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与澳门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书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革命、战争与澳门／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３（中华民国专题史／张宪文，张玉法主编）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７４７０Ⅰ．①革…Ⅱ．①吴…②娄…③何…Ⅲ．①澳门地方史民国Ⅳ．①Ｋ２９６．５９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５）第０２９９０２号中华民国专题史张宪文张玉法主编第十八卷革命、战争与澳门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著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邮编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荣责任编辑陆蕊含编辑热线０２５８３５９２４０１照排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印刷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开本７１８×１０００１／１６印张１８．７５字数２８８千版次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版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７４７０定价８５．００元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号：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销售咨询热线：（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总序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４０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７０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１８卷，８００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１９４９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１革命、战争与澳门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１９９０年，台湾学者以３０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曾组成１０人至３０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１８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２总序《中华民国专题史》的１８个专题目录如下：１．《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２．《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４．《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５．《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６．《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７．《中共农村道路探索》８．《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９．《城市化进程研究》１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１１．《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１２．《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１３．《边疆与少数民族》１４．《华侨与国家建设》１５．《台湾光复研究》１６．《国共内战》１７．《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１８．《革命、战争与澳门》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大陆地区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３革命、战争与澳门徐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田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蒋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刘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秦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牛力（南京大学博士）吕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台湾地区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４总序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５革命、战争与澳门香港澳门地区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南京大学改革项目南京大学人文基金南京大学出版社江苏省教育厅澳门基金会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张宪文张玉法６目录绪论／１第一章“自治”实验及其转折：殖民管治的变迁／４０第一节自治规章的制定与完善／４０一、１９１７年《澳门省组织章程》与１９２６年的调整／４０二、１９３３年“新体制”与强化澳门管治／４８三、澳葡政府的架构及其演变／５０第二节华人社会的管治／５７一、澳葡政府沿用晚清形成的华人社会管治措施／５７二、华人社会的自治：从镜湖医院到中华总商会／６６三、澳门华人命运同祖国紧密相连／７６第二章国民革命与澳门／８１第一节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澳门的活动／８１一、同盟会创立和港粤澳主盟人／８１二、同盟会香港分会与冯自由、李自重／８３三、乐群书室：同盟会在澳门的首个革命机关／８８第二节从澳门到光复石岐、进军广州西关／９０一、澳门和起义者的角色／９０二、石岐的官军、团练和土匪／９５１革命、战争与澳门三、从小榄、前山到石岐兵变／９６四、起义后的香山县政、防卫和进军广州西关／１００第三节“五二九”工运与省港大罢工／１０４一、冲突的导火线／１０４二、省港罢工潮中的澳门／１１２第三章界址争执与中葡交涉／１３０第一节中葡新政权澳门勘界交涉／１３１一、清代谈判的接续／１３１二、葡人侵略行径／１３６三、激起民愤／１４３第二节《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１４６一、《中葡友好通商条约》／１４６二、中葡新约后的交涉／１５０第四章“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运动／１５２第一节日本侵华与澳葡“中立”／１５２一、澳葡“中立”政策的确立及其执行／１５２二、澳葡政府对救亡赈难活动的态度／１５７第二节结社蜂起与救亡运动／１６０一、结社蜂起／１６０二、救亡运动／１６５第三节难民涌入与赈难救济／１８１一、难民涌入／１８１二、筹募活动／１８３三、难民救助／１９０２目录第五章国、共在澳门的活动及其影响／２０３第一节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与发展／２０３一、同盟分会及中华革命党在澳门的活动／２０３二、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初创／２０６三、抗战时期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发展／２０９四、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公开及其影响／２１５第二节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隐蔽活动／２２６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澳门的组织及活动／２２７二、抗战时期中共在澳门的救亡工作／２３２三、国共争夺全国政权时期的澳门中共组织／２４２结语风云变幻中尴尬图存／２４８一、政府管治：“自治”与集权／２４９二、经济民生：赈难与“繁荣”／２５０三、文化教育：发展与奠基／２５５四、对外关系：平衡与自保／２５７参考文献／２６１索引／２７４后记／２８８３图表目录表１１澳葡政府架构演变表（１９１７—１９４９）／５５表１２澳门华商加入澳葡政府机构名录／６３表２１支持香山起义之民军的根据地、领导者与参与者数目／９８表４１澳门“中立”时期民间救亡赈难社团概览／１６１表４２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各队情况表①／１７４表４３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牺牲人员表（按时间顺序）／１７８表４４四界救灾会筹款活动不完全统计／１８５表４５中日战争期间迁来澳门的中学／２００表５１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影响下的澳门社团变动／２２０①原文如此，“回国”应为“回乡”，余下同。
绪论自开埠以来，澳门的政局变幻和历史发展无不受中葡两国乃至更广阔的国际格局的共同影响。２０世纪初，作为欧洲海外商业帝国先驱的葡萄牙和绵延千年的中华封建帝国，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了推动历史剧变的民主革命，这给澳门带来了持续的动荡和深刻的影响，保守与革新、内忧与外患、生存与救亡在这块弹丸之地上绵密地交织，激烈地争夺，使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成为澳门历史上极为特殊且意义重大的一个时代。
第一节葡萄牙、中国的民主革命及其对澳门的影响自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通过《南京条约》占据了香港，葡萄牙方面便试图改变澳门此前只有局部自治权而无主权的政治地位。
１８４４年，葡萄牙女王唐娜·玛丽亚二世（Ｄ．ＭａｒｉａⅡ）敕令澳门成为葡萄牙的远东省会，并通过由王室委任的总督干预澳门事务，使澳门处于葡萄牙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之下，也使澳门葡人政府的政治变化与葡萄牙本国处于联动状态。
一、葡萄牙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澳门的影响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日，葡萄牙爆发民主革命，卷入这场革命的有陆军、海军及共和党的各个革命组织。１０月５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国，葡萄牙布拉干萨（Ｂｒａｇａｎａ）王室被驱逐出境，君主制被推翻。新政权由特奥斐洛·布拉１书革命、战争与澳门加（ＴｅóｆｉｌｏＢｒａｇａ）执掌。①共和政府一经建立，葡萄牙海事及殖民地部部长阿泽维多·戈麦斯（ＡｚｅｖｅｄｏＧｏｍｅｓ）即致电澳葡总督马奎斯（ＥｄｕａｒｄｏＡｕｇｕｓｔｏＭａｒｑｕｅｓ）：昨日庆祝共和成立。陆军、海军及民众踊跃参加，欢欣鼓舞，治安良好。临时政府总统特奥斐洛·布拉加、军事部长炮兵上校沙维尔·巴雷托（ＸａｖｉｅｒＢａｒｒｅｔｏ）、内政部长安东尼奥·若泽·达·阿尔梅达（ＡｎｔóｎｉｏＪｏｓéｄａＡｌｍｅｉｄａ）、财政部长巴西利奥·斯特雷斯（ＢａｓｉｌｉｏＳｔｅｌｌｅｓ）、公共工程部长安东尼奥·卢伊斯·戈麦斯（ＡｎｔóｎｉｏＬｕｉｚＧｏｍｅｚ）、海事及殖民地部长阿泽维多·戈麦斯（ＡｚｅｖｅｄｏＧｏｍｅｓ）、司法部长阿丰索·科斯塔（ＡｆｏｎｓｏＣｏｓｔａ）、外交部长贝尔纳尔蒂多·马查多（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Ｍａｃｈａｄｏ）。请将此事通告您辖下之民政及军事当局。
消息传至澳门后，澳门葡人社会对这一历史转折表现出极大关注，但也出现态度分化：一方面是以“富裕阶级”为主体的顽固的君主政体支持者，另一方面是以普通澳门葡人、军人与海员为主体的共和主义者，双方针对共和制的建立逐步展开激烈交锋。１０月１１日，澳门市政厅庆祝葡萄牙共和制的建立，４天后，葡萄牙共和国旗帜首次飘扬在市政厅大楼之上。②尽管澳葡总督马奎斯赞同革命，但是他却不肯颁布驱逐传教士的法令，因而导致１１月８日的兵变。为了平息兵变，马奎斯于１１月１９日颁布命令，将除主教之外的澳门耶稣会教士与方济各会教士驱逐出境。嗣后，马奎斯本人也因对新政策的不满而辞职。此事在香港和北京新闻界都引起关注，也被反映到里斯本，但共和政府却对其在澳门引起的乱象毫无反应。③而大多数澳门葡人则对革命持有认同的态度，为了庆祝葡萄牙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他们将澳门最为①［美］查·爱·诺埃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Ｎｏｗｅｌｌ）：《葡萄牙史》下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３７４页。［葡］施白蒂（ＢｅａｔｒｉｚＢａｓｔｏｄａＳｉｌｖａ）：《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年，第４４页。
②［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４５页。
③《澳门兵变详记》，《申报》，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犜犺犲犜犻犿犲狊，Ｄｅｃ．１ｓｔ，１９１０；均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４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８６—２１８８页。
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犕犪犮犪狌犲犪犛狌犪犇犻狅犮犲狊犲，Ｖｏｌ．３，ＴｉｐｏｇｒａｐｆｉａＳｏｉＳａｎｇ，１９５６，ｐｐ．３９８３９９．２绪论繁华的稲孟街改名为十月初五街（ＲｕａＣｉｎｃｏｄｅＯｕｔｕｂｒｏ），西湾至妈阁庙之间的新建路段命名为民国大马路（Ａｖｅｎｉｄａｄ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
葡萄牙共和政府的建立及其海外政策给澳门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伴随葡萄牙共和国而诞生的《大西洋民国宪法》，它是革命的产物，坚持共和国的民主性，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突出主权机关的立法权。然而，海外属地的一般立法地位得到保留，因此，它宣称澳门是适用该宪法的葡萄牙“领土”。
同时，这部宪法力主维护中央集权，赋予宗主国议会在海外省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削弱海外省的自治地位，新政权的这些倾向使得澳门自治化受到阻碍，①并给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其时，署理澳葡总督马楂度（?ｌｖａｒｏｄｅＭｅｌｏＭａｃｈａｄｏ）在其完成于１９１３年的《澳门面面观》一书中指出，“当澳门一如既往受制于中央集权统治时，千万别想进步”，“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商业、工业和生活，不能受制于千里之外那几个政务缠身之士的喜怒及其对环境的一无所知、幻想和政策，他们想象不到，那些需要解决的事项若略有耽搁，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有多大”。他对葡萄牙政府没有对澳门制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管理措施表示不满，认为“我们的殖民管制桎梏重重，充满对华人不友好、于环境荒谬绝伦、对类似情况下的经济生活有害无益的法律”②。尽管澳门在１９１３年进行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市政选举，③但葡萄牙的政治变动和其对澳政策成了困扰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港口工程受阻、行政组织亟待非集权化、赌博和鸦片收入的减少导致收入来源不稳定以及散居东方及世界各地葡人的国籍归化等方面。④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也根据整体殖民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适，以适应澳门的实际需要，但澳门状况毫无起色。
