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海天寥廓：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杨国桢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１９．１（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９３－８００４－６Ⅰ．①海…Ⅱ．①杨…Ⅲ．①沿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沿海—移民—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Ⅳ．①Ｄ６６８②Ｄ６３２．４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８）第２５５３９９号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９６号总编室电话（０７９１）８８５０４３１９销售电话（０７９１）８８５０５０９０网址ｗｗｗ．ｊｕａｃｐ．ｃｏｍ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７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１／１６印张１７．５字数３００千字版次２０１９年１月第１版２０１９年１月第１次印刷书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９３－８００４－６定价５４．００元赣版权登字－０７－２０１８－１３５１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０７９１－８８５１３２５７）退换书总序一年的开始是人生的新起点，学习的新坐标，事业的新征程，成功的新希望。但我平生在元旦写下学术研究心愿和追求只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８０年元旦为《林则徐传》写自序，第二、三次是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３年元旦分别为《海洋与中国丛书》与《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写总序。这三篇序都和海洋与中国的研究有关，特别是后两篇，表达了当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走向海洋的书生意气、家国情怀。今天是２０１８年元旦，要写第四篇序，不能不从第二篇序说起。１９９７年３月，我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我毅然从原有的历史学科主流走向多学科结合的边缘，筚路蓝缕，敢为人先，亮出“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的口号。１９９８年元旦，我在《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中说：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１．８万余公里的大陆岸线，１．４万余公里的岛屿岸线，有大于５００平方米的海岛６５００多个，五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３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１／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书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略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２１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根植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点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书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２１世纪。２００３年元旦，我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中表示，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学科的发达。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是我的追求：２０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２１世纪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是２１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３—４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书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１９９６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８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２０１０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１２册），便是《海洋与中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２１１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纳入本丛书的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书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移，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做了大量的加工，或做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书请读者见谅。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我们的努力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同心同向同步同行，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一届又一届的青年博士朝着同一个方向砥砺前行，接力创新，参与了对中国海洋史学基本论断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１９９４年第一本研究著作问世，到２０１６年出版《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１０卷），以丰硕成果呼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为中国海洋史学奠定基础。这支以我为导师，以我的博士研究生及其再传弟子为主，自然集结起来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海洋史研究团队，但它与现行科研体制的研究团队不同，不是由某种基金项目、人才计划或科研单位组织起来的，而是以传统的学业传承关系为纽带，以学术兴趣和国家需要为动力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如今传承四代，枝繁叶茂，分布各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２０１７年，中共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实践，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海洋史学迎来了新机遇，需要擘画新坐标，谋求新作为。我们和出版社精心策划，将在一年内推出两套丛书。