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篇·001002马径张氏《马径张氏》编委会文周东旭龚缨晏张落雁蔡旭东林??
字旻摄沈国峰?
影人文篇·003目?录Contents人文篇003童姚马径张，铜钿银子好打墙012马径张氏家谱家训020马径张氏宗祠027村内社庙029村内桥亭037村内各房及名人旧居047岁时节令004马径张氏人物篇065张斯桂兄弟——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宁波人117张鲁庵——一位“印痴”的“金石”人生136张汝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162“张同泰”——金字药号的百年风雨路180后记人文篇·001马径张氏人文篇002马径张氏人文篇·003童姚马径张，铜钿银子好打墙江北区庄桥街道地处宁波新三江口姚江北岸，东邻329国道，南临姚江，西接洪塘街道，北靠灵山，与镇海相隔。区域面积35.15平方千米，背山面水，自然风光秀美，人文历史悠久。
庄桥是宁波较早的建制镇之一，1959年7月建立。1984年9月原庄桥乡并入，1990年10月原洋市乡4个行政村并入，1992年5月扩镇并乡时与原费市乡合并，组建庄桥镇，共辖26个行政村、1个牧场、2个渔业队。2004年7月撤镇建街道。近年来在城市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辖区后姜、邵家、颜家先后实行撤村建居，其中邵家村已于2014年1月完成股份制深化改革（即股份制终止）。现庄桥街道下辖16个行政村、13个社区、撤村保留股份制经济合作社3个、牧场1个、渔业队3个（2008年6月，原姚江第四水产养殖场划归庄桥管辖）。辖区总人口10.81万，其中户籍人口004马径张氏姚江两岸风光人文篇·0051
21.生态江北2.暮色姚江006马径张氏马径村鸟瞰图人文篇·007008马径张氏4.26万，流动人口6.55万。
庄桥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庄桥籍名人辈出，遍布各地。在商界，涌现了童祥权、童鼎昌、童在厚、费志洽、邵敬亭、严信厚等一批商业巨子。其中，童在厚创办了上海百年老店童涵春堂，是近代著名药材商；严信厚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第一个商会和第一批工厂，被誉为宁波帮鼻祖。因近代商帮兴盛，故有“童姚马径张，铜钿银子好打墙”的说法。
在文艺界，涌现了张汝钊、姚有信、邵荃麟、林杉、周柏春、姚慕双、葛祖兰等一批文艺巨星。其中，张汝钊为宁波现代女诗人，曾任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邵荃麟为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主编《人民文学》《大众文艺丛刊》等多种有影响的国家级刊物；林杉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曾创作《上甘岭》《党的女儿》等红色经典影片。
在教育界，涌现了严修、孔爱菊等一批知名人士。其中，严修为近代著名教育家，曾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孔爱菊为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先后创办了宝韵幼儿园、宁波爱菊艺术学校。
在医学界，涌现了邵一鸣、严仁英、应大明、严鸿志等一批医学精英。其中，邵一鸣为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严仁英人文篇·009为妇产科专家，是中国妇幼保健医生队伍的创建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应大明为儿科专家，曾主编《小儿肿瘤学》《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庄桥居民临水而栖，青砖黛瓦屋檐下，家家土瓮储天水；老街沿河而走，户户开门为店，桨声市声飘书香。
《严修日记》中有载，1898年，严修从天津南下经宁波赴老慈溪东乡（即庄桥街道费市）老家宗祠祭祖，与族弟严子均从江北岸乘肩舆下乡，“舆行十五里至章桥，廛市颇整。一路多循小河而行。章桥似亦水路小码头也。又八里至东乡祖祠”。
庄桥之名源于一棵大樟树搁在河两岸。古时造桥成本高，以樟树作桥，方便两岸居民来往。而“樟”的读音近“庄”。
20世纪80年代，河两岸多栽种有樟树，就这样，水与香樟树成了庄桥的特征，而这样的选择想必是一代又一代的庄桥人铭记造福于他们的树与水的结果。
庄桥曾是老慈溪的建制镇，现是宁波中心城区江北区的一个街道。前者是流淌千年历史的文明之地，后者是领略百年西洋文明的交流之岸。
据史书记载，唐代自高祖武德至高宗麟德的四五十年间，开创马政。“武德时期初创马政，以太仆寺卿张万岁负责010马径张氏全国，张万岁对于唐朝的马政作出贡献。”只是不知是马径村的张万岁出仕当马管的呢，还是当马管的张万岁年老隐居归至庄桥，或者是张万岁的后裔迁至庄桥。
马径村的张家以经营药业起家。清嘉庆十年（1805年）张氏族人张锦在杭州创办“张同泰”药号。此后，张氏族人“抬头吃皇粮，伸手抓市场”，周旋于官商间，往返于海内外，使庄桥这样一个小村在宁波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上，镶嵌着188块具有各国文化特色的纪念石，其中一块是1853年传教士代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华文碑。这次赠送的成功离不开马径村的张氏兄弟。这两兄弟，一个是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一个是近代外交史上的第一任翻译张斯栒。
张汝钊是宁波现代女诗人，曾任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
这位经历坎坷的女人最后皈依了佛门，法名慧超、本空，她潜心研究佛学，曾两次赴日本、印度讲学。她著有《绿天簃诗词集》《海沤集》《般若花》《烟水集》，是浙东佛教界颇有影响的法师。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士出身经商世家，最终成了文化学者。
从马径村现存的后新屋、张氏墓、张氏房、乾坤房、张氏人文篇·011宗祠等文物古迹中，张家作为望族而具备的显赫声名与雄踞一方的实力一目了然。
012马径张氏马径张氏家谱家训家谱在乡村，人们极少重视家庭档案，凡是老物、家什、衣饰，包括证件、票据，一旦过期没用，都难逃被嫌弃被扔之命运。
除非是金银首饰，因为值钱，会代代相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份重要的“传家之宝”就是家谱。家谱并非人人都有，一般一个家族有一套，不过记录的历史有长有短。旧时，族长太公会谦虚地说：“虽然我们家族家谱短，但我们对家教也是重视的。”但历经“文革”，许多家谱已被当作“四旧”烧毁，仅有部分被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地方志与家谱是读史查史经常要碰到的文献档案资料。方志多半能看得到，但许多家谱里的珍贵文献不一定会公开。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给方苞看明史《列传》的目录。方苞很奇怪，问他为什么目录中记载人文篇·013江南一带人物多而其他省份的人物却少。万斯同向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江南一带重文藻，人死后都有状、志、家传，其他地方很少，只能根据《实录》编写，但《实录》所载极简略，对这些人的事迹又不能凭空而构，所以只能把他们附于大传之后，实在不能附，“则惟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大概也可以这样理解，江南地方经济条件好，重视文化教育，所以撰写收集个人的档案资料较多，编史书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就多，因此列入传记系列的就多。
“盛世修谱”，家谱又开始热门起来。家谱里有大量的人物传，大都是家族中较有成就的。编修家谱其实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人来到这个世上，其实雪泥鸿爪，苦且短，呼吸之间，一辈子就过去了。大部分人并非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会有单独的传记来记录其生平。但家谱不一样，家谱里面，只要出生三天以上，有取过名字，都会记录，包括每个人最简单的“生娶卒葬”：生于何时，娶谁做妻房，生有几子几女，逝于何时，埋骨哪里。虽然简单，但这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平等记录。小时候听老先生讲故事，说修谱的人必须是有功名的人，因为修谱的时候，列祖列宗都盯着，是否遗漏，是否实事求是。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大祸即临，只看那油灯的光都是绿的。这类怪谈，极类《聊斋》，鬼神之事自然不足以谈，这种说014马径张氏法，大概也是为了警示修谱必须认真，必须尊重每一个生命。
修家谱，最重要的是和亲睦族，传递一家人需要团结的理念。从家谱来看，虽说同姓同族血缘更亲一些，但追溯源头，都是中华儿女，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每个人都宠爱自己的子女，但对其他人的子女也应该兼爱，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是应倡导的大爱。
家谱里记录了许多家训，这是家教的重要内容，我们面临的文化环境千变万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何让孩子们从小明辨是非、激浊扬清，让公正、公平、自律、守纪等意识渗透其心田，需要好的教育。因此，耳濡目染的家教是十分重要的。家训一类的话语都是长辈写给晚辈看的。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六有言：“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嫌弃老人教育孩子时话多啰唆，等自己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话也很多。但话虽然多，却都诚实。知堂先生说：“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虽然有些道学家的也会益发虚假得讨厌。”又说：“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人文篇·015负责任。”在南宋宰相史浩的著作中，有一篇《童丱须知》，童丱即童蒙，是教育孩子的。《童丱须知》开篇陈述创作意图：“予起身寒微，颇安俭素。非官至，未尝陈觞豆。退处率多暇日，间口占数语以训儿孙，使知事君事亲、修身行己之要。录之几百篇，目曰《童丱须知》。不敢以示作者，姑藏其家。欲其易晓，故鄙俚不文。然比之嘲风弄月，则有间矣。留心义方者，有取于斯焉。”所谓“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实仰仗良好的家教。历史上的《朱子家训》《颜氏家训》都十分有名，我们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又说“富不过三代”，一个家族的兴起和发展都要依靠家教。
最后一个是家谱的学术作用，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方面。
马径张氏家谱马径张氏家谱在历史上有过几次较大的编修。第一次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张大基（字性本，号恒畦）先生等编修的《马径张氏草谱》（该谱首先绘制了马径张氏谱系，并采《浙江茅山张氏宗谱》）和乾隆年间由张夏声（字符音）先生等编修的《马径张氏“五二四房”房谱》。两谱均以张宰为马径张氏始迁之祖，惜已失传。
016马径张氏第二次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张肇梅（庠名梅，字春占，号耐仙）聘请谢海槎先生等编修的《马径张氏印谱》。
该谱将《马径张氏草谱》和《马径张氏“五二四房”房谱》合为一谱，今未见原本。
第三次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张宏订（庠名鸿鼎，字百铭，号柏龄，又号幼竹）和张锡尧（字企唐，又字憩棠，号雪峣）先生等编修的《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在宁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藏本，马径张氏家庙永思堂有藏本复印件。
从2010年开始，历时3年，重修《宁波马径张氏宗谱》。
全谱收入前言和序文8篇，凡例3篇，家训与排行表各1篇，世系图与外编世系图各1套，记、传赞、状述、寿赠、艺文、墓文、杂录等计144篇，跋文和后记2篇。所成谱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次编修与前一次编修时隔87年，将1926年到2013年在宁波的族人信息基本收齐，但在宁波之外的族人信息多有漏缺。
家训马径张氏家训从敦孝友、端品行、课诵读、勤耕种、择交友、慎嫁娶、严丧祭、戒奢华八个方面来教育自己的子孙。
人文篇·017这八条家训，虽不多，从字面意义上看也并不难理解，但千百年来，谆谆教诲的无非儒家这些修身齐家的理念，只是要做到知行合一却是非常难的。
