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书名：丽江华坪傈僳族民间歌舞的当代传承研究作者：聂丽君著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5ISBN：978-7-5615-6492-9绪论杨毓才等在《傈僳族简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傈僳族》《云南少数民族》等书中，较系统地论述了傈僳族的源流在各个时期的演变，提出先秦时期傈僳族源于氐、羌系统的部落集团；两汉时期“叟”、“巂”等靡莫之属；唐以来被称为“傈僳两姓蛮”，处于勿邓、丰巴、两林等部落的统治下；宋元两代，文献上鲜有傈僳族的记载；明清以后，傈僳族的称谓逐步趋于统一与稳定。由于作者系20世纪50年代我国最早亲临怒江地区作民族识别的科研人员，又借助了大量史籍考证，因而，其关于傈僳族族源的主张影响较大，多种卷本的民族“丛书”及国家史志均延引此说。尤中先生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中，对南诏至元两个时期傈僳族的演变及其称谓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唐代《蛮书》所称“施蛮”、“顺蛮”、“长裈蛮”应为傈僳族先民。到元代，上述称谓不见于史，又被称为“卢蛮”，“傈”、“卢”同声，“卢蛮”当系傈僳在元代的称谓。马曜在《云南古代各族史略》中认为，傈僳族出自氐羌系统，系由乌蛮部落分化出来的独立民族，唐以来明确见诸《蛮书》。公元1—3世纪，傈僳族的先民与彝族先民居住在越嶲、犍为、台登、邛都、定笮广大地区（今西昌、冕宁、盐边一带）。唐樊绰的《蛮书》“栗粟两姓蛮”是最早出现的族称。所谓“栗粟两姓蛮”，即今傈僳族先民。这一时期，“栗粟”部落属勿邓、两林和丰巴三大乌蛮部落统治，尚未形成统一的强大部落组织，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10—14世纪中叶（宋、元两代），汉文史籍中很少有关傈僳族的记载。14世纪以后，文献和地方志多有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明《景泰云南图经志》卷四中说：“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直至16世纪中叶，大部分傈僳族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这时期，居住在丽江、维西一带的傈僳族，受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大批傈僳族成为木氏土司的农奴和奴隶。16世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与西藏农奴主之间进行了长期（先后持续80余年）的战争，大批傈僳族人民被迫参加了这场争夺之战。不堪忍受战争苦难的傈僳族人民，在其氏族首领括木必（荞氏族首领）的率领下，从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流域。历史传说《古战歌》（傈僳语音译“得图木瓜”，意为打仗开辟田土的调子）和《荞氏族的祭祀歌》（傈僳语音译“括扒尼古我”）生动地记述了傈僳族人民被迫迁徙及迁徙的史实。民间还广泛流传着这次大迁徙的史事传说和人物传说。继荞氏族首领括木必率家族进入怒江流域之后，19世纪以来，傈僳族又有几次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傈僳族称之为“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移”），即公元1803年（清嘉庆八年）维西傈僳族农民恒乍绷起义后的大迁徙；公元1821年（道光元年）永北傈僳族首领唐贵、傅添贵起义后的大迁徙；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自荞氏族括木必家族进入怒江流域后，傈僳族中的虎、熊、猴、羊、鼠、鸟、鱼、蛇、蜂、菜、麻、竹、犁、茶、霜、火等氏族和部落，也先后进入了怒江流域，成为怒江流域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并形成了今天傈僳族以怒江为聚居中心地的地理分布状况。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彝族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其精粹集中体现在口传文学、宗教信仰及丰富多彩的民歌、舞蹈等方面，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盐，可以不吃；歌，不唱不得”，这些俗语正是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形象生动的写照——翻山越岭用歌传情，喜庆佳节用舞步达意，谈情说爱用音律相诉，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甚至调解矛盾纠纷都少不了歌舞的登场。劳动的歌声，求爱的情调，无不凝结着傈僳族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歌舞，几乎成为傈僳族同胞的“第二语言”。一、聚焦华坪（一）独树一帜的民间歌舞每一个民族的歌舞，也如同其口传文学、宗教、服饰、饮食、风俗习惯，无一例外地反映和传承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生活在“三江并流”地区的傈僳族把民歌比作吃盐，说：“盐巴不吃不行，‘目刮’不唱不得”，形象地道出了傈僳族同胞与“目刮”如影相随的情愫。