至１９１４年，葡萄牙政府学习英国殖民管理经验，制定出《海外省民政组①何志辉：《从殖民宪制到高度自治》，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４４页。
②?ｌｖａｒｏｄｅＭｅｌｌｏＭａｃｈａｄｏ，犆狅犻狊犪狊犱犲犕犪犮犪狌．Ｌｉｖｒａｒｉａ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１９１３，ｐｐ．５６６０，转引自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③［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７５页。
④?ｌｖａｒｏｄｅＭｅｌｌｏＭａｃｈａｄｏ，犆狅犻狊犪狊犱犲犕犪犮犪狌，ｐｐ．４９，转引自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３革命、战争与澳门织法》，确立海外省的财政及管理自治原则，后以此为法律基础于１９１７年通过《澳门省组织章程》，对殖民地的政治、行政、财政和市政组织及运作做出详尽的规定。根据章程，澳门开始享有（受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的）行政、财政自主权，本地利益开始获得照顾。而在１９２０年葡萄牙的《宪法》修改中，澳门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殖民地管理条例此后又在１９２６年葡萄牙当局通过的《澳门殖民地组织章程》中得到系统化。也就是说，葡萄牙中央政府先后制定４部法规，以消弭对澳门的不良影响。葡萄牙对澳门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无疑是合理的，尤其是其中适应现实的法例，若有合适的人选来执行，效果更相得益彰。
由于澳门与里斯本距离遥远，葡萄牙政局变化对澳门时局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法律的修订与执行、共和之意义与其对海外属地的实际影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澳门本地葡人淡然面对姗姗来迟的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远没有出现９０年前葡萄牙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之际澳门葡人的欢庆场面，这似乎显示出澳门本地葡人对故国政治更加冷漠。反而是葡萄牙本国人在共和之后大量涌来澳门，将葡萄牙党争政治延伸至澳门，在这里形成共和、保皇两派之争，对澳门政局造成消极影响。①共和党作为革命主力，在推翻布拉干萨王室的革命中得到了陆军和海军的支持，但在革命成功后，共和党无法维持团结一致，分裂为主张彻底改革的民主党和主张让步调和的进化党、联合党等派别，它们在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战之中又再次经历分化，给葡萄牙政坛带来持续的动荡，仅１９２０年一年内便更换了８次内阁。而在一战前后的１０多年时间里，在国内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与战争的多重打击下，葡萄牙国内政治乱象丛生，澳门便成为各路政客回避政治风险或捞取政治资本的海外福地。例如，曾任戈斯达（ＡｆｏｎｓｏＣｏｓｔａ）政府内政部部长的罗德礼（ＲｏｄｒｉｇｏＪｏｓé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他在里斯本失势后，来到澳门出任总督，并将其民主党的革命精神带到遥远的东方，而跟随他来澳的政府秘书长罗萨（Ｍａｎｕｅｌ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Ｒｏｃｈａ），不久便回到葡萄牙担任殖民部部长。而另一位革命理想截然不同的海军上尉瓦尔德斯（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ＴｒａｖａｓｓｏｓＶａｌｄｅｚ），则远征澳门，利用不同政见联合本地保守势①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６年，第１１１—１１３、９２—９７页。
４绪论力与罗德礼针锋相对，最后当选为葡萄牙国会澳门区的议员，重获政治生命。
当选后，瓦尔德斯马上回到了里斯本继续他的革命斗争。原本无足轻重的澳门区议员头衔成了兵家必争之物，但这种权力争斗直接影响了澳葡政府的施政，如罗德礼为发展澳门经济贸易与外国公司签订的改良港口工程合约，便成为党争的焦点，一直闹到里斯本。澳门葡人在政治上的争斗，甚至渗透到驻军中，并曾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内讧，差点将澳葡政府推翻。
不仅如此，由于公务员依法在澳门领取与在葡萄牙国内相同数目的薪资，但却以币值高出葡盾２０倍的澳门元结算，所以，在澳门任职也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经济利益。①大量葡人前来澳门工作，给澳门财政造成沉重负担。此间，葡萄牙政府也试图在澳门施行一些传统的殖民措施，例如，１９２４年将路环由流放地变为流放犯殖民地，专门收留来自帝汶和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犯人以及由本地区法院判处流刑１５天以上的犯人，其中，凡服刑２年以上者，若表现良好，总督为其在路环提供一块耕地，使路环成为垦殖地，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得到物质支援。②直到葡萄牙共和国右翼军人戈麦斯元帅（ＧｏｍｅｓｄａＣｏｓｔａ，曾在澳门修道院读小学和中学）于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８日发动军事政变，解散国会，宣布政治党派为非法，并建立第二共和国后，葡萄牙局势才略为稳定，但这也开启了长达８年的葡萄牙军事独裁时代（１９２６—１９３３）。第二共和国新任财政部长萨拉查（Ａｎｔóｎｉｏ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Ｓａｌａｚａｒ）很快在政府内部发挥巨大作用，又从１９３０年以殖民部部长的身份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萨拉查在１９３２年出任首相，增强了政治警察的权利，开始了专制统治。③期间，由于许多来澳暂避的葡人返回里斯本，澳门的政治风气才有所改善。
曾于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度出任澳门总督的巴波沙（Ａｒｔｕｒ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ｄｅＳｏｕｓａＢａｒｂｏｓａ）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再度出任总督，其政府对华人采取“诚心①［葡］徐萨斯（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历史上的澳门》，黄鸿钊、李保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１页。
②［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１７７页。
③［葡］马尔格斯（Ａ．Ｈ．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Ｍａｒｑｕｅｓ）：《葡萄牙历史》，李均报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６—１６７页。［澳］杰弗里·Ｃ．冈恩（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Ｇｕｎｎ）：《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２页。
５革命、战争与澳门相孚”的政策，其行政“皆本友善之精神，务以适合华人性质及风俗习惯为宗旨”，平息了此前由于葡人治理不当、民族矛盾及中国内地紧张局势所导致的澳门社会内部的反葡、仇葡情绪。巴波沙不仅善于鼓励本地华商投资，还关注到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一改多年来中葡之间的紧张关系。粤澳两地政府高层恢复并加强了友好往来，边界纠纷亦趋于平息。巴波沙当政期间部分实现了马楂度总督１０多年前提出的计划，澳门的工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快速恢复后进而稳定发展，且在电讯、邮政、交通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澳门至石岐的公路也于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８日正式开通。此外，港澳关系亦越来越密切，跨海水上交通日趋完善和发达。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教育文化的蓬勃，澳门逐渐步入缓慢但较稳定的近代化进程。巴波沙此次总督任期长达５年，对促进澳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①但是，在１９３０年萨拉查担任殖民部部长后，葡萄牙政府通过了《殖民地条例》，代表着对海外殖民地进行新政改革的开始，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减低海外殖民地的自治程度，提出“葡萄牙国家组织的核心工作是履行历史职责，拥有海外地方，使之成为殖民地，并使当地居民成为文明人”，致力于促进宗主国与所谓“葡萄牙殖民地帝国”之间的团结。②１９３３年，作为首相，萨拉查又推出《海外行政改革法》，冀以单一的《葡萄牙殖民帝国组织章程》对殖民地内部的各方面管理做出全面规定，殖民地部部长成为殖民政策的主要指导者和领导人，代表中央政府对殖民地行使除议会保留立法权之外的所有权力，俨然“总督的总督”，极大地制约地方行政权限，形成澳门市政区制度的基本框架。③在这种框架下，信奉萨拉查主义的国民同盟作为各殖民地唯一获①《关于澳门新总督就任件》，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８３页。《葡人治澳之政绩》，《澳门年鉴：１９２７年》，澳门历史档案馆铅印本，１９２７年，第１０４页。陈席儒：《澳门年鉴书后》，《澳门年鉴：１９２７年》，澳门历史档案馆铅印本，１９２７年，第１０５页。《（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８日；ＪｏｏＧｕｅｄｅｓ，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犻狅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犮犻狅狀犪犾，ｐｐ．１４７１５５，转引自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第１７２页。ＪａｉｍｅｄｏＩｎｓｏ，犕犪犮犪狌：犃犕犪犻狊犃狀狋犻犵犪犆狅犾狅狀犻犪犈狌狉狅狆犲犻犪狀狅犈狓狋狉犲犿狅犗狉犻犲狀狋犲，ＥｓｃｏｌａＴｉｐｏｇｒｆｉｃａｄｏＯｒｆａｎａｔｏ，１９２９，ｐ．９６，ｐ．１００，ｐ．１０２．②［葡］萧伟华（ＪｏｒｇｅＮｏｒｏｎｈａｅＳｉｌｖｅｒｉａ）：《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１８２０—１９７４）》，沈振耀、黄显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法律公共行政翻译学会，１９９７年，第５４—５６页。
③［葡］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１８２０—１９７４）》，沈振耀、黄显辉译，第５６—６２页。
６绪论得许可的政党，在澳门占有相当大的代表比例，一直维持到二战后。①尽管政治动荡起伏，但澳门经济在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期间仍有所发展，其成果于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以博览会形式展出。该次展览会历时一个月，共有５９７个参展单位，其中本地５４０个，涉及的行业包括中国酒、洋酒、纺织加工、橄榄油、木像制作、金饰、捕鱼、鞣革、制鞋、火柴与爆竹、造纸、制烟等，吸引观众近３０万，是澳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业展览会，成功地促进了澳门的实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②在葡萄牙第二共和国期间，澳门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１９３０年５月，澳门政府宣布在经济局内设立游历经理处，负责研究及提议有关游历澳门的一切事务，以便招揽游客，并将澳门经济及实业成就暨政策介绍给游客加以宣传。③尽管市道萧条，澳门政府认为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澳门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虽然要限定赌博公司的数量，但不能因此损害特许权获得者（番摊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每年向澳门政府交纳１４万美元的租金。当时澳门总督美兰德（ＡｎｔóｎｉｏＪｏｓé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ｄｅＭｉｒａｎｄａ）建议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高级豪华娱乐场，把澳门转变成蒙地卡罗，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④当年１２月，澳门财政总局于１０月间挂出招标的番摊生意被澳门商人黄叔平、范洁朋、李汉池、马斗南、伍于汉等人的联合公司投得，开始在总统酒店经营“豪兴”番摊馆。但从１９３５年开始，澳门停止了博彩专营，允许任何条件齐备的公司经营博彩业，⑤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澳门带来人气，澳门博彩业日益兴旺，其承办者傅老榕、高可宁等华人也由此成为澳门主要商人和华人代表。⑥与此同时，烟薮毒窟的形象困扰着澳门，“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①［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６２页。
②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４１—２４４２页。
③《指导游历规则》，《１９３３年商业名录》（１９３２年１月６日），第１８３—１８４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８４６页。
④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ＡＨ／ＧＧＭ／４，总督致殖民地大臣，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
⑤《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３５年４月９日第１４号。
⑥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５５６页。
７革命、战争与澳门终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它是一项政府垄断，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来源之一。说它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澳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国际鸦片走私中心的名声”①。１９３０年，国联任命“吸用鸦片耗用控制调查委员会”抵达澳门，专门调查澳门“吸食鸦片”问题，发现当时澳门公开吸食鸦片的营业场所有５０间，公开贩卖鸦片的商店有８６间。在国联及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葡萄牙殖民地部下令澳门政府立法彻底禁烟，澳门政府随后组织了一次取缔烟馆行动，又取消了鸦片专理和烟膏配置的机构。到１９３３年，澳门政府的鸦片收入降到历史最低点，但鸦片问题不久后又死灰复燃。②１９３５年，葡萄牙殖民地部部长敕令澳门修订《澳门鸦片烟总章程》，意在压制澳门烟业。
