典型之例。《史记·货殖列传》载“山东多渔盐”“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通鱼盐,则人物归之”,其后管仲相齐,“兴鱼盐之利,齐以富强”。可见渔业的兴盛对齐国的富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管仲相齐时,曾把齐国看作是“海王之国”,即海洋大国,并把“官山海”当作基本国策,积极鼓励和推动国民向海洋经济发展,而作为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渔业经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据李士豪、屈若搴二位先生研究,“我国渔业发达甚早,至周而秦,凡7渔官、渔法以及养殖(引者注:指淡水养殖)、制造等,灿然大备,是为我国渔业之灿烂时期”①。可是到了秦汉以后直至明代以前,尽管海洋渔业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大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农业重心特性更加突出和海洋盐业对渔业经济的巨大冲击,故海洋渔业的发展速度逐渐趋缓,渔业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变为农业的副业,而且在海洋经济中也逐渐失去了支柱和龙头的地位。这一点,渔业史学术界大多数专家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如沈同芳在《渔业历史》中就说:“秦汉以降,幅员渐广,濒海水产之利,详于盐而略于鱼,业渔者类穷海荒岛之民。”李士豪、屈若搴也说:“自殷周以来,农业渐臻发达,汉承秦之后,安定宇内,朕亲耕,后亲桑,重农政策之结果,渔业在生产上盖失去其重要性,遂完全隶为农家之副业地位。史虽鱼盐并称,然鱼盐性质不同,故后之政治,亦多详于盐而略于鱼。业渔者类为穷海荒岛河上泽畔居民,任其自然以为生……故自秦、汉以至明季之一长时期中,渔业上直无甚兴革而言。”②黄公勉、杨金森二位先生也认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国家对沿海地区的经济,重视的是盐业,因而盐业一直是海洋地区经济收益最高的产业,而渔业则降为次要。③不过,对这一观点,学术界也有一派持反对意见,这就是丛子明、李挺先生主编的《中国渔业史》。该书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渔业发展的高潮,即所谓“隋代以后,渔业的发展迅速到了一个高峰”。④然而支撑他们这一观点的证据却显得苍白无力。他们的证据是唐宋时期一些文人名家如杜甫、李白、白居易、柳宗元、皮日休、陆龟蒙、苏轼、欧阳修、陆游、范致明等人以渔为题材作的大量诗、词、歌、画,他们称之为“唐宋渔文化高潮”,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唐宋时期出现的渔文化高潮,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渔业生产力水平、渔业的重要经济地位,而且也反映了渔民的艰辛和智慧,渔具渔法的‘穷甚极趣’,以及江海河山瑰丽多姿,水产珍品佳肴美味,等等”⑤。唐宋《中国渔业史》,第页。①6《中国渔业史》,第—页。②67参见《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第章,《海水制盐业》。③3《中国渔业史》,第页。④6《中国渔业史》,第页。⑤528诗词所反映的是怎样的一种渔业经济繁荣景象呢?我们从该书“特从众多的作品中选集若干短作,以作唐宋渔业繁荣的写照”①的十四首诗词中便可看出个究竟。这十四首诗词仅有两首与海洋渔业有关,它们分别是唐人王建的《海人谣》:“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和宋人陈造的《定海甲寅口号》:“父子分头上海船,今年海熟胜常年。官中可但追呼少,不质田输折米钱。”其他十二首都是淡水渔业,兹选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三首,它们分别是宋人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宋人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唐人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②对于这些诗词,我真弄不明白它们反映了唐宋时代渔业经济哪一方面的繁荣。我们知道,唐诗宋词题材之广可谓是无所不包。若将其中题材相同的诗词归为一类便认为是反映了某某文化高潮,则唐宋时代非但出现了渔文化高潮,还出现了蝉文化、猿文化、马文化、牛文化、鸭文化……高潮。显然这种推论是失之偏颇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渔文化高潮是不存在的,而以此推论出唐宋渔业是中国渔业发展的高峰甚至是顶峰更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对于唐宋时代的渔业,我们最多也只能认为,较之前代有所发展,至于其发展程度则远不如他们描写的那么玄乎。中国最大的海洋渔场———舟山渔场的渔业发展史就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舟山渔业大体上经过了自给自足的涂面采捕,自产自销、地产地销的近海生产和产、销、加工初具规模的远洋捕捞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大约是从公元前千年到公元世纪。