第一条是敦孝友。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儒家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即为孝，人生之初，就要处理与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首孝悌，次谨信”，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人生的大多数关系也就处理好了。
第二条是端品行。端品行是立身之本，在端品行里翔实地记录了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许许多多，非常细碎。可以看出来，家训就是父母的絮絮叨叨。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许多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往往是“死蟹一只”。
许多道德知识，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教育，到后来，还是有许多人会做错。“勿以机巧愚人，勿以权诈弄世，勿尚游侠之行，勿为轻薄之谈，勿以博弈饮酒结纳匪类，勿以游惰放纵贻笑乡邻；存心宜忠厚，勿利己而害人；处事贵和平，勿恃才而傲物”。
第三是课诵读。在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从事举业是显亲扬名的晋升之道。“朝为田舍郎，暮登018马径张氏天子堂”，从一个种田人，到穿红袍的状元郎，科举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现在说起科举，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声，不过在旧时代，这是唯一一种较公平的选才方式。比其他国家的选官制度要高明许多。而且不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出发，读过书，从事其他行业，能理解得更快些。旧时，读书并不普及。读书人非常少，“书犹药也，可以医愚”，提倡读书，提供义学，是维续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金科玉律。“务使以《经》《书》为本，以《子》《史》为用，以唐宋诸大家古文为驱使。”家训里还详细提到了书目，而且说读书如炼九转丹，不可操之过急，这些话都非常有道理。
第四是勤耕种。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良好的经济条件，多数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旧时生产力低下，一夫不耕，则有人因此饥饿，一女不织，则有人因之受寒。而且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这些个简单道理，朴实易懂。
第五是择交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友不慎，容易跌入无穷深渊。
第六是慎嫁娶，娶新妇，嫁女儿，首要考虑人品，而不是财产，娶了不好的新妇，再多再好的嫁妆、财产，也会因为持家不慎而败亡，选择女婿也是如此。
第七是严丧祭，慎终追远是深入国人骨髓的理念。有条人文篇·019条框框的规定要遵守，而且并非表面上走一个过场，要切切实实做好各种事，做到对祖先的尊重。发自内心。
第八是戒奢华，“生财之道有二，开其源而节其流而已。
勤农桑所以开其源也，尚俭约所以节其流也。”通俗易懂的老话常说，“会赚不如会俭”，一旦生活奢侈，挥霍无度，那赚再多的钱，有再大的家业也会分崩离析，宛如冰消。
这些家训条理清晰，主次分明，引经据典，有说理，有议论，有排比，无微不至，是一篇多好的家教论文！试想，子孙聚集在家庙祠堂中诵读这些教诲时，会有多少人因为许多事情没有做到而脸红？会有多少人因为许多道理暗合于行而窃喜？
020马径张氏马径张氏宗祠为什么要祭祀祖先？首先从生理上讲，人身是父母生的，一代又一代的相传相继，形成小的家庭和大的家族。从经济关系上看，在广大农村，最重要的家产就是土地和房屋，现在称它们为“不动产”，多是祖先留存下来的，有的家庭如果还拥有金银财宝，即“动产”，也会代代相传留给子孙后代。所以家庭的现实生活需要祖先保佑，家庭的盛衰荣辱、地位权势也与祖先密切相关。
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祭祀祖先很早就成了国家的重要礼制内容之一。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太庙，在《礼记·曲礼下》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朝廷营造宫室时，首先会营造宗庙，可见宗庙在国家礼制中的重要地位。太庙有多大规模，在《周礼》中也有规定：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祭祖的七庙分别为祭始祖、高人文篇·021祖、曾祖、祖、父的五庙加祭远祖的昭穆二庙。以下诸侯、大夫、士都规定不同数目的庙，只有庶人百姓不许设庙，而只能在自己家里祭祖。每逢清明，百姓带着祭品到先人的坟地，在坟头竖起白幡，招请祖先的灵魂来这里接受子孙后辈的祭拜。每逢春节和祖辈的生日、忌日，百姓会在家中堂屋设供，面对祖先牌位行叩拜之礼。这种状况到明代有了改变，因为朝廷越来越认识到，农村是国家的最基层，加强农村宗族的力量能够起到稳定民心、聚合国力的作用，所以逐渐允许庶民百姓设庙祭祖了，这种民间专门祭祖的场所称为祠堂。清代朝廷进一步梳理宗族的功能，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明确提出：“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可以说将这种功能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家庙即祠堂，它的功能是祭祀一家一族的祖先。在有的农村，把供同族子弟学文化的家塾也设在祠堂里，将供赡养贫困人家的义田也交由祠堂管理。续修族谱是宗族的一件大事，由一族之长作出决定，选定有文化的族人，在祠堂内举行一定的仪式，宣告续修族谱的开始。如此一来，祠堂的功能更多样化了，它逐渐成为一个家族的政治中心。
祠堂的公有性功能决定了祠堂在村落中所处的位置：它们必然都被安置在村落的中心地带，也有的被安置在村口022马径张氏处，以起到保佑家族的象征作用。
永思堂，是马径张氏的祠堂。2004年4月1日，张氏祠堂（永思堂）被评定为江北区文物保护点。马径张氏于清嘉庆年间修缮祖堂五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祠堂由族人集资大修，新增门楼、厢房和戏台，使格局完整。现宗祠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分别由前进、左右厢楼、戏台和大厅主体建筑组成，内设前后天井，占地面积920平方米。
建筑布局规正、传统，前进中间为三开间大门，两侧各置耳房三间，为九开间，硬山顶，前飞檐，船篷轩，梁架正贴施中柱，后双步梁。戏台顶为歇山式，四周飞檐，有部分木结构雕刻损坏。大厅为五开间，硬山屋面，进深八柱十一檩，明间为抬梁结构，次、稍间正贴施中柱，穿斗结构，后三间为双步梁。
该建筑用材硕大，做工精细，人文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结构富有地方特色，是江北地区晚清宗祠的典型代表之一。
马径张氏族人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清明祭祖仪式。每到这一天，不管身在何方、工作有多忙，张氏后人都会赶来参加祭祖仪式。2016年4月1日上午11时，众多族人到齐，永思堂门口摆着香案，族长张惠康扯着沙哑的嗓子，提醒族人整理衣冠，准备祭祀。在庄严的氛围中，按照辈分先后，七十多位张氏族人纷纷给始祖拜大礼。“我要知道我是从哪人文篇·0231
21.永思堂鸟瞰图2.永思堂外围图024马径张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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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思堂大殿2.永思堂戏台3.永思堂戏台近景人文篇·025祭祖仪式026马径张氏里来的，我的根在哪里！”张国健如是说。作为张氏后人，他特意从美国旧金山赶到庄桥马径村，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祭祖仪式。因为“根”的牵引，许多和张国健一样的张氏后人回到了故乡。平日里，他们四散在世界各地，在祭祖仪式前夕，他们从天津，从上海，从世界各地赶来。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们说，“家是我们的根，是我们一辈子的精神财富，无论到哪里，都无法割舍”。
人文篇·027村内社庙光绪《慈溪县志》（杨泰亨撰）载：西汉王庙，县东南三十里，《雍正志》：马径穆家村，祀汉高祖（《溪上遗闻别录》）国朝嘉庆三年（1798年）重修。
另外马径村有修建于1846年的证教禅寺，旧称证教庵。
旧志上有名录：证教庵，县东南三十里，马径永福桥东，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里人张梅重建，俗名桥头庵。马径张氏家谱里有一篇谢洁贤撰写的《证教庵记》，文章较短，但很明了。录文如下：永福桥之东有证教庵焉,不知始于何代。或有谓“十方庵”者,或有谓“张氏家庵”者。访之里人,俱莫详其所自。余于道光戊子岁偶过其地,见夫佛殿禅房倾圮殆半,心窃感之。癸卯秋,吾郡风雨大作,民居多坏,而是庵之仅存者亦几几无存矣。
028马径张氏张子耐仙会其母七十寿,谨遵慈命,重建殿宇五楹,颇为巍焕。阅二年又集族内之乐善诸君,量为劝捐,共得制钱七百余缗,益以己资。为造门厅两庑计,遴族人行之,蓉滨、福标司其事,不逾年而是庵成,且度庵西之地筑积翠亭于其侧,便行人也。
余于修谱之暇,亦尝一一游览,窃叹今昔之改观非张子之力不及此。《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爰志之,以告后之董其事者。
张梅，字春占，号耐仙（耐先），是张锦晚年所生的独子。
是中华老字号“张同泰”第二代传人。
据当地老百姓讲，他们村就只有桥头庵一个民间信仰点。
人文篇·029村内桥亭在江南，在宁波，一年四季的雨是很多的，“清明时节雨纷纷”“雷响惊蛰前，四十九日不见天”“五月梅子黄时雨，大旱不过七月半”，台风来了，虽然不免兴师动众，但也带来大量的雨水。充足的雨量，使得宁波的村落周边河网密布，河畔的杨柳树，纵横的稻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描摹的情境，几乎随时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江河纵横，水上不时有捕鱼的小船经过，也有载客的船，还有运肥料、垃圾的船，只是随着汽车的普及，载客的船在20世纪中期已基本消失，现在河上、江上偶尔有一些船经过，基本是清淤泥或水草的。
修桥铺路造凉亭，是旧时的三大公益事，宁波话常说“吃素念佛一世，不如修桥铺路一记”。把利自己的禅修功德，换成利大众的公益事，让信仰更具体而实际化。旧时，修桥铺路造凉亭也几乎是人人参与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造030马径张氏好桥，有一个简单庄重的仪式，要德高望重的人先过桥。出过钱的，出过力的，如果条件允许，会在桥边上立一块功德碑，写上造桥的经过——某人倡议，某人赞成，某人慷慨捐助，最后附上具体捐助者的名单。许多桥碑，经过岁月的洗礼，文字多已湮灭，但这一份造福百姓、人人有责的心却能永久流传下去。
水乡宁波有各种各样的桥，有半月形的拱桥，有桥上有廊屋的廊桥，有简约的平板桥。宁波的桥，多数用鄞西的梅园石构，这种紫红色的凝灰岩，细腻、易于取材，是上好的石材，用来雕刻也是极好的。桥额上通常会请人题字，一般都会请名家题写，比如北渡村，有一座听泉桥，就是著名的清末维新派代表康有为题写的。地方上的一些书法家，如张琴、高振霄、钱罕、沙孟海等，也会给一些桥题名。这些题名不一定会落上题名者的名字，因为很多桥底下都通航，把自己的名字题在高高的桥额上，对桥下来往的人不是特别尊敬。而且有一些书家特别自信，认为即使自己不写名字，懂行的人也能认得出这是谁写的。也有一些桥额是不知名的当地乡绅所写，刻得很深，虽然不出名，但也比现在的一些书法家写的要好得多。
桥上一般都有桥栏，可以供行人倚靠休息。桥栏这个地人文篇·031方，因为人来人往，所以新鲜事特别多。旧时的通信和现在天差地别，网络时代的信息传递快捷，真假难辨，旧时就更不用说了。“南门外三市撞死了一只小羊”传到鼓楼前，就变成了“三市死了一个小娘”，来来往往的行贾坐商，带来的各地的新鲜事，在这里汇编，并传往村里的各个角落，这些传闲话的人，被称为“桥头老三”。
马径村也有许多桥，这些桥都是平板桥，用以连接桥两岸，简单实用，跨度也不大，一来桥下不通大船，二来无须奢侈摆阔，平实牢固，桥额上题上桥名，名下记有建桥时间。每每看到这种简易的纪年，像看到一句警世的偈语。“世上常见百年树，世上少见百年人”，桥这类建筑物，看似只是一种建筑，但也是有生命力存在的。
永福桥该桥建于1773年，横跨童家河塘，为马径村东西向的主要通道。桥长12.87米，宽2.56米，单孔跨度3.17米，是一座石砌单孔平板八字桥。南侧桥板刻有“永福桥”“乾隆癸巳年建”字样。永福桥设计简单、实用，保存基本完整。
032马径张氏永福桥人文篇·0331
21.日新桥2.日新桥上石板034马径张氏村内街亭人文篇·035日新桥该桥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马径村新桥头，横跨牌楼港河，桥上原设木栅，是马径村南北相交的通道。桥长13.7米，桥宽4.7米，跨度4.4米，是一座石砌单孔平板八字桥。
西侧桥板刻有“日新桥”“乾隆年建”字样。整体基本完整，形制简单、实用，是江南村落小桥的典型范制。
马径村街亭该街亭建于民国甲子年（1924年），位于村中心。亭边原有村河流过，是古马径村中心，也是出入马径村的必经之地。街亭是当地流行的一种独特的公共建筑，具有休息、交流、出行送别和象征等多种功能，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