然而，该章程虽然对鸦片经营做出严格规定，澳门政府亦于１９３６年停止发放开办烟馆的许可，但却是一个有利于澳门政府加强鸦片专营和垄断的章程，因此，澳门政府鸦片收入急剧上升。③直到１９４６年，澳门政府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鸦片”，封闭所有烟馆，并对吸毒、贩毒采取严刑处分。④二、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澳门的影响尽管葡萄牙的革命与共和政府对澳门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及随后建立中华民国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深刻影响并改变着澳门。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１１月９日，广东各团体在咨议局举行会议，共推胡汉民为都督，蒋尊簋为军政部部长，陈景华为民政部部长。胡未到任，以蒋为临时都督。
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变局，澳葡政府保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时任葡国驻广州总领馆临时公使的宋次生（ＣａｒｌｏｓＡｕｇｕｓｔｏＲｏｃｈａｄｅＡｓｓｕｍｐｏ）立即①［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２４页。
②金丰居士：《鸦片专理局旧地处犁头之楔难以生发》，载《新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Ｍ０３。
③Ａｎｏｄｅ１９３６犅狅犾犲狋犻犿犗犳犻犮犻犪犾犱犲犕犪犮犪狌Ｎｏ．４１１０ｄｅＯｕｔｕｂｒｏ，ｐｐ．８３５８４０；英国档案局：ＣＯ１２９、４６５，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２９页。
④梅里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Ｍｅｒｒｉｌｌ）：《日本与鸦片的威胁》，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３０页；《建国时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５日）。
８绪论向澳葡政府、葡萄牙外交部汇报广东和平宣告独立的消息，并请求派遣“澳门”号炮船与部分炮兵前往广东停泊，以及时回应形势的变动。①１０月２２日，澳葡政府开始采取紧急防范措施，澳门步兵司令席尔瓦·罗萨（ＡｕｇｕｓｔｏＣａｒｌｏｓＣａｂｒａｌｄａＳｉｌｖａＲｏｓａ）转达了澳门总督的机密命令，密令规定详细，以防范中国军队武力收复澳门之可能。②对于全澳华人举办的欢庆活动，澳葡政府也感到紧张并开始部署措施，严防由此滋事。１２月９日，澳葡政府颁布训令，不准在澳门境内举行为中国革命运动募捐的宣传活动。同日，以中华民国尚未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正式承认为由，署理澳督马楂度（?ｌｖａｒｏｄｅＭｅｌｏＭａｃｈａｄｏ）驳回在清平戏院为中国新政府募捐而召开政治集会的申请。③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对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权力的争夺，广东一直处于再次爆发革命和战争的边缘，为此，孙中山曾亲临广东主导局面。为平复以孙眉为旗号、蛰伏澳门伺机针对广州政府起事的“扶正同盟会”势力，孙中山于当年５月２２日抵达澳门，下榻卢廉若家的春草堂，准备调停谈判。虽然此时澳葡政府一方面对广州新近政治形势感到紧张，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或许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满怀忧惧，④但是，孙中山的来临依然受到澳门各界的热烈欢迎。以署理总督马楂度为首的澳葡政府及主教、澳门各界绅商名流在卢园（又名娱园）热烈欢迎孙中山，还举行了一系列其他形式的欢迎活动。⑤①葡萄牙外事部外交历史档案文件１《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驻广州葡萄牙总领事馆临时大臣致外事部国务秘书及大臣公文３３２》、文件２《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葡萄牙驻北京大臣致外事大臣公文Ａ》，参见［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ＣａｒｌｏｓＧｏｍｅｓＢｅｓｓａ）《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崔维孝等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年，第５９—６２页。
②［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附件十《澳门司令部、军事处、澳门省总督阁下对警报问题下达的指示》，第９５页。
③［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５８页。
④澳门历史档案馆：ＭＮＬ１２．２．Ｆ，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４６页。
⑤《中华民国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８日），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１９４６）》，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３页。《（上海）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８日。黄健敏编著：《孙眉年谱》，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６—９９页。［葡］若昂·哥德斯（ＪｏｏＧｕｅｄｅｓ）：《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北风译，《文化杂志》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
９革命、战争与澳门不过，在革命之后的乱局中，广东政府与澳门政府时生龃龉，例如，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广东政府欲对鱶仔及路环公局在路环征收地租一事进行抗议，但是，澳门总督美兰德答复称，他将继续对路环行使管辖权、支出行政费用并征收法定税收。①次年４月，原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时任广东省议会参议员的唐绍仪被委任办理澳门界务，周尔南为之佐理。②１９１３年８月，袁世凯系部队攻入广州，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袁控制下的广东政府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要求引渡潜匿于澳门的革命党人，但是，澳葡政府的华政厅不予配合，署理总督责成华政厅继续调查，又召卢廉若商议此事。在卢的作用下，澳葡政府做出与广东政府合作的姿态，称被追缉的主要人物并不在澳门，其他谋反分子处于澳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不会做出有损中国安定的举动，由此保护了当时在澳门的包括孙眉在内的同盟会领袖及成员。③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葡萄牙驻北京公使，指责澳葡政府直接卷入白狼起义。④为维护双方关系，华政厅对此案进行正式调查，负责军火库的安东尼奥·维迪加（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ｉｄｉｇａｌ）上尉向华政厅保证，１９１２年４月以后运出的简装火药全部是为了满足武装保护渔船之所需。但是，中方对澳葡的答复并未满意。紧接着，刚刚到任的新总督嘉路·米那（ＪｏｓéＣａｒｌｏｓｄａＭａｉａ）就收到广东政府新的抗议书。抗议书称“白狼”不仅从澳门获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而且从这里招募了不少士兵，使其队伍不断壮大。抗议书甚至列举出招募士兵的具体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厅再次进行调查，最终，查清招募地点原来在水坑尾巷（Ｔｒａｖｅｓｓａ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的一栋房子里（以前“四大寇”聚会的地方）。不过，嘉路·米那接获这一消息后，认为水坑尾巷所谓招募事情只不过是向中国运出劳工而进行的招募活动，因此，他命令此事以财务司向有关招募者课以税款而告结案。关于中国政府所说“白狼”分子在澳门活动一事，嘉路·米那向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递交一份报告，称中国政①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４３８号卷宗，第ＳＴ号文件，［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５８页。
②《申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１０日，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２４３页。
③［葡］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北风译，《文化杂志》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
④白狼起义是指发生于民国初年由河南宝丰人白狼（本名白朗，１８７３—１９１４）领导的反对袁世凯政权之农民起义运动。
１０绪论府所说的“白狼”一事只不过是革命党曾派人来港澳活动，劝说在南中国海和珠江劫掠船只并滋扰沿岸居民的盗匪参加革命。为此，嘉路·米那建议葡萄牙公使告知中国政府，一旦发现欲从澳门逃亡内地或从内地逃亡澳门的“白狼”分子，澳葡政府即与中国政府在澳门周围联合采取行动。①１９１４年７月，广州政府再次就“白狼”分子问题与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澳葡政府将这些暴乱分子驱逐出境。澳葡当局答复是，南方的麻烦，更多地源于海盗在西江一带的活动，而不是阴谋者的行动。②１１月２２日，北京政府通过葡国使馆要求澳葡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从澳门向中国内地为叛军输送军用物资，并要求禁止秘密集会。③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澳葡政府回应此次要求的资料。１２月２０日，因革命党人逃至澳门，广东都督龙济光致函澳葡政府署理总督，要求引渡藏匿于澳门的那些到处播撒“动乱种子”、密谋反对中华民国的逃亡者。而澳葡方面的复函称：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些华人，我敢保证，在澳门，他们没有密谋反对中华民国，也没有发动鼓吹任何反对中华民国理想的宣传。并进一步申明，会把任何反对中国的革命者从澳门赶走。④尽管亲袁的广东总督龙济光与澳葡政府关系良好，而且袁世凯在当年１０月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后立刻得到葡萄牙民主共和国的承认，此后一段时间，葡萄牙政府有关澳门划界事宜的沟通也是与北洋政府之间展开的，⑤但是，当时的澳门仍是反袁世凯的国民革命中心，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６年间，孙中山曾多次委派朱执信到澳门筹办军火和印刷传单，致力于反袁、反复辟的斗争。
澳门在“二次革命”中担当着革命基地的重要角色。⑥“二次革命”失败后，反袁活动并未完全消失。１９１５年６月２日，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引发各地集会抗议，号召“抵制日货，勿忘国耻”。当日，澳门华侨８００多人在下环街育贤学社召开国耻大会，抗议“二十一条”，教育界人士梁彦明等也在澳门组织“抵制日货救国会”，并于每周日往中山各乡①［葡］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北风译，《文化杂志》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
②澳门历史档案馆：ＣＸ９１４５０８，１９１４年７月２２日，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４７页。
③［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７５页。
④［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⑤［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文件八，第８３—８４页。
⑥“ＥｘｔｒａｄｉｏＰｅｄｉｄａｐｅｌｏＧｏｖｅｒｎｏｄｅＣａｎｔｏｄｅＣｈｕＣｈａｐＳｏｎ，ＴａｎｇＫｉｎ，ＣｈｅａＹｉｎｇＰａｋｅＳｈａｍＨｏｋＬｕ”，１９１４／３／２７１９１４／３／３０，ＡＨ／ＡＣ／Ｐ４３８８，ｐ．２．１１革命、战争与澳门宣传抗日救国。①当年夏季，袁世凯开始鼓吹君主制，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基础。１０月１０日，澳门华侨集会抗议恢复帝制，并讨论维持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方法。②当年１２月，袁世凯称帝复辟，一批拥护共和的革命者担心受到迫害，纷纷逃到澳门寻求庇护。澳督嘉路·米那在致信里斯本时称，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帝制与共和的拥护者互相对抗，所以当时在澳门，“禁止双方的拥护者试图在澳门进行任何集会，不准成立社团举行革命宣传政治”。为了维持澳门与各方面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存续，当共和革命领袖在澳门被捕遭北京要求引渡之际，葡澳当局设法以证据不足为由拖延时间，以避免和北京发生矛盾。然而，考虑到可能引致的军事威胁，嘉路·米那要求增派两个非洲连队，增强本地防御能力。③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二次革命”中活跃于澳门的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邓铿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并得到孙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古应芬、李朗如、张发奎、薛岳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伐龙济光之军事指挥机关，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重新部署起义计划。④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调集兵力南下，对珠三角的革命者进行打击。袁世凯派北洋军舰“肇和”号由上海到广东，准备驻防黄埔港，支援龙济光。此前，上海中华革命党曾在陈其美的领导下组织过一次抢劫“肇和”号的行动，可惜最终行动失败。而参与劫舰的杨虎、马伯麟、孙祥夫等革命党人亦再次向陈其美请缨，要求跟踪军舰来粤，伺机进行第二次劫夺行动。据称，这次行动的敢死队共３０人，于３月３日抵达澳门，设总部于澳门监牢斜巷，其中，１８①《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１５年５月３１日，第２３号，第３６７页。
②《申报》，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③葡萄牙外事部外交历史档案文件１４《外事部外交及政治事务部殖民地事务司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４日２６０２号公文》，参见［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文件八，第１３７—１３８页。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４７页。
④《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二周年纪念专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民国珍稀短刊断刊》之《广东卷》１５。《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第４４９页。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册《讨龙之役报告书》。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３９９—４００页；均引自吴志良等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２８０页。
