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编号：13JD38）；本书得到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重点学科资助项目资助。
汉语言方日月风文雨汉文虎豹言虫鸟日周龙语方天楚人豹马龙犬齐言风人象天汉语言雨月虫天雨方风言象虎虫犬虎言龙虎马豹虫鸟象文燕语晋楚语秦齐鲁月燕宋汉鸟月人雨天豹言语汉中国出版集团广州·上海·西安·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丁加勇著.—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11ISBN978-7-5192-0446-4Ⅰ.①汉…Ⅱ.①丁…Ⅲ.①汉语—语义学—研究Ⅳ.①H1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5768号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策划编辑于光明责任编辑黄琼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http：//www.gdst.com.cn印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规格710mm×1000mm1/16印张16字数287千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ISBN978-7-5192-0446-4/H·0993定价48.00元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内容提要本书在对语义角色的研究进行梳理评价的基础上，指出在特定句式中研究汉语语义角色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为此，书中强调进行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本书主要研究汉语语义角色在特定句式中所表现出的动态句法、语义特征，以及语义角色在句式中形成的非常规的匹配关系和施受关系。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被动句与施受关系；处置句与施受关系；数量宾语句与施受关系；作格现象与施受关系；施受关系与句式演变；施受关系与句式整合；构式与互动；语义角色的连续性与语义地图；基于语料库的放置义动词语义角色的配位方式。研究过程中，本书强调当代语法理论与汉语事实的结合和互动。本书可以为汉语语义角色研究、句子施受关系研究、汉语配价语法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句子理解和语义角色标注提供基础。
序语言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如何理解句子的意义，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理解句子里边的施受关系来理解句子。如果把句子里边的施受关系说清楚了，句子的基本意义也就清楚了。这表明，研究句子里边的施受关系非常重要。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怎么研究动词？可以就动词本身研究动词，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句子里边的动词和有关成分，主要是名词成分的关系。”句子里边动词和有关成分特别是名词成分的语义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施受关系，国内袁毓林、张伯江等先生曾经有专著研究过。
丁加勇的《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一书从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角度应该是很好的，是对这种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下面我想谈谈对这本书的几点感想：一是该书观察仔细，描写充分，解释合理。比如，汉语存在数量性施事宾语句，如“一张床睡三个人”、“一匹马骑两个人”，那“一张床睡三个人”与“三个人睡一张床”有哪些区别？“一匹马骑两个人”可以说，而“一匹马牵两个人”不能说，原因又是什么？书中的“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一节做了详细的分析。再比如，汉语存在处所“被”字句（主语由处所角色充当），如果处所角色由普通名词充当时，这个处所角色如何识别和理解，优势和局限性在哪里，该书“处所‘被’字句处所角色的识别方式：优势和局限性”一节做了详细分析。
二是该书能结合共时、历时的材料来分析问题，视野开阔。比如，汉语处置介词引出的语义角色到底如何定位，书中“处置句与施受关系”一章结合现代汉语、方言和近代汉语的处置句进行分析，认为处置介词“把”和其他介词应该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是个比较特别的介词，“把”实际上介引的是一种句式角色（或构式角001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色），而其他介词如“用”、“在”介引的是动词的语义角色（或题元角色）。句式角色是对题元角色的概括。这种分析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汉语处置标记的功能，让人耳目一新。
又如“隆回湘语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兼论句式配价的必要性”一节，讨论了语义角色的复杂性和进行句式配价、设置句式角色（构式角色）的必要性，分析时以湖南隆回湘语的被动句为研究对象，隆回湘语被动句的事实说明了句式配价的必要性和解释力。这一节还分析了其他方言被动句的情形，并用句式配价理论进行了分析、解释。
三是该书既有丰富的事实，更有理论的思考。“语义角色识别”、“句管控”、“句式配价”、“构式语法”、“句式论元角色”、“中动结构”、“作格现象”、“句式整合”、“语义角色的连续性”、“语义地图”等学术界所关心的理论问题，书中多有涉及，并且能密切结合汉语事实来谈，值得提倡。“句式配价”是沈家煊先生在动词配价的基础上、基于构式语法的研究思路提出的，“句式配价”的基本思路已经勾画出来，但如何结合汉语的事实具体实施，还需要大家去努力，该书许多地方可以看出对这种研究思路的探索，强调汉语配价要研究动词和句式的互动关系。比如，针对处所“被”字句里处所角色如何识别和理解的问题，该书基于构式语法的思路，强调“被”字句的句式义对处所角色的影响，主张用“被”字句句式特征理解处所角色，“被”字句处所角色已经成了句式论元角色即受影响者论元角色。
这种基于动词和句式的互动做法可以弥补动词配价的不足，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被”字句主语位置上的处所角色。
下面我想谈谈我这几年一直思考的“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研究思路”，核心观点已经以《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研究思路》为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现简要摘录如下：语言除了具有符号性、工具性之外，还具有概率性。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适合汉语的概率性？我试图提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汉语语法研究思路，其核心是汉语句法语义结构的优先序列研究。倾向性考察不仅是研究视点的转向，也可能造成一个新的巨大的研究领域。
语法的静态多样性是形式和语义不一一对应的一种表现。一种形式可能包含多002序
种语义，一种语义可能联系多种形式。语法的动态倾向性是指语法单位或语法现象表现出来的某种性质的多少、蕴涵共性或使用频率的高低等体现出来的动态规律。
倾向性大致有三个基础：基于认知的倾向性、基于类型的倾向性和基于统计的倾向性。基于认知的倾向性是指由认知所决定的倾向性规律；基于类型的倾向性是指由跨语言比较所得到的倾向性规律；基于统计的倾向性是指由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倾向性规律。
倾向性考察的思路和方法有：倾向性考察必须以多样性为基础；倾向性考察的核心是句法语义结构的优先序列研究；多样性基础上的倾向性考察，必然重视统计法和定量定性分析法。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意义和价值，我归纳了三点：第一是倾向性研究不仅是研究视点的转向，也可能造成一个新的巨大的研究领域。
第二是建立在语料统计分析基础上的倾向性研究思路，能够为分析汉语语法里那些“刚性”不强的现象提供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不仅如此，倾向性研究成果还可以用来检视以往的论断是否符合事实。第三是倾向性研究重视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概率性语言学研究传统的回归。
我的想法是初步的，需要在研究实践中修正或完善。丁加勇也在尝试着这种思路的研究。这本书的第十一章“基于语料库统计的放置义动词语义角色的配位方式”，是基于语料库统计的倾向性研究。放置义动词的配位方式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基于语料库的放置义动词的匹配模式统计分析和倾向性分析，可以对这些分歧有更好的认识。他研究的结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从语义角色同现的模式看，[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同现的频率最高，这说明，把放置义动词“放”定为三价动词，在使用频率上可以得到支持和证明；第二点是，“放”的“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有多种，其中频率最高、最典型的配价模式为“施事+[把]受事+放+处所”，即放置义动词“放”最典型的配价模式是“把”字句，这种占绝对优势的匹配模式，就是一种倾向性的结论。丁加勇的这种研究，是基于统计的倾向性考察，倾向性考察以多样性为基础，并在多样性基础上得出倾向性的结论，方法上重视统计法和定量定性分析法，所以这种结论应该比以往的一些结论更加可靠，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总的来说，丁加勇的研究比较扎实，追求务实与创新的研究风格，书中许多内003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容以论文形式在《中国语文》、《汉语学报》、《语言研究》、《汉语学习》等刊物上发表，并且在学术界表明了立场和观点。
当然该书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施受关系与句式演变”、“施受关系与句式整合”的分析还有待扩展到更多的句式。我期待着他更多更精彩的研究成果面世。
储泽祥2015年8月8日004前言一、选题依据以动词为中心，研究动词的语义角色和施受关系，并由此推导句子格局，是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个传统内容，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朱德熙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1978），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动词》（1990）等论著，都有重要的分析。在当代语法理论影响下，沈阳、郑定欧（1995），袁毓林（1998），袁毓林、郭锐（1998），沈阳（2000），陈昌来（2002）等对汉语动词配价及配位方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吕叔湘先生以来重视动词研究的传统。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的动词语义角色，学者们主要关注动词语义角色的分类、动词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以及语义角色在动词支配下形成的配位方式，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动词的语义角色（论元角色）是有层级的、是连续的，不是零散的、离散的，可以用原型施事（典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典型受事）来概括（Dowty，1991；袁毓林，2002）；动词的语义角色根据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来决定其在句子中的共现和选择限制，形成不同的配位方式，由此构成一个或几个相关句式，等等。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常规的句子的推导有直接的积极的作用。