一是《中国海洋空间丛书》４册，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团队八位新锐菁英每两人和我合撰一书，历经三年杀青，以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用新的材料、新的理论，开创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新境界，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支撑。二是《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２６册，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我们将原有的《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１７册均重新修订，同时扩大规!书模，纳入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后过了合同期限的５册、尚未公开出版的新书４册，重新布局，精心打磨，统一版式，结集出版。站在学术前沿的制高点上，凝聚饱含二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成果，展示中国学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助推“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帮助人们认清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定位，认清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借此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共同推动海洋史学术事业的繁荣。２０１８年元旦!书!"#$%&'()*+第一章导论００１第二章海洋社会经济的生长与海外移民０１２第一节明清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０１２第二节海外移民与移民社会０２９第三节海洋社会经济与海外移民的互动０５２第三章沿海经济与海外移民０６１第一节商业移民与商品经济的海外延伸０６１第二节农业手工业移民与技术的传播０７３第三节海外移民与沿海经济的变迁０９０第四章沿海社会组织与海外移民１１９第一节海外移民社会组织的渊源１１９第二节海外移民与沿海社会组织的演变１４２第五章沿海社会文化与海外移民１６７第一节海外移民社会中的中华文化１６７第二节海外移民与沿海社会文化的变化１７８第六章贸易网络与华人社群１９７第一节１６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１９７第二节中国船上社群与海外华人社群２１５书!"#$%&'()第七章明清海外移民的历史作用２３１参考文献２４３后记一２６６后记二２６８书第一章导论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西太平洋沿岸的海洋国家。在今日中国的版图内，有１８万余公里的大陆岸线，１４万余公里的岛屿岸线，有大于５００平方米的海岛６５００多个，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岛以东太平洋海区５大海域，海洋国土３５４万平方公里。沿海地区，包括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河北、辽宁等１１个省、自治区、市，以及香港①、澳门②和台湾地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之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传统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证明，古代西方和东方的海洋国家，都有依据自己的航海与贸易传统，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可能。由于各国向外用力程度的不同，它们的海洋发展道路、速度和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十五六世纪之交开始的“大航①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②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书!海时代”，东西方各种海洋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争胜，其结"#$果是西方殖民掠夺型海洋经济取得胜利。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在!!%十八九世纪发展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近代社会模式。&'在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内，中国“传统内变迁”曾引发了新旧()*交替的冲动。在局部沿海地区和海域，海洋社会经济兴起并迅速生+,-长，虽然最终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较量中败北，在农业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大趋势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0义体系，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被灭绝，仍继续发挥作用，缓慢地向近代转型，和世界经济相连接。２０世纪的历史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动。随着全球!!"非殖民地化进程的完成和新技术革命的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呈现了多元化的走向。市场竞争、技术竞争、人才竞争取代了殖民掠夺，经济区域中心移位，各国海洋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中国挣脱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的海洋区域———东部沿海地区重振，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海洋社会经济的成分加大，使中国向建设现代海洋大国的方向迈进。由此可见，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是和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相联系的、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从海洋社会经济层面审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困惑和教训，对我们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一占地球表面约７１％的海洋，覆盖着北半球的３／５和南半球的４／５，蕴藏着极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包括生物资源、矿物资源、海洋能源，以及海洋水域、海洋空间等。所谓海洋开发，指的是人类利用海洋自然资源与天然条件并使之造福于人类本身的各种行为。海洋开发活动，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便已开始了。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是人类对海洋的早期认书识，而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则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创造社会文明的!"成果。#$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活动。