这一时期,生产的发展十分缓48慢。近海生产时期是自隋唐至元朝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岛上秩序比较安定,人口不断增殖,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舟山的渔业生产,就从涂面采捕,逐步发展到在近海洋面进行生产;由坐等自然的赐予,进而成为向自然界索取;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成为自产自销、地产地销的小《中国渔业史》,第页。①52《中国渔业史》,第页。②69商品经济。应该讲,相对于前一阶段而言,这是一次飞跃性的发展。但是,在舟山古代渔业发展史上这一段并非发展高峰,真正的高峰期是以发展到产、销、加工初具规模的远洋捕捞为标志,而这一时期并非在唐宋,而是在明清。综上所述,秦汉以后直至明代以前,中国海洋渔业的发展一直是十分迟缓的,渔业非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农业的副业,在海洋经济中也失去了它的重心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海洋渔业的发展史上,真正的发展高潮期是在明清时代。第三节明清海洋渔业资源及渔场开发一、明清海洋渔业资源虽然从时间上来讲,从朱元璋登基那年(年)算起,到今年止也1368不过年,而从孙中山推翻清王朝那年(年)算起,迄今仅年,6501911107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明清时代距今天非常近;虽然在地理位置、海流、地势等海洋自然地理条件方面明清时代与现代几乎没有区别,但是由于受沧海桑田式的海洋变化规律的制约,我们还是不能将第一节所述的现代中国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简单地等同于明清时代的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因而也就不能将两个时代的海洋渔业资源等量齐观。从海洋渔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现代海洋渔业是明清海洋渔业所望尘莫及的。然而,就海洋渔业资源情况来看,这种关系似乎要颠倒过来。造成这种渔业资源历史反差的原因有二:一是现代海洋环境污染严重,使海洋渔业资源受到了严重的危害。众所周知,在工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已经产生,不仅存在陆地上,也存在海洋里。在海洋,重金属污染、石油污染、污水污染、农药污染与放射性污染及热污染等海洋环境污染严重地危害着渔业资源。这种只有现代工业文明才能制造出来的社会问题,在工业落后的明清时代10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明清时代的海洋渔业资源未沾染此疾。二是现代海洋渔业的过度捕捞影响了渔业资源的繁殖与生长。自光绪三十一年(年)江浙官商购买一艘德国蒸汽机拖网船“福海”号开始,我国的1905海洋渔业就逐渐走上了渔船机动化作业生产的道路。海洋捕捞渔船机动化的结果,不但扩大了捕捞作业范围,更增加了捕捞强度,兼之网具材料和助渔导航设备的改善,捕捞强度更是大为提高。因此,渔船机动化发展的结果势必造成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压力和破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渔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人们对渔业的兴趣便日益浓厚,投产的机械化船只因之日益增多,难于控制,因而对渔业资源的压力就更大,破坏更严重。据渔业专家研究,目前捕捞强度已远远超过了资源所承受的能力,主要经济鱼类种群数量处于捕捞过度态势,既有生长型捕捞过度,也有补充型捕捞过度,尤其是底层和近底层鱼类资源,突出表现经济鱼类资源减少,渔获物中低质鱼、幼鱼增加,优质鱼、成鱼减少,使渔业资源面临严重的危害。这种超强度的近乎酷渔滥捕现象在明清时代却不存在。这一则是因为明清时代未使用机动渔船,捕捞能力远不及现代,更主要的是明清两代的渔禁在客观上起到了有效地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作用。必须指出的是,明清时代的渔禁与我们现代渔业保护科学意义上的禁渔期、禁渔区、禁渔线和保护区规定等禁渔是不同性质的,它纯粹是一种保护海洋安全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一种逆海洋发展潮流的封闭主义行为。但由于它限制了渔船的发展规模,又禁民私自出海和出远海,规定渔民在非鱼汛期只能在近海作业,使重要渔场处于休渔状态,鱼汛期才能到重要渔场作业,所以在客观上就起到了现代意义的禁渔作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最大的三大鱼汛期———黄花鱼汛期、带鱼汛期和墨鱼(乌贼鱼)汛期在明清时期特别繁盛而在现代则形成不了汛期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清初“迁界”时期的余年间,由于渔船20片板寸帆不许下海,渔业资源更是得到了极好的保护。例如在上海青村海域,迁界令只实施了两年,便出现了“海中鱼盛之极,漂入海滩”的保护11效果①。