傈僳族称民歌为“目刮”，“目刮”即“歌”或“调子”之意，它是对一切产生人声共鸣唱调的统称，是傈僳族人民在千百年的生息繁衍和迁徙劳作中创造出来的。“目刮”囊括了傈僳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遇到节日喜事唱“目刮”、朋友相聚唱“目刮”、谈情说爱唱“目刮”、起房盖屋唱“目刮”、收种庄稼唱“目刮”、养老送终唱“目刮”、上山打猎唱“目刮”、砍柴犁地唱“目刮”、织布绣花唱“目刮”、闲话家常唱“目刮”、调解纠纷唱“目刮”、宣传政策唱“目刮”……其中，“阿尺目刮”因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蜚声四方。民间舞蹈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不断积累、发展而形成的，并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舞蹈形式。它具有积淀古代文化、留存民族精神并在民族交融中发展，将歌、舞、乐三者结合等诸多特点。西汉学者毛亨为《诗经》所作的《大序》里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于是，唱和舞成为人们传情达意的最高手段。傈僳族同胞用歌声诉说人间沧桑，传递感情，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处理社交关系；用舞蹈娱身娱心，宣泄情绪，营造和谐；用就地取材的自制乐器奏出美妙旋律，体现智慧，传达心声。这一切都与整个生活环境融为一体，都在自然状态下发生。走进傈僳族同胞的生活区，少不了那大山中的欢快舞蹈，少不了火塘边的缠绵吟颂，更少不了姑娘和小伙子们那穿山透谷的歌声。因此，尽管今天的音乐传播已有了许多现代化的手段和媒介，但来自大山深处的声音依旧不断，傈僳族血脉中的基因仍对它乐此不疲，代代相传。无论生活多么不易，环境多么艰苦，他们都会表现出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同时会用歌用舞来表现生活、来祈祷和回敬他们心中崇拜的万物之灵。与此同时，傈僳族是自制乐器种类最多的民族，他们吹拉弹唱的乐器都是自制的，共有十多种，如：起奔——四弦琵琶，积资——二弦胡，菊律——竹笛，阿扑比——葫芦笙，布鲁——木唢呐，奔迟——牛角号，涡迪菊律——坚笛，叮哩突——短笛，除除——口弦，玛歌——拉口弦，等等。这些乐器合起来可以形成多声部的和弦体，分开来可以演奏很多单体的曲目。傈僳族民间器乐曲是傈僳族音乐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傈僳族音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傈僳族多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其文化形态与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较为直接地反映在音乐、舞蹈当中。人们的审美观、情感需求、与自然界的相融与抗争、生产劳作、生活起居等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而通过歌舞的形式加以体现。因此，其音乐、舞蹈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娱自乐类、社会交际类、生产劳动类、谈情说爱类、自然生灵（模仿动物）类等几种类别。这些类别又通过以声腔为主的歌曲、以肢体为主的舞蹈、以乐器为主的器乐表现，生动反映了傈僳族从历史到现代、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的整体状态，是傈僳人民用非物质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教科书，提供了除极少的文献记载之外的许多重要线索。相信每一位看过当地民众充满生命质感的民间传统歌舞的观众，都会被深深地触动，并诚心地希望和祝愿这一艺术形式能够世代相传。（二）“田野生地”的发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傈僳族人口是702839人。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省境内，其余散居在四川等地区。我国傈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包括泸水、福贡、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此外，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香格里拉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宾川、永平各县，丽江地区的丽江、永胜、华坪、宁蒗等县，都有傈僳族自治乡。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元谋、永仁各县，保山专区的腾冲、龙陵、昌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梁河、瑞丽、陇川，昆明市属的禄劝等县，也都有小片傈僳族聚居。耿马、临沧一带也有一些散居的傈僳族。与云南省毗邻的四川省攀枝花市郊和所属米易、盐边两县也有傈僳族乡，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德昌（其傈僳族人口约占四川全省傈僳族人口的1/3）、会东、会理、盐源、木理等县也有不少散居的傈僳族。