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策划编辑/邱少华吴子明黄长根特约编辑/陈东有研究丛书责任编辑/吴子明那晓萍装帧设计/邓家珏责任印制/黄江萍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海势东迁: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刘淼,刘一侃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1(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ISBN978-7-5493-8024-4海…刘…刘…沿海—洼地Ⅰ.①Ⅱ.①②Ⅲ.①改造—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Ⅳ.①S156.8-092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第号CIP2018259379?
?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号?96总编室电话()?079188504319?销售电话()079188505090?网址?wwwj.uacp.com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700mm×1000mm116印张?19.5?字数千字330?版次年月第版?201911年月第次印刷?201911?书号ISBN978-7-5493-8024-4?定价元?60.00?赣版权登字-07-2018-1386?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总序一年的开始是人生的新起点,学习的新坐标,事业的新征程,成功的新希望。但我平生在元旦写下学术研究心愿和追求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年元旦为《林则徐传》写自序,第二、三次是年和年元198019982003旦分别为《海洋与中国丛书》与《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写总序。这三篇序都和海洋与中国的研究有关,特别是后两篇,表达了当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走向海洋的书生意气、家国情怀。今天是年元旦,要写第四2018篇序,不能不从第二篇序说起。
年月,我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19973社会学。我毅然从原有的历史学科主流走向多学科结合的边缘,筚路蓝缕,敢为人先,亮出“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的口号。年元旦,我在《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中说:1998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万余千米的大1.8陆岸线,万余千米的岛屿岸线,有大于平方米的海岛1.45006500多个,五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陆地国土300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13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略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21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根植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
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点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世纪。
21年元旦,我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中表示,历史事实是2003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学科的发达。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是我的追求: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20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世纪21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21上个世纪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90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3
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4
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1996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
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2010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册),便是《海洋与中12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211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纳入本丛书的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移,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做了大量的加工,或做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
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
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
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
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
我们的努力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同心同向同步同行,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一届又一届的青年博士朝着同一个方向砥砺前行,接力创新,参与了对中国海洋史学基本论断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年第一本研究著作问世,到年出版《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9942016(卷),以丰硕成果呼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为中国海洋史学奠定10基础。这支以我为导师,以我的博士研究生及其再传弟子为主,自然集结起来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海洋史研究团队,但它与现行科研体制的研究团队不同,不是由某种基金项目、人才计划或科研单位组织起来的,而是以传统的学业传承关系为纽带,以学术兴趣和国家需要为动力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如今传承四代,枝繁叶茂,分布各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年,中共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017“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实践,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海洋史学迎来了新机遇,需要擘画新坐标,谋求新作为。我们和出版社精心策划,将在一年内推出两套丛书。一是《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册,由海洋出版社4
出版。团队八位新锐菁英每两人和我合撰一书,历经三年杀青,以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用新的材料、新的理论,开创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新境界,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支撑。二是《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册,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我们将原有的《海洋与中26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册均重新修订,同时扩大规模,17纳入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后过了合同期限的册、尚未公开出版的新书54册,重新布局,精心打磨,统一版式,结集出版。站在学术前沿的制高点上,凝聚饱含二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成果,展示中国学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助推“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帮助人们认清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定位,认清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借此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共同推动海洋史学术事业的繁荣。
年元旦2018目录第一章绪言001第一节学术史回顾001第二节本文的基本思路007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开发背景012第一节中国沿海的自然生态环境012第二节海岸线外延考察018第三节中国沿海地区的早期开发026第三章明清荡地开发036第一节盐业荡地开发036第二节沿海屯田的屯种与开发059第三节地方有司的海荡开发076第四章荡地开发要素分析100第一节荡地垦殖技术100第二节劳动力配备116第三节荡地开发资金构成139第四节海洋政策的影响145第五章荡地土地关系151第一节官拨关系151第二节圩本关系163第三节租佃关系171第四节荡地交易关系183第六章荡地课赋与地租形态200第一节盐业荡地课赋200第二节屯军荡地课赋234第三节地方州县荡地课赋与地租245第七章荡地开发与沿海社会变迁260第一节沿海传统社会经济组织及其变迁260第二节传统经济结构的演变275第八章结语———沿海荡地开发特点及其发展趋势294后记299第一章绪言当前人类已进入海洋时代,全世界掀起开发海洋热,向海洋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国是海洋国家,沿海有长达万公里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
1.8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包括海洋、沿海滩涂和陆域三部分组成的国土资源综合开发。海洋经济区国土资源开发的重心,则是将地处海陆交界的海岸带,建成既是内地沿海资源开发、产品外销的门户,又是海洋资源、海岛资源开发的前沿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从这个意义讲,海岸带资源开发,应当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