目前汉语动词语义角色的研究，一般是以动词为中心进行的，研究取向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动词中心观，很少与特定句式结合起来研究。这种做法有它的优势，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时也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在“构式语法”理论（Goldberg，1995）的挑战下显得更加明显，沈家煊（2000）、陆俭明（2004a、2004b）对此有合理的评价。我们认为主要缺陷在于它忽略了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出现的非常规施受关系，忽略了特定句式对语义角色及其匹配的句法语义影响。本书主要001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研究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所表现出的句法、语义特征，以及语义角色在特定句式中形成的非常规的匹配关系、非常规的施受关系。我们把这种做法归纳为动词语义角色和特定句式的互动研究。
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使得语义角色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两个重要且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一，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其句法语义属性由于受句子意义的影响可能发生改变。
第二，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其配位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在句式中形成了非常规的施受关系，因而也形成了非常规的句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般认为原型施事具有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自立性的特征，而原型受事没有；原型受事具有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附庸性的特征，而原型施事没有。但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其语义属性由于受句子意义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一些非典型性，甚至发生改变，句式会赋予语义角色一些原来没有的语义特征。这种变化当然会在句法上表现出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具有变换关系的句式，变换后的语义角色也可能发生改变，这是以往的语法研究所忽略的。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其句法语义属性是如何变化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通常只研究一些常规的语义配位关系即常规的施受关系，如“施事—动作—受事”、“施事—动作—处所”。学者们注意到了动词配位方式的多样性，但是跟用实际材料穷尽式地总结出的论元结构类型有出入，这些配位方式（论元结构）的使用频率如何，最典型的格式是哪一种，学者们很少关注，也很少研究非常规的语义配位关系、非常规的施受关系，如“受事—动作—施事”以及“处所—动词—受事”。陈平（1994）的研究表明，充任主语和宾语的语义角色优先系列为：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在充任主语方面，位于“>”左边的语义角色优于右边的角色）。其实，违反这个语义序列的句子为数不少，正是这些“不听话”的句子构成了句子的多样性，并适应了交际的需要。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呈现出复杂的施受关系，其配位方式呈现出的多样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动词的不完全推导性，其研究取向的前提是：句式有其自身独立于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这个整体意义是不能完全从组成成分推导出来的，句子的合格性不能完全从动词的配价中推导出来。这种研究取向在承认以动词为中002前言心的研究取向对于常规句子的推导有直接的积极的作用的同时，针对动词的“不完全推导性”，强调句式和施受关系的互动性，以及句式对组成成分的控制性。通过研究特定句式对动词语义角色的控制作用，可以弄清作为整体的句式，和作为部分的语义角色之间的关系；可以弄清作为句式要素的动词，和作为句式要素的语义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句法语义特征，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句子里的施受关系和句子的意义。通过分析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配位方式和施受关系，可以明确句式在形式和语义上是多样性与和谐性的统一，正是句子的这种多样性与和谐性的统一，才满足了复杂的交际的需要。在理论上，这种研究可以促进汉语语义角色的研究，促进汉语句式中施受关系的研究，促进汉语配价研究尤其是汉语句式配价研究的发展，也可以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句子理解和语义角色标注提供基础。
二、基本思路和研究特色关于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研究，我们的基本思路是：（1）动词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其语义特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句法上是如何体现；哪些句式会给动词语义角色赋予它原来没有的语义特征。
（2）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特定句式中的动词语义角色之间的施受关系进行仔细分析。通过分析特定句式中施受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句式的形成和演变情况，分析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非常规配位方式和非常规的施受关系，分析句式多样性背后在语义和语序上和谐性或合理性。
（3）针对特定句式中语义角色的多样性，我们建议要用句式论元角色来概括，为此要研究句式论元角色和句式配价；针对特定句式中施受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建议用句式整合观来看待句子的形成，为此要研究哪些句式是跟整合有关，是如何整合的。
（4）利用认知因素如理想认知模型（ICM）、转喻模型等，来解释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不同的配位方式。
（5）借鉴语料库的统计研究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对于某类具体动词，它在语料库中到底能带多少个语义角色，能带哪些类型的语义角色，这些语义角色是如何匹配的，多样性的匹配模式中具有倾向性的匹配模式是什么，等等。
和前人的研究相比，我们研究特色是：（1）以前汉语语义角色的研究主要是以动词为中心进行的，以静态考察为主；003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我们把动词语义角色放在特定句式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寻找特定句式对语义角色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寻找组成部分（比如动词和动词的前后成分）和句式的互动关系。
（2）以前研究汉语语义角色的配位主要关注常规配位，我们更关注语义角色的非常规配位、非常规的施受关系和具有倾向性的匹配模式。
（3）以前研究汉语动词的语义角色，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动词配价理论；我们研究语义角色，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施受关系和句式的互动，把句式的非常规施受关系说清楚，更好地服务于句式配价。为此我们必须要研究句式论元的概括性及其句法语义特征、句式的整合等问题。
（4）我们重视语义角色匹配所形成的句式的多样性，并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然后分析其中的原因，挖掘其中的实用价值。
（5）方法上，以前汉语语义角色的研究方法上重分析法，我们则重视综合法和穷尽式的语料统计，重视句式的概括性和整合性，重视语料库中频率最高、最典型的配价模式。
（6）在材料的选择上，除了现代汉语的材料以外，我们还选取了方言材料和古代汉语的材料，某些现象结合方言材料或古代汉语的材料来说明，可能更加明显。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对语义角色的研究进行梳理评价。国内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义角色的分类和对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的描述上。国外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也注重语义角色的分类和特征描述，很有影响的如菲尔墨的格语法、Dowty（1991）设立了“原型角色”（Proto-roles）；同时，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题元层级（thematichierarch）的研究。目前汉语界已经建立的语义角色分类系统，一个是鲁川、林杏光等（1994）建立的汉语格关系系统，另一个是袁毓林（1998、2002）建立的论元角色层级体系。结合句式（构式）研究语义角色的成果被学者们看好，如沈家煊、张伯江、刘丹青的研究。为此，我们强调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研究，强调在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过程中研究施受关系和语法匹配。
第二章讨论语义角色入句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语义角色入句后的复杂性表现为：动词价与句式价不一致，动词语义角色与句式论元角色不一致，句子的语用因素影响动词配价等。我们为此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第一个途径是用句子控制动词配价，比如，句子的句式义管控着句子的论元角色，句子的表达功能管控着句子的配价结构，句子的语用因素管控着响句子的配价；第二个途径是研究句式配价，004前言我们借鉴Goldberg（1995）、沈家煊（2000）思路，将配价看作是句式的属性，同时，动词的词义应该用“理想认知模型”来描述；第三个途径是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与整合，强调汉语配价要研究动词和句式的互动关系，做到动词配价精细化和句式配价精细化的适度结合和互动，也强调因句式整合而形成的句式角色。
第三章讨论被动句与施受关系，分为两节。第一节分析处所“被”字句里处所角色的识别方式的优势和局限性。汉语“被”字句的主语可以由处所角色充当，构成处所“被”字句。“被”字句处所角色可以是“N?方”形式，可以是处所词形式，也可以是普通名词形式。“被”字句主语位置上处所角色的识别，通常涉及方所标记和动词的格关系两种方式。利用方所标记识别处所角色，可以很直观地判断“被”字句处所角色的处所身份和事物的具体方位。利用动词的格关系识别处所角色，是基于动词配价的做法，可以弄清“被”字句中的处所角色到底是哪一种处所角色类型（场所、源点、终点）以及处所角色的典型性。这两种方法有它的优势，同时也存在局限性。基于构式语法的句式配价，强调“被”字句的句式义对处所角色的影响，强调用“被”字句句式特征理解处所角色，可以看出“被”字句处所角色已经成了句式论元角色即受影响者论元角色，这种做法可以弥补动词配价的不足。本节的分析表明，把动词配价和句式配价结合起来分析，深入研究动词和句式的互动，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被”字句主语位置上的处所角色。
第二节分析隆回湘语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兼论句式配价的必要性。本节讨论语义角色的复杂性和有必要进行句式配价、设置句式角色（构式角色）的问题，分析时以湖南隆回湘语的被动句为研究对象。隆回湘语表被动关系的句式是用“吃”字句，“吃”字句主语的语义角色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反映了动词的语义角色与句式的论元不一致。“吃”字句主语的语义角色不能完全用受事、必有论元或原型受事这些动词论元概念来概括，而应该用句式义和句式论元（构式角色）来概括，并且动词的“理想认知模型”（ICM）参与了“吃”字句的句式配价。文章把这个句式论元（构式角色）概括为受影响论元。隆回湘语被动句的事实说明了句式配价的必要性和解释力。文章还分析了其他方言被动句的情形，这些方言均表明被动句主语语义角色同样很复杂，要用句式配价理论来解释。