国内相对集中的傈僳族聚居区如下：云南省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自治县：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乡：丽江市玉龙县黎明傈僳族乡、永胜县六德傈僳族彝族乡、永胜县东山傈僳族彝族乡、永胜县东风傈僳族乡、永胜县光华傈僳族彝族乡、永胜县松坪傈僳族乡、华坪县新庄傈僳族傣族乡、华坪县永兴傈僳族乡、华坪县船房傈僳族傣族乡、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宁蒗县翠玉傈僳族普米族乡楚雄州：大姚县湾碧傣族傈僳族乡大理州：宾川县钟英傈僳族彝族乡、云龙县苗尾（表村）傈僳族乡德宏州：盈江县苏典傈僳族乡迪庆州：德钦县拖顶傈僳族乡、德钦县霞若傈僳族乡临沧市：镇康县军赛佤族拉祜族傈僳族德昂族乡保山市：龙陵县木城彝族傈僳族乡四川省民族乡：攀枝花市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盐边县箐河傈僳族乡（原岩门傈僳族乡）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德昌县南山傈僳族乡傈僳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是其分布的中心区，云南省的70多个县市都有傈僳族分布，其余分散在四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从我国傈僳族的分布情况看，丽江也是傈僳族的主要聚居区，有10万余人，单一和混合民族乡数量居于首位。然而，学界的研究焦点多年来一直集中于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为代表的傈僳族聚居区，并逐步梳理出以下“典型性”的傈僳族文化。1．饮食傈僳族是怒江大峡谷的主体民族，以从事农业为主，种植苞谷、水稻、荞麦等，其主食是苞谷、荞麦和大米。过去，傈僳族一日两餐，凡煮食苞谷稀饭时，各取所需，不分食；凡煮肉食和干饭时，则家庭主妇按人头平均分食，即将肉和饭拌和，分别盛于小簸箕内，每人领取一份，用手抓食，请客、聚餐也如此。今天的簸箕“手抓饭”即由此起源。傈僳族“手抓饭”的主要成分是米饭、肉类和蔬菜。在品尝“手抓饭”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相互敬酒，身着傈僳服的男女主人要与客人挨个儿喝“同心酒”。“同心酒”亦即两个人同心同德，一起将一碗酒喝完，不剩半点，不漏一滴，这成为傈僳族招待亲朋好友、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在吃抓饭和喝酒时，主人还会唱敬酒歌助兴。傈僳族还喜食蜂蜜和蜂蛹。蜂蜜有家蜂和岩蜂所产两种。凡傈僳族村寨几乎家家养蜂，少则四五群，多至一二十群。家蜂的蜂房一般放置在屋外靠墙的地方或架在树上。每年花期过后，他们可以从蜂房中将蜜取出，经加工后便可食用。岩蜂一般在山岩上做窝，花期过后，他们可取其蜜和蜂蛹。蜂蜜常掺入酒中食用，也有用苦荞粑粑蘸蜂蜜吃的。蜂蛹的吃法则多种多样，有的蘸蜂蜜生吃，有的用盐水煮着吃，有的用油煎着吃。2．服饰聚居在怒江一带的傈僳族妇女的上衣和裙子一般多用黑色或蓝色两种或黑白相配的细麻布或棉布做成。传统服饰中，女子身着右衽收腰浅色短衫，外穿深色夹袄，下身按不同年龄分别穿黑、蓝、浅白多褶长、短花麻布裙。头戴用海贝片和珊瑚珠编串成的“俄勒”帽，胸前挂着由海贝、料珠、玛瑙和银币等组成的“拉本里底”，腰系“海贝集”。但泸水一带的傈僳妇女不穿长裙，穿长裤，腰间系小围裙。居住在福贡一带的傈僳则喜用白色，或者白、蓝相间的条纹做衣服。男子服饰最早模拟喜鹊的颜色和样式制作，称“喜鹊衣”，由对襟长衫或短衫、大裆裤、青布包头、绒球项圈、漆箍、吊筒、竹麻草鞋、挎包组成。德宏一带的傈僳服饰较为鲜艳夺目，妇女们都喜欢穿用田字格花纹布做成的衣裙，在裙子上镶绣许多花边，还用海贝、料珠等作饰物装饰起来，头上缠花布头巾，衣裙前系花布拼成的长围裙。腾冲傈僳族妇女服饰主要由包头、银须项圈、串珠珠、披挂、大裆裤、漆箍、吊筒等组成。3．婚俗傈僳族婚礼分别在男女双方家各举行一次，须请两位男子主持，傈僳族称“娃拿扒”，即媒人。农历七月半后说亲、定亲，婚礼多在腊月至次年二月举行。傈僳族的婚丧嫁娶都是自己操办，山寨附近的亲朋好友也会前来帮忙。婚宴采用先到先吃的“流水席”方式进行。婚宴视场地大小一次可摆几桌到十几桌不等，通常都要吃到天黑才结束。婚宴结束后，便进行婚礼的最后高潮——通宵打跳。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来自不同的地方，路程近的几十里，远的则要走一天的路，新郎或新娘家无法解决几百人的住宿，加之冬季的高山上又十分寒冷，所以，围着篝火在葫芦笙吹奏者的伴奏下打跳、欢歌就成了最佳选择。4．宗教与伦理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教热潮，主要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傈僳族所在的怒江地区，其传教活动向以内地会为主，其他团体如路德会、五旬节会、滇藏基督教会亦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至20世纪50年代初，怒江地区的基督教徒人数已从原来的200余人增至约2万人，教堂由10余座增为213座。福贡县老姆登教堂的傈僳族合唱，如今已经成为怒江地区旅游业的一大特色景观。傈僳族人把尊老爱幼视为每个人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礼貌。对长者，从语言到行动都不可有失礼之处：和长者交谈时须先让长者坐下，年轻人才能坐下；说话要客气，声音要低，不能打断长者的谈话；敬烟、茶、酒时要先敬长辈，并用双手捧上，绝不可单手递送；路遇长者，要主动让长者从上方走过；子女做重要事情前要先征求父母的意见；收工或外出回家要先向父母问候。