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海洋经济的初级形态只是空间地理位置的经济分工，其活动范围在海洋而不在陆地，因而和陆地经济相区别。与其对应的海洋社会就是从事海洋活动的生产、生活群体。随着海洋活动的拓展，海洋社会经济不仅体现在渔捞、航运、贸易、移民等直接的海洋经济活动中，还包括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经济活动；海洋活动的生产、生活群体组!!"合为一定海域的“渔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海洋移民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为地方性以至国家的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系统，进入高级形态。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是步入高级形态的标志。现代海洋社会经济的概念，又有新的发展，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以海洋为舞台的市场经济和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海洋社会经济概念的重新诠释和外延拓展，引起世界社会经济史学界的深刻反思，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多元化、多样性研究渐成潮流。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完满形态是近现代才有的，但其基本要素是从古代海洋发展的传统中游离出来的。因此，海洋沿岸国家的“传统内变迁”，能够在局部地区或海域首先突破，产生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组织的雏形。西方海洋社会经济的萌生，是在中世纪末期首先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开始的。１５世纪最后十年，西班牙、葡萄牙从近海驶向远洋的航海探险，沟通了欧洲与其他大陆间的海上联系，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假如把１５００年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新时期的标志，这是因为从这时起在各大陆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联系。这样就不仅把历史舞台扩大到在此以前仍与世隔绝的地区，而且导致向欧亚大陆各个文明之间自书!古以来就保持的大陆中心平衡进行挑战。”①海洋贸易刺激了西欧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殖民掠夺型海外市场的开拓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步!!%伐和封建制度的灭亡进程同时加快了，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获得根&'本性的调整和重建。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葡萄牙把海洋经济和海洋()*掠夺等同起来，把本土作为消耗财富和转运金银的场所，很快地衰落下+,-去。而荷兰和英国则利用进入海洋、拓展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机遇，调*.整本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制度的转换，先后崛起为“海上/0马车夫”和“世界工场”。由此可见，西方海洋社会经济从雏形演进到近代资本主义形态，经历二三百年的时间，经过不同模式的血腥较量，才得以完成。!!"传统中国的情况和西欧完全不同，海洋经济的初级形态很早就出现了，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却经历漫长的渐进过程。中国古代，“沿海地区”从未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只是从属于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各个不同的农业经济区。中国很早就形成以内陆为中心的大一统国家，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开发，基本上是内陆传统农业社会模式的移植。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包容性和弹性，允许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在传统农业的大框架下，保留地方的经济特色，沿海地区因而存在海洋性的小传统。事实上，中国古代向海洋发展的小传统始终没有被割断，只是表现为时强时弱而已。汉唐以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造船和航海技术、海上捕捞和海盐制造等，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明代实施的海禁政策压抑了海洋发展的势头，然而这种封闭性的经济专制体制的社会不适应性，又为海洋社会经济的脱颖而出，积蓄了足够的社会能量（包括沿海人口剩余、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等）和经济能量（沿海社会需求增长、商品经济发展等）。传统经济区域重心的移位对沿海社会经济的驱动，为海洋社会经济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启动力。在传统农业经济区域形成与演化的漫长过程中，区域经济重心历经迂回转移，其最终的趋势是向沿海挺进、向海洋①［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３页。书靠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区域是在黄河中下游两岸狭长而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创造的辉煌农业文明。尽管它位于黄海北部和渤海西部沿#$岸，包括今河北、天津、山东等沿海的广袤平原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濒%于海洋，吸纳过渤海古海洋文明，但实质上只是从属于黄河古文明的农业经济区。西周以后，经济重心西移至泾、渭两岸，在这个远离海洋的秦川内陆形成了新的农业区域。秦汉之后，中国北方的社会动荡使大量灾民被驱至江南，为江南摆脱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带来契机。经魏晋南北朝至唐朝初年，江南经济开发加速，长江下游三角洲沿海地带初步形成具有集约化生产倾向的农业经济区域。此后，历经唐朝数百年较开放的经济发展，南部沿海地区在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重滋养下，形成了!!"扬州和广州这两个著名的经济中心。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唐朝还在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和扬州等沿海主要城市设置了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宋朝战乱，北方移民潮南渐伴随宋室偏安临安，南方沿海经济进一步得以发展。宋、元时期的泉州一跃而为全国最繁华的海外贸易中心，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东方贸易港之一。元朝建立以后，中国形成以北方为政治中心、南方为经济中心的基本格局。明清两朝，这一“北政南经”的传统格局依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模式，同时，沿海地区也逐渐以强劲的势头显现出政治经济的发展优势。华北沿海地区是商业繁荣、人口稠密的政治中心，都市化程度也较高；江南沿海地区既是封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带，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农粮生产基地；闽粤沿海地区是全国商品性经济作物栽培和海外贸易最繁盛的区域。