中国海岸带具有巨大的空间资源,主要包括沿海深水港湾、各种生物、矿物、旅游资源和不断淤涨的荡地资源。各种空间资源,构成建立海洋经济区开发战略的物质前提。
中国沿海资源开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长时段的综合观察来考察明清时期沿海荡地开发,具有促进中国海洋发展的意义。作为中国海洋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通过对外延海荡的开发,为海洋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把海荡开发的研究,置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野之内,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海洋发展的结合方面,来系统地探究沿海荡地的开发特点,无论是对今天还是对未来的沿海土地开发利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增加中国海洋发展的潜能,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第一节学术史回顾沿海荡地开发的综合研究,尚属开拓性课题,迄今为止,未见有系统的专论行世。检阅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荡开发相关的研究领域,如历史地理、区域经济史、土地制度的研究,其中虽对海荡问题有所涉及,但因学术目标不同,尚未对荡地开发做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尽管如此,因其研究视点已触及沿海荡地这一极为特殊的土地类别,其成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从对本文写作的关系上讲,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部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①,记录了中国历代沿海荡地外延的空间变化,这就为本文对自秦汉以来的海荡外延作长时段考察提供了地理依据。从历史地图集的记录,可以说明明清时期是中国海荡开发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荡地开发,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区域经济史研究对海荡开发多有涉及,最突出的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专论海荡开发的论文,有邬庆时的《广东沙田之一面》②和傅同钦的《明清时期的广东沙田》③,对沙田的开发过程、开发形式及开发组织诸问题,做了大概的描述。对长江三角洲和苏北地区荡地开发史的研究,有凌申的《江苏沿海两淮盐业史概说》④和姚恩荣《清朝中期草堰场土地勘查和利用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兼论大丰垦区各公司开发史》⑤,前者是从盐业史的角度,论述江苏苏南、苏北沿海荡地的开发情况;而后者则是具体到以盐场为单位,考察苏北县级的盐业荡地垦种状况。此外,在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福建地方宗族组织的海荡开发研《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年版。
①1974刊于《广东文史资料》第期。
②5收录于《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年月版。
③19855刊于《盐业史研究》年第期。
④19894《大丰县文史资料》第辑,年月。
⑤2198152
究,尤其值得注意。代表性成果是杨彦杰的《陈埭丁氏“海荡图”研究》①,该文重点考察福建泉州陈埭穆斯林丁氏所存《海荡图》,尽管图中反映的大多是丁氏宗族民国期间的海荡经营实况,但为我们上溯明清福建沿海家族组织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海荡开发经营活动,是很有价值的。关于北方地区的海荡开发,目前成果不多。但在制度史研究方面,多少也涉及海荡问题。如管东贵《清初辽东招垦授官例的效果及其被废原因的探讨》②,在肯定清初招垦授官例对垦荒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描述了辽东沿海诸县的荡地开发情况。
另一值得重视的是专门史研究,如水利史和灾荒史研究,与本文讨论主题关系密切。关于水利史,主要有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③,这是从经济区域划分与水利事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来论述入海内河下游及入海口区域经济发展的。在历史上,入海水系的修浚治理,无疑对滨海平原的形成和海荡的开发利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水利的另一面,则是从灾荒的侧面来论证兴修水利的重要性,这是年代水利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乔红60《明清以来天津水患的发生及其原因》④、杨持白《海河流域解放前年250间特大洪涝史料分析》⑤、罗尔纲《清道光年间长江水患的原因》⑥、蒋德隆《长江下游地区春季旱涝演变趋势的研究》⑦等。以上论文都认为内河入海口泥沙淤积是造成水患的重要原因。从荡地成因方面看,入海口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新台地与旧有的入海水系如何治理,是值得注意的课题。
与荡地开发密不可分的又一专门史研究即是盐业史。中国古代制盐业是濒海土地开发和海洋开发的主体。关于荡地的早期开发,最重要的论著是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⑧。作者根据唐宋盐史资料,对宋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期。
①19901刊于《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卷,台湾,年月。
②44197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年版。
③1981刊于《北国春秋》年第期。
④19603刊于《水利学报》年第期。
⑤19653刊于《江海学刊》年第期。
⑥19619刊于《地理学报》年第期。
⑦19652人民出版社年月版。
⑧199073
代亭户的草荡、卤地、上岸田地等各类田土的占有、垦种、租课状况进行细密的分析,这就为本文考察明清时代盐业荡地提供了渊源关系和历史面貌。笔者曾对明代荡地进行研究,也是从盐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的。
关于明代海盐作业中对荡地、海洋的开发利用,有《明代海盐制法考》①;对荡地土地关系的研究,有《明代盐业土地关系》②、《明代盐业荡地考察》③、《明代盐业荡地研究》④、《明朝灶户免田制考》⑤等,集中考察了明朝盐业荡地开发利用的过程,荡地占种开耕的形式,盐业土地的租佃佣工关系、课税形态,各盐运司荡地亩额、分配定额及灶户丁分拨荡地实态等问题。
外国学术界对中国沿海荡地开发的研究极为关注。早在年代,50日本东洋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仁井田陞博士,在他的《古代支那、日本的土地私有制》⑥一文中,提出濒海灶户“滩场、草荡的所有权,应属于极为严密而又独特的范畴”的观点,这一论点尽管是从土地权利归属的角度来探究荡地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的,但他认为荡地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土地类别,则引发了学术界对荡地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年代70以来日本学界热烈讨论的“一田二主”问题中,由于对内陆传统的旧有田土无法解释土地最初投资者对土地权益的关系,开始转向从荡地的初级开发来解释“一田二主”产生的原因。这样,荡地开发问题又一次引起学界的注意,有学者发表数篇有关沿海地区土地关系的文章。如对崇明岛的研究,有藤井宏的《崇明岛的一田两主制———以其起源为中心》⑦、寺田浩明的《关于从所见的“承价”“过投”“顶首”》⑧等,其中对由于荡地开发而成立的土地关系有所涉及,但仍限于传统的地权问题的讨刊于《盐业史研究》年第期。
①19884刊于《盐业史研究》年第期。
②19902刊于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黄山书社年月版。
③19919收录于彭泽益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年④199112月版。
刊于中华书局《文史》第辑,北京,年。
⑤391994刊于《国家学会杂志》第卷第号。
⑥4312刊于《东方学》第辑,年。
⑦491975刊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册,年月。
⑧93198314
论范围,并未从土地关系同荡地开发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
上述讨论,显然是集中于土地经济的层面上,难以说明伴随沿海荡地开发过程而架构的政治、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关系以及互补互动作用。
为突破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国内外学界除扩大土地研究的领域,进而扩大到沿海生产、流通和经济制度之外①,更注重于将研究重点放到“专制国家权力与支配体系”②、“国家权力与经济过程、社会动向的关系”③、“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再生产构造及以生产力为中心的诸多方面。
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学界近年从支配体系的理论研究开始转入对农村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报告。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滨岛敦俊的《中国中世村落共同体》④,作者对照江南水利惯行的说法,即田头制———照田派役———业食佃力,提出“作为人的社会集团的共同体‘里’向‘村’的推移”的观点,他认为佃农经营内在性的浸透阶段的“村”,是与“特定市镇相结合,具有文化的农民的含义”。上田信对浙江省鄞县勤勇村进行实地调查后,发表了《关于村作用的磁力》(上)(下)⑤,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共同体和中国村的实际有相当大的距离。“明代中期以来同族关系、地缘、行政组织的回路的形成及其与现实的动态,直到现在在这村中仍没有完结。”日本学者的研究方向与选题,大体可以反映国际史学界的学术动向。
最后,需要介绍的是港台学者对本地开发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其原因,诚如台湾学者所说,“台湾汉人移民社会在开发史的研究意义,乃是由于汉人移民台湾及其定着化的过程。由于时代上较关于生产、流通、经济制度的研究,参见库里斯·约翰·达尼埃鲁斯《明末清初新制糖①
技术体系的采用及其国内转移》,《史学论集》(就实女大)年第期;松浦章《关于清代福建19883海船业》,《东洋史研究》第卷第号,年;岸和行《明代广东珠池与珠池盗》,《东洋史论4731988集》十四,年。
1985参见上田信《明清时期浙东州县行政与地域豪右》,《东洋史研究》,年。岸②46-31986本美绪《明末清初的地方社会与“世论”》,《历史学研究》五七三;佐藤学《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与公权力》,《史学杂志》。
96-9参见山本进《开港以前的中国棉纺织业》,《历史的理论与教育》六九;川胜守《明代·镇③
市的水栅与巡检司制度》,《东方学》七四,年版。
1987收入木村尚三郎编《中世的农村》(中世史讲座),学生社年版。
④21987刊于《中国研究月报》四五五、四五六。
⑤5