傈僳族对小孩非常爱护，再困难的家庭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吃得好一些；见了小孩，大人们都要抱起来亲吻他，祝福他无病无灾、健康成长。在农忙季节，同村及邻近村寨的人都会互相帮助。婚丧嫁娶、起房盖屋，来帮忙的人就更多了。傈僳族人还非常自爱，非自己劳动所得的财物，哪怕是一根针也不要；收获的粮食存放在田边地头的仓库里，常年无人看守也不会有人去偷；砍好的木料、柴火，堆放在山上也不会被人拉走。5．节庆阔时节是傈僳族节日中最为隆重的，“阔时”是傈僳语，意思是新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传统过节的时间各地有异，大体上是在农历十二月初五到次年正月初十，延续时间大约一个月。节日期间，他们要酿制水酒、杀鸡宰猪、舂粑粑，准备各种丰盛的食品。同汉族一样，阔时节之夜要吃团圆饭，如果有人身在他乡，家人也要为他留出席位，摆设碗筷。在“阔时堵”即年头这天，各家在自己家中喝酒，一般互不往来，有外人来访则最为高兴，他们认为是把来访者的福气都跟着搬来了。凌晨时，他们要翻糍粑，象征“翻”了一年。这晚不允许睡觉，一直喝酒、唱歌、跳舞，人们还要用纯白的糯米粉在房屋里大的家什、火塘、三角柱、门框、柱子，甚至院中的水果树上抹一点白，表示过节了，人不能独享，而要请所有神灵一起欢度。凌晨比赛打水，他们认为谁打到了水塘里的第一瓢水，那么谁就一年都有好运。阔时节的第二天，人们开始走动，老年人传唱古歌，年轻人谈情说爱。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方式很多，除以歌传情外，还有一种最为特别的传情活动，是在怒江边的沙滩上用沙子埋情人。每当阔时节前后，怒江进入了枯水期，江边露出宽宽的沙滩。青年男女们用口弦、琵琶等乐器伴奏，对歌跳舞，三五成群，无拘无束地交流感情。当两位男女青年心心相印时，青年们就会结伙把意中人抬起，埋在预先挖好的沙坑里，然后装着非常悲伤的样子痛哭流涕，唱跳丧葬歌舞，待取闹过后，才将意中人拉上来。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将附在意中人身上的“死神”埋掉，使意中人长命百岁。6．上刀山、下火海“刀杆节”是傈僳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主要在怒江、腾冲和龙陵等傈僳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举行，其活动的中心内容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腾冲傈僳族刀杆节一般在农历二月初七、初八举行，持续两天。怒江州的上刀杆活动一般于三个时间举行：一是泸水县登梗澡塘会期间，时间为大年初二到初六；二是每年正月十五泸水鲁掌镇上刀杆活动；三是每年“阔时节”期间，即阳历12月20日到22日。怒江州的上刀杆活动在春天进行，它预示着大地苏醒，万物生长。“上刀山”、“下火海”的绝技，充分展现了傈僳人民团结、勇敢、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7．春浴怒江大峡谷里有许多天然温泉，居住在这里的傈僳族群众习惯扶老携幼去春浴。洗浴时，通常都是长辈先洗，青年在后；男青年洗浴时，女青年先互相邀约去照顾老人，或去预备食物；妇女洗浴时，青壮年就去背水打柴。前往洗浴的人们除了在温泉里每天进行三五次洗浴外，四乡八寨的父老乡亲们相聚在一起，还要相互交流过去的一年里碰到的奇闻轶事、生产生活经验，互相建立友谊，增进感情。春浴也是傈僳族群众即兴对歌的好机会，那些才思敏捷、歌喉清亮的民间歌手们尽情展现其才华，那些善于唱歌的男女拉开了歌喉竞相赛唱，歌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其中，“簸箕手抓饭”、“同心酒”、“俄勒”帽、“喜鹊衣”、基督教、“江沙埋情人”、“上刀山、下火海”、“春浴”、“阿尺目刮”等都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傈僳族同胞生产、生活的写照。然而，傈僳族因多次的迁徙辗转，已成为一个跨境民族，在国内的分布除了聚居于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外，还散居于川、滇、藏的其他区域。研究聚居的族群固然重要，其典型性特征明显。然而，“典型”往往具有某种代表性，甚至是权威性，往往人之必言必信，也往往一叶障目，难免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一是“以面概全”，易形成“言及傈僳族，均上刀山、下火海、过溜索”的刻板印象，忽视了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差异；二是“以多胜少”，将更多的目光投射于大的民族聚居区，而杂居或小聚居的情况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易导致文化研究上的马太效应，也不利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提到傈僳族，人们往往聚焦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因此，“澡堂歌会”、“刀杆节”、“阿尺目刮”、“基督教信仰”等成为关键词和研究热点，广为世人所知并成为傈僳族的文化标签。然而，不同地域的傈僳族在风俗民情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其文化及表达也不尽相同。