第四章讨论处置句与施受关系，分为两节。前一节分析处置句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情形。处置句中语义角色与句式是互动的，语义角色具有动态性问题，处置句赋予了动词参与角色一些动态的语义特征。分析时结合现代汉语、方言和近代汉语的处置句。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的处置句、湘语隆回话的处置句中，处置介005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词引出的被处置对象，除了动词的受事角色外，动作的结果角色、对象角色、工具角色、材料角色和处所角色等也可以成为被处置对象。在近代汉语中，介词“把/将”也可以引出受事、工具甚至处所。处置介词引出的不仅仅是受事角色，其实是被处置对象，我们把它概括为一种句式论元：被处置者论元（置事论元）。主要原因是介词“把/将”引出的语义角色由于受句式的影响而发生某些变化，即处置句式赋予了动词论元角色一些语义特点，如受影响性，正是句式赋予了这些语义特点，才使得动词论元角色成了句式论元。我们认为，介词“把”和其他介词应该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是个比较特别的介词，“把”实际上介引的是一种句式角色（或构式角色），而其他介词如“用”“在”介引的是动词的语义角色（或题元角色）。“把”介引的实际上是一种句式角色，是对题元角色的概括。
后一节详细分析了湘语隆回话“N+担+VP”处置式的句法语义特点（N代表受事成分）。这种结构和普通话“N+给+VP”有相似之处，其中受事一定出现在“担”前面，施事可以不出现，可以被抑制。这类结构的句法地位需要重新认识。讨论的内容有：隆回湘语“N+担+VP”处置式语序的特殊性；“N+担+VP”处置式与受事主语句联系紧密；“N+担+VP”处置式的处置标记可以悬空。“担”悬空后的句法后果除了受事前置而施事被抑制之外，还有就是“担”前面的主语的语义角色扩大了，即“担”的被处置对象的扩大了。在“N+担+VP”结构中，主语N的语义角色除了动词的受事外，还可以是动作的结果、材料、工具、处所等，它与“担+N+VP”格式比起来，这种格式的处置义减弱了。文章最后认为，“处置”义不能狭义理解，隆回话“N+担+VP”处置式可能是一种中动结构。
第五章讨论数量宾语句与施受关系。本章研究语义角色的逆序配位方式与语序的合理性问题，分析时主要以现代汉语施事宾语句为研究对象。第一节从施事宾语句的类型学视角分析，施事宾语句不仅分布在现代汉语中，也见于古代汉语，还见于民族语言。储泽祥（2010）从构式角度把汉语的施事宾语句分成六类，在六类构式里，动名语义关系都是动作——施事关系，这种语义关系受制于“存现方式—存现物”、“损益途径—损益物”、“配备方式—配备者”、“蒙受方式—蒙受物”、“实现方式—实现量”、“强烈状态—状态主体”这些构式义，这使施事的特征表现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讨论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汉语“一锅饭吃十个人”一类数量性施事宾语句其实存在三种数量关系：分配量关系、容纳量关系和使用量关系，它们在句法上存在一系列差异。我们把含有容纳量关系的句子称为容纳句，容纳句的组成部分和其中的语义角色施事均具有特殊性，在认知上体现为不完形性。文章006前言基于句式是一种“完形”结构的观点，针对容纳句语义角色的配位方式提出了一个数量转喻认知模型，并以此来理解容纳句的意义。凭借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式特征和数量转喻认知模型，可以解释许多现象。文章最后认为容纳句与它采用的OVA（“受—动—施”）语序有合理的一面。
第六章讨论作格现象与施受关系。动词所关联的语义角色配位方式中，有的跟作格现象有关，表明施受关系与作格现象有密切联系。本章先从吕叔湘（1987）“胜”和“败”的句法格局说起，提到了作格格局。Dixon(1994)认为的作格性有两种体现，一种是形态作格，一种是句法作格，由于汉语缺少形态变化，作格化主要通过句法特征来体现，Dixon提出句法层面的作格语言，对汉语研究很有启发，不仅深化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分类，而且作格现象在汉语及物动词句也有表现。汉语非作格动词可以带数量宾语的事实，打破了判别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句法标准，值得深入思考。有关作格语言的观点理论在汉语中的本土化工作就是，寻找汉语作格格局的句法形式，即作格现象形式标记，包括及物动词的不及物用法的句法形式，以及不及物动词的及物用法的句法形式。作格语言的观点理论可以帮助汉语研究者开阔视野，深入思考，我们期待这种观点在汉语研究中深入地发挥作用。
第七章讨论施受关系与句式演变。本章先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待汉语“被”字句的类型特点，认为汉语的被动句反映的是句子的动词与施动者、受动者的关系。
从跨语言的角度考察，可以得出被动句的区分参项和语言类型，结论是汉语“被”的作用是标记被动配价关系的成分，是个典型的动名被动关系标记。即“被”在语义上既和动词关联，指示动作为被动动作；又可以表示[受事—（被）施事—动作]的语义关系，指示被动的施受关系。汉语被动句属于介词型被动句，介词型被动句的使用手段决定了它构造的复杂性和配价方式的复杂性。文章接下来从汉语“被”字句的配价方式演变的角度，对“被”字句的施受关系和配价方式的演变做出详细的描写。从配价方式看，汉语“被”字句经历了从遭受义“被”字句到被动义“被”字句的演变，相应的配价方式也发生变化。遭受义“被”字句又分为一价遭受义“被”字句和二价遭受义“被”字句。遭受义“被”字句和被动义“被”字句的配价方式存在明显区别，即遭受义“被”字句为：遭受者——[被]施动者——遭受的动作；被动义“被”字句为：受动者——[被]施动者——被动的动作。承赐型“被”字句的出现标志着被动义被动句的成熟，里面的动词由表示遭受不幸的及物动词向表示中性或称心的动词扩展，是汉语被动句里的重要现象；承赐型“被”字句的出现后，其配价方式为：被动者——[被]主动者——动作。
007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第八章讨论施受关系与句式整合，主要分析处所“被”字句句式论元的语义和句法整合。本章从句式整合的角度出发，分析处所“被”字句语义整合和句法整合的情况。处所“被”字句的特点是：处所角色做主语，动词的受事倒做了宾语，而典型的“被”字句是动词的受事角色充当主语的。在分析前人处理的方法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于语义整合和句法整合的处理方法。从处所“被”字句论元角色的语义整合看，动词的语义认知场景为句式论元整合提供基础，动词的处所角色被整合成句式论元，扩展了的“语义一致原则”可以较好地解释处所“被”字句，如果动词的ICM中有一个角色（不一定是参与角色）可视为论元的一个实例，则两者在语义上相一致。本节的分析表明，动词的语义认知场景确实参与了“被”字句的配价，影响了“被”字句主语位置上的处所角色，并且给不含受影响语义特征的处所角色赋予了受影响意义。从处所“被”字句论元角色的句法整合看，在主语位置充当句式论元角色，即受影响者论元，这种论元角色在句法上也有体现，受影响者论元的受影响意义是通过句式而不是方所或动词获得的，文章最后建议设置句式论元。
第九章尝试用构式语法理论分析汉语中的两个构式：表程度的“A得C”构式和“爱V不V”构式。文章重新审视了表程度的“A得C”构式中程度加深意义的来源，证明程度加深不仅于来源于表程度的补语，也来源于表程度加深的构式义。文章采用构式语法理论证明了“A得C”构式义的存在，解释了构式义对结构组成部分的一系列影响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还在在总结“爱V不V”结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构式语法的观点去看待“爱V不V”结构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用构式语法研究“爱V不V”结构的优点，确定了“爱V不V”作为构式的身份和构式的类型，详细阐释了“爱V不V”的构式特征和构式对组成部分的制约作用。
第十章讨论语义角色的连续性与语义地图。语言形式的“多功能性”是一种跨语言普遍可见的共时现象。许多语言中标记或引出语义角色的语法形式（如介词、助词）往往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但又相关的语义功能，这种现象属于语言形式的“多功能性”现象。本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列举出了许多跟语义角色相关的多功能语法形式，介绍了Haspelmath等人的语义角色的连续性的观点和语义地图的做法，比如依据“与格功能的概念空间”，可以绘出不同语言与格形式的语义地图。
汉语界“语义地图模型”的研究，张敏(2011)、吴福祥（2011、2014）等有出色的成果和成功的案例，比如张敏（2011）得出的“汉语方言主要间接题元的语义地图”，解决了汉语处置、被动方面诸多难题；我们尝试得出了湘语隆回话介词“把”和“担”的语义地图，结果显示介词“把”和“担”的多种功能在图上均可画出连续的空间，008前言验证了张敏（2011）“汉语方言主要间接题元的语义地图”的正确性。吴福祥（2011、2014）将语义地图模型和语法化联系起来，开阔了语义地图模型研究的视野。
第十一章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分析放置义动词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当前在汉语语言学界，动词配价结构（论元结构）的研究一直是以静态的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这种方法的主要表现是脱离语言运用的实际静止地考虑可能的动词结构构造类型，或者是单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出发研究动词的论元结构（陶红印，2000）。我们以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简称北大语料库，CCL）中句子“放”为例，穷尽式地考察动词“放”所带的语义角色的类型和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即论元结构的类型）。放置义动词的配位方式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基于语料库的放置义动词的匹配模式统计分析，可以对这些分歧有更好的认识。统计表明，语料库中放置义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分为8大类，按照在语料中出现数量的多少，它们依次为：受事、处所、施事、范围、与事、方式、工具、结果，其中频率最高的三个是：受事、处所、施事。从语义角色同现的模式看，[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同现的频率最高。这说明，把放置义动词“放”定为三价动词，在使用频率上可以得到支持和证明。“放”的“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有10种，其中频率最高、最典型的配价模式为“施事+[把]受事+放+处所”，即三价放置义动词“放”最典型的配价模式（即论元结构类型）是“把”字句，这种匹配模式占绝对优势，值得注意。三价动词“放”语义角色匹配模式的频率高低依次是：“把”字句>处所状语句>“被”字句>处所状语“把”字句>处所补语句>“用”字句>受事话题句>准双宾句、带施事存现句、受事次话题句。本章分析动词“放”的语义角色配位方式，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一个实例，方法上重视统计法和定量定性分析法，所以文章的结论应该比以往的一些结论更加可靠，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这种研究的实用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典型的配价模式识别词义，寻找词义和句式的互动；二是确定典型的配价模式可以为机器翻译提供支持。
009目录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001第一节国内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001第二节国外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006第三节目前汉语界建立的语义角色分类系统…………………………………008第四节结合特定句式进行的语义角色研究……………………………………014第五节我们的建议：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研究……………………………019第二章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022第一节语义角色入句后的复杂性………………………………………………022第二节解决途径之一：用句式控制动词配价…………………………………027第三节解决途径之二：句式配价………………………………………………030第四节解决途径之三：互动与整合……………………………………………034第三章被动句与施受关系……………………………………………………………041第一节处所“被”字句处所角色的识别方式：优势和局限性………………041第二节隆回湘语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兼论句式配价的必要性………055001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第四章处置句与施受关系……………………………………………………………073第一节处置句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074第二节隆回湘语的“N＋担＋VP”处置式……………………………………094第五章数量宾语句与施受关系………………………………………………………102第一节施事宾语句的类型学视角………………………………………………102第二节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106第六章作格现象与施受关系…………………………………………………………122第一节从“胜”和“败”的句法格局说起……………………………………122第二节作格语言和宾格语言的形态层面和句法层面…………………………125第三节