为晚近,有可能提供较为翔实的历史记录和解释模式,让我们作为参考,以了解更早的时期北方氏族南迁江南后的汉人社会之再建形态。”这完全是从学术意义上看待台湾汉人移民开发史的。在台湾学者看来,“台湾不仅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实验室①,并且或许是了解中华民族向外移殖和拓展的锁钥”②。在这里,因限于篇幅,无须赘述汉人移民开垦台湾的具体史实,仅就研究框架的理性思考而言,究竟是把台湾的开拓放在海洋发展还是放在“海内发展”问题上,台湾学者多有争议。在台湾的大部分学者看来,台湾的开垦是闽粤及其大陆地区的移民拓殖的结果,所以应把台湾作为“海内”拓殖的一部分。正如李亦园教授在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③所写的《序言》所说:“把台湾的开拓移殖经验,置于一个大架构下来探讨,应有其意义,但是其讨论的范围应该加以界限,而不应该无穷尽地延伸。”他认为,把“台湾的经验置于海洋发展的项下去研究时,应该限定在移殖时期,而一旦到完全定居下来,就应该成为‘海内发展’研究的部分了。”港台学者不仅致力于本地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变迁史的研究,更注重本土与台湾等岛屿的时间与空间联系的持续性研究。作为时空的连接点,广州、汕头、厦门、泉州、上海等各海港城市的兴衰,对于包括台湾开发在内的中国海洋发展,实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港台学者近年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所达成的共识,对沿海荡地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节本书的基本思路在讨论沿海荡地开发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本书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分析框架的架构及材料来源诸问题,做如下说明。
陈绍馨《中国文化研究的试验室———台湾》,收录于《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联①
经出版公司(台北),年版。
1979陈其南《土著化与内地化:论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②
集》(一),台北,年版。
1984参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辑,台北,年版。
③119846
一、研究范围本书研究的空间定位,当以明清时期沿海全图为基本依据。北至永乐时期所设奴儿干都司所属北部沿海区域,即今南起符拉迪沃斯托克,北至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①;南至其海岸线长度,几与今天中国版图海岸线相埒。对这一沿海区域开发史的研究,因已属界外,且明清时代经济较为落后,故暂不展开讨论,俟他日另述。本文的研究重点区域,放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共个省区约个沿海县市②。
10250沿海县份的濒海田土,大体上可以将距海公里以内的地带称为15“荡地”区,或称为“濒海”地带,超出公里则视为“内地”。这一界限的15划定,可从明清时期的官员奏疏或有关政策的表述中窥知。明弘治二年(年)对“不谙煎盐”的“水乡灶户”③实行盐课折银制,规定“各场灶1489丁,离场三十里内者(指濒海煎盐灶丁),全数煎办;三十里外者(水乡灶丁),全准折银”④。这里以距离盐场的远近作为折银与否的界限,实际上是以灶户是否具备“濒海”的煎盐作业条件为政策依据的。离盐场较近的则系“濒海”“附海”户,而居住在离盐场里外的灶户,则系“水乡”30“依山”户。可见以“三十里”作为濒海地带标准的观念已于明中期形成。
此外,清初顺治至康熙年间在沿海地区施行迁界,其迁界令根据地理形明初,辽东都司下辖三万、辽海、铁岭、沈阳、广宁等卫,除卫以外,还设自在州、安乐①25州等地方行政机构。永乐时期,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设奴儿干都司,沿黑龙江由北向南的卫所有:兀的河卫、兀的河所、兀鲁河卫、罕答河卫、野木河卫、哥吉河卫、塔亭卫、满泾卫、亦文山卫、朵儿必河卫、弗朵河卫、敷答河卫、啥儿蛮卫、卜鲁兀卫、甫里河卫、克默儿河卫,札岭卫、福山卫、阿者卫、友贴卫、葛林卫、忽失门卫等卫所。其卫所设置年代、地点、职官,参见杨蜴、袁188闾琨、傅朗云编著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年月版。
198212在明清时期,行政区域划分,台湾属福建布政司,海南及广西所属沿海府县则归广东布②
政司管辖。
明代对灶户分为“濒海”“水乡”两部分,濒海灶户即系煎盐户,而“水乡”则是明初编佥③
“丁田相应”的民户,因入灶籍,故承办盐课。
《万历会典》卷三二《盐法一》。
④7
势的不同,规定有内徙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甚至一迁再迁至百里的①。清廷最初规定内徙“三十里”的基本政策,这至少说明在清代最高统治者的观念形态上是承袭明朝“三十里”以内即系濒海地区的理念的。
如果这种认识不错的话,那么,以今日的版图计算,我国海岸线约为1.8万公里,濒海土地约为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若加272.8%上奴儿干都司的沿海土地,明清时期濒海土地约在万平方公里左右。
50这片广袤的沿海地带,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支撑国家政治、经济正常运转的“财赋之区”。因此说,把研究视点集中于濒海荡地开发问题上,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二、概念与研究对象本书以沿海荡地为研究对象。关于“荡地”的概念,明清时期已多见于文献。所谓“荡地”,其实是泛指沿海的濒海滩涂地。如果细分,包括地目甚多。在明清史料中,最常见的是草荡、沙荡、海荡、沙坦、荒坦、沙坵、涂、丘、埕、蠔、屿,等等。然因时间和地域、方言的不同,对荡地的称谓也不一样。如在广东,荡地一般称为“沙地”“沙田”“潮田”等。而在福建,除上述常见称谓外,又有称为浦、屺寻、步、渚、埭的。例如在福建莆田,即见有以此称谓命名的村落,实际上最初都是海潮淹没之地。据《(乾隆)莆田县志·里图考》记载,莆田有新浦、芦浦和清浦的地名,这里的“浦”,即是海滩之意。屺寻:涵江附近有岩屺寻、中屺寻两村,“屺寻”读“寻”,乡人以水中露出之地为“屺寻”②,想必与浙江所称之“台”“带“相同。渚:有澄渚村,在莆田城北。《(弘治)兴化府志·里图考》云:“莆未塍海时,潮至此,故曰渚。”步:有七步村,亦在莆田城北。同上书有云:“考纠匕部韵略,谓水际渡头曰步,七其数也。莆未塍海时,居民多际水。”至于以“埭”字作村参见朱德兰《清初迁界令时明郑商船之研究》,台湾史迹研究中心《史联杂志》年①1985第期;又,《清初迁界令时中国船海上贸易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7
集》(二),台北,年月。
198612《(弘治)兴化府志·里图考》。
②8
名者,更为普遍。同上书《水利志》云:“平地筑堤障海,谓之埭。”以“埭”名地,如东埭、下埭、游埭、前埭、后埭等。以上仅是就莆田一地而言,如果细究各地沿海荡地名称,实在难以一一枚举。大体说来,无论其称谓如何,濒海土地作为明清朝廷的课税地,则是依其开发利用的程度来确定其税目的,其税目名称,即为官府、朝廷、民间所认同。例如在海盐业,蓄养柴草以供应煎盐燃料的“草荡”,因已为制盐业所利用,故课之以盐课。“摊场”“灰池”“仓基地”“灶舍基地”,一般作为“未垦沙荡”(即摊灰淋卤的作业地,又称为“卤地”“斥卤之地”)“盐田”,征收盐课。一旦上述燃料地、作业地开耕成田地(无论种植水稻、旱粮或其他经济作物),即名之为“升科草荡”“新升沙荡”(系指在第一次清查升科沙荡亩额之外陆续开耕升科的沙荡),课以赋税。此外,因海潮淹没无常,对统计清丈在册的草荡、沙荡,又立有“新涨”和“坍没”项,以便于官员掌握实际纳课的荡地亩额。在明清荡地的管理体系内,为便于区分不同的隶属关系,又依其行业或承当朝廷户役的役名来作为荡地的地目。例如在制盐户,则称为“灶荡”“灶地”,民户称为“民荡”“民地”,渔业荡地即称为“渔荡”,屯军荡地则称为“屯地”。之所以作如是区分,当是因各类田地所征发的税率不同所致。在这里,作为对“荡地”概念的解说,其抽象的含义,应该是明确的。
三、本书的框架及史料明清时期沿海荡地的开发活动,由于各地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文化及历史状况的地域性差异,以及各海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因素,从而构成地域性开发的特点。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以区域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同时吸收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在特定的经济区体系中”,“具体的社会———经济过程,研究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新区经济开发的方针”①。根据当代经济理论,本文拟就荡地资源分布、开发的历史状况、明清开发的形式与实态、开发要素、劳动力调配、开发组··涅克拉索夫(··)区域经济学,许维新译,东方出版社年①HHHHHekacoB19879月版。
9织、荡地制度进行系统分析。而对这一特定时期经济组织及其活动方式进行分析,就“必须结合国家理论来适合交易费用理论”。因为任何经济组织都必须制定规则,以便界定和实施交换条款。从国家的作用看,“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取决于一定量的产出与所需一定量的资源之间的关系”①。经济制度史变迁理论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荡地开发这一经济现象的理论框架,即:在明清时期,朝廷对土地资源区和海洋资源区的控制与支配,主要是通过盐运司、屯军和沿海地方有司等组织机构以及制度体系实现的。沿海荡地经济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荡地开发组织及沿海和海洋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促进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动因,则往往是包括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劳动资源、产权体制、国家政府机构对资源区控制力的强弱的多重因素构成的。在荡地开发的历史过程中,沿海经济组织由强制性开发向自发性开发的结构转化,既包含荡地开发的激励效益,同时也包括开发者的有目的活动,以及中国海洋发展的客观条件。应该说,无论是国家制订的开发制度和政策,还是开发者在开发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具有法的意义的规则,都对开发活动及开发者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激励与约束的机制。在土地经济开发的框架之下,形成了沿海的社会组织框架,这个社会组织框架内是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一关系通过一系列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得到维系和发展,其最终效用,则在于既激励又约束经济组织和个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益。由荡地开发进而推动沿海和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术意义。
本文的研究资料,除《明史》《清史稿》《明会典》《清会典》等官修史书外,笔者还检阅了《皇明制书》《皇明世法录》《皇明条法事类纂》等明代文献,以及沿海各省区通志、府州县厅方志约余种,沿海各盐区明清所150修盐法志余种,并披阅《明实录》《清东华录》、明清档案资料如《明代20辽东档案资料》《清代刑部档案》《宫中档》及有关碑刻、文书和明清文集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①CDouglass.C.NorthStructureand,美国,诺顿出版公司,,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W.W.nortoninCompanyineNew,
York1981.