全国经济重心东移沿海的步履已不可阻逆，传统经济区域开始改为由西而东的纵列移动，客观上形成了向海洋发展的互动局面。这样，到明代中后期，在外来海洋势力的冲击和吸引下，海洋社会经济便在中国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和海域应运而生了。二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成长，走着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明清海洋社会经济的生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东方海洋书!贸易网络形成，并与世界市场相连接，与西方海洋势力展开竞争；二、海"#$外移民社会逐步形成，并对沿海社会产生互动；三、近海渔业在海禁下衰!!%落，远洋渔业和近海水产养殖业兴起；四、海洋社会组织在局部地区和海&'(域形成和发展；五、沿海民间海洋意识增长。海洋社会经济对沿海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海洋社会经济的生长面对内部和外部的重重阻力，受到严重*./的挤压和扭曲。0因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出现，是社会与政治震荡在经济方面的客观因应，而不是执行国家海洋政策的主观效果，所以中国海洋经济从一!!"开始就只能在传统经济的夹缝中顽强地寻求有限的发展空间，这样就形成了主体发展上的民间自发性和地方区域性特征。又因内陆传统农业文明的强势，明清两代统治者漠视海洋发展，一再地加以限制和禁止，海洋经济因而未能纳入传统经济体制内进行循环运作，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这就造成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实质意义的脆弱，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在国际贸易形势变化、产业技术结构变迁、市场消费结构变迁等经济变势下，无力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以致在国际海洋竞争中最终失去了对抗优势；海洋经济意识始终局限于沿海的民间层次，而难以向内陆推进和转化，更不可能向内陆中心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迟缓了中国政治权力核心对海洋开放和传统官僚体系的近代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并非来自中国内部的动力，而是来自西方强势的逼迫。原有的海洋经济独立发展轨道被扭曲了。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以通商口岸为基地，加紧在沿海地区的商品市场倾销其机制产品，掠夺中国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致使中国的海洋经济和海关大权操于外人之手，沿海地区的殖民地色彩日益加深，整个沿海经济进一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旋涡。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移植，刺激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近代新式行业如金融、贸易、工矿企业等在沿海地区变态发展起来，相继生长出官僚资本主义和书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新生长起来的中国近代海洋社会经!"#济成分既是从西方引进的，又是西方海洋社会经济的附庸。然而，西方$殖民者和明清统治者一样，都不能完全阻遏中国沿海民间层次传统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受外力影响的民间海上贸易和航运虽然萎缩，但仍在传统的海洋贸易圈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缓慢地走向近代化。海外移民的海洋经济拓殖，也为中国沿海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创造一些有利因素。这就使得近代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形成沿海殖民地经济与传统模式的民间海洋经济并存的格局。明清以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尽管微弱而且变态发展，但也积累了许多积极的因素和潜能。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济地带突飞猛进，!!"既是因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又是历史潜能得到释放的结果。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机遇。如何面对海洋，走向世界，仍是严肃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历史学家有责任将历史来一番认真的总结。无论东方和西方，海洋社会经济都经历过从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局部孕育、壮大到影响社会经济全局的演进过程。这就使得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领域，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以海洋的利用和开发为对象的海洋经济活动，同时又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与海洋经济活动形成互动网络的各种社会联系及其变迁，成为可能。这一专门领域的历史研究，我们把它称作海洋社会经济史。无论东方和西方，传统海洋发展通往海洋社会经济的道路存在多样性，海洋沿岸国家都有本国特色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以西方为本位，否认东方国家有过海洋社会经济史，是不对的。用１６世纪的荷兰，１７—１８世纪的英国，１９—２０世纪的美国有关海洋社会经济的观念和模式，去分析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也是不妥的。对海洋社会经济多样性的研究，理应成为我们对世界多样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顾名思义，是以中国的海洋经济活动以及与书!其互动的沿海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地说，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所研究的区域，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它不仅指中国!!%本土的沿海地区、岛屿和领海海域———海洋国土，还包括与中国人民有&'(经济活动的外海海域、海外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人民海洋经济活动的)*+变化，区域范围也不断变化，没有固定的界线。它的概念相当于经济学,-上的经济圈。它属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又和其他类别的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显明的差别。0一方面，在考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地———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演进时，其研究层面大致与传统内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同，!!"