马径村的凉亭是过街亭，它的样子就像一座硬山顶的房屋，只不过是四面通风的。屋檐下都有以柱子为脚的长凳，是老百姓“讲大道”的地方。村民纳凉、聊天常聚于此，公共利用率较高。街亭呈长方形，石柱木屋梁架，上覆两坡顶，小平瓦屋面，石柱顶上通过榫卯和木头短柱交接，木架构简洁、036马径张氏朴实。据调查，梁架未动，维修时只修葺过瓦屋面原有六根方石柱，后背面中间石柱损毁，20世纪90年代维修时用木柱替换，柱间有三条石板凳，供人休息。石柱上有亭联两幅，字迹端庄工整，并有年代标记：民国甲子年（1924年）。南面石柱亭联：晓日初生姑暂坐，夕阳将下莫迟行；北柱亭联：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传统道德修养的培养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浸润人心。
人文篇·037村内各房及名人旧居村落里除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外，余下的就是民居。宁波的民居多数是老墙门、三合院或走马楼，民居中除了因为建筑本身而有名，则以名人故居最为有价值，最让人津津乐道。
家族大了，会分成几房，比如一父生四子，就可能分“春、夏、秋、冬”四房，或“梅、兰、菊、竹”四房，如果生五个儿子，就可能分“仁、义、礼、知、信”五房。一朋友家的祖辈的两兄弟，就被定为“金、玉”二房。也有以数字命名的。这是宁波的习俗，其他许多地方，并非每一代都分房。马径村就是如此，一房聚居的房子，通常以房号命名。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介绍自己是这个家族的“长房长孙”，这在旧时代是一个绝对的继承优势，因为以前都是“嫡长制”，“长房长孙”是标准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宁波旧时住房以砖木结构为主，多坐北朝南，但朝南的方向一般会稍偏东或偏西，居宅以二层三合院为多，适合合038马径张氏族聚居，有“前厅后堂，四明两廊”式，也有“三间两弄”式，清末民初，受西学东浙的影响，还出现了一种“石库门”式的西洋风格的民居。
自古至今，中国人讲究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老房子反映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一大家子窝在一座老房子里面，从柴米油盐聊到国际风云变幻，这里有无所不包的邻里闲谈，有趴在院内看蚂蚁搬家的孩子，有爱管闲事的大妈，当然还有葡萄架下的闲敲棋子声，以及老枣树上婉转啼鸣的鸟儿。这里承载了许多温情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审美。老房子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定、宁静、和睦、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敞亮的老房子承载着老百姓几百年来的日常生活，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文化魅力。
如今的都市高楼林立，很多古老的人文地理现象行将消失，而这也恰恰成为现代人怀念老房子的理由。老房子成了物化的乡愁，当老房子消亡，地域的特征模糊，群落的生活形态趋同，同时失去的是我们的文化特征和我们的民族性，同时断裂的是我们的人文景观和我们的文脉……我们开始缅怀老房子，缅怀构成它的一砖一瓦、点缀它的一花一木、围成它的一天一地，更缅怀它所承载的生活形态。
人文篇·039后新屋马径后新屋原为清末著名外交家张斯桂、张斯栒兄弟俩的故居，占地面积2950平方米，面朝东南，整体空间布局较为完整，为四厅二堂，四明二房。现存前后二进，院落三重，中轴依次为台门、二门、前厅、后厅。左右各为厢楼贯穿，东侧厢楼边另有偏房贯穿前后。
门厅为硬山顶，三开间，明间梁架为中柱落地，前后双步梁为三柱结构形式。前、后两厅梁架均为穿斗式，硬山顶，三间两弄，明间均为九柱九檩，建筑屋顶与东西侧厢房相接。
两侧厢房均为两层，东厢房南立面为歇山顶，西厢房已做改动。东侧偏房为硬山顶，南北贯穿。
该建筑形制简朴，构件硕大，功能齐全，人文内涵丰富。
坤房张氏坤房即现今马径109号民居，该宅系清末工商地主张振来旧宅。主要建筑分乾房、坤房两大区块，中间有隔墙区分，中轴线上有门楼、前厅、后厅，两侧各有厢房、东西偏房、柴房、谷仓等，是一座三重的成合院落。门楼及主体建筑040马径张氏1
21.坤房鸟瞰图2.坤房正门人文篇·0411
21.竹房内院2.竹房外景042马径张氏1
21.中新房外景2.中新房内院人文篇·0431
21.永善堂正门2.永善堂一角044马径张氏面朝东南，所有偏房为东西朝向，占地面积约2900平方米。
门厅为五开间（左右各设耳房两间及东西偏房，成“一”字形排开），硬山顶，明间前沿设小八字墙，梁架为穿斗结构，以中柱为对称，前后双步梁。前厅为五开间，左右各有厢房两间，重檐硬山顶，檐廊顶部均为船篷轩，月梁雕刻细腻。后厅为三间两弄，左右厢房各两间，重檐硬山顶，明间七柱九檩，无楼板，檐廊顶部为船篷轩，穿斗梁架。东西偏房基本对称，分隔也较为明显，均为硬山式屋顶，贯穿南北。
竹房张氏竹房即现今马径101号民居。现保存的建筑为五栋，分三进两弄，东西两路偏房，为门楼、左右厢房、前厅、后厅的合成院落格局。建筑整体为东南朝向，晚清风格。竹房是典型的晚清浙东村落大宅形制，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保存基本完好。
大门通排七间，硬山顶，穿斗梁架，中柱落地，进深为五柱七檩。东西梢间均采用连廊与厢房相接，厢房为两开间，沿廊贯穿至后进。中轴前厅为五间两弄，重檐硬山顶，明间采用复合式双重屋顶，穿斗梁架，八柱十檩，中柱落地，前后各三人文篇·045间，为单步月梁结构。梢间为九柱十一檩，后三间为双步梁，中柱落地。后进为七开间横成一排，单坡顶，进深为单开间。
东西有两路偏房，均为东西向。西路偏房前半部保存完好，东路偏房有局部改成两层混凝土楼板楼房，格局基本完整。
中新房中新房即现今马径49—77号民居。该建筑群为晚清风格，现存建筑是一座由门楼、大厅、正屋、左右厢房和西后楼组成的四合院，整体建筑为东南朝向。
建筑东侧为一台门，做工精致、古朴，通排东西朝向六间房，重檐硬山顶。台门东西沿廊相贯穿，大厅面朝北，为三间二弄，两弄贯穿南北走廊。明间穿斗梁架，进深六柱八檩，中柱落地，硬山顶，次间沿廊均采用连廊相连接。正屋面朝东南，为七间二弄，重檐硬山顶，前廊改动较大，沿柱、屋檐均改为砖混结构，穿斗梁架。明间进深为六柱八檩。
永善堂建于清末，面朝东南，建筑整体空间布局尚存。占地面046马径张氏积917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72平方米，共两层，为砖木结构。该建筑形制简朴，梁柱、台门装饰较精美，有一定的历史人文价值。
人文篇·047岁时节令岁时节令，是时光年轮上的齿轮，是钟表上的时刻，周而复始，它是智慧的先人在长年累月中积累下来的，有些与农耕文明相关，有些与信仰相关，有些与节气相关，一年四季，为平淡的日子添上许多乐趣和仪式感，它们的主题是团聚，是慎终追远，是纪念；它们的形式是狂欢，是热闹，是沉默。
生活因为有岁时节令而变得可爱，食物因岁时节令而变得丰富多彩。
马径村旧属慈溪，今属江北。而现今的慈溪有一半以上的乡镇归旧时的余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然浙东一隅，风俗虽有差别，但大同小异。从旧志里面整理出的风俗，是一幅长长的《清明上河图》，从中可以体会前人的生活与现在的不同。许多节俗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弘扬。
048马径张氏春节正月初一为春节，旧称元旦。是日，人们早起，着新衣、戴新帽、穿新鞋，以示辞旧迎新。谓穿未下过地的新鞋，新的一年可脚轻手健。男主人起床，口念吉词先开门，放炮仗于门口，称“开门炮”。开门炮一般放三个，要“带四放三”，留一个作“备炮”，宁波话“备炮”即出典于此。炮仗放得越高越响，寓意新年越吉利。若是“吹、吹、吹”的哑炮，则视为不吉，要马上说：“哦，吹吹响，今年会发财。”并立即补放一个。
大族、大户人家供奉祖先遗容画像于祠堂或中堂（堂前间），一般悬五代之内的祖宗像，称为“供帧子”“供影子”“供金紫（昔绘像皆金冠紫衣）”，均同义。有的宗祠族规规定，男子l6岁才可拜祭，女子不在内。由轮到当办者分发麻饼（亦称吉饼）一双或碗两只。各家幼者依序拜尊长，称“拜岁”。
除夕夜分“压岁钱”，用红纸包起来压在幼者枕头底下，谓“压岁”。
是日，早上吃汤团（汤圆），寓意团团圆圆。有些人家全家吃素一天。这天的最大特点是让家里的日用器物“休息”，也让家庭主妇休息，不扫地、不乞火（不向别人请求点火、点人文篇·049香烟）、不杀牲、不动刀剪、不倒马桶、不洗涤衣服，也不打骂孩子、不讲不吉利的话。早晨见面忌说“早”字，谓说了要招来今岁跳“蚤”多。走路如跌跤，要马上说：“哦，元宝一跌。”此晚，未昏即眠，不点灯火，点灯谓今年将招来许多蚊蝇。睡前放“关门炮”，晚上不出门，俗称过“太平夜”。
初二至初七初八，迟的到十五，各家出门走亲戚“拜岁”，一般先至亲后远亲，少拜长以婿拜翁、甥拜舅、侄拜姑等为重，互相款待酒席，称“岁饭”“岁酒”。
初五为财神日，经商人家最重此日，“请财神”后才开门营业，称“开市”。信佛者，有的于初七夜走七座桥，且不走回头路，初八拜八个寺院，俗称“走七桥”“拜八寺”。
其间，民间娱乐活动有舞龙灯、跑马灯、大头和尚等。与别地稍异者有“佯扫地”，即乞丐（此时称“发财人”）背负筐，手握缀有红球的扫帚，佯作扫地状，口唱俚歌：“撩起金丝帚，瑞格（象声）一把扫。扫到东，老板屋里有青龙，青龙盘米缸，黄龙盘谷仓；扫到南，老板屋里发大财，大元宝使箩抬，小元宝使船载。”新中国成立后，贺年等习俗不变，迷信色彩多已消失。
机关团体举行团拜，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慰问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老科技人员、敬老院老人和春节期间050马径张氏坚持生产、工作的职工。路上熟人相逢，拱手或握手，互祝吉祥。
元宵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因是一年中最早一次月圆，故称“上元节”。十三日为“上灯夜”，十八日为“落灯夜”，其间为“灯节”。有的地方会行灯会、演“灯头戏”。祠庙和民家悬灯，称“灯祭”。灯的花样纷呈，较佳者有十二个月连环走马灯，较多者为兔灯，寓意玉兔伴着月宫嫦娥，以地上的兔灯和“玉兔东升”相呼应，以慰其寂寞。
上灯夜，兴吃“芦稷汤果”。十四夜，有“照蛇虫”习俗，儿童手提纸灯遍照屋角、墙脚、灶下等阴暗处。是日，农家在田头、田塍点火烧野草“驱邪”，俗称“驱蝗虫”，田塍干草燃着时犹如条条火龙，故又称“谭火龙”。此为岁时习俗和农业生产除虫害相结合的一种习俗。
元宵夜，闹花灯，放鞭炮，吃汤圆。有的行灯会与“社火”相结合。是夜，少女相约于厕间、猪栏迎祭紫姑，亦叫“迎祭厕姑”，并扶乩，以卜长大后的智愚和婚姻。相传厕姑名何媚，山东寿阳李景之妾，因不容于李妻，常役以秽事，于是日人文篇·051悲愤而死，后被奉为厕姑，俗称“屙缸姑娘”。
清明农事节气与习俗相融合。旧时，各家的门、窗皆插挂杨柳，妇女头发簪柳梢，小孩头上戴柳圈，寓意“思青（亲）”。俗谚“清明戴杨柳，下世有娘舅”。
宁波习俗重祭祀，尤其以上坟祭祖、做清明羹饭为重，海内外游子多归里上坟。旧时，上坟节令食品为青团、麻糍、乌糕（乌米饭），并担牲礼祭祖，富家还雇吹鼓手吹打。上坟时清除杂草，铲新土压坟顶，插上挂有纸球的筱竹梢，以示后代子孙已尽孝祭祖，同时亦寓意祖宗保佑全家平安、兴旺发达。祀毕，分麻糍或麻饼给当地农家，以期照顾坟墓。因按人次争先恐后领取，俗称“抢麻糍”。麻糍要切成菱形。
除墓祭、家祭时做清明羹饭外，有祠堂田（亦称太公田）的大族还有祠祭，由各房轮值，当办者按菜谱置菜宴请族人，称吃清明羹饭。主菜要过秤，若未做到相应分量，要在空碗内放上相等价值的钱，由吃者分取。盘内鹅头颈归族长吃，意为“带头者”。还按人分碗或分猪肉。有的把妇女排除在外，或在有妇女吃饭的桌上减少酒的壶数（男桌两壶，有妇052马径张氏女的桌上放一壶）。
新中国成立后，扫墓寄托哀思的方式仍沿袭，做羹饭、烧纸钱改为送花圈，以缅怀先烈和祖先。
端午五月初五端午节，为民间传统节日，本名“端五”，亦称“端阳”。各家门口插菖蒲及艾，俗称“蒲剑斩千妖，艾旗招百福”，有的还在艾旗下面挂一个大蒜头，或用菖蒲根削制成艾人孩，悬于床头。相传，此日为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三闾大夫屈原投汨罗江身亡的日子，为纪念屈原，民间有悬香袋、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香袋，表示屈原的品德节操馨香溢世；粽子，原用来作鱼的饵料，为防止鱼把屈原的尸体吃掉，后演变成节日食品；划龙舟，则表示竞相营救屈原。此日，药铺结清赊账，并向老客户赠雄黄、香料粉。民间姑娘忙于制作虎形、人孩形、鸡心形、粽子形、菱形、绣球形等各种形状的彩色香袋，袋内塞棉花，掺入香粉，挂在孩童胸前或悬在床帐或摇篮上，谓可驱邪。此日午时有喝雄黄烧酒解百毒习俗，先将雄黄烧酒晒在太阳下，并掺入切细的菖蒲根，每人啜一口，谓可解毒。又有喷雄黄烧酒于屋角，亦有倒写“蛇”字贴人文篇·053壁上。乡间还有吃“五黄六白”习俗。黄瓜、蛋黄、黄鱼、黄鳝、黄蛤，称“五黄”，豆腐、茭白、小白菜、白条鱼、白斩鸡、白切猪肉，叫“六白”，各地稍有不同。尚有罕闻者，是日午时，有吃蜒蚰螺（蜗牛）炖蛋和清炖癞蛤蟆的习俗，谓端午日午时前（尤以午时为佳）捉到的癞蛤蟆、蜗牛、蜈蚣均可入药，故端午节又称“药送节”。食用时，将蛋钻个小孔，把蜗牛肉塞进蛋内，封口后清炖，谓食后可清凉解毒。
旧时习俗，女婿多备“端午担”送岳父母家，少者四色，多者八色，其中鱼要成双，鹅头颈涂红颜色，路上鹅叫得越响越好，说越叫越发，称“吭吭鹅”。这一天大人给小孩手臂系上五色手绳，叫“健绳”，待之后弃绳时，要粘上糯米饭，抛至屋瓦上让飞鸟衔去，谓孩子可无病无痛、长命百岁。