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分类的深化…………………………………………127第四节作格现象在及物动词句的表现…………………………………………128第五节数量宾语句与一价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129第六节寻找汉语作格格局的句法形式…………………………………………130第七章施受关系与句式演变…………………………………………………………134第一节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汉语“被”字句的类型特征………………………135第二节“被”字句配价方式的演变……………………………………………142第八章施受关系与句式整合…………………………………………………………151第一节处所“被”字句的特殊性………………………………………………151第二节前人处理的方法和本书处理的方法……………………………………153第三节处所“被”字句句式论元角色的语义整合……………………………154第四节处所“被”字句论元角色的句法整合…………………………………161第九章构式与互动……………………………………………………………………168第一节表程度的“Ａ得C”构式分析…………………………………………168002目录第二节用构式语法研究“爱V不V”结构……………………………………178第十章语义角色的连续性与语义地图………………………………………………187第一节语言事实：引出语义角色的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187第二节语义角色的连续性和语义地图…………………………………………189第三节汉语方言几幅语义角色语义地图………………………………………192第四节语义地图模型的功用和价值……………………………………………195第十一章基于语料库统计的放置义动词语义角色的配位方式……………………197第一节研究概况和本文的做法…………………………………………………199第二节放置义动词的配位方式存在分歧………………………………………202第三节基于语料库的放置义动词配位方式的统计分析………………………206第四节实用价值和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215参考文献…………………………………………………………………………………219后记……………………………………………………………………………………233003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本章是对语义角色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评价。国内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义角色的分类和对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的描述上。国外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也注重语义角色的分类和特征描述，很有影响的如菲尔墨的格语法、Dowty（1991）设立了“原型角色”（Proto-roles）；同时，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题元层级（thematichierarch）的研究。
目前汉语界已经建立的语义角色分类系统，一个是鲁川、林杏光等（1994）建立的汉语格关系系统，另一个是袁毓林（1998、2002）建立的论元角色层级体系。结合句式（构式）研究语义角色的成果被学者们看好，如沈家煊、张伯江、刘丹青的研究。为此，我们强调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研究，强调在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过程中研究施受关系和语法匹配。
语义角色，学者们也将其称之为语义格、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role）、配价角色（valencyrole）、论旨角色（theta-role）、题元角色等，是指和动词相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语义类别，如施事、受事、与事、处所、工具等。本书一般称之为语义角色，有时也用施受关系来统称。
第一节国内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语义角色，主要集中在对语义角色的分类和对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的描述上。
从重视从句法概念到重视施受关系，并尝试对语义角色进行详细分类和匹配研究，国内较早的分析要属吕叔湘先生，这种研究思路在吕叔湘1942年的著作《中国001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文法要略》中已经萌芽（见本书第三章、第四章）。
汉语一直比较注重主语、宾语一类句法概念的研究，如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里把句子成分分为主语、谓语、宾语、补足语（“是”字后面的名词性成分）、形容的附加语（相当于定语）、副词的附加语（相当于状语），基本上定下了现代汉语六大成分的格局。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除了重视句法成分的分析以外，还非常重视动词和相关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做到了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的结合，即从重视从句法概念到重视施受关系。他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把与动词相关的成分（即动词的语义角色）称为“补词”，“补词”是指“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也就是指在意义上和动词有联系的表示人或事物的名词性成分[1]。这些补词包括：起词、止词、受词、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方所补词、时间补词、原因补词、目的补词、比较补词等，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施事、受事、与事等。
《中国文法要略》一书考察了这些补词相应的若干句法特点，特别重视在句子中分析动作与动作补词之间的关系。文章把句子按意义分为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每类句子的补词不尽相同，其中叙事句还有补词的变次（即变式），改变补词的在句中的次序，可以形成不同的句式。如：（1）起词——动词——止词，如“猫捉老鼠”。
（2）动词——止词，如“下雨”。
（3）起词——动词，如“蚯蚓出”。
（4）起词——动词——受词——止词，如“凭你送他什么，他一概不收。”其中（1）相当于二价叙事句；（2）、（3）相当于一价叙事句，可以有两种语序；（4）相当于三价叙事句。
上述（1）又有以下一些变式：（1a）起词——止词——动词，如“你这个孩子，书不念，专门淘气！”（1b）止词——起词——动词，如“这件事我记得，而且很清楚。”（1c）起词——（把）止词——动词，如“他把窗户关上，又把窗帘儿放下。”（1d）止词——（被）起词——动词，如“她被哥哥骂了一顿。”其中（1a）、（1b）就是经常提及的话题句，（1c）、（1d）就是经常提及的“把”字句和“被”动句。
[1]原文是：“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都可称为‘补词’。”002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吕先生详细分析了句子有三个补词的情况。当一个句子有三个补词时（即起词、止词、受词，相当于施事、受事、与事），叙事句有多种组织方式。以给予句为例，给予句有两种组织方式，即间接式和直接式。
1）间接给予句，即句子的受词（即与事）带介标关系词。
间接给予句分两类：一类是受词和止词均在动词之后，止词不带介标，排列方式有两种：a）起词——动词——止词——（介）受词，这一类的受词在止词之后，如“我要得到什么消息就写信给你。”b）起词——动词——（介）受词——止词，受词在止词之前，如“我教给你个法儿。”另一类是受词和止词一个在动词前一个在动词后，排列方式也有两种：c）起词——（介）止词——动词——（介）受词，如“我已经把那本字典还给我哥哥了。”d）起词——（介）受词——动词——止词，如“二年前他父母给他娶了个媳妇。”2）直接给予句，受词（即与事）不带介标关系词。
直接给予句有两种排列方式：a）起词——动词——受词——止词，受词在止词之前，如“你既不愿意，我教你个法儿。”b）起词——（介）止词——动词——受词，止词不带介标，如“你可别把实话告诉他，他不安好心。”吕先生在这里其实已经涉及了给予义动词的配价数目、相关联的语义角色以及这些语义角色的匹配格局（或配位方式）等问题。
吕叔湘（1946）对语义角色和施受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明确指出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动词为中心只向后看的及物不及物分析方法。他在论及及物动词句和不及物动词句里的名词成分的性质时认为，“可是细想起来，‘施’和‘受’本是对待之词，严格说，无‘受’也就无‘施’，只有‘系’。一个具体的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的时候，通常有施和受的分别；只系属于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施和受的分别根本就不大清楚……照这个看法，动词的‘及物、不及物’、‘自动、他动’、‘内动、外动’等名称皆不甚妥当，因为都含有‘只有受事的一头有有无之分，凡动词皆有施事’这个观念。照这个看法，动词可分‘双003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系’与‘单系’，双系的是积极性动词（activeverb），单系的是中性动词（neuterverb）”吕先生所说的“系”大致相当于配价语法的奠基者泰尼耶尔所说的“关联”（connexion），而“双系”、“单系”大致相当于配价学说的“二价”和“一价”。
吕先生在这里强调施受关系的分析方法不同于及物不及物关系的分析方法。
后来李临定（1984、1986、1990）、孟琮等（1987）等学者对动词的语义角色继续研究，特别是对动词宾语的语义角色归纳逐步形成了系统性。李临定在《现代汉语动词》（1990）一书中提到动词的“系”这个概念，所谓“系”，就是动词联系宾语的数量情况。他根据语义关系把宾语分为以下十种：受事、对象、处所、结果、工具、目的、原因、方式、致使、角色。只能联系也就是只能带一种宾语的，称之为单系动词，如“逛商场”（处所单系动词）、“尊重师长”（对象单系动词）；能带两种宾语的称为双系动词，如“刷油漆、刷桌面”（工具、处所双系动词）、“弹被套、弹棉花”（结果、受事双系动词）。以此类推，最多的为六系动词。孟琮等（1987）编的《动词用法词典》把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型分为14类，包括：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时间、目的、原因、致使、施事、同源、等同、杂类。
对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的描述，孟琮等（1987）编的《动词用法词典》已有比较深入的说明。比如处所角色的语义和形式特点：1）语义：动作或行为及于某处所或在某处发生。
2）形式特点：a.有些处所宾语与动词之间可加“到”。如：回南京→回到南京来北京→来到北京递他手里→递到他手里b.有些处所宾语可放在“在……上”、“在……里”之中，整个短语或放在动词前或放在动词后。如：走小道→在小道上走睡小床→在小床上睡→睡在小床上坐火车→坐在火车里串胡同儿→在胡同儿里乱串c.有些处所宾后也可直接加“上”。如：登椅子→登椅子上登杂志→登杂志上用胳膊肘捣他的腰眼儿→捣腰眼儿上打鼓帮→打鼓帮上手按剑柄→手按剑柄上d.有些处所宾语可用加“从”字或放在“从……里”之中提到动词之前。如：经过赤道→从赤道经过退会→从会里退出004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e.有些处所宾语可放在“到/在/入……里”。如：参加会议→参加到会里去上大学→在大学里上学入水→进入到水里入团→加入到团内加入工会→加入到工会里去f..口语里大量运用“动＋宾＋里/里头/上/上边/上头”的格式。如：[淘米]淘盆里[打醋]打瓶子里放桌子上晒屋顶上头。
这些例子都可以在动词后加“到”或“在”。
g.方位词作宾语是处所宾语。如：划中间大门朝北另外，学者们也在探讨语义角色细分的问题。李临定（1984）和史有为（1991）对施事受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李临定（1984）认为施事有“意志”和“非意志”之分。