陈卓平的《爱竹斋全集》之《诗钞续集》第１页《赠刘公裕同志》第４首自注云，“民国四五年，余与朱执信先生设机关于澳门，运动军队，驱逐龙济光”，陈卓平著、陈鹏超编：《爱竹斋全稿·爱竹斋诗钞初编》，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１２绪论人提前赴黄埔，策动该处炮台为内应，以图水陆并用，袭取省城广州。其时，在澳门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军务的朱执信决定派１０余名华侨组成由革命党人李玉山领导的敢死队参加劫舰行动。１９１６年３月７日，中华革命党从澳门出发，企图劫持北洋军舰“肇和”号，陈策、杨虎、马伯麟、孙祥夫、李玉山等率敢死队由澳门假装乘客搭乘小商轮“永固”号来广州，至黄埔海面时，逼迫驾驶者靠近“肇和”号军舰，并向军舰投掷炸弹，希望计划得手后，控制军舰、驶入珠江并炮轰观音山和制造局。结果，军舰船体并无重大伤害，舰上士兵开枪回击，革命军随即逃离，轮船行至车陂附近时被军舰追上，拖回天子码头接受检查，马伯麟、李玉山等人被俘。①此外，梁彦明、梁绮神、陆煞尘等同盟会会员秘密组织“讨袁会”，地点设于澳门主教巷。时有同盟会中叛徒麦某，为龙济光爪牙，梁彦明遂与梁绮神、陆煞尘将其用酒灌醉，载至湾仔杀之。②由于澳门在护国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产生的重要影响，孙中山于该年６月２８日，从上海致信澳督嘉路·米那，对其“能够在很多场合把极度的善意给予我政治上的朋友，特别是对最近发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支持表示感激之情，并认为此种感激之情“会被中国所有共和主义者所共有”，也希望“中国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好让我们能够与葡萄牙共和国合作，以葡萄牙共和国为榜样，在我们国家践履一个愿意实现民族抱负的政府所应当奉行的那些原则，奠定其赖以立足的根基”。③也因为嘉路·米那在复杂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护国运动，并对澳门市政做出诸多贡献，在他９月离职返葡时，以卢廉若为首的华人绅商和众多市民前往码头为其送行。④①《申报》（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１日、１５日）。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２５辑《孙中山史料专辑》，１９７９年。《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７５—７６页。
②郭辉堂：《梁彦明烈士年谱》，《梁彦明烈士纪念集》，第１４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２８９页。
③葡萄牙外事部外交历史档案文件１７《孙逸仙致澳门总督米那之信》，参见［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第１５１页；英国档案局，ＣＯ１２９／４０３，“政治难民”，总督府，１９１３年８月９日，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４８页。
④［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第２４—２５、２８页。
１３革命、战争与澳门１９１６年，蔡锷等发起的护国运动成功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此后黎元洪出任总统。而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中，时任督军团团长的张勋乘虚而入，在北京促成１９１７年７月溥仪复辟。复辟旋即遭段祺瑞镇压，然而，此时国会已散，法统不存。为此，孙中山率革命党人发起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护法运动，由于这次运动主要依靠控制粤、滇、黔的桂、滇系军阀力量与北洋军阀抗衡，而军阀割据利益与孙中山的护法共和的目的南辕北辙，孙中山于１９１８年５月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这次运动主要依靠孙中山扶植的陈炯明粤军力量。１９２０年，孙中山返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同时，派其子孙科为特派员，在澳门鹅眉街１０号设立办事处，继续策动护法斗争，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筹款、购买军火与联络同志。①受孙中山命，陈庆云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到澳门向卢廉若等筹款购入两架水上飞机，在三灶岛海面进行训练，并由此创办空军，支持粤军驱逐桂军。②同年１０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广东省支部命蔡香林、区建邦、林浮生等组织澳门分会筹备处。
在护法运动爆发当年，澳门政府利用中国南北议和未定之际，在青洲堤岸附近疏浚海道并且开始布防，当时广东省长张锦芳在多次向澳督抗议无效后，恳请军政府“酌派兵队或兵舰前往驻扎”，以资震慑。③经过交涉，北京认为，广东方面可酌情派兵迫使澳门政府就范。④次年１月，广东督军莫荣新任命广东陆军第一师旅长到前山与澳门交涉，并加派１５００人及两三艘军舰前往澳门。鉴于广东政府的强硬态度，澳门政府转而通过葡萄牙驻北京公使与北洋政府交涉，北京方面则认为必须待南北统一后，双方同时派员亲勘，以解决划界问题。⑤在广东政府的军事压力之下，中葡会谈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在广州再次开启，梁澜勋为特派广东交涉员，澳门政府则以金美时（Ｊ．Ｃｕｎｈａ①金英杰：《乐儿咖啡，轮盘扑克吸引西洋人》，《新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
②《申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９日。
③《广东军政府外交部收广东省省长张锦芳，北京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梁澜勋咨文》，《澳门专档》第４册，第３２４页。
④《军政府外交部收广东省特派交涉员梁澜勋呈》，《澳门专档》第４册，第３２８、３３３页。
⑤《外交部收部长四日会晤葡特使收问答澳门事》，《澳门专档》第４册，第３６８页。
１４绪论Ｇｏｍｅｓ）和美仙地·佐治（ＶｉｃｅｎｔｅＪｏｒｇｅ）为主要代表，于５月、７月举行历次会谈。①经过多轮谈判后，双方于１９２０年９月在广州签订《兴筑澳门港口工程合约》、《修改港口章程》、《澳门交解华犯章程》等条约，中葡双方各有所得。②但是，第二年粤、澳又在内港水域发生被称为“九一六”事件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事件由葡萄牙驻澳海军越过澳门内港水域到湾仔干涉广州国民政府军队缉盗引起，导致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广东政府对澳门采取强硬态度，葡方亦不肯退让，并请求英舰援助。③香山县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讨葡澳政府，并决议停止向澳门供水供粮。１０月２日，孙中山敕令海军派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④此后，在英国驻粤领事、广东省长公署等共同协调下进行调查。
从１９２２年起，由于中国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方对澳门问题在“澳门殖民地与广东省之交涉”的地方层次上进行交涉。⑤自辛亥革命之后，华人的民族意识和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同时崛起，澳门各行业工会及其他形式的会社次第成立，成为工人和各界华人积聚力量、组织运动的组织机制，尤其是在１９２２年“五二九”事件引致华洋对立的社会情境下，工会和会社组织了全面罢市、罢工，抗议澳葡政府的戒严、暂停人民集会权利等政策，配合广东政府制裁澳门的措施以及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的集会抗议。澳门工会代表在广州受到孙中山及广东省长伍廷芳的接见并得到支持。⑥在广东政府与葡驻广州领事就“五二九”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广东省议会一度提出“不得已而至开战”的主张，继而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①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１８４０—１９８４）》，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４页。
②《广东军政府外交部发政务会议咨》、《广东特派交涉员梁澜勋呈港口工程合约、澳门港口章程、提犯章程》，《澳门专档》第４册，第４０７、４１１—４１６页；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１８４０—１９８４）》，第３９４—３９６页。
③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３５８页。
④盛永华、赵文房、张磊编：《孙中山与澳门》，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附录《孙中山与澳门大事件年表》。
⑤《收葡馆问答》，《澳门专档》第４册，第４６４页。
⑥（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２日。
１５革命、战争与澳门再次照会葡领事，提出五项严正要求。①但由于粤军司令陈炯明叛变，逼迫孙中山乘舰避走上海，广州政府随即四分五裂，第二次护法运动破产。国内局势骤变，使得粤政权与葡澳政府就“五二九”事件的交涉便无从继续，最终由卢廉若等华商领袖出面谈判，达成妥善解决方案，中国工人得以无条件复职，社团得以重新登记并开始活动。②实际上，在１９２０年前后，澳葡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态度出现转变，他们的政策越来越强硬。１９２１年４月７日，国会参、众两院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各国派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都不承认这次选举，但澳葡政府则不得不与广州政府周旋。一份澳督内部备忘录称：孙中山是广州沙文主义的典型；许多年前，澳葡政府在来自欧洲医生的压力下，决定禁止他在澳门执业行医。有人相信，由于这一经历，他不想站在我们这边；此外，众所周知，他所结交的那些人都是对我们抱有深刻反感的人；很有可能，澳门大西洋银行所接洽的贷款谈判会很危险———这样一次失败肯定让施利华总督深感失望。③澳葡政府的强硬措施并不表示双方已经失去回旋余地。１９２２年有关资料中记载了孙中山于当年曾在澳门活动，说明孙中山从澳葡当局那里得到许可，允许在澳门居住。④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９日，广州《时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刊载陈炯明事变后孙中山再次返回广州，重掌当地政治、军事的消息，澳葡政府再次面临广州革命政府①（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５日、１８日。《澳门事件与中国要求》，《澳门专档》第４册，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②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关于澳门情况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４月１０日），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料集》（下册），第２０８７页。［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２０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１６４页。
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１３４４页，以及Ｒ．ＢｅｌｔｒｏＲ．Ｃｏｅｌｈｏ，犕犪犮犪狌犚犲狋犪犾犺狅狊：犘犪狊狊犪犱狅，犘狉犲狊犲狀狋犲，犉狌狋狌狉狅．Ｍａｃａｏ：Ｌｉｖｒｏｓ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０，ｐ．４２，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３５５页。
④［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４９页。
１６绪论的威胁，引起远在欧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强烈关注。为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ＤｏｍｉｎｇｏｓＬｅｉｔｅＰｅｒｅｉｒａ）立即发送电报给葡萄牙驻中国公使，要求评估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府后，对澳门的安全会否带来威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搜集中国的英文报章来分析当时局势，发现广州的政治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所以暂时未有能力再次威胁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澳督罗德礼（ＲｏｄｒｉｇｏＪｏｓé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也因此判断，反对葡萄牙的活动已减弱，不过应从“五二九”事件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加强葡萄牙外交活动，包括和香港政府应加强联系。同时，还要求葡萄牙派遣一艘战舰到澳门海域驻防，以免中国炮舰从内港威胁澳门。然而葡萄牙殖民部以尚未定巡洋舰“共和国”号起航到澳门的时间表为由拒绝，却建议澳督可以选择一位适合的人选开始葡中谈判，用以暂时和缓广州和澳门的紧张关系。其时陈炯明势力尚存，广东政局不稳，加之澳门市面平静如常，也没有合适人选，澳督罗德礼认为不必要与广州谈判。但澳门处于葡萄牙和中国两国的压力之下，葡萄牙中央政府强调他们对北洋政府的重视，所以必然保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的领导性，绝对不会改为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在这种基调之下，澳督罗德礼仍然需要前往广州表示友好，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不过，这种行动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政府的地位，于是，葡萄牙需要向北京方面知会。故于３月１４日，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符礼德（ＢａｔａｌｈａｄｅＦｒｅｉｔａｓ）会晤北洋政府总理张绍曾，探讨葡萄牙方面在澳门与孙中山接触的可能性，并获得北京政府的默许。最终，在葡萄牙政府多次催促下，澳督罗德礼北上与孙中山进行一次秘密会谈。中文档案文献对这次秘密会谈并无记载，而葡萄牙档案反映孙中山要求葡萄牙提供贷款。为防止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因不满澳门拒绝提供借款而有所行动，澳门方面开始向邻近的香港联络要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罗德礼派遣戈美斯·科斯达（ＧｏｍｅｓｄａＣｏｓｔａ）将军到香港讨论澳门的处境，并达成与香港的合作。