民国张延章《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里说：“五月端阳老虎画，艾旗蒲剑辟群妖；雄黄细蘸高粱酒，苍术还须正午烧。”描端午老虎、做布虎是宁波人过端午的另一习俗，意为用“百兽之王”的老虎来镇住蛇、蜈蚣、蜥蜴、蜘蛛、蝎子“五毒”。是日，有用雄黄在婴孩额上写上“王”字（示兽中之王）的，有给孩子穿虎纹的衣服，缝制布虎和老虎枕头的，谓“年年端午五月五，剥过粽子做布虎”。与别地稍异者，宁波雕版印刷的端午老虎，花色特多，四五寸见方的纸上，绘有一虎一054马径张氏孩、一虎二孩、一虎三四孩，或二虎一孩、二虎二孩、二虎三四孩，虎、孩姿态各异，还有李存孝七岁打虎、杨香虎下救父等故事图。20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收藏150余种此类版画。将黑色版画“端午老虎”纸供孩童填上红蓝等颜色戏玩，称“描端午老虎”，描好后贴在门或墙上，谓可辟邪。
新中国成立后，端午节迷信色彩大减，吃粽子、小孩挂香袋、悬蒲艾仍盛行。近年，未婚男青年（俗称毛脚女婿）向女方家中送端午节礼品花费趋重。
七夕农历七月初七，传说是天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民间称“乞巧节”“汰头节”。旧时妇女于此日采摘槿树叶揉成汁液，放入水中洗头发。相传织女用槿叶汁洗头，故头发乌黑。是夕，妇女陈列瓜果于月下，乞求织绣技巧进益，在月下以线穿针，以能穿过且穿得快者为“得巧”；仰望星空，认准一组七颗星，一口气连念“锁星犁星，七簇扁担稻桶星，念过七遍会聪明”七遍，成者，谓“乞巧”。亦有相约去茄树丛中卧地贴耳听声响，听得锵锵声音者以为织女来临，视为“得巧”。亦有以三条长凳搭桥，两条相接，另一人文篇·055条搁于上端，少女相扶走过凳子，称七女“走仙桥”。
在此季节，男子有吃“童子鸡”习俗。农民于此时挑“新鸡娘”上市卖，每只一斤至一斤四两，论只出售，价稍贵。鸡的煮法与平常不同，将鸡放入陶罐，放在镬里炖，火要用红稻草（早稻草）烧，烧完三脚（撮）即可。吃法亦异，要一人吃一只鸡，连汤喝光，谓可滋补。
新中国成立后，牛郎、织女相会的神话故事仍广为流传，“乞巧”活动已不流行。
中秋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全国皆然，是个大节，唯宁波兴十六日为中秋。中秋，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后演变成赏月、团圆的风俗，“月是故乡明”，旅外游子在这一天思乡归里，阖家团聚。宁波以十六日为中秋的来由，按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习俗》载：中秋本八月十五日，相传元末方国珍以己生日改之（见《桃源志》）；一说为史越王（即南宋宰相、鄞人史浩）之母以十六日生故易之。以后传说各异。
一说史浩从临安返里过节，归途马失前蹄，坐骑受伤，夜宿绍兴，于十六日才到宁波，故百姓也等至此日过节；另一说谓056马径张氏史浩之子史弥远，时任宰相，归途受官员宴请而延期，此说已为乾隆《鄞县志》纠误。清时袁钧《北杂诗》云：“峰（指史浩）寿母易中秋，七百年中俗尚留。从此非时来竞渡，家家十六看龙舟。”又记：“吾乡以十六为中秋，始于史忠定（即史浩），闻志以为弥远，非也。”清时万斯同《西竹枝词》云：“鄞俗繁华异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日迎灯社，南郭中秋斗画船。”民国《鄞县通志》载：“各乡祠庙为会祀神，以龙舟竞渡，谓之报赛，与各处端午竞渡不同……今则竞渡之风已息，演戏敬神者尚有之。”民国张延章《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云：“八月中秋月饼圆，节筵都作一天延。城东更比城西盛，鼓吹通宵闹画船。”中秋以吃月饼示团圆，宁波月饼以苔菜月饼、水晶月饼别具风味。此时新鸭肥嫩，全鸭炖芋艿为时新佳肴，俗称“鸭扑芋”。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中秋，各家团聚、吃月饼，亲友间亦互相馈赠月饼。一些团体举行联欢活动。民间有吃“鸭子芋艿”、水塔糕等习俗。
重阳九月初九为重阳节。民国《鄞县通志》载：“士人登高燕人文篇·057赏，以茱萸汛酒饮之。各家制角黍（昔时尚有牡丹糕，不知所昉，想亦象形），亲戚互相馈遗，谓之挑重阳担。设酒馔以祀祖先，祀毕，家人欢聚享食。惟登高之风，今已不行。”尚有裹重阳粽子、吃重阳糕习俗，有谓“糕”与“高”谐音，寓“登高”意。农历九月菊花盛开，如今常常举办菊花展览。
祭灶、谢年、做年糕“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家家户户都要祭拜灶神，这种仪式被称为‘祭灶’。通常用放在烤炉上方壁龛内的一小张画像或者是一幅草图来代表这位守护神。”这是英国人美魏茶写的1843年在宁波过春节的一段见闻，发表在当时的《中国丛报》上。
美魏茶1842年年底来到宁波，没过多久便遇上中国农历春节，他在宁波完整地度过了这个欢快喜庆、丰富多彩且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
祭灶，在旧时宁波人的过年习俗中非常讲究，用净茶（白开水）一盅，供“祭灶果”，尚有纸摺神马，焚香燃烛。祭灶果数量虽少，一般一袋一斤，但有红球、白球、麻球、油果、寸金糖、脚骨糖、白交切、黑交切等8色，相传为使灶君尝到甜头，058马径张氏粘住他的口，以免他上天奏陈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影响家里来年福祉。
祭毕，祭灶果由孩子分食。旧时，孩子的闲食非常少，祭灶果是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食物之一。现在，超市、传统老字号的糕饼店仍有售卖祭灶果。
农历新年前，家家户户去陈迎新、购置年货，这一习俗延续了千年。在1843年，美魏茶特别写到旧历年最后一天，“零售商店里挤满了顾客”“很多店家会延长营业时间，一般会迟1个小时”“在一年中仅此一天，百货商店会开放至午夜甚至更晚，依然灯火通明、熙来攘往”。
若论过年的食物，宁波年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食品。
1843年1月29日，也就是除夕这一天的日记里，美魏茶记述了宁波人做年糕的过程。
在过年的前期准备中，“对于‘年糕’或者叫‘节节糕’的加工制作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一种米粉和水的混合物，需要用手来揉搓面团，在制备这样的面水混合物时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再将面团放在盘子上，将其缩小成各种体积和形状的糕饼。糕饼师和甜食制造商都忙得不可开交”。
在老宁波人的记忆里，做年糕是互助式的：舂年糕，必须由力量强的男人来，手巧的可以捏元宝、鲤鱼等做谢年祭品，人文篇·059还有相应的年糕模板。
宁波家家户户做年糕，希望来年讨个好彩头。美魏茶所见，“凡是家人团聚的地方，展示和布置这些糕饼的场合都是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和活跃的场景”。
“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被分派了任务，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一代。在劳动中的嬉戏逗乐让这一圈忙碌的人都活跃起来。在大家族中，男人和女人都被召集起来协助准备工作。
这些食物的储存量往往是巨大的。米面团的形状和制作模具多得数不清，每一块上面都盖上图案或用红笔装饰点缀。
这种食物不是烤的，在吃的时候要用热水和加入少许糖的酒浸透。”美魏茶这样写道。
年糕也是“谢年”的一大供品。谢年，即鲁迅小说里的《祝福》，鲁迅描绘的是绍兴风俗，宁波的旧时风俗大抵如是。
据《鄞县通志》《宁波市志》记录，岁终祀神，又称送年，是一年中祭神最隆重的一次。
谢年日子，一般拣在祭灶后至除夕前一两天。其中，供品有“五牲”或“七牲”，放置木质红漆祭盘中，全鸡、全鹅、猪头或整刀肉、满盘高叠的年糕必须要有。鲤鱼要活的金色雄鲤，鱼眼上贴圆形红纸，一般挂在供桌桌档，以防跳动。各种供品寓全福、年年高升、年年有余意。尚有“四盘调和”，即060马径张氏盐、酒、豆腐、葱，城里人家会增加水果、干果。
除夕岁末，叫“过年”。除夕，称三十年夜，月份小称廿九夜。
辞旧迎新的这天，是一年到头最忙碌的一天。旧时“过年”，多围绕祀神祭祖、祈求吉祥进行。易门神，贴春联，房门贴写有“青龙吉庆”字样的青龙纸或笑呵呵的和合二仙，农家谷仓亦贴青龙纸。此夕，做年夜羹饭祭祖，祭毕，家人聚食，称“吃年夜饭”。席间长辈搛菜给孩子吃，讲吉利话，讨新岁彩头。
对全鱼多不动筷，留至新岁，寓“年年有余”意。餐毕，长辈分“压岁钱”给孩子，压于枕下。此夜，要把次日（正月初一）需动刀的食物切好。地也扫好，扫时要从外面扫进来，边扫边说“元宝扫进来了”，将畚斗里的垃圾倒在灶前火缸里。扫地毕，洗净扫帚，柄上扎元宝年糕，以敬“扫帚公公”和“扫帚婆婆”。以米筛盛酒馔搁凳上，在卧室祀“床公床婆”，祈小孩终岁平安。农家还在地头祀“地孔大王”，牛栏、猪舍、鸡笼祀各神，祈求五谷丰登，家畜平安。传灶神廿三夜上天，除夕夜下界，清点名册，故媳妇须在夫家过年。此日，各家水缸都要挑满水，米缸盛满米，置元宝年糕、如意年糕和鱼、肉、饭各一碗人文篇·061于米缸内，谓之“缸缸满、甏甏满”。各室点灯，大户人家高烧明烛，通宵达旦，有的燃一斤重的龙凤红烛，从日落点起至初一日出止，谓之“接光”。信佛妇女坐夜待晓，或径至寺庙坐夜“守岁”。
在美魏茶的记述中，1843年的1月29日，“人们‘坐在家中’，在宁波，这种庆祝方式被称作‘守岁’，也叫‘守爹娘完存’，意为‘守护父亲和母亲，确保他们的安全’。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坐着吃上一盘热气腾腾的年糕；破晓时分，人们外出并以如下顺序来表达他们的敬意：第一，家神；第二，祖先；第三，父母；第四，城隍；第五，兄弟姊妹；第六，亲朋好友”。
美魏茶观察到，那时，在最初的两三天，除了一些水果摊等还在营业，没有其他商店开门，所以要准备足够一段时间食用的、新鲜的和腌制的食物。
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各家打扫卫生，筹办年货。
除夕晚合家聚宴，吃完年夜饭后观看电视，多不出门。长辈分给小孩“压岁钱”，数额趋增。除夕十二点来临，鞭炮齐响，迎接新岁。
062马径张氏人物篇·063马径张氏人物篇064马径张氏人物篇·065张斯桂兄弟——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宁波人中国人最初把轮船称为“车轮船”“烟船”等。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F.A.Gützlaff，1803—1851年）在1833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对轮船做了专门的介绍，并且给出了多种中文译名：“炊气船，或曰水蒸船，即俗称火船者是也。其用滚水之蒸气，而使机关转行，令船快走，故名也。”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方面先后共派出66艘战船，其中轮船约有20艘（3艘属于英国海军，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轮船至少有14艘）。当时正处于木质风帆船向蒸汽铁甲战舰过渡时期，英军主力依然是木帆船，蒸汽轮船由于“吨位小，炮火弱”等原因只能承担探哨、拖曳等辅助任务。在这些轮船中，最著名的就是铁壳明轮巡航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英国侵略者对此船在鸦片战争中的066马径张氏作用有过详细的叙述。
正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轮船伴随着英国侵略军首次出现于浙江沿海。1840年6月30日，英军舰队进入舟山洋面，其中包括几艘武装轮船。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自此开始，浙江各级官员经常提到轮船，但名称很杂乱，有“火轮船”“烟夹舩（船）”“车轮夷舩”等。1840年7月下旬，清军侦察兵还潜入英军占领下的舟山，绘下了英军轮船的详图。1840年10月25日，钦差大臣伊里布派遣心腹家仆张喜冒充六品官员到舟山与英军谈判。张喜借机参观了英军的轮船，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不过，许多高官显然并不相信张喜这个小人物对轮船所作的介绍。1842年8月，当中英双方官员在南京举行谈判时，两江总督牛鉴还以为轮船是用牛拉动的，直到看到轮船之后才改变看法，“始叹而信之”。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在一次次的惨败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出现了研习和仿制轮船的热潮。1840年夏，嘉兴县丞龚振麟奉命调到宁波，负责督造军械。龚振麟目睹英军轮船“出没波涛，维意所适”，决心仿造，并且制造出以人工推动的轮船。此外，广东、江苏方面也有人仿造轮船，其中潘世荣、郑复光、丁拱辰、何礼贵等人还人物篇·067曾试图仿造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当然，在仿制轮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笑话与闹剧，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个宁波用人的故事。1842年夏天，英军侵犯江苏，束手无策的两江总督牛鉴听说上海有个姓丁的宁波用人会造轮船，于是高价聘请其制造轮船，并且为他提供充裕的物资和人员。结果，轮船虽然造出来了，但“举火而不行”。这个丁姓用人辩解说：轮船“其巧在机，予一人知之，不能尽众人知皆知也”。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姓丁的宁波用人固然是以江湖骗子的形象出现的，但轮船未能建成，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