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山东文登县,明清时代盛产青鱼“惊蛰后网取之,挂网之繁,无虑万千,货者贱之”。可是,“自洋船飞驶海面,火轮激水声如雷震,青鱼皆畏而远去”,到光绪二十二年(年)时,1896“竟为难得之物”。②此外,明清时代在实施渔禁的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了海水养殖业和远洋渔业,从而大大减轻了近海的捕捞强度,有效地保持了海洋生物资源的生态平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时代的海洋渔业资源比前代还丰富。明清海洋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例如,黄海的水产品,据清代郝懿行《记海错》记载,当时捕捞利用的对象有种,其中鱼类种,介类和其4733他产品种。东海的水产品,据明代屠本畯《闽中海错疏》记载,当时被14利用的海产品有种,其中鱼类种,非鱼类种。南海的水产品,1759085据清代李调元《然犀志》记载,当时利用的水产品共种,其中海洋鱼类90种,非鱼类海产品种,非海洋水产品种。据闵宗殿先生研究,当354114时黄海、东海、南海被利用的鱼类,已分别达到该海域经济鱼类的、16.5%、。③从明清沿海地方志书及其时新出现的渔书中更可直接22.5%4.3%获知。检阅中国现存的沿海地方志,只要稍加比较,就会发现明清时代地方志“物产志”中的“水产”部分,水产品品名数量之多,是前所未见的。如清广东《崖州志》卷之四《舆地志》四《物产》所载“鳞类”有:鳕莽鱼、鳗鱼、鳕曹鱼、鲨鱼、马膏鱼、石首鱼、鲍鱼、海豚、比目鱼、墨鱼、鱿鱼、角鱼、海和尚头、鳗鱼、塘虱鱼、螺鱼、鲂鱼、鱼虎、刀鱼、石斑鱼、鲔子、斋鱼、红鱼、白鱼、斑鱼、镰刀鱼、皂包头、海参、章鱼、飞鱼、鳕曹白鱼、蒲鱼、规鲍鱼、白肚鱼、黄蜡鲍、跳坡鱼、大头鱼、红袍鱼、竹叶鱼、尖嘴鱼、鹤鱼、罗合鱼、翻车鱼、鲇鱼、带鱼、鳕令鱼、海狗等种海鱼;“介类”载有鳖、鼋、玳瑁、鹦鹉47螺、海镜、蛤、蚶、石蟹、江鳐柱、九孔螺、牡蛎、鲎鱼、蟹、生牛螺、虾(有数曾羽王:《乙酉笔记》,载上海史料丛刊《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①19824第版,第页。115李祖年修、于霖逢纂:光绪《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②闵宗殿:《明清时期海洋渔业》,《学术研究》年第期。③2001912种)、紫贝、东渠、海龟等种海介类。①又如《弘治·温州府志》卷之七19《土产·海族》载有鲨鱼(有香鲨、斗鲨、龙鲨等种)、鲛鱼、鳕工鱼(有鲛16鱼等种)、吹肚鱼、鳗鱼、吴鲚、鲈鱼、兔鱼、石首鱼、鲳鱼、箭鱼、鳕工鱼、鳕勒8鱼、青鱼、乌鱼、鲅鱼、银鱼、针鱼、比目鱼、马鲛鱼、鲻鱼、竹夹鱼、红鳞鱼、青鳞鱼、海鹞鱼、海鳜鱼、鳗鲲鱼、黄脊鱼、白脊鱼、石勃卒、时饴鱼、带鱼、海豪鱼、黄混鱼、弓鱼、毛鱼、阑胡、乌贼、蟹、章巨、望潮、锁管、蝤蛑、蝤寻、拥剑、彭虫越、彭蜞、螠、蚣、鲎、涂苟、鲳宅鱼、蛎房、螺、西施舌、海蛳、江瑶、东螯、蛤蜊、壳菜、蛏子、蚶、虫咸虫进、肘子、龟脚、蚬、鲜蛤、沙等种海产70品。而在浙江镇海,“若乃断遏回浦,隔截曲隈,随潮进退,采蚌捕鱼,鳣鲔赤尾,锯齿比目,不可记名……其及蚌蛤之属,目所稀见,耳所未闻,品目数百,难可言尽”。②在山东荣成,“海族荣最称盛,虽老渔莫能尽识”。③等等,例子不一而足。明清海洋鱼类品种之丰富不仅在沿海地方志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其时新出现的渔书中同样有充分的反映,如明人杨慎《异鱼图赞》载有鱼、贝、虾、爬虫类等种,其中绝大多数为海洋水产104品。明人胡世安《异鱼赞闰集》载有闽粤沿海异鱼余种,他的另一渔40书《异鱼图赞补》载有闽粤沿海鱼介类种。此外,清人郭柏苍《海错122百一录》等也记载了多种海产品。明清海洋渔业资源之丰富不仅表现在海产品品种众多上,更表现在种群数量之众上。在其时,像曾羽王所见的“海中鱼盛之极,漂入海滩”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非但中小鱼漂入海滩,大鱼甚至是巨鱼漂入海滩也屡见不鲜。如明嘉靖三十三年秋(年),江苏如皋“大水丰利场后1554有群虾共拥一巨鱼,乘潮抵岸。虾须戟立若排樯,潮退虾去,唯鱼独存,长三十余丈高三十尺,人争取其肉,鱼声如牛吼,气所喷薄,水悉成洼,经三四日乃绝”。④又如河北昌黎县在明天启五年(年)三月“有鱼长1625[清]乡崔、邢定纶、赵以谦等纂修,郭沫若点校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年月,第①198341版,第—页。8592俞樾纂: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形胜》。②李天骘等修、岳庚廷纂:道光《荣成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③[清]杨受延等修、马汝舟等纂:嘉庆《如皋县志》,卷二十四,《别录》。④13九丈,浮海滨,鼓鬣翻波。三日死。人入腹割裂。取膏煎油”。①等等,不一而足。而在鱼汛期,渔业资源更显繁盛,如在广东澄海,鲳鱼极盛,“夏秋间至,网之可连得数船”。②江苏海州“墟沟营每岁三四月间鱼虾至者积如山阜”。③明人王士性《广绎志》卷四所描述的洋山石首鱼汛期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其地虽连舟下网,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实际上,在明清时代,在非鱼汛期因鱼多而割网的事也时常发生。