10笔记资料等。然有关荡地的记载,除盐法志系统外,大都较为零碎,难窥全貌!且由于本课题所涉及的研究地域范围较大,时间跨度长,诸多方面难以顾及,只好俟他日再作深入研讨。
11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开发背景不同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对经济开发活动的方式和发展趋向,将产生前提性影响。
在我国沿海区域,自北向南,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曾经引起明清时期官僚们的注意。清人齐彦槐在《海运南漕议》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澜巨,非乌船不行;北洋多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①齐彦槐说的虽是南北洋操舟行船的差异,但却表明当时已出现以长江口为界限的南洋、北洋划分的观念,而南洋、北洋的差异,也绝非仅限于海运这一点上。倘若具体到各省区,其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别当更为明显。
第一节中国沿海的自然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共分为鞑靼海峡、鲸海(今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六大海域。为了对沿海各省区自然生态环境有较全面地了解,本书重点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领海海域,即北起辽东、南至载于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台北国风出版社年版)。对南北洋划分的①1963注意,又见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蓝鼎元《漕运兼资海运疏》、谢占壬《海运提要序》(均收录于同上书同卷)。由此可见,因海运问题而引发的官僚对南北洋自然环境的关注,绝非齐彦槐一人,而是朝廷普遍关心、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
12海南岛的自然生态状况,作一概述。
辽宁省1.
辽宁南部紧靠渤海、黄海,海岸线长度及临海面积较大,本土海岸线长度为公里,连同岛屿岸线共为公里①。辽宁海岸分为基岩21002800海岸、沙砾海岸、淤泥质海岸三种类型,其基岩海岸占海岸总长度的,沙砾海岸占,淤泥质海岸占。临海面积,渤海和黄海北21.7%43%36%部大陆架面积共为万多平方公里,海岸带从理论基准面到米水15-15深面积共有万公顷,理论基准面以上面积为万公顷,浅海水域14626.6和沿海滩涂面积相当广阔,滩涂总面积近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辽2000东湾北部,以及鸭绿江、大洋河口一带,以辽东湾北部滩涂面积为最大,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
44%由于辽宁大部分河流向辽河下游汇集,入海口海滨地区形成大面积的洼地和沼泽。辽河入海口沉积中生代以来的深厚地层,随着辽河的变迁,三角洲不断扩大,海岸线继续向海域伸展,辽东湾又渐缩小。辽东湾是渤海三大海湾(莱州湾、渤海湾、辽东湾)中最大的海湾,因辽河含沙量大,据估算,辽东湾沿海每年可淤积荡地多公顷。在辽河、双台子2666河、大凌河、鸭绿江、大洋河等入海河口地带,海涂广布,盛产芦苇,至建国初期仍有苇滩多万亩,是全国沿海芦苇分布最集中、产量最大的150地区。据统计,辽宁滩涂每年所提供的主要经济生物资源已超过万32吨,这主要分布在淤泥质海岸地带,基岩和沙砾海岸只有万吨。辽宁2
省淤泥质滩涂土地肥沃,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辽宁年平均气温—,自北向南递减,在西北和南部的辽东半5℃10℃岛、大连、绥中地区年平均气温达到左右,南部地区月下旬至10℃411月初,积温达,平均约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为毫米。
3700℃19℃690河北省(津唐地区)2.
河北省沿渤海海岸线长度约为公里,滨海平原沿渤海海岸成半625环状,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海拔一般只有几米,地势平坦,矿化度1.3参见梁喜新主编《辽宁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年月版。
①1990213高,土壤盐碱化严重①,大部分濒海土地是盐滩和苇滩。
紧靠渤海湾的是天津滨海平原。天津海岸线北起涧河口至歧口,全长公里。距离高潮线—公里的滨海地区,北起汉沽涧河,南126.51015至南郊马棚口,长约公里。地势平坦,大部分海滩海拔不到米,1332.5又少受台风和海潮袭击,春秋雨季短,秋季日照时间长,春季天干多风②,长芦盐区就分布在包括天津地区在内的公里的渤海西岸。
250山东省3.
山东省滨临黄海和渤海,主要河流有黄河、京杭大运河、小清河等。
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北堵大清河,南塞泗河出海,形成南北向排列的带状湖泊群,历史上有“北五湖”“南四湖”之说。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淤积,“北五湖”已废四湖,现存东平湖和“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独山湖),分别属于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
据测算,黄河入海泥沙每年高达亿吨,因此,黄河主流入海处河12口沙嘴每年以—公里的惊人速度向海淤进。黄河入海口新淤荡地以23利津为中心,呈扇面形向海推进。推进的速度,中段平均每年外延—290米,两翼平均每年外延—米。巨大的扇形三角洲,不仅形成370120190黄河口沿岸的广阔平原,而且在渤海湾南部与莱州湾北部平坦海峡上,造成一个巨大的圆弧形水下三角洲,其范围北起大口河,南至小清河,其前缘延伸至米左右深度③。
-15黄河入海泥沙除在入海口门堆积外,大部分泥沙呈悬浮状态,分三个方向扩散:黄河口外主要余流方向是北东和东向,黄河的大部分泥沙随流东去,向南转入莱州湾沉积;另一部分泥沙随河口射水直接冲入渤海深水区,较少部分泥沙随弱余流向西北方向流去,成为渤海湾泥沙的主要来源。由于黄河口外水下三角洲的发展,使渤海深水区逐渐向北推移。
参见李庆泽主编《河北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版。
①1988河北津唐地区实际日照实数为—小时,为可照时数的—。平均温②2500310057%69%差,以上积差相差,无霜冻期南北相差天。以上参见李庆泽主编的《河北14.3℃0℃3000℃140省经济地理》。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
③14山东省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沿海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4℃1℃为—,年平均降水量为—毫米。
24℃27℃550950江苏省(上海市)4.