因为制造轮船，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及条件，例如热能动力学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特定强度的钢材，等等。诚如这个丁姓宁波人所说，制造轮船仅仅“一人知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众人知皆知也”。一个普通的宁波用人，竟然也掌握一些关于轮船的知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对于轮船的认识还是比较丰富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出现在宁波并不是偶然。
一、宝顺轮：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激发了清朝官员仿068马径张氏制西方船炮的热情。但朝野上下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更没有觉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根据传统的朝贡体制来处理中英关系。在清朝君臣的心目中，英国是“犬羊成性”的“蛮夷之国”，英国人是“人形”“畜类”、英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被认为是“化外蛮夷”为了向天朝皇帝“乞恩”而鲁莽地“寻衅”“滋事”。1842年英国军舰达到目的后退出长江，被认为是“恭顺”地“就抚”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并没有痛定思痛，而是习故蹈常，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此背景下，刚刚萌发的学习西方船炮的热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道光皇帝在看完广东官员进呈的关于轮船的资料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42年12月12日）下令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轮船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运工具，但西洋的轮船却仍乘风破浪接踵而至，并且很快投入商业航运中，以获取高额利润。在鸦片战争结束人物篇·069后的头十年（1843—1853年），西方来华的商业船只绝大多数还是木帆船，但轮船的重要性却已日益突出，不仅出现了奔走于香港、广州、上海等中国港口之间的轮船航班，还出现了从中国至斯里兰卡、英国等地的定期轮船航班。西方轮船航运进入中国后，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帆船运输业，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对此，清朝官员曾这样概括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不过，就如西方轮船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引进轮船一样，西方轮船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没有催生出中国人购买轮船的激情。中国人引进轮船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为朝廷运输漕粮的需求。
漕粮，简单地说就是古代中国由政府组织运输的、主要通过水路从各地运往京城的粮食，它直接关系着京城的安危，清朝人将其视为“天下之大命所系”，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大计，莫过于漕”。自秦汉至明朝，漕粮主要是通过河流进行运输的，只有在元代才出现过以海运为主的特殊现象。清朝建立后，漕粮一直通过运河进行运输。虽然康熙、嘉庆时期屡次议论过海运，但都没有付诸实施。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对于清代前期的漕粮海运过程，后来负责浙江海运的马新骀有过概述：“道光六年（1826年），070马径张氏江苏以高堰决、运道梗，创行海运，后一岁辄罢。而二十七年（1847年）及咸丰初元，乃复行之。然三次海运，惟行之苏省，而浙省不与焉。浙之行海运，则自咸丰三年（1853年）始。”浙江漕粮海运，除运河滞塞不通这一自然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咸丰三年二月初一（1853年3月10日），江苏和浙江联合举行“恭祀海神”仪式，拉开了浙江漕粮海运的序幕。此时，太平军正顺江而下，直逼南京。
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然后迅速占领了周边地区。在此背景下，浙江漕粮更不可能通过运河北运了，而只能依赖海运。
清代中国，有“南洋”“北洋”之划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通州）、海（海门）、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现代学者对于“南洋”和“北洋”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南洋”“北洋”的理解亦非完全相同。在宁波地区，“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从事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北船”，从事南洋人物篇·071贸易的商船称为“南船”。“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苏木、药材、海蜇、杉木、尺板”等货物，“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其船系沙船、弹船”。从事南洋航运的船帮，被称为“南号”“南帮”“南洋商舶”等；从事北洋航运的则被称为“北号”“北帮”“北洋商舶”等。在两大商帮中，“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主要是由宁波北号商帮完成的。
例如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漕粮海运中，浙江省派出了193艘沙船，其中来自宁波的有130多艘。起初，宁波北号商帮因担心海运漕粮无钱可赚，千方百计“迟疑推诿”。最后，清政府只得无奈地同意，承运漕粮的船只，可以仅载运八成漕米，另外两成用来装载船商自己的货物，而且这两成货物“论石而不论价，由海关免税放行”。这一税收优惠条件，保证了船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样，宁波的商人不仅乐于承运漕粮，而且还纷纷添置船只，北号船只由此增加到“三百余号之多”。
不过，运输漕粮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海盗的劫掠。特别是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后，清政府072马径张氏对江浙地区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致使社会更加混乱，“海盗充斥，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根本无暇进行海防建设，所以本来就已腐败不堪的清军水师更加没有能力来保护漕粮海运，甚至连出海捕盗的勇气都没有。段光清（时任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咸丰五年（1855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月，海运开兑。时洋面多盗，省中行文饬水师护送商船出洋。水师畏之，提军叶绍春亦赴镇海催之，仍不出口。”日益猖獗的海盗，严重威胁了漕粮的运输，而清军水师又根本无力保护漕粮海运。在此背景下，浙江巡抚何桂清等人开始认识到，“漕粮舍海运别无良策”“海运舍轮舶别无良策”。对于深受海盗之害的宁波北号船商来说，这种认识更加明确。特别是在南号商帮又不愿帮助北号巡洋护航的情况下，北号商人最后决定集资去购买外国轮船。当时的宁波著名学者董沛（1828—1895年）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对此有记载：宁波运送漕粮的船只于“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每劫一舟，索费尤甚，至遣其党入关，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诸商人咸愤之。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倡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顾船值颇巨，未人物篇·073易集事。宿松段光清方兼道府之任，莅事宁波，为请于大府，令官商各垫其半，岁抽船货之入，络续归还，以乙卯五月十二日始计数捐厘，并充历年薪水、佣资、衣粮、弹药诸经费。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曰‘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
出资购买宝顺轮的是一批从事漕粮海运的宁波商人，购买这艘轮船的目的是给漕粮护航。那么，这艘船是如何购得的呢？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然原其始，则费纶鋕、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属之鄞人林鸣皋、粤人郑寿阶，郢书燕说，流为丹青，恐阅者因而致疑，故详书其本末，勒石于天后祠中，俾后人有考焉。”也就是说，周道遵在其所修《鄞县志》中，将购买宝顺轮之事归功于鄞县人林鸣皋和广东人郑寿阶。为了避免后人被周道遵误导，董沛特地撰写了这篇《书宝顺轮船始末》。
宁波商人购得西方轮船后，给中国传统的船舶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因为在清政府的船舶管理制度中，并无关于074马径张氏轮船的相关规定。亲自为宝顺轮发放执照的段光清在日记中对此有过记述：“定例：商船出洋，必有地方官印照，各处海口方许进出。北号既买轮船，商人拟请印照。宁波向日商船，悉由府给执照。北号司事来署，与余相商，余谓：自来商船，俱填某号，某船，某商，从未给过轮船执照，今以外国之船，而给中国之照，恐多窒碍；且朝廷和洋人而实忮洋人，若我中国有涉及洋人之事，稍有不是，则干议非轻矣。司事皆曰：所言诚是；然轮船则既买矣，无照又不能行，将若之何？
司事亦本地大绅也，皆不得主意。余谓之曰：不给执照，无以过北洋，若赴北洋验有执照，必达天听；然海运现需轮船护送，我不能怕处分，而置地方公事不管也，且给执照，被议再讲。”由此可见，段光清实际上是冒着风险违规给宝顺轮发放执照的。
宝顺轮自1855年夏天开始执行捕盗护航任务后，取得的成就确实不少。董沛的《书宝顺轮船始末》记载说：“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船率水人物篇·075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列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界亦肃清。
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张斯桂等人熟练掌握了轮船驾驶技术，于是在1856年“撤退西人，自行驾驶护运”。宝顺轮在剿盗护航中的出色表现，也获得了咸丰皇帝的肯定，他要求宝顺轮和太平轮正式参与1856年的漕粮海运，承担护漕任务。