如山东诸城渔民在沿岸使用大网捕鱼,“每网一贴约长二丈,阔一丈二尺,数十家合伙出网相连,而用网至百则长一百丈。乘潮正满,众乘筏载网周围布之于水,待潮退动鱼皆滞网中,众集力按网而上,若鱼多过重拽不能胜,则稍裂网纵鱼少逸去,然后拽之,登岸可得杂鱼巨细数万堆,列若巨邱。贩夫荷担云集,发至竞日方尽”。④广东同样如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渔具”云:专以取鳕曹白和黄白花鱼的黄花罛,“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长三十余丈,相连数百千罛以为一墙,……取罛时鱼多不可胜取,每割罛之半以放鱼”,等等。凡此种种都有力地证明,明清时代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极为丰富,它为其时海洋渔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资源基础。二、明清海洋渔场的开发渔场的开发状况是反映渔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在讨论明清海洋渔业生产和渔业经济发展状况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其时渔场开发的有关情况。在中国古代海洋渔业发展史上,明清时代是海洋渔场开发最成熟的时代。可以这么认为,在中国海域内,现代渔民生产作业的海洋远近渔场,明清时代的渔民基本上都已做过开发,区别只是开发程度深浅稍异陶宗奇等修、张鹏翱等纂:民国《昌黎县志》,卷十二,《故事志·史事》。①李书吉等修、蔡建绅等纂:嘉庆《澄海县志》,卷二十三,《物产·鳞之属》。②[清]唐仲冕等修、汪梅鼎等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舆地考”第十。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八。④14而已。例如广东的粤东汕尾渔场、粤中万山渔场、七洲洋渔场、粤西北部湾渔场、西沙、南沙群岛周围的南海渔场,福建的闽东渔场(包括台山、东引、横山、官井洋等渔场)、闽中渔场(包括牛山、平潭、乌丘、崇武等渔场)、闽南渔场(位于台湾海峡南部,北起晋江周头,南至台湾浅滩),台湾地区的渔场,浙江省的舟山渔场,江苏省的长江口外渔场、吕四、大沙(新洋港外)渔场、东牛山以东和连云港东北渔场,山东的黄河口以西渔场、莱州湾渔场、蓬莱(包括长山岛)沿海渔场、烟威外海渔场、成山头至石岛渔场、乳山、海阳外海渔场、胶南、日照外海渔场,河北省的老黄河口外近海渔场、海河口外及沙垒田岛附近近海渔场、大清河口外及滦河口外近海渔场、秦皇岛洋河口至临榆近海渔场,辽宁省的鸭绿江口渔场、长山群岛渔场、辽东湾渔场等现代中国主要的海洋渔场,在明清时代,广大的渔民都做过相当精深的开发。据《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记载,明清时期的渔场,广东有涠洲岛等处,福建有深沪澳等处,浙江有瓯江等处,山36912东有威海卫港等处。①6明清时代海洋渔场开发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大的板块来讲,沿岸渔场和近海渔场开发得相当完备。在其时,因受渔禁的高压政策的影响,沿海数省数以百万计的渔民主要的作业空间即是这两种渔场。例如山东荣成县就有渔场十多处。②与此同时,冲破渔禁阻力开赴远洋使得远洋渔场的开发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福建渔民对台湾渔场的开发及闽粤渔民对南海渔场的开发,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现已发现有明清时期福建、广东渔民修建的小庙宇,海南岛还发现往昔渔民开发西沙和南沙作为航行和生产指南用的“命符(更路簿)”,其中记载西沙地区习用地名处,南沙习用地名处。③二是具有3372邻近县、府、省渔民共同开发大渔场的特征鲜明。最典型的例子是浙、闽、粤、苏等省渔民共同开发舟山渔场,粤、闽、浙渔民共同开发南海渔中国渔业史编委会编著:《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第—页。①5859道光二十年山东《荣成县志》卷三一“食货”。②吴凤斌:《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年第③19851期。15场,鲁、冀、辽渔民共同开发山东莱州湾渔场和烟威外海渔场等。总之,明清海洋渔场开发的重大发展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明清海洋渔业的重大发展。16第二章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明清时代,在海禁政策的高压下,在海洋经济其他产业尤其是海上私人贸易等高额利润产业的影响下,海洋渔业经济在发展进程中的确面临着阻力和挑战。不过,这一切并未改变广大沿海地区“以海为田,以渔为生”的经济格局。由于渔业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利润不薄的海洋经济,海产品一直是一种市场广阔的畅销商品,因而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经济拉力;更由于沿海数以百万计的渔业人口的就业压力所形成的巨大推力,兼之渔业技术的重大进步,海洋渔业经济在明清时代非但没有出现停滞,反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迈开了前进发展的步伐。