３月１７日，外交部和殖民部再次敦促澳门当局与广州会谈，可惜双方就鸦片专营权问题未能达成共识，结果澳门暂时终止与“中国当局”的谈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则表示由于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会谈，于是，再次致电报给葡萄牙驻北京公使，强调澳门当局必须继续进１７革命、战争与澳门行葡中谈判。①３天后，罗德礼回复海外部部长，终于达成广州当局保证澳门安定的协议，并且双方保持良好关系。②取得广州保证澳门安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罗德礼通知海外部部长，香港总督访问澳门，答应如果澳门再次受广州的威胁，香港方面愿意提供协助。③澳门最终在外交上取得北京的默许、广州孙中山方面的承诺和香港英国总督应许协助之下，达到政治上的稳定。④从澳葡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之革命党的态度来看，他们采取了一种策略———维持势力平衡———以求澳葡的利益最大化。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１９２１年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继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又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如何处理与中共及其影响下的政治力量的关系同样是澳葡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对待孙中山革命党的态度相比，澳葡政府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明显不同。澳门作为葡萄牙右翼意识形态的推行者，时刻维持着对左翼的监督。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据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情报称，苏联驻中国外交使团重要成员越飞（ＡｄｏｌｆＪｏｆｆｅ）提议，希望把澳门用作那些劳累不堪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休养地。澳葡政府当时并未就这一事件做出反应，但就在次年１０月，澳葡总督罗德礼接到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函件：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组织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⑤①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ｅｄｓ．，犆狅犾犲犮狅犱犲犉狅狀狋犲狊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犻狊狆犪狉犪犪犎犻狊狋ó狉犻犪犱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犲狀狋狉犲犘狅狉狋狌犵犪犾犲犪犆犺犻狀犪：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犚犲犾犪狋犻狏狅狊à狊犌狉犲狏犲狊犱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犲犆犪狀狋狅犲犪狊狌犪犐狀犳犾狌ê狀犮犻犪犲犿犕犪犮犪狌，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ｐ．３２６．②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ｅｄｓ．，犆狅犾犲犮狅犱犲犉狅狀狋犲狊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犻狊狆犪狉犪犪犎犻狊狋ó狉犻犪犱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犲狀狋狉犲犘狅狉狋狌犵犪犾犲犪犆犺犻狀犪：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犚犲犾犪狋犻狏狅狊à狊犌狉犲狏犲狊犱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犲犆犪狀狋狅犲犪狊狌犪犐狀犳犾狌ê狀犮犻犪犲犿犕犪犮犪狌，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ｐ．３２７．③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ｅｄｓ．，犆狅犾犲犮狅犱犲犉狅狀狋犲狊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犻狊狆犪狉犪犪犎犻狊狋ó狉犻犪犱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犲狀狋狉犲犘狅狉狋狌犵犪犾犲犪犆犺犻狀犪：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犚犲犾犪狋犻狏狅狊à狊犌狉犲狏犲狊犱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犲犆犪狀狋狅犲犪狊狌犪犐狀犳犾狌ê狀犮犻犪犲犿犕犪犮犪狌，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ｐ．３３３．④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ｅｄｓ．，犆狅犾犲犮狅犱犲犉狅狀狋犲狊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犻狊狆犪狉犪犪犎犻狊狋ó狉犻犪犱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犲狀狋狉犲犘狅狉狋狌犵犪犾犲犪犆犺犻狀犪：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犚犲犾犪狋犻狏狅狊à狊犌狉犲狏犲狊犱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犲犆犪狀狋狅犲犪狊狌犪犐狀犳犾狌ê狀犮犻犪犲犿犕犪犮犪狌，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ｐｐ．３３４３３５．⑤ＡＨ／ＧＧＣ／Ｍ１９，１９２４年１０月，里斯本，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６３页。
１８绪论１９２７年５月５日，港督金文泰的报告称：澳门有一个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也就是皇冠酒店。这个中心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联系。还称，某些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煽动分子”被认为有马林、沃纳（化名沃兹涅先斯基）、弗里曼和马蒂森，此外，还有大约３０个欧洲人和亚洲人。澳门不仅被认为给外国阴谋者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而且还以它便利的交通和通讯而著称，澳门港口为武器转运提供方便，澳门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讯。澳门的地理位置是广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情报联系的中心。①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日，澳葡政府报告葡萄牙秘密警察揭露了澳门两个共产党人身份的事件，这两名共产党人名为方云生和陈方凯，受雇于清平街一家印刷公司。警方在该二人处发现大量已经印刷好的敌视民国政府的文件和一些亲共的带有煽动性的材料。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门警方将此二人监禁起来。②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２日，澳葡政府更是颁布第２７００３号法令，要求所有国家及独立机构的公务员在担任临时或正式职务前进行“反共”宣誓。它明确规定，公民必须遵守１９３３年《政治宪法》规定的社会秩序，对共产主义及任何“颠覆思潮”进行积极的抵制。③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共产党人将澳门作为一个基地或藏身之处。尽管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澳门葡人，但是澳葡政府仍对其严加监视，乃至最后以法律形式规定禁止其存在。
①金文泰报告第８函，摘自一份关于传闻中的澳门共产党人活动中心的备忘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５日，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６４页。
②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ＡＨ／ＧＧＭ／１６，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日的报告，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６５页。
③［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２０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２７２页。
１９革命、战争与澳门第二节周边战事与澳门的被动应对一、抗日战争时期之“中立”政策日本从１９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形成军国主义，频频发动对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战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逐渐恶化，日本国内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转移民众视线，日本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伺机占领整个东亚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国国内混乱的局面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随之吞并东三省。中国国内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ＡｕｇｕｓｔｏＢｒａｎｃｏ）根据海牙第１３号公约的规定于１９３２年３月５日在日内瓦国联总部正式发表对中日冲突事件持中立立场的声明，宣称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中立国的法律地位。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亦在国际法层面取得不受占领的法律地位。①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政府随即对日宣战，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地区的开始。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以闪电战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后英国立即对德宣战，但没有要求葡萄牙援助，因此，葡萄牙政府宣布，只要葡萄牙的权利受到尊重，它就保持中立。②然而，澳葡政府这种所谓的“中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立，而是在澳门（也可以说是葡萄牙）在没有军事实力对抗日本的骚扰和进攻时，采取的一种对日妥协和积极努力地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自保”策略。故而，有学者称其为“随风倒”政策。③①犃狉狇狌犻狏狅犎犻狊狋ó狉犻犮狅犇犻狆犾狅犿狋犻犮狅犱狅犕犻狀犻狊狋é狉犻狅犱狅狊犖犲犵ó犮犻狅狊犈狊狋狉犪狀犵犲犻狉狅狊，犃狉狇狌犻狏狅犆狅狀狊狌犾犪犱狅犱犲犆犪狀狋狅，Ｍ１１６．②［美］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３９５页。
③黄庆华：《中葡关系史１５１３—１９９９》下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３１页。
２０绪论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开始入侵华南地区。由于港英政府对日本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而澳门却允许人员和物资自由移动，并对日本持友好态度，于是，日本就把澳门作为其战略物资中转站，日本商社利用澳门进行的进出口贸易随之增加。１０月２１日，广州沦陷。香港与广州、江门及西江各埠交通断绝，大批货物自香港运往澳门，然后通过民船、舢板及汽车转运内地，自此，战时澳门地位日益重要起来。①１２月２９日，面对广州沦陷的事实，为保存澳门，澳门警察厅长葛古诺（ＣａｒｌｏｓｄｅＳｏｕｓａＧｏｒｇｕｌｈｏ）上尉乘“澳门”号炮舰前往广州造访时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的日本陆军大将安藤利吉（あんどうりきち）。②也就在同一天，日本在广州建立的伪临时政府派其空军少校为使者代表安藤利吉拜访澳葡总督巴波沙（Ａｒｔｕｒ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ｄｅＳｏｕｓａＢａｒｂｏｓａ），由此而开始了葡日间的接触。③１９３９年２月中旬，葛古诺受澳督巴波沙差遣前往东京，访问日本军事当局，就与澳门有重大关系的若干问题试探日本当局的态度，包括：（１）释放几艘在日军占领广州时扣留的葡萄牙船只，其时珠江遭遇封锁，无法出来；（２）要求对上年１月３０日日本人轰炸肇庆天主教会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３）关闭两三个位于葡萄牙领水内的中国税厂；（４）澳门界址及有争议的边线，争取占领对面山及大小横琴。
鉴于葛古诺曾在澳门对日本施以援手，日方安藤司令许下诺言，会设法使中国政府接受葡萄牙的观点。日方回应称：一旦对面山的中国非正规军溃散，日本军方将下令将目前驻扎在该岛的日本正规军撤退，同时要求葡萄牙①《民国二十七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１９３８），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１９４６）》，第３８３页。日本驻澳门领事馆编：《澳门情况》，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２０９６页。
②［葡］莫嘉度（Ｖａ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Ｍｏｒｇａｄｏ）著，［葡］萨安东（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编：《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舒建平、菲德尔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③［葡］廉辉南（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Ｌｉｍａ）：《澳门：她的两个过渡》，曾永秀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５１页。
２１革命、战争与澳门及澳葡政府：（１）不要以再出口中国货物的方式为日本的敌人提供协助；（２）澳葡政府对拱北海关施加压力，令其接受一名日本关长，且整个华南的海关均由日本人出任关长；（３）禁止在澳门境内的华人报纸上刊登反对南京政府的文章。
事后，葡萄牙及澳葡政府对日本方面做出正式答复：（１）葡萄牙政府在中日冲突间保持最严格的中立，双方之间无需向（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同日本签订特别条例；（２）葡萄牙政府下令澳门当局禁止向中国再出口军用物资，铁路、飞机、卡车器材或汽油，且上述物资从未经过葡萄牙领水；（３）澳葡政府决定对当地刊物进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无不愉快事情发生；（４）至于拱北中国海关之事，亟待日本当局与其关长直接谈判，以寻求解决办法，葡萄牙政府目前以不介入为宜。①在东京期间，日方谈判团皆为清一色高级大臣，包括海军部大臣、外交部次长、参谋部副总长和海军部次长山本五十六。日方对葛古诺提出的有关澳门问题不感兴趣，反而提出葡萄牙提供帝汶岛作为日军军事基地的要求，立即遭到葛古诺上尉的断然拒绝。不过，日方还是为了扭转其因侵占满洲而遭到国际社会和国联疏离、谴责的被动局面，故意制造谎言，称葡萄牙承认伪满洲国并答应日本在澳门开设领事馆。②葛古诺访日虽未能签署正式协议，却引起日本乃至国际报界的巨大反响，纷纷谣传澳日之间已签订一项合作协议，通过协议，葡萄牙将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来换取日本政府为澳葡政府①Ａｒｑｕｉｖ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Ｄｉｐｌｏｍｔｉｃ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２°ＰＡ４８，Ｍ２１７，《葛古诺访日报告》，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７—１６８页。