史有为（1991）提出“‘施事’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在汉语中实际包含着三种不同的语义概念：施令者、施行者、施动者。在某些语句中有必要对这三者加以区分，以便更好地解释句义”。他是这样解释三种语义的：小陈自己动手做了套合身的衣服[＋施令]＋[施行]＋[同一]小陈同意动手给我做一套新式衣服[-施令]＋[施行]＋[-同一]小陈在上海服装店做了一套西服[＋施令]＋[-施行]＋[-同一]史有为称前两种为“直接施事”，第三种为“间接施事”。文章说“通常所说的语义‘格’，可能只是某种上位层次，它们在适当条件下还可以分化成若干小的‘格’，组成下位层次。”对语义角色的判定及其细分小类如何从形式上找出更好的分类依据，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深入研究，并且也很必要。比如储泽祥（2004）反思了处所角色宾语的判定方法及其典型性问题，认为“处所宾语”一个术语其实有两种内涵的情况，用“V＋哪儿”判定处所角色宾语有不足之处，他提出判定处所角色宾语的双层形式标准，强调在判定处所角色宾语时要注意典型性问题，不典型的处所角色宾语，其形式上也有所表现。储泽祥、彭建平（2006）分析了处所角色宾语属性标记的隐现情况，认为在动宾结构“V＋N·方”里，N不是处所角色宾语，“N·方”才是处所角色宾语；“N·方”凭借自身的语义获取处所角色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不依靠动词来赋元；后置方位词是处所属性标记，如果N本身能表示处所，它可能隐去不用；与后置方位词不同的是，前置介词是动词与名词语义角色的联络标记，无论古今，它与后置方位词都没有强制性的配套要求。
005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第二节国外学者对语义角色的研究国外对语义角色的研究，也注重语义角色的分类和特征描述。很有影响的是菲尔墨的格语法，菲尔墨在《“格”辩》（1968）中提出了以下语义格：施事格（agentive），表示由动词所确定的动作能察觉到的典型的有生命的动作发生者。
工具格（instrumental），表示对由动作词确定的动作或状态而言作为某种因素而牵涉到的无生命的力量或客体。
与格（dative），表示由动词确定的动作或状态所影响的有生物。
使成格（factitive），表示由动词确定的动作或状态所形成的客体或有生物，或者是理解为动词意义的一部分的客体或有生物。
处所格（locative），表示由动词确定的动作或状态的处所或空间方向。
客体格（objective），这是在意义上最中性的一个格，表示由名词所表示的任何事物，在由动词确定的动作或状态中，其作用要由动词本身的词义来确定；可以设想，这一概念最好应限于由动词确定的动作或状态所影响的事物。该术语并不与直接宾语或跟宾格同义的表面格名称相混。
Fillmore在早期和后期著作中（1968、1971、1977）对“格（Case）”的分类就不断调整和增加，像“Goal（目标）”和“Source（来源）”就是他后来增加的主要类别。
很显然，这种层级的语义角色也是基于动词的。
由于动词所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多少可以决定动词的配价数目，所以配价语法非常重视对语义角色的研究，对语义角色的分类及其句法语义属性的研究，是配价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Dowty（1991）给众多的语义角色设立了“原型角色”（Proto-roles），认为最基本的语义角色只有两类：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如同音位是由更小的区别性特征所组成的那样，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分别由两组基本特征组合而成。
原型施事（Proto-Agent）的特征主要包括：006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a）自主性（Volition）（b）感知性（Sentience/Perception）（c）使动性（Causation）（d）移位性（Movement）（e）自立性（Independent）（参看陈平，1994；程工，1995）原型受事（Proto-Patient）的特征主要包括：（a）变化性（ChangeofState）（b）渐成性（IncrementalTheme）（c）受动性（CausallyAffected）（d）静态性（Stationary）（e）附庸性（ExistencenotIndependentofEvent）（参看陈平，1994；程工，1995）这样，人们通常所说的施事、受事、感事、工具、对象等语义角色在概念上最根本的区别，可以理解为施事性和受事性程度强弱的不同。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各自的特征最为明显，因此分别位于同一个连续体上的两极，所有其他的语义角色都可以看作为分布在这个连续体上的一些点，代表有关原型特征的某些典型组合。
另外，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题元层级（thematichierarch）的研究[1]。早期Fillmore（1968）已经涉及过这一问题并找出一些规律。例如，如果出现施事名词，施事名词担任主语的机会最大；如果没有施事，才可能由其它题元担任主语。选择无标记的主语规则是：有A（施事）则A是主语，无A有I（工具）则I是主语，无A无I则O（客体）为主语。
Jackendoff（1972）给各个题元排了一张顺序表，如“施事位于受事之前”等，并以此解释一些语言现象。Wilkins（1988）补充了Jackendoff的表，将题元按下面的顺序排列：“施事>受事>方位/来源/目标>客体”。
Grimshaw（1990）提出“论元结构的结构”的概念。她认为各种题元的排列次序为：“施事（经事/感受者（目标/来源/处所（客体））”，越是处于外层的题元越占据显著地位。
Baker（1988）、Larson（1988）提出“题元指派的一致性假设（TheUniformity[1]关于题元层级的评述，见徐烈炯、沈阳：《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载《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
007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ofThetaAssignmentHypothesis）”。他们也给题元排了个顺序，假设作为一条普遍的语法原则，不论在哪种语言中题元的顺序都是一样的。如下所示：施事>客体>目标>其他（方式/处所/时间）题元也好，题元层级也好，学者们的研究可能存在分歧，甚至让汉语研究者感到无所适从，但都是为了寻找句法概念与语义概念的结合，或者就是寻找施受关系在形式和意义上的结合，出发点是好的，尽管不一定都适合于汉语。比如徐烈炯、沈阳（1998）把“题元”看做是句法成分分析的一种扩展和语义成分分析的一种抽象，或者不妨说“题元”就是句法和语义的一种“接口(interface)成分”。他们认为：正因为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可以把“施事/受事”等语义概念语法化，或者把“主语/宾语”等句法概念语义化，这样才有必要建立‘题元”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研究题元的人首先都有一种共识：一方面“题元”不可能是纯诸法的成分性概念，而是在句法概念中加进语义内容。引入题元的目的主要在于要说明那些靠原有的某种句法概念，如主语、宾语之类，所不能说明的事实。另一方面反过来说“题元”也不应是纯语义的分析性概念，而可以看作是把语义概念推向语法化。因为假如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义素分析或语义特征分析来定义名词的性质就毋需另搞题元；而建立数量有限的“题元”毕竟要比成百上千个十分琐碎的“义素”和“义征”容易处理。无论哪种语言都有可能通过某些语法手段把数量有限的题元语法化，但决不可能把成百上千个“义素”或“义征”语法化。
这段话提示我们，汉语的语义角色分类和数目可以存在差异，但是要尽量寻找那些“通过某些语法手段把数量有限的题元语法化”的语义角色，寻找基于汉语特点的更加合理的语义角色的分类。可见国外理论本土化的工作还要大力去做。
第三节目前汉语界建立的语义角色分类系统目前汉语界建立的语义角色分类系统，都直接借鉴了格语法和配价语法的做法，其中有影响的且在汉语信息处理方面已经开发研制的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林杏光等（1994）建立的汉语格关系系统；一个是袁毓林（1998、2002）建立的论元角色层级008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体系。他们为汉语语义角色或施受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林杏光等《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1994）将格语法理论落实到汉语一个个具体的动词上，提出了一个由22个格组成的汉语格系统。这22个格又可以分成两大类、[1]7小类，共同组织成汉语动词的格关系系统。如下图1-1所示：格角色主体：施事|当事|领事客体：受事|客事|结果邻体：与事|同事|基准系体：系事|分事|数量情景凭借：工具|材料|方式环境：范围|时间|处所|方向根由：依据|原因|目的图1-1：汉语动词的格关系系统（林杏光等，1994）袁毓林（2002）详细分析了现代汉语动词的各种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得到了一个论元角色的层级体系，其中现代汉语动词常见的论元角色有17种。
即图1-2所示：论元一般论元超级论元核心论元外围论元主体论元客体论元凭借论元环境论元施感致主受与结对系工材方场源终范命事事事事事事果象事具料式所点点围题图1-2：现代汉语动词常见论元角色层级体系（袁毓林，2002）[1]鲁川（1991）曾分为7大类32小类，见鲁川：《动词谓语框架》，载《汉语学习》1991年第4期。
009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袁毓林（2003）还考察了上述现代汉语动词常见的17种论元角色的语法表现，并以这些论元角色的下列分布特征和转换特征作为测试条件：①能否直接作主语或宾语等句法成分；②能否作“把/被”字句的主语；③能否作介词“把/被/由”的宾语；④能否作“用/在/到/从/往/向”等介词的宾语；⑤能否作“VV/V—V/V了V”等动词重叠形式的主语或宾语；⑥能否作“不/没VP”等否定形式的主语或宾语；⑦能否作“V-成”一类复合动词的宾语；⑧能否通过左向或右向出位而成为话题或述题等。该文从语法形式上界定了不同的论元角色所应该具备的一套语法指标，为定义不同的论元角色提供可把握的操作程序。
本书采用的语义角色（论元角色）的类型及其鉴定方式，主要依据袁毓林的分类。
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把袁毓林（2002）得出的汉语各种论元角色的语义特征详细列出来。
施事：自主性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即其所指的事物先于动词所表示的事件独立存在；②使动性，即其所指的事物施行某个动作、或造成某种事件或状态。其中，及物动词的施事跟受事或结果相对待，因而是施事的典型成员。如：小王吃了一个馒头弟弟正看电视呢妹妹笑了他们踢了一会儿足球感事：非自主的感知性事件的主体。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感知性，即其所指的事物在由动词所表示的事件中表现出了某种感知能力。支配感事的动词一定是感觉—心理动词，其中及物动词的感事比较接近于施事，形容词的感事比较接近于主事。并且，及物动词的感事是跟对象相对待的。如：老王认识李校长哥哥喜欢武打片刘老师太累了这孩子又困了致事：某种致使性事件的引起因素。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使动性，即其所指的事物引发了某种感知性事件；③述谓性，即它直接和间接地指陈一个致使性的事件。如：老师的夸奖使孩子们很兴奋父亲严峻的脸色叫我们十分害怕他的成就令同行羡慕这种局势让大家惶恐不安主事：性质、状态或变化性事件的主体。共有的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变化性，即其所指的事物的状态在由动词所表示的事件中发生了变化。并且，及物动词的主事是跟系事相对待的。如：小王长了一个疖子锅里的水开了010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小孩掉沟里了村后的桥坍了受事：因施事的行为而受到影响的事物。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变化性；③受动性，即其所指事物承受由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影响。受事一定是跟施事相对的。如：老陈吃了一个苹果弟弟打了一个茶杯与事：动作、行为的非主动的参与者。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受动性、参与性，即其所指事物自愿或被迫参与到由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或事件中去。
与事一定是跟施事相对的，对于双宾动词来说，与事还跟受事相对。施事、受事和与事共同成为双宾动词的三个必有论元。如：张三给了李四一本词典老板对雇员发火小孙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你向当事人打听一下结果：由施事的动作、行为造成的结果。其语义特点是：①变化性；②受动性；③渐成性，即其所指事物是在由动词所表示的事件中逐步形成的，这一点正好跟自立性相反。结果一定是跟施事相对的。如：妈妈给我织了一件毛衣孩子在桌子上踩了一个脚印爸爸挖了一个菜窖他把窗户纸捅了一个窟窿对象：感知行为的对象和目标。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关涉性，即其所指表示相应感事所感知的对象和目标等关联物。对象一定是跟感事相对的。如：爸爸认识刘校长小王熟悉广告业务妹妹喜欢芭蕾舞李小明相信通灵术系事：在事件里跟主事相对的事物。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类属性，即其所指表示相应主事的属性、类型等。如：老赵是仓库保管员许先生有三个儿子这些房子属于地质学院小平跑第二棒我们叫她知心姐姐郝海东踢中锋其中施事、感事、致事、主事可以看作是原型施事的典型性渐减的四个小类，受事、结果、与事、对象和系事可以看作是原型受事典型性渐减的五个小类。