即须对该区域社会经济结构———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赋役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等，社会经济运作———行业部门配置及其管理、经济社会组织及经济发展的变迁等，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经济政策导向、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都予以揭示和考察。在个别层面上，如对沿海港埠、沿海滩涂荡地、沿海岛屿开发，以及海洋渔盐业、航运业等的研究，则因其海洋性特征而具特殊性。另一方面，海洋社会经济史涉及的外海领域、海外国家和地区，是内陆区域史不必或很少涉及的。这一研究层面，如海外贸易、海外移民及其引起的中国海洋经济关系的变迁，又是海洋社会经济史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海岛和海洋国土开发史、海洋航运史、海洋渔业史、海港史、沿海及海外贸易史、海路移民史、海防史、海关史等专门史，并与中外关系史、海洋科技史、海域海事史、华侨华人史等相交叉。这就要求它必须具有比较世界史的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超越了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范畴，实质上乃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根据上述，我们似可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概括表述如下：站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立场，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即多学科互相书交叉、渗透的方法，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沿海岛屿及相关之海洋区域、海!"#外地区的特殊社会经济结构，阐述这一特殊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三海洋社会经济史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分支学科。说熟悉，是指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已经建构了沿海区域经济史、海疆开发史、海外贸易史、航运史、海港史、渔业史、盐业史、海外交通史、海关史等专史体系，中外关系史、海洋史、华侨华人史等研究中也多有涉及，都!!"已有可观的成果。说陌生，是指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没有把海洋社会经济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还没有升华出完整的理论和研究构架，对涉及海洋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机的整合。海洋社会经济史是时代对历史学发展的新要求。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建设，需要多层次、全方位的学术整合，因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种整合，单靠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新的视野、新的材料，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突破和积累。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有大量的拓荒工作要做。其中亟待我们去做的，是如何克服以往研究中国通史式的线状描述，而达到立体式的动态论证；如何克服中国本位，而有比较世界史的视野；如何克服经济史与社会史脱节，中国史与世界史脱节，改单向思维为双向思维；如何站在历史学的立场，谨慎鉴别吸收中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作为整合的有效工具。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开始了“科际整合”的探索。和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相关的，就有“海洋中国”“中国海洋发展史”“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洋史”等多种提法和研究。但是，由于整合的角度和方向不同，其研究成果虽然有助于中国书!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建设，但都不能完全取代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做出学科意义上的回答。!!%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我们利用博士学位课程的讲坛，反复和&'(博士生们讨论，并引导他们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关键时期———明清)*+时代，选择博士学位论文课题，进行试做。已经完成和进行中的课题，包,-括沿海地区乡村的都市化、沿海荡地的开发、沿海岛屿的开发、海洋渔业*./与渔村经济、海外移民、海外贸易、海洋性商业与商业文化、海洋观念和0海洋政策等，或从一个侧面，或从个案，加以探索。其中，以沿海乡村都市化的典型广东佛山为考察对象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罗!"!一星著），以沿海荡地为考察对象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刘淼著），已分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这一系列博士论文的写作，会有助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构筑。海外移民活动是海洋社会经济的重要方面。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活动，是和海洋社会经济同步展开的。一般而言，中国海外移民在海外定居繁衍之后，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所在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不再属于中国史的范围。但是，在明清时代，在中国海外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和母国割断关系，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民族之前，他们和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互动，对家乡社会的反馈，可以而且应当属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这样做，并没有前辈学者曾有的视海外移民社会为中国“殖民地”的含义，而是对历史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大部分已成为外籍华人，海外华人社会已失去“侨民社会”色彩，而讳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还必须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和“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中有难以界定、区分、互相交叉的方面，加上史料记载的含混不清，使鉴别工作难上加难。因此，我们在讨论晚清的海外移民时，也适当使用“华侨”“华侨社会”的名词。本书所研究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研究的主旨，在于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的角度研书究海外移民史，又从海外移民史的视野来考察沿海社会变迁，着力考察!"