江苏省海岸线,自长江北口向北延伸抵苏鲁交界处的绣针河口,全长约公里;长江口南岸从浏河至金山卫约公里,全长共公9542401194里。在苏北地区,因宋光宗绍熙五年(年)黄河南迁夺淮入海,淮水1195不得入海,泛滥成灾。而黄河含沙量大,泥沙淤积,使洪泽、高邮、宝应等湖河床日浅,失去蓄洪排水能力,导致苏北地区水灾频仍。据不完全统计,自年至年的年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多次,14001905500350年至年的年间,沂沭泗流域发生大水灾多次①。黄淮13681948580340水系夹带的大量泥沙,使苏北沿海滩涂地面积迅速增大,成为我国明清时期成陆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
位于苏北沿海、叠置在黄河三角洲北部的复式古黄河三角洲,约形成于晚更新世末期,其前缘约与—米等深线相当,以细沙和粉沙为2025主要物质,并有局部淤泥沉淀。由于受黄河从苏北入海的影响,不仅使苏北海岸迅速向海推进,同时有巨量的物质堆积在口外古三角洲上。由于受到潮流作用,这些堆积物质游移不定,形成一系列暗沙,散布在苏北沿岸海域。长江口以南的苏南地区,因长江每年输出泥沙亿—亿4.44.6吨,泥沙长期在江口地区淤积成广阔的三角洲平原。仅上海的统计,上海滨海平原海岸近年来向东南延伸—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约8001520米②。而近百年来,杭州湾北岸岸段已由公元世纪时的坍岸变成涨208岸,南汇、奉贤部分岸段,近年可向外淤涨百米左右,陆地向东扩展的趋势有增无减。长江口冲积平原,海拔约在—米。对于这片广阔的冲45积平原,一般划分为淀泖低地、碟缘高地和河口沙洲三个地貌单元。据地理学方面的观测,不仅属碟缘高地的黄浦江两岸滩地至今仍呈于稳定而显著的淤涨趋势,而且属河口沙洲包括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及刚露出参见沈嘉荣《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考察》,载《江苏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①
年月版。
198910参见程潞主编《上海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年月版。
②1985615水面的沙洲,至今仍处于旺盛的发展期,九段沙等沙洲则处于新兴萌发期,崇明岛因长江北支的堙塞,目前已进入与北岸并连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口滩地淤涨日益扩展,长江北岸的土地增长将有更大的潜力。
浙江省5.
除前示杭州湾北部滩地呈淤涨趋势外,在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绍兴、萧山、上虞、玉环等临海县市,有着广阔的海涂资源,仅围海造田的沿海土地即达百万亩之多。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省,一月份平均气温,东南沿海约在以上,七月份平均气温在左右,年平均降水量7℃28℃—毫米。
12001800福建省6.
福建省海岸线曲折,其曲折度高于沿海各省。北起福鼎的沙埕,南至诏安的宫口,海岸线直线长度为公里,而曲线长度则为公5353324里。河流主要有闽江、九龙江、晋江等,河流入海口自北向南形成沙埕、三沙、罗源、马尾、福清、兴化、泉州、围头、厦门、东山等多个天然港20湾。而河流下游地区积淀了福州平原(平方公里)、兴化平原(平489464方公里)、泉州平原(平方公里)和漳州平原(平方公里)。沿海地315567区还有宽窄不一的狭长滨海平原,闽江口以北和九龙江以南的滨海平原较窄,中部滨海平原较宽,是农业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此外,浅海滩涂面积约有平方公里①,为发展海产养殖提供了自然条件。
1340福建省年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最冷月气温—17℃22℃6℃,东南沿海一月份平均气温—。沿海地区气温受海洋调14℃13℃15℃节,最高最低气温的出现较内陆地区迟一个月左右。降水量平均为1400毫米,沿海、岛屿地区一般为毫米。无霜期长,在东南沿海地区,农900作物全年可生长,有利于作物复种和亚热带作物生长。
广东省7.
广东省海洋区域之大,为全国沿海省区之冠。其陆域面积为119831平方公里,占广东省土地面积的,海域面积平方公里,相当于56%360参见陈及霖《福建经济地理》,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年月版。
①1985116渤、黄、东三海总面积的倍。南海平均水深—米,最深点310001100米,其海水总体积达万—万立方公里,约等于渤、黄、东三5559350385海海水总体积的倍。
13广东沿海大陆岸线公里(不包括香港、澳门地区),近海岛屿3368.1个,岛屿岸线公里①。其海岸带陆域面积为平方公8281843033000里②,滩涂实测面积为平方公里,约为万亩,波基面以上浅2529.26379.4海水域平方公里。若按地区分布,其滩涂地粤东岸段占,约311126.2%为万亩;珠江口岸段占,约为万亩;粤西岸段占,23.5220%75.8854.5%约为万亩。此外,海南岛滩涂因并入广东省滩涂总面积计算,实206.773测约为万亩,约占其总数的。按区域测算,珠江口海洋经73.22419.3%济区大陆岸线公里,近海海岛个,海岛岸线公里,海1032.13951060.5岛面积平方公里,海涂面积为万亩,大陆总面积512.87117.2337970.6平方公里③。
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是珠江水系常年夹带泥沙堆积的结果。珠江是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河流及其支流流溪河、潭江、绥江水系的总称。
在夏季内河淡水外流高峰期,西江排水量于梧州最高水位时平均每秒立方米,北江于芦苞为立方米,东江于石龙为立方米④。
11.315.56.07其河流所经地区,大部分岩石在华南高温多雨气候下,风化严重,河水夹带大量泥沙入海,至河口三角洲,地势低平,水道分歧,每年夹带的大约万吨泥沙遂堆积于此,形成大片台地。而从珠江口一带海底地形8544看,大部分属于浅海堆积地带。以中山县为例,据何大章《中山县地形志》所述,中山县海底地形堆积迅速,“东西两部均已淤塞,中部亦沙洲日涨。”由于珠江淡水丰富,近海地区盐分稀薄,“限于半咸水浅海鱼类,盐产无,惟沙垦前途则甚有希望”⑤。
按明清时期行政区划,海南岛琼州府等隶属广东布政使司,其本岛岸线长公里,①1617.8岛屿岸线最长,海洋面积最宽广。
海岸带土地资源包括陆上的农田、坡地和山地。
②《海洋和海岸带区域经济研究》。
③参见何大章《澳门地理》第、、、页。
④27284950参见何大章《中山县地形志》第页。
⑤9317若按明清时期行政区划,今广西沿海地区府县,系广东布政司管辖。
然据今人测算,广西沿海有广阔的浅海和滩涂资源,在全国十个沿海省区中名列第七位。以滩涂而言,其总面积为平方公里,共分为1005.317种类型,其中沙滩面积为平方公里,沙砾滩为平方公里,沙555.154.33泥滩平方公里,淤泥滩为平方公里,红树林滩平方186.93170.8372.44公里,珊瑚滩平方公里,岩滩平方公里。其浅海与可开辟人2.4613.17工养殖的滩涂面积达万亩,沿海地区人均可占滩涂亩以上。此1200.5外,广西沿海还分布大小岛屿个,其岛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62445.81中最大的岛屿有涠洲岛、斜阳岛和巫头、沥尾、山心三岛。
以上仅是就沿海省区有关荡地生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略做介绍。从自然因素方面讲,沿海荡地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内陆河流夹带泥沙堆积的结果。荡地冲积面积的大小和成陆时间的远近,则是由内陆河流上游的地质状况、当地气温的高低与年降水量的大小决定的。如果对辽河、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珠江等主要水系的冲积面积作一长时段考察的话,那么,不仅会对各区域荡地外延的规模与速度有个历史性的大致了解,同时也为预测荡地外延的未来趋势,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第二节海岸线外延考察应该承认,若要测定历史上某一朝代的海岸外延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地图上难以确定荡地外延的端线,且由于海荡外延的不规则性,对于外延最外端的点及某一水系荡地外延的总面积,就很难计算。