②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澳门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２２绪论提供某些优惠。为此，葡萄牙驻华公使莱布雷·利马（ＬｅｂｒｅｅＬｉｍａ）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０日正式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否认与日本签订协议之事。①尽管澳葡政府大肆进行辟谣，但始终未能完全消除外间的传言与误解。据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冈崎９月１６日给外务省电文中称：“考虑到今后澳门有被中国方面各机构各团体利用作为抗日反汪策动的倾向，建议在澳门设置驻在员。”２３日，冈崎又发电文称：“在澳门发生任何问题都与我军的军事行动有密切关系。”②尽管澳葡政府极力否认与日签订合作协议，但是，１９４１年日本在澳门设立领事馆，表明澳日协议可能秘密存在。而且，在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日本南支陆军派遣军司令部代表安藤利吉及南支最高特务机关部代表和知与澳门署理总督毛殿弩（ＪｏｓéＣａｒｌｏｓ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Ｃｏｅｌｈｏ）签订《日葡澳门协定》，同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该协定共２８款，另附文１２０项。协定主要内容是日军维持澳门中立现状，条件是澳门远离重庆政府，并与汪伪政权合作，综合各条款有以下几点：１．澳葡政府尊重中国“和平建国”运动（“和平建国”为汪精卫提出），同情中国新政府（汪伪政权）一切措施。
２．不收留游击队和任何对抗中国新政府人士，拒绝收容破坏和平建国运动分子。
３．与日本和中国新政府共维邦睦。
４．澳葡政府同意日本所推行的东亚新秩序及远东和平政策。
５．澳葡政府尊重日军领导华军、华民和中国革新政体。
６．日华葡合作互惠后，澳门应与香港中断关系。
７．日华均得在澳门设立驻澳领事馆，领事馆设立武官和武装警察，人数由双方商订。
８．驻澳门附近日军有需要通过澳门或入澳观光，须事先取得澳葡政府同意，澳门军警入日华军防地亦然，舰艇之武装者亦同。
①Ａｒｑｕｉｖ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Ｄｉｐｌｏｍｔｉｃ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２°ＰＡ４８，Ｍ２１７，《葛古诺访日报告》，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镜海飘渺》，第１６２页。
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记录：《在外帝国公馆关系杂件设置关系葡国部》，转引自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澳日关系》，《澳门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２３革命、战争与澳门９．日华葡互惠合作，应本于至诚、互体困难共同合作之精神。
１０．澳门不强行使用日本军票，但协同劝导澳门侨民推行。
这是一份日葡之间的秘密协定，虽然这一份协定由于目前仅见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情报，在日葡档案中尚未找到相应的印证，但是，却与后来日葡关系的发展大致是吻合的。收到《日葡秘密协定》的消息后，国民政府立即指示外交部驻葡代表和澳门机构进行调查，这些行动也可以进一步确定“协定”存在的可信性。①除了与日军签订“秘密协定”，支援日军侵略活动外，澳葡政府还对澳门华人支持抗战的行动予以严厉禁止，以显示其“中立”立场。
１９３９年９月，日军完成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占领后，澳门坊间有这样的传言：一旦日军逼近澳门，政府会将聚居澳门的中国难民，包括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送交日本政府，以求和解；政府会没收民间团体所募集到的抗战经费，会对中文学校和慈善救灾团体进行全面清查，目的是让日军看到澳门的“中立”。国民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震怒，外交部立即传召葡萄牙驻华外交代办利马（ＪｏｏｄｅＬéｂｒｅｅＬｉｍａ）要求其做出解释，并要求葡方做出保证，当日军逼近澳门时，澳葡政府不会将中国难民送交日本军方。②中澳双方的最终交涉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澳葡政府并未采取上述传言中的行动。同时，澳葡政府于该年５月曾颁布法规，禁止进行一切户外筹款和宣传活动，只准户内非公开筹集。③同年９月１１日，澳葡政府颁布第２９０１号札谕，规定电油进口及转运方法，以保障澳门与外埠贸易一律履行中立。札谕规定澳门电油进口及转运均受经济局监督，其中，进口电油只准供应澳门必要之消费，同时停止电油转运出口，直至下令取消之日为止。④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６日，葡萄牙殖民地部致外交部的一份通告中称，澳葡政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致外交部公函，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日，中统情报１２月２日，侍六第３７３０４号，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１９９８年，第４２—４４页。
②《葡萄牙驻华代办致殖民地部电报Ｃ２３》（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５日、２７日、１０月１４日、１７日），《葡殖民地部致外交部公函》（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９日），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８页。
③《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４—１４７页。
④《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４日第３７号。
２４绪论府出版委员会一月份查禁中文报刊登载的消息共２５则：其中１４则损害澳门的“中立”地位，１则含诽谤性质，２则损害与（汪伪）广东省政府友好关系，８则冒犯日本人。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在政治上实行独裁，对民间一切集会和言论大力限制，对报纸进行新闻检查，澳门亦设有新闻检查委员会，每张报纸的消息必须在深夜１２时前送检，对被认为有害澳葡政府或煽动社会不满的消息一律删除。广州沦陷后，日军对澳葡政府施加压力，凡有不利于日本人的消息亦一律不准刊载。①８月２７日，日本驻澳门领事福井保光（ふくいやすみつ）照会澳督戴思乐（ＧａｂｒｉｅｌＭａｕｒíｃｉｏＴｅｉｘｅｒｉａ），希望澳葡政府密切关注在澳门范围内不利日本的活动，包括协助重庆方面的社团向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区走私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重庆国民政府所属组织在澳门的秘密活动及反日宣传等。而随着与重庆国民政府战事的升级，日军日益加强同南京伪政权的合作，极力通过海禁及陆禁的方式严格禁止重庆国民政府控制下地区物资的进出。为此，福井保光建议澳葡政府：（１）禁止向重庆国民政府提供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以协助重庆政权控制下的地区：ａ．禁止通过澳门从中国沿海、缅甸、印度支那、广州湾等向重庆政权管制下的地区提供一切可以帮助重庆政权的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ｂ．大量进入重庆政权管制下的地区的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许多是通过澳门的走私小艇进行的，破坏了日本的海上封锁。必须对澳门湾内的一切船只进行随时的检查，以防止走私；ｃ．日本当局将协助澳葡政府施以严禁，以保证前两款（ａ与ｂ）的执行。为此，澳葡政府为日本当局驻澳船只及人员提供便利及保护。
（２）关闭“重庆国民政府”的机构，并遣返日本当局指定的敌对人士：ａ．在日本当局的指定下，关闭重庆政权旨在于日本占领区制造混乱情报的组织及（驱逐）间谍人员；ｂ．对以公司或个人名义所进行的禁运物资的运输，采取严格的禁止措施。
（３）全面取缔反日宣传、谣言、印刷品及组织：ａ．取缔任何国籍人士的反日宣传及反日、反“南京中国政府”的电台、影片及政治活动；ｂ．取缔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６日葡殖民地部致外交部通告第８３１号，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４８页。
２５革命、战争与澳门恐怖活动，并防止此类人员进出澳门。①也就在同一天，澳督戴思乐致函日本驻澳门领事福井保光，对其同日的照会予以回复，表示日方所提的三方面建议完全符合澳门及葡萄牙政府“中立”的立场，但某些执行方面的细节有损葡方的主权，对此不予接受，也不准备谈判，同时某些要求也无法承诺接受。②鉴于澳葡政府对日方照会某些方面提出异议，福井保光于９月５日又向戴思乐发出一份备忘录，对８月２７日日方建议书中部分条款及文字进行解释：（１）第１款中的ｃ项中“协助”的含义是日本海陆军当局应通知澳葡政府对可疑的船只、人员提供情报并要求驱逐之；（２）第２款中“指定”的含义不是否认澳葡总督的权力或澳葡政府的管辖权，日本当局必须出示证据；（３）第３款中“全面取缔”的含义是取缔一切可能。
澳督戴思乐同日予以回复，表示愿意接受８月２７日日方建议书及上述备忘录，以示其与日本政府真诚合作的愿望。③澳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相当遵守日葡间协议的条款，即使是在日军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无条件投降后，澳门民众鸣放鞭炮，以示庆贺。澳门警察厅仍以为此种行为违背“中立”立场，数百人因此被捕，澳葡政府特以发布告示，严禁特异举动与燃放鞭炮。④澳督戴思乐亦于８月１３日上午１１时在督辕接见澳门各报社代表，表示日葡邦交友好关系与战前相同，而澳门方面则务必继续维持“中立”立场，否则对①Ａｒｑｕｉｖ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Ｄｉｐｌｏｍｔｉｃ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２°ＰＡ４８，Ｍ２１２，Ｐｒｏｃ．３３．２，《澳葡总督戴思乐１９４１年９月３日致殖民部长公函附件》，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镜海飘渺》，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②Ａｒｑｕｉｖ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Ｄｉｐｌｏｍｔｉｃ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２°ＰＡ４８，Ｍ２１２，Ｐｒｏｃ．３３．２，《澳葡总督戴思乐１９４１年９月３日致殖民部长公函附件》，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镜海飘渺》，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③Ａｒｑｕｉｖ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Ｄｉｐｌｏｍｔｉｃ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２°ＰＡ４８，Ｍ２１２，Ｐｒｏｃ．３３．２，《澳葡总督戴思乐１９４１年９月５日致殖民部长公函附件》，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镜海飘渺》，第１７２—１７４页。
④《警察厅长发表谈话严禁特异举动》，《西南日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
２６绪论违背“中立”之报道予以停版。①直至９月２日，澳葡政府才不再坚持“中立”，允许全澳工商界放假狂欢及庆祝３日，政府公务员特别放假一天。澳门主要华人领袖对澳门民众发表战争结束和抗战胜利的演说。当时，议事亭前地除了挤满数千人观看舞狮外，在市政厅礼堂内，澳葡总督、澳门主教、各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也一起庆祝战争的结束和抗战的胜利。②关于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得以实施的原因，中外学者都曾做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一种推论是抗战时期巴西住有数百万日本侨民，而历来葡国与巴西关系密切，在葡国运动之下，巴西照会日本政府，如日本军队侵占澳门，则巴西将驱逐日本侨民回国，澳门因之而赖以保持“中立”；③二是因为作为“中立”方的葡萄牙和澳门分别担当了英美方面、蒋介石国民政府方面及日本方面的情报收集基地的角色，如果日本军事性占领澳门的话，澳门就失去了其情报收集地之机能，且很可能导致日本和葡国的国交断绝，这样一来更会失去里斯本这一情报收集基地，因而澳门这一弹丸之地得以保持中立。④上述分析只是分析了“中立”得以实施的外部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澳葡政府内部，他们将“中立”政策作为不被日军占领的一个筹码。由来澳访问的日本领事官所撰写的一份秘密报告清晰地揭示出这一点：“澳门的葡萄牙官员决心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们内心的感受如何，但在表面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友好的，而且，他们显然在做每一件能够取悦于我们的事情。例如，他们曾用大米换武器。他们对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行动视而不见，似乎跟英国领事毫①《澳督对各报代表阐明继续维持中立》，《西南日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
②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区慧卿英译、曾永秀葡译，澳门，澳门文化局、澳门博物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５页。
③江客：《日军为何不进驻澳门》，《澳门日报》（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４日）。笙秀：《抗战期间三个谜》，《澳门日报》，１９９４年６月５日。
④Ａｒｑｕｉｖ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Ｄｉｐｌｏｍｔｉｃ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２°ＰＡ４８，Ｍ１７５＆Ｍ２１７，《日本驻里斯本使馆关于日军占领对面山致葡外交部的照会》，转引自金国平《抗战期间澳门的几个史实探考》，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１册，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８年，第３０９—３１０页。李福麟：《澳门四个半世纪》，澳门，澳门松山学会，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８页。［葡］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１８２０—１９７４）》，沈振耀、黄显辉译，第６３页。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澳日关系：关于日军不占领澳门的初步考察》，《澳门研究》第５期，１９９７年。［美］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第３９７页亦称，澳门二战期间未被日本占领，是因为日军“显然认为澳门这块小地方无足轻重，没有必要去侵占它”。［葡］莫嘉度：《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页。