第一节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关于明清时代海洋渔业的发展状况,学术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两代存在禁海、迁界政策,海洋渔业生产两度中断,渔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停滞的状态。另一种意见也承认出现停滞,但认为具体考察实际情况,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进步,某些方面超过了唐宋鼎盛时期。①我们认为,对明清海洋渔业发展状况的这些基本估计,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客观。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编者说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年月。①1993717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明清海禁对海洋渔业的实际作用力。毋庸讳言,海禁时期的确出现过所谓的渔禁,渔业生产在这一高压政策下的确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渔民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清初迁界时期,海洋渔业的确出现过停滞和中断。海禁期间,“村舍萧条,民多失业”,“滨海民困已极”。“渔者靠采捕为生,此前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恢。渔者卖妻鬻小,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①但是,千万不可将这个政策持续的时间延长化和遭遇的程度扩大化。这是因为,第一,海禁的内容虽然也包括渔禁在内,但渔业绝不是海禁矛头的锋芒所在,所谓“寸板不许下海”指的并非从事采捕作业的渔船,可以这么认为,除了清初迁界余20年全面禁绝渔船作业外,其他时间里则罕有此类情况发生,所谓“国朝明禁,寸板不许下海,法固严矣。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②“祖宗之意止严双桅船只私通番货以启边衅。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粜于邻省也”③等,即是明证。第二,清初的迁界虽然给海洋渔业以致命的打击,使渔业生产完全中断,但迁界真正的时间仅有年,相对于整个明清时代而言,只是短22暂的一瞬;而且虽然迁界时期渔业开发出现停滞,但它对其时中国广阔的海洋渔业资源的再生和繁殖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保护作用,这为其后大规模渔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第三,海禁对海外贸易、远洋运输等涉外海洋经济产业的限制,使得这些产业的部分资本和人力转移到渔业开发上来,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海洋渔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海禁非但没有使明清海洋渔业停止发展,反而在客观上促进和巩固了渔业经济在海洋经济中的龙头地位,进而大幅度地推进了海洋渔业的向前发展。当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推动明清海洋渔业向前发展的,还是海洋渔业科技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造船业的发展、航海技术、捕捞工具及生产技术的提高、海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关佚名编:《闽颂汇编》,收入台湾文献汇刊,九州出版社年。①2004胡宗宪:《广福人通番当禁论》,《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六十七。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闽海》。③18于海洋渔业科技进步的有关情况,许多学者都做了科学的研究,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大量的史实表明,在海禁森严、海洋其他产业停滞不前的时候,中国广大的沿海居民所仰赖的经济命脉主要是渔业经济,数以百万计的渔民从事着各种形式的渔业生产,过着“以海为田,籍渔为活”①“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来,海滨之民,生齿蕃息,全靠渔樵为活”②的经济生活。兹就沿海各省的实际情况分别举例如下:广东广东是海洋大省,也是渔业大省,渔业经济是海洋经济的支柱。“广东沿海数百万生灵多以捕鱼为业,海即其田也,船即其耕耨之具也。有一家而独造一船者,有数家而合造一船者,仰事俯育皆在于船”③;广东“沿海一带地窄人稠,居民多以捕鱼为生”④;“查(广、惠、潮三府)沿海数十万穷民,其无田可耕、无技艺自赡者,原籍捕鱼为养命之本,断不能绝其往捕”⑤;“粤东山海交错,穷民籍渔为活者比比皆是”⑥;“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⑦。福建渔业是福建沿海居民的衣食之源。