由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界绘制的历史地图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为基准,所以如果确定历史上的某一年代,以其少有变化的地点作为荡地外延的分析点,就可以大体测定明清时期荡地外延的年速。本文拟选择西汉平帝刘衎元始元年(年)、唐昭宗李晔光化三年(年)以及《中国1900历史地图集》绘制时的年三个时间点作为计算荡地外延年代的基1970点。此外,对荡地外延长度的计算,采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县治所在,以18其中心点向现今版图最外端的直线距离,来作为外延的长度。为便于分析荡地外延长度的不同,在考察同一海区荡地时,则分别选择外延最多和最少的县治,以正东或正南来表示荡地外延的最长度,同时对于重要的地区,则采用除正东、正南外的度方位测定,以力求相对准确地推45算荡地外延的面积。
在渤海地区,西汉时,幽州刺史部辽东郡房县正南海岸距今(即1970年海岸线,以下均同)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移米。徒河正南3618.27海岸,西汉至唐①外延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辽西郡絫县(今2211.17昌黎县东南公里处)海岸距今海岸为公里,滦河入海口距今海口6918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海阳正南海岸距今海岸公里,平4.579.1436均每年外延米。乐亭海岸距今海岸公里,平均每年外延18.272412.18米。昌城正南海岸距今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庚水(今3316.75由蓟州区南部入海)入海口距今海口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
6935.03水台水(今海河)入海口距今海口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沽水3618.27入海口距今海口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池东北向入海口距今5728.93海口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章武东北向海岸距今海岸公6331.9821里,平均每年外延米。从西汉时期的海岸线看,因荡地扩展而使版10.66图扩大的显著地区是今津唐地区、山东莱州湾以北老黄河口地区,以及辽东湾的辽河入海口的营口地区和大小凌河入海口的锦州地区。在津唐地区,西汉由西北向东南的海岸至今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72米,老黄河口入海口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辽河、大凌36.556935.03河入海口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最突出的是今天津市区北2412.18部,其西汉海岸线距今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就其总9347.21面积而言,从今海岸北向外延的秦皇岛市起,南至山东原掖县地区止,外延土地约万平方公里。
4至唐代,渤海地区内河冲积平原大体以平均每年外延米左右的10速度向海洋扩展,但其外延速度已较汉代渐缓。例如唐代辽东湾安东都西汉至唐,仍以前示公元年至公元年计算。
①190019护府(—年)海岸距今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
7437611411.57又如渤海北岸的今唐山、滦南、乐亭沿海,唐代海岸距今海岸最远的陡河入海口正北约公里,沂河、濡水入海口为公里,其每年平均外延288.75分别是米和米。天津海河入海口距今海口为公里,每年26.178.1814平均外延米。沧州境内的棣沟,由南皮经元棣入海,其入海口东北13.08向为公里,距今海岸每年平均外延米。通过对汉唐时期海岸10.59.81外延平均数的比较,可知渤海地区的开发年代较早。
汉唐时期以来的渤海地区荡地平均每年外延长度的计算,不惟反映荡地形成的历史的、自然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可依此基本数据,大体推算明清时期荡地外延的公里数(参见表)。渤海北部地区的辽河、大小2-1凌河入海口,唐代以后,沿海荡地一直处于发展阶段。辽东湾一带清代海岸线与今海岸线的新涨荡地,已远较津唐地区为大。
表明清时期渤海地区荡地外延示例2-1平均每年外明代外移折合公里清代外移折合公里地名移数(米)数(米)数(公里)数(米)数(公里)房县18.275042.525.044878.094.88徒河入海口11.173082.923.082982.392.98絫县及———滦河口4.57-9.141261.322522.641.26-2.521220.192440.381.222.44海阳18.275042.525.044878.094.88乐亭12.183361.683.363252.063.25昌城16.7546234.624472.254.47庚水入海口35.039668.289.679353.019.35海河入海口18.275042.525.044878.094.86沽水入海口28.937984.687.987724.317.7220续表平均每年外明代外移折合公里清代外移折合公里地名移数(米)数(米)数(公里)数(米)数(公里)虖池入海口31.988826.488.838538.668.54章武10.662942.162.942846.222.85黄河入海口36.5510087.8010.099758.859.76辽河大凌河入12.183361.683.363252.063.25海口天津47.2113029.9613.0312.61濡水入海口26.177222.927.326987.396.99沂水入海口8.182257.682.262184.062.18此外,在明清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河入海口的大片新涨荡地。
在这一地区,唐代海岸距今海岸最远处为—公里,最近处为莱州湾5660附近的淄水入海口,其唐代边界线距今入海口约为公里。至明代,其2
明代海岸线大体与唐代相当。在外涨土地最为突出的老黄河口地区,明代海岸与今海岸约为公里,黄河口东北向约为公里,粗略计算,黄5038河入海口在明代以后出现东西长约公里、南北公里、总面积约有10080平方公里的大片荡地。而在莱州湾以东的山东半岛北部,唐代以来800的沿海荡地,也以每年平均外延—米的速度向海洋拓展。
57苏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荡地外延最显著的地区之一。为便于计算,这里以东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年,距年为年)为时间点,22019701750具体考察苏北荡地平均每年外延数据。例如,海陵海岸,东汉海岸距唐海岸公里,每年平均外延米。海陵东汉海岸距今海岸为公7087.560里,这说明唐以后海岸又东移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其外延速6063.16度较唐前减慢。而在海陵东南方向,东汉海岸距唐海岸为公里,距今5121海岸为公里,唐以后猛增公里。平均计算,每年外延为207156118.29米。又如苏北盐城(汉称盐渎),东汉时盐渎县治距海岸仅公里,今正3
东距海岸为公里,外延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如果以唐代514829.14前后外涨年速度而言,唐代苏北如东正东海岸距今海岸为公里,这12.5表明唐代以来如东荡地平均每年以米的速度东移。而在东汉时11.68期,海安海岸距今东南如东为公里,这说明东汉至唐时期,如臬、如东70地区海岸向东外移公里,可见这一地区的荡地开发活动,自汉代以57.5来始终未间断,而其高峰期当在汉唐时期。又如今江苏省启东市东面海岸,东汉时海陵东南海岸距今启东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156145.79米。至唐代,如东至启东海岸的距离是公里,这说明东汉至唐代,如东102东南向荡地向外延伸公里,汉唐时代的平均每年外延速度为米。
5450.47在长江口以南地区,东汉以来荡地外延成为版图的情况,与苏北地区大体相当。如东汉吴县(今苏州吴县)正东距海岸为公里,今苏州72正东距海岸为公里,这表明苏州地区荡地东移的速度较前述苏北地114区缓慢。又如唐江南东道华亭县治正东海岸距今海岸外延约公里,30平均每年外移米。其北部松江入海口距今海口为公里,平均每年2839外延米。如果仍按前示关于渤海地区以年平均外延数推算苏北、36.45苏南地区明清时代荡地外延公里数的话,即如表所示。