鉴于此，丽江华坪县的傈僳族及其歌舞文化尚未作为系统的学术研究个案而被观察和呈现，属于田野作业中的“生地”，使得本研究具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二、研究回溯截至2016年12月，据中国知网（CNKI）的统计，从1985年至今，共有231篇关键词含有“傈僳族”的文章，其中，2013年有38篇发表而居历年发刊数目之首，其次是2010年（29篇）和2015年（24篇）。就学科层次而言，它们多集中于民族学（63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52篇）、音乐舞蹈（25篇）、宗教（22篇）、文化（20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19篇）、旅游（17篇）等领域，其他还涉及中医学、社会学及统计学、体育、预防医学与卫生学、中国语言文字、生物学、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中等教育、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建筑科学与工程、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心理学、林业、农业经济等学科。研究者多来自于高校或研究院，属地以云南的居多。其实，除了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之外，还有诸多关于傈僳族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见诸学者、社会组织的著述、辑刊、资料汇编等载体。故，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介绍，以对傈僳族的研究现状做一补充。（一）综合研究1935年，陶云逵先生赴澜沧江及怒江上游地区对傈僳族进行走访调查，于1939年完成了7万余字的论著《碧罗雪山之傈僳族》，首次以科学、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从民族学的观点，较全面、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傈僳族的生存状态及其文化，是中国学人最早深入怒江地区对傈僳族的传统、习俗做出实地调研后写成的一部重要作品，为后世广泛引证，成为傈僳族研究的奠基之作。《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傈僳族简史》：是了解傈僳族历史演变、社会结构、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民风民情、道德伦理、文化艺术的较权威的两本书，也是学界认同和引用最多的文献。就其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51年到1954年间，由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共怒江工作委员会所领导和组织的傈僳族社会情况调查；1956年到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派出以费孝通教授为首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碧江县五区色德乡傈僳族社会进行了一些调查；1958年到1961年，配合编写《傈僳族简史简志》进行了补充调查。上述各时期的傈僳族社会调查资料，都曾以内部资料形式，分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铅印过。《傈僳族文化大观》：基本体例和《傈僳族简史》相近，但增加了“教育体育”、“政治军事”、“新闻出版”、“建筑名胜”、“商业贸易”、“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影响”等章节，补充了很多当前傈僳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怒江傈僳族》：是了解中国民族、认识怒江傈僳族的名片。其内容从历史、民居、婚姻、节日、礼仪、禁忌、宗教、丧葬、文艺、饮食、服饰、特产、名胜等13个方面介绍傈僳族特色，让读者对傈僳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起到旅游指南的作用。《傈僳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知识读本——傈僳族》：主要对傈僳族发展的简要历史、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做介绍性、普及性的描述。《中华民族全书·中国傈僳族》：主要介绍了傈僳族的族源族称、历史沿革、人文景观、生态资源、历史和社会状况等内容，书稿同时向世人展示了傈僳族人民的大方、好客、具有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和强烈开放意识的思想境界。《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概况》（2008年出版）：属于地方史志类的文献，是对我国两大傈僳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自然地理的综合性、阶段性的概要。