除追剿海盗外，宝顺轮在宁波的地方治安中也多次发挥作用。1858年，浙东爆发了史致芬领导的农民起义。童华在《节略》中说，当史致芬亲自率起义军（又被称为“湖人”）前来攻打宁波城时，宁绍台道段光清“札饬张君轮船截断浮桥，以当其冲，仅发一炮而乌合瓦解，一郡安堵”。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859年1月18日）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宝顺火轮船，宁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缉盗者也。船内诸司多英国人，由三江口驶入浮桥，横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教场，将演武厅焚毁而去。当日英国领事闻之，尽提英人在宝顺船者，严加训饬，以为内地076马径张氏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盗，我外国人只可处和，不得有所偏护也。”宁波人购得宝顺轮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目睹了宝顺轮的威力后，一些清朝官员也想到了利用它来对抗正在节节取胜的太平军。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陈培源在《张鲁生太守传》（以下简称《太守传》）中说，张斯桂在宁波城被太平军攻克后，“联系英美领事，各出兵轮拦江横截，贼遂不敢越甬东一步”。张斯桂自己说：“迨发逆窜扰宁郡，桂乃力保江东，与西人之保江北者相为犄角。”在童华的《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宝顺轮奉吴煦之命前往上海。张斯桂对此有记述：“苏松太道吴煦闻轮船之得力也，遂札调来沪。”童华在《节略》中写道：宝顺轮刚到上海，“适逢两江制宪薛公奉旨饬救浙省围城之急，随留以装载军火、粮饷，航海从黄道关而去。此乃昧于关内沙线之浅，非轮舶所能入，则不知地理之故也；又值时方冬至，彤云密布，朔风将起，碍难放洋，必强之使行，此不知天时之故也。敦促再三，勉从其令。一出吴淞，风雨大作。夜抵关前，飓风愈紧，沙水又浅，风帆顿折，锚链忽断，船遂搁浅，几濒于危，印委各员相对人物篇·077涕泣。次早贼众胥来夺船，乃知杭城已陷，乍浦亦失，不得已，严阵以待。挨至午后，潮涨船浮，乃能出险，复逆行而至历港，避风数日，仍回申江”。在保存下来的清代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江苏巡抚薛焕（即童华所说的“两江制宪薛公”）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的奏折中写道：“又据江苏候补知府赵炳麟禀称，十三日由火轮船装载银钱军械，拖带运解火药等物之船出吴淞口，连日风潮猛烈，船身搁浅，以致轮船受伤，行驶不能自主，于十九日飘至宁波之金塘山内洋，沙线不熟，隆冬潮汛日枯，能否收泊澉浦，殊无把握”等语。对照童华的记载，赵炳麟所说的这艘轮船就是宝顺轮，只不过时间更加准确。咸丰皇帝对这艘漂至金塘山内洋的宝顺轮也颇为关心，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特地询问：“杭城呼吸存亡之际，非由沪速筹运济，他路更属缓不济急……前由火轮船载运军火银钱飘至宁波内洋后，能否收泊澉浦，该委员有无饰词，须确切查明。……仍著薛焕竭力筹办。”咸丰皇帝本希望宝顺轮能给处于“呼吸存亡之际”的杭州带来一线希望，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杭州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2月29日）已被太平军攻占。
根据童华的记载，当太平军于1862年5月中旬围攻松078马径张氏江时，宝顺轮也参与了抵抗太平军的行动。也就是在松江解围之后，洋枪队中的外国军官嚣张跋扈，致使张斯桂离开宝顺轮。童华在《节略》中这样写道：宝顺轮回到上海后，“才得交卸，又饬：迅赴松江救护郡城。停泊数日，贼逼渐近，洋将名华尔者添拨洋将来船督率，关道吴公亦添派武弁来船监军，该将弁复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君乃将轮舶交卸，洁身登岸，不屑与哙等为伍”。这样，宝顺轮就在华尔的指挥下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外国文献的记载与此相吻合：“1862年5月初，常胜军至少使用着三艘轮船：熙春茶号（Hyson），玫瑰号（Rose）和宝顺号（Paoshun）。”对于宝顺轮的最后下落，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说得非常含糊：“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现代学者据此认为：“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中，为封锁宁波港航道，‘宝顺’号轮船被装满石块沉于镇海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或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为防法军从甬江入口进攻宁波，遂将‘宝顺’轮装满石子，凿沉于镇海口堵江，战后去向不明”。
其实，宁波的官员虽然计划将宝顺轮沉入镇海口以阻挡法国军舰，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这个计划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宗源翰在借到宝顺轮之时就说：“至于人物篇·079沉石，则不到临事不轻为之。”1885年3月初，当法国军舰已在镇海口与清军交战时，薛福成还是对浙江巡抚刘秉璋说：“惟宝顺横泊口门，与沉无异，非到紧急可勿沉也。”清朝官员在镇海口“钉桩沉船”，固然阻挡了法国军舰进入甬江，但也封锁了航道，断绝了交通，影响中外商人的贸易，还影响民众生活和政府的税收。宁绍台道薛福成在致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信中明确写道：“今所患者，洋人之饶舌，商民之多言，而厘税济饷犹第三层也。”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停战协议。农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当法国军舰尚未离开镇海口的时候，薛福成就向刘秉璋报告说：“向留宝顺轮船阻泊口门，尚未沉下，今即拽开以让船路。”这样，宝顺轮终于幸免于沉江阻敌之厄运。
中法战争期间，宝顺轮就是作为一艘年久“窳朽”的“旧轮”而准备用来沉入江底的。中法战争后不久，宝顺轮的生命历程也就结束了。1887年7月14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礼拜四拍卖》的公告，全文如下：“启者于廿四日两点钟在华顺栈拍卖宝顺轮拆下旧篷、桅、绳索、舢板、旧生熟铁、铁丝绳、铜器、杠柜、大锚链数节、什物等货，俱不限价，各宝号欲意者，届期请至该栈面拍可也。此布。倍发行启。”由此可知，宝顺轮最终是由于年久朽腐而被拆解080马径张氏的。当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申报》上的这条公告，后来的人们更是完全遗忘了宝顺轮的最后归宿，但正是这艘由宁波商人引进的外国轮船，揭开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序幕。正如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所说的那样：“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二、张斯桂：从秀才到知府的轮回宝顺轮的经历是丰富的，而其首任船长张斯桂的一生则更富传奇色彩。
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清代宁波府慈溪县（现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人。2004年，马径张氏祠堂和张斯桂故居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张斯桂的传记资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履历档案（以下简称《履历》）。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前面已多次引述过的陈培源所撰《太守传》和童华所撰《节略》，这两种传记资料都收录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1926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
人物篇·081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桂祖父名叫张大堮（字蓉川，号莲溪，1763—1838年），是个国学生，家谱资料说他“博览群书，于历朝史鉴，尤洞窥其本原”。张斯桂的父亲名字叫张肇霭（字麒书，1794—1859年）。张肇霭生有两子，即长子张斯桂，次子张斯栒。张斯桂本人出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17年1月31日），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去世。对于张斯桂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不太清楚。1850年来到宁波生活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后来成了张斯桂的好友。丁韪良说，张斯桂“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borntotheinheritanceofwealth）。不过，童华在《节略》中却说，张斯桂“第家本寒素，向无恒产。当入泮之年，即奉严训，令其分居析爨，设馆授徒，赖修脯以自给。是以课徒勤谨，一年无假期”。根据丁韪良及童华的记述，张斯桂可能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富裕家庭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富家子弟，张斯桂的人生道路也是从读书开始的，以求借由科举之梯而踏上仕途。童华在《节略》中说，“张君幼习举子业”，陈培源《太守传》也说他“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实际上，张斯桂已经在科举的道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注明张斯桂的身082马径张氏份是“郡庠生”，说明他已通过了童试，成了宁波府学中的生员（秀才）。所以，丁韪良根据西方的学位体系，说张斯桂已获得了“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太守传》中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童华《节略》的记载也与此相似。丁韪良也说，张斯桂因为感悟到了新时代的风潮，于是主动离开了传统的科举之途。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丁韪良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张斯桂没有考取举人。《履历》说张斯桂的身份是“附贡生”，这是他后来通过捐输得来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等基督教差会派出了大批传教士来到宁波，并且以此为基地向周边发展。在到达宁波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两个人与张斯桂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前面所说的丁韪良，另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B.McCartee,1820—1900年）。麦嘉缔于1844年6月来到宁波，是第一个进入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丁韪良把张斯桂写作ChangLuseng（张鲁生），并说他曾向麦嘉缔学习医药知识。宁波长老会所编的《麦嘉缔人物篇·083传》写道：“张君鲁生，甬人也，早年受业先生之门，知先生深。”麦嘉缔在自传中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字叫ChangSz’kwei，曾动员他所在的商号购买了“宝顺”（Paoshun）号轮船去护卫漕运。显然，麦嘉缔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张斯桂。麦嘉缔写道：“几年前，张斯桂想让我教他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是为了能够阅读西方科学著作。我劝他放弃这一念头，因为他的年纪已在55—60岁之间，同时，我答应为他介绍关于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可见，张斯桂本人关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来自麦嘉缔。不过，麦嘉缔说张斯桂年纪已经55—60岁，显然有误。张斯桂当时实际上只有30来岁。张斯桂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他们两人的深厚关系也有述及：“吾友麦君嘉缔，美国医士也。学问渊博，气度冲和，其寓吾宁波也最久，其与吾交契也最深，晨夕过从，考究奥窔，多所获益。”丁韪良所著《花甲忆记》中译本有这样一段话：张斯桂的弟弟张廷芳（ChangTingfang）则以中国公使随员的身份访美，随后又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担任了十多年的秘书之职。其实，张斯桂只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斯栒（字听帆），根本不叫张廷芳；清朝派驻英国的外交官中也没有一个名叫张廷芳的人。丁韪良所说的ChangTingfang，其实是“张听帆”。