工具：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器具。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位移性，即其所指事物在由动词所表示的事件中移动了位置。下面这些例子中的宾语或介词宾语是工具。如：小王用水果刀切黄瓜～小王切这把水果刀011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爸爸用显微镜看切片～爸爸正看显微镜呢材料：动作、行为所用的材料。其语义特点是：①自立性；②位移性；③变化性，即其所指的事物在动作、行为中消耗掉了或者由原料变为成品。如：姐姐用毛线结了一件上衣～姐姐正结毛线呢爷爷用米泔水浇花～爷爷正浇米泔水呢方式：动作行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其语义特点是：非自立性和附庸性，即其所指状况依附于由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之上。如：他用低音唱了一首《船夫曲》～余子真一向唱低音这些纸包得捆双十字这些软糖你还是包小包吧工具、材料和方式属于三个凭借论元，它们跟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关系密切。
环境论元分为场所、源点和终点三种语义角色。
场所：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如：小王在里圈跑～小王跑里圈老刘在食堂吃饭～老刘吃食堂老侯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十年～老侯闯荡江湖几十年源点：动作、行为开始的地点或时间。如：一个犯人从监狱里跑了～（从）监狱里跑了一个犯人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从）山顶上滚下来一块石头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这种制度起源于唐朝他们昨天离开北京去上海40年代她脱离了党组织终点：动作、行为结束的地点、时间或状态。如：他往桌上放了一本书～桌上放了一本书嫌疑犯跑国外了我们村来了三个知青搞阴谋的人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孩子去姥姥家了火车正点到达北京车站场所、源点和终点三种论元角色主要跟处所相关，可以总称为处所论元。
凭借论元和环境论元作为外围论元，它们共有的语义特征是：既不具有使动性，也不具有受动性。
范围：动作、行为所涉及的数量、频率、幅度、时间等相关事项。如：一个西瓜卖三块钱一个小时跑二十千米渔船偏离了主航道几百米他老是逃避家务012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双方僵持了半年他们休星期天老王值星期六，我值星期天命题：由主谓结构、述宾结构或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充当的论元，它本身具有一个由谓词及其论元构成的论元结构；在外部的语义功能上，它以整体充当主体论元或客体论元。如：大家认为这事不赖小王小刘跳槽影响了达利公司的声誉他们迫使小刚逃离家乡中国女排力争夺取奥运会金牌袁毓林（2007）把语义角色的各种粗细不等的分类系统，粗略地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等级：1）微观层级。在这一层级上，又分为基于特定动词的角色（Verb-speci?cRole）和基于特定领域的角色（Domain-speci?cRole）两种。前者根据特定动词的意义所指，来确定其论元成分的语义角色。
比如，“吃”（eat）的两个论元的语义角色分别是：吃者（EATER），所吃（EATEN）。
后者根据各种特定的生活领域的具体场景，来确定有关场景要素的语义角色。
比如，在票订购信息系统中，有下列角色：出发城市（ORIG_CITY），目的城市（DEST_CITY），起飞时间（DEPART_TIME）等。
这种做法的要义是，把场景要素之间的现实关系抽象成一种“框架—槽”模板（Frame-and-slotTemplate）。这样，场景模板中不同的槽代表了不同的语义角色，可以由不同的场景参与者来填充。
2）中观层级。这一层级的语义角色，最著名的就是“语义格”。比如，在Fillmore等早期的语法理论中，先后用到下列格：施事、经事、工具、客体或受事、源点、处所、时间、路径、与事。很显然，这种层级的语义角色也是基于动词的。
3）宏观层级。在这一层级上，把形形色色的语义角色简单地分为相对立的两种。
比如，Dowty（1991）设立了两种“原型角色”（Proto-roles）和原型受事（Proto-Patient）。
013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第四节结合特定句式进行的语义角色研究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大都重视语义角色的分类和特征描述。
但对动词语义角色的分类和对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的描述，都是以动词为中心进行的，一般很少结合特定句式进行分析，很少考虑语义角色的句法语义属性在特定句式中是如何表现的，很少考虑语义角色在特定句式中是如何匹配从而组成不同意义的句式的。
一、汉语传统的做法把语义角色与特定的句子类型和句法位置结合起来研究，在吕叔湘1942年的著作《中国文法要略》中已经萌芽（见上文的分析），李临定（1986）也意识到了。
李临定（1986）指出，“本书在描写各种动词句型时，用名施（表施事的名词）、名受（表受事的名词）、名结（表结果的名词）等代号名称，而一般不用‘主语’、‘宾语’等术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能比较细致地描写句型格式，也是为了避免使用还存在有分歧的术语”（见自序）。可见研究语义角色的标注离不开句型或句子。
汉语有重视变换分析的传统，比如上述包括多个小类的给予句就存在变换关系，但是句子有它的整体意义和不同的构式义。句式有独立的语义，要重视研究句式的研究，王力先生（1943、1944）早就注意到了，尽管动宾句和“把”字句有变换关系，但是王力先生将“把”字句概括为“处置式”，认为该句式“表示处置”，这其实就是“NP[施事]＋把＋NP[受事]＋VP”这种语义角色匹配模式构成的“把”字句的句式义。
王力先生（1943、1944）早就重视汉语句式的研究，我们把他对汉语句式研究的贡献概括如下：1）重视句式的概括性。根据不同的谓语形式对复杂的句子进行了概括性的分类，作者概括出了六种：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和紧缩式。概括性在句式研究中十分重要，概括性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沈家煊，2000）。
2）注重语序的不同能引起句式义的不同。作者针对“主动宾”语序（如“我烧014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了那一封信”、“他打了你”）的主动句，提出语序不同的处置式（如“我把那一封信烧了”）和被动式（如“你被他打了”）。
3）准确地揭示了句式义，用句式义给句式命名。如果准确地概括出了句式义，就可以凭借句式义解释该句式许多相关的现象，能起到以简驭繁的效果。比如，作者第一个将带“把”的句子命名为“处置式”（邵敬敏，1990），认为该句式“表示处置”，处置式就是“把人怎样安排，怎样支使，怎样对付，或把事怎样处理，或把事情怎样进行。”其实这就是“把”字句式的语法意义。作者对“把”字句处置义的概括，对“被”字句遭受义的概括（王力，1943、1944）对被动式的解释是“凡叙述词所表示的行为为主位所遭受者，叫做被动式。”）。
4）较详细地分析了各类句式的内部结构。作者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处置句和被动句，如有“把”字的处置式和没有“把”字的处置式、有“被”字的被动式和没有“被”字的被动式。
5）揭示了相关句式之间存在句法语义差异。如主动句与处置句相关但存在差异，它们应该是不同的句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被动式时，提出被动句主语有直接的受事者和间接的受事者的区别。间接的受事者，如：贾政还要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扳子。（《红楼梦》33回）宝玉……被袭人将手推开。（《红楼梦》21回）句中的“贾政”、“宝玉”就是间接的受事者。作者在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到了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问题。
后来的学者也都非常重视句式的整体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组成部分的制约作用，如范继淹（1982）对介词短语“在＋处所”构成的处所句的研究，邢福义（1986）对“NP了”句式的研究，郭继懋（1990）对领主属宾句的研究。朱德熙（1986）在分析句子变换时提出了“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所谓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直接相关联因此比较重要的语义关系。范开泰（1988、1999）把高层次语义关系称为“型式语义”，认为是一种“与句型句式有关的语义要素”。“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和“型式语义”均可以视为一种句式语义。
与此同时，邢福义先生也非常重视句子的中枢和控制作用，邢先生称之为“小句中枢”和“句管控”。“小句中枢”是指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单位中占据中枢地位（邢福义，1995、1998），“句管控”是指小句如何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其管束控制作用（邢福义，2001）。“句管控”重视句法机制对015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比如词的语法性质只有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词语间的语法关系，只有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确定。（邢福义，2001）利用“小句中枢”和“句管控”的观点来研究方言，可以更深入地揭示语法差异（邢福义，2000、2001）。我们认为，“句管控”与当前重视句式整体作用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构式语法的挑战Goldberg（1995）等倡导的构式语法，认为句子理解主要依靠句子的构式，极力强调论元构式在句子理解中起决定作用，认为虽然在一个句子的所有单词中，动词似乎携带了有关句法和语义的最大信息量，但是动词所具有的对句子整体意义的预测能力并不如传统语言学理论所期待的那样强。比如，在相当多的句子中，我们并不能自然地把句子的整体形式和意义归功于动词；一个动词经常会出现在多种论元结构的框架中，而整个句式的意义及限制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必归结为动词的不同义项，可以更节俭地归结为这些不同的句式本身。他们的实验表明：人们更偏向于按论元构式而不是按动词来理解句子，构式在句子理解中起着重要的预测作用，而跟具体的动词关系不大，从而说明构式才是说话者理解过程中真正的心理语言范畴。（董燕萍、梁君英，2004）按照构式语法，动词跟句式相关但各自独立，框式结构(skeletalconstructions)可以提供论元，比如双宾语结构(doubleobjectconstructions)可以允准与事论元。于是，二价的bake、cook等制作(create)动词可以进入双宾语结构。
这样，句子中论元成分之间的n元关系直接跟框式结构相联系，动词只跟少量的基础义项相联系，这些意义一定能整合进句式意义中。（Goldberg,1995:11-13；袁毓林，2004）构式语法的上述观点，对汉语施受关系的理解和配价语法提出了挑战。
认知—功能语法的构式观反映在汉语句子的研究中，其所主张的是“句式意义大于组成它的词语意义的总和”，这种观点带来了系统理解汉语句式的新视角，主张从考察句式的整体意义出发，利用句式的句式义对句子的组成进行解释，如谭景春（1995）对破损义隐现句的研究，齐沪扬（1995、1998）对位置句和位移句的研究，沈家煊（1999b）对“在”字句和“给”字句的研究，张伯江（1999）、刘丹青（2001）对双及物结构的研究，张伯江（2000、2001）、沈家煊（2002）对“把”字句式的研究等。
沈家煊（1999）从基本的认知原则出发，确立词类序列不同的“给”字句有不同的整体意义，为不同的构式。即表1-1所示：016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表1-1：“给”字句的小类和意义“给”字句小类整体意义例句S给xVO对某受惠目标发生某动作我给你买了一所房子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转移和给我买了一所房子给你SVOx达到是两个分离过程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转移和给我卖给你一所房子SVxO达到是一个统一过程同样，也确立词类序列不同的“在”字句有不同的整体意义，为不同的构式。