#明清时代海外移民的环境———沿海社会的本土发展与向外用力的动因；$海外移民社会（华侨社会）的特征———中华文明的海外流播，沿海社会模%式的移植与变异；海外移民的反馈———海外移民与本土的联系，回国投资或带入外国文化对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是从海外移民这一海洋经济拓展活动，去研究明清时代沿海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运动。无可置疑，这是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本书仅仅是一篇绪论、一个提纲而已。我们斗胆把它奉献出来，希望能得到海内外方家的批评指教，共同开拓这片以往有意无意被忽视了的领域。!""书第二章海洋社会经济的生长与海外移民明清时代，是中国海洋发展的转型时期，也是沿海社会经济充满新旧交替冲动的时期。一方面，官方的海洋活动退却，长期实施的海禁，使中国传统的海洋发展道路受阻；另一方面，这种经济专制体制和政策与海洋大国客观条件相违背的社会不适应性，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或失控，而被局部突破，导致沿海民间社会海洋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海外移民活动，即沿海民间社会以向海外迁徙为途径和形式的经济拓展，是这一时期海洋社会经济的重要成分。同时，海外移民对原乡的反馈，又对中国民间海洋社会经济的成长产生影响。第一节明清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明清两代（１３６８—１９１１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倾。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来愈强化，传统农业经济在南方的开拓，导致南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入明之后，已开发的江南区一直是全国财赋的首要之区。明中叶以后，“开发中”的湖广区地位进一步提升，岭南区也进入先进农业区的行列。清初以后，福建因台湾岛的开发，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清中叶，台湾已成为东南的粮仓。由于湖广、闽、!"粤等地移民的注入，四川区成为农业生产重地。与此相反，其他内陆农#$%业区和北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仍处在相对迟滞的状态，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清初以降，华北、山东移民对东北的开发，也未能改变()*这一趋势。+,-差不多与此同时，经济重心东倾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了。苏、浙、闽、$.粤沿海地区，随着商品性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先后在局部地区进入了/0“原始工业化”的进程。而明中叶以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殖民势力东渐，又使它不仅成为中西政治冲突的必经地带，而且亦渐次成为中西经济冲突的主要交汇点以及西方宗教和外来文化渗透、传播的首要区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五口的开放，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与内陆经济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态势下，海洋社会经济在东南沿海地区兴起，曲折地、艰难地、变态地发展着。明清海洋社会经济的兴起和存在，既是东南沿海地区“传统内变迁”的必然结果，又是长期封闭性、内构型的中国屈服于近代世界海洋开拓趋势的必然结果。一、海洋社会经济的兴起据考察，中国的远洋航海肇端于两汉，到唐代时已有重大突破，其活动海域东至韩、日，南至印尼，而以先进的手工业产品———陶瓷等为实质内涵的强势海路贸易甚至已间接遥渐非洲大陆。①宋元时代，尤其是南宋和元朝，中国海上贸易网络规模巨大、密度极高，活力充沛，在整个中国海外交通史上达到极巅状态，远在同时代的世界各民族之上。这一时期江南沿海市场陆续形成，社会购买力及社会消费水平极大增长，以往的一些奢侈品此时甚至成为必需品。这使得社会产品商品化范围不断扩大，为投资和冒险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跳逾土地和小型手工①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载《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甲乙出版社（台南）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书!业的投资，对外贸易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①而各种期票以及纸"#$币的出现代替了旧金融铸币形式，显示了社会金融活动已达相当之程!!%度。信贷与金融制度的出现为海外贸易及其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改进提&'供筹集资金方面的准备和保障。②宋元远洋船舶的优越性能是宋元中国()*海洋发展臻至鼎盛的必要条件。此外，在整个宋元时期，除南宋末年外，+,-中国南方社会政治状况实际上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使海外贸易*./得以保持不间断的延续性。0１４世纪下半叶明王朝建立时，中国沿海社会已具备从事并发展海洋经济的某些先决条件，如沿海人口增长、市场发展与生活消费状况的变迁引起的对海外贸易的客观需求；社会剩余财富积累为寻求更广阔的投!"#资领域准备了资金条件；为适应流动资金增长建立了初步的封建金融信贷体制；积累历代经验而具有悠久传统和浓厚基础的造船、航海技术以及新王朝体制的建立与恢复带来的政治稳定局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朱棣继承朱元璋的遗志，对抚绥四夷、建立以明朝为天下共主的国际秩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派遣郑和率领当时世界第一流先进的远洋船队大规模地下西洋，这正是实现这种目标和理想的形式。或者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发展（以造船、航海技术演进为主）、中国沿海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综合产物。然而，直到明中叶以前，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经济形式上看，都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社会经济的实质内涵。其时中国海洋活动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海外“番邦”朝贡贸易体制的建立与中华传统强势政治在海外的宣化和耀扬。实际上，海上朝贡贸易是海外贸易的一种形式，但它仍是囿于传统经济体制内的环节，并不具有开放性的贸易特点；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对自高自大、高度专制的强权政治的一种无奈的支持，①ＰＷｈｅａｔｌｅ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ｏｎｓｏｍ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Ｓｕ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３２，Ｐａｒｔ２，１９５９；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６页。