2-2表明清苏北海岸外移示例2-2平均每年外明代外折合公里清代外移折合公里地名延额(米)移额(米)数(公里)额(米)数(公里)灌云74.7720636.5220.6419963.5919.96灌南70.0919344.8419.3418714.0318.71盐城42.0611608.5611.6111230.0211.23如东至启东89.7224762.7224.7623955.2423.96胡逗洲50.4713929.7213.9313475.4913.48海陵63.1617432.1617.4316863.7216.86以上示例,乃是以东汉以来荡地外移的总数按年份平均计算的,这样做法的好处是便于分析荡地外延的规模、成陆速度和发展趋势。以成22陆面积最大、时间最快的苏北地区而言,北起海州湾的赣榆,南至长江口北岸(崇明、南沙、横沙已将与北岸并接成陆)的带状外涨土地中,发展最快的是响水至射阳河(今大丰市)一带的沿海荡地,以及吕四场东南即今启东市沿海土地。仅以大丰市沿海正东看,其海外约公里处,即有瑶3
沙、暗沙以及北沙、长沙、蒲子沙、黄子沙、金字沙、庄家沙,随着苏北荡地的不断东移,最终则与海中诸沙相接,并连成陆地。此外应该说明的是,苏北沿海荡地的东移,当以明代以后发展最快,这自然是以平均每年外延数所无法反映的。在苏北,始建于公元世纪至世纪的范公堤,是811苏北沿海唐时期的海岸标识。至北宋,范仲淹重修此堤,后世则称之为“范公堤”,这说明北宋时期的海岸当在此堤外不远。至明代,其海岸已距范公堤达十数公里之远,而数十公里的外涨地,则是在明以后形成的。
因此说,苏北地区荡地开发的高峰期,当在明清时代。
在浙江,沿海荡地的大面积向海洋延伸,仅见于钱塘江、富春江入海口的杭州湾一带,以及宁波府沿海的带状冲积荡地。以杭州湾荡地而言,萧山区明代沿海正北海岸距今海岸为公里,正东外延约公17.535里,以明洪武三年(年)为时间点,正北海岸每年平均外延米,137029.17正东海岸外延平均每年米。又如三山所明代海岸,其正北最远处58.33距今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延米;其最近处如临山卫、观海8.7514.58卫海岸,距今海岸外延约—公里不等,每年平均外延—米左右:临3558山卫、观海卫的荡地外延情况,与宁波府大体相同。在宁波府北起定海后所,沿大嵩盐场海岸以及象山、昌国卫港湾一带,其明代海岸距今海岸均见有—公里不等的外延荡地。尽管浙江沿海荡地面积不及苏北、35苏南地区,但荡地外缘仍有新沙淤积,荡地生成仍具有发展趋势。
如果按荡地类型划分,中国沿海荡地大致可以分为大面积冲积平原、港湾滩涂①、港湾冲积平原、岛屿并连本土四种类型。前述辽东湾、莱州湾、杭州湾及长江口地区,大体属于港湾冲积平原类型,苏北、苏南则属于大面积冲积平原类型,浙江宁波府以南,乃至珠江口以东沿海地区,台湾与海南岛,均属于港湾滩涂类型,历史上未见有大面积冲积平原形成。
①23即今浙江南部、福建省、广东省东南部地区,均属于港湾滩涂类型,历史上未见有如前述苏北地区的大面积冲积平原。至于珠江口地区,则系岛屿连接本土类型,其特征也见于苏北的郁洲、胡逗洲,其成为陆地的原因,自然是内河水冲积的结果。
港湾滩涂类型,福建可以说是典型的地区。如前所述,福建是我国海岸曲折度最大的省份,其港湾曲线为公里,占全省海岸曲线27893324公里的,是其海岸直线公里的倍。众多的港湾,有许多83.9%5355.21无泥沙淤积的天然良港,但大部分的港湾,因受内河如长溪、外渺溪、连江、闽江、大樟溪、濑溪、晋江、龙江冲积,以及海潮的作用,在港湾外也多有泥沙堆积,形成以港湾周边高地为护持地的湾内滩涂,没有出现如同苏北和宁波府的荡地外延现象。这种滩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起到扩大中国沿海版图的作用①,这是与前述荡地有明显区别的地方之一。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今我国台湾、海南尽管一般是作为海岛开发的类型,但从荡地生成、外延这一点考察,当属于如同福建的港湾滩涂类型,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岛屿与本土并连类型,是指因荡地外延,使沿海的岛屿同大陆本土连为一体的荡地类型。这种情况,见于苏北的郁洲(今连云港)和胡逗洲(今启东一带),今崇明岛已开始呈现与长江北岸并连的趋势。此外,另一值得注意的则是珠江三角洲的荡地外延。
唐代岭南道岭南经略使所在之广州,其珠江口一带呈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长约公里的港湾,今佛山、顺德、番禺、中山、珠海诸县市,135则分布于大小不等的岛屿之上,其面积以中山、珠海所在岛屿为最大,约为平方公里;其次为番禺、紫石戍所在岛屿,面积约为平方公1200190里。而现今珠江口呈喇叭状,其洋面最宽处,如伶仃洋东西长仅约为30公里,南北长约公里。如此说来,唐代以来珠江口新涨地约为东西长70公里、南北长约公里、总面积约为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这片45652925冲积平原,自然包括唐代以前中山、番禺所在之岛屿面积平方公里1400从中国历史地图看,福建省沿海地图,自秦至清,少有变化。
①24在内。应该申明的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形成,尤其是西江流域的顺德、新会沿海岛屿与本土的并连,当在明清时期。
关于珠江口冲积平原的形成速度,应该说西江流域较东江流域为快。这里仍以唐末公元年为时间点计算。如珠江口西岸的顺德(唐900端州平兴县)正东海岸,唐以后,其荡地向东南方向外延约公里,与今60中山市所在岛屿连接成陆地,依此推算,顺德海岸每年平均以米的56.07速度向东南方向拓展。又如顺德南部的新会县海岸,呈东向南向移动,唐以来向东推移公里,与中山市岛屿相接,平均每年外移米;向3330.84南延伸公里,与今斗门区所在岛屿并连,平均每年外延为米。
4844.86而在顺德北部的唐南海、赤岸戍地方,其荡地外延东与东莞新涨地并连,南与番禺所在岛屿相接。其唐代海岸距今海岸为公里,平均每年外24延约米。以此粗略统计,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冲积成地的速度,大22.43约每年平均以—米的速度向东向南扩展。然在珠江口东岸,如荡3040地外延较突出的东莞,长达多公里的海岸,向西涨出荡地—公里5058不等,并因之形成珠江口东岸的滨海平原。以此估算,平均每年向西淤涨—米。这除了东江的冲积力小于西江的缘故外,珠江口东岸4.677.48的岛屿分布与河流走向也是原因之一。这一点,可从东莞南部的福永、新安等地沿海无荡地外移得到说明。
以上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沿海各省区荡地外延的历史考察,可以说明:(一)至明清时期,辽东湾、莱州湾、苏北、苏南、杭州湾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荡地外延仍处于发展时期,因此,以上诸地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就更值得注意;(二)各沿海地区荡地外移的状况,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其中大面积冲积平原、岛屿并连本土的荡地冲积类型,无论是从版图疆域扩展的政治意义,还是从经济开发的经济价值讲,都有其重大的意义;(三)荡地开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历史上的荡地外延,是沿海人民在自然的作用力下,长期进行经济开发活动的结果。
25第三节中国沿海地区的早期开发中国沿海地区从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化,是汉民族文化向外拓展的结果。而农耕文化的巨大影响,则是包括荡地在内的沿海土地开发。
一般来说,汉民族文化向东向南的传播,是由于历史上的军事征服、人口流动、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汉民族文化传播至海边,以其先进的农耕文化开发沿海地区,同时也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将内河航运技术与濒海造船技术结合起来,发展海上交通。因此说,沿海地区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沿海土地得以大量开发(其中包括荡地开发),农业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以渔盐为主要产业的经济格局;二是在人口的压力下①,出现向海洋发展的趋势,沿海造船业、航运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内地与沿海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的多元发展,最终出现繁盛的“中国帆船贸易时代”,其结果必然形成沿海地区“以海为田”的群体。因此说,汉民族的农耕文化构筑了沿海经济的物质基础,中国海洋发展的物质力,应当是以沿海经济为其依托的。