即表1-2所示：表1-2：“在”字句的小类和意义“在”字句小类整体意义例句S在xVO对某处所发生某事件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某处所，动作和达在我写了几个字在黑板上SVOx到是两个分离过程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某处所，在我写在黑板上几个字SVxO动作和达到是一个统一过程沈家煊（1999）强调了以下的观点：不同的词类序列代表不同的句式，但是句式并不等于词类序列；一个句式是一个“完形”（Gestalt），即一个整体结构；句式整体意义的把握跟心理上的“完形”感知一致，受一些基本认知原则的支配。文章表明，只有把握句式的整体意义，才能解释许多给词细分小类未能解释的语法现象，才能对许多对应的语法现象作出相应的概括。
这种做法其实是从变换分析到构式分析的转变，比以前的研究概括力要强。比如给予句，又被许多学者称为双及物结构式（张伯江，1999；刘丹青，2001等），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做法能进一步推进了汉语给予句的研究，成为汉语句式中研究得较为深入的一类句式。
沈家煊（2002）基于构式语法的研究思路，将配价看作是句式的属性，提出了“句式配价”，即抽象的句式配备的、与谓语动词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和类属，并认为句式的配价或论元主要是由句式的整体意义所决定。
017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三、题元层级的局限性题元层级揭示了语义角色与句法位置的投射关系，但是句法结构的实际情况没有像上面学者给出的题元层级那么简单。英语中就既有“客体”先于“目标”的例子，也不乏“目标”先于“客体”的例子（徐烈炯、沈阳，1998）。例如：A.JohngaveabooktoMarry.约翰把一本书给了玛丽。
B.JohngaveMarryabook.约翰给了玛丽一本书。
汉语句法结构的实际情况比英语要复杂得多。题元层级表在汉语中的适用性不是十分明显，讨论汉语题元层级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到底哪种题元层级比较适合汉语，还有待深入分析。陈平（1994）提出了汉语里充当主语和宾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即：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但实际使用的句子里违背这个配位原则的句子即非常规匹配的句子也不少。如：AB十个人吃一锅饭一锅饭吃十个人两个人骑一匹马一匹马骑两个人两个人盖一床被子一床被子盖两个人（参见沈家煊，1999）上述B组这些句子就是通常所说的施受可逆句，属于施受关系非常规匹配的句子。句子里面的动词都是2价动作动词，关联施事、受事两个语义角色，其中A组为常规语序，施事>受事；B组为非常规语序，受事>施事。但是有些动词同样是2价动作动词且关联施事、受事两个语义角色，却只能有A组的说法，不能有B组的说法，即只有常规语序“施事>受事”，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如：AB十个人煮一锅饭*一锅饭煮十个人两个人牵一匹马*一匹马牵两个人两个人洗一床被子*一床被子洗两个人其他可逆句，如：AB菜盛大碗，饭盛小碗大碗盛菜，小碗盛饭火车通西康西康通火车了018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纸已经糊了窗户窗户已经糊了纸了水浇花儿了花儿浇水了汉语中到底有多少种类型的非常规匹配句，它们又是如何匹配的，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汉语动词配价词典一般没有列出动词语义角色非常规匹配的情况。
汉语界中把语义角色放在特定句式中考察，张伯江（2000、2002、2009）有深入的研究，他比较重视句式语义对语义角色的影响，句式赋予这些成分以什么样的角色，施事角色和受事角色的语义语用特征及其在句式中的实现。张伯江（2000）分析了“把”字句的句式语义，基于句式是一个完整的认知图式，句式语义不是完全能从组成成分及已有句式的语义自然推导出来的的认识，没有简单地给“把”字句里的名词性成分贴上“施事”、“受事”一类的标签，而是研究句式赋予了这些成分以什么样的角色。文章用“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主要特征测试并得出了现代汉语“把”字句里“把”字宾语的“自立性”、“位移性”和句子主语“使因性”特点，并从说话人视点的区分解释了“责任者”语义的来历，研究显示了“把握整体”这种方法更广的解释力。
张伯江（2002、2009）还详细研究了施事角色和受事角色的语义语用特征及其在句式中的实现。针对把施事当作基本语义角色所遇到的困难，他提出施事的理解很大程度取决于语用因素的观点。文章逐一考察了关乎施事语义的几个方面的因素：主语名词的词汇语义、动词的自主性、句式以及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结果表明，不论是名词、动词还是句式，只有那些自身凝结了语用规定意义的少数成员能明确地预测施事，其他的常规情况下，是不是理解为施事要看语用条件。施事常常与说话人的视点和感情合一，说话人的移情焦点优先占据句首位置的时候，叙述视点有可能离开常规施事位置，常规施事位置上就会出现弱施事成分，这是施事语用决定特征的另一方面表现。
第五节我们的建议：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研究本书强调语义角色和特定句式的互动研究，强调在语义角色和句式的互动过程中研究施受关系、句法匹配甚至句式的形成，注重挖掘特定句式中语义角色的多样性、动态性，然后针对这种多样性、动态性结合句式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现在以动词的处所角色为例，就语义角色在特定句式中的动态性表现、语义角019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色和句式的互动情况做一个简单分析。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动词的可有论元角色充当句式的必有论元许多可有的、非核心的语义角色入句后，可以在主语、宾语位置上充当句式的必有论元，即被句式选择为句式论元角色，其中的动词语义角色和句式论元角色的选择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以处所角色为例，处所角色为非核心角色，但是充当句式的必有论元。如：她们故意把自己的脸上涂满了煤烟灰。（“把”字句）他的脸上被她们涂满了煤烟灰。（“被”字句）句中的处所角色可以由普通名词附上方位词充当，分别在“把”字句、“被”字句中占据主语或宾语位置，充当必有论元。
二、语义角色在句式中的句法特征语义角色进入句式的后，在句法上会表现出作为动词论元角色不同的句法特征。
以处所角色为例，作为动词的处所论元，形式上表现为“在＋N（普通名词）＋方位词”，其中的方位词不能少：他在自己的脸上涂满了煤烟灰。
但是，上述处所论元入句时，其中的一个句法特征方位词可以不出现：她们故意把自己的脸涂满了煤烟灰。（“把”字句）他的脸被她们涂满了煤烟灰。（“被”字句）处所角色充当“把”字句“把”的宾语，往往需要数量成分来配合：她们故意把自己的脸上涂了许多煤烟灰。
她们故意把自己的脸上涂满了煤烟灰。
同样，处所角色充当“被”字句的主语，往往也需要数量成分来配合：他的脸上被她们涂了许多煤烟灰。
他的脸上被她们涂满了煤烟灰。
三、语义角色在句式中的动态语义特征作为动词的语义角色，它有自己的语义特征（详见袁毓林，2002），但是进入特定句式后，句式会赋予它原来一些没有的特征。比如动词的处所角色进入“把”字句“把”的宾语位置，句子赋予它受处置的特征；动词的处所角色进入“被”字020第一章语义角色研究述评句主语位置，句子赋予它受影响的特征：她们故意把自己的脸上涂满了煤烟灰。（“把”字句）他的脸上被她们涂满了煤烟灰。（“被”字句）四、语义角色在句式中的的语义—句法匹配关系语义角色在句子中的语义—句法匹配关系受制于句式结构。比如，处所角色进入“把”字句和“被”字句后，句式会赋予它处所义以外的意义，导致处所义减弱。
形式上体现为处所角色的语法标记（即方位词）可以不出现。而动词真正的受事角色倒出现在宾语位置而不是动词前的显著位置，受事角色的句法位置被抑制了。如：她们故意把自己的脸涂满了煤烟灰。（“把”字句）*她们故意在自己的脸上把煤烟灰涂满了。（“把”字句中受事角色不能前移）他的脸被她们涂满了煤烟灰。（“被”字句）*他的脸上煤烟灰被她们涂满了。（“被”字句中受事角色不能前移）五、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需要用句式论元来概括假如一个句式的某个位置上可以有n个动词语义角色来填补，那么这n个动词语义角色就应该进一步用概括性更强的句式论元来概括。比如，湖南隆回方言的被动句，其主语可以是动词的多种参与角色，包括客体论元受事、与事，主体论元感事、主事和外围论元工具、处所、材料，甚至还可以不是动词论元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它们在句式中可以概括为一种句式论元：受影响论元。
语义角色和特定句式的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施受关系及其多样性，可能还不止上述几点，需要深入分析。
021第二章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本章分析语义角色入句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语义角色入句后的复杂性表现为：动词价与句式价不一致，动词语义角色与句式论元角色不一致，句子的语用因素影响动词配价等。我们为此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第一个途径是用句子控制动词配价，比如，句子的句式义管控着句子的论元角色，句子的表达功能管控着句子的配价结构，句子的语用因素管控着响句子的配价；第二个途径是研究句式配价，我们借鉴Goldberg（1995）、沈家煊（2000）思路，将配价看作是句式的属性，同时，动词的词义应该用“理想认知模型”来描述；第三个途径是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与整合，强调汉语配价要研究动词和句式的互动关系，做到动词配价精细化和句式配价精细化的适度结合和互动，强调因句式整合而形成的句式角色。
第一节语义角色入句后的复杂性一、动词价与句式价不一致根据动词配价理论，动词的配价指数跟它所派生的句式价基本一致，即一价动词跟一个必有的名词性成分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价句式；二价动词跟两个必有的名词性成分相关联，从而形成二价句式。但是，动词价与句式价可能不一致。
（一）一价动词在小句中能直接跟两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构成二价句式比如，一价动词可以构成二价“把”字句：022第二章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1）这天气把他冻得够呛。（转引范晓，2001）你要小心，别把个犯人跑了。
这件事把他忙了一阵子。
可见，“把”字句中动词的价数与句式的价数可能不一致。
（二）二价动词在小句中能够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比如，现代汉语中有一类动词被称为置放动词或附着动词，一般认为它是三价动词，如放、挂、搁、种、摆（范晓，2001），因为它们能进“S＋把＋N＋V＋（在）＋L”形式的三价放置句。如：（2）她把许多花草种在院子里。
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的东西摆在面前。
你把书放桌子上。
但是非置放动词或非附着二价动词也可以进入该句式：（3）厨师把土豆皮削在地上。
小明把铅笔屑吹在地上。
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
其中“削、吹、扔”都是二价动词。在这里，动词价与句式价不一致。
又如，二价动词被认为可以构成三价双宾句：（4）他吃了我一个苹果。
那小偷偷了王老师三幅画。
他占我一间房间。
现代汉语双宾句是个三价句式，进入双宾句的谓语动词自然应是三价动词（如“我送他一份礼”）。但是，动词“吃、偷、占”等，孤立地看，大家都会判定为二价动词，可一旦进入上面的特定小句，就有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承认构成了三价双宾句。这表明，好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并未保持双宾句动词价数与句式价数的一致。
上面这些事实，均反映了动词价与句式价的不一致。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动因，不是动词，而是句式义。
二、动词语义角色与句式论元角色不一致根据动词配价理论，动词的语义角色跟它所派生的句式中的论元基本一致，比023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如带有施事、受事两个必有论元的二价动词，它指派给句式的必有论元也是施事、受事。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动词所带的论元与它在句子中联系的名词性角色也可能不一致。
以表被动义的“被”字句为例。“被”字句的主语和“被”的宾语通常分别由动词的受事与施事充当，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首先，动词的处所也可以充当“被”字句的主语，而动词的受事不出现：（5）a.那座祠堂年久失修，虽是祭祀祖宗的神圣的地方，却毕竟又是公众的官物……铺地的方砖底下被老鼠掏空，砖块下陷。（陈忠实《白鹿原》）b.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残雪《山上的小屋》）c.村巷里脚步踢踏，人影闪动，奔到围墙的出口，那儿已被手执梭镖的村民围得水泄不通。（陈忠实《白鹿原》）其中“被”字句的主语都是动词的处所，可以理解为“在铺地的方砖底下掏、往外面的绳子上晒、在那儿围着”，属于动词的可有论元，但在句式中为必有论元。
处所论元充当“被”字句的主语后，受事论元就不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