②ＹａｎｇＬｉｅｍ－ｓｈｅｎｇ，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５２，ｐｐ５１－６７；ＬｏＪｕｎｇ－ｐａｎｇ，“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ＳｅａＰｏｗ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ｕ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Ｙｕ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Ｆ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ＸＩＶ，１９５４－１９５５，ｐｐ．４８９－５０３．书即使朝贡国可借此获利，也不是互利贸易的正常形态，而是以政治权威!"#满足感与经济利益投机感相交换的异态形式。因此，对中国本身而言，$%朝贡贸易的政治意味远甚于经济意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尽管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海洋开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政治任务而使其经济效应受到了本质上的+,-限制；郑和船队的一切活动都按照明廷预先制定的意图和方针进行，受到$./官方的直接控制。由此看来，朝贡贸易抑或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都属于0明帝国传统体制内的政治活动范畴，经济意义显然被置于次要地位。官控朝贡贸易和远洋政治外化主要是基于握有政治权力的儒家官①僚体系的善政思想以及明初统治者巩固和强化专制统治的愿望。政治!"#中心的地缘变迁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明初建都于南部沿海地区的南京，官僚阶层的生活需求和近海氛围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国家政策的转向；中国为天下共主的传统思维模式也成为明初海洋拓展的一个因素。这种推论的合理性可以从明朝迁都北京后很快失去海洋兴趣得到部分的解释。迁都北京，从政治层面上讲，无疑是因为北方内陆边境不靖和基于朱棣个人政治基础的考虑；但从经济层面而言，显然是中国海洋发展观屈服于传统内陆主体发展意识的一个转折点，它对于未来海洋经济的拓展及其进程都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使中国历史失去了一个海洋发展的良好契机。明宣宗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以后，明廷对外政策急剧转变，较之明初从进取转而保守，大大减弱了海洋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热情，②中国作为海洋政治强国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③海上强国的观念甚至在表面上和形式上都逐渐被忽视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中央控制力下降，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朝贡贸易衰落，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组织才在传统体制的空隙中孕育兴起。它仅仅发育于南方沿海局部地①ＷａｎｇＧｕｎｇｗ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ｒｉｓ，１９７０②杨国桢、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４页。③ＬｏＪｕｎｇ－ｐａｎｇ，“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ｎｇＮａｖｙ”，ＯｒｉｅｎｓＥｘｔｒｅｍｕｓ，Ｖ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ｐｐ１４９－１６８书!区和海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发展也局限于这一区域，而且停留于民"#$间的层次是不合法的、体制外的经济循环系统。封建经济专制体制（尤!!①%其是朝贡贸易体制）的社会不适应性（或弊端）导致了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多元化趋势，形成向外用力的经济动力，这成为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在；而在作为海洋大国的客观条件下，海禁政策对+,-沿海社会经济的压抑，积蓄了足够的社会能量（包括人口剩余、社会价值*.观念改变等）和经济能量（如社会需求增长、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的开拓/0等），这又成为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所在。具体而言，明代中后期我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可列析如下：!"#１中外历史发展趋势的整体推动，是明中后期海洋社会经济兴起的历史前提尽管在明中叶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原则的官僚政权很大程度上漠视甚至强制性地阻止了国家海洋事业的进程，但这种独断的政策并不能限制社会对于海洋经济的需求。就国内而言，南部沿海区域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日益提升，而这种根据经济本身合理要求发展起来的经济势能，并不会或不完全会由于政治因素的转变而失去对更广阔经济发展空间的需求；相反，国内交通、商业生产和贸易的繁荣，以及城镇化趋势对于财富积累的推动，加上海外贸易的长期传统与认识，对海洋经济空间的开拓表现出积极进取和合情合理的态势。从世界形势看，早期资本主义势力在明中后期逐步跨过印度洋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海势渗透和积极的商业热情，不仅对中国东南沿海社会经济有着利益上的诱惑和重商主义的刺激，而且进一步的发展更使沿海中国在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等各方面在不同层次上与世界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相连接，并为沿海边缘海洋社会经济的崛起提供了某些有限的机遇。这当然是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目的为前提的，但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国内与国外的双重需求有其共通性，一定意义上乃合乎经济规律的运作。①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４页。书!"#$%&'()*+,-$./0!"#图１《天工开物》中的新式制糖图２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特殊性，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沿海边缘区域拥有足够供海上出口的诸如茶叶、丝绸、瓷器、甘蔗等生产品及它们的加工品；而对于中国的北部来说，不仅缺乏可以形成闽浙粤沿海的港区与山河，也缺乏茶、丝、陶器那样的出口品。①明中叶以后，伴随商业性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出口商品的种植与加工产量日益上升。传统的茶叶在明清的江南普遍种植，武夷茶更负盛名，“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②。江南甘蔗种植已出现专业生产区：“糖产诸郡，泉、①［美］费正清：《中国历史中的沿海与大陆》，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页。②［清］董天工修撰：《武夷山志》卷二一《茶考》，成文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４年影印本，第１４５４页。书!漳为盛，有红、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种蔗皆漳南人，遍满山谷。侯"#①②$官有甘蔗洲。”到明中后期开始使用新糖车和白砂糖的制作技术，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