２７革命、战争与澳门无关系，至少在我们面前是这样，可以肯定，尽管澳葡总督及其他官员几乎不可能太多地考虑我们，但他们的行动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①澳葡政府奉行所谓的“中立”，这一政策一方面使澳门免受日本占领；另一方面却又使澳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既要遭受日本的封锁，又因澳葡当局向日本军队提供援助而遭受美军的打击与报复。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至７月２６日，美军曾对澳门半岛及路环先后进行了５次轰炸，目标主要是燃料库、机场、公路等。尽管葡萄牙驻美国大使馆与葡萄牙外交部都曾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道歉和赔偿，美国政府在接到抗议照会后也都会予以接受，但是，轰炸还在继续，并未因葡萄牙抗议而终止，直至日本投降。②正如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Ｖａ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Ｍｏｒｇａｄｏ）所指出的那样：“澳门处于中国大陆和日本海军的夹缝中，处境险恶，一视同仁和明白无误的行为，都将受到他们不信任目光的怀疑”。③二、粮食危机之解决自明代开始，澳门城市的民生就主要依赖中国大陆，直至民国时期，情形依旧。民国时期澳门周边的战事对澳门民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战争初期，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因为澳门与中山毗邻，内地粮价低廉，不少农民在收获之后，总会把余粮偷偷运至澳门出售，数量可观，故而，尽管日本南侵初期澳门人口大增，但是，澳门的粮食供应还是比较充裕的。
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日军在中山唐家湾登陆，所有石岐、莲塘、隆都各乡男女纷纷赴澳避难，为数２万余人，澳门人口陡增至３０万，澳督、镜湖医院、商会、同乡会等各方设法收容难民，但是，粮价日趋高涨，且因海道交通断绝，虽有钱财亦难购买，④饥荒由此爆发。直至１２月１６日，才有澳葡政府对处理粮①《魔法档案：日本绝密外交通信的摘录和抄件，１９３８—１９４５》，美国陆军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６日，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７７页。
②ＭｏｉｓéｓＳｉｌｖａ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犛犻狀狅狆狊犲犱犲犕犪犮犪狌狀犪狊狉犲犾犪犲狊犔狌狊狅犆犺犻狀犲狊犪狊，１９４５１９９５，犆狉狅狀狅犾狅犵犻犪犲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ｐｐ．２７３２．③［葡］莫嘉度：《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第１３７页。
④《澳门谣言四起，物价空前高涨》，《中山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０日；《石岐沦陷后之澳门动态》，《中山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２日。
２８绪论食危机的办法的报道出现。据《华侨报》消息，澳葡政府为解决市民食米问题，在澳门设立了７处公米站出售公价米，它们分别位于赛狗场、白鸽巢花园内官印局、米街福莱米店、海傍协成昌米店、新桥街米市对面振兴米店、望厦观音堂侧庆礼园、白鸽巢花园内。①自此至抗战结束，粮食危机成为澳门的一种常态。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澳葡政府于统制物品输进委员会下设立货仓，以便管理市场上发售之米价，同时受管辖的还有几种粮食、燃料等。②１２月３日，澳督戴思乐偕夫人、秘书高士德（ＡｎｔóｎｉｏＭａｒｑｕｅｓｄａＣｏｓｔａ）由澳门抵达香港，访问新任第２１任港督杨慕琦（Ｍａｒｋ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Ｙｏｕｎｇ）。③此次澳督访港的目的之一就是同香港米商洽谈谷米购买问题。当时全澳谷米储存量不足５０００包，可见当时澳门的粮食危机。澳督这次访港分别从香港订购２万包，从越南西贡订购２．６万包并从泰国曼谷订购２万包白米，并要求这些米谷要在１２月底前运至澳门。④但是，就在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到日军攻击，英日两军经过１８天的激战，香港最终于１２月２５日陷落。香港陷落后，日军开始封锁海上交通线，上述购米和约可能因战争而中断，洋米无从运入，从中山、新会等处运米又为日军和汉奸操纵，致使澳门出现抗战时期的第一次粮食危机。
为了缓解这次危机，澳葡当局于１２月１３日在《澳葡政府宪报》公布领取、购买粮食凭券区域划分办法。同时刊登定量购买粮油副食品的公告。其中，每日成年人只可购米１斤，小童半斤；食油，每星期成年人可购５两，小童５两；面包，每日成年人１个，小童１个；面粉，每星期成年人３两，小童２两；牛肉，每日成人２两，小童１两；煤炭，每人每星期８斤；火水，每星期２斤。⑤１２月１９日，澳葡当局再次颁布有关持券购买粮食方法之公告：①《政府售米站共有七处》，《华侨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②《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５号。
③《华商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３日。按：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澳门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称，此次澳督戴思乐在香港逗留两天，于１２月３日返回澳门。
④《戴思乐致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密函，澳门引渡汉奸战犯案》，１９４６年８月３日，第１３３页，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５２页。
⑤《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第５０号。
２９革命、战争与澳门一、澳门市分开街道或合数街为一坊。
二、每屋业主或其代表人于本布告公布后即将每屋住客若干开列清单。
三、该清单必须列明每屋所住几家人、家长姓名、已成年人数若干（家长在内）至十四岁以下之小童若干及住址等项。
四、该清单如系葡国人业主，必须用葡文缮写。倘中国人业主，可用华文缮写。但为居民便利起见，请用葡文缮写。
五、凡船户无论曾否在港务局注册，按照本示之规定，作为屋宇其船主人应负与市内屋宇业主之同样责任。
六、该清单应即整备，以便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指定之地点呈交。至业主或其代表人当即领收购买粮食凭券交住客。
七、凡船只之东主应将该清单于本月二十三日呈交港务局，以便领收新凭券。
八、凡业主应负责本人或其代表人所填报各件，倘查出有假冒不实之处，即依法处罚。①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２日，澳葡政府再次颁布有关换领、购买粮食券之布告：兹定于本月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日，由上午９时半起，以后在下列各所开始领换３月份购买粮食凭券。此凭券无论由业主或住客，均可领取。②尽管澳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以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但是仍有大批难民因物价飞涨，无力维持生活而暴毙街头。粮食奇缺，肉类更少，价格奇昂，时人称１９４２年春天为“黑色的春天”。③为了缓解粮食缺乏带来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由社团澳侨赈饥会于３月２２日在东亚酒店８楼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由赈饥会主席刘柏盈出任会长，同时推举高可宁、刘叙堂、崔诺枝、梁彦明等２１人为常务委员，并延聘澳督戴思乐、经济局长罗保为名誉正、副会长。澳①《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５１号。
②《澳门市行政局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２日有关换领购买粮食券之布告》，转引自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区慧卿英译、曾永秀葡译，第６２页。
③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１５８页。
３０绪论葡政府遂决定协助回乡会护送５万人归乡，所需经费约高达５００余万元，由政府负担一半经费，并由高可宁、傅伟生两人共同负担１／１０，其余皆由澳门侨胞负责。据统计，至５月９日，回乡会共资送１１５９名难民分６批回乡。①另一方面，政府也积极行动，先后在澳门半岛及鱶仔新开设１０余处公米站。
先是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５日，澳葡政府在海镜戏院与河边新街２７５号开设２家公米站，②后又于４月２８日，在鱶仔木铎街轩记杂货店、同和街茂泰什货店、同和街达昌杂货店、同和街永和香什货店、宦边街公兴隆什货店及施督宪街什货店开设６家公米站。③在施行粮食管制的同时，澳葡政府还积极寻求粮源，先后于当年５月１５日与８月２１日两次从泰国购回白米３万余包。④１９４２年９月，澳门战时物资流通遭遇日本的严厉管制和封锁，自波集团司令部发行的本月的《经济封锁月报》中可以看到澳门—广东、澳门—中山、澳门—香港、澳门—广州湾的物资流通状况：（１）澳门与广东之间的交易由特定的商人利用内河运营公司的定期航线进行。由澳门输出草苇、豆类和药品等，而由广东方面则输入中药材、干菜干鱼类和蔬菜类的东西。
（２）澳门与中山之间的交易通过拱北海关进行。由澳门商人输出海产品、面类等，而由中山县输入鸡鸭类、蔬菜和鲜鱼等。两地之间的走私活动相当频繁，从澳门运出药品等，而从中山运入米粮、蔬菜和薪炭等。
（３）澳门与香港之间的公认贸易规模极为细小，但由散布在澳门香港之间的小岛以接力形式有大量的小船在进行走私活动。由澳门运出蔬菜、水果和海产品等，而由香港运入药品、海绵和油类等。
（４）澳门与广州湾之间由新兴洋行和内河运营所属的船只运营，由①《全侨协力紧密进行，回乡会昨日成立》，《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４日；《政府决协助回乡会，护送五万人归乡》，《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７日；《回乡会前后共资送千六百人，会款支绌希望社会人士协助》，《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０日。
②《下环街增设一米站》，《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５日。
③《到鱶仔去，全市共设米站６所》，《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８日。
④《白米二万包昨已到澳》，《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６日；《公米万包昨已抵澳》，《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２日。
３１革命、战争与澳门澳门输出药品、布匹绸缎和砂糖等，而由广州湾则输入砂糖、猪和豆类等物品。①鉴于珠江三角洲水陆两路均被日军封锁，为应对战争和难民潮所带来的物资短缺的现实，澳督戴思乐宣布将大米、燃油和生活必需品，由原来的自由市场经营方式转为配给制，新设立进口规划委员会统一处理所有受管制的物品，包括对入货和分配进行监督。②以上措施，暂时解决了第一次粮食危机。澳葡政府所采取的拯救措施也使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华侨报》报道：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澳葡政府设立公米站出售公米至今，仅食米公卖一项，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政府就亏损５００万元，当时所售出的公米，每担亏蚀１５元。而政府一年的税收仅６８１万元，支出亦仅５２０万元。③由于难民的大量增加，加之日军封锁海、陆贸易通道，澳门粮食供应在７月份出现抗战以来第二次危机，为了限制商人将公米囤积，澳门市行政局兼警察局于７月２７日颁布有关限量购买粮食之公告：一、自即日起，所有商店及杂货店零沽白米或谷米，严禁售出与每一购买者超过二十斤以上；二、若购买者已经领取特别许可证，谷米白米仓东主及司理可任其自由购买，但该特别许可证必须有购买者之姓名及其存储谷米白米之地点；三、私人照其家口计每人存米最高限度为１００斤，但必须呈报并将粮食证缴销；四、酒店、旅店、中西菜馆、茶楼、饭店等必须将今日所存之谷米额数由本日起限三日内呈报；五、白米谷米仓、什货店及零沽店由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限三日内将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记录，波集团司令部《经济封锁月报》１９４２年９月３０日，转引自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澳日关系：关于日军不占领澳门的初步考察》，《澳门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②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澳门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③《华侨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３２绪论今日所存之谷米白米数量呈报；六、本布告所述呈报及领取特别许可证及缴销粮食证等每日由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四时至六时在警察局三楼督案处办理，再布告凡商店什货店必须将各项粮食价目用中西文字列明，以西洋纸为本位之价格，长粘在店内显眼之处，包括白米、谷米、生油、糖、猪油、豆类、面粉、片糖、盐及猪肉等。①澳门市政局于８月３日进一步发出公告，规定由即日起，运米谷入口，得预先领取许可证，无证私运者全数没收并罚款至８０００元，②试图以此种措施杜绝商人囤积居奇之行为。８月９日，澳督戴思乐邀请全澳名流绅商，商讨解决澳门粮食供应问题，并即席组成澳门居民粮食互助委员会。由寓居澳门的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担任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刘叙堂担任副主席，戴思乐担任名誉主席，经济局局长罗保担任名誉顾问，常务委员有林子丰、高可宁、高福耀及钟子光等。粮助会以官民合作的方式运作，其资金采取借款方式，由政府担任，准备集资３００万元，政府垫支５０万元，其余２５０万元由各绅商分认，以所集资金向内地购买谷米，支付欠费后以最低价交由米店零售。
该会在数日内即购回谷米数千担，有效舒缓了食米的压力。③８月１９日，此前澳门市行政局有关凭证购买粮食及限量购买粮食等项规定取消，④澳门第二次粮食危机得以缓解。
由于日军封锁等原因，澳门粮食危机并未彻底解决。所以澳督府秘书长高士德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９月两次前往广州商谈谷米供应问题。先是７月２８日广州方面应允每月供应１５０００担大米，供应３个月。⑤后其又于９月上旬再访广州，同广东政府达成一致意见，由广东每月供澳２万担大米，以半年为期，共进口１５万担大米到澳门，以渡过澳门的粮荒。⑥但至１９４５年，事情再①《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３年，第１６号，第４１９页。
②《由今日起运谷米入口，经预先领取许可证》，《华侨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３日。
③《华侨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０日、８月１１日、８月１２日及８月１９日。
④《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３年，第１８号，第４５１页。
⑤《华侨报》，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
⑥ＫＷＩＺ６９／３２，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７９页。
３３革命、战争与澳门次发生转折。