“其沿海之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府,民人大率以海为田,或采捕营生,或驾舟度日”⑧;福建“濒海之民《闽浙总督范时崇奏为遵旨议复郭王森条陈海防十事折》(康熙五十年三月初四日),①《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年月,第3198551版,第页。339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三。②《广东总督杨琳奏陈整饬粤省渔船管见折》(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雍正朝汉文朱③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2605《两广总督孔毓珣奏遵旨议复渔船梁头管见折》(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雍正朝汉④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3217《广东巡抚杨文乾奏陈粤省海洋渔船应禁革事宜管见折》(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一日),⑤《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8303《署广东巡抚付泰奏报确查沿海渔船情形折》(雍正七年九月十九日),《雍正朝汉文朱⑥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1667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卷六十三,“迁海”,中华书局年月,第版,⑦198541第页。57《福建省例》十三,“户口例”,《保甲通饬事件》。⑧19以渔为业”①;“沿海穷民多以采捕为生”②;“闽省负山面海,地狭少耕,沿澳居民,悉以捕鱼为业”③;“长乐滨海,有鱼盐之利。……福宁州,……东南际海,鱼盐螺蛤之属,不贾而足,虽岁荒不饥”,泉州“沿海之民,鱼虾蠃蛤多于羹稻”④。浙江中国的最大渔场在浙江,浙江沿海居民以渔为生更是比比皆是。“温、台、宁波沿海居民以捕鱼为生”⑤;浙江“濒海之人,以渔为业”⑥;“向来定海奉象一带,贫民以海为生,荡小舟至陈钱下八山取壳肉紫菜者,不啻万计”⑦;舟山“其地则故县治也。其中为里者四,为澳者八十三,五谷之饶,鱼盐之利,可以食数万众,不待取给于外”⑧;温州“地属海滨,多系采捕,穷民驾扁舟而涉洪波,采取鱼虾觅蝇头以为仰事俯畜”⑨。江苏(含上海)江苏的自然条件虽然好于他省,但沿海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渔业。“苏之州县崇明居海中,而太仓、嘉定、常熟皆滨海,海之利莫大乎鱼盐,故滨海而居者,多业鱼盐”êIR;上海“江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êIS;“海州厥土斥卤,民多事鱼盐”êIT;“金山沿海一带,向擅鱼盐之利”êIU;“盖淡水门者,产黄鱼之渊薮,每岁孟夏……计宁、台、温大小船以万计,苏松沙船以数百计。小满前后,凡三度,浃旬之间,获利不知几万金”êIV;“松江府……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九。①《闽浙总督满条奏遵旨逐条查覆金铎所陈海疆事宜折》(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雍②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2932《福建省例》,《会议设立澳甲条款》。③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志》。④宋议望:《海防善后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六十二。⑤宋议望:《海防善后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六十二。⑥唐枢:《倭寇论》,《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七十。⑦胡宗宪:《舟山论》,《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六十七。⑧《浙江温州总兵边士伟奏陈革除渔船陋规以清海疆管见折》(雍正三年七月初三日),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5452袁永之:《诘盗议》,《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七十一。êIR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第册,十一。êIS16仲选:《海州浚蔷薇运河记》,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一,《山川》。êIT曾羽王:《乙酉笔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êIU19844135郑若曾:《论黄鱼船之利》,载民国《太仓州志》,卷十五,《兵防下》。êIV20沿海民灶原有采捕鱼虾小船……合行示谕,沿海有船之家赴府报名,给与照身牌面,无事听其在海上生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