农耕文化所提供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消费资料,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大都离不开土地,对土地的不断开发利用,就是不断地获取和扩展生活的空间来源。这一观念,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都是不可更改的定理。
只要稍微看看沿海各地区的土地开垦的早期历史,即可大体上勾画出传统社会沿海经济发展的轨迹。
在东北黑龙江下游及濒海海西女真地区,农业经济落后,开发较晚。
据前学者研究,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隶属于汉民族政权,始于唐代。
据《新唐书·北狄传》“黑水靺鞨”条记载,开元十年(年),黑水靺鞨首722关于沿海人口与土地压力问题,参见本书第四章“荡地开发要素分析”。
①26领“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为勃利州刺史”。开元十三年(年),根725据安东都护恭泰的建议,“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开元十六年(年),728赐倪属利稽“李姓”,“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其时置黑水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初隶幽州都督,后改由平卢节度使节制。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由此开始置入唐朝的版图。至金代,黑龙江流域进入经济大发展时期,其特点就是出现了农垦高峰。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牡丹江、绥芬河、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冲积平原,以及滨海地区得到开发。按照金代农垦税制,“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①有人据此统计金初上京会宁府有户,若以每户口计(包括奴婢),则有3137010万人。以口垦田亩计,万人则垦田亩。按金代亩3025404304848000制,“五尺为步,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其垦田48480顷,则相当于今顷②。除上述地区外,金代在蒲与、胡里改、恤品271488等路也有土地开垦。据《金史·食货志》记载,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共计万多户。如仍按上述方法估算,大体17.6垦地约为亩,约合今顷。土地的开垦,使金代五路21080001176448每岁收税票“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③。金代黑龙江沿海地区开发的又一特点,是海盐生产的发展。金代海盐产于速频路的滨海地区,这里向来是渤海国、辽、金的食盐产地。据考证,《金史》所说的“速频路海盐”,即是渤海国东京龙泉府下辖盐州(即今独联体波谢特湾的克拉斯基诺古城④)所产,同另一盐产区肇州盐的盐课收入,据《金史》记载,“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据兴定二年(年)六月延安行六部1213员外郎卢进所言:“岁获盐十三万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⑤。据此推测金代速频、肇州盐产量当在万斤以上。按金代盐课制,盐产每石收正13课斤,外加耗盐斤,每石共收课盐斤。由此可见金代黑15022.5172.5《金史·食货志》。
①参见李延铁《黑龙江古代农业文化概论》。又,吴文衡等《黑龙江古代简史》,北方文物②
杂志社年版。
1987《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③参见沙弗库诺夫《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转引自前示吴文衡等《黑龙江④
古代简史》。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⑤27龙江地区盐业生产的发展是滨海开发的重要方面。入元,元廷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东临大海,包括骨嵬(即库页岛)在内,其南端,包括辽东半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族、蒙古、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吉里迷、骨嵬等民族和部族继续开发东北。其中以居住在辽河两岸及辽东半岛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较高;其次为“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各部①,由于早与汉、渤海等民族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至元明时期,与熟女真的经济文化差别已经不很大了,他们“乐住耕,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②。辽阳行省滨海地区的农业开发,当以这部分女真人为主体。③在江苏地区,其沿海地区的早期开发,也是与盐生产有关。如西汉时,吴王刘濞开凿一条西起扬州茱萸湾(今湾头),东通海陵仓(今泰州)及如蟠溪的运盐河,称为邗沟(即旧通扬运河的前身)。这是历代盐法关系文献中有关海盐业早期开发年代最早的记录。又,汉代沿海县治的设置,与盐业开发密切相关。如赣榆县(现为赣榆区),是江苏沿海最早设置的县,属琅琊郡,汉县治在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东北,汉称盐仓城。又如盐城县(现为盐都区),汉元狩四年(公元前年)置,称盐渎县。李吉119甫《元和郡县志》云:“盐城,本汉盐渎县,州长百六十里,在海中。”以盐名县,当与盐产有关。据《(乾隆)盐城县志》卷一载:“为民生利,乃城海上,环城皆盐场。”《续修盐城县志》对此记述更详:“先是,范堤一带高地为海中之州,长百六十里。州上有盐亭百二十三,岁煮盐四十五万担。”以上记述,从文字看,大体反映南宋以前的状况。其中所说“范堤”,即前示“范公堤”,其始筑原因,也由于盐产之故。据《淮安府志》记载,“范公堤”始筑于唐大历年间(—年),由“淮南节度判官李承筑捍海堰,北起766779盐城,南抵海陵(今泰州)。”全长里。这里所说的“捍海堰”,即系称142《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明中叶以后,海西女真南迁至滨海地区。
①《皇明九边考》卷二。
②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年版。
③198628之为“常丰堰”的护盐防潮工程①。北宋天圣六年(年),范仲淹在李1028承所建“常丰堰”基础上扩建捍海长堤,堤成,人称“范公堤”。《(康熙)扬州府志》记曰:“天圣初,范仲淹监西溪盐仓,力请发运史张纶叠石重筑(常丰堰),长百四十三里,阔三丈,高一丈五尺,始无海患,至今赖之。”堤成后,障蔽潮汐,“农子盐课,皆受其利”。与范公堤具有同样开发意义的是南宋时期李庭芝开挖串场河,串场河沿范公堤西侧纵贯南北,沟通各盐场,极便于生产盐外运。可以说,串场河的开挖,是西汉邗沟开挖的继续。至南宋建炎二年(年),黄河夺淮,由苏北境内入海,黄河夹带大1128量泥沙在沿海堆积,加速了海岸东迁②。这一方面使沿海新涨土地增加;另一方面因海远卤淡,有的盐场渐不宜盐,以致使盐场位置屡屡随之东迁。盐场的不断迁场,失去了稳定的生产环境,对盐生产的正常进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北宋时期重建的范公堤,直至清代仍然成为保障盐民生活、生产的捍海工程。这可从乾隆十一年(年)新兴场大使刘钟芳1746详卢运使“本场灶户多居范堤之西,至范堤以东滨海旷新淤官滩,向系居人樵牧之所”③一语得以证明。
除捍海堰、串场河外,沿海开发的另一特点即是兴修水利,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陆,所有农耕地区兴修水利,增强农业灌溉能力,乃是增加农业收入的先决条件。然在滨海地区,兴修水利还有导引内河水入海以防水患的意义。例如在苏南地区,整治太湖水系,从古至今,一直是使长江水系顺利入海的关键。太湖,古称震泽、具区、笠泽,跨连苏、常、湖三州,西南纳荆溪、苕溪诸水,经“古三江”(即东江、吴淞江、娄江)东流入海。
隋唐时,由于海岸开始上升,三江泄水阻滞,逐渐淤塞。东江在唐代已涨成平陆,吴淞江在宋代因水源受阻,以致下游“茭芦丛生,河沙涨塞”④。
至元代,两岸涨沙几与岸平,河水仅通一线。这里无须赘述以太湖流域防潮工程的功能是防止台风、海潮对沿海居民生活、生产的侵害。然在盐业生产中,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