２月２日，日本驻澳门领事馆首任领事福井保光、书记官朝比奈泰晖于松山做完早操返回领事馆途中在连胜马路遭到两名华人刺杀，福井身中两枪，重伤，朝比奈中一枪。两人随之被急送政府医院，但因伤势严重，福井于次日死亡。事发后，澳葡政府密切配合，全力侦察，但始终没能掌握案件的具体隐情与重大线索。葡萄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恩里克·瓜雷斯马（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ｄａＧｕｅｒｒａＱｕａｒｅｓｍａ）也为此亲自前往日本驻里斯本公使馆致歉。福井死后，日本外务省立即派出广东“大使馆”事务所领事岩井英一（いちいえいいち）赴澳门出任领事一职，并准许了岩井提出的以孙嘉华为首１０位广州青年组成卫队同赴澳门的请求。岩井２月抵澳，５月离任时，卫队增至５０人。岩井来澳后，重点处理福井被刺案，并经请示外务省同意后，提出四点解决方案：（１）逮捕犯人；（２）总督有责任维持治安；（３）对死伤者予以赔偿；（４）对日本人的安全今后予以保障。同时，岩井支持南京日本军司令部以保护侨民为名占领澳门的建议，不过最终因缺乏具体实施的步骤不了了之。但是，日军还是从广东对澳门实行了惩罚性的封锁，造成澳门又一次粮食短缺，后在日本驻葡萄牙公使森岛守人（もりまもりと）的建议下才予以取消。①５月２３日，澳门出现抗战以来第三次粮食危机，因日军封锁澳门，再次出现食米短缺，导致米价暴涨，每担米涨至２８０元。热心人士甘志远、黄森、黄球、黄祥等人组成“平抑米价委员会”。黄球为伪中山县护沙大队长，后被黄公杰暗杀；黄祥为伪中山县联防队大队长。在有关平抑米价的会议上，该委员会当着经济局局长罗保、贸易局司理梁基浩的面，指责政府将食米定价过高。由于该会对澳门米价的干预，导致２４日澳门米价急跌，每担米价一日间竟跌至６０—７０元。②对于此次粮食危机的原因，亦有学者认为，１９４５年①《岩井英一氏继任日驻澳门领事》，《西南日报》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９日，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萨拉查档（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ａｌａｚａｒ），Ａｏｓ／ＣＯ／ＵＥ１０ＡＰＴ４，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镜海飘渺》，第１５３页。房建昌：《从日本驻澳门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广东文史》，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房建昌：《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与特工人员在澳门活动的几点补正》，《民国档案》，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②《华侨报》，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３日及５月２４日。
３４绪论５月澳门的粮食危机，一方面米价上升到市民无力购买的地步，另一方面是米商大量囤积不售，加上日军封锁澳门谣言，情况已到人人自危境地，米价上涨到每担２８０元，政府曾委托９家米店出售公米，以每元１０两出售，则有人以每元９两收购而以每元７两出售，令粮价高涨，政府一直拿不出有效措施打击。至５月底，由当时经济局长罗保等人出面召集米商，要求平抑米价，指令平抑米价委员会强力对付奸商，并由政府强制清点存米，调查发现全澳米商有存米达５７０００斤，存谷更达６９４０００余斤，在舆论指责下，米价开始下跌，并一日三跌。①可见，米粮价格实是人为操纵。所以，澳葡政府于５月２４日又颁布关于商户存储谷米的暂行规定：一、非有统制委员会之许可证，不得将谷米在本澳内迁移，如违犯本规定者，将谷米没收充公；二、未得统制委员会许可，米机不可碾磨谷米；三、各米机须设簿册，用以记载每日之碾磨工作情况；四、所有存谷米行店及居户，如存谷米数逾五担者，限由本布告日起三日内据实报告统制委员会；五、报单须具正副两张，由统制委员会编列号码及签署盖章，将副单交回报者，以证明已遵照布告办理；六、倘存谷米而不具报或具报之数额不实，按照犯有囤积垄断之条例予以处罚，即将谷米没收及罚款，罚金最高不超过８０００元；七、谷米所呈报实数可以用证据证明，且统制委员会可以赴其存仓或存户搜查是否属实。②７月２日—１６日，为解决澳门粮食供应问题，澳葡政府特遣军需处处长贾拉度（Ｇａｌｌａｒｄｏ）赴广州谈判。澳门地区粮食主要靠外地供应，每月谷米由中山县方面输入者为最多。自上年开始，澳葡政府为解决本地粮食问题，派出秘书长高士德去广州与广东省政府订立米约，每月粤方输进谷米２万担，①《华侨报》，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０日及５月２２日。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５３—５４页。
②《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５年第２１号，第１９０页。《政府明会布告，存谷不得迁移》，《华侨报》，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
３５革命、战争与澳门以半年为期，期满续订，至此条约到期，澳葡政府亟待派员续约。因高士德公务倥偬，改由军需处处长贾拉度前去。经过数天周旋谈判，最终粤澳双方同意续约，且每月粤方输进谷米数量增加一倍，高达４万担。①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日本对华南海域的封锁被解除，也就在这一天，大量谷米运到澳门，致使米价狂跌，每担最低之盘为１０９元。②据统计，在这场由日军侵华而造成的澳门大饥荒中，有超过５万人因饥饿而死。直至日本投降，这场浩劫才告终结。
三、军事防御之加强中国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澳葡政府造成一种危机感。
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澳葡政府就开始加紧其自身防御建设的步伐。
据《铁城报》报道，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澳门新调来葡兵约５００名，其中，葡人土生兵不过百余人，其余为非洲黑人。据澳门葡人向华人介绍，这支军队为葡国革命军，能征惯战，黑人则最矫捷，上山如飞，下水如獭等。③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随后在全国范围掀起大革命风暴。６月２３日，李森代表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宣读解决上海五卅惨案的１６项条件，其中包括收回海关、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铲除外国在华势力的要求。示威大会通过这些要求后，从下午１时３０分开始游行示威，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及殿后的军队共有五六万人之多，手执小旗前进，沿途喊口号及派发宣传单。半小时后，当岭南大学学生及湘军游行队快到沙基西桥口时，守卫在珠江对岸军用沙包后的英军突然以机关枪扫射游行队伍，同时在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国、法国、葡萄牙军舰以机关炮和大炮射击群众，至下午５时３０分方才停息，共造成５２名华人被杀，１７０人重伤。
“祖国”号炮舰舰长热罗尼莫·毕瓦尔（ＪｅｒóｎｉｍｏＢｉｖａｒ）和葡萄牙驻广州领事①《秘书长高士德谈粤澳米约半年期满》，《西南日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贾拉度于今晨启程赴省谈商米食问题》，《西南日报》，１９４５年７月２日。《政府有关方面证实粤澳谷米订约完成》，《西南日报》，１９４５年７月８日。
②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区慧卿英译、曾永秀葡译，第１９３页。
③《铁城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郑勉刚：《澳门界务录》（手抄本）第７卷。
３６绪论费力什·奥尔塔（ＦéｌｉｘＨｏｒｔａ）在开炮之后，很快便通知澳葡政府，并请求澳葡政府署理总督奥古斯托·山度士（ＪｏａｑｕｉｍＡｕｇｕｓｔｏ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派军舰协助防守，葡萄牙殖民部也很快做出回应，致电询问澳门的物资供应是否充裕，随时准备风潮蔓延。而澳门行政局（Ｃｏｎｓｅｌｈｏ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ｏ）要求把仍在广州协防的“祖国”号炮舰撤回澳门。葡萄牙殖民部也配合布防，增派一连莫桑比克土著士兵加强陆军，也可以在局势危急的时刻协助英军防守。①为了加强水陆空防卫能力，澳葡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正式成立海军航空中心，由海军上尉贾伯乐（ＪｏｓéＣａｂｒａｌ）主持。航空中心位于原鱶仔教堂海滩处，拥有３架小妖精ⅢＤ型飞机，其中包括高甸玉（ＧａｇｏＣｏｕｔｉｎｈｏ）、沙嘉都喇·贾罢拉（ＳａｃａｄｕｒａＣａｂｒａｌ）进行穿越大西洋历史性飞行的“圣十字”（Ｓ．Ｃｒｕｚ）号。１９３３年，航空中心停办。１９３８年航空中心复办，拥有鱼鹰（Ｏｓｐｒｅｙ）飞机数架。②澳葡政府不仅注重自身的防卫建设，还积极寻求外部帮助。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澳门立法会召开秘密会议，谋划未来的对策，署理总督奥古斯托·山度士决定加强澳门的军事防御。
当天，葡萄牙驻伦敦外交代表洛尔彤·马都嗉（ＮｏｒｔｏｎｄｅＭａｔｏｓ）也取得英国答应，在必要的时候派兵协助澳门防守的承诺。③自此，港澳开始在混乱的政局中协同防守。
抗日战争爆发后，鉴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澳葡政府着手其陆海空军队建设。１９３７年６月３０日，葡萄牙政府派遣了第５７、５８、５９队三支土著远征军连及混合炮兵部队从莫桑比克前来澳门，其中第５７队于当日抵澳，其他两支１０月４日到达。澳门同年海军实力亦得到加强，增派一级舰艇“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号及四架水翼飞机，并恢复①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ｅｄｓ．，犆狅犾犲犮狅犱犲犉狅狀狋犲狊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犻狊狆犪狉犪犪犎犻狊狋ó狉犻犪犱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犲狀狋狉犲犘狅狉狋狌犵犪犾犲犪犆犺犻狀犪：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犚犲犾犪狋犻狏狅狊à狊犌狉犲狏犲狊犱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犲犆犪狀狋狅犲犪狊狌犪犐狀犳犾狌ê狀犮犻犪犲犿犕犪犮犪狌，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ｐｐ．３９９４０４；钱义璋编：《沙基痛史》，独立旬刊社，１９２５年。
②［澳］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２１４页。施华：《澳门政府船坞：造船修船１００年》，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１９９６年，第４２—４３页。
③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ｅｄｓ．，犆狅犾犲犮狅犱犲犉狅狀狋犲狊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犻狊狆犪狉犪犪犎犻狊狋ó狉犻犪犱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犲狀狋狉犲犘狅狉狋狌犵犪犾犲犪犆犺犻狀犪：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狊犚犲犾犪狋犻狏狅狊à狊犌狉犲狏犲狊犱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犲犆犪狀狋狅犲犪狊狌犪犐狀犳犾狌ê狀犮犻犪犲犿犕犪犮犪狌，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ｐｐ．４１５４２４．３７革命、战争与澳门１９３３年被取消的海军航空场。①１０月２０日，澳督巴波沙致电葡国殖民地部，请葡国政府增派军队驻守澳门。１１月，一艘葡国战舰送达澳门一批军队和军事设备，增强了澳门的防卫力量。市民就葡军到达澳门议论纷纷，一些本地葡人生怕日本和中国干涉，因此，有人公开质疑澳门现阶段是否需要增加驻军。巴波沙解释称，加强军事力量纯属防卫性质，可以作为维护中立的有力保证。②１０月，葡国政府又向澳门增派了“巴托洛梅乌·迪亚斯（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Ｄｉａｓ）”号和“贡萨洛·维略（ＧｏｎａｌｏＶｅｌｈｏ）”号两艘军舰和两单位炮兵。③１２月，澳葡政府正式组建航空服务局，以加强澳门地区防空能力。服务局除后备引擎及一些配件外，还配备了２架鱼鹰（Ｏｓｐｒｅｙ）飞机，后又从英国购入４架鱼鹰飞机，６架飞机均停放在内港新机库。④其后的几年间应大致维持在这一水平。据日本人柳泽武（やなぎさわたけし）记载：当时澳门驻军包括三个步兵连：一个葡萄牙人的，一个华人的，一个非洲人的。补充部队有：一个机关枪班，防空炮，两辆装甲车，一个野战炮连和一个要塞连。
另有２０００人的临时卫戍部队，由２１名军官和５１１名军士组成。２艘海岸炮舰，１艘炮舰和２艘江河炮舰。即为澳门的海军力量。空军（以鱶仔岛为基地）由最近获得的４架英国制造的水上飞机所组成。⑤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保护澳门的安全，澳葡政府对澳门进行了防御目的的军事强化，但是，澳门对抗战的贡献主要是非军事性质的。在抗战之初，澳门各界人士就积极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⑥以此筹款购买军需，为保卫广东出力。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各界发起爱国抗日团体，组织宣传、赈济、救亡以及回内地服务等活动。共产党将抗日战争变成一场人①［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２０世纪（１９００—１９４９）》，金国平译，第２７６页。
②《澳门总督致殖民地部１９３７年第１２６号电报及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葡萄牙领事致外交部电文》，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５页。
③［葡］廉辉南：《澳门：她的两个过渡》，曾永秀译，第４９—５０页。
④ＬｕíｓＡｎｄｒａｄｅＳ，犃狏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犕犪犮犪狌：犗狀犲犎狌狀犱狉犲犱犢犲犪狉狊狅犳犃犱狏犲狀狋狌狉犲，Ｍａｃａｕ：Ｌｉｖｒｏ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０，ｐ．５６．⑤［日］柳泽武：《帝汶岛与澳门》，《当代日本》，１９４１年第１０期，第１２９７页，转引自［澳］杰弗里·Ｃ．冈恩《澳门史：１５５７—１９９９》，秦传安译，第１６９页。
⑥《华侨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８绪论民战争，珠三角的游击队层出不穷，澳门政府屡次寻求游击队的防御帮助，对付汉奸和伪军，其中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于１９４４年通过居住于澳门的中山人黄槐，与澳门总督代表取得联系，得到了澳门从医疗、军需和允许发动抗日募捐等方面的支持。①总体来看，在国民革命期间，尽管澳葡政府一度支持和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宗主国葡萄牙共和国强化殖民地的政策对其是有较大影响的，澳葡政府据此屡次实施扩张和占据的活动。然而，在中国方面，无论是南北割据时期，还是国共内战期间，广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澳门问题都有比较坚定的立场，使澳葡当局的扩张图谋未能得逞。在澳葡政府对澳门的具体管治中，尤其是面对中国以基本供给为掣肘之际，仍以澳门的存续和繁荣为首要考虑，为此，澳葡政府为澳门的基础建设和发展方向定下基调，并力求与各方平衡关系。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期间尤为重要，为了保全葡萄牙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澳门的存在，澳葡当局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战争最汹涌的旋涡中求“中立”，能化解就化解，能保护就保护，能利用就利用，在被动地、无奈地应对时局的过程中，侥幸地维持了澳门的和平。