084马径张氏由于中译者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将ChangTingfang误译成“张廷芳”。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栒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1842年10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五月去世，享年57岁。这部宗谱中的《慈溪张公斯栒传略》说，张斯栒是“慈溪诸生。不喜习章句，常究心经世有用之学，遂绝意科举。咸丰季年，粤寇陷浙东，公避地沪滨，乃从美国丁韪良问西学，半年即大进，由是通英国语言文字，旁涉天算、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无不洞窥堂奥”。根据童华的《节略》，张斯栒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其兄张斯桂的培养。童华说，张斯桂“又悯其胞弟，年轻失教，不学无术，无与共功名，乃授之诗文，循循善诱，渐能启悟。迨学业与年俱长，乃为之完娶。不数年而游庠，遂将生平所学水陆战阵之法、测量绘图之术，以及矿学、医学、化学、光学、雷电等学，一一口讲指划而尽授之。犹若不足，又出重资，聘一西人教习英文。而其弟亦能殚精竭虑，好学不倦，遂致多材多艺，无事不可以器使”。据此，除丁韪良外，还有另一个“西人”教授张斯栒英语。张斯桂的好友张文虎（1808—1885年）在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张斯桂“又示乃弟听帆所撰《英语》七章，学英国语言文字者，所不可不习也”。说明张斯栒在英语学习上已颇有成就，可惜不人物篇·085知张斯栒所著《英语》七章最终下落如何。
在当时的宁波，张斯桂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最有了解的中国人，他本人也因此被北号商人聘为宝顺轮船长。《履历》记载，张斯桂由于护卫漕运有功，“由附贡生在护运案内出力奏奖”，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奉旨，以复设教谕，不论双单月归部铨选并分发试用”。这样，已经离开科举这一“正途”的张斯桂，又开始通过保举这一“异途”向官僚体制回归。
1862年4月初，李鸿章率领淮军来到上海，月底被清政府任命为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决定学习西式装备和西式战法，并且广揽人才。恰好，张斯桂因与常胜军不合而离开宝顺轮。于是，张斯桂被李鸿章招聘，协助训练淮军。《节略》说：“李爵相初应署抚之任，带兵来沪，札饬张君随营差委。时方招募洋将教练洋阵，而中国宿将狃于故常，未肯俯就洋法，常与洋将两相支吾，张君常力为劝解，故洋将知其调和之善，喜与共事，每逢操演，必来邀请，如是者半年。”就在李鸿章以西式军法训练淮军时，曾国藩也在努力学习西方军事科技。1861年秋，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开始着手筹建安庆内军械所，并且聘请李善兰（1811—1882年，别号壬叔）等掌握西方科技的学者为顾问。而张斯桂正是李善086马径张氏兰的好友。上海人张文虎则是李善兰和张斯桂的共同朋友。
我们从张文虎的一些诗作标题中，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壬叔与鲁生对弈，屡败而苦战不已，沓前韵为戏，索缦老和之》《与缦老、壬叔、鲁生、汤衣谷（裕）同出朝阳门游钟山，舆中戏作》《与缦老、壬叔、鲁生、陈小浦、广文（方坦）游元武湖即事》。张斯桂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待了半年后，在李善兰的推荐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在1863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不过曾国藩误把张斯桂当作了杭州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的张斯桂很快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
童华在《节略》中说，曾国藩把张斯桂调到安徽九江（今属江西），“先委阅火药局，次则委阅军械所，又委练洋枪炮队。乃教以步伐止齐，并放开花炮子之法。教成试之，颇称灵便。则中国之能放开花弹，不自近年金陵始，实自癸亥皖营始也”。根据《节略》，张斯桂曾向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柔远策》十卷，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有《柔远策》抄本。
此外，正是通过张斯桂，“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得以结识曾国藩。容闳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
人物篇·087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文中的“张世贵”，英文原作ChangShiKwei，实际上应是“张斯桂”，而中译者误作“张世贵”。容闳说，张斯桂向曾国藩推荐容闳，并代表曾国藩邀请容闳赴安庆。两个月后，张斯桂再次来信邀请。这样，容闳于这一年九月到达安庆，与张斯桂等人见面后，又谒见曾国藩。从此，容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这样写道：“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而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宁波人张斯桂。
1863年，丁韪良在上海翻译了《万国公法》一书。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万国公法》对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丁韪良说，张斯桂自告奋勇为《万国公法》写了一篇序文，此文表现了他对中外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当时极为罕见。序文为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这篇序文是张斯桂于1863年端午节在上海所写的，文中将当时的世界局势比作强国争霸的“春秋之世”，通过分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兴起的过程，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088马径张氏家振兴。序文指出了国际法的重要性，认为丁韪良的这一译作“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
张斯桂在曾国藩大营中的活动，留下的资料极少。幸好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张文虎在南京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张斯桂的大量记载。根据《张文虎日记》可以知道，1864年张斯桂主要生活在上海。1864年12月16日，张斯桂和他的儿子从上海来到南京，住在仓巷，直到1865年8月29日才从南京乘坐轮船返回上海。在此期间，张文虎、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密切相处，有时甚至天天在一起，他们还多次一起拜访曾国藩。从张文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在南京期间，比较清闲，生活也十分富足。例如，他不仅有仆人，而且到南京后不到一个月，即“新买一马，将乘之遍历诸胜”。
张文虎在同治四年六月初一（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鲁生来，携示所拟《祠山开煤论》。以金陵诸山出煤者不少，地方以风水之故不放开；然今西夷将于此间开马头，若彼一来，势必开矿，而反以为彼利，不若自我而开，彼至则无及矣。”近来，笔者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找到了张斯桂的一部文集，题为《游艺斋杂著》，其中收有《请开煤矿论》。对照内容，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张文虎所说的《祠山开煤论》。大概张斯桂后来将其名改定为《请开煤矿论》。
人物篇·0891865年5月，清廷以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而急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北上山东追剿捻军。这样，张斯桂也就离开南京返回上海了。张文虎在1865年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起，与壬叔至仓巷，送张鲁生上轮船，并托寄朱贡三信。”随后的几年，张斯桂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前往欧洲游历。他们抵达上海后，于这一年二月初四（3月20日）拜会了丁韪良。第二天，张斯桂前来拜访张德彝。这一年冬天，张斯桂沿长江到过武汉。他在《楚游记》一文中写道：“桂于丙寅冬自春申之旧浦趁杨泰之轮船，泝长江，抵夏口，访汉东之名胜，考楚北之封圻。”1867年6月，张斯桂撰写了关于钱塘江海塘治理的小书《海宁塘末议》，书中写道：“自咸丰五年（1855年）海盗充斥，漕运梗塞，因奉宪督率轮船护运到津，南北两洋往返频仍。暇则梭巡海面，缉捕盗艘，几及十年。沿海口岸阅历殆遍，而于浙江洋布尤熟若户庭。至咸丰辛酉冬，浙省被围，曾奉江苏抚宪谕，载军火粮饷直抵鳖子门外，故其形势如示指掌。”大概在1867年年底，张斯桂撰写了《驳上海新闻纸报英国新造大铁甲轮船语》一文。此文开头写道：“同治六年十一月份英吉利国报称该国新造大铁甲轮船一只，090马径张氏有四千三百马力，铁甲厚四寸，炮门处厚七寸，大炮四尊，炮子重一百七十八磅；次炮二十尊，炮子重一百十五磅，兵丁六百二十名。可称伟器。”不过，张斯桂以“粗解轮机、炮火等法”之专家的观点分析了这种新型军舰的弱点，指出它并非“无敌”于天下。张斯桂还以英国建造新型军舰为例，呼吁“积弱之余”的中国进行改革：“虽然英国富强已甲天下，而犹恐有敌国外患一能胜予，故常惟日不足求一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策，洵能励精图治，享国久长，则凡积弱之余，岂可因循坐误而不翻然变计乎？”1868年年底，张斯桂和他的弟弟张斯栒又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张文虎等人经常聚会。1869年4月至6月，在张文虎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至（上海）南昼锦里拜张鲁生、听帆，略谈”之类的记载。同治十年十月初十（1871年11月22日），薛福成在上海“访刘开生、刘子迎、张鲁生、容纯甫。回铁厂后，复与陈荔秋、冯竹如、郑玉轩畅谈”。可见，在1870年前后，张斯桂主要活动于上海及周边地区。
张斯桂自己说，当他于1865年离开曾国藩后，本来“不复作出山想矣”。但此时的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其重要人物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于1867年起接替左宗棠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人物篇·091年），沈葆桢因其父亲去世而照例丁忧，夏献纶暂为代办船政。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斯桂和他弟弟张斯栒来到福州船政局。童华在《节略》中说：“辛未冬，船政代理大臣夏复命委员来招，遂感激而愿自效焉，乃偕胞弟斯栒同到船署”。不过，童华在下文又说：张斯桂兄弟两人“壬申孟春，同赴闽省船署”。据此，张斯桂和张斯栒于1871年接受夏献纶之聘请，1872年春到达福州船政局。张斯桂自己在《使东节略》中也写道：“嗣蒙沈文肃殷勤致聘，遂偕胞弟斯栒同抵船政署。除总巡各厂、兼管学堂外，为之造水雷、制电线，凡署中委员学生专心于制造军火之法、算学测量之术，有绘图立说禀请宪鉴者，皆发交桂处代阅代批。又遇武弁之操演洋阵、兵轮之习练水军，请宪驾校阅者，桂皆随侍左右焉。”这类记载，在沈葆桢的信件中得到了印证。光绪元年（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Co.）在与福建官员就购赎福建电话线路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许多敲诈性质的条件，其中关于为中国方面培训电话人才的条件是每年费用三万元、培训合同为期三年。沈葆桢反对接受大北公司的这些要求，他在写给丁嘉炜（字蕴石）的信中说：“至福、厦局，岁费三万元，未免过巨。三年亦为期太久，彼殆以华人无谙习电报者耳。船局中贵同乡张鲁生、张听帆昆季均092马径张氏熟电学，可否进而商之。”此外，沈葆桢在1875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提道：“电线演熟似不难，如张鲁生兄弟皆能之。”张斯桂与沈葆桢之间的私人关系更是密切。1873年，沈葆桢的妻子去世，“挽联极多，惟慈溪张鲁生司马一联为冠”。这副挽联为“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伞夫人分伟绩；于中秋生，于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这一联佳作，在《壶天录》（卷上）、《粟香随笔》（卷七）等书中皆有记载。《节略》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以历年护运功，得保举尽先知县加同知升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斯桂档案中也说，“该员于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十二年在浙江、江苏两省当差，累保以知县选用加同知升衔”。《履历》仅说“复在捐输案内请奖，经户部核准，以知县双月选用加同知升衔”，没有记载年代。虽然这些文献没有说明是何人举荐了张斯桂，不过，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已在福州船政局工作两年了，因此推断，很大可能是沈葆桢保举了他。根据《慈溪张公斯栒传略》，张斯桂的弟弟张斯栒也是由于沈葆桢的保举，“以附贡生报捐通判”，从而开始踏上仕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为章仲山（号无心道人）的《心眼指要》做过注释。《心眼指要》是一部堪舆名作，道光人物篇·093十六年（1836年）初版。张斯桂评注的《心眼指要》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章仲山的序文后面有“同治十二年仲秋之朔，张斯桂评于闽省船政署内”之署名。在这部抄本上，张斯桂的注文共有20条，有的注明是“同治癸酉八月鲁生注于闽省船政署内”，有的注文只有一句，如“此辨罗经方位之阴阳”，有的略长，如“三吉即三卦之合时者。用挨星法挨得三卦到何方位，便是吉。即《都天宝照》所谓‘躔何位、落何宫、来何地’是也。鲁生氏注”。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对看风水选墓穴也是颇有研究的。