其次，动词的感事论元也可以充当被动句的主语。如：（6）a.我已经被这场面惊呆，灵魂出壳，只剩下躯体立在那里。（冯骥才《末日夏娃》）b.在这无人的山中，我给这位比小的野女子窘住了。（转引李临定，1986）c.（庞太监）叫他的侄子们给饿死了。（转引李临定，1986）其中“我”、“我”、“庞太监”分别是动词“愁”、“窘”、“饿”的感事论元，在“被”字句中充当句子的主语。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被”字句的主语可以是动词的间接参与角色。“被”字句的主语一般是动词的直接参与角色，比如是动作的受事，如：（7）桌子被他敲烂了。
主语“桌子”是动词“敲”的受事。但是有些“被”字句主语不好说是动词的直接参与角色。如：（8）我被他敲醒了。
动作“敲”的受事可能不是“我”而是“门”一类，它没有出现。句子相当于“他敲（）＋我醒”，而不是“他敲我＋我醒”，主语“我”就没有直接参与“敲”的动作了。这时的主语只能按“受影响者”理解，“我”是受影响者，它没有直接参与事件。原因在于“敲”的认知场景中还包含一个“受影响者”角色：常识告诉我们，024第二章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敲”会影响别人。这个“受影响者”角色不是“敲”的参与角色，但是在语义上却跟被动句的“被动者”（被动遭受影响）论元相匹配。又如：（9）突然一天夜里，我被一片忙乱声吵醒，这时我就听见院里有人在走动，是刘妈的声音。（林希《婢女春红》）其中的“我”也只能是动作“吵”的“受影响者”，为动词的非直接参与角色。
上面这些事实，均反映了动词论元与句式论元不一致。这取决于句式，句式的配价或论元主要由句式的整体意义决定，是句式管控着动词论元入句。
三、句子的语用因素影响动词配价已有研究表明，句子的语用因素影响着动词的配价。句子的语用因素包括：句子的语气、使用频率、主观因素、语体因素等。
（一）句子的语气类型影响动词配价目前考察配价问题一般只限于陈述句，很少研究其他句类。如果扩大句类范围，就会发现句子的语气类型管控着或影响着句子的配价，包括句式论元与谓语动词。
比如祈使句是根据句子的语用功能划分出来的句类，任何一个进入祈使句的语言单位都要受到祈使句的语用约束，我们可以说“洗衣服、补衣服、晾衣服”，也可以说“卖衣服、熨衣服、看衣服”，但是当这些动词进入“把＋N＋Vv”祈使句时，前一组动词可以，后一组动词受限制（陆俭明，1993；张谊生，2000）：（10）a.把衣服洗洗|把衣服补补|把衣服晾晾b.*把衣服卖卖|*把衣服熨熨|*把衣服看看诚然，句类影响动词类型。根据张谊生（2000）对“把＋N＋Vv”祈使句的配价分析，祈使句类的语用意义对动词进入把字句具有特定的约束作用。
（二）动词的使用频率影响着动词论元结构和语义角色陶红印（2000）的研究表明，动词的使用频率影响着论元结构。他提出了“动态论元结构假说”，认为动词能带的论元类型及其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或因先验性而确定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产生论元结构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动词的高频性，一个动词越是使用频率高，其论元结构流动性就越大、越不稳定；动词是否能带受事宾语，是受多种话语因素的约束的。另外，张伯江（2002）也认为施事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用因素。
025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三）句子的主观因素影响着论元的凸现和句式义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要让听话人准确无误地识别指称对象，另一方面人又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显著事物的自然倾向，因此采用凸现的方法是一种折中的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沈家煊、王冬梅，2000）有些论元是句子的焦点，要求凸现，如双宾语句里的受事论元往往要求凸现数量，数量成分可以看作其中凸现论元的一个语法形式。
句子的主观因素还影响着句式义。比如汉语“把”字句总有“追究责任”的意味，这种意味究其实质是说话人带来的，所以“把”字句是表达说话者追究责任语义的一种适宜句式。因为语言本来就是说话人的一种陈述，一句话一方面是对施事所做行为的一种描述，另一方面也是说话人的态度的表现。这时句子的视点严格说来就有取自施事者和取自说话人两种情况。（参看张伯江，2000；沈家煊，2002）若用语义角色与句式互动的观点看待配价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语义角色在句子中的动态特征，观察到句子的交际因素或语用因素对句子配价和句式论元的影响。
（四）语体因素影响着论元结构比如陶红印（2007）用操作指南语篇来讨论论元结构的实现，发现操作语体的基本论元结构特征为：①以单论元[（X）＋V]为主；②抑制及物动词的施事（A）；③突出及物动词的受事(O)。文章用操作语体中动作行为的通用属性以及以行为为中心的语用原则来解释这种论元布局，文章强调了在语体的基础上研究语法的重要性。
为什么动词论元结构在操作语体里有这些特性？陶红印（2007）认为操作语体的基本论元结构可以从交际因素上找到根源。操作语体从根本上来说是：①以目的、行为为中心，不以动作主体为中心。也就是说，操作语体的重点不在于描述谁去做，而是描述做什么，而且假定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②操作程序有通用性：表示一般如此，最好如此。正是因为行为动作的通用属性，动作执行者（施事）才不需要表达出来，而且还可以说是处处受到“压制”。
026第二章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第二节解决途径之一：用句式控制动词配价一、句子的句式义管控着句子的论元角色以动词为中心的配价理论或论元理论在处理双宾句式时，都是从动词出发去推导论元结构的。动词配价理论的一般做法是，往往只分析给予义动词构成的双宾句（如“他送我一本书”），因为动词论元可以从动词语义中推导出来。但是，上文提到，好些学者在研究实践中并未保持双宾句动词价数与句式价数的一致：二价动词可以构成三价双宾句，二价动词能够在小句中能直接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所说的双宾句，从句式义看，有两类分别是给予义双宾句和非给予即夺取义双宾句。（朱德熙，1982；陆俭明，2002）如果是三价动词进入三价双宾语，则表示给予义，间接宾语是与事（如“我送他一份礼”）；如果是二价动词进入三价双宾语，则表示夺取义，间接宾语是夺事。（沈家煊，2000；张国宪，2001）显然，其中的与事可以由动词指派，但夺事不能由动词指派。如果承认非给予义动词可以成为夺取义双宾句句式，那么，就得承认其中的夺事宾语是为句式义所决定的，其夺取义只能由句式所生成。
再来看上文提到的“被”字句。“被”字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可以是动词的受事、处所、感事甚至非直接参与角色。受事做主语往往含有变化和位移的特征，处所做主语往往含有变化和受影响的特征，感事做主语往往含有心理感觉受到影响的特征，其中有一点最重要，这些变化、特征的出现都是被动的。这些动词的直接参与角色在“被”字句中都可以概括为“被”字句式的句式论元——被动者论元。张伯江（2001）也认为，现代汉语“被”字句的主语可以是直接受影响者又可以指向间接受影响者。
严格地说，动词的非直接参与角色（即间接参与角色）不是动词的配价成分，但是它在被动句中占据主语位置，表示一种被动地受到环境影响的意义，是必有成分，这个成分不是动词的配价而是句式的配价，所以这个动词的非直接参与角色也可以概括成一种句式论元即被动者论元。由此可见，“被”字句主语的语义角色也不能完全只用动词的论元来概括，还要用句式义或句式论元来概括。这些“被”字句均表示一种被动地遭受影响或被动地受到某种变化的意义，“被”字句主语容纳的多027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种语义角色如受事、处所、感事、受影响者等，它们有必要进一步概括成一种句式论元即被动者论元，这种概括只能借助被动句式了。
我们曾经对隆回湘语的被动句进行过句式配价研究（丁加勇，2003），发现隆回湘语被动句的主语可以是动词的多种参与角色，包括客体论元受事、与事，主体论元感事、主事和外围论元工具、处所、材料，甚至还可以不是动词论元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它们在句式中可以概括为一种句式论元：受影响论元，并且动词的“理想认知模型”（ICM）参与句式配价，所以隆回湘语的被动句需要用句式配价理论来解释。
二、句子的表达功能影响着配价结构小句具有表述性，具有表达功能。（邢福义，1995）表达功能的需要，可以引起句法结构的变化和句式价的变化。以“被”字结构的演变为例：据王力（1980）、唐钰明（1987）的观点，两汉时期的“被”字句基本限于“被＋V”式；魏晋六朝，“被＋N＋V”式已见于各类文献，但所占比例甚少；入唐以后，“被＋N施＋V”式迅速增多，比如敦煌变文“被＋N施＋V”式与“被＋V”式的比例为113∶86（吴福祥，1996）。“被”字句式的这种演变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表达功能的需要。因为“被＋N施＋V”句式满足了“被”字句语义表达精密化的要求，在言语交际中，如果需要指明某一受事对象遭受于何人（或何物）的处置时，或者说，当“被”字句中施事为未知而需要指明的信息时，“被＋V”这一句式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而必需用添加另外的语法形势来补充，这样势必造成费辞多而意未精的状况。也正是由于这种语义表达功能，使得“被＋N施＋V”式在后代文献中发展较快，以至成为“被”字句的主要形式。（吴福祥，1996）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被”字句由一价句式发展成二价句式，其主要原因来自语义表达功能。且看实例：（11）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被残。（汉·崔骃《大理箴》，转引王力，1980）亮子被苏峻害。（《世说新语·方正》）同样是二价动词“害”，在汉代只能用于一价“被”字句；到了南北朝就可以用于二价“被”字句了。
这种表达功能的需要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存在。电视剧《大明宫词》有一段台词，张易之被打，醒来之后奄奄一息地对太平公主说：（12）张易之：“我……我被打了。”张使用的是“被＋V”式。由于张的话几乎没有给太平公主提供新信息，因为028第二章语义角色进入特定句式后的复杂性及解决对策张被打的事太平公主已经知道，公主关心的是被谁打了，于是太平公主接着问：（13）太平公主：“被谁打了？说。”公主使用的是“被＋N施＋V”式。在这里，表达功能决定了两人分别使用不同的“被”字句，二价动词“打”随着表达功能的需要进入不同价数的句式：一价“被”字句和二价“被”字句。这说明，表达功能不同，所选用的句法结构就不同，句式的句式价也不同。
三、句子的语用因素影响着配价一个合乎语义和语法的句子，一旦进入交际领域，还要受到一定的语用因素的约束。反映在配价问题上就是，句子的语用因影响着响句子的配价。以祈使句为例。
祈使句是根据句子的语用功能划分出来的句类，任何一个进入祈使句的语言单位都要受到祈使句的语用约束。比如上文提到的“把＋N＋Vv”祈使句，祈使语气对动词进入该句式的语用约束表现为，这类祈使句要求其配价结构的语义在一定的语境中对于听话人来讲是十分明确的，换句话说，进入这类祈使句的动词及其必有论元之间都应该含有某种相对明确的语境提示义。（张谊生，2000）。
比较如下：（14）甲乙把衣服洗洗[衣服脏了]*把衣服举举[衣服?]把衣服补补[衣服破了]*把衣服卖卖[衣服?]把羊肉炖炖[羊肉是生/冷的]*把羊肉送送[羊肉?]把羊肉蒸蒸[羊肉是生/冷的]*把羊肉拿拿[羊肉?]甲组的语境提示义是明确的，而乙组的语境提示义是含糊的。
甲组明确地提示了这样一个信息：N处于不如意、待加工的状态之中，亟待改变和处理。这些句子合乎祈使句的语用约束，因而是合格的。
乙组正好相反，句中的谓语动词及其必有论元之间并不含有相对明确的语境提示义，祈使句的动因不清楚，因而这些句子不合乎祈使句的语用约束，句子是不合格的。（参看张谊生，2000）029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第三节解决途径之二：句式配价一、动词配价的困惑按照配价理论，一般认为动词“切”、“砍”都是二价动词，它的两个配价成分分别是“切”的施事和受事。但是有如下的例子：（15）这把刀切肉，那把刀砍骨头。
他把那把刀切了肉。他把那把刀砍了骨头。
那把刀被他切了肉。那把刀被他砍了骨头。
其中的“刀”是动词的工具角色，但是在句子中都充当句子的必有角色，即非核心角色占据论元位置。再看下面的“的”字短语：（16）所以，我们非发明机器不可，切肉的、切菜的、轧面条的……（老舍《全家福》）一般认为，“切”为二价动词，那么“切的”要么指称施事，要么指称受事，而“切肉的”就只能指称施事了，但是在这里“切肉的”指称的是工具。上述事实说明，在实际句子中，“VP的”可以指称动词的工具，跟“VP的”配价指数（朱德熙，1978）和配价角色有出入。
关于工具角色到底是不是动词的一个价，学者们有争议。判断价数的标准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一般不把工具角色处理为动词的价，即“切”是二价动词。但是袁毓林（1998）认为“刀”这一工具性的语义成分可以实现为动词“切”的一个配价成分；鲁川（2000）认为“砍”一类的动词有三个配价成分：砍者[施事]、被砍者[受事]、刀斧[工具]，即“砍”是三价。按照他们的观点，动词“切”应该是三价的。
我们的做法是，把它放在句子中解决，动词配价和句式配价要结合起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