此外，有云南民族学会傈僳族研究委员会编《傈僳族研究》，丽江傈僳文化研究会编《丽江傈僳文化研究会专刊》，政协丽江市文史委员会编《丽江市文史资料——傈僳族文化专辑》，华坪傈僳文化研究会编《华坪傈僳文化》、维西傈僳族发展研究会编《维西傈僳族发展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编《傈僳学研究》、《首届中国傈僳学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2011年8月），四川盐边县傈僳族研究会编《傈僳人》等，这些多为研究机构的会议、调研的资料汇总，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文章，还有部分文学作品，对了解该组织的基本情况和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帮助。（二）专项领域研究《豪猪龙爪箐村调查（傈僳族）》：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调研项目“村庄系列”的调查成果之一。该调研系列的主题是通过调查典型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反映56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本书针对傈僳族豪猪龙爪箐村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景式调查研究，以个案民族志的形式呈现了一个傈僳族村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傈僳族民间文学概论》：在漫长而曲折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傈僳族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傈僳族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围、基本特征、起源与发展，民间艺术家，以及神话、传说、熟语、歌谣等傈僳族民间文学体裁等内容。《傈僳族阿考诗经》和《傈僳族祭祀经》：是云南楚雄地区傈僳族流传的两部重要史诗的记录与翻译。祭祀经是与阿考诗经一脉相承的姊妹篇，是阿考诗经的延伸和发展。阿考诗经具有更多的神话传说色彩，“阿考”既是傈僳文化的创始人，又是傈僳先民心目中撑起天地的英雄之神。傈僳族通过阿考诗经对子孙们进行神圣的文化教谕，即：从开天辟地、洪水淹天、人类繁衍到丧葬祭祖，都是神或者具有神性的英雄所建立的行为规范，世人不能违背。相比之下，祭祀经就更贴近生活，是世俗化了的神性典籍，由“盖房经”、“婚嫁经”和“祭祀经”三大部分组成，把傈僳族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上升到神圣的高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寓教于乐。《在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以汪忍波（云南省维西县傈僳族，于20世纪20年代独自创制了傈僳族本民族的文字，由于这种文字是刻画在竹片上的，所以被称为“竹书”）编的《识字课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第一次对这种人类文字史上的特例作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为普通文字学、比较文字学、文字史及其他民族文字的文字研究提供了参考。《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德村为个案》：以村落社区为个案，对傈僳族社区的发展第一次做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该书首先考察了傈僳族社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而从婚姻、家族、人口、社区宗族、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腾冲县横河村傈僳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横河村为个案考察对象，勾勒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缩影。源于香港社区伙伴（PCD）与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理局腾冲分局合作的为期两年半的先导性项目，于2007年4月开始启动实施。项目旨在协助腾冲分局与当地傈僳族社区共同合作，通过开展恢复传统文化和自然联系的各项活动，在收集整理本社区传统文化和知识的同时，共同建立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文化机制。《傈僳族历史文化探幽》：分为傈僳族历史文化、国外傈僳族和傈僳族社会问题三部分，内容涉及傈僳族的族称族源、迁徙历史、丧葬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语言文字、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社会问题等，即既注重理论探索，又强调田野调查。《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整体研究与个案调查》：第一次系统地对中、泰两国傈僳族进行了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有关傈僳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一体。