1871年12月，一批琉球漂流难民因误入台湾东南部原住民生活的牡丹社而被杀。日本以此为借口，蓄谋侵占台湾。从1874年2月起，日本就不断派人到台湾进行侦测并测绘地图，为军事侵略做准备。5月，日本军舰登陆台湾琅峤，开始武装侵略。清政府对于日本的侵台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1874年4月18日），才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的来信中获知“日本运兵赴台湾沿海迤东地方，有事生番”。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同治皇帝下令，“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四月十四日（5月29日），同治皇帝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于五月初094马径张氏一（6月14日）率领随从，分别乘坐三艘轮船从福州马尾启程，赶赴台湾。沈葆桢的助手潘霨于次日抵台。沈葆桢本人在经过澎湖等地后，于6月17日到达台湾安平。沈葆桢的随行人员中也有张斯桂，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与沈葆桢同船抵达台湾。从此，张斯桂在台湾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对日交涉活动。
沈葆桢的助手潘霨在奏折中曾写道，五月初八（6月21日），“偕台湾道夏献纶带同随员张斯桂等，并邀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轮船由安平冲涛出海，下午已抵琅峤，风涛倒卷，舢板不得拢岸，群跃而登。晚宿车城，次早，直叩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臣葆桢照会，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与之反复辩论。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张斯桂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无疑参与了和日本人的辩论。童华的《节略》对此也有记载，但夸大了张斯桂在此次辩论中所起的作用。
就在沈葆桢他们来到台湾之前不久，日本人成富清风等人向台湾的头围县丞衙门报案，说他们的船只因遭遇风暴而于5月21日漂至歧莱（今花莲），结果“被该处生番抢去银钱”。这一“失银事件”，实际上是成富清风等人“为日军侵占北路的苏澳或花莲港”而捏造出来的故事。为了避免日本人人物篇·095以“失银事件”为借口别生事端，台湾道夏献纶派遣张斯桂等人前往花莲查案。沈葆桢在奏折中写道：“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以浪大难泊，折回新城，用舢板登岸。是日天气晴明，风亦不恶，而浪击沙岸，倒卷而去，小舸几为所沉，幸土人拖之上岸。”张斯桂等人经过实地调查，证明日本人并“未曾被抢”，成富清风等人所称“窃盗银物”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失银事件”调查清楚后，张斯桂还带领福建船政学堂的艺生绘制了花莲一带的地图。沈葆桢在奏折中报告说：“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清政府自1683年统一台湾后，将台湾原住民生活的广大区域划为“番境”，禁止汉人进入，更禁止汉人与里面的原住民通婚。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正是利用了这种汉番分治的政策，提出了“番境”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有鉴于此，沈葆桢向朝廷建议，必须“开山抚番”，实现汉番融合，“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台湾的开山，分南、北、中三路进行。张斯桂参与了台湾的“开山抚番”。光绪三年三月初六（1877年4月19日）的《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中明确写道：“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096马径张氏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此外，沈葆桢在1875年10月的《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还写道：“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在张斯桂所著《游艺斋杂著》中，还收录了《台东开山祭文》，其开头说：“维皇建极同治之十有三年，岁在甲戌，月逢季夏，分巡台澎使者夏献纶谨以羊一、豕一，祭告于台东山川土地之神前。”这篇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天的祭文，向我们展示了开山的一些细节。对于祭山的时间，张斯桂在这篇文章中仅说是“季夏”（农历六月）。夏献纶自己的奏折，则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时间。夏献纶说，他于该年五月二十九日（7月12日）到达旗后，此后经过澎湖、沪尾、鸡笼，于六月初三（7月16日）到达苏澳。六月十六日（7月29日）至二十一日（8月3日）已“开路九百七十余丈”。由此可见，张斯桂的这篇开山祭文作于农历六月十六日之前。
张斯桂自己说，在台湾期间，“办公之暇，或寻煤铁于鸡笼山，或采硫磺于金堡里，地方官不到这区，桂皆亲历之焉”。
有学者指出：“张斯桂何以至鸡笼寻煤铁，至金山采硫磺？这不是张斯桂有博物的癖好，可能是代夏献纶前往勘探，此即童华所谓：夏献纶‘其所不到之处，必遣之往’之意。因为当时轮船烧煤，故沈葆桢相当重视鸡笼开矿之事，曾令夏献纶人物篇·097与好博逊商议此事，另外沈葆桢亦希望开采台北的磺油。张斯桂至鸡笼一带，应与此有关。”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经过反复谈判，在北京签订专约，中国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则于这一年12月1日从台湾撤出。日军侵略台湾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它“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北京专约》签订后，清政府真切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已近在咫尺，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同治皇帝要求大臣们就海防建设发表意见，并且“限于一月内复奏”。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上谕后，于光绪元年正月初十（1875年2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奏折中特地附上“浙江修补道刘璈、候选知县张斯桂条议”，供朝廷参考。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很快引起李鸿章等人的注意。李鸿章在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1875年2月19日）写给丁日昌的信中，除了称赞沈葆桢“洋务、船政，比之时人，似胜一筹”外，还推荐了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其复议稿及日意格、张斯桂条陈抄呈台鉴。”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1875年3月24日），沈葆桢上奏说，他已批准浙江候补道刘璈（字兰洲）离开台湾回湖南老家去为其父“奔丧守制”。沈葆桢在给黎兆棠（字召民）的信098马径张氏中还说：“兰洲以父忧去，嘱其葬后即来，而茔地未定。渠极慎重此事，过沪且攫鲁生以行，恐遥遥无期”。大概是由于张斯桂精于选择墓地，所以刘璈邀请张斯桂一起回湖南以便给其父亲挑选墓地。但我们不清楚张斯桂是跟随刘璈一起离开台湾，还是张斯桂本人由于某种原因早已到达上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蒸汽机的使用也逐渐增多，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煤炭。但当时中国的煤炭主要依靠进口，为此，李鸿章于1874年密令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调查国内的煤炭资源，而盛宣怀又将此事交给张斯桂办理。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封撰写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的《盛宣怀密札张斯桂文》。盛宣怀在信中说：“上年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密谕：中国地面多有产煤产铁之区，饬即密禀查复等因。……兹访得湖北省武穴、蟠塘及田家村一带山内旧有煤洞，所产煤质即好，滨江水口尤便。……因思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甚属简便妥当，合即密饬该令轻装速赴该处察看……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诿延。”盛宣怀此处所说“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证明张斯桂在台湾期间确实考察过煤矿。同时也说明，盛宣怀大概看到过张斯桂在南京所写的《请开煤矿论》。
人物篇·099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张斯桂写信向盛宣怀汇报了考察结果。张斯桂在信中说：他于四月初九（5月13日）从上海启程，十三日（5月17日）在武穴登岸，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于十九日（5月23日）到“山前山后查看情形”，此外，又于二十八（6月1日）、二十九（6月2日）两天到阳城山进行实地调查；“因随带煤样六七斤来沪呈缴，伏乞察核施行”。
张斯桂的此次考察，对于清政府决定开采广济煤矿具有重要作用。李鸿章在1875年6月底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广济阳城山所产之煤，既经张令斯桂亲往察看，出产尚宽，煤质尚好。而彼处绅士已有以风鉴为言者，积习误人，牢不可破。
执事拟俟诸务料理就绪，即赴该镇详切开导，议令利益同沾，或无阻挠，仍往鄂省禀办。”1875年6月2日，张斯桂还在湖北阳城山考察，他结束考察返回上海的时间，当在6月10日左右。沈葆桢在写给丁嘉炜的信中提道：“鲁生适沪，日内当来；听帆则在局也。”从沈葆桢信中“日内当来”推断，张斯桂回到台湾的时间应是1875年6月底了。
光绪元年七月八日（1875年8月8日），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一份上谕，光绪皇帝除了要求沈葆桢尽快“来京陛见”外，还要求：“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100马径张氏绘图呈览；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沈葆桢收到这份上谕后，非常重视，经与其他官员商议，决定福建内地的地图由各地方官负责绘制，“台湾全图及番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根据沈葆桢后来所写的奏折，台湾地图的绘制是由张斯桂负责的。此外，张斯桂还率领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绘制了台湾各地原住民的风俗图。沈葆桢这样写道：“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这本由36幅分图组成的台湾原住民图说，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台湾风俗图》，不久前由陈宗仁整理出版，定名为《晚清台湾番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