《傈僳语方言研究》：主要介绍了傈僳族概况，各地傈僳语音位系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傈僳话的语音、语法、声韵调配合表，3000字左右的词汇和155条词、短语和句子对照，6个话语故事和4种傈僳文字。《怒江傈僳族内地会研究》：通过文本和实证研究，运用宗教学、历史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将文献分析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力图全面剖析内地会在云南怒江傈僳族当中的传教活动，傈僳族教会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基督教对傈僳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该书使用的资料包括两部分：文本材料和田野考察笔记。前者包括地方档案资料、历史典籍、方志、地方文史资料、传教士和信徒的回忆录，等等，后者系笔者前往怒江教会考察记录的文字、录音录像等一手资料。（三）民间歌舞研究《云南省舞蹈集成·华坪卷》：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收集整理了当地傈僳族民间舞蹈的种类、跳法，是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丽江·傈僳族民间歌舞集（一、二）》：第一集是器乐曲类，包括民间器乐曲和民间舞曲；第二集是民间歌曲类。它共收录华坪县傈僳族歌曲38首，民间器乐曲和民间舞曲42首。《维西·傈僳族民间歌舞集（一、二、三）》：第一次全面收集了当地傈僳族的民歌、乐曲、诗歌，并附上中文和傈僳文双语。《华坪·傈僳族民间歌舞·乐集（1）》：是华坪县第一部收集整理出版的民间歌舞乐集，分为“原创民间歌舞”、“器乐曲”、“创编歌舞曲”三个部分，均附有中文和傈僳文双语，是县民宗局、县傈僳文化研究会和通达乡党委、政府以及众多民间歌舞传承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怒江中游地区傈僳族民歌传承研究》：系统研究了怒江中游地区傈僳族民歌传承的历史与现状，对民歌传承中的变异与稳定、群体与个体、艺术与环境、歌唱与生活、历史与现状等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深化和丰富了傈僳族民族艺术史的内容，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播传承及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了案例。（四）文化传承研究关于“传承”的语义及内涵，学者祁庆富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他认为当前在非物质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传承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在我国古代，“传”多用于知识的传授，“传”和“承”相分离，并没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可以找到简短的“传承”词条：“传授和继承：木雕艺术经历代传承，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东方汉字文化圈，“传承”是日本语中较早出现的一个现代汉字词，源出于民俗学关于传说的研究，民间传承就是民间传说的同义语。在东邻韩国，作为汉字词，传承也是常见的现代语词，指继承传统，与英文“inheritance”相对应。在中国，“传承”一词出现较晚，也是首先运用于民俗学研究中。民俗学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将传承性看作是民俗的重要特征。“传承”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民间知识，特别是口承民俗文化的传授和继承。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然而，文化传承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传承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延续。因而，它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文化传承”概念在台湾学界使用得更为普遍，涵盖传统文化、宗教、精神、艺术、文学、民俗等“大文化视野”，认为文化的传承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进化论（evolution）、播化论（diffusion）和涵化论（acculturation）都是与文化传承密切相关的理论。“文化传承”还进入到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从文化变迁角度来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因此，最早运用于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概念，现在已扩展到更广阔的多学科研究中，故对“传承”的认识，我们不应当局限于民间口头文化，而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解，即不仅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